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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诗人范文1
摘 要：陶渊明与孟浩然是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的诗分别代表了诗歌的两种发展方向：田园诗和山水诗。在中国诗歌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他们诗歌的相似和相异处进行分析，力图解释出陶孟诗歌的特点。
关键词：山水诗；田园诗；相似；相异
自从南北朝出现了山水田园诗以来，中国的诗坛上又多了一种新题材和新的诗歌动向，并一直延续下来。其中以陶渊明和孟浩然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将山水田园诗演绎的光彩照人，熠熠生辉。分析山水田园诗自然要以他们为范例。这样才更见得条理清晰，使人信服。
陶诗的题材主要有五大类：田园诗，咏怀诗，行役诗，赠答诗，咏史诗。但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田园诗。可以说，陶渊明整整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他对田园的热爱是非同一般的。孟浩然也是一位隐逸诗人，他偏爱山水田园，写下了很多清新风格的华丽诗篇。
一、陶孟之同
同样是怀才不遇，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心只向往于山清水秀田园中，同样是才华横溢，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怀有崇高的人生期许，并有着深深的济世情怀。也同样都写出了千古流传的华丽诗篇，为后世所垂范，同样的风格却是清新秀美，一泄千里，风光无限。
陶渊明的田园诗大都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生活的简朴表现出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饮酒，或登高，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①也正是由于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豪迈情志，他才得以遨游天地之间，探寻没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怀。无论如何，离开田园的陶渊明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真正的隐士的。于是，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强调：“闲静少言，不幕虚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屡仕屡隐之后，陶渊明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归隐田园，忘却故我，努力创造适合己居的山水田园生活。在那篇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中，他开头便发问：“田园将芜胡不归，即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归隐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的解脱，是一种彻底的释放，有一种历经千山万水找到家园后的归属感，安定感。
孟浩然也是同样，他在早年曾有入仕的愿望。他发愤功名，他勤奋读书，但是最后却没有换来他想象中的荣耀和地位。他在《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是赠给张说的（一说张九龄），“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的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孟浩然秉性孤高，不愿折腰屈从。当他求仕无门，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于是，走向山水，寄情于自然之间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他写下了《宿建德江》《过故人庄》《耶溪泛舟》等优秀诗篇。可以说，孟浩然的这种性情正造就了他在山水田园诗中的游刃有余，造就了他在诗歌史上的不同凡响，让他在山水间充分体味到了难以言说的自由与欢乐。陶渊明大概是受了当时社会习气或者文坛风气的影响，他的诗风一直都是平稳畅达，清新自然，朴实无华。那首《归田园居》中“少无适俗运，性本爱丘山……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写的明白如话，让人一目了然，那种平民生活的图景跃然纸上。不用多想，即能看出作者闲适自安的心境，诚无愧为田园诗的楷模。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也是如此，“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同样的明白如口语，生动活泼地展现了一副农家乐，那种清新的笔法跟陶渊明如出一辙，似乎是有意模仿吧！这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他们的诗风关于田园的描写就是如此的相似。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春晓》，也透漏着些许陶诗的风格和烙印。诗人自身境遇的相仿本来也可能引起他们诗风取向的相同吧？在我看来，这只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拥有高洁的人格，坦荡的品性，智慧的心灵和不屈于世俗的特立独行。于是，成就了他们的生前身后名。
二、同中之异
虽然陶孟诗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不怀疑他们也有相异的之处。先从题材说起。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②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诗属于田园诗，而孟浩然的绝大部分诗应该归于山水诗，这也是两种不同的诗歌描摹对象。陶渊明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是一种开创。他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的韵味，发现对他来说有重要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由此，我们读到了日间劳作的场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我们仿佛切身感到了劳动的艰辛和不易。从而，深深地为陶渊明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的诗风所打动。
其二，孟浩然较之陶渊明，对山水的刻画更多，更精。如他的《耶溪泛舟》：“落景馀清辉，清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这四句清新自然，一副落日的美景立现眼前。孟浩然对山水情有独钟，他所向往的也正是这种泛游于山水间的旅居生活。如《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华子冈》：“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两首诗都写得大气自然，感人至深。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给人以洗削凡近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省静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将淡泊纯净的山水之美透彻地表现了出来。③他的语言是省静的，但比陶渊明的朴实更显得空灵透脱，自有一种不输陶诗的风范。他的语言似乎更加优美，更加清晰，更加灵动，更加秀逸，深深地吻合了山水那种灵秀通透的美感。
其三，我们了解陶渊明，还可以看出，除了诗的题材和手法并不一致外，诗风也是不尽相同的。陶渊明的语言通常是平静的，但那是具有高密度的平静。平静的内部，复杂而浓厚，并在激烈碰撞冲突。就像深渊之水，表面沉睡在一片令人静穆的碧色之中，可在它的底下，几股相互矛盾冲突的潜流在撞击着，争斗着，它们的力量的平衡产生了表面的沉静。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陶诗比孟诗更深沉，更老练。孟浩然显得比较率直，比较豪爽，虽然他也有不平，但他更达观、更能释然。
要之，两人的诗风有相近，也有相异。我们在研读他们作品时更多的是一种享受，是对山水田园的敬畏，也是对自然人生的热忱与殷切的盼望。虽然诗风有别，但是诗意确是如此的相近。特别是两位诗人驾驭语言的技巧，更是炉火纯青，妙手天成，这尤其值得我们探讨与思考。（作者单位：喀什师范学院）
注释：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教出版社，63页。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教出版社，63页。
③ 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史》，高教出版社，320页。
④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章培恒等译，185页。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教出版社，第二版。
[2]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3] 罗宗强：《中国古代文学史》，高教出版社。
山水田园诗人范文2
中国古代文人与生俱来就对自然山水情有独钟，与山林和禅宗更有不解之缘。王维早在18岁之前，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逍遥于南山、东洛（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19岁即以一首《桃源行》表达出对尘寰之外另一个纯净世界的向往。
佛教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反映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品的艺术上。“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自然界物象都是佛性真如的体现，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禅思想对王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无生”观念。他早年的《哭殷遥》诗云：“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直至晚年，他在《秋夜独坐》中还说：“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无生”之说，出于佛典里的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和“涅”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具体方法就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使思想和情绪平静下来，让身心处于寂灭的虚空状态，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当诗人从坐禅的静室中走出来，即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虑的对象，从而使山水诗的创作，由六朝晋宋以来用玄学意味体会自然的山水审美意识，演进为以禅趣为主乃至进入禅境，禅境常常通过诗境来表现。如《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水穷处，自然也就是深山宁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可谓思与境偕，神与物会。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天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诗人充分享受着那摆脱束缚、冲出樊笼、独自遨游于天地之间、交往着自己喜爱的人物，以至忘却归返的自由之乐。每到妙处，心神领会，不求人知，自得其乐，正是禅家旨趣风味；流水有归依，从容不迫，行云了无迹，舒卷自如，正是淡泊闲适、安详自足禅意的象征。对境观心而道契玄微、静极生动、动极生静、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水情态之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
禅宗特别是色空观对王维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大乘空宗的禅宗看来，即是所谓的“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王维深受色空观的影响，往往把这种抽象的理念寓托在自然美的感悟形式中，塑造那种虚空不实、变幻无常的境界。诗人山水诗中所描写的自然音响，泉声瀑声，不绝于耳；莺啼花落，此起彼伏，所展现的应是一个万籁齐鸣、动静相形的交响乐世界，然则这些诗所指向的意境却都是静穆空寂乃至虚无缥缈。表现在自然音响上，他则最喜欢刻画那清寂空灵的天籁之音。《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如果说是动，不把心与境一同沉入深深的静，如何能体验到桂花无声的飘落？如果说是喧，那么鸟鸣空谷就应该不会产生如此“夜静春山空”的感觉。有道是“此时有声胜无声”。正因为有这几声鸟鸣，才表达了比无声更沉静缥缈的意境。然而王维无论怎样善写动态声响，却始终追求的是空寂的境界，诸如“落落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诗中虽写了猿啼、鸟鸣、瀑声、风声、雨声，却少有人声，虽写有声响，却是被诗人在午夜宁静至极的背景衬托下，捕捉到的鸟语虫鸣、泉响露滴、风拂竹响。
王维一直在追求一种澄虚静寂的心境，他晚年的归隐，确已达到了他在《裴右丞写真赞》里说的“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的无我境界。他曾自道衷曲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无心于世事而归隐山林，与松风山月为伴，不仅没有丝毫孤独的感觉，反而流露出自得其乐的闲适。人若能享受孤独，寂寞也是一种美了。
《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写的一组小诗，将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一则是“不见人”，再则云“人不知”，复又说“寂无人”，在常人看来，是何等的寂寞孤独啊！而王维则不然，他所欣赏的正是人在寂寞时方能细察到的隐含自然生机的空静之美，那空山青苔上的一缕夕阳、静夜深林里的月光、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所展示的无一不是自然造物生生不息的原生状态，不受人为因素干扰，没有孤独，也没有惆怅，只是一片空灵的寂静，有的只是不作言说的空白与“似花还似非花”的韵致。而美的意境就产生于这自然永恒的空、静之美的感悟中。
基于此，诗人才特别喜欢表现自然界的那种静穆空灵之美，而且大自然在无人干涉的静中之音、静寂之音，本身也充分体现了大自然的内在生命韵律，也指作者追求“自性清静”，即中无有垢中无有尘的静虚心境。王维诗中有诸多天籁无不一一入诗“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也有“日出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或是“渔歌入浦深”，“深山何处钟”，诗人实现了虚静而明的审美观照主体，使其自然音响呈现出“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的静谧空灵之境。
王维寄情于山水间，于“泛泛登彼，折彼荷花。净观素鲔，俯仰白沙。山鸟群飞，日隐轻霞”中很容易将宗教体验引向一种审美体验，而且这种契合自然的灵心最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王维以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白云、溪涧、红莲、水鸟、青松、明月为载体，表面上是在赞美自然，实际上是在讴歌一种完美的人生理想。他徜徉在大自然的幽静中，或漫步于明月青松之下，或长啸于青山竹林之间，尽情享受那“无缚无解”、“任缘放旷”的乐趣。
超自然的幻想性潜藏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他所迷恋的那大自然的幽深和他所选择的静态自然物，是这种“幻想性”的外壳和载体。他所渴望和追求的那种超脱人事动荡、纷争的自由而和谐的人生，则是这种“幻想性”的内蕴。至于“极乐世界”到哪里才能找到，诗人的回答是：“欲得净土，当静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即只要内心觉悟，所居之地即为“净土”。所谓“佛国”，所谓“极乐圣境”，既不在众生之外，又不在众生之上，就在众生日常聚居生活之地。他在用真实存在的自然物讴歌一个理想的世界，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浪漫主义。
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里，王维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
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中，诗人通过如画的景物描写，传神地写出了天水一色的空明意境。日色本为暖色调，可在泉水声中，诗人却认为它“冷”在青松之上，山中秋色在白石红叶映衬下的空翠清润，欲湿人衣；白云雾霭的时有时无，如水墨点染出山峦的浓淡静穆，诗人深入到自然界的万千变化中，感受到了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写出具有诗的情调和意境氛围的物态天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加雕饰的醇美境界。
禅宗以心法相传，证悟也以心的寂静为宗旨，其所谓“坐禅”、“禅定”都是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王维与禅宗中主“顿悟”的南宗与求“坐禅”的北宗都颇有渊源。但王维诗更多表现的是北宗“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的境界。他的诗与禅相互交融，在山水风景的刻画或现实生活的描述中，不自觉地进入禅境，透露出禅意和禅味，臻于无意为禅而禅意、禅味自至的境界，可感而不可解，或可解而不可尽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们在欣赏一幅幅空灵迷蒙的山水风景画时，仿佛谛听到自然界诸多奇妙的声响。有涧户落花的私语，有幽谷鸟儿的啼啭，有寒灯草虫的悠鸣，有松雨轻飓的低吟，有阵阵松涛的秋思，有深山古寺的清磬疏钟，大自然的各种天籁，空灵静穆，于悠然忘机之际，显现出一派“如羚羊挂角，无迹无求”的拈花微笑的空灵境界，也就是禅的最高境界。
虽然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多带有禅意和禅趣，但像王维那样直接融入空灵境界的并不多。王维诗中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和空灵境界，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上他人难以企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傅璇宗：《中国禅宗与诗歌》。
2．《旧唐书・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
3．王维：《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碑》。
4．宋广礼：《阅读和欣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山水田园诗人范文3
关键词：孟浩然 仕隐 心态
孟浩然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往往也被称为“隐逸诗人”。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按理说是“生逢盛世遇上明主”，却布衣终生，这确实让人慨叹。本文着眼于孟浩然诗作中提到的隐士形象，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形象来探究孟浩然仕与隐之心态。
一、孟浩然仕与隐之探究
孟浩然向来以隐士闻名，其原因之一便是他有不少诗篇表达出了对隐逸的向往追求。《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隐士的名称“杂乱分歧，颇不一致，比较主要的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逸民、隐者、隐君子等十一种”[1]。孟诗中提到的隐士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人或任情不羁，傲然独特；或登山采药，养生服食；或避世不仕，浪迹山水；这些隐士品德高尚，超然于世外，无意于仕途，且都有被荐入朝做官之机会，但他们都一一谢绝，足见其高风亮节。
孟浩然在仰慕这些隐士隐居不仕的同时，也感叹自己的遭遇，“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2]（《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将适天台留别临海李主簿》）、“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壮图竟未立，斑白恨吾衰”（《家园卧疾毕太祝相寻》），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入仕的向往和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在追慕隐士之品行的同时，也在哀叹自己的命运，生逢盛世却报国无门，只好写些诗章来宣泄自己的郁闷情怀。
另外，在孟浩然诗篇中，亦出现了另外一类人物，包括屈原和贾谊，孟浩然在为屈贾掬一把同情泪的同时，也是在诉说自己空有一番抱负，却碌碌无为。从这可以看出，孟浩然的内心并非是平静的，而是透露着一种不为君主所用的心痛，他和其他封建文人一样，怀着一颗热切的济世之心。当诗人将其心灵活动转化为语言，诉之于读者时，笔下的意象和主观感情便非常浓烈。
正所谓“言为心声”，孟浩然的隐居绝不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是一种蓄势待发。在孟诗中多次提到的“羊公”指的是西晋名将羊祜，“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圣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3]。孟浩然诗歌中有五首诗提到了他，试想，如果孟浩然真是一位隐士，他会在意湮灭无闻的结果吗？再看另一位名士――“山公”，他也是位任情不羁之人，“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4]。孟浩然在他的诗里多次提及这两人，一是他们都曾在襄阳停留过而且为襄阳做过贡献；二是孟浩然本身胸怀远大志向，他希望自己能像先贤那样为襄阳出一份力。鲁迅先生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5]
葛晓音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提出隐居分朝隐和待时而隐两种，朝隐即半官半隐，待时之隐则包括两类，一类是释谒之前为入仕做准备，一类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罢官之后待时再选。孟浩然入京应举前隐居襄阳则属于为入仕作准备，正如陈贻先生所说，“‘隐居’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内容，然而他的‘隐居’，除了上面所说的在为应试作准备外，本身也有着积极的入世意义。这是一种姿态，一种方式，以前的‘竹林七贤’这样，以后的‘竹溪六逸’也这样。”[6]孟浩然用世的心情是殷切的。隐居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这是许多文人的梦想。前期的孟浩然心怀壮志和希望，把隐逸视为出仕的预备阶段，后期的孟浩然则心存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把隐逸当作慰藉自己的一种方法。
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曰：“山南采访使太守昌黎朝宗，谓浩然闲深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约曰引谒。后期，浩然斥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逞恤其他。’遂毕久不赴，由是闻罢。既而浩然不之悔也，其好学忘名如此。”[7]后人往往认为孟浩然清高自赏，认为其乃真隐士。事实上“好乐忘名”的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悲哀，那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失望。
因此，孟浩然虽然在诗作中提及很多隐士形象，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入仕之心。在其两百六十多首诗里表现求仕愿望的有近五十首，如“俱怀鸿鹄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洞庭湖赠张丞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孟氏处于仕隐两难的境地呢？
二、孟氏仕与隐矛盾之原因探讨
（一）盛唐的社会风气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统治者每每征召、旌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之意。贞观十五年《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载：“尚恐山林薮泽，藏荆隋之宝；卜筑屠钓，韫萧张之奇。是以躬抚黎庶，亲观风俗，临河渭而伫英杰，眺箕颖而怀隐沦。”[8]又如唐高宗于显庆元年下诏：“比虽年尝进举，遂无英俊。犹恐栖岩穴以韬奇，乐丘园而晦影。”[9]玄宗开元五年又下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10]
唐代统治者征召隐士高人一方面是惜才求贤，另一方面则有喻示太平盛世、教化风俗之意。隐士往往嫉世惩俗，激浊扬清；或洁身自好；守道不仕，或逍遥山林，与世无争，具有很大的教化功用。统治者对有盛名的隐逸者加以征召，所谓“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比其他政策更能虏获人心。在唐代，先隐后仕是十分流行且为广大士人所接受的风气。孟浩然进京应考前的隐居，则是属于待时而隐，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
指出，“唐代重视隐逸，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既有这样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会产生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11]袁行霈也认为，“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12]
综上，盛唐时代的隐逸是充满功名之念和进取之心的，既有仕与隐的心灵煎熬，也能在山水的赏玩中忘掉过多的苦闷。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隐逸对孟浩然而言亦不再是一种纯粹喜爱自然风光而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自觉追求，相反是一种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手段。
（二）榜样的力量
襄阳造就了很多的隐逸名士，《舆地广记》载汉庞德公与庞蕴俱隐鹿门山；又有独乐山，诸葛亮尝登此山而作《梁父吟》[13]。孟浩然素有取法先贤之志，闻一多认为“在他这里，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14]，孟浩然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名士高风亮节的影响，每当他在现实环境中受到压抑时，就会希冀和向往隐逸天地，追慕高隐们超然世外的情调。
诗句中涉及到“武陵溪”“归去来”“五柳”“彭泽令”等词语，“殷勤为访桃源路，予亦归来松子家”（《高阳池送朱二》），“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寻梅道士张逸人》），“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秋登张明府海亭》）。孟诗既有对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心有所守”的志节的无限景仰，也有对他遗弃荣利、甘守贫贱的向慕和对其人格的尊崇。
（三）诗人自身的内在追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文人的毕生追求，孟浩然也不例外。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绍末躬”，表明自己是孟子的后裔，长在世代重儒风的家庭，从小受到诗礼之教，要忠于明主，建立功业，兼济天下。应举前的孟浩然是天真的、热诚的，“俱怀鸿鹄志，昔有心”（《洗然弟竹亭》），“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安能与斥，决起但枪榆”（《送吴悦游韶阳》）；应举前的隐居自适是有目的的，是为仕而隐，抱有极大的信心。
不可否认的是，孟浩然有向往归隐田园的一面。落第后，他渐渐从天真浪漫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对盛唐气象下所深藏着的矛盾和阴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在《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中喟叹“惜无金张援，十上空来归”，“朝端乏亲故”（《田园作》）；当仕途受挫时，他便抒发思归之情，“万岁楼头望故乡，独令乡思更迷茫”（《登万岁楼》），“今宵有明月，乡思远”（《途中遇晴》），“泪忆岘山堕，愁怀湘水深”（《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出仕与归隐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的目的就在于获得相对独立的生活内容、社会理想、审美情趣和人格价值。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历来强调君子以道自任，隐逸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孟浩然的隐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他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始终没有忘掉对政治的追求，在仕与隐、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因此，即使在描写恬静的田园生活和寻幽探胜的山水、行旅诗中，也经常透露出这种思想上的痛苦和矛盾。”[15]孟浩然既追慕陶渊明躬耕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情操，又怀有盛唐文人建功立业的时想，是一个性格充满矛盾的人。他一方面追求自由，以保其闲情逸趣；另一方面又殷切于用世，以图有所作为。他笔下的隐士形象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其入世与出世之矛盾，仕与隐的矛盾支配了他的一生，“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
注释：
[1]蒋星煜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7][15]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集序第1页，前言第9页。
[3][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0页，第1229页。
[5]鲁迅：《鲁迅全集・而己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6]陈贻著：《唐诗论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8][9][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2），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18页，第519页。
[10]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68），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61-762页。
[11]：《白话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
[1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3]欧阳撰：《舆地广记》（附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5页。
[14]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陈贻.唐诗论丛[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4]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山水田园诗人范文4
放眼中国的诗界，不乏得出中国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度的结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有蕴涵的国度。而古代的中国，诗词的兴盛，大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目共睹，但相对诗界的辉煌，酒的作用却不是每个人都共知的。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英雄一世的曹孟德，他的豪情壮志在酒和诗的徘徊里更见一斑；“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她晚来风急？”婉约动人的李清照，她的柔婉清丽亦在酒中荡漾出清澈的纹光。
酒的美，凭我这秃拙的笔自然无法把它描绘，但却有人在很久以前就给它定了价！“金樽清酒斗十千”，它的价值可见一斑。
酒的高雅亦非我这拙劣的纸张所能记叙，但我想自号“醉翁”的六一居士必是能“述以文者” 。而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的五柳先生亦对它情有独衷！
文曲星谪落人间的诗仙李太白，在酒后的夜晚独自舞剑，却孤寂难眠。是“举杯邀明月”的情怀？还是“对饮成三人”的意味深远？这我无从得知；山水田园诗人王维的“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岂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言传其深意的？
酒和诗，诗和酒，面对它们，愚钝的我早已分不清孰酒孰诗。面对诗与酒这两种至美的事物，我不禁提出了没有酒的存在，会有如此好诗的疑问。
当然，美的事物往往会得到所有人的赞美，这不……
山水田园诗人范文5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今十三岁的我对这句话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在我看来，书是忠诚的骑士，在我寂寞时守护着我；书是知心的朋友，在我快乐时陪伴着我；书是慈祥的父母，赐予我温0暖和力量；书是辛劳的老师，给予我知识和栽培，让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儿时，五颜六色的小人书是我的最爱。短小的文章，精美的图画，将奇妙的故事活灵活现的展示出来。勇敢的葫芦娃，正直的黑猫警长，邪恶的蛇精，执著的精卫鸟，都在我脑海中跳跃着、闪烁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当翻开这些有趣的书籍，就让我陶醉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之中，同时，也使我积累了更多字词，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踏出了第一步。
进入小学后，缤纷的《安徒生童话》将我带进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丑小鸭》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作者对梦想的憧憬与渴望，《卖火柴的小女孩》淋漓尽致得表现出当时社会黑暗与动荡。《唐诗三百首》让我领略了唐朝诗人的才高八斗：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体现了豪放飘逸的风格；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抒发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山水田园诗人猛浩然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表达了清新淡远的风格。最令我喜爱的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其中描写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猪八戒的贪吃懒惰，唐僧的真诚善良和沙僧的忠厚老实，最吸引人的是那起伏不定的精彩情节，使人如痴如醉。
现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我早已把童话故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拥有丰富内涵的名著，不负众望，成为我忠实的守护者：《爱的教育》以一个小男孩的眼光来看世界，严肃的老师、聪明的德罗西、节约的卡罗菲…...虽然每一件事在我们眼中都如此渺小，但却处处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将爱表现得入木三分；《繁星春水》如一杯甘醇的美酒，芳香醉人，作者提笔将自己深深的爱国情怀与思乡之情充分的体现出来，给人以震撼、忧愁；《三国演义》更是把历史文学发挥到了极至，爱才的刘备，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机智的诸葛亮，每一个人物都被作者刻化得栩栩如生，每一个情节都令人荡气回肠；而《水浒传》中那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豪情壮志也深深感染着我；“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句再次把我带回了现实，转身回望过去却发现已经走了好远好远……
书是宝藏，给予人类无尽的财富；书是钥匙，打人类探索的大门。在我心中，书也是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陪伴我成长！
山水田园诗人范文6
论文摘要：元诗宗唐，田园诗也宗唐。但在时代生活的影响下，诗人无法安心田园，身在田园也十分无奈，因此，象陶渊明和唐人田园诗的那种韵味，就无法再现，这是元人宗唐失败的一个方面。
元代诗人提倡“宗唐”，所主基本是盛唐诗歌，而于盛唐诗歌，又以追求他们的风格为主。盛唐诗风，除了李白和杜甫，尚有边塞诗人和山水田园诗人。这两派诗歌，一以气韵高迈为特点，一以恬淡悠远为特点。在元代诗人中，两派的追随者较多，如戴表元说赵孟颗的古诗“沈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鲍照对高适诸人影响很大，都以风格豪迈见长，赵松雪则力求与之比肩。另一派的追随者，可以戴表元作代表，他由宋入元，入元后或奔走江湖，或遁迹山野，诗歌亦建立在生活基础上，极力追踪陶渊明，写下了许多拟陶诗歌。但是，无论是赵孟颗还是戴表元，都没有达到前人的成就，更谈不上超越前人了。其根本原因是时代妨碍了他们情感的积累。而以浅薄于古人的感情，作类似古人的诗歌，结果不免是成为枵响而已。限于篇幅，本文拟就戴表元的田园诗进行分析，以求揭示这种区别。
戴表元是浙江奉化人，生于宋末。他在《剡源文集》自序中，不无得意地详细叙述了自己三十岁以前也即南宋尚未灭亡时的经历。他五岁开始读书，六岁就能够写诗，七岁学习古文，十五岁学习词赋，十七岁试于郡校，连连获优，于是来到杭州，给公卿大人上书，无所顾忌。当时杭州每年选拔贡士三百人，只有十人可以通过礼部考试，进入太学，而戴表元二十六岁就进了太学。在太学又从外舍升到内舍，于宋度宗成淳七年五月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宋恭宗德韦占元年，任杭学教授，还不愿就职。后来转为文林郎都督掾，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此时他才三十出头，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但是，南宋王朝的冰消瓦解，击碎了他的梦想，也将他的人生分成两截：前半生路越走越宽广，后半生路越走越窄。躲避兵乱，东奔西跑，两三年后返回家乡，入目的是一片瓦砾，处处荒凉。他只好教书卖文，兼营田地，有时四处奔波，讨得一点生活，后来又迁居榆林。直到大德年间，才有人推荐他为儒学教授，而他此时已经垂垂老矣，仕宦已经失去了意义。
戴表元的命运，从三十多岁开始呈直线下降趋势，但是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并不与之同步。他年轻时的追求，是社会潮流推动所造成的；人元之后．换了一个王朝，换了一套统治机构，时代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尽管他的人生暗淡了，但是新的王朝照样在制造无数的权贵，照样促动无数人追逐着荣华富贵。在元朝统一江南的过程中，南方的大规模战役不多，经济遭受的破坏也不如北方，特别是杭州地区，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在短短的时间内又成了无数达官贵人向往的地方，恢复了它从前的吸引力。因此，戴表元年轻时的向往，并没有随着命运的改变而消失。他在《清茂轩记》中说：“吾见祖父隐于农耕而子孙资之以为达人者矣。未有既为达人而子孙得返于农耕者也，何也?其先之善，抑郁于陇亩之间。百年蓄之，故一日发舒而不以为暴；及其贵盛，服饰鲜华，舆御美倩。耻于素所僻陋而求迁之。已散之朴。一决而不可复收，势无足怪。”换言之，时代促使戴表元产生了高于农耕的向往，他就很难退回到原来的角色意识中去。即使他愿意这样做，外部环境中追逐功利的士人也会造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压力。在《君莫夸少年一首赠余光远》中，他就将自己少年得意的情景作了详细的描绘。而回到田园之后。总是“郁郁不得摅。”这种心态，影响了他一生，同时左右着他创作的田园诗歌。
田园诗歌在戴诗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平心而论，这些诗歌能够以诗人的生活为基础。较多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困苦，比那些空想田园者所写的要好得多。但是，相比传统的田园诗歌。则又差得很远。如果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戴表元的田园诗歌，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劳累。以及在这种生活中唏嘘不已的诗人情怀。《耕桑》云：“耕桑本是闲居事。学得耕桑事转多。失晒麦丛忧出蝶。迟缫蚕茧怕生蛾。调停寒暖春移苎。侦候阴晴夏插禾。衣饭为谁忙不彻。醉来乘兴作劳歌。”回到农村后。诗人面临的生活与书本上描绘的大不相同。没日没夜的忙碌。无休无止的艰辛。令他生出厌倦之情感。更何况收入极少。元代农村的赋役繁多。更兼城市经济的发达。农民如果不辛勤劳动，努力创造收入。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但是。在以往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农民与外界的经济交往很少。劳动成果只要能够提供基本的衣食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焦虑程度并不高。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主观的努力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变化，所以劳动者容易满足于现状。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中“草盛豆苗稀”。可见土地管理的粗放，而“但使愿无违”，又见诗人对土地收获的期望只是衣食粗足。因此，诗人能够在劳动中培养感情。品味感情，孕育了一种纯真的爱和希望，爱得真。想得真，诗境就美。又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盥濯茅檐下，斗酒散襟颜”。也可以看出诗人并不厌倦农耕，而且把它作为身心的栖息地，品味到其中的无穷乐趣。但是，戴表元在时代生活的压迫下，非常关注土地收入的丰歉。而不暇考虑其他，对土地的感情不够。因而就缺乏美感。
其次是农村生活的贫困，益令戴表元感慨无限。他有时穷到没有盐吃，全家专吃白饭和薯块过日，见《食淡》；有时穷到几天不开伙，不得不上山采藤换粮食，见《采藤行》；有时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只好把家里的细软、被褥与衣物。尽数送给米商，换取一些粮食，见《饥旱》；有时是蝗虫四起，铺天盖地。顷刻之间把青苗吞食一空，令人徒唤奈何，见《蝗来》。这些描写。兼及当时农村。但是不管如何，都是一些惨雾愁云的画面，令人读后郁郁不快。在陶诗中，也有穷困的描写，如《咏贫士》：“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乞食》云：“饥来驱我去。不知复何之”；但是，陶渊明能够在穷困之中。用儒家的信念来激励自己，如《咏贫士》：“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或者体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的高尚情操，使他诗歌在苦难的画面中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其实，任何单纯的苦难场面，都不能传递美感；它们的作用，或在于反衬出人性的伟大。或者可以体现人性在苦难激荡下的反弹力；或者弥漫到无边的山川大地中，动天地而泣鬼神。从而表现出美的韵味。可是。产生这种艺术情感。要求诗人自身对苦难有一定的驾御能力。也要一定程度的超脱。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清贫是农村的普遍状态。因此“忧道不忧贫”或者不太在意贫困就有社会基础．诗人能够超脱也就有现实的力量。然而元代的农村生活已经显得非常清苦。也很少有文人乐此不疲，所以戴表元被迫回到田野上。就只能感受到无限的苦楚，这种苦楚的背后。是外界生活与自身生活的巨大反差。因此陶渊明可以把农村当作安身立命的场所。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歇斯哭斯。虽有痛苦。终亦无悔。尽管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但是他可以把感情寄托在土地中。并以前人勉励自己。然而。陶渊明可以把汉朝人作为自己的榜样，是因为汉朝与晋朝的社会经济差别很小；而戴表元用晋人安慰自已。则显得非常迂腐；因为他生活的时代，已经和晋朝有了巨大的差别。
除了劳累和贫困，戴表元在农村中还经受着绵绵不尽的心灵折磨。《和渊明贫士七首》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情。从事农耕的人，不仅贫困，而且被人轻视；诗人说：“贫贱如故旧。少壮即相依。中心不敢厌，但觉少光辉。”单纯的贫穷，还可以忍受;暂离饥寒的时候，也可以自娱自乐;但“贱”是一种社会观念，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因此诗人每接触一人，都有可能面临被轻视的尴尬;无数生活着的人交织起一张细密的网，将耻辱牢牢地纠缠在他身上。同时，“贱”又意味着无能，妻儿埋怨，朋友鄙视，“以兹乱心曲，智计无他妍”，又是一种煎熬。这些评价，既无情又不尽公平，只重视有“贝”之财，不重视无“贝”之才，对诗人的文化修养和造诣是一种残酷的践踏。诗人在《观村中祷雨》中有一个比喻:“昨日苗穗赤，今朝洒然青。颇如穷旅人，百金换颜形。”可见世人评价眼光之一斑。因此，他感叹“相逢樵牧辈，混混谁愚贤”，怨恨别人有眼无珠，把他等同于目不识丁的农人，使他承受了比一般农人更多的痛苦。但是，陶渊明隐居田园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名流来访，如颜延之、王弘等人，他的知音虽然不多，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对他表示轻视。此外，戴表元以农为业，但内心世界还属于文人圈子，他渴望文化交流，不只是谈论渔樵丰歉而已;然而周围的人很难和他沟通.“村郊多父老，面垢头如蓬。我尝使之言，辞语颇不工。古来名节士，敢望彭城龚。”按陶渊明的《咏贫士》:“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蓬篙。翁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因此，这里的“彭城龚”就是知己的代名词。戴表元周围的农人，蓬头垢面，吐言郧理，无一可作知己，甚至还讥笑他，使他倍感痛苦。这种情况，不但阻碍了他的文化交流，文人对他的肯定，还给他心灵增添了折磨。这与陶渊明很不相同。陶渊明虽然贫困，并不以农耕为耻;知音尽管不多，但“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可以和农人交谈，即使“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也非常高兴和自然。由此可见，戴表元与农村有很大的隔阂，而这种隔阂是时代变化造成的。
总之，戴表元在致力农耕的岁月中，感到十分无奈，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渊明贫士》之五云:“古人重吠亩，有禄不待干。德成禄自至，释未列五官。不仕亦不贫，本自足密餐。后世耻躬耕，号呼脱饥寒。我生千祀后，念此愧在颜。为农尚可饱，何用出柴关。”这就对古人和元人的田园生活作了扼要的说明:古人乐意躬耕田园，是因为时代重视吠亩，而田园所获，也基本可以抵得上薄宦;所以安心田园，有官即做，无官也不强求，是古人的普遍心态。但是元人就不同，尽管田园可以饱腹，但是相比外界生活，已觉得十分清苦，所以要千方百计去钻营，一旦不获，就哀苦无限。因此，戴表元的田园诗，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但是，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又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拼搏:一种是离开土地，干禄求富的渴望;一种是眷恋土地，躬耕求隐的心态。这两种力量截然相反，搅得他无法安宁，终日惶惶。第一种力量的来源，已如上所说;第二种力量，则来自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传统风气在现实中的残存。
戴表元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他对唐及以前文化的仰慕，《临池亭记》说:“右军遗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动荡于翰墨之外者，此临池所以为美也。”这是对魏晋风度的仰慕。《紫芝亭记》云:“故自秦汉间隐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为高，唐士大夫如元鲁山，字之以为贤。’这是对隐逸人物的仰慕。《容膝轩记》说:“始余读书，则想象古人居处服食，动作百物之态，以质之诸书中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后已，出而语于人。……自为此说，与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终未悔。”说明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由来已久，并使他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元代还有不少象戴表元那样，远承古代隐逸之风，近染宋末江湖余习，赵孟颊、虞集等大家，也鼓吹着隐逸，这些文人的风尚，构成了传统文化在现实中的残余.同时也对戴表元产生影响。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对戴表元影响尤其深刻。除了和陶诗，他还仿效陶渊明的生活行为。如《九日与儿辈游中溪》:“何知是节序，风日自清妥。群童竞时新，藕果间蔬茄。欣然为之辞，乌帽危不堕。此日山中怀，孟翁不如我。”既用陶文“孟嘉落帽”的典故，表现欢游的得意，又明显仿照陶渊明的《游斜川》，努力表现出风和日丽中与邻曲尽情娱乐的情调，但是模仿意味太浓，总有些矫情的味道。又如《四十》云:“四十不解事，真成无用人。交游青草尽，途路白云新。渐觉名妨静，难将学济贫。堂堂楚龚传，犹有隐流慎。”努力把自己描写成古人的面貌，但是，“无用”、“有用”的计较，学与贫的关系，交游多少的计较，说明他对世上的东西还是耿耿于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