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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原文范文1
[关键词] 商务英语 语用含义 语用等效翻译
一、引言
随着中国的入世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各企事业单位的对外商务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做好商务翻译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关注的课题。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重在交际意图的达成。由于受到具体的交际情景，特殊的语言规律，特定的专业知识结构和文化习俗的影响，商务英语翻译应讲求译文的实际效果和信息传递的准确度而不能一昧拘泥于原文形式，生搬硬套。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以语用等效原则指导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质量。
二、翻译的语用等效观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和理解的学问，既研究发话人（信息发出者）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信息接受者）对发话人（信息发出者）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语用学研究的意义不是词句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通过特定交际情景传达的交际意图或话语的语用含义。运用语用学原理指导翻译实践即为语用翻译。换言之，语用翻译是根据具体的交际情景，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推导出话语的语用含义而进行的一种等效翻译。它近似于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1964年奈达在其《翻译科学初探》一文中提出该理论，主张翻译中充分考虑语用因素和交际意图，使译文对于译文读者和原文对于原文读者产生大致相同的效果。因此语用等效翻译讲求的是语用意义的等值转换，即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力求保存原作内容，用译语中最贴近、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该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例如汉语中的“打白条”，如果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对等逐字翻译成“to issue blank paper”, 外国人看了就会不知所云，实际上，英语中应该用”to issue IOUs( I owe you的谐音)”来表达这一意思。
Thomas(1983)认为语用等效分为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前者指跨越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差异的等效，后者指跨越文化和环境差异的等效，两者的核心概念都是语用意义的对等。达到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是跨文化交际取得成功的关键。
三、商务英语的语言文化特征
探讨商务英语的翻译方法不得不考虑商务英语的特点。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实用文体，不仅在词汇、句法上具有区别于一般语言的独特特征，同时还涉及独特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背景。
1.词汇特征
商务英语用词较为严谨、正式，还常常涉及专业术语，如FOB(离岸价),B/L(海运提单), counter-offer(还盘),time L/C(远期信用证)等。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准确翻译。另外，商务英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也很普遍，很多词语在不同语境下表达不同的含义，例如“order”一词就有订货、订单、指示等多种含义：The company is quick to fill an order. 那家公司交付订货很及时。We’ve received an order for twenty tons of coal.我们收到一份20吨煤的订单。 Order bills of lading are negotiable.指示提单可以转让。
2.句式特征
商务英语句式和汉语句式存在诸多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方面体现在商务英语中主从复合句和被动语态的广泛应用。汉语中主动语态的句式比较普遍，而商务英语文本中因考虑行文的流畅连贯等因素，常用被动语态。翻译时因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不能过分受制于原文的语序和结构。此外，结构复杂的、多层次的复合长句也是商务英语中频繁出现的表达式，尤其是一些正式的商务文体如商务合同中很少使用简单句，而多用主句带从句，从句套从句的“枝状结构”，给翻译带来了很大困扰。例如：Regarding delivery of the machine offered we would say that, although the time stipulated is short, yet we can promise you to complete the engine in three months from date of order, and deliver, erect, and test it ready for use, within four months as desired.关于贵公司所需的机器交货一事，交货期虽然短促，我方保证，自订货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生产，并按要求，4个月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如译文所示，此类句式要翻译成顺畅通顺的汉语就必须冲破原文句式表层结构的束缚。
3.文化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语言都蕴涵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商务英语也不例外，因而商贸双方交流过程中也涉及特定文化信息的传递。由于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对商贸交流活动必然产生影响。例如世界知名汽车品牌“蓝鸟“为什么选择”Blue Bird”作为商标呢？这是因为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而中文蓝鸟并不包含这种文化信息。再如中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译为“White Elephant”就难以让英语国家的消费者接受，因为”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指无用而累赘之物。
四、商务英语翻译的语用策略
从以上对语用等效原则和商务英语语言文化特征的分析来看，语用等效是商务英语翻译的有效策略。下面从5个方面阐述商务英语语用等效翻译的具体方法。
1.把握语境，选择对等词语
商务英语的词汇体系中，词与词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翻译时往往不能简单地直译，而应该在准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寻找译文中的对等词语把它表达出来。如汉语中的“三角债”不能直接译为“triangle debt”，英文中该含义的正确表述为“chain debt”；英语中的“black economy”也不是“黑色经济”，正确的译法是“地下经济”。
进行商务翻译的时候还要特别留意专业术语的理解及一词多义的辨析。准确翻译专业术语需要积累一定的商务知识。例如：The draft has been presented to the Bank of China for clean collection. 此句中“clean”不是“干净”的意思，“collection”也不作“收集”解释，“clean collection”指“光票托收”。全句译为：汇票已经交给中国银行按光票托收5。上文已经提到商务英语中一词多义的现象普遍存在，翻译时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分析以准确把握词语的语用信息，避免误译。例如：There is a tendency for an organization of this type to be rather romantic; this place isn’t romantic――it actually makes money. “romantic”除了“浪漫”的意思之外，还可以指“虚夸的、不实的”。联系上下文分析不难看出该词词义应理解为后者。此句译为：这种类型的公司常有浮夸的倾向，而这家公司并非如此――实际上，它是盈利公司。
2.拆分整合，句子结构重组
商务英语文体中经常使用冗长的复合句式，而汉语通常分开表述，句式较短。翻译时有必要进行句式拆分及内容整合，即冲破习惯思维模式和句子表层结构的束缚，探寻语言表层结构下的真实意图和信息，并据此对原文的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调整，按译文的语言表达习惯翻译出上述意图和信息。例如：The buyer shall pay the seller US$350,000 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Bank of China has received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from the Seller and found them in order, but not earlier than 12(twelve) months after the date the contract plant for the first time reached 95% of guaranteed capacity of the whole contract plant according to the guaranteed quality Indices as per Annex VI to the Contract of 65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signing the contract, whichever is earlier. 该句使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时间状语，从英文的句式结构看，状语放在句末，不会给读者的理解造成障碍。但如果原封不动地译为汉语，译文则会显得拖沓冗长，生硬拗口，且辞不达意。因此翻译这个句子可采用拆分的方法分解时间状语，but后面的时间状语部分用一个句子表达。原句可译成汉语的两个并列句:买方须于中国银行收到卖方下列单据，并经审核证实无误后的20天内向卖方支付350000美元，但此款项的支付不得早于合同工厂第一次达到附件VI所规定的质量保证指标的95%以后的12个月，或本合同签字后的65个月，以早到的日期为准。
3.礼貌等值，确保表达得体
跨文化交际应该遵循礼貌原则。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社交规范、礼貌标准和表达方式，翻译时必须注意使用得体的译文传递原文的礼貌信息，努力实现礼貌的等值转换。商务英语属于一种较正式的文体，措辞礼貌庄重。例如：Should you desire, we would be pleased to send you catalogs together with export prices and estimated shipping costs for these items. 原文采用商务英语写作中典型的you-attitude(对方态度)的书写方式，翻译时宜采用汉语中对等的礼貌用语，使译文读者同样感受到写作者的友好和礼貌。因此该句可译为：若贵方需要，本公司将乐意寄上目录以及这些项目的出口价格和预估的运输费。
4.恰当切换，尝试文化移植
不同语言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本族语交际双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来自其他文化的目的语读者则常常觉得不知所云；或者给本族语读者带来愉悦和享受的正面文化象征意义却会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反感和排斥。从事商务英语翻译的人员要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找寻恰当的切入点，尝试文化移植，争取做到译文和原文的文化信息对等。例如龙（dragon）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权威、吉祥和力量。但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dragon指邪恶的怪物，是罪恶的象征。所以“亚洲四小龙”就不能直译为“Four Asian Dragons”.应该经过文化转换处理，译为“Four Asian Tigers”, 因为tiger在西方人心目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同样上文中提到的“白象”牌电池也不能译为“White Elephant”,鉴于西方文化中狮子是力量威严的象征，可考虑译为“Brown Lion”. 再看下句：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 is the key to survive the unsteady world market. It’s no good to “put all our eggs in one basket”, as the saying goes.市场多元化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俗话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此句译文用译语文化中习用的表达方式取代原文中可能令读者看起来费解的原语表达方式，通过“文化移植”反映原文的文化内涵。
5.“拿来主义”，模拟译语表达
语用等效翻译追求的是成功传递原文的语用意义。在可能的前提下，商务英语翻译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套用译语中现成的类似表达式，水到渠成地达到语用功能等效。例如：“Tasting is believing.”译为“百闻不如一尝”，就巧妙地套用了汉语谚语“百闻不如一见”。再如：“牡丹香烟 醇味盖冠”模仿Camel牌香烟广告“Camel stands out for taste.”译为“Peony stands out for taste.”9虽然结构和原文不同，但语用功能类似，表达效果一致。译语读者读起来一目了然，倍感亲切。
五、结语
商务英语是一种实用文体。商务英语翻译是一种注重实用效果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英语翻译应该遵循语用等效原则，灵活处理因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表达习惯等因素造成的交际障碍，有效实现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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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4)
[4]潘红:商务英语英汉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64
[5]余陈乙:奈达“等值”理论于商务英语翻译中的理解和应用.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3）
[6]顾维勇:析几种商务英语翻译教材及其译例[J].上海翻译，2007，（1）
[7]周燕廖瑛:英文商务合同长句的语用分析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4（4）
拿来主义原文范文2
关键词: 功能对等理论英语习语汉译
习语言简意赅,形象鲜明,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是语言的精华。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在翻译习语时,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因此,译者要综合考虑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等因素,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使译文尽可能达到为译文读者所普遍接受的效果,正如尤金・奈达在“功能对等”理论里提到的读者同等反应才是判断译文优劣的标准。本文借助功能对等理论对英语习语的汉译作一些探索。
一、功能对等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功能对等”原则。“功能对等”被定义为“读者同等反应”(readers’ equivalent response)。功能对等理论不同于传统翻译理论。传统翻译理论关注的是原文与译文的逐字对照。奈达的翻译概念从信息的形式传递转移到读者同等反应。奈达认为,在决定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时,不应该对比原文和译文的形式结构,而应该对比读者的反应。因此,翻译标准应以“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为主,而不是“形式对应”(formal equivalence);力求把源语文化背景下读者的反应转换成目的语文化背景下读者的同等相关反应。
二、功能对等理论在英语习语翻译中的运用
根据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一般来说,翻译习语有三种方式:移植法、借用法(用目的语中对应的习语翻译)、意译法。
(一)移植法
一般说来,带有异域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一些形象化语言,英汉之间文化的差异往往就体现在使用不同的形象,或相同的形象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翻译时,译者要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段,同时力求语言流畅易懂,保留原文的感彩。这样既可保留原文中的形象化语言,又可为读者保留了解异域文化的机会,同时又可为本国语言注入新鲜血液。例如:
1.as stupid as a goose译为“蠢得像猪”,结构形式都很完整,但若译为“笨得像鹅”岂不更为让中国读者感到耳目一新?而且读者会立刻意识到原来在英语文化里“goose”的联想意义竟是“stupid”。
2.armed to teeth虽然可意译为“全副武装”,但远不如直译为“武装到牙齿”来的形象生动,有特色。
3.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the one eyed man is king.意思有些近似汉语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但这种“以土代洋”的译法会让读者产生难道外国也有“蜀地”和“廖化”的文化误读。若译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倒也可以,但“盲人国里独眼人称王”岂不更形象?不但传达了意思,而且兼顾了语言形式。
因此,移植法不但能达到使目的语读者和原文读者获得基本相同的信息,同时基本上保留了原文形式的对等,而且能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实现等效翻译所追求的目标。
(二)借用法
所谓借用就是借用汉语现成的习语来传译英语的习语。不同的民族往往用不同的事物来表达同一思想,但由于人们在感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及社会经历等方面会有相似之处,因此英汉习语中有少量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相同或近似,隐含意义和文化信息也相同的习语。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用相似或相近的汉语的现成表达方式来传译,保留原文的形象美、精练美,增加趣味性。
1.“同行同义”的习语
(1)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
(2)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
将这类英汉习语互译,可谓形神皆备,通顺晓畅,属于和原文完全对等的翻译。
2.相近似的习语
(1)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土
(2)burn one’s boats破釜沉舟
(3)in the same boat同舟共济
(4)Fine feathers make fine birds.人靠衣裳马靠鞍。
此类英语习语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恰与某些汉语习语近似,虽喻体略有差别,但隐含义和联想义相同。因此直接“拿来”既可保存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又保留了原文的风格,译文读者也很容易理解、接受。
3.“异行而同义”的习语
(1)The spirit is willing,but the flesh is weak.心有余而力不足。
(2)Grate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
此类习语虽然在汉语中找不到形同义同的对等表达方式,但却可以找到“异行而同义”的相似表达方式,译者可以借用这些现成的表达方式来译。
(三)意译法
习语这种特殊的语言,往往带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和浓厚的地域色彩,一些富有文化特色表达方式的习语具有固定的含义,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如果逐词翻译,拆开解释,轻则使译文生涩难懂,重则造成误解。例如,英语的“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按字面意思翻译为“下猫下狗”,逻辑上讲简直是无稽之谈,令人难以理解,忍俊不禁,其实是“倾盆大雨”的意思。又如show the white feather译为“展示白色的羽毛”也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其含义应是“示弱,胆怯”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采用直译也无相对应的汉语习语可以借用,而意译虽不重细节,不过于“较真儿”的态度,反而让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实现了自然流畅、表情达意的效果,因此意译显然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例如:
(1)to have one’s heart in one’s mouth大吃一惊
这里的字面意思不合逻辑,若直译为“把心放在嘴里”更让人费解。
(2)What he said is but a cock-and-bull story.
他的话只不过是拙劣的谎言。
“a cock-and-bull”是指很蹩脚的、一听便知的谎言,不能望文生义地译为“公鸡和公牛的故事”。
习语的意译过程,尽管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和词语上并不相等,但是译文读者仍能获得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信息,体会到基本相同的意境氛围,因此意译实现了奈达的“意义优先”、“读者同等反应”的理论主张。
三、结语
在翻译的标准上,译界虽众说纷纭,从未统一过。笔者认为,就习语翻译而言,“表情达意”、“忠实通顺”是基本要求、基于习语的特征,译者可以借助移植、借用、意译等翻译方法给出恰当的翻译,同时追求“读者同等反应”才是佳译的准绳。
参考文献:
[1]马会娟.奈达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拿来主义原文范文3
一、原文的来世生命
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归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Jocobson，2004：139)其中语内翻译是指用同一语言内的语言符号对原文进行阐释或重写；语际翻译是指用另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对原文进行阐释，即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本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系统的其他符号对原文中的语言符号进行阐释。从《木兰辞》到迪斯尼动画片《木兰》的改编不仅涉及汉英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之间的转换，更是语言文字和影音媒体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过渡，是文学经典以更丰满的形式向异域文化译介的具体体现。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生命(afterlife)”t2]，(Benjamin，2004：76)标志着原文生命延续的新阶段。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与意义就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不同的阐释与演绎。本雅明认为这种阐释与演绎取决于作品的可译性，即作品的所有读者中是否有理想的译者；作品本身是否召唤翻译。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迪斯尼公司在改编外国题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独特鲜明的动画风格，拥有顶尖的动画制作人才和精湛的动画制作技术，还有着不容小觑的投资实力，是跨越符号系统、跨越语言文化对经典民歌《木兰辞》进行译介的理想译者。从作品本身来看，木兰的忠诚、孝顺、善良、无私、勇敢、质朴的多重品质为多角度阐释作品主题提供了可能性；从参军到胜利凯旋的完整故事梗概为塑造木兰形象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民歌简练的语言和诗性的描述有着丰富的想象张力，为充分发挥动画片音画介质的优势提供了舞台。每一次翻译活动都赋予原文一次新的生命。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木兰辞》召唤着新的翻译，木兰形象在世界范围内重获新的生命力已成为必然。
二、来世生命是原生命的延续
译文既然是原文在新的历史阶段、新的语境中的再生，就避免不了与原文一脉相承的联系。翻译目的论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相关性定义为“文本间连贯”L3J(Vermeer，229)，认为它有助于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文的信息。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异文化电影时，原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文化背景都可以通过这种“文本间连贯”来体现原作生命力的延续，赋予电影异国情调和陌生化效果，增强影片的吸引力和受欢迎程度。正因为如此，迪斯尼在改编过程中保留了原诗的主要人物、情节，呈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背景，使影片与民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叙事和文化两方面。首先是叙事联系。叙事是电影改编中首先要传达的因素。当原文的叙事在改编中得以呈现，影片便能激发业已了解该故事的观众的预期，使他们积极参与电影的欣赏和意义的构建。对不了解原故事的观众而言，对原文叙事的呈现亦能给观众带来新奇感，刺激他们到异域故事中去寻找共鸣，体验精神上的猎奇。片名《木兰》是对原文《木兰辞》的呼应。她替父从军、勇敢战斗、建功获封、弃爵归田的主要故事情节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再现，保持了木兰故事的原始框架，使观众看到了《木兰辞》在现代美国的生存与传播。其次是文化联系。为使影片具有外国情调，一些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都在电影中得到了呈现，比如：长城、书法、传统庆典等视觉符号；长笛、古筝、二胡等听觉符号；中国的图腾龙、幸运蟋蟀、熊猫、胡人、唐装、火药等典型的文化符号等。古代中国的社会习俗和封建价值观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展现，比如，女孩给家庭带来荣耀的惟一途径就是嫁个好人家，女人在男人面前应该保持缄默等。所有这些中国的文化信息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神秘而充满魅惑的异域国度，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体现了电影对《木兰辞》的继承，是原作生命力的延续。
三、来世生命是对原生命的超越
新生命不同于旧生命，它具有新的特质。本雅明认为“如果翻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追求与原文的相似性，那么翻译几乎不可能。因为在来世生命中，原文要经历变化。如果没有转变，没有新生，就不能叫来世生命”2]。(Benja．min77)电影改编也一样，“由于媒介发生了改变，电影与原文自然不同”。(Stam17)在改编过程中，迪斯尼对《木兰辞》进行了大胆的改变，使影片跨越时代、语言、文化实现了对原作生命的超越。
(一)叙化
为增加影片的娱乐性，迪斯尼以归化的方法将《木兰辞》打造成了一部迪斯尼风格的动画片。首先，电影塑造了李翔、大臣、木须龙、单于、媒婆等许多个性鲜明的新形象，很好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木兰这一主要形象更加鲜活、灵动。其次，电影以木兰的故事梗概为基础，创作了一个更感人、更丰满的故事。为了创造和强化戏剧性的冲突，迪斯尼对原故事的细节进行了改动。比如：木兰当户织变成了说媒的插曲，既制造了幽默效果，又体现了木兰的叛逆，为替父从军作了性格上的铺垫。原诗详细描写了木兰参军前在家所做的准备，而电影则以歌剧的形式重点呈现了军事训练的千辛万苦。欢快的气氛中冲突一个接一个，充分体现了迪斯尼式的幽默风格。对于战争的描写也一样，原诗只有短短三句，但影片中对木兰战胜单于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刻画，气氛紧张、惊心动魄，一步一步推向。此外，影片还创造了木兰与李翔相爱的情节来体现迪斯尼风格特有的浪漫气息和一贯的欢快结局。
(二)文化适应
“电影改编受制于当时各方力量的影响，是特定时间所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反映。”【4(Stam，45)将中国经典民歌改编成现代美国电影是一个跨文化的行为。为了迎合具有独特文化预期的美国消费者，避免文化冲突，迪斯尼不能不考虑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影片符合目标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美国式改造。比如：影片中的奶奶和木须龙就是美国化了的形象。影片还以西方流行的狂欢文化来取代《木兰辞》中的中国古典文化。先祖庙里，祖先们载歌载舞，俨然盛装打扮的狂欢者，毫无威严可言。木兰与战友、父亲、皇上的拥抱也都是美国式的。这些细节中，中国文化符号的外表之下，其实都演绎着美国文化。其次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阐释。木兰在原诗中是一位忠孝两全的勇敢女孩，完全符合2000年前封建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而在影片中迪斯尼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将其个性中的独立和勇敢进行发挥，塑造了一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女英雄。雪山之战，木兰独自一人摧垮了雪山，消灭了敌人，拯救了整个部队。皇宫决斗中，木兰再一次一146圈固圃衄蕊圆凭借勇气和机智杀死了单于，拯救了整个国家，成为万人膜拜的民族英雄。经过改造的木兰成了美国文化的产品，个人的力量被无限夸大，体现了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最后是女性主义的演绎。为迎合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影片在木兰形象中注入了女性主义色彩。影片通过木兰与男性形象的鲜明对比，突出表达_r女性主义，还特意增加了木兰在战斗中暴露了自己的女人身份，被逐出部队的情节。当木兰最终拯救了整个国家，被尊为英雄时，女性主义的胜利达到了。在这里，中国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女性主义的展示提供了舞台。
翻译也是一种征服，当传统的中国民歌用迪斯尼风格加以改写，当中国文化符号中植入了美国文化的内核，当中国传奇女孩成为个人英雄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言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一充满异国情调的形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强化，充分展现了美国电影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的拿来主义立场，显示了意识形态对电影改编的隐性操控。这是经典文学作品在以电影这种大众传媒的方式实现跨文化再生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拿来主义原文范文4
关键词: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思维
语文阅读教学对于放飞学生的思维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它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和分析能力,让学生思维能够不断超越常规思维的约束,冲破现有知识经验的局限。下面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如何在高中语文阅读过程中放飞学生的思维。
一、以教材为基础,创设形象,放飞学生思维
(一)领略文字内涵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其真正的内涵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是读者领略的某种东西。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放飞思维、驰骋想像,透过文字看到图画,透过语言看到生活,置身于作品之中,进而获得人生感悟和美的享受。高中语文教材表面上看不过是一行行的文字,如果不去琢磨、不去感受、不去想像,就不能体会到文字背后的内涵和韵味,这样就不可能进入作者创设和构思的意境之中,不仅无法欣赏到作者所要表达的乐趣,而且难以理解作品丰富的意蕴。例如阅读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结尾一段,“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怎样领略这段文字的内涵呢?笔者是如此设置问题的:作者这么喜欢江南冬景,并由感而发写下这篇典型的优秀杂文,为什么又说“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呢?笔者要求学生开动脑筋,认真思考,通过开展分组讨论形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既促进了学生的思考和想象,让学生走近了作者,走进了作者笔下的美境之中,真正与大师进行心灵碰撞,又使学生领略了文字内涵,感受到了美丽、别致的江南冬景的韵味,作品在学生的品味和想像中活了起来。
(二)超越作品解读
新时期新要求,当今社会对创新性人才求之若渴,这就要求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创新者,而不是培养鹦鹉学舌的模仿者。虽然高中语文教材都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名家名篇、大家大作,但是这些名篇大作所显现的观点和理论,相对于整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而言,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如何让更多的学生去超越前人,真正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放飞思绪,各抒己见,畅谈个人真正的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笔者在教《前赤壁赋》一文时,有学生就对苏轼的“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提出反驳意见。根据教材提供的注释和想像推测,这位学生认为:曹孟德虽然被周瑜所围困,但是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绵延千里,旌旗将天空全都蔽住,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阶段,真的会如此颓废么?通过学生的疑问,笔者一下子就感受到学生已经放飞了联想与想像的双翼,迸发出创新思维火花,这便是语文教学成功之处。
二、以疑问为重点,提出问题,放飞学生思维
(一)质疑
对于作者而言,无论文章多么隐讳曲折、多么跌宕起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主体思想,抒发内心感情。所以,对于文章中一些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段落,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特别注意、认真思索、深入理解,帮助学生培养敏锐的语感,正确发现问题,迅速质疑问题。例如季羡林的《月是故乡明》这篇文章,标题就似乎自相矛盾、违背常理:因为哪里的月亮在明亮度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会因为月在故乡就特别明。由此,引导学生质疑、思考,为什么作者会感到月是故乡明,这说明了作者对故乡的什么情感?再例如有些文章的语言“变形错位、不合常规”,以鲁迅的作品“拿来主义”为例,“拿来”属于家常话的范畴,随随便便而已,而“主义”则是庄重的政治术语,是正规场合说的,将这两个词“杂糅”在一起,给人感觉是否有点显得怪怪的,不够严肃?由此引导学生质疑,为什么这两个词能“杂糅”在一起?语文教师如果能够因时因地及时设质疑,就一定能诱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生疑
语文教师可以在教学实践中,利用比较和对照的方法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打破文章原有的格局,在比较和对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组合,把文本中相关的、相对的、相反的内容放在一起品析,作出分析、生成疑点、提出问题。例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典型文章,可以利用语文活动课的机会,要求学生细细品味。作者在文中写到刘和珍“微笑、温和”,这在表面上来这是一个简单的字眼,好像没有什么深意,但是只要联系上下文进行比较和对照,疑点就出来了:为什么刘和珍在身处逆境之际,甚至被强拖出校,还能够保持“微笑、温和”,力争取得斗争胜利,但是在就连支持学生斗争的教职员都认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之际,刘和珍又为何“黯然至于泣下”呢?由此引导学生感受,作者描写“微笑、温和”这个细节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难。教师可以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略作提示,启发学生通过比较和对照发现疑点、解决问题。长期以往,学生的思维必然更加活跃。
拿来主义原文范文5
关键词：翻译；暴力
《译学辞典》认为翻译的定义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即翻译的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的“社会认知需要”。黑格尔则假定人类的所有认知行为，都有着某种侵略性。侵略性必然意味着暴力。
1 从翻译的本质来看
许均在《翻译论》的翻译本质论中为翻译作了如下定义：“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在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解决的不只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问题。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下隐藏的是不同的思维体系，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审美价值与观念，因此是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一个各种关系（如斯坦纳所揭示的语言，文化，社会，伦理因素）交织与碰撞的中心”。是一个矛盾、冲突频发的地带。“围绕着翻译活动，则存在着各方面、多因素的冲突，比如译文与原文的冲突、读者与译者的冲突。”而“冲突中必然产生相互侵犯”。我们来看侵犯在字典中的解释。侵犯：①〈动〉非法干涉别人，损害其权益。②〈动〉入侵别国领地。“非法”“、干涉”显而易见带有“暴力性”。
2 从翻译的过程来看
2.1 “理解”中的暴力
关于翻译的过程和步骤众说不一。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翻译一部作品，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便是熟悉原文，也就是反复阅读原著，读懂原著，考虑怎样更好地表达原意，通过几次阅读，使人物形象在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诗歌翻译家江枫先生认为：“翻译作为一个过程，第一步当然是对原作的理解，而且必须力求甚解……”。释义派翻译理论建立的翻译过程是：理解原文，脱离原语言语言形式，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领悟到的情感。可见关于翻译的第一步骤的观点还是没有太大分歧的，即翻译首先要对原文进行理解。译者要对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和另一种与其母语国家文化不同的文化进行理解必然会遇到巨大的甚至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翻译又必须进行下去。译者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向前走。” “在遭遇理解障碍时不能退却，在文本表层所构成的屏障中不能迷失自我，而是要知难而进，甚至强行而入。”因此乔治・斯坦纳认为从词源学上讲“理解”不但涉及认知，而且还有包围、侵吞的意思。他把“阐释的运作”（即翻译活动）包括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侵入的汉语解释是：〈动〉用武力强行进入境内。被乔治・斯坦纳命名为“aggression”，从英语原意看，确有“占”和“入”的两种含义，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这个词的攻击色彩都很浓，强行的“占”和“入”都意味着某种“暴力行为”。斯坦纳维“这一看似过于粗暴的理解或捕捉意义的行为”寻找的理论根据是海格尔所提供的。所有让“本质”转为“此在”的行为，让存在的意义转为理解的意义，势必要经过“侵入”这一关，而“侵入”自然也就意味某种“暴力”。黑格尔则假定人类的所有认知行为，都有着某种侵略性。斯坦纳认为海德格尔的研究证明了理解――辨析――阐释是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攻战与侵入过程。“圣哲罗姆有个巧喻：译者把意义像囚犯般抓回来。”
可见翻译过程中理解这一过程是充满了“侵略”性和“暴力”性的。那么其它步骤是否也同样存在着暴力呢？
2.2 “表达”中的暴力
如果说“侵入”这一步可以目的语对出发语在理解方面带有不可避免的积极的“暴力”倾向的话，那么在“表达”层面上运作的“吸收”（阐释活动的第三部）已经从出发语像目的语拓展了。“这个拓展的空间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空间，是一个‘自我’与‘他我’遭遇并时刻会造成冲突的空间。”在这个充满危险和冲突的空间，随处可见出发语对目的语发起的“侵犯”。此时的施暴者是出发语。
对译入语暴力性的侵犯的两种表现：首先是外来语的丰富目的语为目的的侵犯。如鲁迅在讨论翻译时提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语文贫乏，太不精密，没法表现复杂的思想。他所采取的“直译”，“硬译”，“逐字译”，甚至“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翻译方法正是旨在为目的语“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和使本在目的语中的“不顺”经过读者接受阶段成为“顺”，彻底“不顺”的则被淘汰，被踢开。鲁迅的这种因其对中国语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使得他采取了借助翻译中的出发语以类似进化论式的极端方式对中国语文进行“自然淘汰”的改良的作法是出发语施暴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方法不当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外来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丰富目的语的功能，给目的带来福音，但同时也有破坏和扼杀'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可能性”。如把外来文化当作圣体般去领受（新几内亚土著里面有崇拜外货的人，他们都膜拜空运的舶来品）便会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失去重心，丧失自我甚至会挫败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此类作法又犯了“拿来主义”的错误。也是出发语对目的语暴力犯的第二种表现。可见，“侵犯”，“暴力”贯穿了翻译过程的始终。
从上述观点看来翻译中的“侵犯”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译者可以“天马行空”，“从心所欲”地侵犯原文进而对原著和原语言文化任意侵犯，随便施暴呢？我们又面临着暴力的度的衡量和一个标准的制定问题了，怎样施暴才算合理，合法？从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中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1]ALBIR， Amparo Hurtado： La Notion de Fidélité en traduction， Paris ：Didier Erudition， 1990.
[2]BERMAN，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3]MARGOT，Jean-Claude：Traduire sans trahir，Lausanne：l'Age d'homme， 1979.
[4]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拿来主义原文范文6
关键词：翻译研究 权力话语 骆驼祥子
传统翻译研究把翻译界定为词对词、句对句的或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转换，但是随着研究者们广泛地从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汲取营养，不断地充实和构建更加全面而完备的翻译理论研究框架，翻译研究已经扩展到更加广阔而深远的领域，纯粹的语言学理论早已不能满足于对许多翻译现象的解释。在当今纵横交错的知识网络中，“权力”和“话语”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并引申出一系列“权力话语”理论，该理论最大的特点是应用范围之广：“由于他的著作的跨学科性质，每一种学术性学科……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某种启发。”本文旨在通过历史语境分析此译本，探讨权力话语理论制约下的暴力翻译。
一.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行为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3）是当代法国也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学著作至今不仅在哲学领域产生着影响，同时还在几乎每一个人文领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他的权力话语理论，为人文学科提供了富有刺激的思想动力。在福柯眼中，“权力”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像一个网络，弥漫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权力作用于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Geoff Danaher，2000）福柯的“话语”和我们一般概念上的理解有所不同，不是索绪尔的“言语”，狭义上讲，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王治柯，1999）。权力和话语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权力是话语的保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离开了权力的话语便不是真正的话语，权力如果争取不到话语便不再是权力，所以，话语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所以，翻译不仅仅是文本间的相互转换，也是受到外部各种力量牵制和影响的一项活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任何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因为任何人的存在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原著的产生本身就会留下权力话语的烙印。（郝吉环，2004）下面将以美国人Evan King对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翻译为个案，探讨翻译是如何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的。
二.Rickshaw Boy译本个案分析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这部作品曾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但是，老舍先生本人并不是对每个译本都满意，伊文・金的这个译本是个典型的代表。
1.译者手中的话语权
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似一个观察社会的显微镜，洞察出制约人们话语的束缚之网。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制约主体性的诸多社会因素，认为人是生活在纷繁交织的权力话语之网中，任何人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不能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来自于当下社会、主体生活环境的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权力话语对译者的操控主要有两种，一是限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如时期，中国的译者在翻译题材的选择上的局限；二是要求译者发挥主体性，通过对原文的控制来迎合权力话语的需求。本文讨论的译者就属于后者。
伊文・金（Evan King）是Robert S.Ward的笔名，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根据《老舍自传》中的记载，伊文・金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老舍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甚至可能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十分不满。后来他又发现伊文・金在翻译《离婚》，并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以至面目全非，严重歪曲了原著。此时他感到无法容忍，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老舍，1995）两人交涉无效，最后合作关系破裂。伊文・金自己成立了“金出版公司”，强行出版经他篡改的《离婚》英译本。老舍被迫再组织一次《离婚》的翻译工作来和他抗衡以维护自己作品的纯洁性和声誉。这就是请郭镜秋小姐来重新翻译《离婚》的原因。不过，虽然伊文・金取得了美国的版权，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做广告宣传，也由于其它一些原因，郭的译本在美国的销路并不好（舒济，1995）。
理念、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要结合权力的组成来具体看待，文化现象的背后是即是政治权力的操纵（萨义德，1978）。Rickshaw Boy是1945年的译本，正是二战结束之时，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大国，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并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在二战中建立了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在二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在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统治霸权。东方和西方的权力不平衡带来了文化的霸权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丧失了话语权的东方成为了失语的“她者”。译者伊文・金的美国身份，赋予了其强大的话语权。在这个个案中，译者过度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来迎合美国强权文化的需求，不仅是凌驾于原作的权威，更是凌驾于中国学者和中国文化的权威。由此看来，权力话语在翻译中可以体现为，代表着文化霸权的译者，并不是小心翼翼地呈现原作的风采，而是采取权威逼的“拿来主义”，翻译的权力，通过“话语”而得以实现。
2.对译文的操纵
东方应该由西方建构，附庸西方而存在，于是，被西方政治力量包装好的一系列东方概念被带入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了低等的和充满异域色彩的“她者”。萨义德表达了他的对西方叙事的担忧，即对东方的扭曲和不精确，而在伊文・金的译本中，这样的担忧成了现实，扭曲的东方被呈现在了译本中。
2.1译文语言的特点
该译本最大的语言特点表现在，译者通过贬损（degradation）和丑化（uglification）的手段在译本中呈现下等的、丑陋的东方人形象，究其原因，或是刻意的扭曲，或是带着既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的态度，不负责任地对原文妄加揣测，以致最后呈现给读者一个臆想中的东方。
例：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老舍，1962：3）译文：Before he came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nickname “Camel，”he was one of thos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ickshaw coolies.（trans.by King，1945：5）
coolie： （dated， derog旧，讳，贬）unskilled Asian labourer.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999：312
Coolie一词明显带有贬损亚洲劳工的意味，译者对此词的选用隐射了他对东方以卖苦力为生的穷苦百姓的蔑视。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温饱的生活，只不过在压迫人的旧社会下，被硬生生地夺去了生存的希望。这个角色本身是勤劳善良的、坚忍不拔的，作者和读者对他应该是同情和惋惜的，而不是蔑视与嘲笑的。“车夫”一词，具体到符合原文的“黄包车车夫”或“人力车车夫”，可以用“rickshaw puller”等词。译者避开中性词，刻意选取了一个贬义词，其凌驾于原作之上的肆意践踏之心昭然若揭。
其次，牛津~典中对“coolie”一词“unskilled”的解释也不符合原文的本意。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回忆起父亲时说到，老舍先生非常了解黄包车车夫的辛劳，因为他曾与那些穷苦劳动人民为邻，正是因为这样的了解，在他的很多作品，如《老张的哲学》、《黑白李》、《启哀》中都创造了关于黄包车车夫的形象。而且在《骆驼祥子》开头，作者花了1400多字详细介绍了这份职业，读者了解到拉车不仅是个体力活，还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同时，对祥子这个既有力量又有智慧却仍然艰难生存的车夫顿生同情与敬意。然而这个详细介绍车夫职业的部分，却被伊文・金在译文中武断地删掉，加以“coolie”一词的使用，使读者本该对主人公怀有的敬意荡然无存。
该译本第二个语言特点表现在过度的归化。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若是文化文本时，通常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从而采取归化策略。应当承认，当把翻译与历史、政治、权力、话语等要素结合起来思考时，译本也逃不过印上了主观色彩的权力之网，当把翻译动机、翻译过程和思维倾向放入历史背景中考察时，译者也不过是霸权主义之手操纵下的一颗棋子而已。
2.2译文内容的改写
《骆驼祥子》所表述的故事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然而，在伊文・金的译本中，这样的悲剧色彩已经荡然无存。原文中的祥子欲去妓院找到情人小福子，然而她却已经不堪忍受而自杀了，这使得祥子最后一点希望完全破灭，从此变自甘堕落下去。老舍先生通过这样的结局揭示在恶劣的大环境下，独善其身的想法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但是在伊文・金的译本中，结局却来了个大逆转： 在祥子找到小福子之前，他还是上了曹宅， 接受了曹先生所做的安排。并且最后从白房子中把绝食三天奄奄一息的小福子救了出来， 实现了美国式的大团圆的诗情与浪漫。究其原因，美国当时社会的权力话语干预着这种翻译活动。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中走出来，经历了家庭的悲欢离合、个人的痛苦磨难，因而对《骆驼祥子》这样描写人物命运的文学作品十分青睐。但另一方面，亲人的死亡、家庭的离散使得美国人渴望磨难后的团聚，害怕磨难后的毁灭。除此以外，美国社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倡导平等、饶恕、博爱，而新教文化也宣扬机会均等，肯定求利性，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使美国国民形成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即“美国梦”的民族信念。不难看出，原作中的悲剧结局与这样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潮流与读者期待，译者篡改了结局，掩盖了现实的矛盾与痛苦，让读者在所谓的和谐与欢乐中得到欲望的满足。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强大权力话语如一只无形之手在左右和支配着译者。
三.结语
权力话语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历史的维度，认为任何知识的生产都不可避免地与历史上具体的权力体制紧密相关，文本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的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并不是中性的、远离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而是某个时期权力和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评价一个译本时，仅从文本分析其优劣，也显然解释力不足。伊文・金《骆驼祥子》译本中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和贬损，对原文情节的改写和增删，正是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等等显性或隐性的权力话语控制之下的产物。
参考文献
1.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1978
2.Geoff Danaher， Tony Schirato， Jen Webb， Understanding Foucault[M]， ALLEN&UNWIN PTY LTD，2000
3.郝吉环，权力话语与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与翻译[J].2004，2
4.老舍，老舍自传[Z]，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舒济，老舍书信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