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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的意义和目的范文1
张立婷,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邓佳佳,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2010级电影学研究。
[摘要]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推出的一档婚恋交友节目,在交友节目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加入各种娱乐元素,一时间成功突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江苏卫视用情感符号去推销节目,无疑是赢得观众的一条上策。但如何运用这个符号,绝非易事。透过对《非诚勿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节目的确需要策略性的符号表达,抛弃原来惯有的节目模式,另辟蹊径才可能在我国电视节目内容和形式严重克隆化的今天,谋求一席之地
[关键词] 符号 能指 所指 《非诚勿扰》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2.036
在任何社会里,人们都会通过商品的占有或消费,来购买自身想象性的社会身份和个人意义,只不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对身份的获取将进一步被放大。也就是说,商品对人们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商品能够被使用,更是因为商品在社会关系里所体现的符号意义。
电视节目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借助视听语言能指形式来传递节目的价值诉求。节目的这种将符号转换成意义的过程实际表现在节目策划的设置上,而节目策划的过程也就是编码的过程。因此,电视节目所要表现的只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些抽象的价值理念予以视觉化和符号化,从而使节目本身带有更多的艺术色彩。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罗兰巴特用意指来研究能指与所指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模式。也是以整体的方式看待能指与所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模式主要有3个层次。A 直接意指(Denotation)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C 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
在电视节目符号中,节目主要用具体的表现手法(节目的能指)来传递目的(节目的所指)。能指就是节目的内容面,所指是节目的表达面,二者不可分割互为一体。所指通过能指来表现,能指用来表达所指,这样形成节目的基本要素。
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源于实用兼具功能性的符号,在吸收意义后就可使纯相关物的“能指”,变为可以心理再现的“所指”,其内在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既有“符号”内涵的升华过程。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电视节目制作及其艺术
表现过程中,编导对于某些“符号”的内涵重组,以及对内涵的转化和延伸的设计,从而达到“一号多用”的“实用多样性”、“传播多样性”理想状态。笔者从“能指”“所指”的角度对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进行符号解读,从该节目的内容、视听等方面综合分析其成功因素。
由江苏卫视推出的“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无疑是最近最火爆的娱乐节目。充满娱乐气质的节目风格,快餐式的节目定位,看似漏洞百出实则滴水不够的宣传营销策略,自开播以来缔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神话。《非诚勿扰》不仅创造了内地娱乐节目收视率的新高,顺势“捧红”了一批言辞犀利的女嘉宾。嘉宾的选择、话题的设置、主持人的风格设计无不显示了脸谱化符号化的特征。
一、内容层面——美女、毒舌、话题
1.美女
电视节目不是反映了意义,而是建构了意义,而意义的建构就必须依赖于一个被受众所普遍认同和理解的符号体系。比如《非诚勿扰》中马诺形象的塑造,马诺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平面模特,因其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大胆、犀利的语言尤其“宁在宝马中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一言而迅速在网络上蹿红,被网友们称作“拜金女”。我们从符号学角度对马诺这一元素进行分析。该节目中运用三个元素来设置符号:所指——宝马,能指——上流奢华的生活,符号(所指与能指的结合体)——拥有宝马的上流奢华生活。作为所指,宝马是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空洞物,但如果宝马被马诺赋予了符号 ,就充满了意义。与此同时,节目在此直接意指上,通过马诺对宝马的迷恋形成含蓄意指。所指——马诺,能指——拜金女,符号——拜金女马诺。在此基础上,节目把马诺生产成符号。
台上24位女嘉宾,代表了24种不同的符号。看似毫无规则地随机落位,但细心一点的观众就会发现,靠近舞台中央的11、12、13、14 号台位一般都被一些漂亮的模特、“话题女生”所占据,她们是这个舞台上的风景,为了照顾受众眼球,为了男性观众的“审美需求”,她们被“放置”在有利的位置,获得高的出镜率和话语机会,节目通过消费女性的“美貌”来提高收视率。中性风格的谢佳、理科女博士许贺、“美女钉子户”马伊咪由此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符号,“拜金女”马诺、朱真芳也被认为代表了80 后的真实心态。
2.毒舌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最先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言语指个人说的话,而语言则完全独立于个人,其本质是社会的,并以集体为前提。《非诚勿扰》所有嘉宾说的话都是个人言语,有着个性特色。
主持人的设置同样具有符号化特性。主持人并不支持那些极具争议的价值观,反而,经常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方式),指导着嘉宾,用来实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实现媒体对社会的教育意义。乐嘉的讽刺又常与孟非的幽默配合得天衣无缝。黄菡老师的加入,使得激烈的唇枪舌战温和了许多。她十分知性,虽发言不多,但多以鼓励为主,而且非常善解人意,没有像有些网友想像的那样板起脸来“教育”男女嘉宾们。
3.话题
《非诚勿扰》制片人王刚则称要把他的新派交友节目做成一档真人秀,而不是简单的娱乐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是真人秀。所以它不能满足于温情斯文的相亲交友,甚至没打算促成任何一对男女,连装出这种态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鲜明的话题性、凶狠的两性搏杀,以容纳那些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金钱、房价、家庭关系、男女关系”。有话题才会有看点,制造话题是从选择嘉宾开始。而且话题是由人制造的,从《非诚勿扰》播出到现在可以看出,女嘉宾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些女嘉宾大多思想新锐、言辞大胆,能够制造话题,诠释她们对金钱、爱情、亲情、友情、家庭、人性、贫富问题以及中西文化差异等话题的认知与判断,构建了新一代年轻人具体而清晰的集体形象。
二、视听语言层面
1.音乐音响
《非诚勿扰》对音乐音效的选择运用亦可谓非常用心。选择的音乐十分契合节目的风格, 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根据节目的不同环节, 配以符合情境的不同音乐,男嘉宾出场时的《Can You Feel it》,女嘉宾出场时的《Girlfriend》,离场时的《可惜不是你》、配对成功后的《梁山伯与朱丽叶》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从歌名就可以看出,与场上情况是高度契合的。而对于现场突发意外的音效处理,更显出节目组的高水准的即兴发挥。对于一些“短平快”的小音效,类似配合场上气氛的“尖叫”、“大笑”等,很多时候都能充分调动场上观众的气氛。
2.舞台灯光
《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在环境、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等方面做得大气而精致,舞台设置呈现“T”状。主持人也没有站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位置,没有舞台中心的“T”形符号,象征着舞台上参与者话语权的相对均等,更易畅所欲言自由表达。
24位女嘉宾呈半弧线从左至右依次排开,男嘉宾通过女嘉宾们正中间的一部升降电梯进入现场,易营造一种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从整体上来说,整个舞台设计呈女性化,舞台灯光、布景均以粉色为基调,色调柔和;舞台造型和各种道具多为圆形、椭圆形等曲线形状,女嘉宾的台柱也是粉色的(亮着时是粉蓝,灭掉时是粉红)。现场在不同位置摆放7台机位,导播画面切换极为熟练,恰到好处的利用机位和远近镜头给大家呈现出最好的效果。这些设计,无不体现了节目制作的精心细致,给观众以全新的视听享受。
三、结语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江苏卫视用情感符号去推销节目,无疑是赢得观众的一条上策。但如何运用这个符号,绝非易事。透过对《非诚勿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节目的确需要策略性的符号表达,抛弃原来惯有的节目模式,另辟蹊径才可能在我国电视节目内容和形式严重克隆化的今天,谋求一席之地。
但是,节目策划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将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意义转换为具象的视觉符号,因此,这就使得节目的传播方式符号化、多元化和碎片化。电视节目的意识形态所要表现的符号象征意义的价值取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节目的价值诉求甚至可能变为由道德的拥有者向金钱的拥有者转移。这便是《非诚勿扰》备受争议的焦点所至。无疑,节目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对观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的。因此,电视工作者要精心提炼所需符号,立足受众,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把握其价值与审美取向。不仅如此,电视工作者更需认真观察生活,立足节目定位,找准节目与所需符号间的关联点,才能引起受众共鸣,使节目有效传达。
考文献
1.[法]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形象的修辞》,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实习的意义和目的范文2
关键词: 《神谱》 弑父 两性斗争
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的“森林之王”一章中提到,在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在阿里奇亚的丛林中,有一座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神庙。按照规定,神庙的祭司由一名逃亡的奴隶来担任,祭司为“森林之王”。而一个祭祀职位的候补者只有杀死祭司以后才能接替祭祀的职位,直到他自己又被另一个更强或更狡诈的人杀死为止。①由此可见,原始社会里,通过“弑杀”,去实现秩序的颠覆和权利的更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这部讲述从大地之神该亚诞生到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亚诸神统治世界这段历史的诗歌中,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这三代神统正是通过“弑父”这一行为实现了权利的更替。
创世神话《神谱》中的“弑父”可谓是西方文学史上“父与子”这一经典母题的发端。此后,纵观西方文学史,5世纪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的经典巨作《俄狄浦斯王》,17世纪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司汤达的《红与黑》,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卡夫卡的《城堡》……等等,无一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对《神谱》中“父与子”这一经典母题的各具特色的演绎和生发。针对“弑父”这一行为,许多学者提出过很精彩的分析,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②”,从分析悲剧主体的行为原因入手,认为这是儿子潜意识中“恋母”情结的表现。虽然有些道理,但完全摆脱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去阐释是有所偏颇的。③故而,笔者将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④,结合古希腊原始社会的历史形态和背景知识,对《神谱》中的两次“弑父”行为分别进行分析。
一、“母权”与“父权”的争斗
事件一:克洛诺斯用镰刀割下了父亲乌拉诺斯的生殖器,成为新的宇宙之王。
在克洛诺斯一出生,赫西俄德便这样叙述到:“他们之后,狡猾多计的克洛诺斯降生,他是大地该亚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他憎恨他那旺盛的父亲。”联系到克洛诺斯是以割下父亲乌拉诺斯生殖器的行为来取代其位置,成为至高无上的众神之王的。如上面所提及的,很多人会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这次的“弑父”。即作为儿子的克洛诺斯仇视父亲乌拉诺斯对地母该亚的性垄断,视该亚为自己的所有物,把乌拉诺斯视为与自己争夺此所有物的敌人,妄图取代父亲乌拉诺斯的地位,从而实现对地母该亚的占有。但仔细分析文本,我们会发现克洛诺斯并没有对地母该亚表现出强烈的性依恋,在他取代乌拉诺斯的位置之后,也并没有和地母该亚结合。因此,用“俄狄浦斯情结”去解释是不恰当的。
追溯到此次“弑父”事件的导火索,在《神谱》的第160~165行,地母该亚创造出巨大的燧石并把它锻造成巨大的镰刀,并鼓动她的孩子们说到:“我的孩子,你们有一位罪恶的父亲,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让我们去惩罚你们父亲的行径吧,是他最先想出作起之事的。”可见,该亚才是此次行为的主导者。
该亚从混沌之神卡俄斯中产生,成为所有一切的牢靠的根基,繁衍生命并且成为庇护这些生命的家园,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深海蓬托斯以及连绵起伏的山脉均是地母单性生殖所生,他们没有父亲。这是很典型的女性胎生宇宙的神话观。原始氏族部落的先民在思索人类的起源的同时,也开始对外在环境——宇宙的起源和创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借助人类的繁殖方式去解释宇宙的诞生和形成。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实行群婚制,这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父亲在人类孕育中所起的作用,使得众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而在《神谱》中,地母该亚在诞生伊始便占有绝对的崇高地位。而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诞生后,他与该亚交合,生出了十二提坦神,彰显出强盛的生殖能力,获得了“父”的地位,并且乌拉诺斯憎恨力量无穷,强劲魁伟的儿子,把他们藏在隐蔽处,使得地母该亚因受挤变窄而悲痛。这其实象征着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特征一,男神开始加入创始纪的神话中,与女神一起承担缔造世界的人物,并且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征二,男神开始压制女神,挑战女神的权威,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乌拉诺斯开始独断专为,他憎恨力量无穷,强劲魁伟的儿子,以至于儿子见到他就害怕得畏畏缩缩,乌拉诺斯戏称他们提坦(紧张之意),并且把儿子藏在大地隐蔽处,使得该亚因受挤压变窄而悲痛。女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这才直接引发了“弑父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克洛诺斯割下了父亲乌拉诺斯的生殖器,使得乌拉诺斯失去了作为男性实体的标志,从而失去了众神之王的位置。这源于古代的“生殖崇拜”,人类对父亲在生育过程中的地位的认知变化,即由原来的女阴崇拜过渡到阴阳双性生殖崇拜,最终转变为男根崇拜,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殖”被奉为最神圣的力量,是男性权力、力量和地位的象征。因而统治者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便会破坏他人的力量,即。在古代,中国的汉字“■■”,便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⑤,“■■”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故而“”也称“去势”,如《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克洛诺斯取代乌拉诺斯,通过与母亲的联盟(在地母该亚的怂恿和帮助下)建立起第二代神统。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父与子”的冲突,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父子血缘关系,而是母子血缘。因此,这次的“弑父”行为实质上是“母权”与“父权”争斗的结果。
二、“子辈”与“父辈”的权利嬗变
事件二:克洛诺斯在乌拉诺斯和地母该亚那里得知,尽管自己很强大,但注定会被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打败,因而为了打破这预言,他吞食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宙斯出生时,其母瑞亚用大石头替换了他,后来他战胜了自己的父亲,解救了诸神,成为“诸神和人类之父”。
第一次的“弑父”事件为第二次埋下了伏笔,天空之神乌兰诺斯被克洛诺斯割下生殖器,从此与大地分离,匆匆扔下了个预言:“你将来必会遭受跟我同样的命运,注定被自己的儿子所打败。”在《神谱》的第453~465行,“瑞亚被迫嫁给克洛诺斯为妻,为他生下出色的子女……克洛诺斯因此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把自己的孩子吞到肚子里。其妻瑞亚为此事悲痛不已。”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察觉出女神和男神的地位在克洛诺斯引领的第二代神统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女神开始沦为男神的生育工具,逐渐处于劣势。因而“母权”与“父权”两性争斗开始弱化为次要矛盾,而“子辈”与“父辈”之间的权利争夺上升至主要矛盾。雷电之神宙斯与克洛诺斯的权力拉锯战由此展开。跟克洛诺斯以母子联盟的形式天空之神乌拉诺斯不同,宙斯向非既得利益集团抛出了橄榄枝,他把之前被乌拉诺斯捆绑在大地边缘的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释放到阳光普照的地上世界,因此受到了这三位拥有无穷力量的强大生灵的帮助,打败了提坦神和克洛诺斯联盟。从此代表着父权制统治秩序的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统确立。
诗人赫西额德在描述“弑父者”宙斯时,从其所处的被压迫的环境以及其边缘化的身份进行双维度建构。宙斯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克洛诺斯吞下肚子的孩子,因此在这次的“弑父”行为中,子反抗父并且最终取代父位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行为,实质上是子辈通过“弑父”脱离群体性失语状态,反抗权力意志,夺取话语权的一个过程。宙斯通过迫使克洛诺斯把其原先吞下去的子女(石头最后)一一吐出来,实现了对宇宙秩序的解构。这个过程实质上带来了双重的秩序颠倒:克洛诺斯的男性腹部变成女性子宫;最小的孩子变成长子。⑥从而宙斯了原来的旧神统,建构出以自己为权利核心的新秩序。就“子辈”而言,“弑父”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父,反叛权威是了使自己成为权威。“被弑者”克洛诺斯在《神谱》中是专横冷酷、不近人情的“父辈”形象,他为了防止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的预言一语成谶,对“子辈”的成长构成了压制和遮蔽,成为“子辈”满足权力欲和的最大障碍。因而激起了“子辈”的反抗,最终导致了“弑父”这一行为的发生。
取而代之之后,宙斯使用了各种手段去巩固自己的父权。第一,宙斯在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墨提斯将要生产雅典娜时将其吞入了肚子,以防止别的神灵代替他取得永生神灵的王位。第二,宙斯以父系血统为依据给诸神分配了各自的职责范围,宇宙及人类生活的一切事物均在神的安排中。这种神权统治一切的思想,彰显了父系社会结构的威严和不可逾越。第三,惩罚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以此说明自己的“父权”是不可违抗的,任何欺骗和蒙蔽他心志的行为终将自食其果。宙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自己成为父权家庭又是父系社会结构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自此,“父权”趋向绝对化。
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召唤思》里说道:“神话最至彻,最深切的关照着人的本性。”《神谱》中的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这三代神统的新陈代谢实质上是古希腊原始氏族社会景象的投射与延宕: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子辈”与“父辈”的权力的更替。赫西俄德笔下的众神谱系,性关系紊乱并且代际冲突纷繁,人类的行为也在神灵身上体现:偷盗、奸、彼此欺诈。⑦神的世界并没有被伦理道德所规范,而是由强大的力量和发端于原始本性的快乐所统治。克洛诺斯之所以能取代天空之神乌拉诺斯,是因为他强大而狡诈,他趁乌拉诺斯展开肢体拥抱地母该亚,准备交合而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暗地里走出来割掉了其父的生殖器。宙斯之所一能够打败克洛诺斯成为众神之王,并不是因为他代表着正义与道德,而是因为他强大的作为雷电之神的力量。实际上,这样一个《神谱》,描绘的是希腊祖先原始野蛮的风俗,诉说的是它征服与掠夺的历史。
注释:
①在《金枝》刘魁立作的中译本序中提到:“金枝”一词最早见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其中说到,特洛伊的英雄埃涅斯在特洛伊失陷后,奔走异乡,在途中根据女神的指示,折取一根树枝借此前往冥界去寻找父亲的灵魂。此树枝的名字即叫“金枝”.
②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提到:“我从自己身上发现对我母亲的爱,对我父亲的妒.如今我认为此乃孩童遍存之现象.”
④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
⑤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罗振玉和王国维已经指出,“士”即甲骨文里“牡”字所从的“丄”,而郭沫若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简》中进一步指出:“士”实为牡器之象形,即男子的生殖器.
⑥[古希腊]赫西俄德著.吴雅凌译.《神谱笺释》第290页.
⑦关于这一点,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里说过:“谁要是心怀另一种宗教走向奥林匹斯山,竟想在它那里寻找道德的高尚,圣洁,无肉体的空灵,悲天悯人的目光,他就必定怅然失望,立刻掉首而去.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人想起苦行、修身和义务;这里只有一种丰满的乃至凯旋的生存向我们说话,在这个生存之中,一切存在物不论善恶都被尊崇为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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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的意义和目的范文3
论文摘要:迪尔凯姆“集体意识”概念生成的社会环境虽然改变,但并不失去运用该概念分析当今社会的社会学意义。文章通过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的观察,说明集体意识和现代性照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运用集体意识的现代性意义解读和谐社会理念,生成集体意识与和谐社会之间的意义联系以及对和谐社会的反身性思考。
一、集体意识的含义和启发
集体意识,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社会分工论》(1893)里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集体意识现在已经构成了一种大众化表述,但并没有失去其严格的学术意义。迪尔凯姆在该书里,突出强调了社会共识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从而引出了“集体意识”这个术语。雷蒙·阿隆对集体意识的解读,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柯林斯认为,“它是一种与外在于你自身的某种东西进行交流的感觉,它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但每个人都一起参与其中。迪尔凯姆又认为,集体意识又不同于个人意识,是个人意识的表现和结果,它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是社会的精神象征,有着自己的特性、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集体意识是一种具有共性精神气质的社会事实,它不依赖于某个个体,但是每一个体又无法逃逸于这种精神气质,从而构成社会分工存在的精神基础,呈现出社会的面貌。
如同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一样,迪尔凯姆力求把握住社会基本规律性的东西,他通过社会互动和与社会互动有关的道德角度,企图构建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互动结构密度的程度和状况如何导致“道德密度”的度,并因此导致不同种类的群体象征意识和感情意识的原理。这样的社会学旨趣对现代国家的多方面作用,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制度背景及其与价值体系的联系,对某些政治秩序的合法化问题提供了指导性见识。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从迪尔凯姆的作品中推断出合法性危机总是指向某种潜在的道德或价值危机,而且这种危机通常是由于社会的现存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结论是明显的—这种差距只有通过各种可以成为价值实现的媒介物的制度改革才能被终止;没有这样的价值改革,一个社会的社会同一性及其成员们与社会的一体化都将受到危及。迪尔凯姆的作品为我们研究社会秩序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文化体系、制度秩序和个人之间的基本联系,补充思考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社会的文化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集体意识的现代性
(一)集体意识在经济层面的解析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也没有办法让社会彻底由市场来依托,彻底的市场化也并没有存在过,即使在政治层面推动市场的纯粹和完全,它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在市场经济框架内人们的利益可能分化,朝着反方向生成,因此利益的分化内生于市场的运行,随之先前统一的、得到有效整合的普适价值则可能被市场瓦解,市场在整合资源上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并不能低毁它对统一价值分化的缺憾。
面临一个信息不完全社会,促成人们的决策分散,因此完全的契约经济并不能培育出一致的契约伦理和选择偏向,迪尔凯姆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在同意劳动与报酬之间的交换,我们也同时都允诺会遵守这一约定。换言之,在遵守契约之前,应该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认同和选择,统罩着对契约的遵守,契约才具有有效性。这就是迪尔凯姆认为先要有“前契约的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然后才能使契约生效。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每个人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可能达到很强的生产合作性。这样,迪尔凯姆就完成了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逻辑论证。霍布斯、卢梭及其他人的“社会契约”就被证明为一个不可能的虚构;契约只可能产生于社会建立之后,而不是之前。
这种前契约的团结是如何实现的呢?迪尔凯姆认为是某种共享的情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良知”( collective conscience,或者说“集体意识”):一种与其他人同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感觉,为此他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我们共同分享各种是非观,而这是与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分不开的,不管这个群体是人类、国家还是家庭。集体意识与其说是有一种群体精神悬于我们的头顶,而毋宁说是我们具有一种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基础上的集体良知。在迪尔凯姆使用“社会”一词的地方,从技术上讲,实际已经蕴涵着“团结”的意味。
无论是有机的团结还是机械的团结,迪尔凯姆都没有暗示出社会可能成为纯粹和完全松散状态。“有机”和“无机”这两种社会的划分,也只是团结密度的相对差异而已。帕森斯也认为用“社会团结”替换迪尔凯姆的“社会”不但便于直抵迪尔凯姆的“社会”本质,且赋予了文本阐述的精确性。迪尔凯姆指出,具有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是“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的社会。之所以称为有机团结,是因为其自身各部分是相互交换的,这种团结为集体的归属提供了基础。该类型社会通过社会分工,社会个体成为市场交换网络中的能动接点,以市场生成的社会关系,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将个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个人的归属意识从属于细分的各种组织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一旦这种归属感断裂或者个人与社会的连接脆弱,个人被社会团结边缘化,迪尔凯姆的“失范”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二)集体意识在政治层面的解析
社会学家柯林斯谈到理解迪尔凯姆的“社会”时,也不认为在经验上,它必定指传统定义上的“整个社会”而包括特定政治团体和民族国家。“相反,我们应按照‘社会’的一般的意义视之为任何被长期社会化了的例子。……事实上,迪尔凯姆理论向我们说明了社会整合与道义团结最强烈或是最微弱的各种可变条件。从韦伯主义框架中统治者的视角出发,一种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并非建立在一个共享的价值体系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程序的组织和国家的性能上。这也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即把现代民主国家看作是一种理性化了的世俗秩序。而根据迪尔凯姆的观点,理性化确实带来了一种世俗秩序并使各种传统的价值失去它们原先的主导作用,即作为那种通过提供各种基本的行为规范的方式来仲裁有效性的机构的主导作用。然而,迪尔凯姆认为,理性化既没有消除世俗理想的神圣化,也没有消除各种得到高度评价的文化价值的“宗教”特性。因此,甚至连现代社会也有一种调控人们的合理期望的抽象文化准则,这种准则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来“阐明”那一套共同的抽象理想并使之制度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家的经济、政治性能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各种文化规则,就会出现某种合法性的危机。学者余虹最近在《南方周末》也撰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功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川这样的观察,对于人们越来越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性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事情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它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对社会集体意识气质的存在和整合,而以和谐的社会生态展示出来的人文呼唤。
(三)集体意识在文化层面的解析
针对道德松散,集体氛围松垮的社会环境,迪尔凯姆认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团结的制度改革和发展可行的社会文化改革,才能化解道德危机。迪尔凯姆的关注将我们的思考引到文化层面做出社会整合的努力,集中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性能上,而并没有有忽视经济的影响,也是对社会分工扩大、科技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
人们的主要需要似乎并不是无止境地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是提高其生活质量。从理论上说,这种假设至少引出了象征性取向的价值比取代物质上的报酬更让人们期待,也将政治定位在国家政治和文化性能间的相互作用当中。国家政策的失败并不是经济效率与政治本身之间的不相容性,而是物质报酬的再分配和象征性报酬的分配之间的那种难以解决的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性的不稳定可以溯源到动机的危机和偏差,如果用我们正在逐步展开的更具有迪尔凯姆特色的话来说,就是道德上的危机。迪尔凯姆认为,现代国家能够依靠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变成制度化的普遍价值是可能的,也是社会学需要展开的工作。
三、和谐社会理念:社会成员集体意识的表达
以往的人类社会曾以精神性的信仰、或以权力性的等级、或以物质性的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去缔造一种社会形态,以这些价值依托的社会形态虽然嵌人整个人类历史中,由社会发展观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形态,但是这些价值观并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边界状态,它们只具备构成历史的、暂时的价值高尚性,却并不具备终极的价值追求和社会选择。纵观历史,还从来没有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目标的价值实践,之所以称“和谐社会”,是将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和谐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人类文明,也是付之于“和谐”的价值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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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益六西格玛项目实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倡导者,英文名为Sponsor,这些角色通常是项目执行者的直线上级或流程负责人,他们可以提议哪些内容需要进行精益六西格玛改善,再由项目负责人进行实施,倡导者的另一项职责是为项目执行提供一些资源支持和部门沟通,通常倡导者也需要经过一定周期的培训,了解精益六西格玛实施的流程以及他们的主要职责,而对于专业工具的使用只需要有所了解即可,下图是一张精益六西格玛项目实施的组织结构图,有助于大家理解团队成员的构成。
在这张组织结构图中还有一个角色是指导人,这个角色通常由更高专业级别的人来充当,如果是黄带项目,可由绿带来承担,如果是绿带项目,则由黑带来指导,黑带项目则需要黑带大师指导(当然也并非绝对如此)。有些项目也会加入财务人员进行成本核算和监控,以确保所计算的方式正确。
一般来说,绿带以下的项目可以由项目负责人触发,也就是自下而上,而黑带项目因为周期较长,对业务影响比较大,项目的审批和实施都需要比较谨慎,最好是与组织的年度规划相结合进行项目选择,以确保项目内容与组织发展要求一致。
我们以黄带和绿带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为例帮助大家理解这个过程。
对于呼叫中心而言,项目选择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绩效结果,另一个是流程审核。在我们的日常运营中有很多绩效指标,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持续无法达到目标要求或处于波动状态的指标,其次是那些虽然可以达成目标要求,但是日波动或时段波动比较大的指标,这些指标都是满足项目筛选条件的。而对于流程审核中发现的问题,比如招聘和培训流程,需要对流程输出进行量化,找到可以测量的数据,才能进行项目筛选。也就是说,精益六西格玛项目的选择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量化数据,二是流程界定。如果这两个前提条件暂时无法满足,可以先进行流程梳理。很多呼叫中心的流程并没有很严格的步骤要求(书面的),而是依据大家的共识,对于这样的情况,则需要先对流程内容重新进行界定,规范流程各环节的执行,找出量化数据,再进行项目选择。
项目内容选定后,需要进行立项审核,在立项审核中有几个要点要明确:
·你的项目要解决什么问题(范围一定要清晰),指标是什么?
·目前的基准水平如何,未来要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
·项目的执行周期是多久?
·预计的产出情况(财务数据)——黄带可以不需要
·项目成员有哪些,负责什么?
·现阶段的流程图。
一般来说,所有的项目经过项目评审委员会来确认是否可以进入到项目实施阶段,经过这样的步骤可以确保组织内项目的有效规划,同时也让项目执行人对于过程有了整体的把控,以避免出现很多重复或不必要的项目实施。
立项通过的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需要进行必要的专业工具培训,通常绿带项目的负责人参加绿带培训,团队成员参加黄带培训;黄带项目的负责人参加黄带培训,团队成员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参加黄带培训。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可以按照不同阶段进行回顾(REVIEW),绿带项目可以按照D-M-A-I-C五个步骤进行回顾,黄带项目可以按D-A-C三个阶段进行回顾,回顾时主要检验项目中间成果是否可以满足实施要求以及项目是否按周期要求进行。黄带项目的回顾由倡导者(Sponsor)和指导人(Mentor)参与,绿带项目则需要增加评审委员会成员。项目完成控制(Control)阶段后进行最终评审,确定项目执行是否成功,对于成功的项目可以进行宣传和经验复制,而只有成功实施了绿带或黄带项目的人才可以成为合格的精益六西格玛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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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理论;实体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关于合并报表的理论,目前在国际上形成了母公司理论、实体理论和所有权理论三种编制合并报表的理论。我国新会计准则中,对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理论由侧重母公司理论向侧重实体理论转变,反映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从信息需求角度看,我国目前按照母公司论所编制的合并报表强调母公司股东的信息需求过多,忽略了其他报表使用者的知情权。实体理论所提倡的合并会计报表是为企业集团的所有资源提供者编制的,与我国会计信息需求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从集团内公司间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消看,实体理论要求100%抵消,而不是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抵消,有助于抑制企业利用集团内的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现象。那么企业在编制购买日合并报表时,两种理论有何差异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A公司与B公司基于整合产业,降低成本的战略目标考虑,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于20X0年12月签署了并购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A公司以银行存款310000万元购买B公司80%股权,并自取得投资之日起派人参与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于下年度伊始实施此项交易。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该合并应采用购买法核算。A公司个别报表对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合并报表编制依据实体理论编制。假定A公司与B公司适用相同的会计政策,不考虑任何税金和递延所得问题。
购买当日,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75000万元,除下表所列项目外,B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和其账面价值相同。单位:万元
假定购买日B公司的存货在20X1年全部出售给A公司以外的其它公司,B公司购买日增值的固定资产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10年,净残值为0。
B公司在购买日所有者权益为300000万元,其中股本20000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100000万元。具体数据见下表。
购买日个别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理论认为,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不仅限于属其所有的部分,也包括少数股权的应享份额,因此纳入合并报表的是子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其主要特征为:(1)并购的市价成本只由母公司所拥有资产负债分摊,而少数股东权益仅以账面价值反映在合并报表中;(2)合并报表所产生的商誉属于母公司利益,与少数股权无关;(3)子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权益一般只列为资产负债表的长期负债,所合并的产权属于控股公司所有。可见,母公司理论将合并主体中的少数股东作为债权人看待了。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够满足母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对合并财务报表信息的需求,但它混淆了合并整体中的股东权益和债权人权益,没有透过母子公司的法律关系公正地从合并整体的角度去揭示整个集团的财务信息。
而经济实体理论则认为子公司虽为母公司所购买,但其本身依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主要特征为:(1)市价成本分摊到子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包括少数股东权益);(2)商誉由子公司的全部市价形成,由所有全部股权(含多数股和少数股)共享;(3)子公司的少数股作为合并产权的一部分,独立地反映于合并报表的产权部分,而不是作为长期负债列示。可见,经济实体理论将合并主体中的少数股东和多数股东同等看待了,其财务报表合并的是母公司所控制的资源,而不是母公司所拥有的资源。这种合并方法与控制的经济实质相吻合,承认企业并购过程中母公司通过产权控制而产生财务杠杆效应的客观事实。此外,在这种方法下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不需对子公司资产负债进行人为分割,克服了比例合并法的弊端。
母公司理论下购买日资产负债表
经济实体理论下购买日资产负债表
综上所述,母公司理论下和实体经济理论下购并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差异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是母公司理论下的资产增值(包括存货、土地、固定资产)只反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资产增值部分,归属于少数股东所有的资产价值不反映增值部分,只反映原账面价值部分;经济实体理论下的资产价值均按公允价值反映,不再区分归属于母公司还是少数股东部分;二是母公司理论下的少数股东权益只反映子公司可辩净资产账面价值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分;经济实体理论下的少数股东权益按照母公司投资成本推算出的子公司市场价值与持股比例计算得出;三是母公司理论下的合并商誉只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经济实体理论下的合并商誉全面反映了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全部商誉。
参考文献:
实习的意义和目的范文6
【摘要】 目的 探讨酒依赖患者的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亲密度和适应性的特点,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以及亲密度和适应性对60例酒依赖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与健康成人对比。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酒依赖者家庭表现为低亲密度、低情感表达、低成功性、高矛盾性和控制性差(P<0.05或P<0.01)。在教育方式上,酒依赖患者父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高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P<0.05),而母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高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偏爱被试(P<0.05或P<0.01)。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患者家庭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适应性均较对照组为差(P<0.05)。结论 酒依赖患者的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以及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均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可能对酒依赖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酒依赖;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亲密度;适应性
在物质滥用的病因中,心理及社会因素的作用相当重要,尤其家庭因素是不可忽视的[1]。现有研究表明,海洛因依赖者的家庭环境、家庭教养方式及亲密度和适应性比非依赖者有较高的缺陷,其滥用的发生与家庭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样作为物质滥用的酒依赖是否与家庭因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为探讨家庭因素在酒依赖发生中的作用,为酒依赖的预防提供依据,对酒依赖患者的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及亲密度和适应性的特点进行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05年1月-2006年10月在我院住院的酒依赖患者,符合中国精神障碍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之酒依赖综合征诊断标准:年龄25~60岁,已婚(但未离异),不伴有非酒精依赖所致的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没有药物滥用史,无脑外伤史。符合上述条件者共60例,平均年龄(40.5±6.8)岁,为研究组。对照组均为无饮酒史的健康已婚男性,年龄26~60岁,平均(39.1±7.3)岁。2组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方法 一般资料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种族、健康状况、父母职业和文化、父母婚姻和健康、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等。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2]、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3]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2]对2组受试者进行问卷调查。①FES-CV包含90个条目,各10个因子,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及控制性。所有90个项目按选择的答案来评分,若回答“是”评1分,若回答“否”评2分。②EMBU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共81个项目和2个附加题,包括父亲养育方式6个(即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及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母亲养育方式5个(即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及严厉、过分干涉及保护、偏爱被试、拒绝与否认),让受试者对幼年父母的教养方式分别进行评定,即按不、偶尔、经常及总是4个等级评分,分别计1、2、3、4分。③FACESII-CV包括2个量表,即亲密度和适应性,共30个项目,每个项目的答案得分为1~5分,即“不是”为1分,“偶尔”为2分,“有时”为3分,“经常”为4分,“总是”为5分,不满意程度为实际感受得分与理想得分之差的绝对值。 测试均在统一指导下,由受试者笔答所有项目。对不理解的条目或句子,由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作具体指导,但不能做任何启示性的暗示。
1.3 统计方法 将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 结 果
2.1 2组FES-CV评分结果比较 见表1。表1 2组FES-CV评分结果比较表1显示,与对照组比较,酒依赖患者家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及组织性4个因子评分均较低,而矛盾性及控制性2个因子评分均较高,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或P<0.05)。
2.2 2组EMBU评分结果比较 见表2。 表2显示,与对照组比较,酒依赖患者父母的情感温暖因子评分较低,而惩罚及拒绝因子评分较高;另外,患者父亲的过分干涉及母亲的偏爱被试因子分亦较高,差异均有显著性(P<0.01或P<0.05)。表2 2组EMBU评分结果比较
23 2组FACESII-CV评分结果比较 见表3。表3 2组FACESⅡ-CV评分结果比较表3显示,酒依赖患者家庭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亲密度和理想适应性评分均明显较对照组为低(P<0.01)。
3 讨 论
家庭环境是指一个家庭所处的情况和条件,包括生活条件、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行为因素。在这一环境中,各成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的任何个体出现了心理或行为问题(如物质滥用等),都不应孤立的看待,而应视为家庭系统运行障碍所导致的症状。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不仅累及患者本人,也秧及家庭其他成员[4]。本研究发现,酒依赖患者的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及组织性4个因子评分均明显低于正常者,而矛盾性及控制性2个因子评分则明显高于正常者,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其次,患者家庭的实际亲密度、实际适应性、理想亲密度和理想适应性均明显较正常者为差(P<0.01)。此结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患者家庭具有僵硬、松散、缺乏灵活性及较多矛盾的特点,这些不良因素可能在酒依赖的发生中起一定作用。据报道,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形成以及整个心理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是子女正常发育的重要条件[5]。本文结果显示,酒依赖者父母的情感温暖因子评分较低,而惩罚及拒绝因子评分较高,另外患者父亲的过分干涉及母亲的偏爱被试因子评分亦较高,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或P<0.05,提示酒依赖者父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高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P<0.01),母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高惩罚严厉和偏爱被试(P<0.05或P<0.01),说明患者普遍受着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不良的教养方式,往往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并为物质依赖的发生提供人格基础。生活在不良家庭环境中的个体,情绪问题无法在家庭中得到疏导,只能压抑在心里,他们往往转向家庭之外去寻求解脱,加上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极易染上不良行为如酗酒、吸毒等,而家庭组织性低下,难以发挥协调管理的作用 ,无法有效地监管个体的行为,同时,个体行为问题的存在与恶化,反过来加剧了已有的家庭问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综上所述,在酒依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家庭环境因素有较大作用。因此,要重视酒依赖者家庭中存在的一些家庭问题,有的放矢的开展家庭工作,通过家庭治疗和开展家庭治疗帮助解决其家庭问题,对防止物质滥用和成瘾者康复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郝 伟,杨得森,肖水源,等.国内六地区饮酒情况及相关问题调查[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3):152-154.
[2] 汪向东,王希林,马 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34-142.
[3] 汪向东,王希林,马 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6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