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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歌曲范文1
关键词:民歌 歌舞 器乐 戏曲
一、民歌
民歌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各民族人民的生产劳动、休息娱乐,社交都伴随着歌唱,如北方各游牧民族,他们在放牧时唱歌(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结婚时唱歌,表达爱情时唱歌,思乡时唱歌。此外,他们还在进行集体竞技时唱歌,挤奶时唱歌。当母畜不肯奶幼畜时,他们也唱歌,一直唱到母畜照常哺育自己的“幼儿”时为止。
少数民族民歌中最赏见的是咏唱历史,传说和英雄业绩的叙事歌,代表爱情生活的情歌。进行劳动生产时唱的劳动唱、风俗歌和儿歌等。
每逢民族传统节日,婚嫁喜庆的日子或是新房建成的夜晚,许多民族都有演唱叙事歌的传统。有叙述天地万物形成的传说,叙述历史中或传说中的英雄事迹,叙述各种礼仪、习俗的兴起原因;回忆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民族迁徙的史诗。这类歌曲,歌词一般都是多行叙事体,有十来行的,也有数十行的,还有长达数十万行的。所采用的曲调较少,有的只有两三种曲调,个别的也有十多种曲调。
劳动歌曲有的直接伴随劳动,起协调动作、鼓舞情绪的作用;有的是对人们所从事的劳动的歌倾抒发劳动后的欢快心情。劳动歌的歌词大多即兴编唱,其旋律跌宕有力,曲式方整,节奏紧凑。多采取独唱,齐唱或一领众和的方式。
二、歌舞
在中国,“载歌载舞”已经是表达少数民族特点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歌和舞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往往歌舞并重。
中国少数民族歌舞是各族人民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他们以歌舞来表现本民族的历史,歌颂祖先,歌颂家乡,传授生产和战斗知识,倾诉爱慕,寄托愿望。对民族的繁衍生息,教育后代,振奋精神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与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与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因而过去中国少数民族在穷乡僻壤受尽苦难的岁月里,它还是表现着顽强的生命力,绵延不断。
正因为各民族的歌舞这样紧密的与人民的生活相结合,它总是深切地反映着各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又由于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特点。表现在歌舞艺术上便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形式。形成这些民族特点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这需要我们对每一个民族进行深入地研究。但总的来说,它和各民族的基本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歌舞上也常常表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北方游牧民族舞蹈的那种雄健、洒脱、豪放、泼辣和南方农业民族舞蹈的那种稳、含蓄、端庄、抒情恰巧形成不容混同的对照。
三、器乐
依据我国民间传统的乐器分类法,同汉族民间乐器一样,它们可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拔乐器和拉弦乐器四类。
打击乐器可分鼓、锣、铙钹和板梆等四小类。其中以鼓类最为重要。在民间乐队中,鼓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有些鼓长期用于独奏,表达着各种情绪。现在经常使用的鼓有满族的八角鼓、维吾尔族的手鼓、纳格拉鼓。傣族的象脚鼓,壮族的蜂鼓,瑶族和朝鲜族的长鼓。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
吹奏乐器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上是出现比较早的一类乐器。少数民族的吹奏乐器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构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既无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笛、箫、哈萨克族的斯克布斯额等;带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管子、巴乌、唢呐;以簧和有定长度的管配合而发声的簧管乐器,如芦董、葫芦笙等。
弹拔乐器在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其中流行最广的要算是口弦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其他常见的弹拔还有热瓦普、卡龙、弹拔尔、独它尔、霍不斯、月琴、东不拉、扎木聂、扬琴等。
在汉文中拉统乐器统称“胡琴”,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拉弦乐器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目前少数民族常用拉弦乐器有蒙古族的马头琴、四胡。维吾尔族的艾捷克、萨它尔、侗族的牛腿琴、藏族的根卡和壮族的马骨胡等。
四、戏曲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民族戏剧皆为歌剧形式,某些方面类似于汉族戏曲。这些民族戏剧包括藏戏、傣剧、壮剧、侗戏、彝剧、唱剧(朝鲜族)、新城剧(满族)、门巴戏、维吾尔歌剧等。其中以藏戏历史最为古老。据考证,藏戏起源于8世纪修建桑耶寺(位于扎囊县境),举行寺院落成典礼时表演的哑剧性的跳神仪式,而形成于15世纪。其他少数民族戏曲多是在18世纪以后陆续产生的。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的生成于民间歌舞和民间歌曲的基础上,例如傣剧、彝剧、壮剧;众多少数民族戏曲中,只有壮剧与藏戏两种因流传地区、方言、唱腔、表演风格的差异,本身又可分为数个剧种。壮剧分南路壮剧,北路壮剧、富宁壮剧,广南壮剧,各剧种唱腔均具有不同特色。
七夕歌曲范文2
【摘要】目的:查明加格达奇各学校水痘的暴发流行情况、原因和传播特征。方法: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结合临床症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07年1~12月加格达奇区共发生水痘388例,罹患率为2.29%;流行高峰在5、6月份和11、12月,符合呼吸道传染病春、冬季的流行特点;发病年龄以6~10岁为主,男女发病数之比为1.32∶1。结论:加强对学校和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与培训,严格隔离传染源,及时接种水痘疫苗是控制水痘暴发流行病学分析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水痘;暴发;流行病学分析
2007年1月2日开始,加格达奇区各学校陆续出现发热、水疱样皮疹伴瘙痒,疑似水痘的病例,根据其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证实为水痘的暴发。现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基本情况调查:调查学校、教室环境情况和学生数量、病例数量等。
1.2 流行病学调查:回顾性调查病例发病时间、流行过程、性别、年龄分布、主要临床症状、水痘疫苗接种史等。
2 结果
2.1 发病的基本情况:加格达奇区共有学校18所,其中小学10所、初中5所、高中3所。学生总数16913人。此次水痘患病人数388人,分布在8所小学、4所初中、3所高中,疫情几乎遍布加区所有学校。
2.2 临床症状:绝大多数患者出现发热、周身不适等症状,并出现皮疹,先为红色的小斑疹,后转为丘疹,多为椭圆形,周围红晕,疱疹初期为透明,后稍浑浊,数日后干燥结痂。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正常或偏高。
2.3 流行特征
2.3.1 罹患率:2007年加格达奇区中小学校共发生水痘388例,罹患率为2.29%,其中男性患病221例,女性患病167例,男女患病之比为1.32:1。
2.3.2 时间分布特征:1月2日开始出现病例,在1~4月,病例一直呈散发状态,5~6月发病出现第一个高峰,共发病69例,占发病总数的17.78%,7~9月发病明显下降,10~12月出现第二个高峰,共发病284例,占发病总数的73.20%。见图1。
2.3.3 发病学校分布:共有6所学校呈散发状态,分别为加区六小(1例),加区七小(1例),加区三中(1例),加区四中(2例),加区六中(4例),加区一中(5例)。其余9所学校病例数总数为371例,占发病总数的95.62%,其中发病数最多的是实验中学(100例),最少的是加区一小(18例)。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1。
2.3.4 发病年龄分布特征:发病年龄在5~20岁之间,其中6~10岁共发病175例,占发病总数的45.10%,15~17岁发病131例,占发病总数的33.76%。
2.3.5 免疫史:388例患者均无确切的水痘疫苗接种史。经调查,加区所有学校的学生水痘疫苗接种人数为13人,接种率为0.77‰。
3 讨论
加格达奇区2007年发生的水痘暴发和流行主要有3个原因:①传染源没有做到有效的隔离,许多家长和孩子怕耽误学习而隐瞒病情,致使隔离期未满就返校上课,严重威胁了其他学生的身体健康。②水痘作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较强,容易在学校等集体环境发生流行。③加格达奇区各学校学生的水痘疫苗接种率太低,学生和家长没有充分认识到水痘疫苗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水痘疫苗价格较高,在学校已经发生暴发和流行的情况下,学生的自愿应急接种率也比较低。因此,教育部门、学生和家长以及疾病控制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水痘及疫苗的认知度,尽最大可能降低传染病的发生,避免其在学校的暴发流行。
七夕歌曲范文3
对于企业来讲,“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必然要求企业在发展战略上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和调整,这不仅有赖于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能力,也对企业的领导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企业加强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通过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和培训工程全面提升团队素质。
我根据自己多年的企业培训的工作经历,结合“新常态”下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企业培训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企业培训经理人对培训工作存在的几点“误读”,谈谈我对改善企业培训工作的看法。
误读一:我的老板不懂培训
经济学的理论可谓丰富,但最基本的只有这样两句话,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二是“只有积极地选择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深刻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对处于企业“成本中心”的培训主管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对企业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其“成本中心”的标签是很难揭掉的。事实上,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人才竞争中,“尊重人的价值”以及“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已然成为企业领导者的基本价值观,培训工作也正在从企业的“成本中心”向“价值中心”转型,一些“外向型企业大学”的出现也体现了这种变化。事实证明,企业创建“大学”,不仅希望培训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内部绩效、促进员工成长,也希望通过培训向社会传递企业的价值观,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美誉度,以期激励团队成员和吸引社会人才。
然而,能够以这种思维模式推动企业培训管理工作的培训管理者却十分缺乏。很多培训管理者抱怨:“我的老板不懂培训!”这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现代企业中,一个深谙人才价值的企业家不可能不重视人才培养,所谓“老板不懂培训”的说法,只能说明培训经理人还需要转变观念,提高工作能力。
是老板们真的不懂培训吗?在与一位国内民营百强企业的总裁交流时,他非常严肃地向在座的企业管理学院的院长提问:你们的工作是培训“管理”,还是只是在管理“培训”?这令管理学院的院长陷入沉思。而听到这番话语的我却坚信:企业的老板懂培训。他可能不懂培训该如何做,但培训工作是否能给企业带来价值,他心里一清二楚。
哈耶克说:“是观念的转变和意志力塑造了这个世界。”对于企业培训管理者而言,如果没有在哲学意义上认识到培训对于企业战略发展的价值,那么企业的培训工作必然是“中规中矩”,游离于企业发展战略和市场业务之外,形同虚设,势必成为业务部门失误的替罪羊或出气筒,这对企业的健康发展毫无意义。因此,在那些已经将培训列入战略发展层面的企业中,培训管理者应该扪心自问:当我们批评“老板不懂培训”的时候,由我们负责的培训工作是否已经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做出了贡献?培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支持着企业的发展?而在那些培训工作仍处于“边缘化”的企业中,培训管理者更应该自问:如果培训工作仍然延续传统模式,与业务活动脱节,如果培训考核仍然以提升开课数量、降低师资成本这样的KPI作为考核指标,培训工作于企业的意义何在?进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培训经理人不能通过培训工作服务于企业的战略发展,那么自己作为培训管理者于企业的价值何在?所以,抱怨是卸责文化的体现,于改善企业培训工作无补。
误读二:业务部门不支持培训工作
很多培训管理者抱怨说:“业务部门不支持培训工作!”这又是一个误读!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培训工作没有发挥真正有价值的作用。在企业中,培训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关系,行政上可能是平级,但在业务上实际是“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企业中的培训部门(供应商),如果不能围绕业务部门(客户)的需求来开展工作,自然不可能得到认可。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培训管理者经常混淆了自己的角色,热衷于为企业引入各种流行的、最新的培训项目,习惯于从培训的立场出发,却往往忽略了业务部门的需求。并不是说那些培训项目不好,我相信任何一个经典的培训项目都是专家们经过大量的研究而沉淀下来的精华,但关键是培训管理者在引进项目前,能否分清它是企业的需求还是自身业务的需求?
培训工作是虚实结合的艺术,但落脚点必须是员工的绩效得到改进和提升。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运行机理必然是环环相扣的,正是部门间的高效率合作,使企业在制度层面上拥有竞争优势。
保持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目的在于绩效的改进和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隶属于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的培训工作,显然不是通过直接在市场上拿到订单来体现其创造财富的价值,而是通过其策划能力、参与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和影响能力,通过不断地为业务人员充电,通过不断地释放正能量来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培训工作充满艺术性的挑战,它需要解决强化企业文化之虚与落实业绩改善之实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业务部门的不认可”对培训管理者是一个积极信号,因为压力是工作改进的动力。业务部门对培训工作所谓“不认可”的现象,应该被解读为业务部门对培训工作的期望,这是对改进培训管理工作的真正挑战,也是培训管理者追求的价值所在。
误读三:培训效果难以评估
培训效果的评估是困扰全球培训业的难题,但如果换个角度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评估培训效果”,就会发现,所谓“难以评估”也是一个误读!
首先,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是培训部门自身的需求,也是培训部门为了向业务部门以及企业证明自身价值的需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企业对培训部门工作进行考核的需求。然而,我们要看到:培训部门不可能对企业全部的培训效果负责!为什么?因为培训的作用对象是“人”。在企业中,制度对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培训对人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人们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配合,培训工作很难产生企业领导者期望的效果。
其次,培训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评估培训产生效果的过程中,业务部门的管理者也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曾经遇到过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某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要求给其所辖的400多名下属管理人员进行“先进的质量管理工具”培训,而当培训部门询问工作中是否要求使用这些工具时,质量部门的负责人回答说,现在暂时用不到,就是想让大家开阔一下视野,早晚要用到的。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评估培训的效果呢?培训效果不佳又该由谁承担责任呢?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的追求、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空间以及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员工作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其个人价值的实现是企业价值提升的基础,这个道理在那些伟大的公司中已经得到验证,比如IBM。企业通过培训工作,将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业务流程以及操作实务在团队中积累并传承下去,成为企业竞争的软实力。我想,这种软实力在企业成长模式演变到“动车模式”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企业成长的“动车模式”下,“火车”要想跑得快,已经不仅要依靠车头带,更要依赖整个系统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欲达到如此效果,培训工作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构成企业领导力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要求企业的每一个部门要有系统思维、有效沟通和团队合作的基本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培训效果考核的重点应该不仅仅是工作评估而是培训效果的转化。时隔多年,当我重新关注企业培训工作时,发现经历了30多年市场竞争的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着人才管理模式的转型。从企业的劳资科到人事部,再到人力资源部乃至现在的人力资本中心或者人才发展中心,仅从名称的变化即反映了企业对于人才管理价值观的变化。
七夕歌曲范文4
规划是确定小城镇在规划期内的经济和城镇建设的发展目标、城镇规模和发展方向的,规划成果具有法律效力,是小城镇建设的龙头、先导和依据。建设是实现规划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规划统领城镇建设,建设必须服从规划。两者又是一种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关系。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总体规划具有前瞻性,它是对小城镇在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做出的判断,是对小城镇的发展的科学预测。
据报道,某一经济并不发达的乡为了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强行拆除乡驻地街道两旁的平房,并按统一标准盖楼房,一时间,数百间新旧店铺被推倒。许多个体工商户不得不拿出生意上正在周转的资金用于拆房建楼,有的借钱建楼,有的因无钱建楼只得放弃经营。如此“一刀切”地要求临街建楼房,店铺搞装潢,从表面上看,小城镇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小城镇经济却失去了昔日繁荣的景象。这是没有进行建设规划的盲目建设,这就导致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不顾条件和可能,超越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经济承受力而盲目地进行建设。发展小城镇是建立在当地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是为发展当地经济服务的,不能本末倒置,为建城而建城。衡量小城镇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建了多少楼房等硬件建设,还要看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状况以及小城镇的综合功能。
二、集约化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小城镇规划与建设,要注意处理好集约化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多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布局分散,大约80%左右的乡镇企业分散在自然村落,而且规模较小,没有形成集约化生产,经济效益较差。在发展农村工业方面,过去曾片面地认为只有接近原料产地,成本才是最低的,而没有看到城镇在节约成本上的基本功能,没有认识到城镇本身就是一大资源。各地实践证明,乡镇企业办在城镇,集中连片发展,可能节约土地20-30%,并便于企业间分工协作,交流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此,要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靠近小城镇集中连片发展。
三、政府投资、招商引资与社会集资的关系
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主要靠政府投资、招商引资和社会集资,这三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
社会集资是在遵照受益、合理的原则,并经过批准的情况下,由单位、集体或个人自愿出钱、出物、出力进行小城镇建设的一种行为。
四、城镇建设与农村经济的关系
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农村经济是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关系。发展小城镇,千万不能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以牺牲农业和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而必须有利于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发展下去,最终达到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连为一体,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映成辉,城市与乡村没有贫富的视觉和心理分野,也没有人口流动的限制等等。
五、自身优势与外部优势的关系
小城镇既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意借助外部优势,要善于把这两个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小城镇在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方面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把眼光禁锢在一个狭窄的小天地里。要加快小城镇建设,单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借用外部优势,发展小城镇经济。
六、城镇建设与环境绿化的关系
在进行小城镇道路、楼房等建设的同时要注意搞好小城镇的环境绿化。绿色植物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缓解污染,美化环境。近几年,有些地方只重视植树,而忽视种草,甚至在清扫环境卫生时,还时常将许多绿草连根拔掉,致使小城镇往上看绿荫荫,往下看光秃秃,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遍地。国内外实践经验证明,现代化城镇建设只搞建筑物,不搞绿化是不行的。一个城镇只有绿化达到相当水准,才能改善生态,给城镇居民一个优美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所以,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要采取群专结合的方法,有计划地进行全方位的城镇绿化,从空间到地面再到乡镇,配合小城镇建设发展花卉农业、园艺农业、观赏农业、旅游农业,使小城镇成为生气勃勃、景色宜人的现代化美好乐园。
七、搞好建设与加强管理的关系
小城镇建设和管理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是建设的继续。加强管理是提高人们意识转变的关键。如果管理不好,或者放弃管理任其自便,那么,再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所以必须在搞好小城镇建设的同时,加强管理。
首先,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走出一条“小政府”管好“大社会”的新路子,按照统一规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各负其责的原则,建立上下衔接,责权一致,运转协调的小城镇管理新体制。新的管理体制应注意协调各方面关系;在处理部门之间关系时要强调多为别的部门着想服务;在处理条块关系时,要强调条条与块块相互服务;在处理地方政府与驻地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关系时,需要建立协调机构,相互协商,相互服务,进而实现上下左右相互支持。
其次,要建立健全城镇管理法规体系,除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以外,小城镇本身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法规,做到违章必究,违法必惩。
第三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好了,小城镇居民比较满意了,就能够以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主动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出主意,想办法,实现“人民城镇人民爱,人民城镇人民建,人民城镇人民管”。
七夕歌曲范文5
【关键词】关汉卿;戏曲作品;风格;成因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021-02
“风格”的定义,历来说法不一。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修辞的高明就是风格。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1]这里将“风格”理解成为独特的语言形式。还有人认为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流露,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2]也有人认为风格是文本主体与客体相契合时呈现的特色。譬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就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3]由此观之,“风格”定义较多,难有定论。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对风格的定义,笔者认为比较全面,书中认为:
文学风格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此定义的要点是: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文体和语言组织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4]
一
对于关汉卿的作品,历来评论较多。譬如元・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把庾吉甫和关汉卿并论,说二人作品“造语妖娇,却如小女临怀,使人不忍对滞”。元・何良俊则说:“关之词激励而少蕴藉。”[5]由于角度不同,所以结论亦有差异。清末王国维则说:“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6]徐子方所著《关汉卿研究》一书,专门开辟章节“关氏风格论”[7],对关汉卿作品从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很有见地。本文中,笔者拟从作品题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戏曲语言四个方面,简要概括关汉卿作品的风格。
(一)作品题材
关于关汉卿戏曲作品的题材,有学者将其分为历史剧、喜剧和悲剧三大类。而笔者则认为,将关氏作品归纳为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更为合理,因为按照历史剧、喜剧和悲剧的划分法,部分有重叠现象。譬如《西蜀梦》既是历史题材,也是悲剧题材。而按照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划分,则似乎更为合理。在关氏作品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实题材作主要有《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等,而颇具代表性的历史题材作品,则主要有《单刀会》《裴度还带》《西蜀梦》等。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关氏有很多历史题材的作品,但对于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剧作家并不拘泥于史实,而是进行精心的构思和裁剪,甚至偷梁换柱,将不同史实结合在一起,其主要目的,还是针对于现实而言的。这说明关氏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和现实生活结合得比较紧密。关汉卿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他作品具有很强现实性的原因。这也就印证了前面所说的“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
(二)人物形象
“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关氏的戏曲作品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覆盖面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皆有容纳,而且每一个阶层的人物现实感都很强,与生活靠得很近。这也折射了关氏作为戏曲大家,对生活敏锐的观察以及归纳能力,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通过戏曲展示了出来。在关氏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之中,女性形象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关氏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下层良家妇女,譬如《窦娥冤》中的窦娥,也有被迫的,譬如《救风尘》中的赵盼儿,还有门第制度下的待嫁女子,如《拜月亭》中的王瑞兰等。这些女性形象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尽管身份地位不同,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命运多舛!但就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情况下,关氏借手中的如椽大笔,帮助她们顽强反抗,最后取得胜利。哪怕就像是《窦娥冤》中的窦娥,虽然负屈含冤而死,但最后依然得以申冤,而这一切,是窦娥孜孜不倦地反抗所取得的结果。这也就说明了,关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苦难百姓的同情,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故事情节
关于戏曲作品的故事情节,李渔在《闲情偶记》一书中说道:“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而填词之陋,亦莫陋于沿袭窠臼……窠臼不脱,难语填词。”[8]实际上,一部戏曲作品,能否取得很好的演出效果,故事情节占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读关氏作品,不难发现,关氏作品的故事情节主干比较清晰,节奏舒缓适当。当然,这只是从戏曲的剧场性方面来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关氏在故事情节的设计和考量上,依然体现其关注现实、与现实顽强斗争的风格。譬如《窦娥冤》中窦天章因高利贷无法偿还,将窦娥抵押给蔡婆婆,蔡婆婆又因收高利贷差点丧命,虽被张氏父子救下,却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而隐藏在剧中的这条“高利贷”的线索,真是对当时社会流行放高利贷的反映。又如《救风尘》中周舍骗取宋引章,到手后又对其百般打骂,视为草芥,这样的情节,无疑也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即使是像《西蜀梦》这样的历史剧,作者也隐约向我们展示了怀抱济世救民雄心壮志的英雄,死前欲救天下人,但临死却无人相救这样一个现实,委婉表达“英雄死了”的观点,这是对当时异族入侵的深刻思考,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
(四)戏曲语言
“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有元一代,外族入侵,是一个极不重视科举的朝代,读书人生活极其艰难,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其境况可想而知。不重视读书,很明显会导致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下降。何况关氏所写剧本,大多是要面对普通群众,所以其戏曲语言要自然直白,通俗易懂,不能是“书袋子语”。而关氏也确实做到了从生活中吸取精华,应用到戏曲创作中去,正如我们开始提到的,王国维称赞其是“自铸伟词,而其言尽人情,字字本色”。譬如在《窦娥冤》中,当蔡婆婆告诉窦娥自己准备答应张驴儿父子的要求时,窦娥骂道:
婆婆,这个怕不中么?你再寻思咱: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况你年纪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
剧作家在前面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位孝顺懂事善良的窦娥,但是在这里,面对婆婆的懦弱,她依然对其进行辛辣讽刺,而其语言,也是寻常百姓家的口语。又如在《单鞭夺槊》中,李元吉夸下海口说:
只一拳,踏的一声把他那鞭打在地下,他就忙了,叫“三爷饶了我罢”。我也不听他说,是我把右手带住马,左手揪着他眼扎毛,顺手牵羊一般牵他回来。
语言通俗易懂,生趣盎然。正所谓“文体和语言组织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因此,我们通过戏曲语言不难发现,在关氏剧作中,其戏曲语言依然是来源于现实,而且也是反映于现实。
二
文学风格的形成,绝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时代、社会等因素。元代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施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在政治上将百姓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依次分别贵贱,区分特权。一些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地主豪强相互勾结,鱼肉百姓。譬如《鲁斋郎》中鲁斋郎在上场时就地说:
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鸟残儿小鹞,每日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
这里,借一个市井无赖的口,将社会的现实展示了出来。
同时,儒家思想在主流意识上的主导地位出现动摇,这与蒙古民族粗狂的性格以及重视实用价值有很大关系。蒙古统治者甚至一度废除科举考试,截断了一般读书人跻身“肉食者”的道路,所以读书人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选择逃避,遁入神仙体系中,寻求自我麻醉,譬如“万花丛中马神仙”的马致远,也有的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游戏人间,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关汉卿。
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剧作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些影响对作家的日常个性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关汉卿面临社会黑暗的情况,那就要对之反抗,于是他拿起了如椽大笔,以文字为兵器,与黑暗社会作斗争。这就必然要关注现实,以现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时代和民族的实际情况,迫使关汉卿在作品中形成了关注现实,与现实作斗争的风格。
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学者将关汉卿划归为北方杂剧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关汉卿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譬如,就他的籍贯而言,有学者说他是解州人,也有学者说他是大都人。目前暂无定论。但关汉卿留下的一支散曲,却能为我们了解关汉卿的作品风格提供一些线索。
关汉卿著名的【南吕・一枝花】其【黄钟尾】云: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g,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在这支曲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关汉卿为自己塑造的这一“浪子”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则是传统文人对道德规范的叛逆、任性和无所顾忌,散发着浓郁的个体生命意识和顽强抗争的意志。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剧作家眼下,关注现实,描写现实,反抗现实,也就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影响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这些因素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最终统一在某作品中,展示在读者眼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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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功能 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11-0006-01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所有税种中跟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税种。现在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公民实际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随着客观情况变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力度有一定局限,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因此税改的呼声一直很大。本文就是在对个人所得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税法改革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个人所得税的功能
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功能,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功能,用以缩小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财政收入功能。个人所得税确实具有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而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当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对于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呼吁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希望本国政府能够设计出一套完美的个人所得税制,并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达到缩小社会财富分配差距的目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财政收入,而收入调节功能则是其派生功能。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这类税种仍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有力支持。
二、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
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其专著《课税的公平》中专门论述了税收公平问题,并提出了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税收思想,经过后人补充进而确定了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含义:所谓横向公平,是指对同等经济地位的人同等待遇,即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纳税;所谓纵向公平,指对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即收入多的人多负税,收入少的人少负税。
我们应当正确看待在个人所得税征管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税收征管中,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但是很难同时照顾到,很可能会顾此失彼。因此,我们在税制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效率和公平进行取舍,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所得税实践而言,累进税率有助于促进公平,但相应的增加征管成本,降低征管效率。本人认为,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应当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制度设计再好、再合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或者如果征管成本太高,消耗了它在制度设计中本来应有的公平,那么这种公平的制度设计也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应当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标准,在保障效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公平。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与完善
(一)课征模式的选择
结合我国的征管实际和国外经验,下一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需要具备内、外部配套条件,否则难以实现新制度的预期目标。
(二)税前扣除的改革和完善
目前的改革主要是在扣除标准大小的调整和扣除内容的更加细化方面。但就我国目前的征收管理和对个人信息的建立、掌握与监控的水平来说,实行国外的更加细化和人性化的扣除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目前扣除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很难做到公平,但也是和我国的税收征管相适应的扣除选择。
(三)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尽量减少税收流失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存在一定问题,在税收征管上存在漏洞,造成了税收的流失。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堵漏,而在于疏导。因此要完善纳税制度,完善会计制度,加强税务审计,完善社会捐赠法,通过免除不超过一定数额或收入比例的社会捐赠的税收,从而达到鼓励高收入阶层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目的。
(四)适当降低税负
过重的税负很容易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降低人们对税法的遵从程度。表面上看来,实行以上政策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的税收。但是,降低税负并非一件坏事,经过优化的税制由于增加了人们的守法程度,降低了人们逃税和避税的动机,因而能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反过来增加国家的税收。
四、结论
个人所得税制的起源和发展历史都说明,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了国家组织财政收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差距、缩小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等。在实施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正确对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完善《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建设,以便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功效得到最好的发挥。
【参考文献】
[1]李敏.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J].管理学刊,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