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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范文1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2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收入差距；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55－07
陈 恩(1956―），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经济与区域经济；于 绯(1983―)，女，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广东广州 5106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区域的流动日趋频繁，经济活动集聚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但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拉大。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虽然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制定，对理论演变的探索和内生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学者们普遍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范式，总结主要的实证成果，并且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撇清现实生活中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劳动力流动”①与“劳动力迁移”。White ＆ Wood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迁移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居住地在管辖区间发生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导致了常住地的变更，这种流动就是迁移；如果劳动力流动不涉及常住地的变化，这种流动就是通勤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劳动力迁移比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更容易统计和获得，所以，学者们通常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本文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将它们视为同义。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一）理论演变过程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都会引发劳动力流动，因此区域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Hicks就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奠定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二元模式的里程碑。Harris－Todaro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他们不仅将就业概率引入劳动力的效用函数，而且摒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设，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限于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一个关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净贴现值的增函数。虽然新古典迁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根据区域收入差距来判断劳动力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不同劳动者也会做出迥异的迁移决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因为人力资本特征是存在差异的，这正是个人迁移回报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例如地区i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地区j，只要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保证他未来收入增加，他也可能从地区i迁入地区j。由于人力资本难于量化，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概括为五项，②第五项“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就标志着迁移活动也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③。Sjaastad沿袭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者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在比较其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④，但是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并且暗示潜在的迁移者是孤立于社会的，忽略了所在家庭和群体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和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成为整个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Stark et al．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家庭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其财富的风险⑤，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二，契约安排理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当移民的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⑥。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不同于前述迁移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吸收了Marshall的外部性理论、Myrdal的循环因果理论和Arthur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空间集聚的层面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向心力表现为“需求关联效应”⑦和“成本关联效应”⑧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要素市场拥挤效应”⑨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⑩的共同作用。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时，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区域对称分布均衡被打破，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向某一区域集中，直到形成“中心（制造业)―(农业)”的均衡格局??。在此过程中，众多厂商因某一区域的需求优势而在该区域集中起来，市场需求份额增加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厂商竞争使中心区域商品种类丰富，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越少，节约的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降低了劳动力的生活支出，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形成“生活成本效应”??。可见，一旦劳动力流动引起集聚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导致“中心―”均衡格局的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演变特征
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演变的过程中，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改善福利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但在此过程中，考察劳动力迁移决策的视角越来越重视微观因素，变量由外生转变为内生，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区域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人力资本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与潜在迁移者密切相关的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以上迁移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而新经济地理学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运输）成本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按照“劳动力流动―产业空间集聚―区域收入差距”的逻辑链条来阐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关系。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
（一）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1．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一，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迁出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利于区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中，移民汇款汇往迁出地，增加了迁出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迁出地的生产率和农业产出。Rozelle，Taylor， De-Brauw以我国河北省及辽宁省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二，移民汇款的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影响迁出地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汇款可以降低迁出地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国际汇款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原因在于移民存在选择性，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McKenzie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利益，使迁出地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移民规模扩大，位于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迁移阶段的进行和迁移规模的扩大，迁出地内部收入不平等与国际移民汇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职业选择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本地劳动者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者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本地劳动者，则会受到互补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上升。形成互补关系的迁入者与本地劳动力是否产生竞争效应？这与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Song and Huaibin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竞争效应。但Roberts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关系。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收敛性的作用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首先，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而资本则是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较高的区域，因此区域收入增长倾向于趋同。第二，劳动力通常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就会降低落后区域的相对人口增长速度，使得落后区域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高，因此可以缓解区域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收入收敛。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理论不符。Barro and Sala－i－Martin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较长时间序列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人口迁移促进一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收敛，而为另一部分国家带来发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向发达地区迁移，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增加，但会加剧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差距，产生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Shioji利用日本1960―1990年39个地区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性的作用。他发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经济收敛，但影响较小，不至于使区域收入水平绝对的发散。Rappaport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理论模型??，当劳动力从小国流向工资较高的大国时，小国劳动力减少会降低小国资本的边际产品，小国居民的投资率就会降低，由此减慢了经济收敛速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区域收入收敛的作用十分有限。[1]Larramona and Sanso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当达到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这并不表示各国人均工资水平也具备收敛性，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2]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必然导致区域收入的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机制。
（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1．空间均衡状态与实际工资差距
根据中心―理论，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实际工资率差距取决于产业空间状态。如图1所示，l1表示贸易成本较高的集聚过程，区域1产业份额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所以劳动力不会流动，区域对称分布是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两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 l2表示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的集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但是内点不对称均衡（不完全集聚）在长期中是不稳定的，只有完全集聚均衡才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只有达到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才会产生差距。l3表示贸易成本较低的集聚过程，在产业份额的1／2点，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正，表明区域1产业份额的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劳动力流动与实际工资率上升形成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最终导致中心―的空间收入差距格局。[3][4]可见，只有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而在其他长期均衡状态下，实际工资差距为0。
2．集聚对不同区域产生的福利效应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产生以下几种福利效应：第一，集聚会同时促进中心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但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存在扩大趋势。[5]因为集聚带来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使中心区域增长率高于，并且创新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贸易成本低于临界点，中心区域就会获得较高的增长路径而实现经济起飞，而区域会享受到中心区域经济起飞带来的好处，福利水平大幅上升。但是只要贸易成本不为0，两区域的相对福利差距是持续扩大的。第二，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促进创新成本降低，从而使现有厂商资产缩水，对中心和区域都产生负效应。由于中心区域资本存量较高，所以对中心带来的负效应比更大。第三，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给中心带来交易费用下降的正效应，而给则带来相反的负效应。
3．集聚状态对异质劳动力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熟练劳动力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使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也会导致熟练劳动力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但是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而言，无论贸易成本如何变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最有利的??。Ottaviano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anessa Strauss－Kahn进而提出就业不平等的空间模型，他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并且各自分布于两个区域。两类工人可以选择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但是不可以跨区域流动。当技术创新相对集中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将向高技能工人所在区域流动，如果相对工资保持不变，低技能工人所在区域就会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此外，Mu-rata、Mossay、Tabuchi ＆ Thisse的研究显示，工人对原居住地的特有偏好、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异质偏好产生的离心力构成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对作用力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影响着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导致区域工资差距也随之发生改变。
4．异质劳动力流动与集聚
虽然Walz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为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Wolfgang的分析表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随知识起源地与扩散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6]Takatoshi Tabuchi et al把劳动力流动的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强调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劳动力流动将呈现多元化趋势。[7]近十年来欧洲国家迁移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欧洲国家以低素质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所以，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中心―”模式具有明显的分散效应，劳动力异质性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离心力就越强。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将经历“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
5．异质空间与收入不平等
空间的异质性对空间收入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学者15年来的经验研究，可以认为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以下三类地理特征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从而促进空间收入不平等。第一类地理特征是指[8]，运输成本、要素禀赋、矿山资源、交通枢纽、贸易港口等区域优势将有利于产业集聚。第二类地理特征是指，[8]需求、供给和知识创新的接近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会引发产业集聚，使生产和销售节约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并且这些因素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第三类地理特征是指社会基础制度特征。Bao Shuming et al．运用我国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沿海各省具有自然地理优势，造成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些地理特征提高了要素报酬率，从而吸引劳动力和FDI向沿海区域集聚。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各省增长率差距的60％，肯定了空间异质性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贡献。Songhua Lin利用Redding－Venables模型对我国1988―1998年的工资差距进行检验，发现区位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并且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比较
（一）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区域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迁出地收入水平、迁入地收入水平、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化等，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目的，并且只存在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间收入收敛的条件收敛机制。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产业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中心与区域的收入差距。其中，制造业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大小，市场规模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会导致中心与区域的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与名义工资率差距不同，实际工资率差距与产业空间集聚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劳动力流动导致“中心―”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时，才会产生中心区域高于的实际工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各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移民汇款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职业选择的替代和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竞争效应等是作用于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机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迁移者人力资本水平等是作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机制。这些影响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既可以加剧也可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贸易（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大小、产业集聚状态、劳动力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区域间形成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贸易（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产业完全集聚、流动的劳动力异质性越低，越容易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
（三）劳动力与区域的内在关系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根据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区域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来探讨区域收入差距，可见区域的存在是先验的，并且区域之间相互独立。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只有在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才会产生，而在其他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可见，区域存在与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内生关系，并且区域之间相辅相成。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各方面观点尚未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通常互为因果，并且导致二者产生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对于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假设前提和微观基础，如考虑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更多细分的劳动力异质性、更多种运输成本类型等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备一般性意义。第二，将多种外部性纳入劳动力流动导致的集聚过程，如异质性知识外溢，进一步建立动态的分析框架探讨空间均衡路径，从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考察区域收入差距。第三，从空间经济视角对区域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基础设施和福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缓解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办法。
注释：
①可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水平流动”通常指劳动力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工作变动。“垂直流动”通常指劳动力从一种职位流向更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职位，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一般工人向管理人员的流动等。
②这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分别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③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扩大人力资本的潜力。
④如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⑤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
⑥从迁移者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等。
⑦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一个偶然因素会使厂商在某一区域集中。厂商为了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而扩大规模，不断流入的劳动力同时成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于是市场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厂商的进驻，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也称为“需求关联效应”。
⑧厂商集中会刺激名义工资上升，而产品市场竞争力会导致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于是劳动力生活成本降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会刺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这个区域，这就是“前向关联效应”，也称为“成本关联效应”。
⑨“要素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业的生产必须分散进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又不具有替代性，于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存在增强了分散力。
⑩“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随着一个区域生产份额的提高，如果相对市场规模一定，将会降低该区域每个厂商的销售额，从而降低流动要素的收益，这显然不利于厂商集中的分散力。
⑾人们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越大，工业产品的种类越多，导致向心力就越强，临界值ΦB就越早出现。当贸易完全开放，即贸易自由度为1时，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不复存在，企业选择任何区位都是一样的。
⑿可视为一种“需求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⒀可视为一种“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⒁典型实例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现象。
⒂该理论模型中包括一个已经达到均衡的大国经济和一个未达到均衡点的小国经济。
⒃标准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假设流动要素是同质的，偏好是相似的，并且他们根据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是否迁移。因此只有完全集聚状态下，中心和区域的实际工资率才会存在差距，否则，两区域之间的工资率是相等的，但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复杂得多。
⒄当熟练劳动力向中心区域集中时，既没有考虑移民增加带来的竞争加剧给当地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没有考虑导致市场需求扩大给企业带来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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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范文3
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通过发表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开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最大的闪光点就是在一般均衡中加入了空间要素。在分析经济活动集聚、扩散的动力时，制度因素和运输成本得到重视①。本文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去探讨集聚和扩散的来源、城市的形成及演化非常有意义，研究将更具科学性并能提供更为现实的理论依据，帮助我们得出更现实的结论。
二、新经济地理学下的集聚扩散机制
(一)分散力源于市场拥挤效应、城市拥挤效应和知识溢出
经济空间内并不只存在集聚，如果一味集聚，那么经济活动将会集中在一点，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大部分要素和市场所在地不同、土地的非移动性就会产生运输和贸易成本，拥挤效应和外部性会产生分散力。第一，krugman②的核心边缘理论模型认为产业扩散的推动力是市场拥挤和农业人口的非流动性。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会降低名义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心城市的劳动力会向名义工资高的地区流入，产业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分散。第二，klmienko③认为，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会给集聚区带来以下负效应：地价居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产业会向新的地区转移，形成产业扩散。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等城市拥挤效应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企业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地区。第三，知识溢出、技术溢出也是分散力的来源。知识和技术在一定的区域内共享，降低其他企业的研发成本。为避免竞争，一些科研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就会迁出聚集区，向企业少的区域扩散，形成分散力。
(二)集聚和扩散力量的“拉锯战”改变城市空间形态———二力博弈
能够引起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得到新经济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重视，而这种产业集聚能够引起经济活动和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造成产业集聚程度的不同。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扩散。集聚和分散力量此消彼长，相互作用和制衡，使得经济格局改变。集聚与扩散之间的此消彼长以及究竟是哪种力量居于主导，主要是看产业集聚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产业集聚的成本表现为集聚不经济，收益表现为集聚经济，二者共同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合理规模。吕力（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借助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释了城市的合理规模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和扩散来影响，在产业集聚和扩散中找到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产业集聚和人口扩张到一定规模产生了产业扩散。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提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中心模型所强调的向心力，另一个是城市模型所强调的离心力。根据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对比来考察产业是集聚还是扩散，再根据集聚和扩散的强度来考察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
三、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形成、变动机制
(一)空间集聚是导致城市形成的基本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的CP模型，以D-S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认为城市形成的原因是集聚和分散力量的平衡。克鲁格曼认为,空间聚集作为一种向心力，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而报酬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空间集聚能够使产业和经济活动和要素在空间集中，产生集聚效应并且产生吸引力。因此我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推动区域发展变化的基本因素。其中,影响城市形成最主要的“向心力”是规模经济,阻碍城市形成最主要的“离心力”是运输成本。
(二)城市经济空间的圈层特征
城市经济空间变动，首先是核心区域吸引周边经济要素在此集聚，然后由核心区向边缘区扩散，核心区首位城市明显、边缘区逐渐被中心辐射，核心和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由核心依次向外推移形成腹地带的圈层结构，它符合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Stewart提出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空间向心力，大体上与牛顿引力模型类似，这种特别的引力模型的向心力大小与城市间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④。Isard等人通过自己的研究不断修正了引力模型⑤。目前国内学者分析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和中心城市的扩散能力主要运用引力模型、修正引力模型、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威尔逊模型等方法。众多学者还运用城镇规模体系的不平衡指数、Moran指数来反映我国城市群的等级结构，用空间分形维数来描述空间演化发展的分形特征。
(三)城市等级体系的核心———边缘模式
核心边缘理论认为，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是社会地域组织的次系统，区别在于核心区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变革与创新；而边缘区则是依托于核心区，与核心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包括核心区与边缘区，核心区主要是由核心城市或首位城市组成，在核心城市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核心城市通过其辐射和扩散作用影响周边地区，进而与周边地区共同形成等级分明的城市群或城市体系。有学者论述了产业集聚对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影响，他们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核心城市的发展变化，通过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形成核心、次核心和周边城市等级明显的空间层级结构⑥。许政等人（2010)发现，大港口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巿经济增长与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呈倒"S"关系。许政等人的观点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一”模式是一致的。新经济地理也认为城市经济增长与离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呈正比，即距离区域性中心城市越近，那么对经济增长越有利。Krugman还建立了“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空间自组织模型”，并认为城市结构的形成是以自组织过程，是由厂商之间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研究述评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4
关键词：市场潜力；工资差异；劳动力流动；新经济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2011GXS2D03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11YD57YB）。
作者简介：陈博（1980-），男，浙江宁波人，经济学硕士，现供职于宁波市智慧城市规划标准发展研究院，主要从事城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017-05 收稿日期：2012-02-20
地区收入差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整体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各地区间均衡的经济发展。这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虽然关于我国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呼声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Tsui（1991）使用较长时期的分地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等历史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已存在比较严重的地区差距。为了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中央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之间持续实施了转移财政支付、平衡收入差距的政策，但这并没有改变因我国地区间经济效率差距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问题。Kanbur 等（2005）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地区差距高峰，分别为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期间和90年代后期的对外开放的扩大期间。
以往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从劳动力流动、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投资政策等角度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在这些假定下，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力更加自由的流动将导致要素报酬均等化，进而得出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将趋于收敛的结论。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有较快的增长，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然而地区差距却并没有逐步缩小，反而呈现出日益扩大态势，这就意味着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长期存在这一经济现象进行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近年来，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兴起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对欧美国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积极成果，为研究我国地区工资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使用我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地区工资水平的新经济地理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地区收入差距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基于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两个经济学命题，分析了经济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制造业生产具有差异性的产品，其差异性大小由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表示，当σ越小，则产品差异性越大，制造业产品的种类就越多。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规定了规模报酬递增是在单个厂商水平层次上的，这一内生的厂商水平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决定了单个厂商只有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形成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和售价，才能打败其他竞争对手。当考虑到任何制造业产品跨地区销售具有运输成本的情况下，有上下游联系的企业将倾向于集聚以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由此导致厂商有内在的冲动聚集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分工协作，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厂商的集聚导致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一起，由于产品制造区域更加接近消费者市场，导致产品的运输成本降低，使得厂商可以支付更高的包括工人工资在内的要素报酬，工人的名义和实际工资高于其他非产业集聚区，进而引起非产业集聚区的劳动力向产业集聚区迁移，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显然，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结合起来，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最接近于大市场的空间某一点进行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当许多厂商都做出相同的决策时，“空间外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由运输成本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导致一个具备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被逐步放大和巩固，直到别的地区制造业逐渐迁移，最终产业分布呈现出“制造业中心-农业”格局。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厂商更偏好在接近生产者的地方或者说更接近大的市场区域进行生产。
那么如何才能衡量某一地区的市场优势呢？Harris(1954)最早试图用“市场潜力”来刻画不同地区的接近优势。他用市场潜力来解释美国制造业的区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潜力特别高的地区，并且认为生产集聚是自我强化的。这一结论表明一方面厂商集中在接近市场的地区生产；另一方面，在许多厂商集中的地区，其市场准入性也更好。此后，相关实证研究均证实了地区工资水平与市场潜力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Hanson，1998；Brakman et al，2004；Kiso，2005；Lin，2003；Hering et al，2006）。
二、计量检验
（一）计量模型
计量模型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5
关键词：长株潭；空间经济
一. 长株潭地区经济基本概况
长株潭地区位于我国中南部，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尤其在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处于低地。而在湖南省域经济结构中，长株潭地区处于特征明显的高地。早在10年前，“长株潭城市群”就已经启动了包括金融改革、供电、交通、供气、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等十大工程，是中国第一个自觉地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试验区。三地已三网同城（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交通同城（长株潭城际公交在07年已开通）。
由于历史传承的缘故，之前研究认为经济的活动与文化的联系是具有极大关系的。本文就国家和地方政府在长株潭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战略变迁与长株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
伴随着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长株潭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也在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沿海开放及相关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刺激，长株潭一体化思想开始萌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受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约束，更重要的是对长株潭一体化认识的模糊性，相关机构并没有很系统地对长株潭一体化行动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执行，现有的政策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发展阶段，湖南省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第一次以规划、政策等手段明确了长株潭一体化在湖南省域内的重要地位，使之有实质性进展。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五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这使长株潭地区融合打开了大门。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不断向前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望继续深化下去。
二、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长株潭空间经济形成机制
Krugman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以D-S垄断竞争模型的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规模收益递增与市场结构间的关系问题，并且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考虑了Samuelsen的冰山运输成本，通过动态演化过程的数理分析来研究多重均衡问题，并借助Matlab等数学软件进行数理分析，建立了包含空间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然后为解释区域“块状经济”和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在空间结构方面，在整个中国经济环境中，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异，从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核心——的模式，其中沿海地区处于核心地带，中西部地区处于边缘地带。有许多研究文献已经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形成原因进行了许多的实证分析，并已经得到了许多详细、可靠的结论。在全国层面上，长株潭地区无疑处于地带。但在湖南省域内，长株潭无疑处于核心地区。
克鲁格曼也十分赞同一个观点，即如果没有外生差异的条件的干预，经济活动通过自我发展的循环因果机制，也能够实现地区集聚现象的产生。但克鲁格曼也没有因此而否定如先天自然条件、偶然的历史事件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作用。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政府政策往往是最具影响力的触发器。
核心-边缘模型的产生，是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标志。本文将利用核心-边缘模型中最为基础的战斧模型来分析长株潭空间经济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发展的循环因果机制作用的发挥。
图3中纵轴代表经济发达区域所拥有的工业劳动力份额SH，横轴代表两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Φ0，局部均衡的长期均衡用实线表示，虚线表示的是局部不稳定的长期均衡。图中反映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贸易自由度驱使下的动态变化过程。图中为突破点ΦB，自由度Φ在达到突破点Φ B之前，区域间经济的分散力相对于集聚力更占优势。初始的对称均衡相对稳定。当贸易自由度达到实质突破点Φ B时，来自外界微小冲击将使经济发生突发的集聚。在这个阶段（Φ S
随着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长株潭地区的内部交易成本将不断降低，其内部贸易自由度相对之前也将不断提升。此时如果发生某种干扰事件，长株潭核心区将迅速地将湖南省内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吸引过来。而随着相关要素的持续流入，已经占据了巨大优势的核心区市场将进一步迅速扩大相关规模。当自由度 在达到突破点ΦB，此时来自外界微小冲击将使经济发生突发的集聚将会形成之前已具有优势的长株潭地区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
由于政治区位因素、历史传承因素等自然因素的累积，长株潭地区自建国以来在湖南省内就一直处于优势地位，随着市场力作用的发挥，循环累积因果链得以形成，最初的优势也被进一步放大，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长株潭地区集中。当07年底国家以政策确立了长株潭地区为“两型社会”试验区之后，可认为此为有效外部冲击，可有效促使以长株潭地区为核心的湖南省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
由于政治区位因素、历史传承因素等自然因素的累积，长株潭地区自建国以来在湖南省内就一直处于优势地位，随着市场力作用的发挥，循环累积因果链得以形成，最初的优势也被进一步放大，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长株潭地区集中。当07年底国家以政策确立了长株潭地区为“两型社会”试验区之后，可认为此为有效外部冲击，可有效促使以长株潭地区为核心的湖南省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
参考文献
新经济地理学范文6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文献 研究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19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1.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多年,期间的代表性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性,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 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1。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柔性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1990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2.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 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 和 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 和 Anthony j.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二、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出现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浙一带兴起了中小企业聚集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分别以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展开理论探讨,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创新网络、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如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年,她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他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结构状况,将集群分为三类:“市场型集群”、“椎形”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
叶建亮(2001)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他认为知识溢出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导致了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性竞争的发生。
盖文启(2002)从新产业区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理论概述,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反面阐释产业集群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体系。
魏守华(2002)从企业群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他人文企业群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吴勤堂(2004)以人口聚集为出发点,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目前尽管我国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的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多数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对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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