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讲故事的人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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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讲故事的人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1

莫言把自己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放在了获奖一周纪念日这天。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莫言在北京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莫言集中回应工过去一周在获得诺奖后面对的各种批评，莫言自称经历了一场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

对于自己一周前的获奖，莫言说，他内心深感惶恐：“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中国，也有许多作家写的作品跟我同样的好，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但是这个奖今年授予了我，这是我的内心深感惶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的许多场合，当有人问起莫言怎么看诺奖时，他总是回答写作时不会想到会获奖，昨天他也说，“当年我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过获什么奖项，不仅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连国内什么奖都没有想过。”

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他们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莫言的回答很现实，就是为了改变个人处境，“那时候之所以要写作，一方面有功利的原因，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但另一方面，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再描述给别人听。”

莫言说，他从小最迷恋、最崇拜的一种人就是“讲故事的人”，而他生活的山东高密老家，到处都是讲故事的人，他从小听别人讲故事，也自己编造故事，最后自己也成了一个说书人。莫言昨天回忆说，“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在我们的集市上，在寒冬腊月生产队喂牛、喂马的饲养棚里，我们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那时候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我听了这样的故事，就忍不住想对别人说。我回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他们刚开始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吸引。我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在集市上听人说书，允许我到别的村庄听村子里的人讲故事。回来以后，晚上面对很小的油灯，她做棉衣的时候，我在旁边讲我听到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当然我编造可能编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也成了一个说书人。”

而这些孩童时的经历成了他后来文学写作的源头，莫言自己也说，“我后来从事文学写作，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而从1980年表作品以来，莫言笔下的故事来自他生活的山东高密，从风格上可以看到作家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子，来自所有文学前辈和他的个人思考，但莫言说，写作最重要的还是不断地写，不断地创新，“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不断地向自己发起挑战。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

批评让人不舒服但有道理

莫言昨天说，“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这几十年来我聆听了很多的赞扬，也非常认真地听了很多的批评，批评使我为下一步做好准备。”所有对莫言的批评，在上周四之后集中涌过来，批评他的文学写作、批评他的立场、批评他的人格，莫言昨天坦率回应说，“感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诸多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对潮水般的批评，莫言昨天说，这是一场洗礼，“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

所谓看到了自己，莫言解释说，如果回到十多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报纸，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现在在互联网上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包括很多对我尖刻的嘲讽、挖苦，我都可以看到。尽管听了让我不舒服，但是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2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不过毫无疑问，它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其历史中，确实也有许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就都没有得过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的。”莫言说。

对中国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梦也是痛，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诺贝尔众多奖项里，文学奖主观性最强，在其评选标准里，的确带有一些倾向性，即欧洲中心主义浓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说，中国人一直希望评委能够公正一点，把眼光放到世界人口占四分之一的国度，并得到认可。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诺贝尔”选择莫言算惊人之举，是具有想象力、富有前瞻性的一个选择，它的“大胆”肯定改变了或完全出乎很多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期看法，“但莫言以他无可争议的文学成就获了奖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比较‘放下’了，可以更专注地去从事自己的文化创造。”

“大可不必羞于自己对诺奖的敬畏，不要说你不在乎，也不要说你行他不行，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是一个有着既定标准的故事。”莫言的一位中国同行洪峰表示。另一位作家阎连科认为，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名至实归的，这表明了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的提升。而《三联生活周刊》（Lifeweek）主编朱伟则在微博上写道：“瑞典文学院认可了莫言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中国之人性的剖析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近年来常“被诺贝尔”的著名作家、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表示，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和他们的文学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莫言是中国这一代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包括日本的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等，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诺贝尔这一奖项，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讲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励作用的。”

中国作家协会当日向莫言发出贺辞，表示其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和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指出，“中国还是有好书的，应该重建一个阅读社会。”（编者注：本刊曾作专题报道）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3

【关键词】莫言《酒国》文本互涉叙事视角吃人

《酒国》曾获法国的外国文学奖，被称为：“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各国读者的阅读经验。”[1]我对这一评价深表赞同。《酒国》所虚构的一个如此陌生，难以相信，而又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到熟悉的世界。虽说它是一个用语言呈现的虚拟的文学世界，但不仅仅需要我们用意识去经营的艺术世界，更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文本。《酒国》中所体现的文本互涉性是明显而特别的存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

一、文本内部的互涉

（一）结构框架上的推进

一部《酒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办奉命追查酒国食婴事件始终，二是酒国市酿造学院勾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业余作家李一斗与小说中的作家莫言的书信往来，三是李一斗创作的关于酒国形形的描述，也就是特意寄给小说中的作家莫言的九个短篇小说故事。

《酒国》三条线索看起来是可以独立的，都是叙述着自己本身的故事，而且发展要素齐全，尤其是九个短篇小说的故事，然而三者并不是简单的单独发展，而是并立而起，相互推进，穿插。文本内部的互涉浅显易懂地体现在内容的互涉上，结构框架的突显是莫言《酒国》的一个特色之处。因为时空结构的交错，在文本中可以看得出有些地方的人物和时间是先后错乱的，使得读者产生错觉，更是疑惑其中真假，恰到好处的“乱”和“互涉”。

（二）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

所谓叙述视角，即“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为“一个故事叙事行为发生时谁在讲故事、以谁的眼光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和向谁讲故事四方面的要素”[2]然而叙述视角的变换则可以造成达到文本世界的互涉，这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

《酒国》的叙事视角不停在变换着，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作为主导，其间还亲自参与故事其中，以新身份或者借用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来叙述，甚至是采用多个视角聚焦同一件事。故事中叙述者的身份一般有两种：同一个人一是作为局外人来俯视整体，二是以剧中人的身份来分述部分情节。当然《酒国》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李一斗给“莫言”的信及他的九篇短篇小说又有另外不同的视角。如：“他脸上的神情像个妖精，像个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旁门左道中的高级邪恶大侠一样，令我望而生畏。”“他蹲在那把能载着他团团旋转的皮椅子上，亲切而油滑地对我说”[3]。在这里是通过李一斗的感知来叙述，把“他”作为叙事的聚焦者来呈现内容。

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变换，对人物进行了多点透视。简单而言，就是书信中的叙述者也许就是上一部分中酒国市中的执行者，不同时间地点出现的“同一个人”，让我们在亦幻亦真的故事中越发深陷故事，这些超出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世界的互涉性在叙事视角的体现更是因为在《酒国》三线合一的结构框架，二者浑然一体，经营着“酒国”故事。

二、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涉

（一）《酒国》与《狂人日记》的互涉

张磊就以《百年苦旅：“吃人”意象的精神对应――鲁迅〈狂人日记〉和莫言〈酒国〉之比较》为题对新文学史上相隔大半个世纪的两部以“吃人”文化为批判对象的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起因是“发现两者在文化背景、意义指涉等方面惊人地相似”。[4]鲁迅《狂人日记》是精神上的“吃人”，而《酒国》确实实在写肉体上的“吃人”，更准确来说是“食婴”。这都是把吃这一动作发挥到极致，把国民性和社会黑暗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莫言的《酒国》除了思想主旨有一定的互涉性，在文本中隐隐约约能感受到《狂人日记》的隐形影响，是虚构的场景和真实的细节共同为之。

莫言在小说中也谈到“吃人”的构思与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间接关系。他在《酒国》中借小说中文学青年李一斗之口谈出了创作动机：“立志要向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二）《酒国》与《西游记》的文本互涉

当然《酒国》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激烈性，将“狂欢的宴饮转化为吃人闹剧”。相对比主题或是精神内涵，在比较《酒国》与中国四大名著中文本互涉可以发现，相比之下的《西游记》同《酒国》更为接近，因为在《西游记》中“吃人”的主题几乎一直贯穿全文，最容易让读者直面的文本互涉是关于它们与《西游记》的“残酷”和“妖精”的特点密切关联。

在《西游记》中妖精千方百计要吃的唐僧肉既鲜美又能延年益寿，童子肉也同样的让各路妖精趋之若鹜，和《酒国》更有关的是《西游记》也多次提及了童子肉的鲜美，吃童子的心肝可以长生的说法是中国美食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酒国》中腐败的官员们如此热衷于“食婴”，并发展成产业链，可谓是吃到了畸形的极致，文中多次提到了肉孩的神奇鲜美，“舌尖上的味蕾都跳动起来了”。不同的是，《酒国》中是出现了真正吃的行为和思想的不断转变，重点放在了“吃”之后一系列的行为发展，而《西游记》中着重的是“争逐想要吃”这一过程的详细描述，而不在于吃的行为动作。

结语

对于莫言笔下的《酒国》这个巨大而深刻的象征体，其“文本世界的真实来源于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文本的荒诞也来源于现实的荒诞。文本与现实形成互证的意义结构，使文本‘反思现实’的价值凸显出来”。[5]这的确符合小说文本与作家感知到的现实相关涉的实际。因为有了作者自我世界的感知，所以在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性不言而喻。对于文本互涉性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文本内部、文本之间和文本与现实之间这三方面的互涉都是共同为了这个亦真亦幻的“酒国”而产生。来源文本，超越文本，只要读者能从主体角度进行自我反思和社会反思，必然懂得个体与社会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既然无法抗衡社会的压力，可以试图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解，并力图去超越这种不合理。这就是文本互涉性研究所给予的一种勇气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姣婧.论《酒国》的个性化创作特色[J].名作欣赏，2013.

[2]付艳霞.莫言的小说世界[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3]莫言.酒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4

小说中的人物，成了思想的符号，形象越来越模糊。有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可是，小说家表达的思想，却越来越重要、明晰。主题先行，也不在话下。极端的例子是，单看小说的题目，就能了解作者的思想。这时，去阅读小说，只是要看思想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如何被表达的，而不是享受故事带来的愉悦。严肃文学越来越难吸引到普通读者，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是可以区分两类小说家，他们的侧重点分别落在讲故事和谈思想上。喜欢“讲故事”的小说家，凭着艺术的直觉，把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性的探究，全部交给故事。而把长在故事里的思想，留给读者去发掘。偏爱“谈思想”的小说家，则把思想封装在故事里，交给读者。经过提纯，这思想往往简单、纯粹，振聋发聩。而故事，只是思想的容器，打开盖子就能看见。

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经典的“思想型”的小说。“活着”无疑是对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存方式的天才概括。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提供了关于“汗钱”和“血钱”的思考。其中，“血钱”的意义是重要的发现。当身体变成商品，卖血卖掉的，就不只是“力气”，还有灵魂。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人身无长物，卖血者的牺牲精神，因此上升到了悲剧的高度。余华又一次抓住了民族记忆的痛点与泪点。

在这两本小说之后，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使余华想要超越自我，达到读者的预期，变得十分困难。《兄弟》招来不少批评。《第七天》得到的，是嘲笑。新近的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单看标题，已让人气馁了。“谈思想”的余华和他的宏大主题，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显得格格不入。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文学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过时了，而是读者的注意力转移了。如今，比起历史、民族的宏大叙事，人们更关注个人内心的“爱和怕”。

小说的时空必须拓展得足够大，才能装下一个宏大的主题。《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篇幅都不大。但是，福贵的故事，从时间、空间来看是“史诗的”。许三观卖血也从青年卖到了老年。他们的人生故事，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展开，读者当然希望看到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性的纵深。然而，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福贵还是那个福贵，“活着”而已。如果外在的压力大到了人根本无法反抗的程度，故事的悲剧性就不存在了。所以，福贵绝不是什么悲剧英雄，只是一个符号。这并不奇怪，因为余华追求的，不是这个故事蕴含的道德意味和人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思想。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老年许三观卖血的情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能说，作者是要借此表达某种观念。余华说，这篇小说写的是“平等”。表面上，生而为人，都有（也只有）一个身体，这是“平等”；实际上，乡下人视卖血为健康的表现，城里人则认为卖血无异于卖命。小说结尾，老年许三观连血都卖不掉了。这又说明，身体与身体之间，是不平等的。

“血”除了是“力气”，还关系到传统的伦理秩序。许玉兰听说许三观卖血，对他说：“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卖血就是卖祖宗。”③一乐与许三观没有血缘关系，待遇自然与二乐、三乐不同。他与一乐的关系的发展，说明情感最终战胜了血缘。小说结尾，为了给一乐治病，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差点儿丢了性命。这种温情，促使韩国导演河正宇把它改编成一部讲述父子亲情的电影，令人大跌眼镜。

这当然不是小说的主题。许三观卖血的故事，有时是悲剧，譬如为了让家人吃一顿好饭而卖血，还有一次是为了请二乐的队长吃饭。有时是喜剧，譬如小说开篇，他糊里糊涂地跟着根龙和阿方去卖血，再如他卖血给林芬芳买礼物。当身体失去了伦理意义，成了单纯的商品，卖血很容易变成一种习惯。老年许三观想起炒猪肝和黄酒，走进诊所，说明卖血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荣光。

对真正的底层民众――农民根龙和阿方来说，卖血要一直卖到死。阿方因卖血“尿肚子撑破了”，身体垮掉。根龙则在一次买血之后，得脑溢血死了。为了过上最基本的生活，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对命运的嘲弄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到了令人动容的程度。许三观的故事里随处可见的滑稽意味，只能说，是余华为了消解这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性所做的折衷处理。

“思想型”小说家余华使用隐喻的方式是，让整部小说成为一个隐喻。“卖血”，首先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身体成了商品。其次是历史的悲剧，人到了只剩身体可供出卖的境地。最后，还有人性的温暖：卖血者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的牺牲精神使人感佩。余华发掘了“卖血”的丰富意涵，用许三观的故事把它表现出来，证明了他对历史和现实惊人的洞察力，以及对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的才华。

这部“思想型”小说，本身就是思想的表达。读者在阅读时，并不在意许三观的语言和行为，其实不像个典型的中国人。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买血”折射出的普通人（许三观）的苦难史、底层民众（根龙、桂花的娘）的愚昧以及当权者（两代血头）的贪婪、麻木。

因此，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虽然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事，却像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她的情感不够敏锐，总是抓不住生活的重点，与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失之交臂。在莫言的《爆炸》中，“我”的妻子，也叫“玉兰”。这个中国女性常用的名字，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沉默的群体，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妻子玉兰，堪称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代言人：她首先是生孩子的机器，其次是劳动工具，最后才是妻子。

《爆炸》讲的是，“我”领着妻子去公社卫生院做流产手术的故事。这篇“讲故事”的小说，没有惊人的思想，故事也不特别，甚至连个中人物因那个无法出生的孩子而感到恐惧、无奈与忧伤，对国人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讲述它。这篇题材普通的小说，被莫言拉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两路人马，再加个“蛋黄色的人”，讲得杂花生树、众声喧哗。

这个故事里，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农民子弟“我”当兵、提干、上大学，成了一名电影导演。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干部”身份，妻子腹中的二胎，必须“流掉”。由于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我”变得十分懦弱。在父亲面前，我必须抬出“法律”，寻求“独立”。对待泼辣的妻子，“我”先是用自残的方式反抗，接着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孩子流掉，问题解决了，“我”却没法面对自己的脸。

天上的飞行训练，是自上而下的律令。那爆炸的声响，时时在头顶轰鸣，使“我”警醒。小说结尾，“我”看见“飞机的翅膀流着血一样的光……”④这种高压的力量，是“我”无法反抗的。整个故事说明，“我”虽然保住了“干部”身份，对“独立”的追求，却失败了。这种在体制内追求并不存在的“独立”的人，是一种典型形象。在动物园看狐狸时，“我”对姑娘说：“我怕这铁笼子。”⑤这种心理很有普遍意义：对“铁笼子”，他又恐惧又依恋，陷入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

然而，“铁笼子”关不住狐狸。这种经常在民间传说中出场的动物，代表着自下而上的反抗力量：一种来自传统的力量。小说中，姑姑口里“狐狸炼丹”的故事，与卫生院外追捕狐狸的行动，交相辉映。“我”与狐狸不期而遇。它“鄙夷地瞄了我一眼”“我”觉得它“像一尊移动的纪念碑”。最后，这只“独立”的狐狸消失了，但“狐狸脸上傲慢的神情刺激着我的神经”。在“计划生育”这件事上，“我”打败了父亲，却无法消除来自传统的“蔑视”。⑥这一切，只因有个“蛋黄色的人”。他在“干部村”那儿出现，提着“一个带着长柄的圆物”。⑦“蛋黄色人”手中的官印，当然是权力的象征。围绕着这个“黑色地雷状物”的，是女人和孩子。这代表着它的管辖范围。在小说中，它发出沉闷的爆炸声，与妻子在产房中的叫声，此起彼伏。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

“讲故事”的莫言，用各种各样的隐喻，把这个普通的故事的悲剧性，挖掘得很深。他使用隐喻的方式，不是从故事本身入手，而是着眼于故事的背景，全方位、立体式地投放。因此，《爆炸》是一部很复杂的小说，无法用一两个简单的关键词来概括。读者预期的中心思想：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随着故事的进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阅读这篇“故事型”小说，是一场发现之旅。仿佛与故事相关的一切，都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中跳脱出来，变得意义非凡。女儿的气球，卫生院里死去的青年，他妹妹手里的红苹果，安护士的书，母亲的牛，父亲的手……丰富的阐释性，使这篇小说的“现代主义”扑面而来。读者也由此见识了莫言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

卖血和流产，是发生在医院的两桩戏剧性事件，也是中国人的命运的两个极端形式：卖血意味着身体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流产使他们失去了子嗣。余华和莫言继承了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关注社会现实，富于批判精神。余华爱“谈思想”，从广度上发掘生活的真实。莫言重“讲故事”，在深度上探究人性的可能。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代小说的两种类型：思想型和故事型。在思想型小说中，隐喻一般是宏观的；而故事型小说里的隐喻，通常是微观的。

注释：

①②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第6页。

③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5

关键词：主体间性;赫塔・穆勒;莫言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275-01

主体间性理论是主体性认知的发展性学说，在拉康的哲学世界里，主体间有了交互的可能性，物质世界不在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可以与主体相互作用和沟通的交互性主体。这一理论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在本体意义上突破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在文学活动的世界里，主体间性理论对于作家、作品和创作思维的认知是觉有全新的视角的。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穆勒与莫言两位作家而言，主体间性的认知是多维度认识两位作家文学活动的全新视角。

一、生活环境的交互性影响

赫塔・穆勒的生活经历对于她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早年她生活在罗马尼亚，作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受到歧视。由于作家的意识形态与当地政治不和，赫塔・穆勒被忽视，甚至被排挤和压榨，这就对她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在现实中无法排解，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鲜明风格。赫塔・穆勒的小说在语言风格上是犀利的，这种语言是现实情绪和情感的无意识的堆积;赫塔・穆勒的小说故事沉重，这也是生活状态的写照。

莫言的生活经历相对简单，高密东北乡是他的故乡，莫言的生命之源和创作之魂都是东北高密乡。这个既爱又恨的地方。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的栖息地在童年的记忆中并不美好，在莫言的二十一年生活记忆中有童年辍学之恨，有饱受饥饿、孤独之痛，有无书可读之苦。

二、赫塔・穆勒与莫言的创作视角差异

赫塔・穆勒的文学创作多以第三人称零视角的角度去观察和体验的，这样的作品从题材来看是体验过的生活的积淀。在政治的角度上看，“专制”主题是赫塔・穆勒作品中的主线。这与当时罗马尼亚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集中的体现了作家对时政的关心。虽然在主题上难以逃脱政治因素的束缚，但是在严肃主题背景下的苦难的述说，也是作家作品的一大特色。

莫言的文学是直入式的，生活中的人和事都是作品的素材，在创作思维上全情地投入，在作品人物的描绘，环境的描写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思维模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山东是儒教文化的发祥地，莫言的文学作品在精神信仰的领域中，都是儒家文化的传承。

三、主体世界的建构

赫塔・穆勒作品中的主体世界是受冷遇的，格格不入的世界，在主体情感上是受排挤的，赫塔・穆勒主体世界出现的较多的主题，与战后罗马尼亚的政治环境、德裔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亲身经历都密不可分。尽管穆勒20多年前就离开了罗马尼亚，然而她之前的生活经历应该说是巨大的写作财富。她的诗作也好，小说也罢，都较多着墨于集权统治和社会底层的现状。《约会》，一个在集权统治下服装厂工作的女工，把小纸条放在来自意大利男人的西装里，写着“娶我吧”。她的另一本作品，英译为《护照》，讲的是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落里，一个乡下人移民西德的故事。穆勒的新作今年8月出版，这次她的视角移至一个去乌克兰工地的17岁男孩身上。

莫言创作是动态的过程，他的生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但是社会发展是动态的过程，文学批评是动态的过程，读者接受心理也是动态的过程。在动态中进行文学批评本事需要批评原则，这也是动态的。在动态的过程中研究莫言中国梦的讲述是难上加难的。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莫言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影响。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动态的作家、动态的文本、动态的读者进行全景式、整体性的关照，有理有据的进行动态式整体性的分析，从中得出客观的、真实可信的结论。

在新世纪文学转向的过程中，网络文学的兴起，受众对莫言小说的接受也产生也期待视野的变化，在经济主导的当下语境中，莫言文学民俗化的艺术追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古代民间故事的全新纬度的述说，在浮躁，虚无娱乐至上的现实世界里，莫言保持一份民俗的本真，这谈何容易啊，但莫言做到了。他是个讲故事的人，在他的近几年的小说的形式外壳中，都装着洋溢着一种现代精神的小说新酒。在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借鉴上，莫言借鉴的是小说创作的技法，小说理论和审美形式，把这些形而上的理论具体转化为小说创作，达到了理论本土化的移植，达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特征。莫言是中国文学对话世界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更是文学理论界、批评界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郇存瑞，刘洋.“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学术研讨会在高密举行[M].新华网，2013.

[2]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M].文艺出版社，1995.

莫言讲故事的人范文6

807班王娟红父亲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做个听故事的人》。

四月，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淡去了“雨雪霏霏”的阴霾，迎来了“杨柳依依”的晴朗。我们沐浴着春风，我们聆听着鸟语，我们轻嗅着花香，我们行走在知识的殿堂。在这美妙的春光里，让我们打开心扉，去倾听那来自书海的声音。

莫言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凡作家，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故事的讲述者。我们读者，便是一群听故事的人，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的，作家将自己的经历见闻融化在文字中，和读者做着心的交流。生命的长度有限，宽度也有难以企及的地方，但如果你愿意去做一个听故事的人，借助他人的视角，你便可以和诗经中的先民对话，可以听越女夜歌的吟唱；你可以领略繁花锦绣的长安，可以漫步清明上河的街巷。你也可以去往古老而神秘的高密东北乡，领略齐文化的热情奔放；你甚至可以顺内卡河而上，轻触海德堡斑驳石墙上中世纪的阳光。那些生命历程的记录者，将自己走过的路一一记下，沿着文字的河流，我们便能够听见来自别处的生活。

一个能够听故事的人，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拥有比别人更丰富的生活，更多元的思想，更开阔的视野。

有心的聆听者，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讲故事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他们只愿意对好故事敞开心扉，同故事中的人一起踏上人生的旅途。好的故事，倾注了讲述者的心血，记载着个人的心路历程，反映着民族的沧桑变迁，剖析着人性的善恶与冲突。“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听好的故事，就像是与一位博学的知己相处，他将为你打开视野，带你“俯仰天地间”，同你“弹琴复长啸”。他是一位益友，更是一位良师，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倾其所有，用自己的智慧，为你授业解惑，陪伴你走过人生中每一处荆棘丛生的岔路。在人心越来越浮躁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平心静气地做一个聆听者，去亲近那些经过人类历史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好故事，那些承载着丰厚的精神文化，厚重的历史变迁的故事，让它们，带给我们一次内心的震撼，灵魂的洗礼，让我们逃离蜂拥而来令人窒息的快餐文化，重回经典的怀抱。

有心的聆听者，是一个认真的听众，更是一个学习者和评判者。前人的故事，承载了前人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透过它们，我们能够体验到《水浒传》的精彩纷呈，快意恩仇，《红楼梦》的字字珠玑，句句血泪。我们虽无法重回南宋乱世，担当天下兴亡，也无法走进深宅大院，每日诗词书画，但随着施耐庵的叙述，我们得以收获豪情万丈，追着曹雪芹的笔尖，我们能够体会人生涨落。一个用心的聆听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故事的情节，而是故事所传达的人生体验和精神内核。一个用心的聆听者，也是一个评判者，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聆听，只有融入了自己的思索，才能让他人的经验见闻为己所用，才能在不断的聆听与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品味，吸收精神的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