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资本积累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资本积累范文1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资本积累范文2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①一方面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解决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是中国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基于2012年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探究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把社会资本作为变量，通过对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流动性、家庭、网络和组织、外出务工目的、地理上的接近、其他个人特征变量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找到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二、相关文献综述及评述
（一）影响社会资本因素的研究
卢燕平②（2007）提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来源不同。微观社会资本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职业技能和个人流动性等，中观社会资本来源于集团、网络和家庭等；宏观社会资本来源于信任、互惠和规范等。奂平清③（2009）主要从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运行的影响加以分析。顿朝晖④（2011）利用上市公司信任指数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变量，发现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公司治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国内大多集中于对社会资本的功能和如何衡量社会资本上，而对各种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变化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而只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在社会实践中创建、培养、维持和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对影响社会资本因素的分析多从企业、贸易的角度入手，缺少从农民工角度入手的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理论分析，少有实证分析。我们将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进行分析，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贡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静怡教授主持的“2012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2012年11月在北京市进行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调查员随机分组前往北京市八个城区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聚居点进行随机访问。全部采用当面填写方式，获得问卷1670份，其中合格问卷1635份，有效问卷率为97.90%。
历年来，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而在较深层次上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着眼于利用描述统计和计量等数学工具，从实证角度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填补国内关于此方面实证研究的空白，使用针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专项调查——“2012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的数据样本，通过该数据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并基于以往文献的研究基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去检验和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框架与模型
（一）变量选取
各自变量的影响假设及变量类型说明如下：
（1）年轻人一般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轻越容易参与到娱乐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际关系会更广。操作化变量为“年龄”，属定序变量。
（2）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更倾向于期待男性广结朋友，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交活动的意愿更强。操作化变量为“性别”，属定类变量。
（3）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变量为“教育水平”，属定序变量。
（4）行业类型可以细分为“制造业”、“运输和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营销、批发和零售”、“其他服务业”和“其它行业”，农民工根据所处行业不同，与他人打交道的机会也不相同。操作化变量为“行业类型”，属定类变量。
（5）职业层次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变量为“职业层次”，属定类变量。
（6）在北京滞留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程度越高，结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广。操作化变量为“在京时间”，属定序变量。
（二）对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和描述，我们可以对在京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为进一步衡量在京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我们接下来将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对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
1. 年龄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按出生年份在1980年之前和1980年之后分成两组，分别计算各组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所示：
表1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年龄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后）比老一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前）的在京认识人数的算术平均值大，说明年轻人一般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轻越容易参与到娱乐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际关系会更广。
2. 性别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更倾向于期待男性广结朋友，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交活动的意愿更强。本文以性别进行分类，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38。结果如表所示：
表2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性别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在京认识人数明显大于女性，验证了上述猜想。
3. 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调查中我们将在京农民工按照教育程度分为5个等次——未受过教育、受过小学教育、受过初中教育、受过高中教育、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
表3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先大幅增加后有所减少，即社会资本曾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形状。
4.职业层次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一般而言，职业层次越高，积累的社会资本也应该相应更多。在调查中我们将职业层次分为一般工作人员、中级管理或技术人员、高级管理或技术人员以及自负盈亏的老板。剔除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后，有效样本数量为1604。
表4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职业层次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调研中的自负盈亏的老板之外，职业层次越高，在京认识人数的平均值也越大，这说明社会资本积累与职业层次提高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5.行业分布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由于我们调研的农民工样本涉及到不同的行业，我们希望通过考察行业分布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来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否与行业性质等相关。我们调查的行业涉及到制造业、运输、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营销、批发和零售业、其他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剔除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后的有效样本容量为1575，行业分布与在京认识人数的关系如下。
表5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行业的关系
由表格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有着较大的差异，制造业认识人数更多，但是标准差也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合作性较强，集体劳动的人数较多，而不同种类的制造业差距也较大。住宿、餐饮业，运输、建筑业以及营销、批发、零售业的在京认识人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差距都不大，说明这些行业对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没有明显的优势。
6. 在京时间
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按在京时间由短到长分成5组，分组计算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均值，结果如下：
表6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在京时间的关系
由表中可以看出，在北京滞留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程度越高，结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广。
四、政策建议
因此，建议鼓励和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促使他们融入城市；提高农民工获取更高职业层次的可能性，给农民工更多的机会；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支持，用更多的政策激励减少农民工迁移的频率，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享受更多的市民待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②卢燕平：《社会资本的来源及测量》，载《求索》，2007年第5期。
资本积累范文3
关键词：人力资本积累；最优化；经济增长模型
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三个关键影响因素：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其中，资本的概念由原来的物质资本扩展到人力资本，有些还将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途径：第一，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直接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如扩展的slow模型；第二，人力资本作用在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上，即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卢卡斯对于内生增长理论文献贡献的开拓性文章中，也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源泉，确切的说卢卡斯对两种人力资本积累的来源进行了区分，即教育与边干边学理论，这两个基本理论框架被用来模拟和分析教育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前者首先由卢卡斯指出，该方法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推动，因此所有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归结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第二种方法可以追溯到纳尔逊和菲尔普斯[5]的学术贡献，这个方法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由人力资本存量所驱动，反过来人力资本存量也影响国家创新的能力或者赶超更发达国家的能力，所有国家之间增长率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进而是这些国家形成技术进步的能力差异。即人力资本更细致的区分为积累和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本文把上述两个模型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改进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利用最优化方法，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和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了教育生产之间的最优时间比。
一、随机经济模型分析
这里假设考虑一个经济体系具有很多个体，这些个体在每个时期选择如何在当前生产和技能获取之间分配时间，技能获取将会提高未来时期的生产力，若表示代表性当事人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其用于生产的时间，瞬时效用函数给定为：
二、解析模型得到均衡解及教育生产间的时间比例
在上述模型中，由最优化知识可得哈密而顿函数为：
即物质资本的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成正比。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在决定消费和资本的路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索罗模型所表述的外生技术变化率是相同的，也和h演化过程决定每一试点的要素生产力具有类似的特征。
另一阶条件中的(6)式可变形为
当γ>0时，上述两个值均大于竞争经济条件下的对应值，只有当γ=0时，即工人之间没有溢出效应时，竞争环境下的结果才是社会最优的。当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随后对这一生产要素投资的收益时，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外部效应，实际上正是这种跨时溢出效应使无限制的增长变为可能，在拉姆奇-卡西-库普曼模型中，具有无限生命期的消费者能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他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肯定是最优的，然而如果个体只有有限的生命，他们无法将其投资对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的影响全部内生化，这样竞争性均衡解和社会最优解之间就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
三、考虑竞争性经济
考虑竞争性经济，假设政府对所有收入征税，税率为，这里的预算约束为：
可以检验(10)(11)式均不会发生变化，因此物质资本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会受税收的影响，并且变形(26)式可得：
四、结论
本文在考虑人力资本存量的前提下，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了教育生产之间的最优时间比例，以及在竞争经济下，增长率将不受税收影响的结论。生产函数中引入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可能会形成增长在自由经济空间下成为社会最优的可能性，即个体在当前生产和技能获取方面分配时间时，可能不会完全内部化人力和物质资本的溢出效用，而且会使技能获取投资不够，但这不是取得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这里引起可持续增长的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资本积累范文4
关键词：教育发展；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4011704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它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资本[1] 29。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才形成的，而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教育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却并不理想。
一、我国教育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
的现状（一）男女两性之间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巨大差距
在大力倡导男女地位平等的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较以往有显著的提高，但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地位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比全国妇联1990年和2000年两期妇女地位调查，虽然男女在受教育的程度上逐渐接近，但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相比于男性仍较大，超过58%的农村妇女只具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低文化的女性比男性高出21.9 个百分点，而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女性也比男性低20.8 个百分点，农村妇女的这种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直接影响了她们对现代生产技术的学习和掌握，进而限制了她们进入较高层次的行业，使她们一直滞留在较低层次的行业之中，从而影响她们的经济收入，对家庭生活必然造成严重的压力[1] 29。
（二）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显著差异
“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可以用来解释农村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数选择在城市而非农村的择业观，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吸引具有高知识存量的人力资本到农村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贡献，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基本不回农村，除了客观经济环境的原因外，还有农村大学生主观心理方面的原因：一是迫于父母及亲戚朋友的压力，认为大学生回到农村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二是大学生本身有急切脱“农皮”的强烈愿望。此外，农村剩下的都是留守儿童、老人及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年妇女，这导致了在农村投资，城市受益的 不对称现象，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在农村的积累。
（三）教育机会不平等
教育机会不平等很突出的表现是在国家城乡之间的义务教育投入上，其不公平性集中表现在：教育经费投入不平等，基础教育设施投入不均衡以及师资力量分配不均。
1.教育经费投入不平等
比较城市和农村的同龄儿童， 我们不难看出，在知识、能力等方面前者明显优于后者。城乡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开发程度不同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城市里的儿童接受教育从胎教开始， 到各具特色的托儿所、幼儿园、学前班， 这一路走来城市孩子可以接受到非常全面、系统的教育。而农村儿童当然就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儿童教育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托儿所、幼儿园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还不够， 大部分农村儿童在出生后到入学前这段时间基本没有学习什么文化知识， 没有较为科学的启蒙教育，由于现在农村大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业相对缺乏。所以，农村孩子在同城市孩子竞争时， 就已输在了起跑线上。不难看出，造成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对农村的教育经费投资力度不够，以至于农村没有像城市覆盖率那么广的学前教育建设，造成农村学生读书难的局面，影响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
2.基础教育设施投入不均衡
尽管农村学校教育逐渐被国家重视，其基础设施也得到了一定改善， 但相比于城市学校， 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仍很落后。很多农村学校还缺少必要的基础教育设施，例如图书室、实验室、音乐美术室、多媒体教室、体育器材和场地等，甚至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除了简陋的教室和破旧的桌椅，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教学设施[2] （P230）。由于硬件条件的不足和长期积淀下来的其他各种原因， 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不好是可想而知的， 与城市学校相比更是存在明显差距。
3.师资力量的分配不均
从高考志愿填报可以看出，现在报考师范类院校的情况已不比从前，师范院校曾一度遇“冷”，这反映出教师行业不再是学生职业规划中追求的热门目标，即使进入教师行业，也很少有老师愿意到偏远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便捷的交通，良好的居住环境，使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任教，这使得偏远地区师资力量与城市相差甚远，以至于影响偏远地区的教学质量，明显不利于我国教育发展中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四）教育结构设置不合理
我国教育结构设置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基础教育薄弱，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需求难以衔接，职业技术教育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我国基础教育长期发展受限，教育总支出中，小学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在1954年所占比重还能达到54%，但到了1985年便下降到了33%，到1994年就只有35%左右了，这比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十几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大学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支出比重逐年上升，且偏向于单一全日制的正规高等教育，但目前高校中开设的有些专业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导致有的专业市场供应过剩，有的却供应短缺，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浪费，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二、教育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出现
问题的原因（一）男女不平等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社会日益文明，经济迅速发展，却没有改变民众传统文化的消极观念，农村重男轻女的陈旧思想依然存在，这必然影响到农村教育模式，即子女特别是女童的教育、培养、智力开发被视为无足轻重，奉行“女孩读书无用”的观点，认为女孩“读得好，不如嫁得好”，因此，大多数父母选择让子女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女孩过早地结婚生子，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这严重阻碍了妇女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积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从长远看，不仅不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城乡二元化格局的影响
我国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呈现出二元化的格局。城乡二元化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后遗症，“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 [3] 33，正是这样，不论是农村大学毕业生，还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更青睐于在城市发展，这就导致了城市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慢的极不对称现象，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必然影响我国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整体水平。
（三）对教育投资行为监督不力
一方面，我国办教育历来都是由国家独家承担，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出资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这不仅会导致教育市场的垄断性、落后性和人才培养的盲目性，还会导致各部门、各行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自成体系，缺乏开放竞争的人才培养战略。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政府教育投入的基本现状是：中央和省级财政主要投资大学教育，对基础教育只有少量投入[4] 82；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由市地、县区及乡村等各级财力来负担，而从这种格局来看，我国教育投资结构并不合理，中央和省级财力应重点保证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究其原因是因为对投资主体缺乏指导与监督，投资规划不合理导致了教育投资结构不均衡，造成了中等及以下阶段基础教育发展迟缓，而高等教育阶段在教育经费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成果，许多高校增设各种专业，盲目扩招，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教育质量的下滑，严重影响了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所应发挥的作用。
三、教育发展中人力资本有效积累
的措施（一）加大农村及偏远地区基础教育投入力度
国家可以设立教育专项资金，直接投入各个地区，促进各地区教育协调发展，而不是由各级财政来层层拨款，这样能使教育资金更加快速有效地到达各地教育单位，而对于行政级别最低的农村和偏远地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综合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投入，不能一概而论，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基础条件是存在差异的，要加以区别对待。对于条件相对薄弱的地区―就地理位置而言，主要是西部地区，就城乡来说，主要是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应当重点扶持，优先投入，合理分配教育资金，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均衡城乡教育水平。要加大力度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加大对这些区域的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尽可能缩小城乡基础教育设施的差距，推行城乡互助，加强城乡教育交流。要鼓励广大教师到农村地区任教，壮大偏远地区师资队伍，国家可出台政策保障农村教师的生活，增强教师服务农村事业的信心。
（二）改变传统思想，加大对妇女教育投资力度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政策应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保障妇女在享受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的平等权利，这是实现男女地位真正平等的制度保障，也是妇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要改变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增强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危机意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妇女必须要树立勇于竞争的信心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意识，为参与竞争做好心理准备，增强自觉发展的主观意识，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技能水平和自身素质，增强自身人力资本，这样才能提升妇女人力资本积累在国家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比重，全面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1] 32。
（三）加强对教育投资主体行为的监督
1.通过行政监督机制来对其行为加以约束，防止教育投资不合理
在上级对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时，要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审批制度，这样可避免教育投资过度，教育投资过度是指在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投资比重过高、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发展规模过大等问题[5] 39。“优先发展”不是“过度发展”，防止过度发展就要做好人力需求预测，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做好人力需求调研和预测，防止过冷和过热发展，不断调整投资方向和教育结构，将教育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2.实行政务公开，依靠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来规范教育投资主体行为
教育关乎国家经济的发展，关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教育不仅仅是国家和学校的责任，也是公民的责任，公众参与对教育主体投资行为的监督，是强有力的约束，社会公众对教育相关部门的评价，可以弥补过去自上而下的评议制度的局限性，通过公众的评价，可以了解当前教育部门的政策方针是否合理，以便进一步调整施政策略，使人力、物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公民对教育主体投资行为的监督是确保教育经费到位、教育资金投向的重要环节，通过舆论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和资金的及时到位，防止拖欠和挪用，能有效清除不合理的教育收费现象，为我国教育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马炎.加强妇女教育促进妇女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J].妇女研究论丛，2004（02）；28-33.
[2]常风华.我国农村教育现存问题及对策[J].经济师，2008（05）：230-232.
[3]郑维勇，王宓，叶长青.中国教育危机的冰山之角：中国教育的不平等[J].当代教育论坛（上旬刊），2005（11）：33.
资本积累范文5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本；消费水平差距；向量自回归模型
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使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成为我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已趋于饱和状态，扩大内需，增强内需，其主要动力之一来源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然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弱，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大。1981年至20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520元增加到24565元，增加了47.2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由201元增加到7919元，增加了39.4倍。但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却在逐年扩大，1981年城乡消费比率已达到2.59∶1，由于我国农村实行了，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刺激了农村居民的消费，1985年城乡消费比率下降为2.19∶1。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城镇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社会保健体制也越来越完善，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发越来越高，而农村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居民收入也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迅速攀升，由1989年的2.67∶1扩大到2012年的3.1∶1。
一、数据选取及模型说明
由于数据方面的原因，本文只选取了反映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健康状况的指标进行分析。在受教育水平方面，选取农村人均教育支出（E）作为衡量指标；健康状况方面，选取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M）作为衡量指标。而城乡消费水平差距（C）则采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差为衡量指标。所选数据为1981-2012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其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各时间序列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为避免出现异方差，对各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E]、[LnM]、[LnC]。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城乡消费差距的数量关系，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刻画两者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计量模型如下：
[LnC=C0+αLnE+βLnM+εt] 其中，[C0]为常数项，[εt]为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分析
（一）ADF单位根检验
利用Eviews5.0软件对经过预处理的农村人均教育支出[LnE]、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LnM]和城乡人均消费差距[LnC]，以及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LnE]、[LnM]和[LnC]均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均是平稳的，且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即I（1）。因此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二） Johansen协整检验
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LnC]、[LnM]、[LnE]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AIC和SC准则，经过多次试验，采用滞后期为1时，建立模型。结果如表3.1所示：序列[LnC]、[LnM]、[LnE]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
对比迹统计量与5%、1%水平临界值可知，分析结果拒绝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且不能拒绝存在至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因此，两变量之间有且仅有一种协整关系。取标准化（Normalization）的协整系数，得协整方程如下：
对残差序列
[e=LnC-0.188497LnM+1.0585191LnE+3.749531]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在99%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不含单位根（见表3.2），是平稳的。说明协整关系通过检验是正确的。
因此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其短期动态关系。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
[ecmt-1=LnC（-1）-0.188LnM（-1）+1.059LnE（-1）+3.750]，是VEC模型的误差修正项。
由式（3-1）和式（3-2）可知，[LnE]、[LnM]和[LnC]之间不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而且也具有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即增加农村人均教育支出，可使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差距缩小；但增加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反而使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差距增加。
可见，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投入，可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素质，改变其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而农村医疗保健的支出之所以会出现同方向的变动，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虽已建立但并不完善，而且存在基层实施过程中的监管漏洞，农民基本上还是作为自我保障的医疗群体，较低的收入水平，无法跟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这大大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水平。
（三）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动态关系，图3.1至3.4为序列[LnC]、[LnM]、[LnE]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
从消费差距[LnC]的脉冲响应来看，[LnC]对[LnM]始终呈现持续的、负向的响应，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增加对医疗保健支出幅度，只有国家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会对农民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幅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LnC]对[LnE]的冲击，在第1-2年变化不大，之后缓慢上升，在第5年后趋于稳定正向响应。
从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LnM]的脉冲响应来看，[LnM]对[LnC]的冲击在第1年为正向影响，之后迅速下降，在第2年开始呈现微弱的负向扰动，从第5年开始对消费差距不再产生扰动。这反映出我国现行医疗体制的弊病，农民是自费医疗群体，较低的收入水平，无法跟上医疗费用的急剧上升，致使大量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此，政府不仅需要加大对农村医疗的投入，而且要进行有效的监管。
从农村人均教育支出[LnE]的脉冲响应来看，[LnE]对[LnC]的冲击始终呈正向扰动，而且幅度比较大，在第5年达到峰值6%后趋向平稳。这反映出我国的城乡之间存在着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
三、结论与建议
（1）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LnM]）、农村人均教育支出（[LnE]）和城乡人均消费差距（[Ln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LnM]、[LnE]和[LnC]分别具有正向、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现行的医疗体制存在着弊病，农民有限的收入增加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消费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改革的进程和有效地实施医疗改革的方案。
（2）脉冲响应函数显示，城乡消费差距对农村医疗保健支出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没有响应。而增加教育支出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呈现一个正向的、持续的、稳定的响应。此外，我们的分析显示：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和教育体制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政府要尽快完善城乡各种不均等的政策体制，切实让农村居民享有更多的社会公共福利。
参考文献：
[1]白菊红.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分配机理研究[D].2002
[2][美]雅各布・明塞尔著.张凤林译.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资本积累范文6
【摘要】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与最优经济增长相对应的最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规模以及二者的比例关系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存在最优规模，也存在过度积累的可能性；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最优比例等于两种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
关键词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动态效率；最优规模；最优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最优消费率与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研究”( 12CJY074)；云南省学习贯彻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项目“云南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YB2013126）；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12YNUHSS068）。
【作者简介】赵鑫铖，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理论。
一、引言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资本积累的规模和结构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资本积累规模是经济增长数量实现的重要保障，而资本积累结构的改进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重要方式。资本积累规模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动态效率问题。经济动态效率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考察经济运行的效率，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存量与最优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资本存量水平相一致。菲尔普斯（Phelps，1961） 提出了黄金定律（简称黄金律），即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经济增长率时（即资本的收益恰好能抵消维持现有资本存量所付出的成本时），资本积累规模达到了其最优水平——黄金律资本存量，经济实现了各期给家庭所带来的消费（效用） 总和最大。戴蒙德（Diamond，1965） 提出并证明了竞争经济可能会出现资本过度积累的均衡，认为此时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此后，国内外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检验经济动态效率的方法，并针对各国实际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动态有效或动态无效的结论（Abel et al，1989；史永东、齐鹰飞，2002；袁志刚、何樟勇，2003；刘宪，2004）。目前对经济动态效率的检验方法、发生原因和解决方法的研究已趋于成熟，但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日益得到经济学理论界认可，人力资本的最优积累问题即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也逐步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吴立军（2014） 指出，在社会总人口和财富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必然存在一个人力资本的最优规模，并在建模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的黄金律人力资本存量。李尚骜等（2011） 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指出，在由干中学驱动技术进步且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侵蚀效应”的情况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会发生双重过度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结构则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性问题。由于实物资本投资回报时间短、见效快，而人力资本投资见效慢，导致了短期内重视物质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因此，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资本积累结构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比远高于其最优比例。人力资本结构研究课题组（2012） 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协调对经济效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十分稳健。边雅静（2011） 探讨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最佳比例关系，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
现有的文献虽然对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和结构问题都有所涉及，但对二者的讨论是分开的，并没有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因而只能单独分析规模问题或结构问题。受前人研究的启发，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模型，探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最优规模和结构，并结合现实经济发展对模型推演结果进行解释。
二、理论模型
本文模型主要在罗默（2012） 和曼昆等（1992）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考虑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增长模型，该模型除包含人力资本外，与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索洛模型类似。假定经济的产出由下式给出
其中Y(t), K(t), H(t), A(t), L(t) 分别表示经济产出、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有效性和劳动投入，一个技术工人供给1单位的L和一定数量的H。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和劳动有效性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经济对各变量的动态学假定如下式，劳动和劳动有效性以不变速度增长。
产量被用于消费和投资。产出中用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比例和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sK 和sH是外生和不变的。用于投资的1单位产品产生1单位新资本（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另外，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δ ①。因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动态学方程为
由于生产函数被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可将其转换为密集形式
对于给定的生产函数和n、g、δ 的给定值，对储蓄率sK 和sH 每一组值而言只有惟一组稳态值k*(t) 和h*(t) 与之对应。根据模型假定，产出在消由消费及效用决定。因此，在稳态上，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消费为费和投资之间进行分配，而经济最终的福利水平
相应的储蓄率可表示为，与之联系的稳态每单位有效劳动的消费水平是。经济学中把满足方程（14） 和（15） 物质资本存量水平k(t)gold 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h(t)gold 分别称为黄金律的物质资本存量和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它们满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分别等于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和折旧率之和。
根据（14） 和（15） 可知，经济中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动态效率可能存在以下四种情况：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积累过度；②物质资本积累过度，而人力资本不存在积累过度；③物质资本不存在积累过度，而人力资本积累过度；④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均未积累过度。对现实经济来说，前三种情况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因此不是最优的。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若物质资本存量k*(t) 大于黄金律的物质资本存量k(t)gold ，而人力资本存量h*(t) 小于或等于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h(t)gold ，则称物质资本积累是动态无效的，即物质资本积累过度。可以通过消费掉k*(t) - k(t)gold 部分物质资本存量来提高该经济的福利水平，则当期的消费变为cgold + k*(t) - k(t)gold ,而后续各期的消费水平为cgold ，消费水平皆大于原来的消费水平c*(t) ，即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若物质资本存量k*(t) 小于或等于黄金律的物质资本存量k(t)gold ，则称物质资本积累是动态有效的，即物质资本不存在过度积累，也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若人力资本存量h*(t) 大于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h(t)gold ，而k*(t) 小于或等于黄金律的物质资本存量k(t)gold ，则称人力资本积累是动态无效的，即人力资本积累过度。可以通过消费掉h*(t) - h(t)gold 部分人力资本存量来提高该经济的福利水平， 则当期的消费变为cgold + h*(t) - h(t)gold ，而后续各期的消费水平为cgold ，消费水平皆大于原来的消费水平c*(t) ，即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若人力资本存量h*(t) 小于或等于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h(t)gold ，则称人力资本积累是动态有效的，即人力资本不存在过度积累，也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若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都小于或等于其黄金律存量水平，则经济是动态有效率的。
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会相互影响各自的动态效率，如一个经济体在稳态时人力资本小于黄金律存量h*(t) < h(t)gold ，而物质资本积累过度时， k(t)* > k(t)gold ，要改善物质资本的动态效率，可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人力资本向其黄金律收敛。由fkh(k,h) > 0 可知， h(t) 投入的增加提高了在资本存量给定时的边际产出，若h(t) 从h*(t) 增加到h**(t) 使得fk(k*(t)，h**(t)) -(n + g + δ) > 0成立，则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状况得到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使得经济的黄金律物质资本存量扩大，进而解决了物质资本积累的动态无效问题。若物质资本小于黄金律存量k(t)* < k(t)gold ， 而人力资本积累过度h*(t) > h(t)gold ，同样可以通过加速物质资本积累来解决人力资本积累过度问题。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匹配性分析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但在总资本存量给定的条件下，资本如何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间进行分配才能获得最优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比例关系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比例关系不合理②，则经济不可能实现最优增长。因此，存在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最优比例关系。本节从实现最优增长的目的出发，来探寻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最优比例关系。
当经济实现了最优增长时，满足黄金律条件（也就是把具体的生产函数代入（14）、（15） 式），即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最优比例为α/β，也就是说两种资本的最优比例等于两种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若经济已处于最优产出状态，维持该状态的条件是新增投资必须使得两种资本的比例保持最优；若经济尚未达到最优产出状态，经济向最优产出路径过渡的条件是使新增投资在两种资本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进而使两种资本存量之间的比例收敛于最优比例。
由（19）、（20） 式可知，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主要受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等因素的影响。黄金律物质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成正比，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成反比；黄金律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资本折旧率成正比，与物质资本产出弹性成反比。
四、结论及启示
近年来，对我国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分别进行研究的文献众多，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探讨其最优规模和最优比例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分析了二者的最优积累问题，即黄金律的物质资本存量和黄金律的人力资本存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二者积累过程中的最优配比问题，得出了以下两个主要结论：首先，从理论上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存在最优规模，也存在过度积累的可能性。文中分四种情况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解决积累过度的办法。其次，从总资本存量结构的角度看，要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个最优的比例关系，即两种资本的最优比例等于两种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
注释
①出于分析简便的考虑，假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折旧率相同，假定二者不同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②或者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过度使人力资本效率比较低，或者物质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积累过度使物质资本效率较低。
参考文献
[1]Phelp s, E, 1961,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38～643.
[2]Diamond, P., 1965, 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1126~ 1150.
[3]Abel. B, Mankiw, N. G., Summers, L. H., and Zeckhauser, R.J., 1989, Assessing Dynamic Efficiency: Theory and Evid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6 (1) : 1～20.
[4]史永东,齐鹰飞. 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J]. 世界经济, 2002,(8) :65～70.
[5]袁志刚,何樟勇.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J].经济研究, 2003,(7) : 18～26.
[6]刘宪. 中国经济中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吗? [J]. 财经研究,2004, (10) : 84～95.
[7]吴立军. 人力资本黄金律水平估算及实证研究——基于社会产出和个人收益的不同视角[J]. 经济经纬,2014,(2):126～131.
[8]李尚骜,陈继勇,李卓. 干中学、过度投资和R&D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侵蚀效应”[J]. 经济研究,2011,(6):57～67.
[9]人力资本结构研究课题组.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匹配及其效率影响[J]. 统计研究,2012,(4):32～38.
[10]边雅静. 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最佳比例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11](美)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