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双减政策解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1
数据公布后，民生宏观点评称，整体而言，经济仍不见底：从微观层面来看，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继续下行，基建投资小幅回升，但仍独木难支；工业耗煤量、利润等数据来看依旧泥潭挣扎；经济托底压力大。长期来看，以房地产与制造业为核心的信用创造与产能扩张的黄金时代已经落幕；短期来看，上半年所依靠的金融业贡献也是难以为继。一句话，下半年经济破7几成定局。德国商业银行也表示，中国9月制造业PMI初值显示，经济增长势头可能已经恶化，加大了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7%的风险。
要想完成年初目标，稳增长将继续加码，下阶段货币政策将继续宽松，汇率政策继续求稳，财政政策继续加码。
针对制造业分项数据，民生宏观分析称：内外需双萎缩：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加剧萎缩，表明内外需求端疲弱。内需来看，长期增长动力青黄不接的趋势不变，短期来看，阅兵过后工业会加速补产，但是考虑财新PMI样本集中为中小企业，未有反弹效果；外需来看，贸易总量裹足不前与发达国家贸易再平衡的长期压力仍未变，虽人民币自“8・11”汇改调整已贬值2.7%，但受欧美近期复苏放缓所影响，短期内外需依然靠不住。鉴于稳增长的压力增大，预计四季度会有更多的改革具体措施出台，财政政策会更有力度，货币政策在10月下旬以后会有继续宽松的可能。多项政策目标叠加来看，年底前仍有降准降息的机会。 链接
西方谨慎看待中国经济数据
【本刊综合】有外媒评论称，在美欧各国，拒绝信任中国的数据，宁愿自己估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得出的中国增长率估值往往更低。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其数据收集需要改善。中国此前显然过于依赖于工业，中国的数据分析也依然停留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尤其是，比起工业产出和发电量这样更简单的衡量指标，其消费者数据质量不佳。然而，在某些与消费者相关的数据方面，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8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上涨11%，航空公司客运量增长10%，电影票房收入上升45%。同时，房价上升的大城市数量触及12个月高点。中国的4G手机合约销售增长了100%，曾经超越过这个数字的只有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居世界之首的韩国。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增长并非远低于官方公布（但是受到质疑）的7%。想要看懂中国的投资者们或许最好更近距离地观察它，并记住并非每一组数据都指向下行的方向。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2
1 对援助理论的研究
援助容易使受援国对援助国形成依赖，最终造成恶性循环。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2010 版）把对非洲的详细援助分为几个阶段，最后得出援助不起作用的结论，对非洲而言是有害的。研究了援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援助造成的恶性循环，形成援助依赖，援助不是永恒的，提出应该制定系统的终结援助计划，渐渐地减少系统援助，以其他金融方案替代援助，最后实现没有援助的世界。
国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方面研究了援助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援助理论主要由补充论、减贫论、结构调整论。美国援助政策的设计者罗斯托，是补充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提供援助，这是补充论的核心内容；1966 年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和斯特劳特(Alan M.Strout)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必要性，成为传统的外援理论的基础，最初的对外援助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给予资金援助；减贫论主要代表理论是“增长中再分配”理论和“基本需求论”，前者是由世界银行和—英国色赛克斯大学提出的，后者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论者认为受援国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如体制不健全等；二是政府的能力问题。
政治学援助理论有研究两个重点，即援助国的援助动机和政治作用，政治学援助理论主要有三个，即剥削论、关怀论和国家利益论。激进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依附理论，其兴起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激进主义者认为，剥削和掠夺成为援助国的最主要的援助动机，援助行为使受援国对支援国形成一种长期依赖，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受到援助国的控制。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从人道义务论和正义论两个角度来解释援助国的援助动机，道义原则要比政治经济利益更能解释对外援助动机，从道德责任的角度解释援助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切形式的对外援助行为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其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援助行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社会交换理论创立，社会学援助理论开始兴起，提出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从交换论视角看，援助的实质是援助国与受援国都希望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但通常在实际行动中以人道主义作为旗帜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目的与动机。
2 对人才培训理论的研究
首次提出培训理论的是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勒系统的论述了科学培训对企业和员工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员工而言，培训能够提升其专业素质，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对员工进行培训能够提高企业效益。泰勒认为企业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遵守科学管理的普遍原则，即培训。
贝克尔在研究在职培训时分析了分析了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贝克尔认为一般培训不仅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而且能够提高受训员工的边际生产力，同时对其他企业也有用处；完全一般培训培训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益，其他企业边际产品也会同幅度增加，但在实际分析时，贝克尔只对完全一般培训进行了分析。特殊培训能够更高提高提供培训企业的效益，完全特殊培训对其他企业的效益完全没有影响。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智力援疆”的研究综述
(1) 对“智力援疆”机制的研究
海外引智对发展经济、促进人才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成、李引安在《新疆引智发展现状与引智机制创新研究》（2013 年）中对从国外引进人才对口支援新疆做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引智过程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把海外智力援疆作为工作重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外引智工作实现了建设新疆人才队伍的援助目标，对口支援新疆取得丰硕成果。
(2) 对“智力援疆”政策的研究
援疆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援疆政策依法执行。罗斌在《当前智力援疆政策实施现状研究》（2011）一文中分析解读智力援疆政策在哈密地区的实施情况，提出智力援疆政策在执行上缺少法律制约，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并提出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政策依法执行、实现多元化的政策实施路径等措施进一步改进援疆政策。
2 援外人才培训的研究综述
援外人才培训是一种加强与受援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行为，通常采用多种培训模式。安阳在《中国援外培训历史及问题浅析》中认为“援外培训即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及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多、双边的渠道，采用培训、派遣专家或接收留学生等多种形式与受援国展开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向受援国传授知识及经验，以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提出并运用实例分析援外培训通常采取的几种模式的实施效果及优缺点，普遍采取的模式包括开办官员研修班 、技术培训班 等，此外还启动了如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等多种援外培训项目 。
援外培训项目在管理中存在不足，需完从多方面着手完善管理机制。张瑛在《J 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援外培训项目管理研究》中以某援外培训基地为例，分析其培训现状，并从国家层面和培训内容设计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国家层面分析，项目执行缺乏统一的规范；从培训内容层面分析，内容设计与培训需求存在矛盾；教学资源缺乏、管理机制不成熟、后续回访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并从完善制度，规范援外培训管理、做好培训需求评估、培训内容的设计符合援外培训需求、完善援外培训师资库及实训基地库的建设，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团队建设、完善跟踪回访机制，强化目标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3
【Abstract】：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lement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elements which effect the evolution of water resource system, and point out that some social environment elements have mainly caused the main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 system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alyze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problems, point out that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 i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macro-control to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关键词】：广东省；水资源系统；环境变化；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TV2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Key words】：Guangdong province; water resource system; environment change; problem; countermeasure
1 问题的提出――环境与环境变化
环境的定义不是唯一的，相当数量的学者认可的是，环境均是相对于某一事物来说的，是指围绕着某一事物(通常称其为主体)并对该事物会产生某些影响的所有外界事物(通常称其为客体)，即环境是指某个主体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主体而言的，主体不同，环境的大小、内容等也就不同，因此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可衍生出对环境内涵和外延的多种解读方式。由于水资源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将水资源置于主体地位探讨环境的解读方式时，广义地，环境既包括以空气、水、土地、植物、动物等为内容的自然因素，也包括以观念、制度、行为准则等为内容的社会因素；对水资源系统演化产生影响的环境要素中，自然因素主要为以水循环为基础形成的水文气象条件，社会因素主要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下的用水行为特征。
水文气象因子是地球自然要素中的活跃因子，21世纪以来，广东省极端水文事件的发生频率产生了一定变化，2002年以来全省频繁遭遇连季干旱的特大旱情，2004年发生珠江流域性干旱，2002年~2005年枯水期连年干旱，2007年广东省东江流域甚至发生罕见的冬春连旱，2009年又遭遇枯水年；水资源系统自然环境的变化主要地表现为近10年来极端水文事件，尤其是枯水事件的发生更加频繁。社会环境的变化表现在经济社会合理水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和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用水、排水行为的改变，总体上随着节能减排、节水减污观念的逐步推广、深入人心，将对水资源系统的演化产生正效应，但经济总量的飞速发展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合理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废污水排放量的压力与日俱增，这是对水资源系统演化的负效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取决于正、负效应的消长，并与自然环境变化对社会环境变化效应的扰动有关。
2 变化环境下广东省水资源系统的演化现状及问题
2.1 广东省水资源量、质及开发利用现状
广东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水资源系统的核心问题是开发利用问题。从近10年来广东省水资源量、质及开发利用相关指标的表现来看，环境变化总体而言对水资源系统演化的负效应更加明显。广东省在“十五”、“十一五”期间继续实现经济规模高速增长、社会和人口规模扩张的同时，粗放型、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社会用水、排水模式未得到根本扭转，加之极端水文事件趋于频繁，使广东省水资源系统的用水方式粗放而浪费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的同时，遭遇了水资源供需矛盾扩大化、部分河段水质恶化连年难以缓解的困局。
现今广东省人均水资源量在1700m3用水紧张线以下的地区占全省的48％，河口地区城市广州、珠海、中山、东莞、江门供水频受咸潮危害之苦，废污水排放总量接近全国的1/5，监测评价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合格率仅为51%，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1]。
2.2 变化环境下广东省水资源问题的形成原因分析
水循环二元性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水资源系统演化的突出特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水资源效应的基本特征是用水量、排水量迅速增长，及用、排水量的区域空间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较快、程度较高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更大。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的社会环境要素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扰动显著，对径流的形成和流动施加了较大的影响，对水取、用、耗、排的强度可影响自然水循环的特征和演变方向；遇社会要素的调控失当，对水取、用、耗、排方式的不合理使自然水循环的演变方向失准，则水资源系统以向不可持续模式演化为反馈。
总体而言，广东省水资源系统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目前主要体现于极端水文事件的范畴，尚未扩大至径流频率和空间分布特征的显著变化，而水资源系统演化却面临水资源与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的问题，社会环境要素起了主导作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势下，供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建设进度偏缓、省内部分地区节水工作成效不够、废污水处理工程体系建设进度偏缓、水资源管理的模式和力度有一定欠缺是广东省水资源系统演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问题的表现之一。
3 广东省水资源问题的对策分析
广东省水资源系统演化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因素，即经济社会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和技术调控效果失准。但是，科技爆炸、信息时代的水资源系统演化是人工侧支水循环主导的发展过程，因此要解决广东省的水资源问题，根本途径仍是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宏观调控，在合理的调控精神下实施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3.1 围绕保障供水安全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广东省大部分城市水源结构单一，尚未建设应急备用水源工程，为保障供水安全，应积极开发、建设备用水源，以此为基础完善全省各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的建设，提高供水保证率的同时，加强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干旱和咸潮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应急备用水源地的应急供水量主要依据突发污染事故、干旱年、咸潮影响时间长短和影响供水人口确定。其中，粤北、粤东和粤西片城市的应急备用水源地建设主要针对突发污染事故以及特殊干旱年或连续干旱年；中部地区即珠江三角洲片的城市应急备用水源主要应对突发污染事故和咸潮。根据《广东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全省21个地级市规划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共43项，新增应急供水量12亿m3。[2]
3.2 大力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不仅包括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科学调控，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密切相关的发展理念。应建立省、市、县三级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完善农业、工业、服务业、居民生活等用水定额指标体系，强化计量和考核管理；进一步推进东莞等地区节水试点工作，加大节水产品技术推广和节水技术改造，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发展节水型产业，推动开展海水淡化及开发利用再生水、苦咸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并着力加强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强调将节水型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重大意义，确保节水型社会建设尽快取得突破。
3.3 推进水资源保护工程体系建设
由于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决定的出台和贯彻实施，广东省在全省范围内面临水资源系统社会环境要素的大规模、深层次变化。“双转移”决定的出台本身已在破解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局，改变省内珠江三角洲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发展显著不均衡的现状，但产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带来污染转移的隐患，在广东省东西两翼、粤北山区城镇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滞后、污水处理能力欠缺的情况下，产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将加大饮用水源地、水功能区水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因此，广东省必须根据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产业大规模转移形势下的特定水生态环境影响，充实水资源保护的政策理论体系，指导水资源保护工程体系的有效建设，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建立和完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和监测预警监督制度，与节水型社会建设措施互相配合，在节水-减污统筹战略指导下将水资源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3.4 加强水资源管理体制和能力建设及管理手段储备
以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3]为指导，尽快划定广东省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积极推进科学治水和依法管水，促进符合广东省情水情的较为完善的水法规体系尽快形成、水行政执法能力显著提升，建立预防为主、预防与调处相结合的水事纠纷处理机制。
进一步完善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强化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工作，推动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开展；健全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推进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工业和城市生活水价改革，积极推行农业终端水价和计量收费。
加快广东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以水利信息化带动水资源管理的现代化。构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要立足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系统构建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过程机制，积极鼓励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工作。
4 结论
广东省水资源系统演化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社会环境要素的变化对水资源系统的演化有正、负两种效应，并与自然环境变化共同作用而决定水资源系统的演化方向。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形势下，供水安全保障工程体系建设进度偏缓、省内部分地区节水工作成效不够、废污水处理工程体系建设进度偏缓、水资源管理的模式和力度有一定欠缺，广东省水资源系统的演化方向失准，造成了水资源与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的问题。必须加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宏观调控，重点是围绕保障供水安全加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大力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进水资源保护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体制和能力建设及管理手段储备。
参考文献：
[1] 广东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R].广州：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09.
[2] 广东省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R].广州：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2004.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4
关键词 ：盈余反应系数；盈余持续性；创业板
引言
公司所报告的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或回报的关系是会计、金融、经济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1968 年Ball和Brown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得到的主导结论是：报告盈余具有信息含量。那么，报告盈余如何与公司估价相联系? 探讨盈余持续性如何影响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 ERC) 从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国外大量的研究探讨了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其主导结论是盈余时间序列持续性与ERC 正相关。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有10 多年的历史，但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如董红星(2007)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股市的逐步发展, 投资者已经能够识别盈余的不同成分, 永久性盈余比暂时性盈余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而徐浩峰和王正位(2006)的研究表明:我国投资者不能完全解读盈余组成部分持续性方面的差异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创业板又称二板市场，即第二股票交易市场，是指主板之外的专为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是对主板市场的有效补给，在资本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目前，中国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呈现出惊人的市盈率，倘若不能获得持续的高增长，其破产倒闭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主板市场；且一旦达到退市条件，只能直接退市，不存在重组的可能性，这会严重损害投资者的信心。盈余反应系数(ERC)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的反应程度，是衡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余的信心与依赖度。从理论上来讲，投资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的反应程度应该高于主板上市公司。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国内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本文研究上市创业板公司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探讨盈余时间序列特征的估价含义，研究结果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为监管部门规范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一、理论模型
一般而言，关于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建立在对如下线性模型的斜率（b）以及拟合优度（R2）的推断之上（Collinsand Kothari，1989）。
URit=a+bUXit/Pit-1+eit (1.1)
式中，URit 代表股票i 在时期t 内的累计超额回报率；UXit 代表未预期盈余；Pit-1 代表公司i 在t 时期期初的股价；eit代表残差项。下面推导基于ARIMA（p,d,q）一般盈余时间序列过程下的盈余价值相关性模型以及相应的理论ERC值。
根据Christie（1987）and Collins，Kothari（1989）的研究结论，公司在t年内的未预期回报（UR）可以表述为下式（省略了公司下标）：
式中，Rit 为公司股票在时期内的原始回报率；URit为公司股票在时间t 的未预期回报率；Pit-1(Pit)为公司在t-1年末（t年末）股价（除现金股利）；Dit为公司t年发放的现金股利；r为预期资本贴现率；Et(·)为t期预期函数，Et(·)为预期变化函数。
根据股利政策无关理论以及Kormendi，Lipe（1987）和Ali and Zarowin（1982 等人的研究结论，假定公司预期未来股利的变化数等于预期未来盈余（Xt+k）的变化数，即Et(Dt+k)=Et(Xt+k）（k=1，2，3，…，∞），又由于Et(Dt）=Dt-Et-1（Dt），式（1.2）可以转化为下式：
在一般的ARIMA（p,d,q）盈余时间序列过程下，Et(Xt）=εt，它代表了本期的未预期盈余或盈余震惊，并且本期震惊对未来盈余的累积影响效应为：
因此，式（1.3）可以转化为如下可用于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检验的盈余—回报关系式：URt=(PER+1)εt/Pt-1=ERC×UXt/Pt-1 (1.5)
式中，PER+1 称为理论上的盈余反应系数。根据式(1.5)可以设计基于年度窗口的可检验盈余价值相关性的方程如下（省略了公司下标）：URt=a+bUXt-1+et (1.6)
式中，URt 为公司股票在t 年份的未预期回报率或非正常回报率；UXt为公司t年未预期盈余，在ARMA(p,q)一般模型下，UXt 即前文所定义的盈余震惊εt，其计算该如下：
会计研究中有大量研究表明年度盈余遵循求积移动平均模型IMA(1,1)时间序列过程，如Beaver(1970)，Ball and Watts(1972)的早期研究就显示了IMA(1,1)过程对年度盈余而言是一个合理的选择。IMA(1,1)是大多数研究盈余信息含量或价值相关性的学者所青睐的模型之一。在IMA(1,1)模型下，年度盈余遵循如下过程（假定盈余无趋势增长量）：
式中，εt 为本年的盈余震惊；θ为移动平均参数。当采用IMA(1,1)模型作为估计未预期盈余的基准时，式(1.6)转化为下式：
根据前文的结论，式(1.9)中的系数b 为盈余反应系数的估计值，在理论上它应等于(1-θ)/r+1；a 为截距项，理想情形下它等于0；ε 为IMA(1,1)盈余时间序列下的震惊项；
在估计方程(1.9)时首先必须确定每个公司的移动平均参数θ，这样给检验过程设置了较多的条件。为了设计可以间接通过盈余价值相关性模型反映盈余持续性参数值θ的模型，先对IMA(1,1)模型进行转化。由于平均移动模型IMA(1,1)能够表述为一个无限价的自回归模型，不断迭代式(1.8)中的震惊项（εi）可以得到：
式(1.9)说明在IMA(1,1)过程下，本期末预期盈余（εi ）能够表述为本期以及若干历史盈余变化值（Xt+k，即Xt+k-Xt+k-1，k=0,1,2,…）的一个函数。将式(1.10)代入式（1.9）可得：
由于不可能获得无限次的时序数据，式（1.11）是不可估计的。当θ为接近0 的小数的情形下，高阶次前的回归系数逐渐趋近于0，合理的做法是截取有限阶次历史盈余变化值为自变量。类似Ali and Zarowin (1992)等人的做法，本文截取两个滞后盈余变化数作为自变量。另外由于在新兴资本市场下，用单一时间的股价和不同期间的盈余相对应是不合理的，使用Pt-1作为所有盈余变化滞后值的平减规模效应因子缺乏现实依据，因此，在下面的模型中使用每阶次盈余变化值对应期间的期初股价作为平减规模效应因子。经过上述处理后，可得到检验中国上市创业板公司盈余价值相关性的模型为：
式中，b 为盈余反应系数的拟合值；θ为盈余的持续性计量。从理论上讲应当逐个按个体公司直接对式(1.12)进行拟合。但由于新兴资本市场条件下充分时序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因此进一步假定参数θ 等在截面或行业范围内的一致性，这样，模型（1.12）便可用于截面数据的回归。
本文采用Gauss-Seidel 迭代法对模型(1.12)的参数进行估计。模型为：
二、实证分析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3 年间上市的创业板93 家公司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Wind 金融终端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经过作者手工整理，使用SAS 软件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2.实证结果
注：(1)URt表示非正常收益率，即股票的实际收益率扣除同期市场指数收益率，市场指数使用色诺芬数据库中的“考虑非流通因素总市值加权指数”，ΔXt/Pt-1，ΔXt-1/Pt-2，ΔXt-2/Pt-3，分别表示以股价平减规模效应后三个历史盈余变化值，即一个当期盈余变化值、两个滞后值。
(2)上三角区为Spearman的秩相关系数，下三角区为Pearson的线性相关系数；**表示显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显著性在0.05水平上（双尾）。
表1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值与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年度非正常回报率的均值为0.085，中位数为-0.071，标准差为0.427；三种阶次平减规模效应后的盈余变化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004、0.001 和-0.003；中位数分别为0.001、0.000 和-0.001，标准差分别为0.037、0.063和0.068。上述结果说明盈余变化指标之间的分布具有相对类似性特点，但非正常回报指标的均值和波动率都相对偏高。从线性相关系数来看，URt 在0.01 水平上同Xt/Pt-1 正相关，并在0.01 水平上同Xt-2/Pt-3负相关；从秩相关系数来看，URt在0.01 水平上同Xt/Pt-1正相关，并分别在0.05 水平上同Xt-1/Pt-2和Xt-2/Pt-3负相关。
注：**表示显著性在0.01水平上，*表示显著性在0.05水平上（双尾）。
从表2可以看出b值为正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历史滞后盈余变量对ERC 的解释力显著。θ 值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三、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的创业板93 家公司2010-2013年的年度数据，探讨了ERC 与盈余时间序列持续性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ERC 与盈余持续性之间具有正向关联性。研究结果一方面能为投资者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能为监管部门规范监管提供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1]Ray Ball and Philip Brown.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Autumn,1968;159-178.
[2]Mark Bagnoli,Susan G.Watts,Conservative AccountingChoices [J],Management science,May 2005,Vol.51,No.5,pp.786-801.
[3]Ray Ball and Lakshmanan Shivakumar The Role of Accrualsin Asymmetrically Timely Gain and Loss Recognition [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44 No.2 May 2006;207-241.
[4]王志台.上海股市盈余持续性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0,26（5）；43-48.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5
本刊选登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博士联袂主笔的主报告《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
“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 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将是近20 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 年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750 亿元；（2）2014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03 ：1。
1、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 个百分点。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 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
3、2014 年，“八项政策”、“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 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4、2014 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 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按照IMF 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过2012 年的3.2%，贸易增速将从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预测，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从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是世界GDP 增速将从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贸易增速将从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 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 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6、2014 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将有所上扬， 预计2014 年CPI 将达到3.2%，GDP 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 相对稳定。
短期宏观经济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 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但是，对于2014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难以在短期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会因为打破旧体系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各种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改革对于2014 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它给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了“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号，全面清除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届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了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下表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对于宏观变量的冲击进行了汇总和归类（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将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于宏观稳定的高度关注，从而对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新的约束。
1）新增就业目标应维持在1300 万
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 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 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报告研究的结论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 的基础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证1200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 万（2012 年已经达到1179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 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 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 万～1300万，那么GDP 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2）收入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2014 年，要赢得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 年增长了24.8%。2014 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
2013 年1～10 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 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4）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减指数， 因此，CPI 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 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 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 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确定在13.5～14.5%。
献策20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
但从结构与改革视角来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主义。
第二、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调整的一部分，中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因素，但同时也决定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基于封闭体系臆想的产物，还必须根据世界技术创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换模式的变换状况来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误，“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五、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不同，必须高度重视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政府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 万，GDP 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 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第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1、建议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调整的环境中，常规的货币政策规则性调控存在的问题比相机决策模式更坏。
2、鉴于银行表外业务余额的持续回升、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快速提升、社会融资总额增速高居不下，中国金融层面的局部风险和整体扭曲问题依然在累积，中国监管的力度要持续加强，没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为规范，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控会失效，贸然进行全面改革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规范化”、“阳光化”依然强监管定位的方向。
3、流动性管理依然是货币当局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目前流动性紧张的局面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依然存在总量紧张、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动性总量紧张的问题仍有重现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趋于平稳，但9 月以来却居高不下。这种流动性紧张局面在年底与年初有可能加剧。其理由是：银行年底冲高的压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资金结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动性的结构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局部时间引发整体市场的恐慌。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各期限累计流动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内累计流动性缺口为1.9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放大1.57 万亿元。17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有8家流动性缺口率不达标；二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个百分点60 家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低于100%，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口达到8575 亿元。
上述结构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高度重视金融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改革次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应当强调以下原则：一是利率市场化应当优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应当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三是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应当优于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试点；四是金融监管的强化以及宏观稳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五是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当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存贷业务的变异以及企业财务成本的变化。
5、进一步实施前期出台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大改革目标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顶峰支持。同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强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双减政策解读范文6
关键词：财政体制 初期效应 国库管理
2010年1月1日起，湖南省全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现行的“省管市、市管县”财政管理体制为“省管市、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从5月1日起正式按新体制运行。本文以湖南省永州市为例，就新财政体制的运行状况和对基层财政和基层国库管理带来的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解读“省直管县”体制运行的初期效应
（一）新转移支付制度是县级财政最大利好
一方面，县级转移性收入增长快。长期以来，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程度高。以永州市为例，2009年辖内9个县转移性收入占县级预算收入比例最高为80.37%，最低为74.22%。在原转移支付制度下，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要通过地市级中转，难免会出现一些地市级财政滞留甚至占用应拨付县级财政资金，以便于地市级财政当期安排的情况。而部分财力困难的县级财政则“等米下锅”，迫切需要转移支付资金及时到位，以维持财政正常运作。今年5月实行新的转移支付制度后，省级对下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由省财政厅直接下达市级和县级，极大增强县级可用财力。5至6月永州市辖内县级转移性收入12204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05%，而市级（含所辖零陵、冷水滩两城区，以下同）因不再中转和滞留，转移性收入降幅较大，5至6月为56346万元，同比减少73.25%。加之改革后省级财政将增加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通过调整存量、预算新增、争取中央支持等途径缓解县市配套压力，如今年全省地方债发行89亿元，其中省级安排46亿元，转贷市县43亿元，新增的7个亿全部给市县。加之对老、少、边穷地区以及粮油、生猪生产大县给予倾斜照顾，县级财政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农业大县可谓利好多多，也更符合“强县扩权”的改革宗旨。
另一方面，对县级拨付资金较为均衡。我们对2009年和2010上半年县级转移性月度收入进行了对比分析（如图1），可以看出，由于新体制下省财政对县级财政拨付转移支付资金采取了预拨方式，按照确保工资发放和重点民生支出的原则，综合考虑当地库款、支出进度等因素测算资金调度数，每月拨付资金额度较2009年更为均衡，且转移支付资金从省到县一步到位，从而避免了县级可用财力大起大落的情况发生，保证了县级财政月度正常预算支出，并有效解决了困难县级财政周转难题。
（二）新税收分享政策对基层财政财力具有双重影响
其一、改革期间各级次收入保持良好增长。6月末，永州市财政收入实现“双过半”，增幅高于预期。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小计上半年累计为282952万元，增幅达28.2%，比上年同期加快17.7个百分点，比年初政府工作目标高15.2个百分点，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高12.2个百分点，超过市政府工作计划的“双过半”增幅2.2个百分点。其中中央级收入90027万元，同比增长37.22%，省级收入23897万元，增长51.96%；市级收入75860万元，增长19.12%；县级收入92538万元，增幅为22.85%。总体而言，新的收入分享办法更侧重于收入分配关系的明晰和理顺，考虑到省级财政因调整财政体制集中的收入增量将用于减免困难县市的体制上解，而永州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故预计经过改革过渡期后，永州市地方各级财政收入会保持更为良好的增长态势。
其二、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实行省与市州或县市按25：75分享，相关省级收入和可用财力增长较快。据统计，永州市5至6月省级税收收入941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3.13%，其中增值税1609万元，同比增长779.23%；营业税5773万元，同比增幅为171.54%。相对而言，市级和县级税收收入增幅较低，分别增长31%和16.01%，其中市级增值税和营业税同比分别下降11.12%和8.58%。
其三、部分税种下放后激活地方组织税源动力，相关税种收收入增幅较大。如资源税改原由省与市州50：50分享为省与市、县级按25：75比例分享后，永州市市级和县级5至6月相关收入同比增长294.25%和87.10%；土地增值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全部下放市和县后，其中市级和县级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394.37%和300.60%，市级和县级城镇土地使用税分别增长162.17%和255. 47%。所得税方面，因为部分个人所得税市与县级共享分成比例有所调整，对相关级次收入产生一定影响，如市级其他个人所得税426万元，同比下降26.04%，而县级收入1503万元，同比增长98.81%。
其四、新体制下基层财政库存呈稳中有升趋势。6月末，县级和市级库存此增彼减，其中县级库存余额71259万元，同比增长11.15%，市级库存余额93050万元，同比下降12.46%。但市级和县级库存均处于高位运行，且半年来呈稳中有升趋势（如图2），充分保障了基层财政可用财力安排。
其五、暂时取消税收返还政策对基层财政影响较大。在原体制下，永州市部分县级财政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比例达90%以上，如2009年5至6月市级和县级返还性收入达1529万元和5623万元，通过税收返还优惠政策，有效的反哺了地方经济。今年5月份后暂时取消了 “两税”返还，直接削减了对基层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的可用财力。另一方面，受辖内长丰汽车产销形势好转和卷烟批发环节消费税翘尾因素影响，5至6月中央级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幅较大，分别比同期增长31.85%和94.46%。
二、新体制运行中基层财政和国库管理面临的问题
（一）现有管理办法亟待改进
一方面，改革过渡期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市级与县级财政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县级财政迫切希望与市财政及时清算历年债权债务。如调查中了解，2009年永州市级财政清欠道县财政2140万元，至今尚未结清。二是省级财政过渡期安排有待改进。如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多在每月下旬下拨，不利于县级财政当月资金安排，且因全省集中下拨和市中心支库中转等因素，到支库已临近下班时间，账务处理较为仓促。又如新体制运行后市县基数未确定，暂时取消了资金预留比例，给地方财政造成一定的资金压力，同时也容易产生市、县级财政跑省里，想法设法争项目资金的攀比效应。另一方面，配套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一是目前县级财政已直接与省级对接，而“人头”等还归市里管，故从长远上看，行政等深层次管理体制改革有待跟上。二是“吃点菜”企业的安排有待深化。改革后，继续将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部分作为省级固定收入，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数额较大（约占省级税收收入30%左右），而企业所属地的地方财政未能充分分享“吃点菜”企业的税收成果。三是市级和县级财政管理体制分开运行后，部分市级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权力、资源，通过招商引资、产业转移等方式，集中优势企业于市级，而县级财政缺少相应税源，税收收入“捉襟见肘”。
（二）基层国库业务量明显增加
按照省管县的财政管理方式，地市级财政不再分成与留用所辖县市的各项收入，省与县直接上划下拨财政资金，财政资金划转的力度和频度增大；各级税收分成比例与资金留用比例发生变化，资金划转业务量明显增加。如2010年上半年永州市全市国库业务量105345笔，同比增长10.25%.相对于以上“看得见”的业务量增加，由于中心支库和县支库要调整有关报表数据，参数维护、账务更正和调整，“看不见”的相关业务量增幅更大，如5月初仅修改TBS和TIPS参数就达2000多条，改革后基层国库工作也将更为繁重。
（三）基层国库管理难度增大
一是省管县体制的实施将直接影响人民银行国家金库一级管理一级的现状，从核算方式、上下级对账等都需相应的变化，这与人民银行目前的分级管理体制不相匹配，增加了中心支库国库管理难度。二是“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县级国库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按省管县的财政管理模式，省与县财政收支直接“对接”，县级财政资金流动性加快，直接导致县支库对核算质量、人员素质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如永州市所辖各县支库平均只有专（兼）职国库人员6-7人，国库机构多与会计部门合设，人员互相兼职，顾此失彼；部分人员则缺乏财政、税务、金融等专业知识，日常工作仅限于简单手工操作，随着业务量的大幅增加，核算质量必将受到影响。对外的监督检查更是难以“展开手脚”，这与国库会计发展目标和从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要求相差甚远。三是财政体制调整后，县财省管，市级对县级财政的监督和指导职能虽然存在，但明显削弱。特别是在地方收支的核对，原来因为有市级财政汇总，现在没有了，而国库是实行逐级监督模式，这样增加了监督的难题。原来的区县级收入包括市级所属城区，根据新体制县级收入口径要剔除，而地市级相应需要增加所属城区，造成国库部门统计口径改变，国库统计管理难度加大。四是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可能利用串用预算科目，从而避免收入上缴，同时由于项目资金到位比较及时，而项目未开展，可能存在挪用项目转移收入用于其他项目的情况，也必然增加了国库监督的难度。若转移支付等项目资金增多，省财政对县级财政监督点多面大，鞭长莫及，更多的监督需要国库参与，国库监督责任将更为繁重。
（四）国库机构设置和资金结算亟待改善
从管理上看，市中心支库是支库上级管理机构，而新财政体制上业务是一种平行关系，这样就存在了一些矛盾和需要磨合之处。目前全省还存在一批县级支库，如永州市江永县国库业务由商业银行，新财政体制实施后，其转移收入会直接下达到银行，如何加强支库转移支付等资金管理，以及今后新体制下支库何去何从，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问题。同时，目前支库没有直接加入现代化支付系统，资金划转和清算上依赖于中心支库，省级财政部门下拨资金不能直接到县支库，必须经过三个环节才能到达，即：省分库-中心支库-县支库，而县支库上解省级预算收入同样也要经过三个环节才能到达省分库，资金在途环节多，运行速度慢。
三、积极应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一）统筹兼顾，完善财政资金管理
一是全面清理和解决各级财政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及时清算各级财政历年债权债务。二是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确定各项资金分配管理制度，对各项资金的分配实行规范化管理，避免市、县之间出现攀比效应，杜绝“暗箱操作”，预防腐败行为。三是省级财政应尽早明确资金预留比例，确定正常的资金调度数额。特别要增加对欠发达县、市（区）转移支付力度或者调增返还性比例，在民生支出政策配套方面，省里要出大头，切实减轻市县负担。四是完善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等配套改革，建立事权和财权相一致的管理体制。五是“吃点菜”企业应充分考虑企业所属地的地方财政利益，在税收分享上予以适度倾斜，以充分调动企业所属地积极性。六是按属地原则，妥善处理市级和县级企业归属以及税收分成关系，市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在税源组织和税收挖潜方面应加强联系，搞好协调，共求发展。
（二）与时俱进，加强国库服务创新
各级国库在及时办理预算资金入库、留解、退付、支拨等业务的基础上，应及时转变观念，在金融服务上树立创新发展的意识，针对不断变化的新体制采取更多更好的应对策略，并增强策略的主动性和前瞻性，以适应行政体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扩大国库服务外延，积极推进和服务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收支分类各项改革，推动非税收入和社保、医保、工会经费等预算外收入纳入国库核算范畴。充分利用批量拨付等支付工具，直接办理政府补助资金发放业务，不断扩大支付面，拓宽业务范围，更好服务于民生大众。
（三）强化监督，注重国库全程监管
随着人民银行职能调整，财政体制变化，基层国库不仅要提供对象多元化、内容多样化、手段现代化的服务，还要切实增强国库监管职能，健全国库与人大和审计等部门的协同监督机制，强化财政资金运用规范化、法制化监督，联合财政、税务部门对预算收入的收支全过程进行全面监管，并通过财税行库业务规范化竞赛等方式，保证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防止延解、截留财政资金等现象的发生。
（四）当好参谋，做好国库统计分析
基层国库要充分利用即将上线的TMIS国库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统计分析模块以及现有TIPS信息处理系统相关收支数据，深入开展国库收支统计分析，加强库款的预测和库款的管理，及时掌握预算收支完成进度和变化情况，组织预算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合理支配财力，保证国家预算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通过分析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构成等信息，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运作，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有力地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五）系统先行，加快信息网络建设
一是加快TCBS国库集中核算系统推广。通过国库核算的扁平化来适应财政扁平化的需要，实现国库数据集中存储处理，减少业务操作中间环节，实现资金瞬间到账。同时，支库可直接参与支付系统，降低支库在业务上对中心支库的依赖性，同时减少中心支库资金划转业务量。此外，因国库集中核算系统岗位设置相对减少，能节约一部分国库人员专门从事监督工作，进一步确保国库资金的安全。二是建立国库电子对账系统。可依托TIPS系统建立联网电子对账系统，建立国库资金对账平台。财、税、行等有关部门按规定进行对账，在网上签署对账意见，并增加分管领导季度末和年度对账功能，要求分管领导签署对账结果，实行双方互签，以明确对账责任，保证对账效果。人民银行事后监督部门也应参与国库资金对账监督。必要时，可为人大、审计等监督部门设立查询监督窗口。三是开发国库非现场监督系统，对国库清算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有效监督，非现场监督进一步延伸到对会计核算过程以及核算系统安全的监督。同时，构建国库风险实时预警机制。如建立对违规操作、恶意行为识别和预警机制，在业务操作时就能提请监督人员和国库业务管理人员注意，及时杜绝非法操作，防范国库资金风险。
参考文献：
[1]杨德强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需要处理五大关系”，《财政研究》，2010年，第3期，P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