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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范文1
作为“健康中国”战略体系中的关键领域，养老产业面临服务项目单一，缺乏专业、细致及个性化医疗保健服务等问题。为促进养老服务智慧化，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养老产业新模式、引领养老发展新方向，强化信息化建设意义重大。
如何切实把握养老服务信息化总需求，解决慢病管理、保健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关系，提升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数字化服务水平，正是2015全国养老服务业信息化大会求解的核心命题。
养老产业需顶层设计
养老产业服务是内核，信息化是工具。当前养老服务信息化有三大模式：一是高效整合线上营销、支付服务，高效分配线下专业多元化资源的养老服务O2O模式；二是基于互联网，由年轻人支付老人护理费用的亲情互助平台模式；三是专业护理与移动医疗相结合，高效高质的医养结合模式。
“发展养老服务信息化，要避免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信息孤岛现象。”全国老龄办华龄中心华龄健康365办公室主任沈林在发言中指出，养老信息化需要顶层设计，基层落地，必须协同一致，形成跨行业、跨部门的思维方式，通过养老机构或社区养老服务企业，以信息化手段集中全国优质养老服务资源，最终辐射至老人家中。
“依托IT技术构建的华龄健康365一库一平台，正在为构建养老健康服务生态圈而努力。”沈林表示，一库旨在建立全国老年动态电子健康信息数据库，一个平台是指建设全国养老服务智能管理平台。对老年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动态长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拥有私人慢病管理专家；对医生而言，每位医生都有专属的移动健康服务平台与服务工具，相当于每个医生都是“院长”，可服务老年群体。“我们奉行专属、互联、分享服务宗旨，希望在老人家庭、社区、机构、医院、医生、政府间搭建一个互联互通、以服务和社交为基础的平台，实现全国优质医疗资源的互联共享。”沈林表示。
云平台为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区域互联提供了技术支撑，也成为实现远程医疗的核心载体。“目前，我们协同远程医学平台解决方案已在浙江、安徽、湖北等地成熟应用。云的方式有助于快速形成全国性会诊集群，并可在传统专网会诊室基础上做叠加，增加应诊方部署。未来，我们还将考虑通过健康云电视的方式来实现平台会诊，并将其延伸至社区和家庭。” 上海鑫方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华表示。
实现区域医疗资源互联互通，推动医养结合模式创新，云应用已经触及并改变了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为养老服务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实践蓝本。集成数据与服务
“在服务好老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延伸数据应用可产生更大效益。”沈林以山东省东营市社区养老服务为例谈到，养老服务信息化的目的是能够“治未病”（即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疾病发生发展），通过个体数据的采集、分析实现面向老人的健康管理，减少老人非必要性就诊，推进分级诊疗。
除个体数据服务外，通过对区域老年群体健康信息及健康服务的数据挖掘，能够为政府调配医疗资源提供支撑，同时也可为保险公司推出更专业化的保险产品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无论是老人健康档案信息，还是电子病历信息，医疗数据要真正可用，规范、采集的难度较大。
“医疗数据标准化，意味着在一个地区要实行统一版本，即ICD-10（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ICD-10on of Diseases，国际疾病分类）编码应用。”厦门市卫计委副主任孙卫指出，“目前国内ICD-10汉化版有两个。区域医疗互联互通首先要明确同一版本，其次各医院对IDC-10进行扩展时也要采取统一标准，确保信息可以共享，这是区域医疗大数据应用的前提。”
“数据采集也很关键。”以厦门为例，来自医疗机构、保健机构及其他健康相关机构三个渠道的医疗卫生系统数据将以科学、规范、标准化的形式计入厦门市民电子健康档案。“但这份健康档案并非健康大数据，加上延伸到健康领域之外的消费、生活、出行、社交等行为数据，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健康大数据。”孙卫说，“区域大数据的采集就像一棵大树，从根系采集，首先要考虑其安全性、包容性、广泛性，还要支持异构系统，还要在数据的粒度和广度间做出平衡。我们采集数据的颗粒越细就限制我们的广度，广了以后可能就做不到那么细。”
养老服务亟待指标量化
患者做抽血化验等检查，可在社区医疗机构抽血，然后通过第三方物流把标本送到医院化验室，医院再通过电脑把化验报告传回社区，这样患者不出社区就能拿到化验单。通过厦门区域卫生医疗信息化平台，老年人在社区可看病就诊，而且慢性病患者在全市就诊情况可跟踪管理，为养老机构展开更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了可能。
“但养老医疗服务的评价体系目前仍未形成，这是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第一问题。”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袁克虹教授指出，“这种评价必须是能够打破既有利益链，能够公正公平的医疗服务评价体系。”
目前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参差不齐，尤其线上服务方面尚无统一标准。“改进养老机构服务框架、服务水平，建立服务标准，是推进养老服务发展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袁克虹表示。
此外，养老服务线上支付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如何与养老保险更好地融合对接，这也有赖于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合力推进解决。
我国正处人口老龄化阶段，“未富先老”、慢性疾病患病率迅速上升、疾病经济负担严重、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局面，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需要形成解决养老问题的顶层思路，也需要政府、机构、企业以信息化为支点，共同整合资源、协作创新。
智慧养老范文2
一、浙江省智慧养老社区架构体系
从技术实现上，智慧养老社区包括五个层次和两大保障体系。其中，五个层次分别为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和用户层，保障体系包括标准规范保障和信息安全保障。
（一）感知层
智慧养老社区技术框架的感知层主要指物联网感知层，包含数据采集设备和传感器网络及接入设备。感知层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感知和采集物理世界中发生的物理事件和数据，包括各类物理量、标识、音频、视频数据等，并实现数据短距离传输到接入设备。
（二）网络层
宽带网络是智慧养老社区信息化应用的基本支撑。无处不在的高速网络接入是实现5A（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能得到任何服务）的基础保障。同时，随着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与互联网三网融合的逐步推进，更廉价、更丰富、更便捷的上网手段，是智慧养老社区实现的重要体现。
（三）平台层
智慧养老社区的平台层包括社区公共信息平台基础设施、社区公共信息平台数据中心和社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三个部分。
社区公共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是社区的云计算中心，实现社区内应用的动态部署及不间断运行服务保障，确保信息资源的安全和服务的持续性。数据中心以数据交换、数据抽取的接口规范为标准，对不同应用子系统的数据采用集中、分类、一体化等策略，进行合理有效的整合。应用服务平台由业务支撑平台（中间件平台）、网络管理平台、信息处理平台、服务支撑平台等组成，完成协同、管理、计算、存储、分析、挖掘以及提供面向行业和大众用户的服务等功能。
（四）应用层
智慧养老社区的各业务应用系统构建于平台层之上，为政府管理部门、居委会、企业、居民提供政务服务、社区管理、公共服务和家居服务等方面应用功能。
（五）用户层
对于居民个体而言，对社区服务的访问通过一个唯一的用户ID，可以实现在手机智能终端、家庭智能终端和网站终端等不同终端的登录和访问。
（六）政策法规与标准规范保障
政策法规与标准规范是智慧养老社区技术支撑体系的重要保障。
（七）信息安全保障
智慧养老社区信息安全保障主要由信息安全标准规范、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信息安全技术支持、信息安全处理规程等内容组成。
二、浙江省智慧养老社区标准体系
（一）感知层标准体系内容
感知层标准体系包括传感器接口标准、通信与网络标准、网络管理标准、移动支持标准、协同信息处理标准、信息服务支持标准、服务质量标准、中间件功能标准、网络安全与隐私标准、一致性和互用性测试标准等。
其中，传感器接口标准涵盖了传感器的接口标准、数据类型和格式标准；通信与网络标准包括物理层、MAC层、网络层和主干网接入层标准；网络管理标准包含网络管理协议标准、拓扑管理协议标准、不同协议协同工作标准；移动支持标准包含网关移动标准、设备移动标准、用户移动标准、环境移动标准；协同信息处理标准包含性能公告实体标准、协同策略规划实体标准、通信需求定义实体标准；信息服务支持标准包括信息描述标准、信息存储标准、信息标识标准、目录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标准包括通信质量标准和信息处理标准；中间件功能标准包括支持功能子层标准、通用服务子层标准和区域特定服务子层标准；网络安全与隐私标准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管理标准、安全评估标准、隐私策略标准；一致性和互用性测试标准包括一致性测试标准、互用性测试标准和性能测试标准等。
（二）网络层标准内容
网络层标准包括互联网标准、电信网标准、广播电视网标准、移动通信网标准、卫星通信网标准、专用网标准、泛在网标准和三网融合标准。
其中，互联网标准、电信网标准、广播电视网标准、移动通信网标准、卫星通信网标准和专用网标准在国内外已有大量成熟的标准，浙江省的智慧养老社区标准完全可以参考这些已有标准实现；而泛在网标准在国际和国内则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我们认为，该部分标准应包括基础通用标准、网络构架标准、信息感知延伸标准、应用服务标准、接口标准、数据处理标准和安全标准；三网融合标准则是在技术、资源、业务、产业和监管5个层面上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标准体系：在技术上，引导三种网络走向技术融合；在资源上，促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大网络之间的资源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在业务上，促进新业务繁荣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在产业上，实现跨行业的顺畅合作；在监管上，确保信息和网络文化安全，保护用户权益，满足监管要求。
（三）平台层标准体系内容
平台层标准体系包括数据库管理标准、信息采集、交换、整合、共享、在线服务、运维、更新、备份恢复等标准。
智慧养老范文3
[关键词]智慧；养老服务；需求调查；北京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18.152
[中图分类号]D63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8-0-01
1 调查基本情况
东城区共有17个街道、182个社区、10个养老机构，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及座谈交流的形式在两个街道、27个社区进行。其中，和平里街道为全区最大的街道，包括20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近2.4万人，服务提供商39家；体育馆路街道包括10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1万人，服务提供商28家。在民政局和街道办领导的帮助下，笔者上门走访了上述两个街道的27个社区、174户老人，完成了调查问卷。问卷涉及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养老方式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内容。
2 调研分析
2.1 智慧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受老人收入水平的限制，现在的养老方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收入较高且稳定的老人更容易接受机构养老。此外，目前社区中养老服务不够完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需要大力提升和完善养老服务内容。
通过与东城区社区服务中心、街道办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座谈交流，了解各部门在养老工作中的实际需求。社区服务中心主任提出关于养老服务提供商监督管理的需求，包括服务商的资质审批及接入管理、服务商的退出管理、退出之后如何告知老人、服务价格、服务优惠点、服务商的评估与考核、如何对其服务进行反馈、如何获悉服务是否提供、如何进行回访、服务满意度调查以及服务商如何进行对接等方面；同时，他希望该平台能够对全区服务商每月、每季度、每年的总体基础数据进行汇总统计。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民政科科长介绍了目前养老工作方面的情况。和平里街道养老服务以志愿者队伍和老年协会为主，典型代表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爱心大姐服务队、银发互助服务队等；同时，街道为老年人提供了181菜篮子生活服务平台、一刻钟生活服务圈等服务。科长指出，目前养老服务比较分散，线上线下未能有效结合，希望能通过养老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解决这些问题。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民政科李科长指出，要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以及老年餐桌等，并逐渐将其信息化、智能化。此外，在软件方面，由于缺乏手段和技术支撑，管理和服务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比如养老服务商的管理、养老卡和养老券的发放等，要逐步完成民政、公安、卫生及殡葬等多部门的数据对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2.2 智慧养老问题
结合调研情况，总结和平里及体育馆路街道养老工作存在的问题。
2.2.1 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单一
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单一，不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尤其是最需要服务的失能老人得不到服务保障。两个街道开展的居家养老服务，虽然公开的服务内容和项目较多，但实际上真正提供给老年人的往往比较单一，如181送菜，菜品有限，且无法实现送货上门；小帮手便民服务主要提供缴费等服务，无法为残障老人提供上门服务，也就是说目前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与老人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如何为最需要服务的失能老人提供服务是重中之重。
2.2.2 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
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规模亟需扩大，缺乏规范化管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基本上是外来女工，志愿者很少。大部分人员都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缺乏专业服务知识，只能从事一般的家政服务和简单的照顾工作，降低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例如和平里社区的某位老人，雇佣的保姆月薪为3 500元，保姆过年回家，老两口即进入无人照料的状态，如何有效整合连锁型服务机构或针对志愿者进行有效管理，需要各方及时介入，缓解当前情况。
3 智慧养老建设意见
3.1 智慧养老建设要点
第一，响应政府政策，符合养老服务标准。东城区智慧养老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要符合国家居家养老服务的要求与技术标准，建立一站式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满足更多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第二，规范管理，完善养老服务。可灵活地对平台的各种交易主体、参与主体以及他们的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形成统一的、规范的、标准化的市场秩序，增加服务的专业性和区隔性，增强核心竞争力。
智慧养老范文4
满怀过去一年辛勤耕耘的丰收喜悦，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XX年。
过去的一年，我们xx人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xx的候鸟养老模式。在海南的养老史上，在中国的养老史上，史无前例、独一无二。我们xx人为中华民族的老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世界长寿之乡增光添彩。
做为海南唯一的、合法的异地养老社会团体，xx县xx养老协会敢为人先，迎难而上。XX年10人发起，XX年3月15日在民政局合法注册时68名会员，现有226名会员，每天都有人闻讯而来入会。xx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成立仅9个月中，我们开展了每月2次的专家义诊；我们统一服装，组建合唱团，唱起会歌，练就参赛的水平；我们在互联网上创建了xx网站；我们创造了定点医院、药店、家电、百货、家具店、饭店、接送站、免费书报阅览等为会员优惠的生活必备福利条件；我们组织了12次养生游和盈滨半岛等xx美景的专车游；我们主办了学雷锋爱老敬老大型公益活动；我们注册了方圆房地产咨询服务公司，为会员购房、租房、装修、托管空房；我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连续举办了春节、元宵节等8次xx的节日联欢，给会员们带来了欢乐和喜庆。
为获取的这些喜人、惊人的xx养老事业成果，我们欣慰，我们自豪！
我代表xx养老协会，谢谢给过我们帮助、支持的各位朋友，谢谢与我并肩拼搏奋斗的各位xx家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励，继续开拓，为实现六福养老、乐活百年的宗旨，创建中国的候鸟式养老乐园而努力奋斗。
为报答社会各界对本协会的关爱和支持，为广大会员欢度新年，xx县xx养老协会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举办了这场新年音乐会。得到了xx县民政局、教科局、文体局、团县委、县妇联、文联、文化馆、音乐工作者协会、广播电视台、新闻办等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代表主办方表示衷心感谢！作曲家刘虹呈是xx养老协会主管娱乐的副会长，也是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兼职教师，今天的音乐会是他的专场公益演出，xx养老协会顾问、贵州大学教授张人卓先生、海口的歌唱家籁月娟、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周霞、王坤玉、王本胜、李霖等老师和xx高中民乐团、周霞声乐班的孩子们以及刚组建39天的xx合唱团平均年龄65岁的60位老人们助演。我们预祝他们的演出圆满成功。
智慧养老范文5
有资料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可靠保障，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空巢家庭增多，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面临严峻挑战。
一、当前我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
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养老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其它养老方式并存的格局。
家庭养老：这是当前我国农村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
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部分老人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但由于疾病缠身、自理能力较差，他们仍然难以安度晚年;
第三，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增加。
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
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其作用仍然有限。
第一，养老对象过窄，集体养老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非常苛刻，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
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维持其温饱;
第三，对集体养老认识明显不足。在农村地区，许多符合条件的农民不愿享受“五保户”待遇，只要尚有一点点劳动能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谁也不愿享受“五保户”的供养。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老年人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越来越缺少实用价值。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有限，尽管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但盖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各项开支却很大。到了晚年，其积蓄难以保障养老的基本需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传统农村养老模式的挑战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发展差距大，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农村养老保障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日趋严重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必将对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问题提出严峻挑战。
1.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农村养老的压力。
2.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降低了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农村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未读过书的占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占到九成以上，低素质决定了农村老年人口大部分都是体力劳动者，年龄对他们的自我养老能力影响很大。老年人口中高龄人群比重的增加，降低了老龄人口的自我养老能力，同时也降低老龄人口自理能力。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无疑加重了农村养老的负担和压力。
3.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农村家庭的子女数也大大下降，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过去一般是多对夫妇供养一对老人变成现在一对夫妇供养两对及两对以上老人，无论财力上还是精力上，都让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
4.“空巢老人”的增多，独身老人比重上升，加大了农村养老的社会化需求。传统的家庭养老不仅由子女为老人提供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生活照顾和精神抚慰。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后，虽然也履行了在经济上供养父母的义务，但考虑到进城农民的自身经济状况，供养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无法给予老人必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时，农村老人尤其是高龄人口中独身老人，由于缺少了“老来伴”，没有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情感上相互慰藉的对象，使得养老更加困难。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现状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一直限于“困难的人”、“光荣的人”和“富裕的人”，农村的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相关的调查显示，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享受全国89%的社会保障，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到了社会11%的社会保障，在县城以下集体单位的1000多万职工和2000多万城镇个体经营者基本上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子女的赡养压力增大。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我国农村主要的家庭构成模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来临，80年代后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承担四个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还有一至二个子女的负担。
(2)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给家庭赡养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内地农村人口大量向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流动，这些“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
(3)随着农民观念和家庭规模的变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被核心家庭模式所取代，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正在弱化。
(三)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管理水平较低
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管理一直都是一项技术和管理水平要求都很高的工作，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存在着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很严格，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就是管理、缴费和实施的使用三权分离，互相监督，这样才能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使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过程更加顺利，使基金的运营更加畅通;但就我国现行的农村保障基金的管理办法却是管理、缴费和实施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挤占、挪用、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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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农民的最终消费率却持续走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农村人口约为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3.9%，但农民的最终消费率仅为8.45%，自1978年以来持续下降，农村人口巨大的消费潜力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农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除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农民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缺乏信心，导致他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形成谨慎性的消费行为。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释放农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
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该制度的目标不仅在于维护农民的养老权益，同时还承载着稳定农民老年预期，促进农民消费等一系列政策任务。新农保制度??施至今已走过了8个年头，那么该制度究竟产生了哪些政策效应？其实施效果是否和政策预期相符？是否充分释放了农民的消费潜力并显著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应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参保权益是否有效实现，还关系到未来新农保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养老保险与消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相关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大致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多数研究找到了新农保制度能够促进消费的证据。例如刘远风（2012）[1]对湖北省的研究、范辰辰和李文（2016）[2]对山东省的研究、温海红等（2016）[3]对陕西省的研究、Zhao et al.（2016）[4]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均发现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有显著的刺激效应。王辉（2014）[5]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的分析得出，新农保对农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35%以上。李慧和孙东升（2014）[6]利用全国性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新农保支出增加1%，农民消费相应增加0.46%。岳爱等（2013）[7]、贺立龙和姜召花（2015）[8]的研究发现，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日常消费支出上，而对满足较高层次生活需求的消费支出影响不大。马芒和吴石英（2016）[9]的研究认为，新农保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的原因是增强了农民的安全感，使得农民对未来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增加。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农保制度在消费促进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消费的影响不大，甚至会产生抑制作用。例如杨志明（2011）[10]基于全国省际时间序列数据就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于建华和魏欣芝（2014）[11]认为农村长期以家庭养老为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较小，养老保险变革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黄睿（2016）[12]基于CHARLS2011～201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参加新农保会挤占45～60岁农民的家庭消费，但60岁以上领取养老金农民的家庭消费也没有显著增加。王旭光（2017）[13]的研究发现，在考虑样本自选择的情况下，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国外学者对国内新农保制度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子项目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上，其研究结论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例如Feldstein（1974）[14]利用美国1927～197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储蓄）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计划使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下降了30%～50%，极大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Jung et al.（2016）[15]对韩国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研究、Blau（2016）[16]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并没有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支出，原因是养老金挤出了来自子女和兄弟姐妹的收入转移。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消费关系问题上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在理论及经验研究上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时还应看到，现有研究在新农保制度究竟是否能够促进农民消费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未达成一致共识，需要结合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展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此外，国内相关研究对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作用机制的关注较少，使得这方面研究的深度略显不够，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所提出改革建议的科学有效性。鉴于此，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微观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农保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养老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人们应对老年风险的主要方式之一。遵循强制性原则，养老保险将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纳入到制度覆盖范围之中，参保者通过缴纳保费、积累资金等方式，可以在退休后获得一定数量的养老金，以满足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17]，消费者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计划消费和储蓄行为，从而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也就是说人们的现期消费水平并不仅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而是根据未来预期收入，或者说根据终身收入来决定的。
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政策干预改变了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流，必然会对人们的消费决策产生影响（Feldstein，1974）[14]。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加养老保险所需缴纳的保费会减少参保人的当期财富，使消费资金受到挤压，从而降低当期消费水平，可称之为财富替代效应；二是参加养老保险可以稳定参保人的老年收入预期，减少当前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当期消费水平，可称之为预期收入效应，养老保险对消费影响的净值就取决于这两种效应间的对比关系。因此，在一个不考虑借贷约束及不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消费储蓄模型中，养老保险与消费之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其一，当财富替代效应与预期收入效应相当时，人们会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不变；其二，当财富替代效应大于预期收入效应时，消费将会减少；其三，当财富替代效应小于预期收入效应时，消费将会增加。以上理论阐述为分析养老保险与消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保制度具有特殊性，因此在上述框架内探讨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的影响，还需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大多数农民在消费上仍持谨慎态度，这与农民长期以来收入偏低、增收缓慢有?P，同时还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位相关。由于缺乏制度性保障措施，农民普遍缺乏应对未来不可预知风险的信心，迫使农民不得不将一部分收入转入预防性储蓄，以满足进入老年后的基本生活需求。新农保制度的建立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除农民对老年生活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风险。从当前新农保制度规定来看，新农保制度的参保人可以在多个档次进行选择，并且中央和地方财政还对参保人的保费缴纳以及待遇享受给予补贴，新农保制度具有较强的经济福利性特征。按照上述分析框架可以推断，新农保将会显著改善农民应对老年风险的能力，提高其消费欲望，从而增加当期消费。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参加新农保将提高农民的消费支出水平。
此外，新农保制度以60岁作为养老金待遇发放的分水岭。对于60岁以下的参保人而言，参保缴费必然会对当前财富产生挤压，形成财富替代效应。虽然根据制度规定，农民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此外地方财政缴费补贴也进入个人账户，同时在待遇享受上，除个人账户养老金外，参保人还可以享受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支付的基础养老金，这些规定确实给参保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老年收入预期。但对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保人来说，该制度是否真实有效仍未可知，因此他们很可能继续保持谨慎性的消费态度，财富替代效应与预期收入效应相抵，或大于预期收入效应，即消费水平不变甚至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新农保制度对60岁以下参保人的消费支出没有影响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对于60岁及以上的参保人而言，制度的保障承诺开始兑现，参保人不再需要继续缴纳保费，还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这相当于直接增加了老年人的可支配收入，扩大了他们的消费预算约束。在养老金待遇水平适当的前提下，老年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将会得到同步提升，消费支出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养老保险制度对60岁及以上参保人的消费支出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调查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151个市（区、县），604个社区（村、居委）的10 000余个家庭，建立了一套中国18～70岁人口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经济学特征、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休闲消费、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信息。CSS数据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
本文使用的是CSS2013年的截面数据。在数据处理上，因为新农保制度在农村地区实施，所以将城镇家庭样本删除，选取6 968份农村家庭样本作为考察对象。进一步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或存在极端值的样本，最终得到5 025个有效样本。其中参加新农保的样本为2 697个，占全体样本的53.7%；未参保样本为2 328个，占46.3%。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消费支出
CSS调查问卷将居民消费分为不同的类别，在因变量的设定上，本文根据不同的消费类别，将农民消费支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性消费，基础性消费主要是指农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其中包括日常饮食支出、衣着支出、水电和煤气费、交通支出及通讯支出等；而另一层次属于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消费支出，定义为高层次消费，包括医疗保健、耐用品、旅游休闲、购房、汽车等方面的支出。CSS调查问卷对上述消费支出均以“过去一年”为时间单位进行询问。此外，考虑到农民的消费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综合家庭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将因变量具体操作化为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包括家庭人均年基础性消费和家庭人均年高层次消费两类，两类消费支出均为数值型变量。为便于分析，因变量采取自然对数形式。
2.自变量：新农保制度
变量构造基于问卷中“您是否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新农保）？”的相关询问。若受访者参加新农保，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控制变量
是否参加新农保是农民消费支出的潜在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农民的消费支出还与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密切相关，本文将这三类潜在影响因素具体化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人均收入等6个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参保农民基础性消费支出的均值为4 706.58元，而未参保农民的均值为6 026.27元。参保农民高层次消费的均值为2 803.90元，而未参保农民的均值为3 832.09元。参保农民的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都要比未参保农民少，这似乎预示着参加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具有抑制倾向，与假说1不符。但由于描述性统计没有同时控制其他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还不能由此得出新农保与农民显著负相关的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分析。
（三）模型与方法
本文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分析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InYi=？茁0+？茁1insturi+？茁2Xi+？着i
其中Yi为因变量，代表第i个农民的人均年消费支出，具体分为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两类。InYi表示第i个农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其含义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变化引起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insturi为自变量，代表第i个农民的参保情况。Xi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向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等控制变量。？着i为随机误差项，代表那些无法测量的影响农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如消费心理和既有消费模式等。
在实证分析方法上，由于计量模型的因变量消费支出为数值型变量，可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获得有效的估计结果。在实证分析思路上：首先，从总体上考察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考虑到60岁是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分界线，达到60岁后，参保人不仅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而且还可以按月领取一定数量的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对这部分参保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可能更为明显。因此以60岁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6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两个子样本，进一步考察新农保制度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消费支出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实证分析使用的分析工具为stata12.0。
四、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思路，分别从总体样本和分群体样本两个层次分别考察新农保制度对农民消费的影响。总体样本和分群体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2和表3。
（一）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总体回归分析
如表2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新农保对农民的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回归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吻合，但与本文提出的假说1不符。其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现有新农保制度的参保缴费标准相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来说仍然偏高，在农民试图维持参保缴费状态的情况下，剩余财富无法使其消费保持在参保前的水平；第二，现有新农保制度的待遇标准相对于当前的生活成本来说仍然偏低，虽然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但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成本和需求项目随之增加，养老金对收入的微弱提升在满足多样化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敢花钱”的消费心理可能会延续，使得消费支出水平不升反降。
从表2中新农保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到，参加新农保制度会使农民的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分别降低4.5%和0.6%。为什么新农保对农民基础性消费的抑制作用要比高层次消费高？可能的解释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本就偏低，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消费品尤其是对旅游休闲、汽车等奢侈品的消费能力较弱。面对参加新农保的缴费压力，农民只能通过“省吃俭用”的方式，在筹集参保费用和满足日常需求之间寻求合理的收入分配均衡点。因此，参保缴纳形成的财富挤压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民日常性消费支出的缩减上，而对高层次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大。
此外，表2中一些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样值得关注。除性别外，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民消费支出均有显著的影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在婚状态将会同时提高农民的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值得关注的是年龄和家庭人口数量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年龄与基础性消费显著负相关，而与高层次消费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或家庭）财富增加，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人们将逐渐降低日常消费支出比例，同时为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而增加对一些奢侈品的消费。家庭人口数量与基础性消费显著正相关，而与高层次消费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对基础性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必然会对高层次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二）新农保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群体回归分析
将总体样本分为60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两个子样本，进一步分析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参保农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如表3第2和第3列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新农保对60岁以下农民的当期消费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回归系数上看，参加新农保会使60岁以下农民的基础性消费支出和高层次消费支出分别减少10.4%和1.8%，这一结果与本文提出的假说2相符。可能的原因是，按目前政策规定，60岁以下的农民正处于参保缴费阶段，虽然新农保制度设置了多个可供选择的缴纳档次，然而对长期以来收入偏低、增收缓慢的农民来说，选择这些缴费档次仍有压力，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当前财富产生的挤压作用较大。同时，由于仍处于参保缴费期，这部分人对新农保制度的真实保障水平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并没有获得实际的保障收益，而只有当农民通过亲身体验，并认为保障真实有效时，才能真正地提振消费信心，扩大消费支出。因此新农保制度实施形成的财富替代效应很可能超过预期收入效应，从而使得农民的当期消费支出不升反降。
如表3第3和第4列所示，在控制其他?量的情况下，参加新农保并没有显著提高60岁及以上农民的消费支出水平，虽然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上看，享受新农保制度待遇具有促进老年农民消费的倾向，但这一结果不具有统计意义，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说3不符。这说明虽然领取养老金能够直接增加老年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可支配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着消费水平的必然提高。因为领取养老金能够促进消费的一个潜在条件是养老金水平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然而目前新农保的待遇标准显然与这一假设前提不符。我们以1 000元的缴费档次为例，按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经简单测算，参保人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和约为175元，远低于当前的生活成本。此外，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除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对医疗服务、照料服务等其他方面的需求同样强烈。在养老金待遇尚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很可能出于谨慎动机，尽可能降低当期消费支出，以备不时之需。
五、结论及建?h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新农保制度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基于总体样本的分析表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的消费支出存在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参加新农保会使农民的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分别减少4.5%和0.6%；第二，基于分样本的分析表明，新农保制度对不同年龄段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具体而言，参加新农保会显著降低60岁以下农民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对基础性消费支出的影响更大，但对60岁及以上农民的消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
自2009年实施以来，随着国家投入力度加大，新农保制度在保障农民养老权益，提高农民老年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越来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农村民生保障工程的重要构成。但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新农保制度在提振农民消费信心，改变农民消费行为方面仍然乏力，其根本原因是偏高的缴纳标准和偏低的待遇标准极大降低了农民的制度受益程度，使得制度应有的消费刺激功能难以有效实现。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要加快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收入增加是消费能力提升的根本所在，农民收入偏低、增收缓慢是农村巨大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的关键制约因素，因此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首先应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国家应加大农村建设投入力度，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如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改善农民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在农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知识培训，并提供完备的外部支持体系，鼓励和引导农民从事非农生产，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此外，还应搭建平台，鼓励农民创业，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其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
第二，完善新农保制度设计，加大制度投入，提升制度的经济福利性。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新农保制度激励消费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获益空间受到了挤压，农民从制度中的受益程度有限，制度的经济福利性还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因此，应从制度设计和机制设计方面下功夫，着力提升制度的福利性。首先，应重新评估农民的缴费承受力，在保证待遇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参保缴费标准；其次，应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且具有灵活性的新农保缴费方式，如以土地换保障、以粮食换保障等，既能突出新农保的制度特色，又可以最大程度减轻参保缴费对当前财富的挤压；最后，应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力度，全面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可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做法，适当提高超过最低缴费年限的参保人的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既可以激励参保人的缴费积极性，又能够提高参保人最终获得的养老金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