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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的著作范文1
【关键词】 宋金以前 著名医家 方书 文献研究
在中国医学史上，宋金时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早期中医文献，包括古方文献，在宋金时代尚能窥见原貌。宋金以前（至1279年南宋灭亡前，后同）古方因其质朴严谨、屡有效验，向为历代医家所倚重。如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方剂学》（六版）［1］共收正方209首，其中宋金以前古方就有130首，比例高达62.2%；附方148首，宋金以前古方72首，也占近50%。由日本厚生省监修、列入日本健康保险用药范围的《现代日本汉方处方手册》［2］收方210首，其中我国宋金以前古方计130首，比例高达61.9%。因此，对宋金以前著名医家及方书进行全面梳理，对研究宋金以前中医古方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选择标准
古方文献在流传中一再被翻刻或传抄，出现多种版本，表明该文献被后世认可的程度较高，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该文献的价值。因此，笔者首先参考薛清录主编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3］和裘沛然主编的《中国医籍大辞典》［4］等，调查了宋金以前方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如《伤寒论》共21种版本，《金匮要略方论》和《肘后备急方》均有28种版本，《备急千金要方》有41种版本，《千金翼方》有19种版本，等等。但文献价值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以现存版本的多寡作为判断标准。如苏轼、沈括所编的《苏沈内翰良方》共28种版本，但苏轼和沈括并非医家，该书的广泛流传更多地是因为作者在文学史和科学史上的盛名。再如《银海精微》一书因托名孙思邈所著，版本竟达40种之多，甚至超过《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另外，秦汉之际，竹简韦编，书之成也实难，而得之者每藏诸金匮，秘于灵兰，书之传也更难。如仲景著《伤寒》，八百年秘而不传，至宋始得刊行。之后，虽有印刷术问世，然权贵垄断，市贾索价，书之刊行诚非易事，故许多早期重要医著终致失传或未能广泛流传。再如李杲之《东垣试效方》，系其经验效方集，经其弟子、名医罗天益辑录整理，成书于元代至元三年（1266年），现存版本仅2种，与李氏在医学史上的盛名显然不相称。因此，笔者同时从学术地位和临床经验等方面对宋金以前主要医家及（或）方书进行了考证，医学史及学术史著作参考了李经纬、林昭庚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5］，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史》［7］，任应秋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7］，裘沛然主编的《中医历代各家学说》［8］及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史》［9］等。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结果进行分析，遴选出宋金以前较著名的医家及方书。
医家、方书述略
汉以前 汉以前著名医家主要有：医缓、医和、扁鹊、淳于意、华佗、郭玉、张仲景等。由于年代久远，多数医家仅有片断事迹记载，并无医著流传，只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得以流传，且历代均有高度评价，如梁代陶弘景说：“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10］宋代陈振孙赞誉《伤寒论》道：“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直斋书录解题》）清代徐大椿评价《金匮要略》说：“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差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医学源流论·金匮论》）后世将仲景称为“医圣”，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称为“经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急方》、《肘后救卒方》、《肘后急要方》、《肘后要急方》，约成书于4世纪初，近两个世纪后，梁代陶弘景整理增补为《补阙肘后百一方》，至金皇统四年（1144年），杨用道再次增订，附方依类散入书中，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现在流行的本子，杨用道增辑的部分与原书未曾混淆，而葛洪和陶弘景各人所撰的内容已无从分辨，且该书历代刻本较多，现另有尚志钧补辑的《补辑肘后方》，已接近了该书原貌。陈延之的《小品方》，又名《经方小品》，首见于《隋书·经籍志》，约成书于刘宋孝建元年（454年）至元徽元年（473年）之间，在唐代得到广泛流传，并为医家所重视。如宋·高保衡、林亿等在《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曾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11］可见在唐代，陈延之《小品方》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有相当地位。后世许多方书，如陶弘景增补的《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日本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朝鲜许浚的《东医宝鉴》，均引用了《小品方》的内容。近人高文铸有辑佚本，已基本恢复了原貌。
此外，晋末刘涓子的《刘涓子鬼遗方》，后经南北朝时齐人龚庆宣整理，于南齐永元元年（499年）成书，且现存多种版本之间出入较大。南齐褚澄所撰《褚氏遗书》，因其成书过程较为离奇，故对其真伪及评价尚有分歧。北周·姚僧垣的《集验方》，《二十五史·周书·姚僧垣传》称姚氏“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可惜原书早佚。此外，该时期著名医家尚有王叔和、皇甫谧、徐氏八世等。王叔和的主要贡献一是撰写了《脉经》，一是编次《伤寒杂病论》；皇甫谧的主要传世著作为《针灸甲乙经》；徐氏八世的著作多已失传，传世的著作主要有徐之才的《药对》，为中药专著。
隋唐五代时期 该时期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医家主要有巢元方、孙思邈、王焘、陈藏器、王冰、李、孟诜、鉴真等8位。由于年代久远等诸多原因，许多重要著作未能流传，如隋政府主持编修的《四海类聚方》，共2600卷，篇幅之巨可谓空前绝后，惜因当时雕版未行，未能流传。现存的重要古方文献主要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病源证候学专著；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是我国注释《黄帝内经》的早期著作；药物学方面著作主要有：苏敬等集体修撰的《新修本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韩保升等的《蜀本草》、李的《海药本草》及孟诜的《食疗本草》等；临证各科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的专著，如昝殷的《经效产宝》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产科专著，《颅囟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集唐以前伤科成就。鉴真则在中医药向日本的传播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所著《鉴真秘方》未能流传。该时期在中医药实践成就上，当以孙思邈为最著。孙思邈具有80余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博览群书，其所著《千金方》中许多方剂成为后世医家常用的名方，也有不少方剂被后人应用化裁而发展为新方，在中国医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与孙思邈相比，王焘的贡献则主要在医史文献学方面。
两宋时期 现存宋代政府组织编写的方书有3部：《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前两书是广泛收集医方的巨著，其中也难免夹杂了不少不切实际的成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最初是宋代“卖药所”的配方蓝本，迨至大观年间（1107～1110年），宋政府诏令裴宗元、陈师文等对原书加以校订整理而编成，前后共经6次修订，书中所载方剂及其剂型均来源于实践，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书中很多方剂立法完善，配伍缜密，代表了当时中医方剂学的成就，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后人称该书“官府守之以立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12］，足见其对宋代医学影响之广泛和巨大。
宋代个人方书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济生方》，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王硕的《易简方》，张锐的《鸡峰普济方》，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王的《是斋百一选方》，王衮的《博济方》，杨的《杨氏家藏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等等。其中许叔微因少时父母双双染病而亡，故“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普济本事方·序》)，对《伤寒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辑生平历验之方，且附记当时诊疗之事实而成《普济本事方》一书，其内容精炼求实，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
宋代临床各科也出现了不少价值很高的专著。外科方面，主要有约撰于乾道六年（1170年）的《卫济宝书》，原撰人佚名，后由东轩居士增注；李迅于庆元二年（1196年）撰写的《集验背疽方》，原书已佚，现存《四库全书》辑佚本。妇科方面，本时期专著较多，较为引人注目的主要有杨子健的《十产论》，约成书于元符元年（1098年）；朱端章的《卫生家宝产科备要》，约成书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约成书于嘉熙元年（1237年）。儿科方面，亦出现了许多专著，最具代表性的当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该书由钱乙弟子阎孝忠整理而成，约成书于重和二年(1119年)。该书不仅对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有精辟的论述，在方剂学上也颇有建树，以善于化裁古方和创制新方为长，明代熊宗立甚至称之为“活幼之筌蹄，全婴之轨范”［13］，对其作了高度评价。此外，刘的《幼幼新书》，约成书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是一部大型儿科著作；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约成书于1093年；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约成书于1253年；曾世荣的《活幼心书》，约成书于1294年，等等。五官科方面，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银海精微》，作者不详，托名孙思邈撰。
该时期最著名的医家莫过于生活于南宋灭亡前的刘完素、张从正和李杲。刘完素以善用寒凉著称，但在临证中又非常重视辨证，合理用药，他指出：“大凡治病必求所在……，中外脏腑经络皆然。病气热则除其热，寒则退其寒，六气同法，泻实补虚，除邪养正，平则守常，医之道也。”［14］其代表医著主要有《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方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其中记载了他的不少自创新方。张从正精心研究《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结合自己的长期医疗实践体会，提出一整套侧重于攻邪的理法方药，治病善奇中，擅用汗、吐、下三法，誉满医林，著有《儒门事亲》一书。李杲善用甘温补脾的方法治疗内伤诸病，被后世誉称“补土派”，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李氏著述较多，主要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此外尚有其弟子罗天益将其验方整理而成的《东垣试效方》（1266年）。
小 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金以前最著名的医家及方书主要有：张机（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葛洪（稚川、抱扑子）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的《小品方》，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钱乙（仲阳）的《小儿药证直诀》，许叔微（知可）的《类证普济本事方》，刘完素（守真、通玄处士、河间）的《黄帝素问宣明方论》、《素问玄机原病式》和《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张从正（子和、戴人）的《儒门事亲》，李杲（明之、东垣老人）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和《东垣试效方》，以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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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元·朱丹溪.丹溪医集·局方发挥［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37.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2
孙思邈，唐代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是我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年逾百岁老医家。关于他的寿命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01岁，一说是172岁。
孙思邈幼时体弱多病。从10岁开始，以整整十年的时间刻苦攻读医书、钻研医学。20岁时开始给亲朋邻里治病，本人的病通过自疗而愈。50岁时，孙思邈在切脉诊候、采药制丹等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唐太宗即位，孙思邈应诏诣京师，是时已是百岁老人，犹保持少壮的脸容，太宗相见喟然赞叹。他的两部医书《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堪称集唐以前医方大成，为中国最早临床医学百科全书，都是他的晚年著作。一是他70岁时编写，一是又过30年后的一百多岁时写成。书名取自“人命至贵，有重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翼”就是辅翼的意思，用以补充前书的不足。孙思邈的晚年著述，既说明孙思邈养生有道，其至百岁仍精力充沛，犹处于常人的精壮时代，而且也说明他的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
因为他的经验都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加以检验并总结的，而且使自己从一个体弱多病之躯成为健康长寿之体，以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承担了普救众生的重任。因此，他的经验最令人信服，最具有学习和效仿的实践意义。孙思邈的养生观，概括其大要为十个方面：“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这十方面的基础上，我们再可摄取其精要为四个方面：一是养生首重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孙思邈本人之所以克享遐龄，与其“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淡泊名利，不肯低头拾卿相，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品行，有很大关系。二是强调“啬神”、“爱气”、“养形”。其中心是一个“啬”字，渗透、涉及于方方面面。他倡导12个“少”字(少思、少念、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反对12个“多”字(即与12个少相反)，防止6个“久”(久立、久行、久坐、久卧、久视、久听)，提出10个“莫”字(莫强食、莫强酒、莫强举重、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要求做到26个“无”，字(养老之要，耳无妄听，口无妄言，心无妄念，此皆有益老人也。又当爱情，每有诵念，无令耳闻。又老人之道；常念善无念恶，常念生无念杀，常念信无念欺。养老之道，无作博戏强用气力，无举重，无疾行，无喜怒，无极视，无极听，无大用意，无大思虑，无吁嗟，无叫唤，无吟讫，无歌啸，无拉啼，无悲愁，无哀恸，无庆吊，无接对宾客，天预局席，无饮兴)。三是提出许多食养主张，认为“安身之本必姿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食不欲杂”、“学淡食”、“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做到“饱中饥，饥中饱”。孙氏还十分重视“食治”，认为“食能百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强调食物对养身和治病的重要作用。他的《千金方》中总结和收集了许多食养方剂。四是房室养生。
孙思邈的所有养生经验再可归纳为一点，就是“焚膏用小炷”，“灯用小火”，贵在一个“啬”字。所谓“啬”就是吝啬小气，就是不大手大脚，就是爱惜自己的精、气、神，不轻易浪费，若可以用三分精力能够完成的事就不用七分，更不会用八分和十分，若用之过量就是浪费。孙思邈之所以强调坚持一个“啬”字，是认为人的精神气血有限，不可浪费，必须处处注意摄养爱护，要尽量减少它的消耗。人的精力有限，若做任何事情都十分卖命，用足十分精力，滥用精、气、神，那么当真正需要你全副精力投入时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往往会功亏一篑。“啬”与“中节”相辅相成，“中节”就就讲究一个“度”字，要求适度，适可而止。“啬”的反面，就是毫无节制，胡乱支出，甚至视生命为儿戏。如果透支精力去做一些必趣爱好事情，久之必耗伤生命，重则天殇折寿。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3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古话，可谓妇孺皆知，在古代，很多读书人如果屡试不第，或是厌倦了通过读书来追求功名利禄，则会潜心研究岐黄之术，做一名苍生大医。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杏林之中，很多医家却是因为自己身染疾患，或是亲人受病魔所缠以致于阴阳相隔，而立志学医，救死扶伤，最后名扬天下，流芳百世的。
唐代大医家孙思邈，人称“药王”，享年102岁，也有说法为141岁，且不论真假，孙思邈在当时，甚至现代都称得上是老寿星。然而这位老寿星却打小是个病秧子。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他“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所以药王对于医药是“青衿之岁，高尚兹典。自首之年，未常释卷”。药王一生，活人无数，并且著作颇丰，其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含有医学理论、临床医案、食疗、养生、气功等，内容丰富，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他所创的“大医精诚”、“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等言论更为后世医家作为座右铭而身践力行，而“行方智圆”也被河北医科大学作为校训来教导杏林学子。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出身富豪，其母患病，请遍当地所谓的名医，却杂药乱投，至死都不知是什么病症，东垣悲痛之余，悔恨自己不知医术，难挽母亲于水火，于是投与千金，向名医张元素学习，尽得其传。李东垣年轻时在外为官，有一年，大头瘟流行，死人无数，他根据病症自创了普济消毒饮。药到病除，受到了百姓敬仰。现代的中成药“补中益气丸”也是据李东垣所创的名方补中益气汤而成。不仅可治脾虚下陷证，对于脱肛、子宫脱垂等病症也是疗效明显。东垣晚年回乡著书立说，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并且创立了脾胃学说，成为杏林一代宗师。
清代温病大家王孟英出身于医学世家，其曾祖王秉衡编写《重庆堂随笔》未成而亡。其祖父继续编辑，然惜染疾离世。其父接着校稿，然书未付梓，却已谢世，年仅49岁。王孟英为继先人遗训，发奋专研岐黄之术，足不出户，手不释卷，如痴如醉，故而自号“半痴山人”。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孟英刻苦又聪颖，最终功成名就，他对当时流行的温热、霍乱深入研究，在防治瘟疫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发展了瘟疫学说，成为温热学派的代表医家。其实，王梦英不仅对温病贡献卓越，在饮食养生方面，他也是独树一帜。其《随息居饮食谱》一书，所载食材齐全，分类细致，并详述食材的性味归经主治，是一部价值极高的营养学专著。
当然，除上述医家外，还有很多，如王好古、叶天士、唐宗海等等，都是因疾而从医。并且有所作为。而他们立志学医，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4
小儿推拿是临床治疗小儿疾病十分重要的一种手段，形成了专门学科，很多医院里专门设有小儿推拿科。但是在临床诊治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1岁半至4岁半之间的小孩进行推拿治疗时往往很难进行，究其原因是这个年龄区间的小孩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在医生行推拿操作时不是很配合。如果让孩子内服中药进行治疗，又往往因太苦而难以下咽，除非大人使用强制手段硬行灌入，每次小孩都是哭闹着服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临床上一直思考着用一种小孩乐于接受的方法进行治疗。
经过临床实践，我们发现用推拿配合中药足部熏浴的方法对这个年龄段的小孩进行治疗比较有效。在小孩比较配合的情况下施以推拿疗法，否则施以中药足部熏浴法。或根据临床需要，两种方法同时进行。中药足部熏浴的具体方法是：
①辨证准确，处方恰当。
②每副中药连续煎两火，连带药渣和匀置圆盆内。
③用约为圆盆高度一半的圆形不锈刚支架置汤药之上(见下图)，且在支架上放置一条毛巾。
④患儿坐小凳是，将双脚置毛巾上先行熏蒸，双腿至盆面略下用小毛巾毯盖严，使热气不易漏出。
⑤待药液温度降低到温而不烫时将小孩双脚置药液中浸泡。
⑥此过程中，如有一张小桌架于小孩双腿之上，让小孩能够看一些感兴趣的书籍或动画片，则效果更好。
⑦注意事项：操作时，大人一定要在旁边用手扶着，防止支架翻倒而烫伤小孩。
中药熏浴是中医古老、简洁而行之有效的治疗、保健方法。可以上溯至人类起源之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礼记》等。医学著作中最早提及该疗法的当属《五十二病方》一书，篇幅较多、文义深奥，在此不作引述。中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将熏浴疗法提到了相当高度。《素问・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在谈到“腹中热，烦心出黄”时就明确指出：“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中有一段文字“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将药浴疗法与其它各种疗法放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后代医家继承内经理论，也同样对中药熏浴疗法十分重视，本文仅略举几例，以体现该疗法应用之普遍，效果之奇佳。更多的内容请大家自行查阅。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5
在医药条件非常简陋的年代，他是怎样做到如此长寿的?难道他真的烁出了不老仙丹?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代名医――《备急千金要方》和《千令翼万》的作者――“药王”孙思邈。
长寿与仙丹
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县城以东，有一座被苍松翠柏掩映的山脉，叫做药王山。唐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3年，孙思邈以年迈有病为由，辞别唐高宗李治，回到故里，开始了他在药王山南麓的隐居生活。在这里，他生活了近十年，并且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备急千金要方》的姊妹篇《千金翼方》。在完成《千金翼方》的第二年，公元682年的农历二月十五，孙思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史书对孙思邈的具体出生日期没有记载，所以他去世时的年龄也就成了一个谜。
在药王山上，登上药王大殿的台阶正好是141级，当地老百姓传说，这141级台阶暗合了孙思邈的寿命，他活了141岁。但在学术界，关于孙思邈究竟活了多少岁，一直众说纷纭，大致有六种说法：最小的是101岁，最大的是168岁，其余四种说：去分别为120岁、131岁、141岁和165岁。
但无论如何，各种历史文献都说明孙思邈活过了百岁，是一位长寿的老人。那么，他长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很多人为此修身求道，也有人让别人修道炼丹，来完成自己长牛不老的梦想。比如秦始里曾派徐福带着几百童男童女到蓬莱岛上寻找仙丹；比如汉武帝，他做了几个铜人，每个铜人手里托着一只铜盘，用来接露水，然后用这露水和着玉石粉末吞下去。不仅如此，那个时候还涌现出很多炼丹术士。所谓需求决定市场，帝王们坐拥天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长短，于是炼丹术士应运而生。他们所炼的“仙丹”主要成分是汞、丹砂、硫磺、雄黄以及些矿石，实际上是“合金”丹药，不仅不能让人长寿，反而会对人的身体有害，所以很多帝王求道炼丹，结果不仅没能长生不老，反而死于“仙丹”。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大量服用这种丹药，反倒使自己英年早逝。
和李世民生活在同 时代的孙思邈，也是一名炼丹术土，却活到百岁，并且还在百岁高龄看书立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丹药真是他长寿的灵丹妙药?
孙思邈年轻的时候也曾迷信炼丹术，相信烁丹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在太白山隐居的时候，孙思邈还曾专门到四川收集高质量的丹石作为烁丹的原料。他把几种药放在一起烧炼以后，在丹鼎上出现层非常漂亮的结晶。孙思邈认为这就是丹药炼成的标志，他将白色的结晶扫下来，盛好――这就是“仙丹”的成品。
孙思邈在30岁的时候，成功地炼制出一种白色的丹药，他给这种丹药起名叫做“太一神精丹”。这种“太一神精丹”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精制的砒霜。砒霜，众所周知，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吃下去甚至会有丧命之虞。为什么孙思邈精心烁制的丹药会是剧毒的砒霜呢?在汉唐时期，很多人迷恋烁丹术，孙思邈也不能免俗，但在当时简陋的研究条件下，炼成毒药作“仙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不过在后来的行医过程中，孙思邈发现很多人在服用所谓的仙丹之后，病情加重甚至有中毒的表现，便开始怀疑炼丹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所以后来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宁食野葛，不服五石。”
野葛是一种剧毒的药物，吃下去必死无疑。五石又是什么呢?五石指的就是五石散，所谓五石散就是用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五种矿石磨成面，让人喝下去，其实就是石头粉末。很明显，此时的孙思邈已经跳出了炼丹长寿说的桎梏，看出这种做法是有害无益的。所以他说，宁吃毒药，也不要吃石头粉。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在陕西铜川市的耀州区――当地人习惯把这里叫做耀县――有一个名叫“孙原”的村子。据说，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着孙思邈的后代。
孙原村现在有3000多人口，分属张、焦、李、蔡四大姓，相传都是孙思邈的后裔，却唯独没有姓孙的人。史籍记载，耀县是孙思邈的家乡，人们保留了孙思邈的祖茔，重新修建了他的故居，那么为什么这些孙思邈的后裔都不姓孙呢?
这要从一个传说说起，据说唐太宗李世民的里后长孙皇后得了重病，宫中太医都束手无策。李世民得知华原有个孙思邈，医术高超，于是下旨宣孙思邈进宫医病。在李世民下旨当晚，孙思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只老虎，老虎大张着口，右手拿着一把芭蕉扇，左手提着一篮李子。结果第二天，尉迟敬德就来请他了。孙思邈认为此梦预兆不祥，所以就叫他的下代赶快改名换姓。
在中国古代，为了避免灭门之灾改名换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关于孙思邈的后代是否真的改换过姓名这件事，史籍上并没有记载。关于孙思邈的生平，也只有区区不足千字。据《新唐书》记载，孙思邈自幼聪慧好学，记性还特别好。七岁就可以日诵千言，并且精通诸子百家。但是，孙思邈自幼体弱多病，家里为了给他治病，四处求医问药，因此倾家荡产，家道中落。所以，孙思邈自幼就切身体会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道理。
此时正是隋朝的繁盛时期、隋文帝重新统 了全国，在农业上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农民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耕地面积大量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出一派发达繁荣的景象。这一安定的局面，为孙思邈学好医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孙思邈的家乡，盛产药材。他一面学习医书，一面不畏艰险，手执小镐，身背药篓，越岭攀崖，进山采药。除了走遍家乡附近的名山大川外，他还经常到五台山采药。采药回来，就亲自晾晒、加工，有时还亲自试用。
孙思邈20岁时，医道学成。他一心要用自己的精湛医术为穷苦百姓服务，对于没有钱看病的人，他不但不收诊费、药钱，还腾出房子给远道来的病人住，并亲自熬药给病人喝。不论三更半夜，还是狂风暴雨，只要有人请他看病，他从不推辞，一定立刻赶去救治。
孙思邈对医术精益求精，对于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些新疾病，创造出很多新的治疗方法。眼科疾病夜盲症的发现者就是孙思邈，找到治疗方法的同样是孙思邈，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和突破。那时，山区的老百姓中，有的人白天视力正常，一到了晚上，却什么也看不见。孙思邈经调查发现，患这种病的都是穷苦人，他们劳苦终日，却得不到温饱，更缺乏营养食品。他想到医书中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又想到五台山区的飞禽和野羊、野猪很多，便让夜盲症病人吃捕获动物的肝脏。病人吃上一段时间，夜盲症便慢慢好转了。同时，当地还有几家富人也找他看病，病人身上浮肿，肌肉疼痛，浑身没劲，孙思邈诊断为脚气病。他联系穷人患夜盲症的原因，分析富人患上脚气病很可能也和饮食有关系。经过比较，孙思邈发现，富人
多米白面、鱼虾肉蛋，而穷人多吃五谷杂粮，再仔细一分析，粗粮内夹杂着不少米糠麸子，精米白面把这类东西全去掉了。他估计：脚气病很可能是缺少米糠和麸子这些物质引起的。于是他试着用米糠和麦麸来治疗脚气病，果然很灵验，不到半年，几家富人的脚气病都陆续治好了。后来，他还发现用杏仁、吴茱萸等几味中药也能治好脚气病。
悬丝诊脉的传说
说回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的事，据说孙思邈用的不是一般的万法，而是传说中的“悬丝诊脉”。在孙思邈故乡的药王庙里，有这样一幅壁画，壁画的名字叫“引线诊脉”，讲的就是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这件事中能否找出一些孙思邈长寿的秘密线索呢?
民间流传孙思邈三度辞封，唐太宗李世民封过他一次，唐高宗又封过他两次，都被他拒绝了。在拒绝唐太宗的封官赏赐之后，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却生病生命垂危。于是皇帝一道圣旨，孙思邈又被召回皇宫。据说，这次诊病孙思邈就使用了高难度的“悬丝诊脉”方法。就是将丝线的一端放在皇后的脉位上，由宫女扶着．将另一端拉出很远．利用丝线采切脉。关于“悬丝诊脉”，唐代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的文献，但清代确实有相关的记载。慈禧生病时，太医就曾使用过“悬丝诊脉”的诊疗方法。不过，在诊脉之前，太医会先向老佛爷身边的宫女、侍卫以及大臣询问慈禧的身体状况，比如进食怎样、有没有着凉受风，等等。然后，他会去拜见慈禧，通过望色，进一步了解慈禧的身体情况。最后，他才会给慈禧“悬丝诊脉”，所以“悬丝诊脉”这种治疗方法应该是在对病人的病情有了比较详细了解的基础上才进行的。在唐代，“悬丝诊脉”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很有可能是老百姓都认为孙思邈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所以把这件事安到了他的身上。
据史书记载，孙思邈93岁时犹能“视听不衰，神采甚茂”，“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晚年仍能从事著述。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农历二月十五，孙思邈早晨起来沐浴身体，衣冠整齐，然后拱手端坐。他对子孙说：“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烁，将升无伺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往采。”一会儿便气绝辞世而去。他在遗嘱中指示“薄葬”，不用任何殉葬器物，祭礼中不用猪、牛、羊等牲畜。孙思邈去世后一个多月，容貌没有改变。把他的尸体放入木棺中时，轻得就像只有衣服一样，人们都感到很奇怪。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 03年)，孙思邈被追封为“妙应真人”，因此后世又称他是“孙真人”。
孙思邈的长寿秘诀
秘诀一：提倡抑情节欲
孙思邈认为过度是罹疾早衰的重要因素之一，提倡要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
秘诀二：主张“常欲小劳”
孙思邈说：“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他认为运动比营养、休息更为重要，从而把按摩、摇动肢节等全身运动作为养生的重要内容。
秘诀三：强调食养重视药饵
在饮食调养上，孙思邈主张饮食清淡，少吃荤腥，忌吃生杂。他还力倡“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认为少食多餐有益身心健康。同时，他把服食具有滋补和防治老年病功效的中药作为养生举措之一。
秘诀四：居住环境很重要
孙思邈的著作范文6
食乃疗之本原
当先民脱离一般动物性质的饮食之后,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渐渐地认识到食物除了疗饥止饿外,还有医病、保健、养生等作用。比如,某些食物能充饥,就经常食之维持生命活动;某些食物能治病,就把它当作药物医病疗伤;某些食物会引起吐泻、昏迷、死亡,就主动避之而不食。先民由最初的觅食活动到主动利用食物疗伤医病的过程,也就是最初始的食疗过程。由此不难看出,食乃疗之本原。
《淮南子・修务训》有云:“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温肥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部古文献充分说明了食乃疗之本原。而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食治・序论》中也作了论证:“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意思是说人无论健康与患病,都需要以饮食方能“生存”,宜“知食”。他又进一步论述:“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说“食”不仅仅是安身之本,也是“平疴”、“遣疾”之本,从而也说明了食疗之本原。
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倘若一朝有了疾病,就该医治。孙思邈认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解释说,因为“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发用乖宜,损伤处众。药之投疾,殃滥亦然”。其意很明显,即食疗优于药疗。食疗平稳,药疗猛烈,把“食治”置于“药治”之上。这也是孙氏《千金要方》的基本原理,为祖国传统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食为药之基础
先民食五谷又受寒湿之苦,生老病死当是自然现象。为防衰老病痛,求得健康正常生活,必藉食与药方可。药食同源,食为药之基础。
纵观日常所用药物,其实很多就是食物。历代本草著作都作了这方面的阐述。比如《神农本草经》共载上药,举凡一百二十种,皆无毒可食之品,不伤人,可以久服多服,称之“养命以应天”。共列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多种是食物。再如,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所记药物,有“谷米部”、“蔬果部”、“鱼虫部”、“禽兽部”之别,多是些日常的食物。从多角度说明了“食”为“药”的基础。
火的使用让人类进入熟食时代,出现了烹调,由汤液衍生出汤剂,由肴馔衍生出药膳。《韩非子・五蠹篇》载:“民食果蔬蚌蛤,胜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以王天下,号之曰隧火氏”。又《甲乙经・序》记述“伊尹以亚圣之材,选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其所言的本草就是指烹调用的植物性食物,如梅、枣、陈皮、茴香、姜、桂、芥、椒等。在当时已是常见的食物,后世之人把它们收入本草著作成为药物。
《通鉴》云:“伊尹……悯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苦甘辛咸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古文献记载,伊尹是厨师的鼻祖、烹饪宰相、调味之圣,把饮食中的汤液研制成中药的汤剂,把饮食中的肴馔研制成食疗保健的药膳,为“食为药之基础”奠定了物质基础。
《诗经・衡门》有诗句云“可以(疒乐)饥”,赞美进食可以治疗饥饿。许慎的《说文》注,“(疒乐)”者乃“治”也,说食与疗的作用相同。进食可医肚子饥饿,是显而易见的食疗,也是浅而易懂的“食为药之基础”的例证。时至今日,在民间乃有称“吃饭”作“医肚”之语者,细想起是很精妙。
食与药之异同
食物可以作为药物,药物可以作为食物,食物与药物既相同又有差异,而且相互作用,长期以来,有许多物品分不清是食物还是药物。其实,先民最初只知道可食之物皆能吃,无论食物还是药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先民逐渐对食物、药物有了认识。古文献《周礼・天官》曰:设“膳夫掌王之食饮膳馐”、“疱人掌六畜六兽六禽”及“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是说到了周代食与药才逐渐分开,设专人管理食物与药物,专供天子及王室的饮膳及医疗。而普通百姓是没有这种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的,食物与药物仍相混。《周礼・天官》还说:“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食医配制食疗药膳专供王食,以达王的保健养生治疗的目的。由此开始,历朝历代的天子、王室皆效法周代,设有御医御厨御膳房,把食与药既分开又相混,更好地用作膳食医疗保健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