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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范文1
中国建筑一直以来以土和木为主要建筑材料，后来又伴随加工石料、烧制的砖瓦等材料构建而成，故中国又把建筑工程称为土木工程。建筑艺术则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应运而生的。在阶级社会，建筑艺术无疑打上了统治阶级审美的烙印，而众多民居则更多表现出了老百姓的喜好和追求。建筑艺术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实用，在满足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匠师们的美化处理，产生了建筑艺术。比如中国建筑的坡形大屋顶就是为了排水和遮阳的实际用途。被称作“飞檐翘角”的屋盖也是由于使排水抛远、多纳阳光的需要而创造的优美形象。在这技术与艺术构成的文化综合体中，建筑是由人创造的，作为文化，建筑的主角是人。所以，当我们认识中国建筑文化的本质时，必然要考虑处于一定建筑环境中的人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和行为。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不仅能帮助我们探究建筑的形式和技艺，同时发掘形式后面的哲学现象，还能使我们真正了解中国的建筑文化，掌握中国建筑的主体价值，从而在现代化浪潮中才不致失掉民族的特质。
二、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建筑文化现象
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脉络的渐进历程，构成了中国建筑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东方文化与哲学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世界建筑史中丝毫不亚于历经许多世纪业已发展成熟的西方建筑。在高超的土木结构技术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中，中国建筑文化，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与深奥的哲思境界，这一切毫无疑问全部折射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一）中国建筑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国人最早提出了道德这样的东西，用来约束人类的兽性。然后把它投射到天上，这就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开始。古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中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应的，即所谓“天人合一”。这在中国先秦典籍《周易》与老庄的著述中表现很突出，《周易》关于“天地人”三才之说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而程明道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二上）。因而，中国建筑文化，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宏大的时空意识。从自然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护人类生存的“大房子”，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宙”。从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征宇宙，“天地入吾庐”也。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有机论。
（二）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
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是与人和自然相亲和、天人合一时空意识相一致的，是中国人所一向独具的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头脑中的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神人不分，很多神是我们尊敬的人，没有绝对服从与崇拜的宗教主神，释迦牟尼、上帝、真主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来品。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作为哲学文化的老庄道学。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现实主义，对于宗教没有真诚的信仰，处理一切精神问题时，都给人以务实的感觉。中国人不是宗教民族，也不是内省的民族，所以内省性的精神生活不是中国人的专长。相比来说，日本民族把握禅宗精神，开拓了一套精神生活方式，包括茶道、花道。而中国人喝茶是为了解渴，插花是为了美观，并没有进一步的精神价值。反映在建筑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西方建筑追求表里如一，使用材料以及外观构造表达了一定的建筑精神。而中国建筑则不同，没有人注意材料的品质和建造的方法。通常外观是加上去的，或用瓷砖、或用面砖、或用石片；木材结构亦如此，外表上漆、加彩。这都是中国人务实精神所促成的发明。然而，这种淡于宗教所留下的历史空白必须得到填补。淡于宗教者，容易浓于伦理。以伦理代替宗教，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因此，城市、宫殿、陵墓、坛庙、民居、寺观、坊表、园林建筑以及屋顶、斗拱、门牖、台基、装饰形制等，无一不是或者强烈、或者平和、或者显明、或者隐约地体现一定的伦理文化主题。比如中国建筑为了覆盖有缺陷的材料，使用表面的装饰，这本来是物质上的需要，但因此使表面的装饰成为制度，象征了社会地位，维护了伦理制度。
（三）中国建筑文化之生命观
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以土木为材。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认为所谓用石方法的失败，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哲学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独缺石之故。事实上，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一般认为起于周代，成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在周代之前，中国建筑的土木构制早已形成，如果说，中国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传统与阴阳五行说缺石有关，那么周人之前许多世纪的中国土木建筑文化传统又如何理解呢？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五行说实际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为地，为土，艮为山、为石。土者，五行之一。艮卦的母体是坤，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刚性罢了。因此，建筑文化主要以土木为材而少用了石材，与阴阳五行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选择土木而少用石材只是代表了一种生命观。中国古代墓室几乎全是用石材砌成，墓室是向下的，暗示着死亡。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五行说中的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土木配合，相辅相成。而石材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事实上，木材的建筑是亲切近人的，手触之有温暖的感觉，而室内的柱子也暗示了树林之象。生命的感觉对中国人而言比永恒更重要。除了在环境上感受到生命之气，在材料的使用上执着于土木之外，造型的生气尤其重要，石材太厚重，缺少飘逸感。唯有土木，采用木柱支撑系统，翼角起翘，才可以建构出一种生动的气韵。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石是重要的材料，但也不是厚重、坚实又自然的山石，而是合乎“瘦、漏、透、皱”原则的怪石。起初这样的造型与仙山有渊源，到后来，文人们对这种弱不禁风的怪石产生了直接的感情，不但成为画家笔下之宠，一般文人案头也少不了它了。
（四）中国建筑文化之人本精神
在殷周之间，逐渐产生的人文精神，以礼制为代表，即儒家数千年的正统中国文化的标志。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谐。儒家把人世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设定了行为道德标准，就是用著名的五伦。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特有的空间观。第一个特色是均衡、对称。我们知道自古中国人就不相信神，宗教意识淡泊。很多事物都很能务实，以人为本，视人为性灵的整体。古人对人体形态的看法产生了对称的观念，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回到人体去解释，这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观念。由于人体是对称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也是对称的，从而产生了中轴线。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的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而欧州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对称的建筑。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自始即应合自我的形象，从而建立了空间秩序。第二个特色是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中国的个体建筑都是极其简单的长方形匣子，因此，凡建筑皆成组。四合院几乎是最起码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的宇宙。在北方，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如果是大型建筑，则有数进、重复合院的组合。在成组的建筑中，从个体建筑的高低大小，可以看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建筑群因此可视为人间礼制的反映。在住宅建筑中，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别，秩序井然。中国传统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寻找其根源，必从先秦典籍透露出的哲学观及美学思想出发。不读这些典籍，就不能深刻知晓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起源。比如儒家的“真”、“善”、“仁”的美学思想在《论语》、《国语》、《孟子》、《荀子》等散文中得到全面体现，道家“虚无”、“意境”的美学思想也在《老子》、《庄子》等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些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先秦典籍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起源的重要依据，其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也影响中国后代的建筑营建活动，无论是宫殿、陵墓、祭祀建筑还是住宅、园林等。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读与研究。
三、结论
古代典籍范文2
古代将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时辰相当于现代的两个小时。子时23～1点，丑时1～3点，寅时3～5点，卯时5～7点，辰时7～9点，巳时9～11点，午时11～13点，未时13～15点，申时15～17点，酉时17～19点，戌时19～21点，亥时21～23点。
现代的吉时算法是:从农民历或称黄历找到黄道吉日後、可在此找每日吉时。
有人择时只取其意。一时：第一最佳。二时：双双对对。六时：六六大顺。七时：除旧布新。九时：永久。十时：团圆。十点半：双双对对。十一时：富贵一对。十二时：开始又旺。十二点半：双六顺利。
（来源：文章屋网 ）
古代典籍范文3
1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优势
首先，可以引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作为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长期以来受到高度重视，但是这样一门集文学、史学、哲学于一体的中文传统专业课程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学习兴趣，这也使多年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教师们深感头疼。当然，这并非是由于教师的知识储备不够丰厚，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从2008年起，招收的学生都是“90后”，这一代学生是伴随高科技电子产品成长起来的一代，思维非常活跃，但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二是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学生更加注重自身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对潜移默化提高自身素质的传统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三是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存在的一些特点导致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授的内容尤其是先秦两汉部分文言成分较多，学习过程中需要跨越的语言障碍较大，使学生疲于学习；针对当代大学生和古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适当采用图片和影音资料来拓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使用多媒体可以大大增加古代文学的课堂信息量，提升教学效果。
古代文学上迄先秦时期，下止清近代，时间跨度长、内容含量大、问题头绪繁多、作家作品众多，而有限的教学课时远不能满足庞杂的教学内容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年来对教学课时的压缩，更是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以伊犁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古代文学课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周课时6节压缩至周课时4节，2011年修订的教学计划中又进而压缩成周课时3节。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讲授更多的内容便成为古代文学老师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而一些古代典籍，由于文字艰深，口头介绍学生又很难听懂，板书又受时间限制，上述众多难题却在事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面前迎刃而解。且以图像、声音、动画配合文字，更有助于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课堂容量，也不至于使学生久听乏味而导致疲劳。首先，以图而言，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迹，如佛像、书法、绘画、雕刻，封建王朝的疆域、版图、图表、示意图，戏曲中的生、旦、净、末等角色形象可以以图画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其次，以声而论，如诗词诵读、古曲演奏等以音频形式播放给学生，使学生手、眼、耳并用来加深印象，提升学习效果。如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经典作品配以音配画的朗诵，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将学生带入诗境中，体会其“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的基调；再次，以动画而论，如戏曲片段等视频材料的播放也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学的魅力，比单调地讲授文字剧本，效果要好得多。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使授课内容得到生动直观的展示，不但丰富了课堂知识量，加深了学生印象，而且增强了教学效果。
2 多媒体辅助古代文学教学的问题思考
首先，过多依赖多媒体课件，变多媒体为电子黑板。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用多媒体课件的展示取代了板书，甚至个别教师直接将教案的word文档当做课件展示给学生，这样不但重点不明晰，使得学生的学习目标不明确，而且造成教师满堂灌、学生满堂抄的被动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有些教师的“三笔字”不过关，羞于在黑板上写字，完全依赖多媒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对现代教学手段的特性认识不够，造成单纯使用课件而不能掌握其特点来辅助教学。具体来说，多媒体的内容往往是按照一定顺序逐一点开展示给学生，是事先准备好的静态教案的浓缩，通过PPT的回放可以进行整体回顾；而板书所展示的则是一个动态的教学过程，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适时对学生迷惑难解的问题尤其是字词进行板书，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更为具体透彻的把握，使多媒体和板书两者相结合，起到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
其次，忽视教学对象，将课堂变为教师个人的单纯演示。在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投影仪等设备状况不是最佳状态，造成屏幕不清晰，有些教师在授课时将窗帘拉得很严实，上课就像放电影，教师似乎变成了电影放映员，以至于根本忽视了教学的主体——学生的存在，而教师的主导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变成了以课件为主体和主导了，完全背离了教学的本质。新课程改革强调，教学过程必须是师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而引进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之后，很容易将学生的目光引向屏幕而非教师身上，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多多注意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再次，多媒体课件设计存在问题较多。目前本校的课件制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课件过于单调或过于花哨。第二，课件背景色与字体选择不当，导致课件模糊不清，致使观看者感到视觉疲劳；第三，以教案取代PPT，文字太多。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应有的辅助功能，也致使学生只顾埋头记笔记，而不能当堂有效消化吸收相关知识内容。
3 对古代文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的建议
首先，虽然多媒体课件能够极大地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但不能流于表面效应，还是要与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教师更应注意多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使多媒体课件真正成为辅助进而促进教学的手段，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同时做到尽量避免对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其次，要做到图片和影音资料的适度，不然会喧宾夺主，使课堂教学偏离重点；再次，文字不宜过多，尽量展示重点，不要将电子课件变成电子黑板。
参考文献：
[1]涂育珍.基于多媒体教学方法改革的古代文学课程建设[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6，（12）.
[2]刘继征.浅谈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07，（6）.
古代典籍范文4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古代典籍范文5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典籍范文6
2010年初，云南省设定了固定资产投资要达到5500亿以上的全年目标。目标制定之后，围绕桥头堡建设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各级各部门按照“增投资、扩消费，转方式、调结构，重民生、建和谐，快发展、上水平”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组织实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同时，云南省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云南省的交通、城建、水利等重点行业的重点项目给予了强有力的授信支持，使得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2010年1月至8月，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698.24亿元，同比增长22.8%，完成全年5527亿元目标任务的48.82% 。
在不久前举行的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座谈会上，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建华对云南省2010年1月至8月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政策调整掣肘投资
2010年1至8月份云南省固定资产贷款余额为3904.82亿元，比年初增加585.09亿元，增幅为17.62%，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对云南省重点项目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了年目标的48.28%，达到2698.24亿元，同比增长22.8%，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刘建华说：“从1至8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看，形势非常严峻，时间过半而任务未过半，后4个月要完成51.2%即2829.8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十分艰巨。”
在会议上刘建华指出，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几个因素必须得到重视。首先，是政策因素。一是2010年以来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适度调整，呈现逐步从紧的趋势，特别是两次提高贷款准备金率，降低了各银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二是为防止信贷投放过快增长，中央确定今年货币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比去年低10个百分点，新增贷款7.5万亿元左右，比去年低2万亿元。央行和银监会要求各银行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的重点和节奏，制定了全年贷款投放计划和月度、季度控制目标，加强了对信贷投放的控制；三是“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和国务院19号文件清理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知的出台，以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财政承诺还本付息的贷款行为被严令禁止，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融资困难；四是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作用显现，云南省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放缓，从一季度的31%下降至1-8月的15.7%，比全国平均增速低21个百分点；五是云南省重工业比重大，受节能降耗、环保等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特别是支柱行业如电力、钢材、有色、化工等行业大部分属于“两高一资”行业，受土地、环保、节能等调控政策的影响明显。截至8月末，云南省关停落后产能涉及106家企业，202座装置或生产线。
其次，是项目因素。目前，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相关准入条件的落实，已成为制约固定资产贷款投放的重要决定因素。一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成熟度不够，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进度。如铁路建设，资本金5亿元和银行贷款65.5亿元均于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全部就位，由于项目前期工作原因，铁道部未下达开工计划，资金未能有效投入使用；二是资本金不足是制约银行信贷资金跟进的主要障碍；三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相关报批手续、抵押担保等不落实，影响了固定资产贷款的发放。
另外，还有融资渠道因素。目前，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少，主要是企业自筹资金、中央和省的财政预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而利用外资、民间社会资金、直接融资等资金渠道极少，一方面加大了财政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另一方面使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难以拓宽。
最后是工作协调因素。相关项目业主与贷款银行的相互配合协调不够，没有针对政策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特别是围绕“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要求来进一步做实项目的贷款条件、重新办理贷款相关手续这些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导致原已落实的信贷资金就位困难。
加强融资助力投资
刘建华表示，云南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省份，同时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投资不足1万元，要缩小与全国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必须在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的前提下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投资增加使生产能力扩张增加总供给；另一方面，投资又能通过乘数作用扩大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2010年的目标任务，可以从下几方面来进行：
首先，树立信心，确保完成信贷增量目标任务。各金融机构要紧紧围绕云南省委、省政府“两强一堡”战略的决策部署，抢抓机遇，把自身业务发展建立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多渠道、多方式为云南省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努力完成8月召开的金融运行分析会议上曹副省长代表省政府提出的信贷增量2000亿元的目标任务。一是抓住云南省实施“两强一堡”战略、启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以及2010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的情况，积极向各家银行总行最大限度地争取追加信贷规模，不断加大对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突破传统的贷款手段，通过同行业务、同业合作等产品和渠道，如通过融资租赁、总行直贷、资产转让、联合贷款等为云南省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持续输入资金；三是充分发挥云南省小贷公司融资功能。目前，云南省已审批小贷公司176家，开业145家，新增贷款44亿元，力争年底达到60亿元，成为完成2010年信贷增量目标任务的一支新兴力量。
其次，转变观念，进一步落实项目贷款条件。尽管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出台了新规定，并不意味着就此关紧信贷闸门，关键是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要达到银行贷款的准入条件。只要项目好，并达到银行贷款的相关要求，是可以争取到银行的信贷支持的。因此，各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要转变观念，彻底改变等、靠、要的思想，改变依靠财政担保或承诺还本付息的做法，积极主动加强与银行的沟通和衔接，按照“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要求做实项目的贷款条件，如资本金、抵押担保和还款来源等的落实。同时，可借鉴上海每年年初将银行、发改委、财政等单位召集在一起，共同对项目进行对接的“三位一体”的做法。
第三，要拓宽渠道，运用保险资金等进行投资。一是运用保险资金。2009年底，云南省政府与中国平安集团在北京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拓宽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渠道，拉开了云南运用保险资金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序幕。平安集团承诺2010年运用不低于50亿元保险资金对云南进行股权、债权投入，但由于项目前期工作准备不扎实，资金等相关条件的落实不理想，项目还未落地。目前这项工作在云南省金融办牵头下正在积极推进，争取保险资金尽快落实到位。二是与人行昆明中心支行进一步推动云南省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的发行；三是与证监局、发改委共同推动云南省公司债、企业债的发行，积极探索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不断拓宽云南省固定资产融资渠道。
另外，要优化环境，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要认真贯彻国务院（2010）13号文件精神，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相应措施，优化投资环境，鼓励民间资本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战略投资者、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对云南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进行投入。
最后，加快清理，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国务院19号文件精神，认真抓好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规范工作。一是要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完成清理工作；二是尽快完成规范和公司的界定工作，使这些公司尽早开展正常业务；三是推动融资平台公司逐步向实体性公司转变，采取整合资源的办法，拥有必要的资本金和运营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为云南省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建设贡献力量。
多管齐下促进投资
刘建华指出，2010年以来，受宏观政策约束和投资基数制约等因素影响，云南省投资增长进入周期性回落区间。他说，保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投资增长速度，不仅应立足于短期措施，更应把握住宏观调控效应显现的有利时机，着眼于促进投资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着眼于促进投资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以投资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后劲，推动云南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就如何促进云南固定资产投资适度较快增长，刘建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制定云南省投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规划。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云南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土地利用、城市发展、优势产业发展等综合规划，适时出台《云南省投资中长期规划》。当前，可结合国家《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尽早制定云南省特色优势产业投资发展规划。利用近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出台和昆明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获国家认定的有利时机，尽快编制云南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和高新技术产业规划，以形成我国重要的专业性种质资源与基因资源保存、开发利用基地为目标，依托和发挥云南特有的生物多样性战略资源的优势和技术优势，促进产业集聚，实现规模效应，做大做强特色生物产业，带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要强化规划的法定效力，树立规划的权威性。三是规划编制应体现战略性、前瞻性，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间要相互衔接协调，特别是要充分体现区域主体功能定位要求，根据其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科学规划产业，合理布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