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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经营范文1
关键词:《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平面化 解构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语境催生了《百家讲坛》
精英文化是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守望。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由于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形态,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因此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大众有很大的距离,基本没有进人大众的视野,进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大众和社会小众知识分子之间的断层。比如我们的民族精英文化――京剧、越剧等已濒临灭绝;国学研究被外文研究远远地压在了下面;精英的学术专著无人问津。无论从哪个领域看,精英文化都处于传播、传承的深度困境之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媒体改革逐渐推行,各家媒体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大众传媒追求市场效益,不断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将精英文化的高雅、艰深、晦涩消解为通俗易懂、娱乐搞笑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大众化成为传媒获胜的法宝,也是时展的潮流。《百家讲坛》即是在这种语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宠儿,它集寓教于乐、娱乐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既满足电视媒体追逐商业利润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也曾经历过从精英文化蜕变为大众文化的过程。其开办之初表现的是知识精英的理想――“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节目主要面向中上层知识分子,试图构筑一所全民的大学。但精英文化的传播随即遭遇了大众口味的滑铁卢。接近零收视率的惨痛现实迫使制片人反思,市场经济的利益链条最终决定了编导重视受众群体的口味,重新调整节目制作思路。随后,《百家讲坛》便以观众趣味为导向标,不断调整节目内容和表达形式,刻意将学术的思想深度浅薄化、娱乐化,以满足公众的审美能力和精神需求。《百家讲坛》定位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妥协和让步。
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塑造了《百家讲坛》
制作理念――学术通俗化。《百家讲坛》开办之初确定的宗旨是“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的精英文化“三品”高定位,结果因为收视率等原因经过了三次改版,内容历经了由“系列专辑”到宽泛零散节目的转变;学术性、专业性向大众化偏移;主讲人也由杨振宁、丁肇中等科学泰斗向易中天、刘心武、金正昆等文化生活“讲学大师”转化;受众也由“教育金字塔”顶端向底端初中文化水平以上的人们扁平式发展;同时采取简化文本的方式,抽取主题中比较有趣味性的内容进行加工后传达给大众。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①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他们的提纲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
从制片人的思路可以看出,《百家讲坛》的节目录制出来是给大众上知识普及课而不是思想启蒙课。所以,我们看到《百家讲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讲述的重点,观点隐藏于背后或被细节完全淹没,思想变得支离破碎,成为叙事细节的牺牲品。而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似乎给了主讲者以绝对的优势传播其思想学说。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因此,我们看到《百家讲坛》表现得通俗易懂,甚至模式呆板,缺乏思想。不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缺乏思想,而是节目制片人了学者们的思想。
筛选机制――重学问,轻思想。《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注重历史故事的讲述、注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概言之,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之为人文学者。我们以2004年～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为例,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积累,重史实的考辨。
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如五四时期的鲁迅和是思想型学者;50～60年代的陈寅恪和顾准是思想型学者;80年代的高尔泰和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90年代的李慎之和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等人也莫不如此。
《百家讲坛》成为精英文化大众化的标志,显然与它的筛选机制有关。谨慎地选择演讲题材和主讲者类型,杜绝艰深、晦涩的思想在节目中传播,以免造成观众的理解障碍。于是,大量故事性、情节性较强的历史题材进入讲坛备选之列。主讲者只需输出知识点,激起观众兴趣点即可,不必传播艰深、晦涩的思想。这是电视媒体导致精英文化大众化的必然结果。
制作模式――重形式,轻内容。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娱乐性、消费性。而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工具,其传播的节目不可避免地必须具备大众化特征。因此,《百家讲坛》节目的特点也必然打上娱乐化的烙印,以形式上的新奇、独特来吸引观众。本是一档科普节目,却制作出电视剧的效果是《百家讲坛》的一个亮点。如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的每期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尾声四段式的结构。观众完全沉浸在“说书人”的表演中,无暇顾及演说的内容是否精辟、独到或值得推敲。
精英文化大众化的社会根源
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中国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基本冲动。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其中。在西方后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和浸润下,知识分子也变得崇尚物质、拜金、奢靡、腐化……价值观的扭曲造成的负面影响波及甚广。学术精神的崩溃、学术偶像的坍塌是当代学术界的现状和窘境。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百家讲坛》捧红的学术明星们,在一个个光环照耀下变得身份游离,“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②学者介入电视确实有利于改变电视的生态环境,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也是传播精英文化,以学术精神唤醒民众的良方;从学理的层面思考,这也是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然而学者介入电视之后对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者还能保持精英的姿态,完成伟大的梦想吗?
在多数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电视节目的可信度,仅仅起一个摆设的作用。陈力丹教授曾有如下感言:“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③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尽管需要放下知识精英的架子,放弃学术的坚守,但为了头顶的光环,不少知识分子还是对电视媒体趋之若鹜。可见,知识分子的主动蜕变是精英文化大众化的一个首要社会根源。
电视媒体的“平面化”传播特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电视媒介的优势即在于其突出的视觉性。与印刷媒体的想象空间丰富不同,电视作为视觉媒介,其流动的画面作为线性传播方式没有给人的思考留下任何余地。其内容的不可逆性迫使人们只是被动地追随画面,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思考空间。尽管电视可以发挥很多功能,从本质上讲,它却最适合作为娱乐工具。媒介学者波兹曼写道:“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哲学是水火不容的。”因此,“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④。因此,媒介特性决定了电视讲坛的主持者只能充当电视传播的符号工具。
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电视并不太有利于思维的表达”⑤,“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在电视领域,那些戴着光环的专家、学者只是受操纵的“木偶而已”⑥。《百家讲坛》按照明星机制对主讲者进行包装和推介。电视媒介具有强大的“赋予功能”,“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过电视处理的现象与认识,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专家、学者只是电视组织为增加节目的权威性,作为招徕观众的符号。一旦进入电视传播领域,他们便不再是专家、学者,也难以担当精英文化的代表。
长此以往,学者的思想被平面化、片面化了。大众文化的本质是工业文化、市场文化,其生产机制遵循的是价值规律。《百家讲坛》是追求收视率的节目。精英文化大众化固然可以创造高收视率,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文化庸俗化、浅薄化的高风险。
注 释:
①王小峰:《打造学术演讲明星》,《三联生活周刊》,第44期,2005年12月28日,省略/program/bjjt/20051230/101132.shtml
②王朔:《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
③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2)。
④尹继佐:《当代文化论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⑤⑥皮埃尔・布尔迪厄[法]著,许钧译:《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2页。
参考文献:
1.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1)。
2.王俞波:《略谈精英文化大众化的风险及防范原则――以〈百家讲坛〉为视点》,《湘潮(下半月)》,2007(11)。
3.赵海萍:《从“知识分子”到“知道份子”》,《咬文嚼字》,2006(6)。
4.徐梅:《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南方人物周刊》,2006(19)。
大众化经营范文2
关键词: 大众文化 精英文化 电视文化
1.电视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的广义解释就是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合。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部落或者一个人群,他们的生活方式、信仰、生产方式,包括伦理原则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和物质的风貌。当下学界将文化格局分为四部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俗文化,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部分,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一般来讲,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精英文化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和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级文化”。
电视文化是电视对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
电视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传播和普及作用,又有电视本质具有的大众化带来的庸俗化。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了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商品经济的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因此电视对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尤其是大众文化以其强势媒体和广泛、快捷、大量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对大众生活空间的强制性占有,所造成的对高雅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排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化霸权和精神控制力量,如不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与引导,很容易造成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俗化,并在客观上破坏文化生态的平衡和诱使人们审美情趣的畸化。这是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极大关注的。
2.电视文化大众化和精英化
2.1电视文化大众化原因
2.1.1大众文化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这是由中国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据统计,我国60多个城市电视观众文化水平情况为:未受过正规文化教育和小学文化水平的观众占25%,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占34.5%,两项合计就占到了59.5%。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必定占主导地位,在更多观众对电视文化的求乐心理支配下,缺乏广泛性的精英文化自然只有向大众文化让步。电视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媒介,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电视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电视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电视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
2.1.2人们需要在大众文化节目中缓解紧张,释放压力。现代生活中的人们一面要遵守各种规章制度,一面要承受各种压力和挑战,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现阶段制作的精英文化节目过于严肃、单调甚至呆板。而电视的大众化特点为观众提供娱乐消遣,可以缓解紧张,释放压力,为人们的业余生活提供轻松愉快的休闲方式,这是电视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
2.1.3电视是用画面来表现的,要它去解决一些复杂的哲学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可以将人性的真诚、美好用最通俗的方式来表现,不宜用复杂的哲学问题来表现。电视最不擅长的就是表现一些理论和思想,这是它本身的表现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所以,电视本身的表现方式常常是通俗的,因此也更具有大众化。
2.1.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马克思说:“生产物要在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完成。”艺术生产决定着电视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制约着艺术欣赏,而艺术欣赏又反过来影响着艺术生产。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艺术生产依据节目收视率,大众文化节目收视率高,广告时段收入也高。电视节目要满足各个层次的观众的娱乐要求,追求经济效益和高收视率,就要迎合观众口味,不具有广泛性的精英文化,自然只能向大众文化让步。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有形、无形的经济力量的操控使文化从范世走向阿世、媚世。如何利用电视这门艺术提高、培养民族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并喜欢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电视应当以高品位的电视文化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也是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2.2电视文化大众化和精英化的契合点:精英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精致化。
随着时代的要求,“精英文化大众化,大众文化精致化”将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优势结合的方式。
一直以来,精英文化“高处不胜寒”、“曲高和寡”,而大众文化却拥有众多观众。之所以会出现两种文化对立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所谓的精英文化节目没有找到一个与大众文化融合的方式,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人们看惯了精英文化一贯高高在上而又单一的节目形式,更倾向于大众文化节目的平民化色彩。但前几年热播的拥有唯美的画面、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对白的《大明宫词》,却是一部两种文化融合的典范。这证明精英文化也可以被广大观众所接受。因此,根据中国国情,电视媒体应提倡寻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更多结合点。
现代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完整的传播过程,是传播者与受众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电视观众是电视节目价值的最终实现者。电视文化走向大众、走向悦众、走向娱乐是基本趋向,这可能是媒体生存所决定的,也是大众文化的时代所决定的,批判也好,漠视也罢,不太可能改变它的走向,积极的做法是倡导有品位的电视文化,有艺术感染力的电视作品,有精神升华价值的电视节目或栏目。观众固然有选择看节目的自由,但是对于观众中确实存在的庸俗文化的欣赏需求,我们也应该加以引导,毕竟通俗不等于庸俗,通俗的东西也有含金量,而庸俗更多地等同于低级,缺乏文化的含量。
提高大众文化的思想性和文化品位,既不能对它横加干涉,又要防止对它疏于引导。电视要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走雅俗结合的路子。一方面高雅文化在保持高品位文化追求的同时,也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增加可接受性,向大众靠近,这样才有更光辉的前景。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保留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娱乐性、大众性的同时,也要借鉴高雅文化的优点,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对高尚审美情趣的追求,不断提高品位,推出一批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电视文艺工作者要挖掘电视文艺的引导功能,陶冶观众,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就要寻找这样的一个契合点,既要使我们的节目符合艺术的规律,体现出丰富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有较高的艺术意味给人以美的享受,又要大众化、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使广大观众的趣味在潜移默化的欣赏中得到提高。在具体的表现方式,视、听表现手段,时空节奏处理等方面,努力求新求变,做到开放与多样,抓住主要目标观众,尽量做到雅俗共赏,努力寻找和扩大自己的知音,使电视文艺的审美功能能得到加强。
2.3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相互转化。
无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多少差别,二者都不存在绝对的、明确的界限,这不仅因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本身存在于不同的层次,更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所谓的精英文化不断地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而成为大众文化,从而二者之间不断的相互转化。所以,广大电视观众应该避免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分化,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一样的对立物。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属于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属于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属于精英文化,然后在意大利却属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趋势。
电视节目的创作理念需要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用多样化和深刻性丰富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审美和欣赏水平。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走一条以浅显通俗的样式传达深刻内涵的娱乐方式,应是当今新形势下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苗棣,范种离.电视文化学.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2]刘连喜.电视批判.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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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经营范文3
关键词：IP热；大众文化；精英文化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055-02
一、“IP”概念梳理以及“IP”热的现状
1.什么是“IP”
如今，已然是互联网主导的文化产业的大时代，当下影视剧产业中炒的最热的当属“IP”这个概念。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是知识产权，现在在文化娱乐领域提到的“IP”，多指适合二次或多次改编开发的网络文学、游戏动漫等。简而言之，“IP”就是一个“点子”、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或者点子可以具体化，并且可以延展开来，变换成各种形式，但以这个“点子”作为核心。
再细化一点来讲，“IP”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只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个情节完整的故事；“IP”可以用在多种领域，音乐、戏剧、影视、动漫、游戏等，无论形式如何，一个具备市场价值的“IP”一定是拥有一定知名度、有潜在的开发力[1]。
2.“IP”有多热
在“IP”火热的今天，一批又一批被人熟知甚至被追捧的影视剧正在涌入大众的视线中，不难举出例证。例如，从欧美席卷而来的“哈利波特”系列在中国虏获一票粉丝，从书籍到电影的改编，不仅让“原著粉”又一次痴迷，从而又加入了新一批的粉丝；在“IP”界运营发展很出色的当属迪士尼系列，从简笔画童话故事到动画影音制品、再到以迪士尼各种卡通童话故事为主题的游乐场，同时还衍生了以迪士尼人物为卖点的卡通玩偶、学习用具、各种饰品以及衣服和家居用品，如此繁多的迪士尼衍生品，归结核心就是产生于1926年华特・迪士尼的创造性举措，不断地改革创新和衍生，让迪士尼从二十世纪火热到了二十一世纪。
中国的影视剧产业在“IP”热中也丝毫不示弱，我们熟知的《失恋33天》《小时代》《盗墓笔记》《鬼吹灯》都是很有代表性的“IP”影视剧，或褒或贬，至少都博得了大众的眼球，想在这个互联网飞速刷新纪录的时代里获取关注，博点击率和收视率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在这些有原著基础的影视剧根据改编大火了之后，出现了由综艺节目到院线“大电影”的改编衍生，最有话题性的当属《爸爸去哪儿》和《奔跑吧！兄弟》，电影界人士甚至产生怀疑这真的是一部电影吗？怀疑归怀疑，娱乐流行化、产品大众化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影视产品如雨后春笋迅速地占领了人们的视线，也顺势揽获了大笔经济收益。
细数当前电视、院线及网络上热播热映的作品，深挖来源，一票改编占据大多数。根据一系列资料得知，“IP”资源掀起了争抢的狂潮，市面上较好的网络小说已经被抢空，这些网络小说或将改编成为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由此可以推测，近几年将会是中国“IP”影视剧盛行年。
3.“IP”为何热
“IP”是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而带来的一种现象，也是讨巧省力的一种创作模式。“IP”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原本的影视行业创作模式带来了冲击，原本的影视创作模式来源于编剧等人的单向输出，而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寻求互动的模式，影视行业也不例外，在与受众互动的过程中，应运而生新的模式。IP由于本身的热度，在传出进行改编的消息时，就会引起轰动，而在改编过程中，也会得到粉丝的持续关注，这样一来，作品还未公映就已经引起了热议，这样在宣传与推广方面，节省了大量人力与物力。作为一种影视运作方式，IP是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艺术创作并开发的范例[2]，与受众互动式传播、节省宣传费用、有原本的粉丝基础，是“IP”影视剧投资者的最大吸引力。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IP”热环境下的碰撞
1.概念的梳理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等相对应的，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3]。精英文化在社会中有着价值导向作用，也教化人民群众。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4]，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没有褒贬之分，只是接收对象有所不同，但都是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来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视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是其最主要特征[5]。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承担着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的任务。
2.两种文化如何在“IP”热环境下发生碰撞
随着“IP”概念被炒热，回顾许多作品，实际上都是“IP”的概念。我们熟悉的四大名著，分别都是从书籍资料为起点，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技术革新，它们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例，除了原著以外，翻拍了电视剧和动画片，以《西游记》中人物为主角又改编了故事结构衍生出了《大话西游》《大圣归来》等，甚至六小龄童家族的猴戏也是《西游记》的周边衍生品。
名著改编成为影视作品，这是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流动的一个标志，将少数人关注的作品，运用现下流行的方式传播给更普遍的大众，不仅作品本身被人熟知，也在改编过程中加入了流行元素，使其不仅仅处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
有人认为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流动，是精英文化在向这个时代妥协，笔者不敢苟同。文化虽说有雅俗之分，但这个时代“雅”和“俗”已经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不从褒贬的角度来说，如今影视作品就是博取你的眼球，什么类型的作品收视率高，立竿见影就会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选择高回报的项目进行运营。
从文字到视听结合的影视作品，这就是狭义的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流动和碰撞，两者之间在逐渐缩小差距，在一个统一核心的基础上，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使原本作品获得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也使得作品本身流传度更加广泛。从文字到电影、电视，或者从文字到话剧、游戏，多种形式的作品吸收了各种类型的粉丝，达成了一个统一的目的就是作品的传播。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原著看作“精英文化”，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看作是“大众文化”。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大众文化的受众数量远远多于精英文化的受众数量，可以推测的是大众文化传播覆盖面更加广（这里不涉及传播文本的质量等问题）；其次，大众文化的接收者层次多元化并非局限且单一的状态，而精英文化接收者门槛较高，所以人群组合比较单一，这样就导致传播无法呈垂直状态，阻碍受众面；再次，借用“IP”的潮流，将精英文化以多种大众文化的样态普遍化，从而也使得精英文化被更多人知晓。在“IP”热的环境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发生碰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文化之间相互流通呈现多种形式。
三、“IP”热的未来趋势预估
1.“IP”的优势以及发展趋势
“IP”的优势来源于先天的粉丝群体，在“IP”改编或者开发之前，便早已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在博得眼球的现今时代，选取一个本身就有广大粉丝群体的剧本，借着本身的话题热度，这样一来比起一个原创的剧本，改编确实省力并且讨巧了许多。“IP”热实际上是对“粉丝”的消费，而投资方选择改编“IP”正是紧紧跟随了“互联网+”的动态，利用原本的热度，为之后的宣传提高了效率。
“IP”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不仅仅依赖于“IP”本身的受众吸引力，网络时代的互动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受众从来都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客体，而是积极的、能动的群体[6]，从而打破了传受双方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
由于“IP”热潮还在持续，近几年内我们还将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大量的“IP”影视作品，“IP”带来了一系列的产业链，大批量的“IP ”都在准备着大放异彩。
2.“IP”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方法
“IP”热会导致原创作品数量的下降，同时会流失一大批在原创方面努力的人群，原创力量的削弱导致“炒冷饭”的一种状态逐渐呈现，这样并不利于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甚至使得影视产业倒退。
制作方与“IP”提供方分工合作，各取所长，从而提升作品质量。如果只是利用“粉丝”带来的关注，从而进行开发，这并不属于一个能够长期发展的方式，可能对原本优质的“IP”带来局限，无法培养出新的价值，引来更多的关注。“IP”开发者在“IP”的选择上是很谨慎的，在进行开发和再度创作时，一定是希望受到更广泛的喜欢，而不是只为了原本的粉丝，如何让更多人感兴趣，这是“IP”创作与选择的一个关键问题所在。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当鼓励原创，培养一批原创性人才，同时要深刻意识到影视作品不应当只有娱乐化题材，要重视严肃题材的作品。培养出一批专业修养与文学素养高的人才，认真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亦是一条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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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经营范文4
[关键词]农业问题 小地主大佃农 小承包大经营 中农化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80－07
最近几年中国内地的农业问题引人关注，如2008年粮食问题、2009年蔬菜价格上涨问题、2010年土地抛荒问题、2011年蔬菜价格下跌及菜农自杀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帮扶政策，如加强扶持力度、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发展产销一体化经营等。这些外部的辅助机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内地的农业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须从农业本身、从农村内部来寻找解决之道。中国台湾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改革经验值得内地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进行了两次改革，特别是2008年实施的“小地主大佃农”改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考虑到内地与台湾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内地要解决目前的农村和农业问题，可以走农地“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的路子，以此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种地非商品化以及务农效益低、农业风险高、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一、“小地主大佃农”制度
2008年台湾面临经贸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的冲击。部分原因在于台湾农业以小农经营为主，农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存在“不足性过剩”等问题。农业经营者高龄化、农业劳动力老年化，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后继无人，再加上地块分散，农户经营规模有限，致使农业经营效率相当低下，休耕面积也越来越多。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推进企业化经营、提高整体产业竞争力，台湾决定实施“小地主大佃农”的农地改革政策。所谓“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是指政府引导无力耕种的老年农民和无意耕种的离乡农民将自有土地长期出租给想种地、会种地且愿意多种地的农业经营者，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务农劳动力年轻化、专业化，并使老年人安心离农享受退休生活。同时政府协助大佃农扩大经营规模，改善农业生产环境，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竞争力。其最终目标是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应对全球化、市场化的挑战。同时通过老年农民退休制度，促进务农劳动力年轻化，推动经营企业化，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即，要通过“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实施，让种不了、种不好、不愿种地的农民将土地出租给愿意种地、愿意多种地、会种地的农户、合作社或农会。
台湾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五化”。一是“年轻化”，劝导老农出租农地退休，引进年轻专业农民，带动企业化经营。二是“规模化”，协助大佃农承租农地，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规模经济效益。三是“集中化”，辅导农地集中生产及轮作，实施机械化作业，降低生产成本。四是“效率化”，整合农业产销资源，推动企业化经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五是“安全化”，鼓励大佃农生产“产销履历、吉园圃、有机及CAS农产品”，落实发展安全农业。总括起来，“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有如下特点：政府主导、协会协调、“两个分离”、“双向辅导”和一个平台。
政府主导。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是贯彻落实政策的主要主体，从执行方案和分工来看，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主体有政府企划处、辅导处、农业金融局、农粮畜牧处、县市政府、乡镇公所、各处试验改良场所以及农会，除了农会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外，其余都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政府主导作用明显。二是政府承担政策实施的所有成本。政府不仅承担了老年农民退休的津贴费用，还承担了离地农民的就业辅导、理财规划辅导的成本，同时对于承租土地的大佃农，政府还提供了三个方面的财政支持：连续休耕农地出租与承租奖励及补助、提供大佃农长期承租农地租金及经营资金优惠贷款、提供大佃农企业化经营辅导与补助。即，所有的政策均由政府实施，所有的成本均由政府承担。
农会协调。台湾的农地制度变革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力量――农会。在“小地主大佃农”政策中，农会主要承担五项责任。一是配合政府扩大“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宣传，推动政策的深化、组织推广座谈会，以利于农民了解政策措施，排解农民疑惑。二是透过农地银行服务中心办理农地租赁与媒合事宜，并协助大佃农长期承租农地，扩大经营规模。三是受理大佃农申请土地租金(无息)及企业化经营融资(1％)政策的项目贷款案件，对小地主、大佃农身份与资格进行初审，并审查大佃农贷款资格，对老农保资格进行确认。四是受理大佃农企业化产销经营辅导的补助案件，并送县政府办理初审。五是协助“中央政府”及县市政府开展租赁农地监督管理事宜。农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服务、协调和管理的重要作用。
两个分离。一是人与地分离。政策实施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年纪比较大的农民、不愿意种田的农民、休耕的农民离开土地，实现人地分离。二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人与地分离并不是要让农民出售所有权，而是引导农民出让经营权，在保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两个分离”政策是根据台湾农民实际需求而提出的一种选择。因为台湾农民比较恋地，不愿意出售土地所有权，但又不意愿种地。鉴于农民的这种偏好，政府以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实现人与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不改变现有产权结构的条件下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强农业的竞争力。
双向辅导。农民离开土地和大佃农承租土地后都会面临许多困难，一是生存和生活问题，二是生产和发展问题。因此，对出租、承租双方的辅导工作决定着“两个分离”能否顺利推进。对于离地的老年农民而言，政府提供离农退休老年农民的养老保障(退休津贴)，提供理财规划咨询服务，以此提升老农退休生活质量，并协助退休老农人力再运用，提供农业技术与经验传承。对于大佃农，政府提供企业化经营管理之辅导与咨询服务。还提供健康安全农产品验证辅导与补助，辅导大佃农申请生产园同蔬果、有机农业及产销履历等健康安全农产品的验证，并予以奖励。政府期望通过辅导政策来解决出租农民的生存和生活问题，解决承租农民的生产和发展问题。
一个平台。“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虽然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农民离开土地，而是采取市场方式引导无力耕种和不想耕种的农民离开土地。市场方式主要体现在农地的交易行为是自愿的，租金是市场形成的。台湾政府为了实现市场交易还建构了一个交易平台――农地银行。农地银行成立于2007年，服务对象是农渔民，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农地流通，将农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意经营
的大佃农手中。农地银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协助乡镇农会全面建设农地银行服务中心，并建置“小地主大佃农”信息服务专区，扩大农地租赁媒合平台；二是提供农地租赁及休耕农地信息，强化农地租赁媒合服务；三是协助签订农地租赁契约，保障农地租赁安全及双方权益：四是配合政府办理小地主大佃农政策之推广、倡导与后续农地租赁之利用监督及稽查等管理事宜。
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时间不长，这个政策能否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以及提高农业竞争的成效还有待观察。尽管如此，其改革措施有几个方面值得内地借鉴。一是政府承担改革成本。台湾政府承担了所有的改革成本，减轻了农民及大佃农的负担。二是采取经济激励方式而不是行政强迫方式。这个策略与内地有些地方政府“逼农民上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给无力种地和不愿种地农民好处，引导其离开土地。三是采取自愿与市场的方式推动农地流转，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尊重农民的意愿，采取自愿方式，土地出租价格由市场决定。四是制度安排充分考虑农民的偏好，考虑到台湾农民对土地依恋，“小地主大佃农”政策主要是促进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不是所有权的流转，充分考虑了农民的需求。五是根据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程度适时调整农地政策，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和农业经营效益，而不是死守“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二、“中农化”：“小承包大经营”
台湾“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有很多方面值得内地借鉴，但最值得借鉴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根据变化的经济与社会形势调整农地制度，保证农业生产，提高农业效益。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台湾推出了“小地主大佃农”的制度安排。其实内地现在也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对农地制度调整的压力。笔者认为，内地可以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小承包大经营”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推进小农经营向中农经营发展，即农地经营“中农化”。
所谓“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就是鼓励不想耕种、无力耕种或者耕种效率低下的农民将土地长期出租给经营大户，推进农地经营规模“中农化”。而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着务农劳动力流失、务农人口老龄化、大量耕地闲置和土地利用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推进“规模化经营”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农化”：内在的现实需求
务农老年化程度越来越高。台湾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务农老年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效率越来越低。根据农委会资料，农业经营者平均年龄从2000年的58岁，增加至2005年的61岁，有八成以上属中高龄人口。陆云教授也有一个数据：1985年农场主平均年龄为51岁，2005年已升至61.2岁，2015年预期为66.4岁，其中65岁以上占60％，45岁以下占不到3％。其实，内地务农劳动力老龄化也很高，特别现在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比较多，种田者基本上是老年人。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组2010年寒假调查数据分析得知，种田者平均年龄为45.69岁。在种田的农户中，种植者年纪在60岁及以上的占了14.8％；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还在种田的有76.6％。种田老年化是一个大趋势，但老年化严重影响了耕作效率与创新意识。老年农民不重视引进新的生产技术、不太愿意调整生产结构、也不太愿意进行投资，主要是维持、守摊子。显然种田老年化趋势与农业现代化背道而驰。因此，内地应该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通过“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活化耕地、优化劳动力结构，推进务农人员年轻化、专业化。
自然生产和抛荒土地越来越多。台湾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土地休耕面积越来越多。1998年休耕只有8万多公顷，占全部耕地的9.73％，到2007年达到了22.7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26.96％，休耕土地10年增加了近2倍。台湾的农业发展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土地休耕；另一方面台湾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和农产品。为了活化耕地，解决耕地资源的闲置和分散问题，台湾决定实施“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对于内地来说，不存在土地休耕问题，但是耕地自然生产比较多。所谓耕地的自然生产，就是一部分老年农户和外出务工农户只利用其承包地解决自己的口粮问题，不再向市场提供商品农产品，导致了农地生产效益过低、商品化程度下降。据有关调查发现，约有68.8％农户无力提供商品农产品。
另外，抛荒的土地也越来越多，当前的抛荒地主要集中在山区，耕地收益赶不上耕作成本，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无力耕地，从而导致了农地抛荒。平原地区抛荒倒不多，但是在农业效益不高、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将双季改为单季，广种薄收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耕地资源效力的挖掘，还浪费了耕地资源。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将这些土地转给愿意种地、能够种地、会种地的农户或者合作社。而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提出背景与内地农村发展的现状有着较大程度的相似。因此，内地可以借鉴台湾“小地主大佃农”的经验，推进“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以此解决耕地自然生产、抛荒问题。
(二)“中农化”：农业形势的必然要求
粮食不足性过剩问题。所谓粮食不足性过剩问题就是粮食既存在过剩，又存在不足。台湾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保证农产品的供给，政策规定大佃农应以从事粮食、畜牧或农牧综合经营为主，承租休耕地也必须种植水稻、轮作作物等农产品。台湾政府担心市场化和全球化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对于台湾来说，农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不足中有过剩。而不足性过剩又与台湾的小农分散经营和经营效益不高紧密相关。台湾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量身打造”，即为了解决农业效益、竞争力及稳定供给问题而实施。对于扩大经营规模是否能够提高经营效益的问题，颜静爱教授通过学术梳理，认为“扩大农场经营规模，可望获致规模经济的效益。这对农场经营规模普遍偏低的台湾而言，藉由承租方式扩大农场经营规模，仍具有相当的意义”。内地早在1984年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粮食在“买难与卖难”中反复震荡。新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不断困扰着决策者。政府为了维持家庭承包经营、确保粮食安全实施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激励小农种粮，但是“种粮的农民依然种粮，不种粮的农民依然不种粮”，粮食的“买难卖难”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特别是务农人口老年化、耕地抛荒等问题使粮食问题更加复杂，粮食安全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鉴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推动土地经营“中农化”，即农民在保留承包权的基础上出租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中农化”与“买难卖难”问题并没有完全的因果关系，但是土地经营“中农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买难卖难”问题。一是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可以保障经营者――中农能够获得与从事其他行业或务工大致相同的平均利润；二是通过减少经营者数量，来强化补贴的针对性，提高补贴效率。
蔬菜价格大幅震荡。2008年以来，中国内地农业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蔬菜价格大涨大跌。2009、2010年蔬菜价格大幅上涨，2011年蔬菜价格大幅下跌，种菜效益大幅下降，有些农民甚至血本无归。山东济南市唐王镇当地卷心菜的收购价格从每斤0.25元跌到0.15元，39岁的菜农韩进因此而自杀。这让我想起了人类学家托尼的一个比喻，“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虽然托尼描述的是20世纪初农民的状况，但是当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者并没有完全脱离这一状况。小农依然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应对大市场。特别是当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卷入了全球农业生产的分工体系，国际菜价的任何波动都会影响国内的生产和销售，超小规模的小农连过去的国内价格波动都无法应对，更谈何应对国际价格的波动和投机资本的冲击。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韩进自杀事件”可能还会经常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小农规模；二是组建产销合作社。而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就包括这两个途径。因此，蔬菜价格的稳定也迫切要求借鉴台湾政策进而推进“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以此来保障菜农的利益和蔬菜的稳定供给。
(三)“中农化”：资源约束下的选择
对于内地是继续走目前小农经营的道路，还是走大农的道路争议很多。有些学者坚持固守现有的小农生产方式，有些学者建议可以适当有所改变，逐渐向大农生产方式过渡。台湾在经济起飞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这种争论，最后台湾政府决定在保证农民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推进土地适度规模集中，培养专业型的大佃农。2009年台湾农户平均每户经营规模为1.1公顷，每人经营规模为0.27公顷。2009年中国农户平均每人经营规模仅0.17公顷。台湾在1982年开始提出规模经营，但是因为受制度安排的约束，规模化成效并不明显。所以2008年开始实施“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加速解决土地休耕、劳动力老龄化和小农经营问题。目前内地也可以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推进“小承包大经营”的叫“农化”政策。
实施“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是资源约束下的最佳选择。中国内地人均耕地只有0.09公顷，而且中国暂时还没有建立起农民退休和养老制度，耕地尚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功能，当然土地仍然是生产资料，具有生产功能和内在的扩张功能。因此，内地要跳出小农经营的“高效率陷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走美国道路，只能走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路子，台湾是我们的最佳借鉴对象。对于台湾而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到21世纪初已经有条件实施大佃农政策。由于受资源的约束，内地尚无法达到大佃农的条件。因为内地走了一条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远远地滞后于工业化，现在尚有7亿农民在农村。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时用折中的办法，走“中农化”的路子，以后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再逐步走大佃农的道路。“中农化”道路是内地人均资源以及耕地资源所赋予的社会功能共同决定的。
(四)“中农化”：制度约束下的创新
“小地主大佃农”是一对概念，前者是指所有权，后者是指经营权。内地借鉴“大佃农”实施“中农化”只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只解决了经营方面的问题，前面的小地主问题还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台湾“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的前提是保障所有权，促进经营权流转。因此，对于离地的农民来说，这项政策只涉及土地经营权的转让问题。内地的产权结构与台湾有很大的差别，内地农民只拥有承包权，承包权的期限是30年。按照物权法规定，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具有物权性质。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显然，内地与台湾的农地产权结构有区别，台湾可以实施“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内地就无法称为“小地主”了。内地在借鉴“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时可以称为“小承包大经营”。所谓“小承包”就是指拥有小块、少量承包地的农户，在不失去承包权的前提下转让其经营权，促进土地经营权适度规模集中，前者称为“小承包”，后者称为“大经营”。
需要指出的是，“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其“中农化”不是指传统意义上所有权方面的“中农化”，而是经营规模上的“中农化”。显然，“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是制度约束下的一种选择，也是对台湾“小地主大佃农”政策的一种创新性借鉴。
三、“中农化”：借鉴和超越“小地主大佃农”
内地借鉴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实施“中农化”政策不能完全照搬台湾，而要根据内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改进，即创新性借鉴。创新性借鉴要明确内地与台湾的条件差异。首先，依靠力量的差异。台湾的“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在基层依靠农会，农会具有贷款、土地审查、媒合服务的功能。而内地没有农会，也没有具备这种社会功能的金融机构，这是两岸政策实施过程中最大的区别。其次，农民在社会中比重不同。台湾的农民数量并不占主体，2007年农民的数量只占总人口的13.29％。而内地2009年农民占总人口的53.41％。所以土地对于内地农民而言，既是资源资产，又是社会保障，多了一层约束条件。最后，粮食安全的要求不同。台湾是一个小地方，粮食需求缺口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解决，但是内地有13亿人口，必须以自主供给为主，进口只能是一种辅导手段。
内地要借鉴台湾“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政府承担土地经营“中农化”的成本。政府是指中央政府，因为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而且是中央政府负责的准公共产品，并且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国家已经具备了承担“中农化”改革的经济实力。因此，经营“中农化”的成本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不能强迫地方政府分担，更不能转嫁给出租和承租的农户。
土地流转坚持自愿的原则。内地政府有一种行政化的冲动。因此，内地借鉴台湾“小地主大佃农”政策时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不管是抛荒土地，还是老年人耕地，其流转都要采取自愿的原则，不能强迫，也不利诱。通过自愿的原则保护农民的承包权利。
土地流转市场定价的原则。台湾曾经实施过“三七五”租赁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地主利益，维护佃农的权益，但限制了土地流转。因此“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要求按照双方讨价还价的原则确定租赁价格。其实内地现在的农地在农民之间流转基本都是市场定价，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基层政府介人土地流转，影响和干预了市场定价。所以要贯彻落实“中农化”的政策，坚持市场定价原则非常关键。
流转耕地务必务农的原则。“小地主大佃农”政策要求大佃农承租的耕地必须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和进口替代的饲料、青稞玉米等，同时鼓励轮作，对种植产业的耕地给予奖励。如果内地实施“小承包大经营”的“中农化”政策，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要求流转的土地必须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于种植水稻、饲料、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流转土地给予一定的奖励。
内地借鉴台湾“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除了在实施环节和条款上借鉴外，更重要的是要借鉴与租赁行为相配套的支持政策、辅导政策和配套政策。
1、支持政策。支持政策主要是直接与租赁相关行为的政策。支持政策可以分为对出租农民的支持和对承租农民的支持。对出租农民的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60岁以下的农民，出租土地经营权一定年限以上的，除获得租金外，根据出租数量的多少，政府再给予一定的补贴；二是60岁以上的农民，出租土地经营权一定年限以上者可以自动获得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获得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土地经营权出租后，农民依然拥有土地的承包权以及作为村民的一切权利。对承租农户或者合作社或者企业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承租者租金贷款，台湾大佃农的承租租金贷款采取无息贷款；二是提供承租者生产经营低息贷款。这样能够保证承租者能够用较小的代价租赁土地和经营土地；三是对于长期抛荒的土地，其租金政府承担3／4，承租人承担1／4。
2、辅导政策。辅导政策与支持政策有区别，后者是对租赁行为的支持，前者是对租赁后的一种支持、帮助政策。对于出租农民的辅导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年轻的农民提供免费再就业培训，确保离地农民能够获得一、二项实用的技术，提高再就业能力；二是帮助老年农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帮助老年农民传承农业生产经验，使其老有所用。对于承租农民而言，辅导政策有四个方面：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企业化经营辅导；产业和产品选择辅导；健康安全农产品验证辅导。
3、配套政策。配套政策主要针对承租农户或者中农而言，配套政策其实也就是政府平时对农业支持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大众化经营范文5
媒介业本质上是个服务行业,随动性是传媒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现阶段,它所服务的对象,包括读者、广告商和一些利益集团或部门的媒介使用者,他们消费媒介、使用媒介的习惯,实际上已经跟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他们对媒体是全程依赖,没有什么选择。现在由于媒介渠道的增多,一个媒体不再能包打天下,基于人们“碎片化”的媒介消费使用习惯改变的现实,媒体需要打造多平台组合产品。这样能实现传播功能的链接,重新聚拢被媒介市场的“碎片化”所分散了的社会注意力资源以及广告资源。这就是所谓媒介价值“碎片化”背景下的媒介融合。
这种融合是指在数字化的媒介生态之下,就传媒对于社会施加影响的作用方式而言,一贯以来的由一个单一媒体所实施的“全程传播”的服务模式正在逐渐走向衰弱。一个传播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分别由不同的媒介接续完成,而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媒介仅仅在其最为擅长的功能点上扮演和履行着自己独特的、难以取代的角色。譬如,在房地产的营销传播中,传统的营销方式往往是将广告及相关营销资讯集中投放于某个当地最为强势的综合性报纸;现在则不同,由于营销传播的渠道极为丰富,使利用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而实施整合营销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的选择、组合成为可能,因此,人们会利用强势的综合性报纸造势,形成品牌的影响力,然后再利用DM直投杂志对于目标对象施行“精确打击”,利用网站提供丰富、翔实和具有选择性的资讯,利用活动营销平台(如俱乐部活动、看房班车等)来实现销售,等等。
媒介的融合,其实意味着媒介功能的交叠,这种交叠使不同媒介在完成某一共同性的功能目标上实行分工成为现实。一方面,它要求每一个媒介专注于自己的功能特长面,收缩自己的功能外延,以功能外延的缩小换取服务内涵的专门与擅长。因此,未来传播媒介市场竞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自己视为是全部传播手段所构成的传播体系中的一分子,执著于“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的市场战略。另一方面,它要求单一媒介和单一媒介之间实现互联、组合,即媒介的融合。而实现媒介的融合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媒介业自身的“硬融合”,即媒介单位通过兼并、控股等方式实现媒介资源的集中,形成具有多种媒介单位组合的大传媒集团。二是通过媒介单位之间的“软连接”而实现的媒介资源的组合配置,即可以通过不同媒介之间基于共同性的市场动机所实现的“卡特尔式”的协议联盟;也可以通过媒介公司集中购买不同媒介的版面、时段,然后再进行不同目的性的媒介功能重新组合与媒介资源重新配置。换言之,由于数字化为人们的媒介选择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对象和通道,人们已经趋向于根据不同媒介的不同特性来分别使用不同的媒介,通过不同媒介各个功能点的组合来实现某一种信息的传播(或接受)过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样一种转变,来打造适应人们需要的不同媒介形式和传播平台的产品组合链(譬如报纸、电视、网络、DM、俱乐部活动的组合等),就有可能应对今天数字化时代人们在消费使用媒介习惯方面改变的现实。
当然,在游戏规则改变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东西,我们的报纸目前绝大部分是以售卖的方式达至读者的,免费报纸有没有它的存在理由和市场空间?这实际上是发行和盈利模式上对于可能存在的更多市场空间的探索和选择。以香港为例,在几乎所有售卖报纸的盈利空间极其狭窄的背景下,地铁免费报纸却是办一个成一个。这说明,市场空间的选择有时候可能比内容质量的提升更能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个人认为,由于网络资讯的一般社会消费方式所树立的“规范”,在普及性的社会信息服务方面,免费是未来的趋势,免费报纸可能在社区报纸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以生活背景、生活逻辑作为内容诉求和广告诉求,这是非常大的空间,只是在我们现有的体制方面需要国家主管部门有相应的试点性开放。
数字技术消弭了媒介的介质壁垒,这既造成了大媒体市场的重新洗牌,同时也造就了同一内容多介质实现的可能,为复合利用内容资源提供了技术可能。这是传媒产业规模化发展过程中竞争强度愈演愈烈、竞争成本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一条解困之途。譬如,一个拥有数个电视频道的电视台如果利用这些电视节目的资源,办一个电视节目“声音版”的广播频率,只要加上必要的解说旁白,在没有任何新的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就能获得比一般广播频率更好的收听率。不仅如此,由于受众人群的互不交叉(在同一时段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的人往往是不同的),其宣传和广告的组合价值是很高的。这还只是传统媒介之间内容多介质的例子。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之间,这种多介质内容呈现的空间则更加广阔。多介质内容实现的前提是彼此之间的市场、彼此所面对的受众群互不交叉或者很少交叉。因而,内容的多介质化就可以使同一内容为更多的人分享,而媒介则在这种扩大了的分享当中赢得价值。
大众化经营范文6
关键词：大众化；精英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1―0040―03
一、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精英教育一直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除为社会培养各类精英人才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之外，大学很少与社会直接发生关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通过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反思，“精英”与“大众”的划分才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并朝着大众化方向迅猛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不再专为原来单一的“精英”岗位服务，精英高等教育似乎已日渐式微、渐行渐远，完全淹没于大量涌入的学生之中，成为“失去的乐园”。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精英向大众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精英大学只是在有限的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精神追求并没有因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而发生根本的变更。如现在的哈佛依然是过去的哈佛，过去，“对独立思想的鼓励和培养”是哈佛大学的教育之本，今天，“为的是思考、并学会思考”依然是哈佛大学对学生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今天的哈佛比它在没有大众化时更加精英化了”便是精英教育持久弥新的真实写照。
从逻辑上而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冲击精英教育的发展，比如与精英教育互相争夺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但正如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首倡者马丁・特罗所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阶段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阶段的形式和模式必然消失或得到转变”；“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非矛盾的共同体，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应当并行不悖，朝着不同的维度发展。没有广泛的大众教育，教育的公平性无从谈起，全民族成员的整体素质也无法提高；没有精英主义的理想和追求，整个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就可能退化为一种职业培训，失去其在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方面的显著作用。按照“人才金字塔”定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只有在培养大量大众型人才的基础上，才能造就大批的拔尖创新人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要“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些不同类别的人才既包括社会所需要的精英人才，也包括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大众人才。因此，我们认为，大众化教育阶段和精英教育阶段事实上都代表了一种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其本质区别不是培养不培养“精英”的问题，而是培养精英的多样化问题。多样化并不排斥精英，是精英的范围、领域和数量的扩张。大众化教育阶段，精英教育同样存在，二者可以实现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寻求更大发展。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呼唤精英教育理性回归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知识对于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日渐凸显，各国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更加重视后危机时代的谋篇布局，更加重视以人才和科技增续后劲，纷纷制定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努力“将短期经济刺激与对人力资源、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结合起来，把科技和教育创新作为加快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推动科学发展，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今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实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在于教育要发展，教育要为这种转变来储备和提供能实现转变的先进知识、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源，因此，发展好教育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而不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创新型人才、领军型人才偏少，教育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脱节，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迫切需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提高质量的关键是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特色化的高等教育。然而，由于长期受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社会评价体系的干扰、教育体制的制约、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还是以“传授――接受”为主的旧模式，而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启发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等方面明显不足，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发现”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这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规划纲要》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布局，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从注重规模发展切切实实转到注重质量提高、内涵提升上来，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创新精英人才培养新模式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精英人才培养路径探讨
1.树立精英教育理念，加快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大学办学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由大变强”的首要任务，再次强调了教育育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和提高质量的核心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们先后进行了4次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但在很多高校的教育教学中，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依然存在：一是“灌输式”的教育模式根深蒂固；二是功利性的教育模式根深蒂固；该种模式下，学校被人为地分割为多个狭窄的专业，过于强调人的培养，相对忽视人的教育，造成学生视野狭窄，缺乏创新思维能力。三是封闭式教学根深蒂固。传统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封闭式教育。这种方式表现为教学活动主要在课堂上进行，虽然也安排了一些实践活动或者实习活动，但在学分构成以及学生评价中比例有限。这种封闭式的教育直接导致了学生所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脱节，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一是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把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强化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需要，开展归纳式教学、探讨式学习，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支持学生参与研究，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二是要实现由“专业教育”向“全面教育”转变。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专业教育必不可少，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又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有些问题如环境、食品、卫生、能源等甚至超越国界。这就要求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发挥多学科集聚的优势，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如果将知识传授限定在某一特定学科内，就会妨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因此，人才培养过程要改变囿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甚至某一专门化的作坊式人才培养模式，大胆突破学科专业的界限，让学生体验不同学科思维方法，通过尝试不同学科的思维方法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要实现由“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转变。开放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能否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社会已成为评判大学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2.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学生分类培养体系
人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多样化的。只有承认人的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确立人的发展的主体性。因此，教育应当提供适应每个人发展的教育，只有当教育切实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最适合自己的教育，才能真正把人的潜能、特长和求知欲望激发出来。然而，由于目前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单一，导致许多学生的特长、兴趣、潜质都被淹没。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认为，就必须以“个性化”教育为引导对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实行大类招生、分类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既为优秀拔尖学生脱颖而出提供机会，也为学习有障碍的学生展示特长提供空间和舞台。
具体来说，不妨建构如下三类人才培养体系：第一类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性人才培养，目标是把绝大多数学生培养成为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和宽广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第二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借鉴国内一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学院或开设实验班，“采取自主招生、二次选拔等途径，遴选有兴趣、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第三类是具有特殊兴趣、特殊专长的人才即偏才、怪才的培养。在这三类人才培养体系中，第一类是学校人才培养的主体，后两类则是必要的补充和完善。通过创造不同的条件，分类培养，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成为优秀人才，使优秀学生更加优秀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使偏才、怪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让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都能成长成才，使学校的人才培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3.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建构适合精英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
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不断被提及但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受集权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学基本沿袭了政府组织机构构成与管理模式，主要依靠行政权力来治理学校，高校内部管理机制行政色彩浓厚，学术权力受到挤压并逐渐失去了其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由此引发教学质量下降、学术风气浮躁、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迫切要求高校进行体制改革，探索建立适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模式。
具体来说，一是要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去行政化”为突破口、以“教授治校”为抓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二是要改变现有的学校评估制度，注意各种评价体系和指标的导向作用。在对学校进行考核评估时，防止只看学科专业建设成效、科研成果数量和获奖的倾向，更要看人才培养的质量，看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多少拔尖创新人才。三是要改进现有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将“创新”纳入学生和教师的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既能反映学生的创新素质、创新能力，又能反映教师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评价考核体系。
4.改善和优化育人环境，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一流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人能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能创造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积极培育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和成长成才的校园文化，使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是要在校园内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环境和氛围。积极开展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的校园文化活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二是要在校园内营造有利于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的环境和氛围。对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加州理工学院不仅给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三是要营造一种面向全体、全面发展、人人成才的环境和氛围。把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任务，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帮助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材施教，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分类培养，使学生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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