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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论文格式范文1
[关键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目前,我国的教师教育主要由独立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和教育学院承担,部分综合性大学也成立了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师培训中心和进修中心,但由于起步晚,部分已参与教师培训和培养,部分还处于边缘化状态。虽然在世纪初终于开始了由独立的“定向型”师范体系向多元的“开放型”教师培训体系的过渡,但反对师范教育的呼声从未间断。如何加强我国职前教师教育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我国师范类院校和非师范院校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存在着两类职前教师教育制度。一类是原有的各类师范院校开办的师范专业,这类学校是教师教育的主力军。另一类是部分综合性大学开办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机构,部分承担教师教育的任务,与前者相比,这类学校的教师教育才起步。师范大学转型和教育学院的组建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普遍性的课程设置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教育学院”的成功办学模式,眼下在综合大学组建的教育学院,还不能提供不同层次的教师教育模块课程。这些高校大多对教师教育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教师教育在整个学校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不高。尤其是合并类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兴奋点是在提高学校的办学层次和在全国的综合排名上,因而建多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多少博士点、硕士点等等,才是学校关注的重点。非师范院校开办的教师教育专业化特色淡化表现在课程安排上,教育类课程比重较低,大多高校教育类课程只占全部课程的10%左右,而公共学科课程则占到全部课程的40%左右,学科专业课程占50%左右。
其二,传统师范大学混合式的教师培养模式根深蒂固,师范性已经渗透在各个专业的办学理念和行为方式之中。各专业学院与教师教育分离,在短期内还难以适应。各类高等师范教育机构在盲目向综合大学看齐的价值取向驱动下,课程存在着严重的窄、旧、杂、空的弊端,课程结构极不协调,其中学科专业课程比例过大,占72%,而教育专业课仅占7%,公共基础课程占21%,教育实习仅为6周。
其三,地方师范大学理应承担相当规模的高中教师的培养任务,新组建的教育学院还不能全部承担本科和教育硕士层次教师教育的任务。因此,地方师范大学的转型以及新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的建立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其四,有些由师专合校升格新建的地方综合高校,本可以利用合校的优势,秉承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加强教师教育。然而这些高校对教师教育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在追高求大中出现了重未来轻历史的偏差,也没有利用教师教育的优良传统发展教师教育。
其五,在课程传授方法上,两类职前教师教育体系均偏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有人在全国作了一项调查,其中对“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这一问题持赞同意见者,教育行政部门占83.3%,部属师大占100%,省属高师占81.1%,师专占100%,中师占87.5%,综合平均为85.9%。这说明绝大多数师范教育部门都对现行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十分不满,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二、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价值取向
课程体系的改革涉及面很广,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宗旨、结构与组织、教学科目、方法与时间分配等方面。教师教育课程从何而来,课程提出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教师教育课程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教师教育课程目标的确定和课程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五大类:(1)1.学术取向:强调教师要清楚知道所教授的学科内容知识,注重精确的学科知识传递。(2)实用取向:强调教师应是具备熟练技术及艺术气质的从业人员,教师既是研究员又是从业人员。(3)技术取向:主张教师应着重教学知识与技能,教师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施教者能熟练地执行教学工作。(4)个人取向:强调教师在教育中能获得个人发展机会,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培养教师个人心理发展,通过教师的个人修养、人格魅力、价值取向对教学产生影响。(5)社会批判取向:认为教育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理想中的教师是具有反省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公民。
哈勃曼(Haberman)认为教师教育应具备一套完整及确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共同拥有的、非一般大众所拥有的常识。专业教师的知识都是由理论、研究、一套专业价值和职业操守所衍生出来的。舒尔曼(Shulman)把教师教育课程分为七大范畴:(1)内容知识:学科本位的知识基础,学生必须对所任教的学科有专业的和深刻的认识。(2)学科教育学知识:教授这些知识所需要的教学技巧。(3)学习者的知识:认识学习理论和学习者的特征,如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学生辅导等。(4)一般教学法知识:针对课堂管理与组织的理念和策略。(5)课程知识:课程的基本理论以及对学校课程的认识。(6)教育脉络知识:了解教师群体的文化特征,学校、社区及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7)目的、价值、哲学和社会背景知识:即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价值的知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比较少见,他们更多是依据教师教育课程的问题。以及基础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而强调教师某一方面的知识或能力的重要性。比如,强调教师的反思批判能力,强调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行为的自我监控能力,强调教师应具有立足校本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等等。我们综合各种观点,把教师的专业结构归纳为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伦理和自我专业意识等几个方面。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结合新课程改革的背景,我们认为,教师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改变过去的学术化取向,根据时代的需要,采取实用取向,强调教师应是具备熟练技术及艺术气质的从业人员,教师既是研究员又是从业人员。同时,兼顾技术取向。教师应着重教学知识与技能,教师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施教者能熟练地执行教学工作。所以,应根据这种取向,在课程结构、课程模式、课程内容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变革。
三、教师教育培养模式与课程改革对策
教师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教师专业化问题、定向制与非定向制的问题、师范性与学术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都牵涉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课程是教师教育的核心,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师资,必须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下面拟对教师教育的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作一简要探讨。
1.优化课程结构——学术性与师范性并重
应扩大教育类课程比例。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举办的教师教育与其他国家相比,教育类课程比例偏低,实习时间显得过短,师范生的能力训练未能到位。美国教育专业课程有基础教育理论(包括教育基础、教育导论、教育史、中等或初等教育原理)、教育方法与技能(包括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评价与测量、教材教法和视听教育)和教育实践活动组成,占总学分的11%,教育实习平均为11学分。德国的教育专业课程有教育学、心理学、普通教学法和专业教学法等,占总学分的33.3%,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后,即到基础学校和初中参加18个月的教育实习,并为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做准备。日本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专业课程必须分为必修课和选修两种,必修课包括教育学、心理学、道德教育、教育实践和研究方法,选修课包括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制度学、教育社会学、社会教育学和职业指导学等,共占总课时的13%,教育实习7~14周,占总课时的3%。俄国的教育专业课程有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学校卫生学、学科教学法,占总课时的15%,教育实习13~18周。英国的教育专业学科和教育实习共占总学分的25%。与其他国家的课程设置相比,我国这种重学术、轻师范的课程体系已严重地滞后了师范教育的专业发展。师范教育是一个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它要求在一定的修业年限使学生的学科水平和教育专业水平都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要求的程度,忽视任何一方都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师资。因而,提高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迫在眉睫,将教育专业课程提高到20%左右,主修专业课程为50%,通识课程为20%,实习占10%,这样的课程分配将大大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打好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掌握必备的教育理论。
2.改革课程模式——多种体系并存
各类院校可视情况开办不同教师教育课程模式。首先,对于独立定向的师范学院和师范大学,在暂时不改变定向性质的前提下,扩大教育学科课程的比例,并提高这些课程的质量以达到改革课程模式的目的。增加教育学科课程的比例存在一定的难度,这需要广大师范院校各学院的领导牵头进行改革。其次,对于非师范大学开办的教师教育,可以让学生采取多种途径选择教师教育课程,如让学生在本科四年之内选修教师教育课程,可获得相应的学分,颁发教师资格;或者让有志于教育的本科毕业生,在拿到学士学位后,继续学习一至两年,即“4+1”、“4+2”模式,毕业时发教育硕士学位。据统计,美国已有55%的中小学教师拥有硕士学位。综合性大学还可以招收获得学士学位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这些教师通过业余时间学至三年,完成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可获教育硕士学位。
3.改革课程内容——贴近教育生活
教师教育课程贴近学校的实际生活,这是时展的需要。不论是师范院校还是综合型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都存在着课程与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生活相脱节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则是承担教育理论课程的教师本身的研究远离了实践,对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教育现状了解不够,缺乏现场的感性认识。即使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了范例,那也是第二手的范例,教师本身对范例没有体悟,从而导致培养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面临专业理论与工作实践严重脱节的困惑,他们甚至发出“学无所用”的感叹。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课程内容贴近一线的基础教育教学生活,让理论课教师亲自到现场去听课,让自己的研究关注实践。让课程走向实践,而不是灌输“知识”,这样才能给教学带来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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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体论;跨际文化观;他律性比较;自律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玮生(1966-),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广东广州 5106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西‘神话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4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西‘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项目编号:11WYXM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比较”内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已历经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比较文学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艰难的步履中走来。造成这一“曲折”境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较文学自身,而在于比较文学缺乏一套有机的、系统的学理支撑。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比较”含义界定的乏力与贫困,而“比较”含义的界定则关系到比较文学是否能在学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对“比较”阐释的乏力,使比较文学遭受克罗齐们的不断非难,尽管玛利·伽列抛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加以回击,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比较”内涵的阐释系统。
长期以来,为了解读“比较”含义,不少比较学者从“比较”术语人手,去探求“比”/“比较”(包括“可比性”)的内涵。殊不知,这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溯求。“比”/“比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操作性的东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质性、独立性的东西。在“比较”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主人,那就是“观念”,“比较”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制约。离开了“观念”的“比较”,就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比较”只能在空中无的放矢地飘游。“比较”只有与“观念”建立关系,才能拥有定性的言说空间,而不再飘游不定。
长期以来,“比较”内涵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揭示与界定,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根源是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所沿袭的“总体论”取向。所谓总体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把世界各国的比较文学视为一个大整体、统一体,从发生到发展对其进行总体叙述,希冀从中概括出一套共性话语的研究范式。
自从历史上的第一部专著(1886年,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问世至今,“比较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表现在理论(学科)专著的各项内容之中,其中,“定义”与“简史”(“史”)是两个重要的表现窗口。一个学科的定义即代表着对学科理论(简称为“理”)的基本理解,是“理”的出发点、归宿点与聚缩点,是对“理”本质特征、内涵和外延的高度概括。“史”则是对“理”(定义)进行历时性的演绎与展示。“理”(定义)与“史”是一种形异质同的关系。纵观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例如,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布吕奈尔等的《什么是比较文学》、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及王向远的《比较文学系谱论》,从“定义”与“简史”两个窗口可以发现,这些专著均不自觉地寻求着一个统一的定义,并根据定义的内涵,去编撰一部宏观的世界比较文学发生史、发展史。这正是一种总体论取向,这一取向已经成了百年来“比较文学研究”不假思索的研究范式。
总体论虽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面对比较文学这一极为复杂的人文领域现象,总体论难以给个体提供释放生动与活力的空间,难以彰显比较文学中各种个体文化哲学观的志趣,例如,在比较文学中,有两大论者,即“平行论者”与“影响论者”,他们所把持的哲学文化观不尽相同,有的持进化论、同源论等,有的持“单中心传播论”、“多中心传播论”等,这些迥异的哲学文化观均是比较文学现象里更为深层、更为前提性的东西,这些因素使比较文学内部出现“欲合还分”的张力与斥力。而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宏大共性研究,只能牺牲活生生的个性而求得抽象的共性,无法让这些个体性得到充分的诉求,无法顾及到“比较”背后的各种“观念”。而一旦“观念”没有自己的话语空间,“比较”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因此,在总体论的语境下去寻找“比较”的内涵,只能让人走进一个黑暗的角落。
二、个体论视角下的“比较”二分
(一)个体论的研究取向
面对总体论取向在寻找“比较”内涵所遇的困境,本文另辟蹊径,提出一种与总体论相反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以求走出解读“比较”含义的迷途。
个体论是以事物的个体为本位的一种研究模式,它一反总体论以“一”述“多”的取向,而是以“多”述“多”,使比较文学活生生的个体性得到充分的反映。个体论认为:比较文学的构成单位是个体比较文学,个体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是“跨际文化哲学观”(简称“跨际文化观”)。跨际文化观是指对世界文学文化的根本看法,也就是说,对世界文学文化是持进化论、传播论,抑或是两种理论的折中等等的一套先在的、隐在的系统文化哲学观。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单数(某一)文学、文化的基本看法,二是对复数(多种)文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宏观的、根本的看法。跨际文化观是个体比较文学呈现“什么样”的最深层的决定力量,是个体比较文学构成的核心要素。因此,个体论视野下的比较文学被描述为“以跨际文化观为核心要素而构成的个体比较文学集合群”。总而言之,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
例如,从“法国学派”背后的跨际文化观可以窥视到这一个体比较文学建构深层决定力量。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历史科学,属于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这是“法国学派”所主张的比较文学的显系统,其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人文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播论观念。
传播论学派是在与进化论派(同源论)的对话中形成的,主要起源于德国的民族学。传播论者认为:进化论只注意到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纵向的演变过程,忽视了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横向的分布,研究人类文化演进必须以文化的地理传播(dffusion)为使命。传播论者拉采尔(Ratzel)说:“因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通过度量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范围来度量历史事件的时间流变,或者说可以用地球的钟来度量时间。”传播论学派试图把人类文化史归结为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历史,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或独立发明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化有共性,并不是因为进化论者所讲的全人类的“心智的一致性”所致,而是文化传播的结果。在传播论派看来,全世界原来只有几个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曾独立发明各项事物,因而成为文化中心,各项文化特质均由这些中心向四面扩散、传播,导致了文化的接触、影响与变迁。
因此,传播论者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找历史上各民族相互接触、文化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和过程,主张通过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亲属关系”。“法国学派”把传播论者的观点搬进了比较文学,所以,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主张对文学之间“经过路线”的“实证研究”。可见,深藏于隐系统中的跨际文化观,即“单中心传播论”,是制约“法国学派”面貌最深层的决定力量。
个体论不仅认为“有多少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个体比较文学”;同时也认为有多少个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方法。也就是说,有多少个“观念”(即跨际文化观),就有多少种相应的“比较”。事实上,观念与方法是一种相生关系,或者说,方法是观念的次生之子。任何观念总存在着与之匹配的方法,在方法的背后,总跳跃着一个支撑方法的观念。没有和观念相脱离的方法,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观念,方法与观念互为相生、彼此彰显。西文中的“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这个词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沿着某条道路前行。这里,沿着某个目标(观念)与道路(方法)合二为一,要到达一定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路径,而在道路上行走,总通向一定的目标。从希腊文的“方法”一词,可见古代哲人对观念与方法关系的直观理解。
在比较文学界,我们同样可以见到观念与方法的关系的精辟叙述。饶艽子认为:“方法又不仅仅是方法,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新的研究观念的诞生;反之,新的观念、理论的提出,也总是伴随着新的方法论的运用。”笔者认为:在个体论的视角下,在跨际文化观(观念)与“比较”(方法)的互动观照下,“比较”一词的歧义问题,可得到朗照与梳理。
(二)观念与方法关系视角下的“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自古以来便与思维联系在一起。“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波斯奈特则将比较称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因为“比较”的古老性与深广性,常常使人“熟知无知”,把“比较”背后潜随的“观念”忽视了。
“比较”与观念的关系就如上文所提到的希腊文中内含的道路(方法)与目标(观念)的相生相随关系。当我们将视点落在“比较”背后潜隐的观念,并以观念与“比较”的相生关系重新审视“比较”时,“比较”即可一分为二:与观念关系密切的“比较”以及与观念关系疏离的“比较”。这两个“比较”移转在比较文学领域里,便成了“两个比较”——“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
个体论认为:不同的跨际文化观,含有相应的方法论,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是跨际文化观的另一个面相,一个属性的延伸,本身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自足体。本文将这一种“比较”称为“他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与跨际文化观匹配的方法,它受律于跨际文化观,与跨际文化观相生相契,它是通达跨际文化观的一种途径。
与此同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还存在另一种相态:当观念相对贫困而方法走向自足时,观念与方法的关系发生一定的游离,在此语境下的“比较”不再忠心耿耿地承载着一个明确、统一的跨际文化观,而只是作为单纯的具体方法,自行奔走于文学比较活动的丛林中。本文将这种“比较”称为“自律性比较”。
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两个比较”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两者之间混淆所带来的纷争,他们以不同的言辞,强调了他律性比较在比较文学中的重要性。
陈寅恪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言论,他说:“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不追诘,更无谓研究可言。”他这里强调的“比较研究方法”应与“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结合,即是一个方法与观念(跨际文化观)的匹配问题,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指的是他律性比较。
杨周翰提出:“比较是表述文学发展、评论作家作品不可避免的方法,我们在评论作家、叙述历史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我们应当提倡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杨周翰在这里已经论及到两个比较。“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即为自律性比较,“有意识的、系统的、科学的比较”接近于他律性比较。
陈悖、刘象愚指出:“‘比较文学’中的所谓‘比较’,并不是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一种观念,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一种研究工作中的基本立场:它是指超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考察文学现象。所以,这种比较必须与跨民族界限、跨语言界限、跨学科界限等含义联系在一起,离开了这些意义上的比较,就不再是比较文学的‘比较’了……我们不妨套用卡雷的一句话来说:没有比较的观念,没有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文学也就终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始。”这里,陈悖与刘象愚用“一种观念”去阐释“比较”,并将“比较”与跨语言、跨民族等含义联系,还借助了卡雷对比较与观念关联的论说,较为准确地阐释了“比较”的内涵,该“比较”的内涵即是本文所提出的他律性比较。
本文认为:观念对方法(比较)的统率力与作用力是巨大的,在一定情况下,他律性比较还可发生“形式融化”现象。所谓“形式融化”,即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表现为显态的比较,但在内在上仍然是比较,在功效上等同于比较。例如,当确立了一个跨际文化观后,有时完全不用“比较”,在论述过程中,描绘、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可等同于“比较”的功效。在影响研究中,主要是求证,当把一堆文学事实并列放在一起进行梳理、鉴别、比照时,你能说这些方法不是比较吗?这时,“比较”已经融化在观念的炉子里。“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此时,研究对象已自动进入比较的视阈或框架,即使在具体研究中,采用除比较以外的其他方法,比较仍隐性地作为研究的前提存在着。”他律性比较的“形式融化”现象同样发生在翻译活动中。Gadamer在《语言描写思维的程度》中指出:“阅读已经是翻译,翻译则是二度翻译。”这句话叙说了同一个道理:当人们确立了一个翻译观念后,在该观念驱动下的阅读活动,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翻译,这样,阅读活动与翻译活动便融合了。
自律性比较是观念贫困下的比较,即上文杨周翰所说的“有意无意地进行比较”,是一种随意性的比较。在比较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自律性比较例子,莫非来自克罗齐对比较文学中“比较方法”的非难。在他看来,比较文学与西方一般文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两样,“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无助于划定一种研究领域的界限。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是普遍的,但其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这种方法的使用十分普遍(有时是大范围,通常则是小范围内),无论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对文学研究中任何一种可能的研究程序,这种方法并没有它的独到、特别之处”。在克罗齐心目中的“比较方法”,正是一个游离于观念的方法,即是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
玛利·伽列为基亚所写序言中:“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我们不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其中所指的“比较”,是指观念贫困下的自律性比较。不少学者对“缺乏观念灵魂”的“比较”的作用纷纷表示质疑。梵·第根认为:如果“比较”只在于把那些从不同国家的文学中取得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等罗列起来,从中证明它们之间的相同和相异,那么,这种“比较”除了得到一点好奇心、趣味上的满足以及优劣高低的判断之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比较”没有一点历史的价值,对文学史的研究毫无助益。巴尔登斯伯格在创办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评论》杂志时曾这样说:“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x比Y”式泛行,并将之混同于平行研究,给比较文学的造成不良影响。季羡林等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钱钟书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
上述梵·第根与巴尔登斯伯格所说的“比较”、季羡林所批的“x比Y”式、钱钟书所点出的“牵强比附”,均是指本文所指的自律性比较。从这些比较学者的种种陈述中,可见他们对“两个比较”混同的焦虑与痛恨。在比较文学领域,人们常因混淆了两个“比较”,而造成诸多的纷争。本文通过对“两个比较”的区分,使长期以来的“比较”之争得到有效的化解与梳理,同时也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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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堂教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文课堂焕发出活力,充满了勃勃生机,出现了很多令人振奋和惊喜的好做法。但是在教学活动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课堂创新不符合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理念,只是形式化,没有实际的效果。所以作为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做到真正的教学改革。
教育教学担负着重要的教学任务,如何提高语文科目的教学质量,让学生更全面的掌握专业知识,是教师们满足新课程改革应该做到的。以下是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对语文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提出的一些建议:
一、鼓励合作学习的同时.不忽视独立思考
合作学习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被各科的老师们广泛应用,人人参与和竞争合作的课堂确实能给人启迪,但是我们在提倡学生的合作学习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实施合作学习要以学生个体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为前提。
很多教师理解合作学习的时候有些片面,只是一味追求小组学习的形式,可是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如果学生没有提前充分阅读教材内容,没有通过提出问题进行思考,那么在进行合作学习的时候,学生对课文理解不深入,认识部够深刻,小组学习的整理结果也是不全面的、肤浅的,这样的合作学习只能为优等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并不能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由的老师动不动就安排小组讨论,也不管内容是否有讨论的必要性,有些更是一节课讨论到底。小组成员在合作讨论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如有的成员默不作声,只顾自己想自己的事情;有的小组是一个人发言,其他人洗耳恭听;也有小组虽然气氛热烈,但是并没解决实际问题。以上的这些合作学习的实例都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收效甚微。原因就是教师没处理好合作学习与独立思考的关系。
二、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
语文学习之后学生没有陶冶情操,心灵没有得到启发。语文教学的人文教育没有充分进行发挥,所以,语文课并不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新的课程改革把价值观等人文因素放在了教学目标的突出地位,突出了语文教育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示了语文课程的独特魅力,让学生们产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但是我们不光要体现语文的人文性,我们还要体现语文的工具性,把它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有机结合起来。因为它们的高度统一,相辅相成的。 现在很多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特别重视语文的人文精神,对一些基础知识,提及的很少,一些教师平时并不注重字词句的教学,忽略这些基础,这就导致了课堂教学很热闹,教学形式也丰富多彩,但是却看不到对语言文字的揣摩和品位,也欣赏不到对精彩段落的独到的分析和见解。如果一个学生不会读、不会写、错别字比比皆是、病句连篇,那么学生的想法不能正确表达出来,长此以往,语文的其它一切活动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所以,我们应该兼顾语文教学人文性的同时,扎实做好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和语文基本能力的培养。
三、强调自主性,但不能放任自流
新课程改革要求课堂教学要体现因需施教,增加教学的灵活度。教师要组织好课堂教学,把主要的时间让学习自己钻研和探索。
一些教师认为既然强调自主,就把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所以讲课时间少了,学生们讨论多了,但是讨论主题不鲜明,也没有任何创新的想法。所以教师不能让学生们放任自流,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讨论前创设好情景,让学生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做讨论,要做好充足的备课,及时分析学生的讨论结果,让学生们在课上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达到教学的目的。
四、采用新技术,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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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师发展;质性时间;时间策略
目前,教师个体专业化发展问题已越来越受关注,而在有关教师个体专业化的研究中,“缺少沿着时间维度、对教师专业发展诸方面作综合分析的研究”。本文即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教师个体发展的时间性特点
时间是一个自然流动的东西,也是促使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伟大力量,但是时间造成的这种变化往往是很复杂的。就教师而言,一方面,“一位工作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教师,很自然地会积累或多或少的教育经验”。教师从教时间越长,所得到的发展就越好;另一方面,“经历的时间长度并不能给予一个人洞察力和智慧,10年经历可能和重复10次的一年扭曲的经历价值相当”。考察教师的发展不能仅仅以时间的量(即长度)来衡量,而应以时间的质(即属性)来衡量,同样的时间长度对于不同的教师来说在意义上有本质的差别。换言之,时间不仅具有量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有质的属性。只有关注质性时间,才能把握教师发展的时间特性。
质性时间是一种生存性因素。人是在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中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时间是物理学意义的时间,它具有匀质性,每个教师在一节课里实实在在度过的时间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个教师都没有特权将自己的一天变成比24小时更多或更少。虽然自然时间相同,但是不同教师的感受却有质的差别。一节赏心悦目的课总让人觉得时光飞逝而去,而一节枯燥乏味的课则使人“度日如年”。一节同样时间长度的课对于不同的教师来说其感受却截然不同,时间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表达着教师教育生活的质量,并从总体上描述了教师对教育生活中各种关系的感受,显示作为教育性生存的意义,这种时间被视为最基本的“生存性因素”,也被称之为“个体时间”。“个体时间是个人体验到的时间,它具有内在的客观性、可变性和个别差异性”。它主要不是生命上的广延,而是在生命的质量上成为生命发展的尺度。
质性时间具有历史性。历史时间不是一个可测量的、匀质的系统,它是对该时间里的各种关系的总体表征,是关系的系统。“时间并不仅仅是由一条由同样价值的部分组织的线索,同时也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是一个由系列、同时性和连续性组成的系统”。正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的系统,使得在该时间内的不同时刻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不能相互取代,“根据时间的本质,时间的每一时刻都规定了时间的其他时刻不能替代的一种存在”。确实,对于教师来说,教师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之中,也不能在对明天的想象中生活,其教育生活的每一时刻都具有独特的意义,是不可逆转和不可重复的。因此,只有把握现在,才能有更好的发展。那些过去了的经历只能变成美好的回忆,而还未到来的未来只能在想象之中。无论是过去了的,还是未来到的,都因现在而获得其意义。
质性时间具有阶段性。教师的发展有其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发展重点也存在质的差异。如果在这些阶段中把握了“关键”,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会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这已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教师发展阶段特征即是对每一阶段特殊性的写照,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发展核心、主题和问题,每一阶段核心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程度对后一阶段有很大的影响,这决定了后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这不仅意味着教师的发展有其共同性,而且更关键的是有其特殊性。在共同性方面,教师专业发展的职业/生命周期理论已在自然时间上显示了教师发展要经历的主要阶段;而在其特殊性上,则在教师的心理发展、社会化、“关注”研究上显现出来。这些研究都表现了教师发展时间上的历史性,因为它基本上是以教师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及其解决来描述教师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虽然教师要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在每个阶段的关键任务却有质的差异。因为在不同阶段里,教师所遭遇的情境是很不相同的。Bell,B.&Gillbrent,J.就没有对教师发展的阶段作明确划分,而是把“确认与渴望变革(con-firmationanddesiring)、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和获得能力(empowerment)”三种情境(situation)作为概述教师发展的重要指标。这其实也就表明,教师发展的阶段仅仅是一个概念框架,而无法表明教师个人发展的实际,它还说明每个教师在其发展中,对于教师的发展来说最主要的不是要去经历这些阶段,而是尽快地解决各种阶段所涉及的关键问题。
时间的质性特点决定了教师不能以机械的重复去过单调的教育生活,这样的生活所带来的不过是教师自发的发展变化,而不是自觉的“自我更新”。教师的“自我更新”更多的是由其教育生活中的关键时期、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等潜在的力量所推动的,是由教师处理这些“关键”所获得的专业结构及其反思所引导的,是由其专业发展的自我调控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来调节的。二、教师个体发展的时间策略。质性时间有其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教师个人发展策略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就时间策略而言,它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表现出来:
强化质性时间意识。教师的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时间投入,无论是教育理论的学习,教育实践经验的交流,还是对自身发展的反思都需要时间。因此,没有必要的时间作保证的话,教师将很难得到发展。但是,仅仅有量化的时间意识和投入是不行的。这可以从传统教师教育中的那些集中培训中获得证实。在这些培训里,教师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他们的收获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在教师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时间是这种量性时间。“时间投入”几乎成了教师保证其教育质量的唯一策略,而这一策略所带来的是过重的课业负担和沉重的身心负担。在这种单一策略面前,教师的头脑已经变得简单,其教育方式几乎已经固着化,怎么谈得上发展呢?与注重这种量性时间相反,强化质性时间意识则不同。这种时间意识有其特定含义。首先,它强调“效率”意识,即要求以比较少的时间投入获得比较大的成效,这必然需要灵活多样的教育策略与之配合;其二,它强调“首效意识”,即要求在第一时间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这自然要求教师全身心的投入;其三,它强调“效果意识”,即把时间用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而不是盲目的投入,这自然要求教师加强针对性。明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对教师的发展有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教育活动中的那些常规的东西,而是在教育生活中出现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和关键时期。关键时期既有因为教育整体环境发生变化(如新课程改革)使教师被迫改变自己的教育生活方式的“外在”关键时期,也有教师自身发展的自然演进而出现的“内在”关键时期(如教育实习、任职初期和晋级期),还有“个人”关键期(如家庭变故等所导致的身心骤变)。“关键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教师要围绕该事件作出某种关键性的决策。它促使教师对可能导致教师特定发展方向的某种特定行为作出选择”。虽然教师的生活无法避免突变,但是更多的是渐变。那些突发性的教育事件固然是关键事件,而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事件也完全有可能对其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判断一个教育事件是否是关键事件与教师自身的洞察力有直接关系。这一判断
过程其实是“由其所引发的自我澄清过程、个人思维的清晰化过程,也就是包括教师个人教育观念在内的教师专业化结构的解构与建构”。“关键人物”是对教师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人,包括他在当学生时所崇拜的教师、实习时的指导教师、有影响力的同事、校长,甚至对其产生了观念转变的学生。事实上,教师在进入教育职业初期时,他总是以自己所认同的对象和教育行为作参照的。把这些发展中的“关键”记录下来,不仅为以后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发展历程提供资料,而且记录的本身也是对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概括、反思、评价与理解的过程,这样,教师也就能清晰地看到自我成长的轨迹。
保证自我反思的经常性和周期性。教师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对教育的理解过程。而一切理解最终都是自我理解。自我理解的根本方式就是反思。反思不仅是对自身发展的回顾,也是对自身发展中的各种事件的评价,是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和再理解,还是对自身发展愿景的构想。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反思的意义就在于“自我更新”。这是一个不断获得意义的过程,是对自己的“成见”加以过滤以保留合理的“成见”、剔除不合理的“成见”并获得新的“成见”的过程。因此,不能不按“时间间距”的规则进行。一个教育文本(教师自我发展中的各种事件乃至教师自身都是“教育文本”,只不过这些文本不是以语言方式来表现,而是以一种非语言方式的文本来表现,是“超文本”)随着时间的延长,被教师解读的次数越多,其意义就越丰富,越清晰。因此,教师要对一个确定的教育文本进行反复多次的反思,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再加以系统的反思。
自主把握发展的节奏。质性时间虽然是绵延的,但决不是匀速的,而是以强弱不同的节奏在运动着的。时间是单向的,它总是不断地向前推进,因此无法回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起点一旦确定便没有终结之时,这两者决定了质性时间是在特定周期里按照其内在节奏运动。把握这一点对教师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知道了发展的周期性之后,教师就可以自行设定发展的起点,就可以把全部的努力倾注于当前,从而极大地焕发自己的热情,并让自己在这个周期里充满自信地生活。知道自己的发展终点也同样重要。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发展有终结之时,那些活力四射、欢乐活泼和长久永恒的情怀就会在麻木的机械操作中销声匿迹,那些无数醉人的思想就会在令人厌恶中了无痕迹。“正是由于不愿去理解一切都有尽头,有多少本应赐予我的持久的快乐冲动在麻木的呵欠中无影无踪”。发展周期的自主设定为教师的成长赋予了节奏。而节奏本身不仅是有结构的,而且也是有生命的。“非生命的事物只要有了节奏,它就是‘类生命体’,就能焕发生命感应,生命意味着在时间中的成长变化,时间带来了生命的质变和量变的不同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自身的生命发展便获得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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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大学物理实验是工科院校的必修课,也是1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不仅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而且与课堂理论教学相比,在培养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等方面都更具优势。同时也为学生的研究能力、开拓能力、创新意识等综合科学素质的培养提供了较好途径。因此,实验课程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同时,大学物理实验也是培养专业基础厚、实践能力强的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学生往往过分依赖教师指导,几乎所有实验都由教师安排内容、准备仪器。教师在学生做实验前先讲解实验的目的、原理、步骤并做演示,学生只要按照现成的步骤进行实验,最后把结果写在统一设计好的记录实验数据的报告纸上即可。这种僵化的实验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从根本上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必须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管理制度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积极有效地改革。3年来,淮阴工学院作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点,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具体措施,并且进行了初步实践,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一、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体系改革
传统的大学物理实验内容是按力学、热学、光学、电学等内容进行划分,并分别形成各自的封闭体系,这种封闭体系突出了学科的系统性,但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兼容互补性,各学科相互独立,限制了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淮阴工学院从2000年开始就使用自己编写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截至2005年,先后进行了两次修订。其中,最大的修订在2006年,淮阴工学院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需要,结合其现有物理实验仪器的具体情况以及教学大纲,编写并公开出版了适合该校学生使用的《大学物理实验》(赵亚林、周在进主编)教材。依据大纲要求和以往的教学经验,该院的实验项目打破了按照力学、电磁学和近代光学的顺序,而是按照基础实验、综合实验、设计性实验进行分类,确定了适合我院学生的实验项目。这种安排虽然打破了力、热、光、电顺序,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还是实现了与物理理论课的同步。这样的实验安排打破了各部分的封闭体系,突出的体现了学科的系统性、学科之间的兼容互补性,同时也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加强了对学生跨学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新的实验内容结构体系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循序渐进,既吸收传统实验的精华,又突出现代实验的特点,通过对各类实验进行有机结合,整体优化,在突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加强综合性、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力度,从而达到学生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种结构的安排,既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验技能,又能使学生在实验研究方法、实验设计思想等科学素质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实验教材经学生试用,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给学生的专业实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实验课堂教学与管理改革
在以前的实验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以及实验注意事项告诉学生,还要详细地讲解实验原理、方法、步骤、仪器使用、数据记录、数据处理等等,甚至老师还要在学生做实验之前把实验从头到尾的演示,让学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学生就完全不用预习实验,也不用思考问题,只要将上课时老师讲的内容记下即可完成思考题,这样就造成了实验课堂收效甚微。有的学生实验数据都测完了还不知道仪器用的是什么原理,就更谈不上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了。
基于改变这种现象的考虑,淮阴工学院大学物理实验中心从2006-2007学年第1学期开始对实验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试探性改革:在完成普通物理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了设计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的过程,主要是由教师提出设计性实验题目和要求以及实验室所能提供的仪器,对于一些实验技术参数以及涉及到的实验原理知识则由学生自己根据提供的实验目的和实验仪器进行资料查询。有些教材上一般只提出设计性实验的目的、仪器及简单的方法提示,为了完成预习报告,要求学生按照实验要求,自己设计出合理的实验方案或电路,拟出可行的实验步骤及实验中的注意事项;要求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理解、分析、选择,设计出完整的预习报告。因此,设计性实验对学生技能的提高,思考问题方法的训练,知识的综合运用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能有效地提高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测量薄纸厚度的实验中,学生就给出了光杠杆法、劈尖法、螺旋测微器测量法等多种方法。这样通过设计性实验,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激发了学生独立思考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又如在测量不规则物体密度的实验中,几组同学分别从不同角度利用排水法对不规则物体的体积进行测量,方法新颖,学生思维活跃开阔,学习气氛浓厚。另外,实验教学体系、内容、方法等的革新与调整也对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淮阴工学院从2005-2006学年第2学期开始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学生可以在网上选择实验项目、实验时间、实验教师,在网上预习实验内容、与教师讨论实验问题等。教师也可以在网上批改实验报告、公布实验成绩等。为了使开放式实验教学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合理。在校园网上向学生公布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要求以及考核办法,使学生全面了解物理实验的教学过程;要求学生每次课前必须写预习报告,弄清实验时要完成数据的测量和处理方法,在实验开始前交给老师检查,使教师能够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和更正,使得实验课更具实效性和完整性。
三、实验考核方法改革
改进实验考核方法,旨在提高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目前该校物理实验考核由两大部分构成,即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包括实验报告和出勤率以及实验课堂上的表现占60%,期末考试成绩占40%。实验课程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对实验原理、实验方法、操作过程、数据处理方法等的掌握。
为了进一步保证实验课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想法,淮阴工学院对2005级的学生的期末考试采用了操作考核的方法。每位学生抽签决定其考试项目和内容,并单人进行操作,教师对照评分标准当场给出操作成绩,取得了明显效果。自改革以来,由于实施了期末单人操作考试,学生的平时实验态度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只注重实验结果转向注重平时每个实验的操作步骤及实验报告,实验态度积极认真,也改变了以前有的学生在做完物理实验以后进行专业课实验时,连基本物理仪器都不会使用的尴尬情况。
四、小结
改革后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真正以学生为主体,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兴趣,更好地锻炼了学生应用理论知识、掌握实验原理、正确选择与操作仪器、确定测量条件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大学物理教学改革还能进一步给学生一个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选择余地,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增强其创新意识,培养其坚忍不拔的思想品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互帮助的协作精神,使其将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参考文献:
1、赵亚林,周在进.大学物理实验[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2、徐曼等.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初步实践[J].石家庄联合技术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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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最重要的就是意境,也就是“景”。在一首好的诗歌中,总有一种或优雅或深邃的意境,但这种意境对知识面尚窄的小学生来说不易领会。所以就需要教师做出充分的铺垫、积极的引导,如果能从“情”入手,对诗歌的整体基调做一定的渲染,相信会使学生更易体会它的意境美。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诗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很明显,即“思故乡”,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一下远离家乡游子的思乡之情:“许多人都会在除夕夜赶回家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中怀有对家乡很深的牵挂,迫切希望回到家乡。一个人在外面漂泊流浪,当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这种思乡之情就会变得愈加强烈。”这时,我们可以为学生播放一些关于思乡的曲子,努力创设一种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这种情境中读诗,充分体会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之后,我们再让学生领会诗歌的意境,那么一幅游人思乡图便在学生脑海里形成:夜静难眠,皎洁的月光洒在床前,诗人联想到家乡的明月,举头长叹,低头沉思。诗歌所绘的深邃、幽远的意境就在教师的渲染和铺垫中自然而然地被学生所理解了。再如,我在执教王维的《山居秋暝》一诗时,根据诗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描写,在网上下载了有关的图片,上课时在多媒体上播放出来,并配上优美的音乐,学生一边吟诵,一边欣赏优美的画面,对诗歌的意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由“情”入“景”,看似简单,但需要教师做好充分准备,具有较强的引导学生和创设情景的能力。只有这样,诗歌的意境才不会被学生分割得支离破碎,学生才会充分认识到诗歌的意境美。
二、即“景”生“情”
每首诗歌都蕴含着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或浓或淡,或浅露直白,或深蕴于诗句的字里行间。教师要指导学生深刻体会诗歌的意境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人送别孟浩然是在春光烂漫的三月,景色很美,但诗人却只注意到“那只小船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天水之间,只剩下长江水滚滚东去”。这种意境幽远缠绵,其中的景物虽在春季,但教师要通过指导学生体会送别友人时“孤帆远影”“长江天际流”这一意境中包含的思想感情,以避免学生产生“赞美春光”的岐解,而对老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便会于学生的心中油然而生。又如,唐代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其中“繁花似锦、蝴蝶飞舞、黄莺欢唱”的饱含春之气息的优美意境经教师的描绘和渲染之后,学生也自然会感受到春之美丽,能够体会到诗人“赞美春天”的思想感情。“即景生情”需要教师把诗歌所描绘的景象和意境充分展示给学生,使学生深刻地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其中所蕴含的深意。
三、“情”“景”交融
从以上不难看出,诗歌中的“情”和“景”并不是孤立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或缺的。诗歌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情”的真挚和“景”的完美。在教学中,教师通过生动地讲解,要力求做到“情”“景”交融。如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在讲解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带着感情去联想当时诗人所处的环境:“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夜半钟声”。这些景物所烘托出的意境氛围易于学生想象,能够达到“景”的完美再现。在这样的意境中,学生对作者“愁”(即孤独惆怅)的感情的理解也就更深了一步。又如,教授李煜的《虞美人》时,我提出了以下5个思考题:①“春花秋月”本是美好事物,作者为什么希望它结束呢?②“往事知多少”中的“往事”具体指什么?换句话说,李煜到底在怀念什么?③“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又”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④为什么词中两次提到“月”这个意象?联系我们读过的诗歌,“月亮”这个意象有什么特殊涵义?⑤说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艺术特色。《虞美人》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绝命词,表达了作者对故国的深切怀念。由浅入深地设置这5个问题,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跟课文的顺序相符,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学生沉浸在对问题的思索中,踊跃地参与问题的讨论。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学生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扩大了思维的空间,自然就走进了诗词的意境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