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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赔偿范文1
一、 案情介绍
两轮摩托车,原为刘××所有。2001年2月4日,刘××将该摩托车卖给李××并签订了《购车协议书》,双方还在协议书中约定与该摩托车有关的风险及责任均全部由李××承担,此后刘××将该摩托车及相关证件交付李××,李××支付了车款,双方已按协议书履行合同义务,但是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 2001年5~6月间,李××将该摩托车转卖给刘×,也未办理过户登记。李××购得该摩托车后,未办理该摩托车的年度检验,刘×购得此摩托车后,没有找刘 ××要身份证办理该摩托车的年度检验,而是在刘××不知情的情况下,刘×通过找熟人拉关系于2001年7~8月间把该摩托车的全部年度检验手续补齐。 2001年10月,刘×又将该摩托车卖给被告刘××,也未办理过户手续。2001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刘××驾驶该摩托车与原告孙××发生交通事故,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交警二大队认定刘××负主要责任,孙××负次要责任。此后,由于刘××外出,未承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孙××起诉至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并将刘××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03年1月27日,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对孙××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刘××不服,提起上诉。2003年4月25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本案《购车协议书》合法有效。
1、机动车过户登记与机动车买卖合同效力的关系是:未办理过户登记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我国物权变动的一般原则是,不动产以登记为移转,动产以交付为移转,对于需经登记过户的车辆、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采取登记对抗主义,没有登记过户,不能对抗已登记取得车辆产权的第三人,但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是有效的,如不存在第三人主张权利问题,发生所有权转移。机动车行驶证上的登记车主,一般是参照作为机动车所有权人的依据,但不能否认行驶证上的登记车主与真正所有权人不一致的情况。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不准予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登记,它与不动产(如房屋或土地)登记的性质是不同的,现行的机动车登记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25日《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和2001年11月21日《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的精神,机动车登记车主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以实际出资人作为确定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不以公安机关的机动车登记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志。
2、连环买卖未过户的机动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两轮摩托车的所有权属于刘××,李××有购车资格,刘××与李××签订《购车协议书》时,双方均具有摩托车买卖的主体资格,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对购车有关事项进行约定,特别是约定了该摩托车交付给买方李××后与该摩托车的风险、责任承担问题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使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法定情形。因此,刘××与李××2001年2月4日签订的《购车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双方签订合同后,均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交付摩托车及相关资料或支付价款的义务,按《合同法》第91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9条的规定,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从2001年2月4日起,两轮摩托车的所有权已经属于李××,并且与该摩托车有关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均已全部转移给购车人李××。因此,刘××与李××2001年2月4日签订的摩托车买卖合同即《购车协议书》合法有效。同理,李××将该摩托车转卖给刘×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刘×将该摩托车转卖给刘××的行为也是合法有效的,与该摩托车有关的权利义务、风险责任均已全部转移给购车人刘××。
三、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连环买卖未过户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92号司法解释。
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连环买卖未过户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前比较混乱,甚至造成适用法律错误。由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很具体,公安部和各地人民法院、公安厅都作出了一些批复和补充规定,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批复》),并且事实上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的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批复》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连环买卖未过户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批复》确认机动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是一种违法的越权行为,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内容明显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是无效的批复,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连环买卖未过户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国务院《机动车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只是车辆变更登记时的规定,即对车辆“初次检验的登记项目”变更的规定,并不是对机动车产权转移(即车辆买卖过户)的规定。
《机动车管理办法》第39条规定,违反该办法的只是对责任人处以有关行政处罚(即批评教育、警告、罚款、扣留驾驶执照等)的规定,并不是对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
《机动车管理办法》第41条规定:“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本办法的解释权并没有授予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因此公安部交通局对《机动车管理办法》的解释是无权解释,不具有有权解释的法律效力。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的暂行规定》是国家市场管理部门对机动车买卖活动实施有关行政管理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机动车买卖合同法律效力的依据。另外,按《立法法》的分类,该规定属于行政规章,并非行政法规。
机动车买卖合同法律效力的确认权属于司法职权范围而非行政职权范围,其效力应由国家审判机关或仲裁机构确认。公安部无权确认机动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公安部的内设职能部门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更加无权确认机动车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批复》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越权行为,该批复无效。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批复》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内容,明显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5条的规定,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该批复是无效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在认定损害赔偿责任承担问题上,应适用有关道路交通事故的专门行政法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并且应该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六章”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其中第35条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认定:刘××为主要责任承担者、孙××为次要责任承担者,因此相关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刘××与孙××共同承担,与刘 ××无关。为了便于人民法院正确处理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他字第92号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该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该司法解释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5条的规定是一致的。本案的情况与该司法解释中所述情形一致,本案的处理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刘××不应对本案交通事故损害承担责任。
安全事故赔偿范文2
我们常说“违法成本低”，而“守法成本高”，通俗地讲，说的就是一些企业舍不得资金投入，不能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须的条件，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使其在成本相对较低的状态下继续生产经营，取得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与此相对应，守法企业如果为了改善安全条件，就必须支付巨额投入，相对提高了生产经营成本，反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比较效益”明显，一些企业主往往宁愿出了安全事故被罚款，也不愿加大对安全生产设施的投入，这也是导致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法制建设是推动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自2002年国家颁布《安全生产法》以来，我国安全生产逐步步人法制化轨道。迄今，已有《劳动法》等10余部法律对安全生产作出规定，国务院颁布了50多部行政法规，相关部门颁布了数百个部门规章，加上各地都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规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框架体系初步形成并渐趋完善。正是由于法制建设的推动，使得我国安全生产状况自2003年以来持续好转，各类事故发生起数和死亡人数连年下降。但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就构建和谐的安全管理生产体系而言，现行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违法成本的规定还远没到位。
就以目前煤炭行业的死亡赔偿标准来说，按规定死亡一个人赔偿20万元，这在我国是最高的标准了。但是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只是他们同类赔偿额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如此低的安全事故赔偿标准，既不能震慑当事企业，也不足以杀鸡儆猴，怎么能让企业主对安全生产给予高度重视?!这也直接导致了对安全成本概念的误解，一些企业主往往只想到不出事能省一部分保证性安全成本投入，却没想到事故发生后就会发生五倍乃至十倍的消耗。
安全事故赔偿范文3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安全事故赔偿范文4
1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表现为:第一，有利于转移、分散企业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往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面对巨额赔付，企业因资力有限往往会向法院申请破产，最终普通债权清零，企业轰然倒下。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企业能以参保的形式将行业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通过承保、再保险形式分散风险。保险人对参保企业要进行承保前的调研审核，承保后的监督管理，促使被保险人在法律的强制性约束下严格按照保险条款的要求依法生产、销售安全食品，强化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第二，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合理的经济补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益。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食品行业企业设定强制性的投保义务，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无论参保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保险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第一时间对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损失进行及时、合理赔付［2］。甚至消费者可以改变以前的“被动”而主动向保险公司请求赔付，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第三，有利于缓解政府的社会压力，增强食品安全问题监管效力。一般情况下，当企业无法承受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赔付后果时，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常顶着巨大的压力充当企业的买单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正式综合调动市场规律“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来共同分担、解决问题［3］。政府可将承担的巨大风险和压力转化给保险公司，政府在对食品行业监管的同时，保险公司也对被保险人进行非行政的监管，强化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事故的解决效率，稳定了社会。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惠民工程，除以上3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外，还有利于促进食品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利于丰富保险市场，增加保险业新的业务增长点等。
2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行性
2．1法律基础
第一，现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空间。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7条等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对生产者采取严格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且都存在惩罚性赔偿的风险，食品行业企业背负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和索赔风险，对分散风险的诉求呼之欲出。而上述情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介入契机和法律空间。第二，政府的支持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开办优化了政策环境。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积极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的要求;201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3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又提出“推进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试点”要求;2013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可见，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顺利落实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摸索着进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如江西、四川等。
2．2理论基础
第一，在保险市场上，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中，保险购买者对自身的食品安全状况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保险公司却对此了解甚少。在这种投保方和承包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食品生产、销售存在潜在安全隐患的高风险者就会有很强的动机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而当投保者大多由这种高风险者组成时，保险公司支付的保险费用就会大幅度上升，很有可能会超过之前按食品安全平均风险率计收的保费。为了防止成本的增加超过收益，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险的费率，而那些食品安全低风险者将会逐渐退出投保者队伍。如此，保险公司将得到一批“逆向选择”得来的投保者，“选择”出来的是让保险公司承受很大赔付压力的群体。这就要求变“自愿”为“强制”，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食品行业企业纳入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体系之内，实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避免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第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召唤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即股东以投入资本为限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本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能够为企业规避投资风险，但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却容易使企业推脱应负的社会责任。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使得食品行业企业不得不投保，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有保险人为企业分担风险、赔付保险金，受害人也得到合理的赔偿。第三，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外部性是坚实的理论支撑。“外部性”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的情况，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分［4］。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具有正外部性效应，面对食品安全事故时，在降低生产者、销售者损失的同时，也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风险防范意识差等弊端而直接影响消费者权益的维护。
2．3实践基础
第一，交强险等责任险的成功实践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提供了借鉴。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67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等规定，相应的行业主体和车船所有人应当投保责任保险。另外一些特殊职业也在逐渐尝试责任保险，如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其中运行的较成功的是交强险。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令第462号公布了《交强险条例》，2012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630号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决定》第2次修订。在交强险多年的运行中，保险公司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合理厘定保险费率、设计保险产品、设定赔付方式和额度等［5］。尤其是从2007年以来，我国交强险终于实现全行业扭亏转盈，个中成功经验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很好的借鉴。第二，少数食品安全责任险的设立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一些保险公司早已经涉足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人保财险、长安责任、华安财险等十几家保险公司，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消费各环节上进行了多年积极地探索，已开发保险产品30余款。如江苏长安责任保险2012年在江苏省内率先推行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开了江苏省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参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的先河，首批20家经营户与长安责任保险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单》。由食品流通领域经营企业投保并缴纳保险费，主要承担该企业由于疏忽和过失导致消费者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等，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补偿［6］。保险公司开设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经验为设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提供了参考。
3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框架体系
为避免交强险的经营困境，应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被保险人合理设计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产品、责任范围、免责范围、保险费率、赔付方式和额度等。
3．1保险主体
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是强制责任保险的一种，要求食品行业主体必须投保，相关保险人必须承保，投保方有投保的法定义务，保险人有不得拒保的义务，双方之间大的关系由法律直接规定。
3．1．1保险人。基于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保险人资格也需进行综合评估。应优先选择偿付能力强、赔款准备金充足、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尤其是那些已经成功实践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保险人承保前需对被保险人进行调查、评估，承包后还需对投保食品企业进行非行政性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3．1．2被保险人。总的来说，被保险人主要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或餐饮服务的企业。而我国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分布范围广、层次多、差异大，应多角度的划分被保险人，对其进行有区别的承保和管理。
3．2保险客体———食品
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对保险客体———食品的判断和选择直接关系到该制度的实现程度及实施效果，而当前食品种类和生产形式日趋多样化，如流通量的日常食品、工艺复杂风险高的食品，现场制作的即时性食品等，需分类标识保险情况，方便消费者依据外包装标识判断该食品的参保情况和安全现状。
3．3保险产品
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具有代表性的保险公司深入食品市场调研，对于不同经营规模、不同食品种类的企业，按其特征和需要开发合理的保险产品，制定能被各种投保企业接受的保单条款，经由保监会审批后实行。
3．4保险费率
科学设计保险费率，保证保险人能集中足够的资金应对各种事故，又要在合理范围内预防损害发生。根据投保企业产品、规模、销售额、承受风险能力等设定不同的费率，也可设计保险费奖惩条款，在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参考企业安全事故率实行梯级费率，形成浮动费率。
3．5责任范围和责任免除范围
3．5．1责任范围。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列明的经营场所生产或销售与其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或因食物中掺杂异物，从而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7］(不包括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或其他事先条款中注明的，保险人赔偿条款约定的费用。
3．5．2责任免除范围。保险人责任免除范围主要包括战争或社会动乱、自然灾害、放射性污染、已发生的保险事故、投保人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被保险人在合同列明之外的场所生产、销售食品［8］等。
3．6保险金赔付和赔偿限额
3．6．1保险金赔付。当被保险人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事故给第三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保险人可依法主动向第三人赔偿保险金;当保险人未主动赔偿，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请求保险人赔偿时，第三人有权在保险金承担范围内依法直接请求保险人给予赔偿。
3．6．2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被保险人约定的对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的最高额度。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人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保险人对每人承担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每人赔偿限额;在保期内，无论多少次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4建立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4．1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推行方式
建立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主要有2种具体方式:一是修订新《食品安全法》，将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列入其中;二是单独立法，参考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尝试制定《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条例》［9］。
4．2循序渐进试点推进
基于不同地区、不同食品行业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同一时间普遍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可操作性较低。应选取一些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食品行业率先试点，如食堂餐饮、奶制品等，采用半强制性地循序渐进法，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有选择性地推行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4．3政府政策扶持及业务指导政府应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对参与投保的食品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和激励，降低参保企业成本的同时也间接减少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从而能提高企业投保和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对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服务进行业务指导;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与保险公司通力合作，共同监管投保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
4．4保险业切实发挥行业优势
首先，保险业对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应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其次，应加强保险业务各环节的风险管理，不定期抽查参保企业，对于违背合约要求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如增加保险费率、减少赔付额度等;另外，简化理赔程序，加快理赔进度，及时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合理赔付。
4．5被保险人提高投保意识
加强强制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在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中的宣传，使食品企业意识到这一项强制性的制度实质上有利于企业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分散企业潜在的风险。而消费者能够知悉这项保险制度，在相关权益受损时，能积极、有效争取应得的赔偿。
4．6进一步明确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安全事故赔偿范文5
原告（反诉被告）：张如江，男，40岁，上海市航务管理处职工。
被告（反诉原告）：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下称深圳上证）。
被告：朱耀林，男，29岁，司法鉴定研究所职工。
1992年12月3日14时左右，朱耀林受张如江的委托，持张如江股票磁卡、资金存折至深圳上证，委托深圳上证买进“真空电子”股票。朱耀林在委托书的“股数或面额”栏中填写“110000”，在“委托人签章”一栏中填写“张如江”，限价13元。当时张如江的资金存折上存款余额为156702元。深圳上证接到委托单后，未审核磁卡、资金存折、身份证等“三证”，立即申报并成交，买进“真空电子”股票11万股，成交价在每股12.7至12.8元，包括其它费用应付人民币1417708.7元，扣除张如江的存款余额，深圳上证共垫付资金1261006.7元。嗣后，朱耀林发现自己将1.1万股误写为11万股，要求撤销交易。但因已成交而无法撤销。当天晚上，朱耀林在深圳上证写下条子：“由于本人失误，多购真空电子股票9.9万股，导致资金不足，希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大力协助解决，损失由本人负责。股民张如江。”同时，深圳上证还与朱耀林约定，深圳上证提供专线，要求朱耀林在次日内全部卖出多购的股票。当天晚上，朱耀林对张如江讲了上述情况。第二天，朱耀林仍到深圳上证卖出2万股，每股12.48元，实际得款247583.24元。而在同一天，张如江到另一证券公司卖出“真空电子”1万股，每股13.1元，实际得款129942元。由于张如江将其余“真空电子”股票均在另一证券公司报盘卖出，使得深圳上证无法再报盘，深圳上证遂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沙洪浜派出所报案。这时朱耀林才向深圳上证讲出其真实姓名。深圳上证即要求朱耀林打电话通知张如江前来。随后，深圳上证工作人员、朱耀林、沙洪浜派出所公安人员同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将已卖出的3万股的股票款、未成交的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均划至深圳上证帐下。回到深圳上证，张如江也已到达。张如江同深圳上证协商，同意由深圳上证处理该批股票。12月10日，深圳上证以每股9.09元卖出其余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实际得款721302.4元。综上，买进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共计付出资金1417708.7元，扣除张如江原有资金156702元，深圳上证共垫付资金1261006.7元。以后卖出这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共计得款1098827.64元，深圳上证还有162179.06元尚未收回。
原告遂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其委托朱耀林持原告的磁卡、资金帐户卡到深圳上证购买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由于朱耀林在填写委托时疏忽，将购买股数误填为11万股，从而造成“红字委托”。深圳上证以低价抛售，造成经济损失近32万元，原告直接损失15万余元。现要求被告深圳上证赔偿原告直接损失，并赔偿利息损失。
被告深圳上证答辩并反诉称：张如江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填写委托股数，导致多购入股票，又私自抛卖，涉嫌套逃公款，侵犯了本部的合法权益，致其蒙受巨大损失。为此，反诉要求张如江赔偿损失16.5万余元。后在审理中表示愿承担其中6万元的损失。
被告朱耀林辩称：深圳上证不应接受信用委托，也未查验“三证”。
「审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与证券商之间是委托关系。客户委托买卖证券，必须保证持有足够的资金或证券，证券商必须忠实地在客户的授权范围内买卖证券。朱耀林委托买进股票的数额，超过了资金额度，造成“红字委托”，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朱耀林应承担主要责任。深圳上证按照朱耀林所填写的委托书的要求全面履行了义务，但没有查验“三证”，对造成本案纠纷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的“红字委托”是由于朱耀林疏忽大意造成的，双方无融资的故意，故本案不存在信用委托（责任编辑注：指投资者暂时难以付清所购股票的全部价款，其中一部分价款需由交易经纪人暂为垫付，股票购买者以后偿还垫款并付利息的行为）之事。在发生“红字委托”后，张如江在其他证券公司抛售“真空电子”股票，显然有抽逃资金的嫌疑，故深圳上证根据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卖出尚余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的行为，并无不当。至于卖出时恰好处于当时最低价位，这是人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股市风险，其后果应由张如江承担。因朱耀林是受张如江的委托买进股票，发生“红字委托”后，朱耀林向张如江汇报了有关情况，张如江也着手处理，故应认定张如江不仅委托朱耀林买进股票，而且追认了朱耀林的超越权的行为，故朱耀林在本案中的一切行为，均由张如江承担民事责任。至于深圳上证表示自愿承担一部分损失，因与其应承担的责任相符，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张如江应返还被告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垫款1261006.7元，扣除卖出“真空电子”股票11万股得款1098827.64元、深圳上证自愿承担的6万元，张如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深圳上证人民币102179.06元；
二、对原告张如江的本诉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被告之间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朱耀林一时疏忽将“11000”写成“110000”，超出了张如江资金额的10倍，造成事实上的“红字委托”，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深圳上证接到股民委托买卖的委托单后，理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查对“三证”，然后再向交易场内申报，但深圳上证没有按证券交易规则行事，直接向交易场内申报，造成透支事实的产生，因此，对造成“红字委托”，深圳上证应负主要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朱耀林在委托单上填写委托股数是11万股，深圳上证按照委托人填写的委托单向交易场内申报，本身没有过错，其未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查验三证，只是造成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案的主要责任应由张如江承担。
安全事故赔偿范文6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安全工作；法制化
职校学生人身安全事故的特点
根据我们对赣州市某中等职业学校近年来发生的在校学生人身安全事故所做的调查发现，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人身安全事故有如下特点：第一，事故主要形式有故意伤害、交通事故、交友不慎被伤害、溺水等，其次是食物中毒、学生心理问题引发的事故、自然灾害等。第二，重大安全事故，如意外死亡事故，发生地点多在校外，发生时间是假期、实习阶段或学生请假离校期间，处于学校或家长监管难到位、对学生自律要求更高的情况下。
职校学生人身安全事故的成因
中职生人身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学生自身安全意识差；第二，校外因素介入大；第三，学生纪律观念和法制意识差；第四，学校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存在不足之处，有待加强和完善；第五，家长未尽责，尤其在学生请假回家或假期在家期间家长对安全教育和监管未尽责；第六，学校周边环境复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到位，未能给学校提供文明、洁净、安全的育人环境，给学生安全留下了隐患。
从法制角度探讨职业学校
学生人身安全事故防范对策
做好学生安全工作，是包括学生本人、学校、家庭、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任何一方的疏忽失误，都将形成学生安全工作环节的断链，给学生安全埋下隐患，甚至造成实际损害。我们认为，要有效防范学生人身安全事故发生，必须将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法制化。
（一）通过法制、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法制、安全意识，为防范学生安全事故奠定基础
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多是因为行为人（包括致害人和受害人，但主要是受害人）安全意识差。如因缺乏安全知识而认识不到危险或隐患的存在；有相关安全知识但思想麻痹而没有意识到危险或隐患；认识到隐患或危险但心存侥幸地认为事故不会发生；在事故发生前或发生过程中，因防范技能差而受伤害等。
学生自身特点要求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加强法制、安全教育中职生法制、安全意识淡薄，自我防范能力较弱。首先表现为学生法制、安全意识差。比如，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当自身合法权益受侵犯时，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或者因不懂法而被社会不良分子利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纵容、包庇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或者因为思想麻痹、疏于防范，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而使自己成为受害者；甚至部分学生因纪律、法制观念差故意以身试法。在我们的调查中，首先从学生不遵守交通规则、校内翻爬围墙、到不安全水域游泳、随意约见网友等行为可以发现，学生安全意识差。其次表现为学生自我防范能力差。中职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年龄基本在15～18周岁之间，处于未成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其生理、心理还不成熟，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差，对于社会规范知之甚少。比如，依然有部分学生缺乏消防安全知识。调查发现，有2%的学生不知道正确的火警电话；有近10%的学生不知道楼内失火时应如何正确逃生。
学校应充分重视学生法制、安全教育学校领导层、教职工的法制、安全意识将直接影响学校的法制、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与普通高校大学生相比，中职学生的法律知识可能较缺乏，但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应该有大的差距。中职学生必须是具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学生。他们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处于“易变”期。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没有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就极易成为权益受侵的对象；同时，也容易由权益受侵者(受害人角色)转变成侵权者。青少年学生的安全教育主要来自学校。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学生认为自身现有安全知识、技能来自学校教育的占62%，说明学校对学生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安全技能的培养非常重要。学校应高度重视师生安全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方法进行安全教育，力求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可以采用黑板报、宣传栏（窗、牌）、播放影像作品、开展安全知识竞赛、举办专题讲座、利用校报或校园网宣传、召开主题班会、故事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安全教育的重点在于讲授安全基础知识和传授安全防护技能。应让师生尤其是学生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增长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技能。实践证明，重视安全教育、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得好的学校，学生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较小。
家庭和社会应提高法制、安全意识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除学生自身原因之外，多是外界因素造成。以交通事故为例，2007年教育部的《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显示，交通事故导致受伤人数最多，约占全年受伤总人数的46%。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驾驶员违规驾驶。另外，拼装车、报废车、拖拉机和非法营运客车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交通工具也是事故原因之一。因此，仅靠学校、学生提高法制、安全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全社会共同提高法制、安全意识，给学生提供安全的大环境，才能更好地防范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真正保障学生安全。家庭、社会、学校都应承担起提高法制、安全意识的责任。
（二）通过法制、安全教育和管理的制度化，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提高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实效
通过学校法制、安全教育和管理的制度化，强化学校在学生安全工作中的责任根据学生安全事故的特点和中等职业学校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学校法制、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制定、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安全教育、管理制度。中等职业学校应根据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2002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不断完善安全教育制度、校园安全保卫制度、校园秩序管理规定、学生宿舍安全制度、防火制度、校舍及校内设施安全管理检修制度、实验室及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制度等。其次是明确安全责任、落实安全责任。学校应按照相关的安全教育、管理制度，定期进行指导、监督、考核，落实责任人的相关责任，从高到低，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学校应注意教、管结合，即在安全教育与管理过程中，学校要将教育与管理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保证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学校还应制定相应的规范、形成工作体系，使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制度化、日常化。
强化家庭在安全教育、管理方面的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的保护工作。”第十条规定了学生或者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由于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五种情形。另外，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是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教育和关心被监护人，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等。因此，家长在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中负有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家长应该明白自己对孩子安全教育、管理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认真履行自己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管理义务。
强化社会在安全教育、管理方面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在安全宣传、安全立法、安全监督、安全执法、安全服务等方面制度化。
（三）通过完善校园安全立法、争取社会支持和参加学校责任保险，为学生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完善校园安全立法，为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关于校园安全的规定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还没有专门的、单行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教育法等多部法律虽然涉及校园安全，但对校园安全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部门法规、规章关于校园安全的规定政策性较强，但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地方规范性文件多属于应急性规定，且往往出现部门立法的倾向。因此，往往在解决校园安全的问题上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我国急需制定一部详尽、具体、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校园安全法”，以便更好地做好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保障学生安全。
完善社会保障，更好地保护学生权益，保障学生安全对于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应尽力去防范和控制，但很难完全避免。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没有科学的风险转嫁机制，学校的正常教学、管理活动势必受到影响。有些学生伤害事故所引发的巨额赔偿甚至直接影响到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现实中，部分学生安全事故得不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并非事故中相关人或部门的过错、责任不清晰，也不是学校拒绝承担责任，而是学校缺乏相应的赔偿能力。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作为公益性机构，其经费来源都很有限。因此，对学生安全事故的赔偿进行必要的社会救济势在必行。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决：第一，参加学校责任保险，转移学校风险。即通过参加学校责任保险，把由于学校过错（疏忽或过失）造成的学生人身损害，在法律上应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转移到保险公司身上，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学校应动员和要求家长为学生投人身伤害保险，学校投事故责任险，形成学生投保、学校投保、社会风险基金保障的良性运作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实行强制投保学校责任险，而保费由地方财政负担。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深圳市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第50条规定:“政府举办的学校和经政府批准的民办学校或者合作举办的学校应当购买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经费由市、区财政承担。”第二，建立国家校园伤害赔偿基金制度。目前大多数学校是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单位，巨额的赔款将使学校不堪重负，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在引入社会保险机制的基础上，国家应建立相关的校园伤害赔偿基金制度。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社会捐资、彩票发行等多种手段，积极筹措资金，建立校园伤害专项基金，专款专用。这样一方面可以真正落实对受害学生的赔偿，切实维护受伤害学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从校园伤害事件处理的经济纠纷中解脱出来，全力搞好教育教学工作，维护稳定的教育教学秩序。
综上，我们认为：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都应该加强学习，提高法制、安全意识，掌握法制、安全知识与防范技能，为防范学生安全事故奠定基础；应强化、落实各方责任、共同协作，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以有效预防和控制学生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应尽早完善我国学校安全立法，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和风险转嫁机制，为学生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