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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难行路难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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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难行路难范文2
为了入股重庆市商业银行（下称重商行），美国凯雷集团苦心经营一年有余，又引入了香港大新银行作为自己的投资伙伴。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收官之际，大新银行顺利获批，凯雷却被监管当局一手阻挡在重商行大门之外。
近日重庆银监局向《财经》记者证实，凯雷未能获批的原因在于，它以“凯雷亚洲基金二号”的名义投资重商行，与中国《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相比，“硬条件不达标”。
现在看来，凯雷入股与否，并不会延缓重商行的上市进程。重商行董事长张复对《财经》记者表示， 重商行已经改变了发行H股的初衷，转战A股市场，希望能够在年内完成上市目标。
不过，对于在中国市场上积极寻找机会的外资PE（Private Equity Fund，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来说，监管当局审批的尺度尚需细细揣摩。
凯雷遇阻
2006年12月，香港大新银行、美国凯雷集团分别与重商行达成投资协议，其中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大新银行以6.94亿元人民币收购重商行17％的股份，作为财务投资者的凯雷以3.26亿元人民币收购重商行7.99％的股份。以重商行2005年每股净资产1.17元计算，市净率为1.73倍（参见《财经》2006年第3期“再造重商行”）。
大新银行的公告显示，大新银行与重商行希望能够在2007年4月1日之前完成协议转让的所有程序。
随着时限不断迫近，重商行方面终于传出消息。张复首先证实，与大新银行的股权转让交易已经于3月29日获得中国监管当局的批准，而凯雷仍需要提交更多的文件。
两家同时入股，一家率先获批，市场已经嗅到了一丝对凯雷不利的信息。就在复活节前夕，凯雷入股重商行受阻的消息得到了确认。
重庆银监局副局长李虎对《财经》记者表示，凯雷以“凯雷亚洲基金二号”的名义进来投资，与中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太符合，因此没有批准其入股申请。凯雷会否追加材料再作争取，重庆方面目前没有得到进一步消息。
监管机构审批的主要依据之一，是2003年12月由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要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按《管理办法》要求， 应具备“最近一年年末总资产原则上不少于100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最近二年对其给出的长期信用评级为良好”、“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等条件。
此次凯雷用以投资重商行的基金，乃是成立于2005年的“凯雷亚洲基金二号”。该基金募集资本18亿美元，主要通过控股收购、私有化以及战略性少数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于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
与《管理办法》中各项规定相对照，从存续年限到总资本数量，“凯雷亚洲基金二号”仍有不少差距。
李虎表示，“我们跟凯雷谈得很明朗，回复也很清楚，希望凯雷能够跟包括重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在其他的领域以其他的形式展开合作。”
“监管层对投资者资质的考核，很多条文都是中国概念。”一位市场人士分析，“对于PE来说，最麻烦的在于实际资产规模。按照中国的概念，只有到位的资金才能记入资产，而PE都是承诺出资，不会有投资者为了第一笔投资将所有的钱都汇入PE账上。”
“投资机构是帮助别人管钱的，企业的形式不太一样，凯雷的每一个基金都是单列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法人。以某一只基金的资质来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对一般的PE来说都会比较困难。”上述人士道出其中忧虑。
弃H转A
据李虎介绍，引入战略投资者是重商行自己的意愿和战略选择；重庆银监局作为监管机构审批的原则包括：第一，境外金融机构的基本条件符合银监会的各项规定；第二，要“门当户对”，希望中外资机构优势互补，有一个稳固的合作基础；第三，是防范风险，引资要符合银行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维护中资金融机构的利益。
“国际上的大银行对中国内地的发展了解得不是很透彻，他们更愿意投资沿海地区。”一位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实际上是凯雷先跟重庆接触并介绍了大新银行进来，正好迎合了重庆的需要。”
大新银行资产规模超过580亿港元，是大新银行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2356）的全资子公司，而大新银行集团隶属大新金融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0440，持有大新银行集团74.94％的权益）。据年报显示，大新银行集团2005年底和2006年底总资产分别为895亿港元和1020亿港元，达到了《管理办法》的要求；大新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零售业务、个人业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也符合重商行未来的业务定位。
虽然经过了中国监管当局的审批，但大新银行入股重商行也需要得到香港金管局的批复。大新银行已经与卖方于今年4月4日重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达成各项审批条件的期限延长至6月3日。
只有大新一家战投进入，对于重商行号称“龙虾三吃”的重组计划有一定影响。早前重商行的政府股东渝富公司计划，以每股2.02元的价格溢价转让重商行24.99％合计5亿股的股权，获得收益约10亿元；一方面回收当时入股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溢价所得也可以弥补处置不良资产留下的4亿元资金缺口。由于凯雷被拒，自然会影响渝富公司在引资阶段的收益。
不过，经过重组，重商行的资产质量已经大为改观。2006年，重商行录得经营利润5.05亿元人民币，年底总资产330亿元，资本充足比率接近12％，不良贷款比率收窄至1.53％。
张复表示，重商行资产质量已经达标，目前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引资转向上市，如果凯雷不能进来，也不会寻找新的投资者。重商行已根据目前市场环境的变化修改了上市计划――弃H股，转而开始筹备A股IPO。
审批尺度
凯雷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兴趣由来已久，并已经成功投资了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此次入股重商行，据了解颇有投石问路之意。
“4000万美元的投资规模并不大，凯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试探一下监管层的政策导向。”一位接近凯雷集团的人士称，作为《管理办法》生效以来第一只投资中资银行的PE，凯雷虽然在审批当中积极沟通，但未能获得网开一面的待遇。
“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一方面允许PE介入，另一方面在审批条件上对所有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凯雷作为典型的PE基金，在一些具体的条件上无法满足监管层的要求。通盘考虑，监管层并不希望在重商行这个案例上修改具体的引资尺度，就此开下先例。”
凯雷以前，PE投资中资银行的先例屈指可数，均可以“特例”称之。如新桥从2002年开始谋求入主深发展，当时正值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思路初定，银行业资产羸弱，政策面有意吸引外资以挽救银行，但整个入股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最后获得了国务院特批才得以成功。
应该承认，深发展是少数没有经过国家或地方政府注资等财务重整程序便引入新股东的银行之一。几年之后，新桥主导之下的深发展业绩明显改善，然而深发展由于是股权较为分散、流通股占主导的上市公司，外资进入后即是非不断，更陷入了“引资－股改”困境。由于股改计划几番被否，深发展无法引入GE金融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至今仍未能满足银监会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要求。
2005年，淡马锡计划入股中国银行10％的股份，亦曾遭遇异议。作为控制星展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淡马锡，在资质上并不成问题；但反对者称，淡马锡带有较强的财务投资人色彩，不应成为中行最主要的战略投资人。最后淡马锡入股比例改为5％。
此案例后，市场认为，中国的监管当局更倾向引入传统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认为银行能够给中资金融机构带来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改善。
争议PE
“财务重组－引资－上市”，已经成为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典操作，引得各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纷纷效法。目前，除了重商行，山东烟台的恒丰银行、洛阳市商业银行、珠海市商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引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此种机会吸引来的不止是外资银行，也有众多的海外PE。
PE近年来在全球大行其道，几乎每一起并购交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与之相应，反对PE的情绪也在升温。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孤星集团（LoneStar）在韩国的遭遇。
孤星于2003年10月以1.4万亿韩元（约15亿美元）收购韩国外换银行50.5％股权。2006年5月，孤星准备与韩国国民银行签约，将韩国外换银行以6.95万亿韩元（约合74亿美元）出售给后者。此笔交易作价近4倍于原始投资，号称韩国并购史上利润最高的一笔交易。
不料，事后韩国检察机关对这一交易发起了为期九个月的调查；进而又以涉嫌操纵股价为理由，对孤星提讼。最后，孤星只得取消了出售外换银行股权的交易，调查将如何收场，尚不得而知。
孤星不孤。目前，很多国家出现了反PE的声浪，认为PE“趁人之危”购入资产，待东道国宏观经济好转之后再高价转卖；PE又往往注册在可以避税的地区，令监管者鞭长莫及；很多人亦对PE能够提供的附加价值产生了疑问。
“现在监管层恐怕有些想法，认为银行毕竟是银行，作为被动投资者，还是可以带入一些技术经验来。但是PE也作为被动投资者进入，能为银行做的事情就不多了。”一位PE投资者这样说。
对此，很多从事私人股权投资的人士认为，PE同样可以给银行业带来改善，其关键在于PE利益驱动单一，能在最短时间内促使被收购公司彻底重组，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从市场上引入专业人才，来解决风险控制、产品设计、交易平台等问题。
行路难行路难范文3
过马路，闯红灯，似乎在许多国人眼里连小节也算不上。在南京，记者守候在中山北路虹桥路口，等一个红灯，至少需要70秒的时间。这似乎是一个让许多人等不起的时间。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每一个信号周期，至少有四五个人闯红灯。闯红灯时还真是凑够一拨人了，先是大家都在耐心等红灯，接着有一个人往路口向前靠一下，后面的人于是也跃跃欲试，平均一个红灯，有四五个人闯过。
为什么国人喜欢闯红灯呢？有人说是违法成本较低，有人说是有法不责众的心理，有人说是中国人等不起，这些分析，也许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要想说的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比较愿意当“能人”。这种“能人”，哪怕面对原则、规则、法律之类，首先想到的不是遵守，而是逾越，因为他们笃信“人是活的”。
行人是活的，所以闯红灯，司机是活的，所以毫不顾忌行车礼仪。比如堵车现象吧，作为一个开车的人，我的体会是，堵车就是因为“能人”太多了。每当道路出现拥堵的可能性之时，大显身手的“能人”们不是按通常的情形，小心翼翼缓缓地跟随，而是见缝插针，不管那是不是该行驶的道路，不管前方能否通过，只要有点空隙就加塞。在不能让车子变成飞行器之时，他们就把自己的车子当做楔子，直到把整个道路所有的缝隙都填它个密密实实才肯停车熄火。有了这样的“能人”，即便道路再宽敞，也会经常堵车的。许多安全事故也与这类开车“能人”有关。比如占据紧急停车带，随意转换车道，随心所欲地调头，随便占用对向车道，不该按喇叭的地方按得山响，晚上行车永远定格在远光强灯等，因逞能而害人，因逞能而惹祸，并不少见。
此类不讲规矩的“能人”现象，亦广见于其他社会领域。在转型期，在社会前行的通道上，在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等方面，某些不讲规则、不顾礼仪，自以为能干且据此最能得逞的“能人”现象，我们大概都不陌生。
你规矩排队，他一门心思想着插队；你认真干活，他专职吹牛拍马；你苦苦写论文，他拼凑抄袭；你凭良心做事，他有奶便是娘；你恪守规则，他出卖良心；你相信公选认真备考，他偏能找到考试答卷更改考试分数；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坚信马无夜草不肥……于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不难见到闯红灯、开霸王车式的“能人”。“我爸是李刚”正是“能人时代”的剪影，一个正常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程序、规则、法律之类，随时都可能被践踏。而靠拼爹、拼钱、拼权、拼色、拼关系上位，则已经成为有能耐的标志，被竞相效仿。
行路难行路难范文4
互联网媒体兴起，尤其是门户网站出现后，也从ESPN购买英超。只是在带宽的压力下，英超在互联网上传播率和影响力都有限。真正的变化来自于2007年。
天盛，这家与广东电视台欧洲足球频道有股权合作的公司，以3年5000万美元拿走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版权，在付费电视系统播出。这在当年是个轰动性的媒体经营话题。只是中国观众完全不接受付费看球模式，机顶盒在许多城市也尚未普及，天盛尝试了两个赛季即告失败。英超回到免费播出模式，在中国大陆的版权方，由天盛变成了新英。
天盛的尝试虽然失败，稀缺性联赛版权价格依然持续提升。收费模式或许是死路一条，但不收费的话，版权经营者如何消化高额成本令人头疼。传统媒体以广告销售获取收入的模式，无法消化英超这样的版权资源。虽然一次性拿到了6年的英超版权，新英还是面临如何在扩大英超传播率同时，获取更多版权及媒体经营收入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如果你是个英超球迷，这个夏天，在新赛季到来之前，你又得调整生活习惯了，因为英超的版权销售结构，又将发生变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大门户网站和视频网站每周直播英超这样的事，将很难在2014-2015赛季出现――英超版权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提价了，其中当然包括中国。
目前，各地方台和新英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一线市场的体育频道可能仍然会有赛事直播。其他城市的体育频道能否承担这样高昂的版权成本，则取决于各自的经营绩效。一些卫视不是无法承受价格，就是因为在赛事挑选和时段上的冲突、版权可能溢出港澳地区等技术问题，导致谈判无疾而终。如果前几轮英超没能在各地方台体育频道出现，请别大惊小怪。
更深的震动来自于互联网。
过去这两个赛季，网易、新浪、搜狐和腾讯4家门户网站，乐视、PPTV等多家视频网站，各自从新英购买不同的赛事包裹，价格在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人民币不等。各家的单场收视流量不算太出色，一场非强强对抗的联赛，几千人的流量也属正常。但英超的悬念性和美誉度使其版权深受各门户及视频网站重视。
但在巴西世界杯开始前，新英体育向各门户、视频网站发出的新赛季包裹价格，出现了巨额涨幅：独家英超互联网视频版权为5000万美元，非独家为1000万美元，而且在赛事场次挑选方面，还要对新英自己所打造的直播平台让步。
对上涨了近百倍的独家版权价格，门户网站一片哗然，视频网站同样难以承担。由于中间有巴西世界杯，版权谈判消息相对零散，最新说法是PPTV可能会和新英合作。这一度是有合作意向的唯一的互联网媒体，最新的传闻是搜狐可能会继续介入，乐视也可能加入购买者行列。
即使北上广的体育频道，甚至更多的地方台继续直播英超，这些城市之外的英超球迷，收视习惯还是要进行调整。新英过去两个赛季都在经营自己的收费平台，上赛季还有各种英超“死忠通”的销售包裹出现，但传播品质还不能达到购买者要求。新赛季这个收费平台应该还会运作，并可能继续融合付费电视平台传播。只是哪怕中国的观众经历过“天盛时代”，这种收费模式想全面铺开仍然很难。
大部分英超球迷恐怕并不会接受付费收看。哪怕从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反馈来看，付费本身不再是那么可怕的挑战，但付费获得的观看体验，仍然无法和传统电视相比。
行路难行路难范文5
姓氏来源十分复杂。以卢姓为例，古代文献中就举出了几种主要的来源：
1.齐太公后裔，以封邑为姓。《元和姓纂》卷三记载：“姜氏，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食采于卢，今卢县也，因姓卢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记载与此相同。
2.复姓改姓卢姓。《通志・氏族略》记载，“卢蒲氏，出白桓公，亦为卢氏，皆齐之卢也。望范阳(今河北涿县)”。有人认为这是源自姜姓的又一支卢氏。
3.异族改为卢氏。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孝文帝改鲜卑复姓吐伏卢氏、奚斗卢氏为卢姓。是为河南洛阳卢姓。
4.他姓改姓卢姓。《元和姓纂》卷三记载：范阳雷氏与卢氏同在一地域，以卢氏为著姓，又“以卢、雷声近，故亦改为卢焉”。该支卢氏，有的于唐代已迁至河南。《新唐书・卢祖尚传》说：“祖尚自云，本姓雷氏，后音相讹，改姓卢氏，望弋阳(今河南潢川)。”《元和姓纂》卷二另载：“三原仓部郎中卢云，本姓阊氏，蜀州司马，上元中准制改为卢氏。”
5.赐姓。《隋书・卢太翼传》记载，河间人章仇太翼，“善天文，隋炀帝赐姓卢氏”。
事实上，卢姓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来源，诸如《潜夫论・志氏姓》举卢氏、原氏，“皆赵赢姓也”。也有人以为炎帝之裔孙封于卢(今湖北南漳东北)，故为卢姓。《文选・蜀都赋注》引《风俗通义》佚文举汉代赛人(巴人的一支)有“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显然，赛人中的卢姓应有其独立的来源。总之，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卢姓的来源，情况颇为复杂。
二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除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鲜卑旧姓为卢姓，唐代范阳雷氏音讹改为卢氏后迁居河南的一支卢氏，及由高氏肇启的中国卢姓主体外，姓氏专家还注意到唐宋以来陆续迁居河南的卢氏的几种情形：
1.唐宋时期自范阳徙居河南。《新唐书・卢携传》记载，宰相卢携“字子升，其先本范阳，世居郑(今河南新郑)”。《新唐书・卢鸿传》记载，画家卢鸿“字颢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徙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此外，诗人卢照邻、卢仝等，祖籍均为范阳，前者落籍密县(今新密市)，后者落籍于玉川(今河南省济源市的旧名)。北宋宰相卢多逊曾祖得一从范阳徙居河内(今沁阳市)。
2.明初自洪洞县徙居河南。明初洪洞移民散居河南各地，扶沟县江村镇的“周坞卢氏”，始祖卢成于明初由山西洪洞迂民而来。该支卢氏现有1万多口人，分布于扶沟、开封、通许、鄢陵、太康等县的60多个村庄。卢东超先生提供的鄢陵《卢氏宗谱》(1986年续修)称：“太祖讳成，胞弟奉诏令自山西洪洞移居河南，一居扶沟，一居许昌，一居河北。居扶沟即讳成族，是扶沟卢氏之鼻祖也。”由于明初洪洞移民的传说在河南流传已久，少数假托山西移民的河南卢氏，可能另有其源。不过，专家指出：“(明代)河南地区接纳的移民成分是相当简单的，大部分的移民来自山西，只有少部分的移民来自江西、山东和其他地区……即使有假托山西移民的其他移民，其人口必定不会很多。”(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明末清初自江西、江苏北迁河南。明末清初，江西南昌塔田村卢氏，次第北迁，共50多支，大部分失去联系，唯有虞城县张集镇卢庙村卢氏，世系不紊，延续至今。河南商丘一带卢氏，亦有于明初从江苏一带北迁的。1924年《商丘卢氏家谱》记载：“祖上卢青、卢晴兄弟从武为明洪武丁酉年十月渡江止应天府。曾任左右侍郎，祖籍扬州府江都县庆乡人。”
明清以后，陆续徙居河南的卢姓可能还有其他复杂的历史背景。诸如荥阳《崔庙卢茔碑记》说：“公讳朝臣，皇明硕儒，原籍洪洞，本系之始祖也。其先前世系失考，相传为唐宰相卢怀慎之后。天启年间，兄弟八人为避闯王之乱，流居中原。”限于文章篇幅，不一一详举。
卢氏县地处河南省西部边陲，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三县接壤，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大山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六“河南道虢州”说：“卢氏县，本汉旧县，春秋时西虢之邑。地有卢氏山，或言卢敖得道于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卢氏县”说：“本虢之莘地。汉因卢敖得仙始置卢氏县，属弘农郡。”李吉甫仅仅用“或言”推测卢氏县得名与汉人卢敖之间可能的关联，而一向被学术界称为我国古代史料最准确、内容最丰富、结构最严密的地理沿革学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则完全肯定了李吉甫的卢氏县得名与汉人卢敖得仙的推论，因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说法。
然而，随着对先秦史研究的深入，以上说法日渐受到学者们的质疑。《竹书纪年》明确记载：“晋出公十九年，晋韩龙取卢氏城。”晋出公十九年为公元前456年，卢氏作为城名已见于文献记载，而且《水经・洛水注))有“(洛水)东北过卢氏县南”“洛水又东径卢氏县故城南”等记载。1997年四川省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墓葬出土的战国韩“七年卢氏令戈”铭曰：“七年卢氏令韩岁厥工9币司马队作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墓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由此推断，战国时期韩国已设置卢氏县。秦代封泥中有“卢氏丞印”。由此可知，秦代也有卢氏县。因此，汉唐以来，以卢氏为汉武帝时始置县，卢氏县得名与汉人卢敖得仙于此的说法，不足为信。
春秋战国之际，黄河之南、秦岭以北散居着多支戎族，文献中称为阴戎。其中介于韩、魏之间伊洛流域的戎人或称伊洛之戎。《后汉书・西羌列传》说，战国初年，“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开、陇，自是中国无戎寇”。杨宽先生认为，“《古本竹书纪年》载‘晋出公十九年(公元前456年)，晋韩龙取卢氏城(《水经・洛水注》所引)’，就是韩、魏共并伊洛阴戎的事。卢氏当是阴戎中一支的名称”[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专家的分析，东周时期位于伊洛地区的卢氏自然可以称为卢戎。东周之前卢戎所在，文献提供的较为可靠的信息颇为有限。
商代甲骨文中屡屡有卢方的记载：
卅卢方伯……王永，大吉。(《屯南》667)
卢伯，其乎飨……(《合集》28095)
卜辞卢方地望，学术界分歧颇大。李雪山先生以为“卢方在今河南西部卢氏县一带的可能性极大”(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较有道理。《尚书・牧誓》所列随武王伐纣的八国族中之一的卢，学术界多认为和《左传・桓公十三年》所记“卢戎”有关。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疆域表卷四・楚》云：“今襄阳府南漳县东五十里有中卢镇，为卢戎国。”卜辞卢方和周代文献中的卢戎之间有无关联，由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极为有限，难下定论，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自商代到战国、秦汉时期，今河南卢氏一带分别被称作卢方、卢氏，卢氏地名由来已久。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虽然高侯封邑于卢，但“其后因以为卢氏”，则表明高侯并非卢姓始祖。有史可据者，卢氏最早名列史册者，唯秦博士卢敖。所以，有的姓氏学家认为，卢敖才是卢姓的开姓始祖。《元和郡县志》《读史方舆纪要》推断河南卢氏县得名与卢敖于此成仙有关，尽管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将河南卢氏与卢姓开姓始祖卢敖相联系是历史真实的巧合，还是古人记忆的错位，值得很好的研究。
行路难行路难范文6
1、《行路难》其二开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与《行路难》其一完全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而这一首诗用了很多典故，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
2、这首《行路难》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