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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汇投资范文1
人民币在国际清算银行（简称BIS）最新的外汇成交额报告中跃居第九位，超过了瑞典克朗和新西兰元。
国际清算银行引用4月份以来的调查数据称，过去三年人民币成交额增长了两倍多，2013年日成交额升至1200亿美元。2013年美元日均成交额为4.65万亿美元。
人民币成交额飙升凸显出，中国希望在长期由美元和欧元主导的市场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外汇日流动规模在三年内增长了30%以上。人民币在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的调查中仅位居第17位。名次的提高也彰显出制造业供应链的国际性特点以及美国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报告还显示，伦敦仍是主要的外汇交易中心：41%的日均外汇成交额发生在英国，高于1998年的32.6%。同期美国在外汇市场上所占比例小幅上升，由15年前的18.3%升至2013年的18.9%。
和人民币一样，墨西哥比索这次也跻身全球十大交投最活跃货币行列，为1998年以来首次上榜，可见新兴市场货币普遍崛起。人民币和墨西哥比索在全球外汇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均提高一倍左右。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南非兰特和巴西雷亚尔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地位也都有所提升。而韩元和波兰兹罗提所占的 比例小幅下降。
在发达市场货币中，日元资金流在今年的调查中也大幅增加，成交额较2010年激增63%。国际清算银行称，美元兑日元交易额增长约70%。
中国央行周四的讲话加大了进一步放松跨境投资管制的可能性。中国近些年放宽了经济和银行业准入门槛，外部因素包括美联储削减刺激措施的计划。
外汇交易公司Cambridge Mercantile Group的高级副总裁Anil Sawrup称，随着中国开始放松银行业监管，企业将最终发现人民币可与欧元媲美；既然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十大货币之一，更多的企业将意识到使用人民币支付的紧迫性。
全球支付服务公司Western Union Business Solutions的调查显示，2013年上半年，美国公司的人民币支付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近90%。调查显示，人民币目前在美国对华支付中占到12%，高于去年上半年的8.5%。
中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但严格的管制使得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支付仍有难度。2012年初，中国央行宣布所有中国企业可以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并签署了更直接的货币互换协议。
国际支付服务机构AFEX策略管理部门全球负责人GuidoSchulz表示，五年前，由于政府管制的原因，帮助客户向中国供应商支付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目前已经很平常了。
英国木地板生产和分销商AnboInternationalLtd.两年多以前就开始向中国供应商支付人民币进行结算以降低成本。该公司董事总经理GurenZhou说，为了对冲潜在汇率波动风险，中国厂家通常会上调外汇结算交易的商品价格，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使得公司可以在进口自中国的厨房台面及硬木地板上获得3%～4%的折扣。
他估计在转向人民币支付后，Anbo已经节省了大约100万美元，这可以使该公司向英国家装产品零售商出售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他竞争对手。
Zhou说，如果从事的是进口生意，对中国客户支付人民币进行结算将能够使企业获得定价上的灵活性，并增强同其他没有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对手的竞争力。
外汇交易的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的崛起正是全球银行和金融中心纷纷跃跃欲试，希望从离岸人民币交易这块“大蛋糕”中分一杯羹的原因。
自从2009年香港成为首个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以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全球以及地区性金融中心围绕人民币交易中心的争夺就异常激烈。新加坡和伦敦已经成为领先的候选地，东京、悉尼、卢森堡和吉隆坡也虎视眈眈。
汇丰驻伦敦外汇电子交易全球主管RichardAnthony称，过去一年人民币交易的增长吸引了众多关注，交易量的增长不仅来自企业客户的贸易结算，也来自投资。
中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撰文称，当前经济稳定，银行系统稳健，人民币汇率逐渐趋于均衡，中国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帐户开放的时机逐步成熟。
盛松成说，美国退出定量宽松政策箭在弦上，这可能引起全球资金流向的再次变化。但是中国不应该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
国内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计划的一步，中国将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展开人民币自由兑换试点，进一步放开跨境人民币流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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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又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记账单位和辅助国际储备资产，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份额加以分配，并只能在成员国和特定持有者之间进行交易。纳入SDR的货币需满足出口和自由使用两个条件。一方面货币发行国或联盟的货物及服务出口需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货币需在国际交易支付和主要外汇市场上广泛使用，但与货币是否自由浮动或是否可完全兑换无必然联系。成功“入篮”标志着人民币已跨过“自由使用”的门槛。
人民币“入篮”SDR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的结果，对其影响必须给予客观评价。
提高SDR信用。此前4种货币发行国或联盟的GDP占全球50%左右，人民币纳入SDR将增强其多样性和代表性，更好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地位的变化；SDR价格或得以稳定、交易量增加，而强化其补充储备资产的作用和信用。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的政策推动，纳入SDR篮子将使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得到权威国际组织认可，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的疑虑。在跨境贸易、投资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将更为便捷，降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成本。
推动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资本账户40个子类中，我国仅完全开放12.5%，基本或部分开放62.5%，尚有25%完全未开放。资本账户的开放并非纳入SDR的先决条件，但一篮子货币的地位并不能完全说服市场，还需加紧金融市场改革、提高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承担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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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地位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11.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8-041-05
一、美元国际地位依然稳固,中短期内无法取代
(一)美元依然是国际经济中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
1999年欧元问世后至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统计,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比重的确有所下降,已从1999年的71%下降到2008年的64%,而同期国际货币储备中的欧元比例则从17.9%上升到2008年的26.5%。不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多少改变。事实上,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重和20年前的差别并不大,和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甚至还有所上升。
从交易货币来看,从1989年算起,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上美元比重仅微跌了2个百分点,从45%下降到43%。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比重变化也不大(见表1)。这说明,即使欧元作为一种竞争性货币出现后,世界外汇市场上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习惯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全球危机下美元的“在位”优势凸显
汇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美国经济的走势,更需要关注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美国2008年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长为-0.3%和-6.3%。2008年大约有300万人失去工作,创1945年来新高。2009年1月,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岗位减少59.8万个,失业率飙升至7.6%,创16年来新高。不过,遭遇经济衰退打击的并非只有美国。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欧盟,2008年二、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0.3%、-0.3%和-1.6%。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欧元区2009年1月的失业率已达到8.5%。英国、日本也同样没有幸免,纷纷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和失业率上升的衰退局面(见图1)。
从股市表现看,自2008年6月起,世界各国股市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10月,美国MSCI指数已经跌去30%(2008年1月=100)。不过,同一时期欧洲和日本股市的跌幅更大,欧元区MSCI指数和英国MSCI指数分别下跌了45%和40%,日本MSCI指数也出现了42%的跌幅。到2009年3月末,美国和日本MSCI指数分别下跌40%,欧元区和英国MSCI指数分别下跌53%和46%(见图2)。
从各国利率水平看,目前美国、英国、日本的利率均已接近零,分别为0.25%、0.1%和0.5%,欧洲央行也将利率再次调低25个基点至1%。由于美联储近期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也被迫替代私人金融部门承担一部分金融中介职能,采取降息措施,因此利率平价至少不支持美元贬值(见图3)。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深化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与之隔离,实现脱钩和逆势发展。由于美元实际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因此具有“在位”优势。回顾国际货币的发展史,尽管一战以后,美国的综合实力就已经开始超过英国,但直到二战,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遭遇重创以后,美元才取代了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这说明,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位置的货币具有天然优势,国际资本对美元及其标价资产仍有所偏好,美元的规模递增效应目前还无法被取代。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统计,在2008年,资本净流入的月份达到9个月,只有3月、5月和7月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海外资金流入美国的规模突然变大,2008年9月-12月间,资本净流入总额达到5850亿美元,占全年资本净流入总额的88%,其中9月和10月资本净流入规模最大,分别达到1400亿美元和2730亿美元。
(三)美元具有政治制度优势
相对于美元背后的美国联邦政府而言,尽管欧元区也存在着统一的中央银行,但并不存在支撑欧元的政体。由于欧元区内各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发展程度和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因此欧元区在应对危机时具有先天的时滞性,迅速采取统一政策的难度较高。美国在2008年9月份先后出台拯救两房和AIG集团计划的时候,欧盟却仍在为是否需要救助银行业而争执不休。这期间,爱尔兰等个别国家出于本国利益开始为银行业担保,从而掀起了欧盟各国各自为战,以求自保的混乱局面。在美国采取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政策之时,欧洲央行甚至还在为严防通货膨胀而上调利率,直至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才不得不降息。欧元区政经分离的现状无疑让其在政策制定上不如美国灵活。尽管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被认为是最有效避免经济严重下滑的公共支出政策,但对于欧盟来讲,由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其成员国财政赤字水平不得超过GDP的3%,债务水平不得超过GDP的60%。因此,在危机情形下被认为是最有效避免经济严重下滑的公共支出政策,在欧盟的框架内被严重束缚住了。加上欧盟以“辅助原则”(subsidiarity)为基本运作方针(欧盟尽量不介入成员国的施政),并没有建立可以酌情运用于区内的“共同财政资源”,因此向各国提供援助的能力有限。尽管欧元区的政策规定长期看有利于欧元稳定,但这些政策显然缺乏应急机制。相比较而言,美国更是一个可以利用经济政策支撑货币强势的经济体。尽管美国的救援计划动用了纳税人的钱,但却增添了美元的魅力。在解决围绕信贷危机的多重问题方面,美国仍是唯一足够庞大且协同能力足够强大的国家。
综合以上分析,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持其主导性国际货币的地位,不会被取代。
二、约束美元的对策建议
尽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目前还不能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进行。我们需要研究和讨论的,并不是什么“取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对美元如何加以“制约”,把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对美元的软约束转化为“准硬约束”,迫使美元放弃过于“专制和霸权”的地位和做法,走上“民主合作”的道路。
(一)构建和推进汇率制度安排,约束关键货币间汇率的肆意波动
由于世界各国都希望汇率稳定以避免经济动荡,还希望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同时希望资本自由流动,方便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其它国际商业活动的展开,因此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几个可取目标,即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这个“不可调和三角”的基础上设计一个稳定、政治上可接受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上加难。
尽管浮动汇率制通过允许货币间自由的升值与贬值可以缓解各国贸易失衡的矛盾,同时让各国拥有了更大的经济决策自,但在科技进步、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等“金融革命”带动下,浮动汇率制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不断膨胀和汇率大幅波动的内生机制,它不仅不能再有效调节贸易失衡,而且给实体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全球GDP的年均增速是3.23%,全球贸易年均增速是6.48%,全球资本市场年均增速是13.67%。也就是说,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物流、贸易流的增长速度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一倍,资金流增长速度是贸易流增长速度的两倍、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四倍,全球金融一体化速度远远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日平均外汇交易额1979年仅为750亿美元,1984年扩大到1500亿美元,1990年接近9000亿美元,而2008年已达3.5万亿美元。其中,参与外汇市场交易的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所涉及的外汇日均交易数量已近1.3万亿美元,占到了外汇交易总量的38%。由于这些交易是在没有任何贸易和生产背景下发生的,交易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融通资金、盈利和风险规避,因此这样的交易数量越大,汇率波动就会越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同时,任何实体经济的不利变化都可能使资金交易方式、方向以及规模发生大幅逆转,并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传递到其他的经济实体。因此,尽管没有新的规则出台,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避免受到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外汇资金冲击,都相继选择了钉住汇率制度来稳定经济,一些国家甚至彻底实行了美元化。从表2可以看出,1999年至今,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稳中有降,在所有报告汇率制度安排的国家中的占比由24%下降到21%,而实行完全固定汇率制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曾上升趋势,占比由76%上升到79%(见表2)。
不过,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稳定汇率,都需要该国拥有大量的国际货币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而由于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位置,美元就成了各国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资产。因此,纵然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持续贬值,各国所累积的美元资产却几乎直线攀升,不断创新记录。2002年―2007年间,在美元贬值25%的情况下,全球外汇储备总额却由2.4万亿美元增加到7万亿美元,增长1.9倍。其中,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增长最为明显,由1.5万亿美元增加到近5万亿美元,增长2.3倍(见图4)。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正是浮动汇率打开了世界对美元需求的渠道,并强化了这一机制,即汇率越动荡,全球对美元的需求越多;积累的美元越多,越担心本国货币汇率升值;越担心本国货币升值,就越需要购买美元来阻止本币升值,从而积累的美元越多。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实际上已经搭建起来了1。
有鉴于此,各国特别是货币大国之间改变汇率制度完全自由浮动的现状,将其置于一定协议管理之下,显然是限制美元霸权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据汇率协议安排,主要国家间定期就汇率关系进行对话,达成汇率意向,按照固定的、预先宣布的定量指标允许(而不强迫)各国在外汇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干预。由于对各国的货币政策施加了外部限制,一旦美元过度发行,美元贬值触及下限,美国央行就会抛出外汇回购美元,而世界其它国家央行则会进行抛售美元回购本币的逆向操作,从而使主要国家货币汇率重新回到平衡水平。汇率协议安排重新为汇率制定了制度性规则,维护了汇率相对稳定,同时又避免了固定汇率所带来的价格扭曲,因此就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以及国际流动资本过度投机所带来的汇率大幅震荡。
(二)设置投资替代帐户,加强外汇储备多元化
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为中心,全球外汇储备空前增大了,目前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为7万亿美元。由于全球外汇储备的65%左右为美元储备,由此推算,世界各国政府大约储备了4.5万亿美元。正如前文所述,如此大量的美元游离于各国国民经济之外,有力推进了各国政府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确保了美元向美国的大量回流。由于美元大量回流美国,美国既可以籍此支付对外贸易逆差或经常收支逆差,又能够在减税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支出,从而既确保了对外支付又减少了美元印钞的数量,对维护美元地位的稳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假设各国外汇储备投资能够实现多样化,使储备资产积累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相分离,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在美元回流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提高债券利率或增发美元为贸易赤字进行融资。由于这些措施都会对美国经济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有利于约束美元超发。不过,外汇资产若大量远离美元,投资于其他国际货币之中,尽管可以起到约束美元的作用,但是欧元、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却会因需求增加而大幅升值,从而产生新的不平衡,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减速。
既能够起到约束美元,又不致于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平衡的办法,是通过IMF设立一种外汇资产的投资替代帐户2。本质上说,投资替代账户是IMF管理下的单一账户,发行SDR或者以SDR为主的债务凭证。使用替代账户的会员国可以自由用美元或者其他国际货币购买替代账户的债务凭证获得相应债权,IMF则利用替代账户获得的美元等国际货币进行再投资,所获收益用于支付会员国的债权利息。相比外汇资产投资,投资替代帐户有如下优点:第一,由于各国货币当局通过替代账户与IMF进行直接操作而不必通过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外汇储备资产在转化过程中不会对外汇市场产生重大冲击。第二,通过集聚外汇储备持有国的外汇资产,替代账户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池,实际上就是以外汇资产作为抵押向全球输送流动性,这样就限制了少数大国增发货币的垄断权。第三,由于替代账户中的美元比例远小于国际贸易、世界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占比,因此账户中美元被抛售、贬值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承担起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趋向均等。
由于替代帐户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减少了美元回流的规模和速度,同时又避免了主要货币间汇率的大幅波动,因此对约束美元超发,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提高美国家庭储蓄是约束美元的内在机制
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经济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美元的大量回流使美国经济获得了巨额的廉价美元信贷,导致美国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美国政府和家庭的借款限制越来越宽松,诱使他们产生了无需进行大规模储蓄的感觉。新世纪以来,美国净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平均只有2%。较低的储蓄率不仅使美国政府和家庭长期处于赤字经济中,而且也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规模不断削弱,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1947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为25.6%,到2008年,这一比例已经降到11.5%(见图5)。被削弱的制造业和较低的储蓄率不仅使美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弥补国内产出不足,而且也需要从国外融资弥补国内信贷不足。由于缺乏对美元的实质性约束,美国可以无限制的从国际上借到以自己货币定值的贷款,因此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制造业收缩就被不断地扩大和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虚拟资本越来越决定着美国经济的兴衰。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由1947年的10.4%上升到了2008年的20%(见图5)。
然而,缺乏产业基础的金融虚拟经济不仅是虚弱的,而且如前文所述,它也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支持美国过度消费的财富效应这个支柱倒塌之后,美国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受到了冲击。2008年,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只有0.16%,不及2007年的十分之一,而制造业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削弱,因此很难在消费萎靡的情况下承担起复苏经济的重任。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统计,自2008年4月以来,美国制造业指数已经连续15个月处于萎缩状态,特别是2008年8月后,制造业指数大幅下滑(见图6)。
因此,美国经济重新走向复苏,就需要使国内经济逐步恢复平衡,需要重新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减少对虚拟经济的过度依赖。由于美国经济已身陷困境,采取反周期的大幅增税或削减政府支出政策暂无法实施,但在虚拟的财富效应消失后,美国家庭储蓄的增加是切实有望的。提高储蓄率不仅能重振美国实体经济,而且也能降低美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减少美国对外国借款的依赖,起到约束美元信用无节制膨胀的作用。因此,提高储蓄率是约束美元的内在机制。
三、结语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成美元本位的信用货币体系后,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弊端随着美元信用的肆意扩张而被不断放大,造成了世界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有鉴于此,在美国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以及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来说,就亟需在现有金融框架下积极探索如何约束和限制美元的对策,引入制衡美元的新机制,为“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注入新的内涵。打破美元本位制下的美元“软约束”,实现把对美国的软约束转化为“准硬约束”,对国际货币体系加以控制,使其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正是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实目标。
注:
1.德国经济学家Dooley等人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新的布雷顿体系(a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就货币区而言,世界上存在着中心国和国。中心国是美国,其他国家构成广义的国家,其中欧盟是候补中心国,日本、中国和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是核心国。
2.1970年代后期,当美元不断贬值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建议创设一种新的机制,即替代帐户,但并未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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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汇投资范文4
中国外汇储备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完成了两个惊人的高跳动作：超过日本荣列全球外储榜单首位和轻松跨过一万亿美元大关。在打破了自己外汇储备历史记录的同时，中国也豪迈地打破了世界所有国家外汇拥有量的记录。
一万亿美元――一个人类外汇史上的标志性数字，其所能够包容的经济能量已经得到了统计专家们精确的类比：它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的20％，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45％，相当于全中国人手中钞票总金额的3倍；如以千元美钞堆积，它相当于5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一万亿美元――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撼的庞大数据，其所具备的超级购买能力已经得到经济学家形象的描绘：对内，他可以造40座三峡工程，建32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偿还中国所有的短期外债6次；对外，它可以购买4．6万架波音747飞机，可以买下花旗集团、埃克森美孚和微软，余下的“零头”还足够买下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全部资产。
的确，在世界大约190个国家中，经济规模能够上万亿美元的国家大概也不超过10个；面对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巨人般身躯，即便是全球最大的共同基金――拥有147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成长基金也相形见绌，至于哈佛大学3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更看上去像是零钱小票。中国再一次以非凡的努力证实了自己在地球村中不可小觑的存在。
最重的金融任务?
积小流而成江河。回放昨天并不久远的历史，我们更能强烈感觉到中国外汇波澜壮阔的脉动。26年前，在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清单上，中国的贸易盈余为零，外汇储备自然是一片空白。清贫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大潮的激烈涌动而改写。
198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的记账簿上首次出现令人兴奋的数字――27亿美元，并在4年之后很快发酵为100亿美元，而当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时，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外储的急行军脚步已经很难再停顿下来，以至于到了2001年底的时候，当中国外汇储备跨过2000亿美元的门槛，国际舆论阵营中已经很少有人发出惊叹声。
但是故事还长着呢，而且这个故事的演变确实超出所有人的预想。2005年年底，中国外储额度跳涨到8189亿美元，而此时，从国际金融机构到各国政府要人，再到经济学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瞪大了惊奇的双眼，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打破全球外汇储备―万亿美元的记录就要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魔法般地变成现实。
的确，中国再一次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外汇储备从零到千亿美元，中国用了16年的时间，而从千亿到万亿美元，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尤其是在最近3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以年均2000亿美元以上向上激增，其式的前行速度为史前所罕见。
但是，一个必须直接回答的问题被国际舆论和我们自己提了出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太多?”诚然，一国究竟持有多少外汇储备才算适度，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国际上也只是定义了外汇储备的下限，而上限则还等待人们的求证。传统观点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是能够满足3个月的进口需求，即一般不超过GDP的10％。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只需保有1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够了。不过，传统国际储备理论是以金融全球化程度较低和全球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为背景来计算的，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以某种形式采取弹性的汇率制度，当弹性汇率制度成为一般性时，不少国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更多的是为了在变动不断的国际金融市场中维持对本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信心以及来保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如此一来，现今普遍被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考虑到大约5～6个月的进口用汇、全部短期外债偿还用汇、中长期外债偿还用汇以及中国外汇储备特性的预留安全规模，中国外汇储备以不高于8000亿美元为合适，而其余则可以视作富余储备。
的确，如果以月进口所需外汇估计，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可以足够16个月的支付，这不仅大大超过传统贸易理论设定的程度，也远远高过了现时所需。“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多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面对着国内外媒体所作出的精炼性陈述似乎意味深长。
可能放大的数字符号
相当多的学者相信，已经走上快道的中国外汇储备很难停下匆匆而行的脚步，中国外汇一万亿美元的储量也许只是一个阶段性数值。
猜想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似乎汇聚成一种明晰的图案。世界银行在《全球发展金融(2006)》报告中表示，2012年中国外汇储备可能达到2．9万亿美元。而有经济学家作过计算，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10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将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认为，美国迟早会纠正其巨额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将趋于平衡，中国外汇储备在不久的将来会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一下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变局，就不难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外汇储备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和可能性。
受生产要素价格巨大差异的牵引，发达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掀起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物质产业的“全球化”浪潮。而正是这一新的深层力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且不可抑制的根本原因，也造就了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持续扩大。
观察发现，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步伐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轻工类产业，并且这个转移过程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其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的货架上80％～90％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也表现在中国所接受的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率出现了下降，甚至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
然而必须看到，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阵营中，轻工类产业仅占1／3～1／4，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大头还滞留在国内，而其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新一轮的巨大转移浪潮，主要是因为这种转移需要更高的物质基础与技术环境相匹配，而以发展中国家目前的重工业技术基础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例如，在发达国家的设备制造业中，机床的数控化率普遍高达60～70％，但是直到目前，中国机床的数控化率才刚刚达到30％，一些国内专门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数控化率也刚超过50％。由于技术水平的约束，发达国家进一步向中国输出许多重工业产品生产的步伐不得不暂时放缓。
但是，带有明显重化工业特征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似乎为发达国家产业的再转移预留出崭新的空间。其一个重要的表征是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在本轮增长周期别突出。仍以设备制造业的数控化率为例，相比于5年前每年不到2个百分点的速度而言，近3年则年均超过了5个百分点，十分清晰地显示出了加速提升的趋势。按照这种进度，再用5年时间中国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重工产业的浪潮在未来5年很可能出现。
至此，我们可以算一笔细账：如果在以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接发达国家轻工产业转移的时代，中国的年度贸易顺差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那么不难预测，进入重化工业转移的时代，中国年度贸易顺差将会超过3000亿美元，而每年所接纳的国外直接投资也会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国际轻工产业转移可以持续20年以上，由于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规模是轻工产业的2～3倍，未来重工产业转移持续的时间只会长于20年。这样，到2030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0万亿美元就不是天方夜谭。
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正如前面所指，在中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中，能够用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流入所解释的部分大约仅占60％，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汇储备是由国际“热钱”而形成，如果这部分资金占中国外汇储备目前的比重一半，那么未来25年由此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也不会低于4万亿美元。
但是，如果国内外汇管理政策出现根本性异动，如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甚至汇率完全实现自由浮动，那么以上结果就必然得到抑制或者稀释。但按照目前中国官方所坚守的态度分析，汇率的变革绝对不可能采取冒进的动作，那么人民币汇率长时间只会在―定的区间有限地浮动，其升值的预期也将在国际资本的瞳孔中进一步放大，最终结果只会推动中国外汇储备继续爬升。
补品抑或苦药?
很显然，万事都离不开硬币正反面的老套故事。对于中国而言，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好比“信用证”――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和提高海内外对我国经济与货币的信心；好比“稳定器”――有利于应对突发性事件，防范金融风险好比“扬声机”――扩大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但真理向前跨出一步就是谬误。严格意义上而言，外汇储备只是国际收支平衡和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产物。一个经济体应该在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金融市场没有出现显著扭曲前提下所形成的外汇储备才是相对正常和稳健的。然而，今天的中国所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的明显失衡以及国际收支错位的不断恶化，加之国内市场机制扭曲(尤其是汇率并不能反映货币的价值)，中国外汇储量所具备的科学性与合理逻辑就值得怀疑。
传统的理论视外汇储备为一国财富的标志，但这一经典的拜物教价值观如今却被中国可能出现的客观结果击打得粉碎。资料显示，与最近3年中国每年新增GDP相比较，外汇储备新增额已经相当于新增GDP的75％。外汇储备增加数额接近乃至超过国民财富的创造额与积累额，说明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或储蓄形态已经基本上采取了外汇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资产，而美元已经完全跌入一个漫长的颓废通道之中，中国国民财富由此必然遭遇折损与流失的厄运。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我国庞大外储中的绝大部分被投放于中国境外的金融市场，并未参与境内资金循环过程。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最近10年中资本投资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前者是13．3％，而后者平均只有7．8％。这就意味着，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是以牺牲国内投资机会为前提，并最终绝对损害了国民的福利水平，长此以往就会直接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后续能力。
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调节外汇市场的主要工具，其直接效果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能力。一般而言，外汇储备是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供大于求时买入外汇而形成的。由于央行买入外汇必须投放等值的人民币(即外汇占款)，因此，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意味着外汇占款在高速增加，也意味着央行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在高速增加。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6年第三季度，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已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116．3％，外汇占款几乎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渠道，并呈现出“货币发行美元化”的怪现象，货币政策所具有的自主性由此势必大打折扣。
弊端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伴随着央行针对外汇储备增加而不断对冲人民币，流动性的扩张引起了近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按照正常逻辑，货币当局完全可以启动利率机制通过加息完成对市场的调控，但如果―旦加息，又势必提高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进而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央行连续进行两次加息操作，但这主要不是利率机制的自动性相机抉择，而是因为美国央行已经把基本利率提升到5．25％，并高出中国央行基本利率水平的3个百分点。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如今已经见顶，加息过程业已结束，如果美国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而进入减息过程，中国即便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处在经济过热阶段，可能也将因为防止外汇过度流入而不得不减息，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会由此而丧失其独立性。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5
关键词：国际金融外汇市场启示
中图分类号：830.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6)01-0043-03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间的金融系统越来越密切，国际外汇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最活跃、最开放的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自身在传统交易日趋活跃的同时，不断创新的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为外汇市场的深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国际外汇市场的最新发展
对国际外汇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最全面、最权威考察的，是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每三年进行一次的，对各国中央银行就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所进行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当前国际外汇市场呈现出如下特点。
1、全球外汇日交易量巨大，并呈大幅回升之势
自1995年以来，全球外汇市场各外汇交易工具的日均交易量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2004年4月创出20180亿美元日均交易量的历史记录。除2001年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外，其他调查年份均呈现增长势头，其中尤以2004年增幅较大，比2001年4月的日均12670亿美元增长59%。在各交易工具中，货币互换的增长幅度最大，从2001年4月的日均70亿美元跃升到2004年4月的210亿美元，增幅为200%；期权的增长幅度位居其次，增长近一倍。（见表1）
2、外汇衍生品交易占绝对优势，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自1995年以来，衍生品交易一直高于即期交易量，并处于稳步上升之中。衍生品占全部外汇交易量的比重，从1995年4月的58%，上升到2004年的68%，其交易量已达同期即期交易量的两倍之多。各交易工具中，外汇互换衍生品的交易最活跃，占到全部外汇交易的49%。即期交易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目前其市场地位已趋于稳定，市场比重保持在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在所有外汇交易工具中，仍居第二的位置。（见表2）
3、外汇交易对手以报告交易商为主，其他金融机构的地位趋于上升。
在国际外汇市场各交易主体中，报告交易商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活跃在外汇市场上的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他们既从事外汇的自营业务，也从事业务，交易通常经由诸如EBS或路透的电子交易系统实现。尽管报告交易商的交易量比重自1995年以来呈下降之势，但其市场份额均在一半以上，2004年4月为53%。除报告交易商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这主要指小型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政券公司，及各种基金、保险公司、中央银行等，其市场地位正在稳步上升，交易量比重从1995年4月的20%提高到2004年4月的33%。此外，非金融类最终客户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他们主要是公司和政府等，其交易量比重2004年4月为14%。（见表3）
4、外汇交易主要集中于欧洲和美国，亚洲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全球外汇交易的地理分布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和亚洲，交易量最大的前六个国家和地区，其交易量合计占全球的比重自1995年以来，一直稳定在72%左右，2004年4月该数据为73.1%。全球四大外汇交易中心的地位十分稳固，分别为伦敦、纽约、东京和新加坡。（见表4）
5、外汇交易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银行的市场地位越来越强。
外汇交易的机构分布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少数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可以通过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拥有市场75%份额的银行家数呈不断下降趋势中看出。例如，在英国，占有市场75%份额的银行个数，从1998年的24家，减少到2004年的16家；美国同期的银行家数则由20家减少到11家；香港的集中化趋势更明显，由1998年的26家降到2004年的11家；德国的集中化程度可称得上最高，2004年4家银行垄断了国内75%的外汇交易，而1995年的数字是10家银行（见表5
二、对上海外汇市场发展的启示
以上对国际外汇市场的考察，为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过程及趋势，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外汇是市场应该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我国外汇市场的完全开放与上海成为完全自由的国际外汇市场尚有待一定时日，但浦东政府应该积极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的有利时机，大力进行金融生态环境的改造，为未来建成开放型的外汇市场准备条件。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 外汇市场建设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程，政府在市场发展初期的推动作用十分重要，政府应在其中积极发挥主导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是一个与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协调一致的循环渐进过程，应积极、稳健、妥善地推进。
（二） 积极准备条件支持推出外汇衍生产品。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际，于1972年率先进行外汇期货交易，成为国际衍生品交易所的领头羊。我国目前仅有外汇远期衍生品种，这显然不能适应人民币汇率不断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上海应充分发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自身的优势，适时推出其他外汇衍生品，培育出我们自己的、能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衍生品交易所。
（三） 引入更多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入驻上海。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是国际外汇市场上的活跃份子，将其引入上海，则上海的外汇资金来源与对外联系网络将扩大，这对活跃上海的外汇交易十分有利。
（四） 增加金融机构类型，为市场提供更多服务。国际外汇市场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市场地位呈上升趋势。我国也应积极引入更多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进入外汇市场，并可考虑设立新型的专业性金融机构，目前首先可作的是，尽早推出中外合资的货币经济公司，利用国际著名货币经济公司的管理经验与服务手段，为金融机构的外汇买卖等业务提供世界一流的中介服务。
（五） 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运行机制改革，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国内金融机构在开放过程中竞争力的提高，对我国金融命脉的掌控意义重大，应该充分利用上海有利的经济、金融环境，加快国内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治理，使上海的金融机构能成为全国金融机构的排头兵，并着力培育几个能与国际同行抗衡的中坚力量，应对国际市场上不断兼并、强者恒强的竞争势态。
（六） 加强上海在国内贸易口岸中的地位，把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贸易往来与资金往来相辅相成，国际贸易的活跃必然带来大量的资金交易及与之配套的服务系统。我国目前已跻身世界贸易大国之列，上海应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的重要口岸，以发挥国际贸易对国际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这在我国目前实现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意义尤其显得重要。
（七） 大力培养上海的金融人才队伍，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未来的国际外汇市场，是一个参与国际竞争的开放性平台，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上海应积极进行人才储备，建立包括衍生品研发与交易方面的专业人才、交易系统开发与维护方面的技术人才、信息管理与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决策人才库。
全球外汇投资范文6
一、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理论及演变
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影响下，二次大战后国际储备缓解一国外部脆弱性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一国出口变动性作为计算各国份额的五个因素之一，这是国际组织将一国对外贸易与国际储备联系起来的最早的实践。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一国的储备规模应该与贸易量呈线形挂钩，储备/进口比（以下为R/I）应成为规模适度性的衡量指标。IMF于1953年应联合国要求首次计算储备规模的适度水平，其研究人员指出一国储备规模适度性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关系，而是与国际信贷体系有效性、汇率模式、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合理程度、政策目标及国家发展程度相关联。1958年，IMF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由于对外贸易是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项目，储备规模首先应与贸易额相联系，并且通过比较总结出各国倾向于将R/I比保持在30%-50%的水平上。特里芬认为30%底限太低，建议将最低比例提高到35%。1966年Heller首次在储备规模适度性分析上引用边际效用及边际成本的方法，即一国为了拥有在出现收支赤字时具有稳定消费及产出的效用必须付出机会成本（即储备收益率与资本收益率之差），储备规模应为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但是由于各国中央银行毫无例外的属于风险规避型，关于机会成本的研究缺乏实证支持。总之，关于国际储备规模适度性的研究并没有定论，也没有各国应该保持多少储备才合适的统一指标。
在实践中，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额由于简单明了、易于计算和衡量而被普遍采用。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衡量指标。随着国际收支内容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及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金融机构和学术界不断提出补充性意见，试图找出度量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新方法或新模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带来了经验教训，让各国看到通过合理的资产及负债匹配管理降低一国资本抽逃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激发了对国际储备规模性研究的又一次。格林斯潘（1999年）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考虑到资本流动的重要性，储备必须包括短期外债的数量。Bussiere和Mulder（1999）通过对IMF早期预警系统（EarlyWarningSystems，EWS）的分析得出保持高的流动性将降低当国内经济出现危机时抵御外部袭击的脆弱性，主张储备数至少得保证能偿还短期外债。Feldstein（1999）认为以进口来衡量储备规模的传统观点忽略了货币危机是由资本流动引起而不是贸易融资引起的事实，而大量的储备能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提高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当一国货币高估，该国应持有更大数量的储备。许多货币危机有力地证明了持有大量储备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抗冲击的能力较强。
前阿根廷财政部长PabloGuidotti提议各国将自身的外部资产和外债进行比配管理，即储备需能保证偿还在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外债。格林斯潘对此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建议，建议学习商业银行的风险流动性方法，即计算在所有外部资产及债务的组合之下一国外部流动性状况，选择有95%可能性保证近一年内外部流动性能满足需求的储备水平。两人分析的落脚点是对一国储备的外部需求。
二、储备量适度规模分析模型
对一国储备的需求有来自外部的，如外债及利润汇回，也有内部的，如境内机构资金外逃。在考察了各种储备理论后，我们认为以进口、短期外债、M2三个指标来衡量储备适度规模较为合理。
第一个是R/I比。尽管储备至少满足3个月进口额的衡量标准并不完美，但仍是一个广泛被采用的比例。进口会带来对外偿付义务，的确是未来消耗储备的一个重要项目，在考虑储备规模大小时，应该考虑进口状况。现在一般认为，外汇储备能满足3-6月的进口额为宜。
第二个因素是储备与短期外债比（R/STED）。短期外债是一国在近期需偿还的外部债务，为了保持必要的对外偿债能力，持有相应数量的储备是必须的。许多关于20世纪90年代危机预测的实证研究得出短期外债与储备比是决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重要因素，太低的比例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该比例较低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均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其中韩国1996年持有的储备仅为短期外债的54%。危机之后，韩国开始重视增加外汇储备，当前韩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四，为2050亿美元。以R/STED衡量国际储备规模的做法已获得广泛认可，实践上也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一般认为储备至少应该满足短期外债数。从实际情况来看，实行管理浮动及固定汇率的国家中该比例较浮动汇率国家高，以1999年底为例，前者比例是283%，后者比例是159%。
第三个指标是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在EWS中储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作为一个金融危机预测指标。由于M2代表着境内机构及个人提供了购买国外资产的必要国内流动性，因此M2的大小隐含着国内企业或个人资产转移的潜在风险。当公众对一国货币的信心下降，资本外逃就会增长。虽然为了防止资本外逃时对储备的过度消耗，理论上最理想是持有与M2等量的储备，但是考虑到储备具有持续上升的边际成本的特点，最佳储备量不并需要满足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对于实施盯住汇率及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这个比例控制在10%-20%即可；对于浮动汇率国家，在5%-10%之间即可。不过，对于经济状况良好、金融运行稳健及政治稳定的国家，资本转移的可能性较小，这个比例可以相应下调。
三、将模型用于分析我国的储备需求
我们认为对我国储备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因素，以上三个比例基本能反映了这两种需求量。现以2004年度有关数据来测量我国需要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
据海关统计，我国2004年全年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按3-6个月进口量计算得出1403.5-2807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M2为25.32万亿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计算得出3059.3-6118.6亿美元，再考虑到我国国家风险0.43[1]，得出1315.5-2631.0亿美元。鉴于我国实施资本管制，资本外逃的数量较低。从最常采用的反映资本外逃数的净误差与遗漏数来看，我国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资本外逃平均为147.5亿美元。在1997年人民币面对巨大贬值压力时资本外逃也不过为169亿美元。因此，结合近几年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指标我国可以取下限，即1315.5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1043.1亿美元，未来1年内到期的中长期转短期余额为74.35亿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资收益汇出为226.8亿美元，应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中外方享有部分为328亿美元（此指标为2003年末统计数，2004年末数据未获得，考虑对整体影响不大，可替用），几项加总为1672.25亿美元。
以上三项合计为4391.25-5794.75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我国为了保证正常对外流动性所必须持有的较为适度的储备规模。这个数字也许会引起争议，不过它的计算思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并未明显过剩
2004年的实际外汇储备额6099亿美元与以上根据2004年度的有关数据测算出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相比，可以发现虽然要多些但并未明显的过多。
我们认为，考察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情况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进行，单单考虑我国自身情况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认识。
1．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势头。二战后初期，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根本谈不上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规模。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恢复，全球外汇储备开始逐步增长，到1960年，全球储备资产（除去黄金储备，下同）达到220.64亿美元，刚好能满足两个月的进口，工业化国家持有153.01亿美元，能满足2.09个月的进口额，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仅能满足1.77个月。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上升到满足2.36个月的进口量，而发达国家则微幅下降为2.05个月。到1990年，全球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能满足4.25个月进口，发达国家为2.71个月。到1995年，全体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量首次超过工业化国家，储备规模为5.07个月进口额，工业化国家仅为2.53个月。到2003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能满足8.52个月的进口，而工业化国家仅为2.98个月。整体上来看，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3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变化不大（如果不考虑日本在内，整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净下降的）；而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不到2个月进口水平，上升至能满足近9个月的进口，规模增加了近5倍。
2．横向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位置居中。从2004年末的外汇储备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能满足13个月的进口，而日本是22个月，中国台湾省为17.3个月，俄罗斯为13个月，印度为16.5个月，韩国为10.5个月。从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为37%，日本为17.6%，俄罗斯为17.6%，印度为19.8%，韩国为29.2%，中国台湾省为79.2%，新加坡为120%。综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居于中间位置，还不能说是严重过剩。
3．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按满足3个月进口之需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已经不再适用。在1996年，泰国持有外汇储备能够满足7月进口之需，印度尼西亚能够满足5个月，马来西亚也能满足4个多月，但是他们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外汇储备相对更充足的泰国发生。尽管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在国际上仍一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适度，除了考虑进口因素外，也要考虑债务特别是到期债务量、国外投资者收益汇出及未分配利润、潜在的资本外逃等因素。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看，尽管外汇储备能够满足超过3个月的进口额，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因素，则都显不足了，这也就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我国，尽管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为弥补或防止贸易逆差的外汇储备似乎并无实际需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借有大量的外债，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较重；另外，经过多年的利用外资，在我国的外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外商投资每年获得的投资利润以及未分配都比较客观；此外，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潜在的资本外逃对外汇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对于如何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时绝不能单看进口规模，而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需要应对的可能不是贸易逆差时进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出。
总之，尽管从理论上难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具体金额，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是与有关国家相比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算严重过剩，从存量来看，外汇储备的少量过剩不会引起较严重问题；二是今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盯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实行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逐渐引导市场的预期向供求均衡方向发展，央行也能从维护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中渐进抽身，从而最终遏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1．Flood，RobertandNancyMarion，2002，“HoldingInternationlReservesinanEraofHighCapitalMobility”,IMFWorkingPaper
2.Wijnholds，J.OnnoDeBeaufortandArendKaptenyn，2001，“ReserveAdequac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IMFWorkingPaper
3.Disyatat,Piti,2001,“Currencycrisesandforeignreserves:asimplemodel”,IMFWorkingPaper
4.Eichengreen,BarryandDonaldJ.Mathieson,2000,“TheCurrencyComposition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RetrospectandProspect”,IMFWorkingPaper
5Heller,Robert,1966,“OptimalInternationalReserves”,EconomicJournal,No.76.
6Bussiere,MatthieuandChristianMulder,1999,“ExternalVulnerabilityinEmergingMarketEconomies:HowHighLiquidityCanOffsetWeakFundamentalsandtheEffectsofContagion”，IMFWorkingPaper
7.有关数据主要来自IMFSTITISTICS、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和《中国外汇管理》杂志等
[1]采用ECONOMIST的数字
三、将模型用于分析我国的储备需求
我们认为对我国储备的需求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因素，以上三个比例基本能反映了这两种需求量。现以2004年度有关数据来测量我国需要的适度外汇储备规模。
据海关统计，我国2004年全年进口额为5614亿美元，按3-6个月进口量计算得出1403.5-2807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M2为25.32万亿元，采用M2的10%-20%比例计算得出3059.3-6118.6亿美元，再考虑到我国国家风险0.43[1]，得出1315.5-2631.0亿美元。鉴于我国实施资本管制，资本外逃的数量较低。从最常采用的反映资本外逃数的净误差与遗漏数来看，我国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资本外逃平均为147.5亿美元。在1997年人民币面对巨大贬值压力时资本外逃也不过为169亿美元。因此，结合近几年资本外逃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指标我国可以取下限，即1315.5亿美元。
2004年末我国短期外债余额1043.1亿美元，未来1年内到期的中长期转短期余额为74.35亿美元，2004年度外方投资收益汇出为226.8亿美元，应付外方股利和未分配利润中外方享有部分为328亿美元（此指标为2003年末统计数，2004年末数据未获得，考虑对整体影响不大，可替用），几项加总为1672.25亿美元。
以上三项合计为4391.25-5794.75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说是我国为了保证正常对外流动性所必须持有的较为适度的储备规模。这个数字也许会引起争议，不过它的计算思路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四、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并未明显过剩
2004年的实际外汇储备额6099亿美元与以上根据2004年度的有关数据测算出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相比，可以发现虽然要多些但并未明显的过多。
我们认为，考察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情况是否合理和正常必须放在整个国际环境下进行，单单考虑我国自身情况不可能得出全面的认识。
1．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出现了普遍快速增加的势头。二战后初期，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根本谈不上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储备规模。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恢复，全球外汇储备开始逐步增长，到1960年，全球储备资产（除去黄金储备，下同）达到220.64亿美元，刚好能满足两个月的进口，工业化国家持有153.01亿美元，能满足2.09个月的进口额，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仅能满足1.77个月。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超过了工业化国家，上升到满足2.36个月的进口量，而发达国家则微幅下降为2.05个月。到1990年，全球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满足三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能满足4.25个月进口，发达国家为2.71个月。到1995年，全体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量首次超过工业化国家，储备规模为5.07个月进口额，工业化国家仅为2.53个月。到2003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能满足8.52个月的进口，而工业化国家仅为2.98个月。整体上来看，自196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在2-3个月进口量的规模，变化不大（如果不考虑日本在内，整个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净下降的）；而全体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不到2个月进口水平，上升至能满足近9个月的进口，规模增加了近5倍。
2．横向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位置居中。从2004年末的外汇储备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能满足13个月的进口，而日本是22个月，中国台湾省为17.3个月，俄罗斯为13个月，印度为16.5个月，韩国为10.5个月。从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为37%，日本为17.6%，俄罗斯为17.6%，印度为19.8%，韩国为29.2%，中国台湾省为79.2%，新加坡为120%。综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在高储备国家中居于中间位置，还不能说是严重过剩。
3．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表明，按满足3个月进口之需衡量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已经不再适用。在1996年，泰国持有外汇储备能够满足7月进口之需，印度尼西亚能够满足5个月，马来西亚也能满足4个多月，但是他们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危机首先在外汇储备相对更充足的泰国发生。尽管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未能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在国际上仍一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足的外汇储备水平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外汇储备是否充足和适度，除了考虑进口因素外，也要考虑债务特别是到期债务量、国外投资者收益汇出及未分配利润、潜在的资本外逃等因素。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看，尽管外汇储备能够满足超过3个月的进口额，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因素，则都显不足了，这也就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具体到我国，尽管我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一直为贸易顺差，为弥补或防止贸易逆差的外汇储备似乎并无实际需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借有大量的外债，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较重；另外，经过多年的利用外资，在我国的外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外商投资每年获得的投资利润以及未分配都比较客观；此外，由于众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潜在的资本外逃对外汇需求也很巨大。因此，对于如何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时绝不能单看进口规模，而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需要应对的可能不是贸易逆差时进口的支付需要，而是要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出。
总之，尽管从理论上难以确定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具体金额，但是毫无疑问，我国的外汇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是与有关国家相比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算严重过剩，从存量来看，外汇储备的少量过剩不会引起较严重问题；二是今年7月21日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改变了过去单一盯住美元的做法，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实行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并逐渐引导市场的预期向供求均衡方向发展，央行也能从维护人民币对美元固定汇率中渐进抽身，从而最终遏制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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