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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全集范文1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着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着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苏轼词全集范文2
【关键词】苏轼养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坎坷，两次遭遇重大的人生变故，多次被贬谪，最远曾被贬官至琼州（海南岛），饱尝艰险困厄。然而，他直至晚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佳作层出，寿近古稀，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苏轼注重养生养性。苏轼在多次的贬谪生涯中，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处世心态，并研究养生之术，力行养生之法。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苏轼的养生之道。
1旷达健康、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
苏轼身处逆境时，总能从艰苦孤寂的生活中寻求乐趣，调节情绪，保持通达乐观的心态。
苏轼为官四十多年，生活多有窘困。被贬黄州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对青菜萝卜也食之如甘饴，甚至以粗粮野菜度日，时常“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并自称为“东坡羹”，在困苦生活中也能怡然自乐。被贬至海南，食不裹腹，病无医药，却能常与乡邻喝酒笑谈，可见他胜固欣然，贬亦可喜的旷达心态和宽广胸怀。
宋代是儒、道、释三教相融整合的时代，禅学对苏轼的心理调节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苏轼吸取庄禅之学“超然物外”“清静无为”“顺任自然”等思想，以此来修身养性，慰藉心灵，从而在失意中也能随缘安适。苏轼广交禅师，常与他们交游，说禅论道，也使自己尽可能化解不良情绪，心胸开阔，乐天健朗。
苏轼被贬荒蛮之地的岭南时，年已六十二，却依旧乐观。“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1］（《记游松风亭》），他除依旧写诗作赋外，还学习当地的酿酒技术，自制佳肴，上山采药，生活充满了情趣。
苏轼主张养心，力求“心平气和”“虚一而静”“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他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出“和”与“安”的养心方法：“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任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2］尽管身处颠沛流离之境，苏轼也是让自己心境平和，洒脱自如，保持着“安和”的健康心理状态。
2良好的生活方式，科学的饮食习惯
苏轼有四条生活准则：“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他非常注意生活规律和饮食调养，生活节制有序。
苏轼谪居黄州，坚持生活有“三养”：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所以，饮食主张多吃菜少吃肉，认为“终年饱菜，虽肉不能及也。”［3］
苏轼虽然对美食很感兴趣，但对饮食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他有着科学的饮食习惯，《东坡志林》记载：“东坡居士自今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感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2］，坡的“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宽胃以养全”的做法，与现代人提倡的“吃七八分饱利于健康”的说法是一致的，和现代养生理念相符。
另外，苏轼对食物的药用价值非常重视。在苏轼的《安州老人食蜜歌》《桂酒颂》《漱茶说》《服生姜法》《苍术录》《石菖蒲赞》《服茯苓法》等诸多文中都详尽地介绍了他自己服用蜂蜜、桂枝、生姜、茶和石菖蒲、苍术、茯苓等中草药的方法和效用。可见，时常进补、养生药物的服用对他身体的调理和长寿也是有帮助的。
贬谪生涯中，苏轼非常注意饮食调养，也好制作佳肴。在黄州他曾用竹笋烹制玉兰素鸡，以理气止咳；熬制麦冬饮，暖肺祛咳。在惠州，喜食当地的卢橘、杨梅、荔枝等水果。在海南他曾学当地土人食野荪山蔬。至于他自制的“东坡肉”“东坡羹”等也都是其讲究营养丰富与均衡的佐证。
3静坐练气功，清心又养气
喜与禅僧、道士结交的苏轼，受他们的影响，也内炼养气，外炼丹砂。他向禅僧请教“禅定”（静坐）之法，闲暇之余，常静坐养性。苏轼曾在海南儋县建了一座“息轩”，静坐养生，意守丹田，安神静志。他结合中医气血之道，自创整套气功保健法，其中包括步息功，卧息功，爬行功和桥功等等。《苏沈良方》就记载了他的一些中医气功思想。
他曾向道士学习气功，天刚亮便起床，先叩齿36次，随后呼吸吐纳，待满腹气极，则气徐徐而出。再用手摩擦脚心和脐下腰脊间，抚摩眼面耳颈，直至发热为止；最后按捏鼻左右五六次，梳发百余次。他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中对此功评道：“此法甚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苏轼的练气养生对其延年益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4能逸能劳，游赏山水
“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这是苏轼的养生理论，也是他身体力行之道。在黄州时，苏轼曾自建茅屋，在山坡上开荒种田种菜，经常进行田间劳动。
勤于劳作的苏轼，即使六十多岁，在天涯海角的琼州，还亲自开荒种地，并留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佳句。长年的劳动锻炼也让他有旺盛的精力，延年益寿。
游历名山大川，也是苏轼锻炼身体的重要途径。苏轼足迹几乎遍布宋朝主要州县，奇山妙水，无一不经物色游览。他爬山涉水，观海赏月，寻奇探幽，那些名山胜景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身体也大为受益，正如其文中所道：“俯仰山林之下，予以养生冶性”（《灵壁张氏园亭记》）。
【参考文献】
［1］苏轼.坡全集，坡文集［M］.广州:珠海出版社，1996:1808，1589.
苏轼词全集范文3
关键词：理学绘画艺术文人画
一、理学之兴
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以文治天下，政治上虽未达到预期的文治效果，但却造就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文化时代，成就了一批文人志士。理学的发展是宋代文化的一个亮点，虽不能肯定地说理学肇始于宋代，但却是集大成于这个时期。宋以前，宗教极为盛行，唐代三教鼎立，其中道教沿南北朝以来的符箓、丹鼎二派发展，而佛教也是宗派林立，各有师承，其著作也大量涌现；为了与佛、道抗衡，儒学兼取南北经学流派，并进一步发掘传统儒学中深层次的东西，促使孔子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高峰。①新儒学把自然规律主体化、伦理道德本体化，构建了以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哲学体系。入宋以后三教思想修养方式发生了变化，理学逐渐兴盛，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认为“明体达用”，开理学之先声。其中影响更大的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都引道教思想入理学，又将宋初处于转变中的佛、道修养方式、目的、对象移入新儒学。随后理学经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发展，得以大成，“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理学贯穿了宇宙论与伦理学，又因其“在世间”的地位区别于佛、道，故理学对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周易大传·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宋学家们认为必须先就天下之物研究所有道理，然后才能达到心性的自我认识。从宋代初年起就有一批文人志士坚信只要对事物进行精深透彻的研究，就能够达到对于宇宙原理的了解，这就是理学中“格物致知”的原则。这一原则介入绘画领域成就了宋代绘画极端写实主义的高峰，同时由苏轼所倡导的写意文人画也受北宋理学的影响，其思想之中产生出了诸多富于哲学意味的理论。而理学在其后的发展，无论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无论是后来两派互相渗透而出现的朱陆合流的趋势，都支持了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的艺术思想。
二、画学之言“理”
理学在宋代文化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精神也就不自觉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支脉中。颇受宋代统治阶级关怀的绘画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绘画在此间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写实主义和写意主义，这都与理学的一些思想有着剪不断的渊源。“理”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含义是宽泛而多变的，有时指道理，有时指哲理，有时物理连用，有时地理连通，有时以文理、神理、至理……出现，这使“理”字不能达诂，也使后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供了各种不同解说的可能。总的来说，在宋代绘画中，“理”大体涵盖两个层次，一是自然世界中，事物所遵循的、客观存在的、科学的规律，即《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文中的“依乎天理”的“理”，即必然规律和法则。二是现实社会中，人所依从的、由人文社会内省而逐渐形成的，主观上的某些既成的规定。如不同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一样，并非先天就具有这种规律，而是后天形成的一种原则。第一种“理”，如同科学一样，是可探索却不可改变的理，是事物外在表现和内在规律的整体体现。第二种“理”在宋代绘画中尚处于自我完善的发展阶段，主要表达于文人画中，属于一种情理。
1.写实主义绘画中的“理”
历代画家一直在为写实而究物之“理”，到宋代达到高峰。我们知道，宋代的儒者是最为忠实的自然观察者。在中国古代，宋代文人对自然界的了解非常细致深入，对自然界也亲和贴近，宋代绘画是用极端的写实主义倾向来表达这种科学的探询精神的。写实就是求真,那么合自然之“理”这一要求必在其中，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苏轼在论及文人画之外的其他绘画时，也使用了极端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这些都说明宋初绘画的现实主义风气十分盛行。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蜀中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日：‘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又说：“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北宋宫廷绘画更是将这种自然之“理”体现到了极致，《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招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灿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日：‘未也。’众史鄂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日：‘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2.文人画之“理”
这种穷自然之“物理”的风尚并非只存在于写实主义绘画中，文人画也是它的一种体现形式，只不过写实绘画对事物外在之“理”上表现得更多一些，并借助对事物外在写真之“理”达到对内在“事理”的挖掘。文人画主张不求形似，但并未忽视事物内在之“理”，它是将事物内在之“理”从特殊化为一般，以文化人的身份与手法将其凝聚起来，并通过文人不求形似的绘画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文人画“画意不画形”的倡导者苏轼，论画总是言“意”说“理”，如《书吴道子画后》《跋吴道子地狱变相》都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之语，其在《坡全集·净因院画记》中更将“常理”与“常形”对举，且颇有“一物须有一理”的意味：“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②这里的“理”，是形式创造的先导，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即生命的自然构造、运行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然无常的情态。因为自然界中许多可视之物是“无常形”的，如“山石竹木水波烟云”，其形态会随时间、地点、天气等条件发生变化，但这些事物是有“常理”的，再变也有一定的规律。只有深入体会这些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才能将物象的活的精神凝聚于笔墨形式之间。在苏轼看来，“常形”之失不算大毛病，而“常理”之失则会导致整幅画的格调和气韵都随之不复存在，他把对“理”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韩拙也在《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中说：“天地之间，虽事之多，有条则不紊；物之众，有绪则不杂。盖各有理之所寓耳。观画之理，非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者，不能达是理也。”张怀在《山水纯全集·后序》中亦有论述：“而人为万物最灵者也，故人之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至神之用，机之一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挥一毫，显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文人画主张的写意，是通过依“理”而化特殊为一般来完成的。因“理”而化的形，并不曾离开形，但比一般的形简明扼要，有生动之致、无细碎之弊，能够帮助观察者明察秋毫、纠正不辨舆薪之谬，这是合乎天然的艺术概括。梁楷画的《泼墨仙人图》，虽然造型狂怪、笔墨放纵，然而揣摩起来却合情理。这种“怪而不怪”，实际上就是文人画体现的以“理”为依据幻化物形和笔墨的法度，目的是使画面更传神，更能抒画家胸中逸气，这是艺术达到化境的一种表现。
在苏轼的倡导和启发之下，士大夫画家们苦心孤诣地探索，在形似与神似、写实与写意、主观与客观中寻求其平衡的支撑点，使画家与观者之间能突破对象的表象而进行心灵的交流，提高了绘画的审美境界。宋实绘画和写意绘画都以能表现事物内在之“理”为最高宗旨，不同的是前者延续了传统的写真手法，后者则采用了当时文人提倡的“不以形似”为准的写意手法。
三、“理”在宋代绘画中的发展
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发展，文人画开始出现内省态势。宋学，无论何种派别，研究的中心不外乎“人性”与“天理”。朱熹说“心与理一”“一心具万里”。③到了陆九渊那里，则发展成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④宋代中后期，理学家们对于研究世界可以获得真理的信念开始动摇，认为求知的目的不在宇宙的终极真理而在于人自身。理学的发展也愈来愈趋向于内省，愈来愈凭直觉来把握事物之理，这种信念支配了其后数百年的学术思想，也为宋以后文人画的渐趋成熟提供了思想凭借。⑤这时在文人画中，多了些“情理”，文人画不仅体现事物内在的物理、妙理，而且成为张扬画者内心性情的一种手段，更强调画家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结合，开始将艺术美指向内心。这也就是文人画在元代达到时“不过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耳”的前兆。文人画家们不仅以体现物之“内理”为己任，更追逐于自我价值的表现，使自己的作品更能够抒情达意，体现自我。苏轼的《枯木竹石图卷》看似荒怪，但是不论从物形还是从物性看都是合乎“物理”的，此图是表现画家内心“郁结”的典型之作。再如他画的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看似随心所欲，其实是他经常观察竹自寸萌之时起，至剑拔十寻迎风傲立止，节叶皆生而有之的生长过程，再融入他自己仕途多舛而傲然不屈的心情后才形成的画法。石涛曾批评他的画说：“东坡画竹不作节，此达者之解，其实天下不可废者，无如节。”这是石涛深受亡国之恨，强调气节才发的议论。颂扬气节也在文人画的“情理”之中，如宋代文人画家在花鸟画上一般都逃脱不了梅、兰、竹、菊等这些人格写照的绘画题材，常常借助这些题材来体现自己超凡脱俗的人格。郭若虚就认为文同的墨竹写出了神韵和性格：“文同……善画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者也。”⑥由此可见，宋代文人画的理学精神已经开始从关注外在事物规律转向内在人文关怀，以体现人的主观情感为最高追求，这也正是宋代后期写实绘画跨越高峰走向曲终雅奏、写意画渐趋高涨的内在动力因素。
继苏轼以后。宋代绘画把“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理”以前是为儒家写实主义服务的，以形似的“真”来达到教化的作用。后来，绘画抒情达意的作用日渐抬头，则“理”又为达到内质外形的融通服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理”的作用并没有被减弱，而且在抒情写意为基本审美趣味的绘画中，“理”反而成了主客观对话的重要中介。
注释：
①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358页.
②同上，第360页.
③朱熹.语类卷5、9.
④陆九渊.象山全集卷22.杂说.
苏轼词全集范文4
子曰：君子不器。说的是，不可偏于一偶，须兼学多能。如孔子，与世道哲学外，也治史学、执御、授教。于是春秋出、论语称。而当今学问，分门别类，犹如蜂蛹。我自称，独专文学。于文学之中，独专现当代。于现当代之中，独专五四文学。与五四文学，独专小说一家。于小说一家中，独专郁达夫。如此而演绎，可窥而今学问之洞天。非专不能成就其学。而于郁达夫，不可不谈创造社，于是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得熟；不可不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是鲁迅、矛盾必熟。而其于新月派之联系，于太阳社、于语丝，通通读来。几几一大半部五四文学史！而现当代之大半部，即五四文学。如此往视，独专一人，又须兼并各家。
读书是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探知方式，就像有人去人群中走走，有人去自然界看看。这只是一种方式，没什么高明的地方。世界之大，呈现万方。于是纷呈之中，我所在的兴趣很广大。在哲学、文学、音乐、服饰、陶瓷等等。都想去了解。于是看的杂了，是兴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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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译林版10块钱。在新华书店（已拆），同天我坐在地上看完了小仲马的《茶花女》。清楚的记得，那个师范一年级的我把《高老头》夹在胳肢窝，一边头脑里为一座坟四周布置着白色的茶花，一边双替着穿过中山路，向学校的方位走去。同时，那天的背景，当然是漫天的晚霞。而后我拥有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并在一个月后，读完图书馆里雨果的所有长篇小说，还有诗歌。之后的半学期，又读完了一整套红皮子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但那一年，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一无所闻。买的第一本词集是师范四年级，上海古籍的《二晏词笺注》，在教育书店。并从此，开始抄古书，直至入教院来宁。《全宋词》是最贵的一套五册。《李白全集》《白居易全集》《苏轼全集》是偷来的。《全唐诗》最得意的拆书分册。《王安石全集》《元稹集》是最难得的处理价10块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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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全集范文5
关键词：苏子瞻东坡居士号白居易黄州
在中国古代，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笔名、雅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记符号。芸芸众生，名、字、号如河汉星斗，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简单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却蕴涵了别有洞天的意味，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孔夫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北宋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宋代著名学者晁补之曾论名字说：“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虚其名者也。”[1]司马光曾训示其子侄认为：“朝夕不离于口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问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
相对于字的庄重正式，号则多是轻逸随性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使用者本人起的，二是由他人所起且得到公认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多带一个或若干个号，著名的士人学者尤甚。那些缤纷多彩的号，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文人的心路历程，是其主人性情的寄寓，生活的显现，业绩的张扬，志趣的昭示，折射着时代的精神，寓含着后人的褒贬。不同时期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号相加，实则可以视为“号”主人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异号类编序》曰：“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于形骸。兀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鹘冠之流，盖其著也，自是以后，通人慕之，竞相相标。”[2]《说文解字》段注：“号，（呼）也。”古人立字以尊名，专给人呼；更立字以尊号，把号呼得格外响亮，便表示对号主人特别客气，特别尊重。《周礼・春官・大祀》“辨之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3]如若说名、字承载着命运的注定、父母的殷殷希望，那么号则是个人个性的表现和理想的张扬，承载着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一
清嘉庆时编《眉山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山得其三。”这里所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
宋仁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为这个“郁然千载诗书城”[3]《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的名城再添光彩。苏轼，字子瞻，老泉长子，因排行之由又字和仲。关于其名、字的由来，《诗・韩奕篇》疏云：“轼者，两较之间，有横可凭者也。”《急救篇》注：“轼，车前横木也。”“轼”的本义是车前可以凭视的横木。 苏洵的《嘉集笺注》有记载，《名二子说》[4]卷十五“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子瞻”是苏轼一生行谊的主要表字。考察其本意，“子”即人之称，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段玉裁注：“《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瞻”即视之意。《说文解字》曰：“瞻，临视也。”[5]由“子”、“瞻”本意，加之“登轼而望”的意义推测，“子瞻”的意义是指这个美男子他日定当登高而望远，能洞察天地万物，必定大有作为。
而事实上苏轼也不负父亲的殷殷期许，《宋史・苏轼传》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绝，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补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之所为也。”[6]“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7]正所谓名如其人，如若说“睥睨天地之间”是苏子瞻名、字所蕴涵的特立之志与豪迈之气的体现，那么“逍遥一世之上”则定是“东坡居士”这个号所展示的号之主人真性情的写照。
二
宋元丰三年（1080年）“御史李定、舒、何正言其表语；并媒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薹狱，欲置之死。神宗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8]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任职于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不签书公事，形同罪人，家眷大小二十多人暂住皋亭，靠苏轼微薄可怜的薪俸，生活得非常艰难。苏轼虽然精打细算，但仍入不敷出，常常是斋厨索然。“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分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于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9]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到临皋亭拜谒，适见全家食野菜，便向州守徐君猷说情，将黄州门外数十亩废旧营地交给苏轼开垦，他亲自耕种，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被命名为“东坡”。据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10]卷五“东坡慕天”条，《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居士。”《赠善相程杰》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此地之所以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始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其缘由，得知是由于他仰慕白居易而起的号。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候，正好与白居易贬至忠州的情况相似。元和十四年（821年）白乐天离江州赴忠州任刺史，植树于东坡，吟有《东坡种花》[11]，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城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又有《步东坡》诗一首“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此外还有《别东坡花树》等诗。在苏轼《入侍迩侍》[12]一诗云：“定似香山居士，世缘终道根深。”在该诗的题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放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诔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其序中也写道，“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且由于“其（苏轼、白居易）文章旨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要情，于物无著，大约相似。”（《四库全书本・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而也正因为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隔世知己之意，对“香山居士”的景仰之情使苏子瞻有了“东坡居士”的号。
而“居士”自命名的由来则更多地融入了苏子瞻佛、道的思想。“居士”，梵文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当今中国的佛教社会已普称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为“居士”了。唐宋时期，佛教盛行于我国，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而这对上层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影响颇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苏轼早年读孔子释家书，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其著作《陈太初尸解》云：“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名墓志铭》[14]中曾写过，“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苏轼读苏辙的《老子新解》，写了这样一段评语：“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而为二。”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南华寺》卷二十二）“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卷二十三）[12]“居士”一号，是号之主人以佛道中人自称，以寄其超然之情。苏轼遭受贬谪，于人生感到漂泊无依，故取佛道二教之论，以求身心安顿和自我的调适。由此观之，“东坡居士”一号既有追慕古贤之意，又有其性情的昭示。
后来苏轼又在东坡上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并亲写“东坡雪堂”匾额。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此号一行于世，不但苏轼在诗文、书画、社会生活中举以自代，世人往往爱呼此号，并出现了许多变体，有直呼“东坡”、“坡”者，有敬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东坡老人”者，也有省呼“坡公”、“坡翁”、“大坡”者，“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三
实际上苏轼一生行号很多，其中有以其学位、官职命名的号：苏轼年少得志，嘉六年便以最高等三等通过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取得了贤良方正的学位，于是此后人们便荣称其为“苏贤良”；神宗宗熙四年，经过秘阁考试合格后，苏子瞻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在宋代，相沿唐代旧制，任馆职的皆称学士，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苏学士”，或称“苏太史”；哲宗元元年，苏轼被起为翰林学士，世人时称为“苏翰林”、“苏内翰”；元七年，苏轼又被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遂有“苏端明”之号。此外，还有其自命或世人因喜爱之冠以之号：苏轼到定州任知州并将其所筑石室命名为“雪浪斋”，并自号“雪浪翁”；宋哲宗元年间，因翰林院官署荣称“玉堂”，苏轼乃自号“玉堂仙”，“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其壮年时，须髯络络飘飘，故而世人谑称其为“髯翁”，其晚年则苍颜白发，髯髯稀疏，这时又称之为“秃髯翁”；苏轼晚年谪居儋州，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当地人见他闲庭信步则笑谑称之为“笠屐翁”；而据洪迈《夷坚志・丙志》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苏轼一生或数典州郡，或管列六部，而因其在地方多有政绩，且每有佳作，人们也便多以其所在之地冠以姓氏相呼，于是便有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之称，且因在这些地方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百姓也尊称其为“使君公”或“苏使君”；苏轼遇赦北归，途中曾得旨复朝奉职，提举成都玉局官，主要是负责管理成都的玉局、道观，故而世人称之为“玉局翁”，后又衍成“玉局老”。
在这些朴实无华但又蕴意深刻的号中，或名斋堂园塾，或托寄志趣，或流露隐意，或自我解嘲，而如此多的号中唯独“东坡居士”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比苏轼本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此两方面：
四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过此地，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贬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15]而苏轼则独把其被贬居作为其最大的荣耀，作为第一站的黄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福地。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而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他的散文，以从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为主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狂洒脱，亦有的婉约情深，可谓出神入化。如朱弁所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16]《东坡先生真赞》中黄庭坚云：“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22]“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为“臣”的东坡与为“人”的东坡本是同一个，作为人臣，自当禀守臣节，但更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以人格而立于天地间，寓居于人世。所以，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地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为“大节”。――有了这种人生顿悟，以壮浪的姿态活于三教内外，以“坡仙”的姿态游戏人间。
而苏轼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也正式从“东坡居士”之号开始形成：狂、旷、谐、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使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对自我本真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为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7]
元丰时被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纱溪》（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了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文化性格的稳固化。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13]之谐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之中，以解嘲来摆脱痛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
且此时在黄州的“东坡居士”亦开始实现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他主张要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写出了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人。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这一切，使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18]《坡突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经历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人情冷暖，在经历了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后，“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苏子瞻，而这个人生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蕴涵着苏子瞻“东坡居士”号之真性情才开始的，而后苏轼甚喜用“东坡居士”一号也是和成就了为“人”之东坡的始发站有莫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黄州的开始，也就没有今人所见的苏子瞻。且在黄州期间的颇多创作，“立言”以留后世，“东坡居士”之号也随之使人们更为熟悉。而也因“东坡居士”之盛名，“坡仙”这一衍生之号也流传下来，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世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是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百姓对苏轼“勇于任事”的感激，书生们对苏轼才华的钦慕，也就注定了苏子瞻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而名人的效应在于，他的任何趣闻轶事都会影响深远。而在苏子瞻的轶事中，最有噱头的莫过于“东坡肉”的来历。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19]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名人效应再加上美食的影响，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轶事的传播，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宋以后中国百姓心中，无不有个东坡形象的存在。
五
“人生三不幸：年少登科者，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稿能文章者，三不幸也。”[20]虽不是针对坡有感而发，但东坡的一生在“为臣”的路上确实是坎坷不顺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坡是“不幸的”。而经历过宦海沉浮的苏子瞻，却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大臣的命运，“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13]《杭州召还乞郡状》正如苏老泉对其“轼”及“子瞻”之意的期许；“也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1]引苏轼语也正如“东坡居士”所蕴涵“寄寓”的狂、旷、谐、适。黄庭坚《跋东坡墨迹》[22]：“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3]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世人都给予东坡肯定与赞誉。相比于有着庄重名、字的“苏子瞻”，或许他更贴近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的“东坡居士”。
注释:
[1][宋]晁补之：《鸡肋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清]史梦兰辑，谷风主编：《辞书集成・异号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3][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宋]苏轼：《坡全集》，《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0][宋]洪迈著，[清]孙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宋]苏轼撰，[清]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5]王水照，朱刚著，匡亚明主编：《苏轼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7][宋]苏轼：《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9]林语堂：《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外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宋]苏籀：《栾城遗言》，《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22][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苏轼词全集范文6
【关键词】寇准；政治家；清官；诗人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历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北宋著名政治家。19岁（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巴东县，政绩显著，深受宋真宗赏识，被召入朝任职，任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等职，性豪率，敢直言。真宗景德元年（1004）冬，契丹攻宋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的寇准力排众议，叱退迁都南京或成都的主张，极力促成真宗亲征至澶州督战获胜，迫使契丹议和，成就“澶渊之盟”历史大功。后为王钦若所谗，罢知陕州。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为相。真宗病时，因卷入皇家内争，被丁谓谗诬，罢相。后贬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三，封莱国公，谥忠愍。寇准在巴东时，曾自选其诗一百五十六首编为《巴东集》一卷，又自为之序。现存《寇忠愍公诗集》3卷，《寇莱公集》7卷。下面以《巴东县志》的有关诗文记载来谈谈寇准给我们留下的不同形象。
首先谈谈作为政治家的寇准，“期年之间，政化大行。”（光绪续修《巴东县志.名宦》）此八个字说明寇准，政治才干杰出，一年即大见政绩。南宋政治家，诗人王十朋给予高度评价：“公为是邑时，年方踰冠，有爱在民，世呼为寇巴东。其后致身宰相，践其所言。景德澶渊之功，尤为儁伟。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当时苟从建议之臣幸蜀、江南，则胡马不止于饮河洛，而三光五岳之气必分。公独毅然决亲征之策，銮舆一动，丑虏自毙，社稷安于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较其功烈，与傅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兴有商，未可得而轻重。然性素刚直，不与物浮沉，晚节为奸邪所挤，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① “呜呼莱公，相我真宗。契丹南牧 ，朝野洶洶。群臣劝帝，幸蜀江东。微公决策，天下兴戎。百年无兵，系谁之功。”②“制锦工夫早不同，至今人道寇巴东。澶州一段奇功业，自在孤舟野水中。前双柏今何在，渡口孤舟依旧横。不似公安插竹处，凛然容貌尚如生。”③“莱公经济业，志在巴东诗。斯人不复见，亭上秋风悲”。④这最后一首诗，则把他的政治才干和诗歌创作结合起来，说他的政治才干，见于为官巴东时期的诗歌创作，这个评价很有见地，也切合实际，其他人也有同感。
苏辙经巴东写下《秋风亭》诗：“人知公惠在巴东，不知三朝社稷功。”寇准事功以“澶渊之盟”为代表，集中表现了他的全面才干。王安石在《澶州》诗中歌颂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这些后辈文学家兼政治家，都高度肯定其治国安邦的韬略。寇准政治志向可见于《暇日游建平三闾故里庙貌荒凉惨动耳目噫贤者》诗：“馀基虽索寞，清问长光耀。旌贤谁再兴，勿使过者诮。” 表达他希望如屈子一样辅佐国君安定天下的志向。
寇准有爱民、廉洁、能干的历史声誉，是民间口碑响亮且历久不衰的著名“清官”之一，在当时就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汴京民谣。《巴东县志》也记载了寇准清廉品德的形成过程：“寇莱公自少富贵，享用过奢，及拜枢密，赏赉尤厚，宾客莫不称叹。独一老妳潜然隋泪，公惊问故，曰：‘太夫人捐馆时，欲求一缣作衾禭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抚心大恸，由是折节从俭。老妳善于进谏，公勇于改过，均足为法。”
在巴东人民的心目中寇准是一名难得的好清官，传说他离任时万民打伞相送，被后人誉为“寇巴东”。他上任伊始即劝民耕作，修了劝农亭，为了不误农时，他把要百姓做的事提前公布于县衙墙上，让百姓早知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生产生活，为平定水患，铸造铁权镇住江中水怪，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因此他治下的巴东很太平，他自己官也做得轻松，有更多的时间吟诗作赋，游山赏景，这些从其诗中随处可见。
从《巴东县志·艺文志》中所录的十余首诗歌之中，我们发现寇准又是一名颇有艺术才华的诗人。
寇准与潘阆、王禹偁、林逋、“九僧”、平民诗人魏野等交游唱和，诗风有些近似，与西昆体代表杨亿是诗友与政友。一般研究者把他列为主要师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盟主，如认为他的五律如《冬夜旅思》等情思凄婉，很有贾岛风味。为寇准诗集作序的同时代人范雍则说他“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如寇准的名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明显化自韦应物诗句。《四库提要》称寇准的诗作“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
从《巴东县志》所录的十余首诗中，表现了以下主题：
其一：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情，如《庚辰岁将命至巴东时已秋序霜荷索然偶赋是诗用遣幽怀》：
乘轺偶将命，抚俗烟江湄。地僻接穷峡，务简稀公期。
秋信任无趣，野怀良自宜。月白夜蝉响，池晴风荷衰。
溪云入破牖，山菊开疏篱。贳酒不能醉，乡园空结悲。
徘徊独凝望，目极长天涯。
这大概是初到巴东赴任时所作，对做县官的无奈，对巴东的偏僻荒凉与孤独寂寞，对家园的深切怀念，都真切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没有丝毫的矫情，从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常人，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忧国忧民的形象。
其次，最多的是巴山楚水触发的浓浓乡情，如《巴东书事》：
乡思终日有，孤谈厌琴樽。众木侵山径，寒江逼县门。
浪沉滩见脊，雨过壁生痕。憔悴悲蘭蕙，因思楚屈原。
《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警。
《巴东寒食》：
春雨潇潇寒食天，远行犹在楚江边。人思故国迷残照，鸟隔深花雨断烟。
薄宦未能酬壮节，良辰空自感流年。因循未学陶潜兴，长见孤云倍黯然。
《春晚书事》：
春尽江天景寂寥，思乡还在楚云遥。林花经雨香犹在，堤柳无风絮自飘。
水国独惭临县邑，烟郊争合负渔樵。青梅时节迟归计，且逐馀芳殢酒瓢。
《池上秋书》：
虚斋独语复书空，闲对林塘思少同。霜叶声乾飘夕照，露荷香冷泣秋风。
时平偶作青衫吏，心老浑如白发翁。昨夜渭川归好梦，一船烟雨打孤篷。
《秋夜怀归》：
渭水苔矶阻旧游，梦回空馆却凝愁。一声江曲巴云暝，夜半山风楚树秋。
星落古池孤影动，灯摇疏壁冷光幽。迟明不寐空搔首，踪迹何由得狎鸥。
《秋夕书怀》：
官路时风渐识情，一悲前计远愁生。深秋寒气侵灯影，半夜疏林起雨声。
县令终年拘吏役，烟蓑何日避浮名。穷通休问巢莲骨，大抵无徒是至清。
这些诗中，不管是春光明媚的春天，还是秋高气爽的秋天，青年寇准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北方的家园渭川，并且把思家与政治上的不得志联系在一起，即使“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这样的名句，表达的也是风景虽好，与我何干这样百无聊赖的寂寞之情。从诗中可以看出，寇准对巴东为官是不乐意的，但是又是不得已的，皇命难为，县令太苦，寂寞孤独，有家难回，愁苦满怀，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好公仆。但是作诗和做官是两码事，寇准并没有把作诗的心情带到为官的工作中去，这是要区别开来的。
其三，描写巴东风景，表达朋友情谊。如《巴东驿秋日晚望》：
楚驿独闲望，山村秋暮天。数峰横夕照，一迪起江船。
遗恨须言命，冥心渐学禅。迟迟未回首，深谷暗寒烟。
《题巴东寺》：
寺在啼猿外，门开古涧涯。 山深微有径，树老半无枝。
望远云长暝， 谈空日渐移。 恐朝金马去， 还失白莲期。
《巴东县斋秋书》：
讼庭终日静，琴鹤一长闲。晚树生凉吹，秋思在远山。
水穿吟阁过，苔绕印床班。幸有江云看，何须卜往还。
《巴东有感》：
长岁天涯悲断梗，逢君无处不伤情。
那堪日落红楼畔，更听萧萧杜宇声。
《县斋春书十二韵》：
县幽无俗事，公退只高吟。江到荆门阔，山连蜀国深。
峡云长映日，蛮雨易成霖。群雀鸣春院，饥猿叫夜岑。
庭荒多古木，地僻见沙禽。印锁残阳后，人归叠翠阴。
思乡空索寞，素分信浮沉。乐静稀尘累，甘闲负壮心。
衰容常懒栉，病发岂胜簪。寡欲慵求友，防邪每自箴。
浇风终耻合，前事固难谌。望断天涯外，离魂欲不禁。
《春昼》：
年长追游兴渐凋，况兼巴峡景萧萧。
闲斋为谢杨花到，时拂残书慰寂寥。
《归州留别傅君》：
杨柳如丝拂画桥，此中留语欲魂销。
还愁别后巴东馆，独听空江半夜潮。
这些诗很有南国水乡特色，尤其《县斋春书十二韵》，写景如画，且景中寄情，有唐人风情，又有宋诗理趣，既有真实的历史价值，又有很强的文学价值。作为诗人的寇准，在诗中塑造的是一个不得志的青年才俊的自我形象，这一点，苏轼的评价可以与寇准的诗歌相互应证，《过巴东不泊闻有莱公迹》（苏轼）：
莱公昔未遇，寂寞在巴东。
闻道山中树，犹余手植松。
江山养豪俊，林薮困英雄。
执版迎官长，趋尘拜下风 。
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
苏轼认为寇准作巴东县令是大材小用，是人生“未遇”明主，是寂寞“英雄”被困“林薮”，这与寇准自己诗歌传达给我们的印象是一致的，诗歌中的寇准是一个真实的灵魂的再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综上所述，《巴东县志》中给我们再现的是三个寇准形象：后人评价的寇准因为带有崇敬的主观色彩，展示的是伟大政治家和清官的形象，而寇准自己的诗歌，写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因而给我们塑造的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英俊诗人形象，这就是寇准给我们展示的三张不同的面孔。
注释：
①寇忠愍公祠记.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51页。《巴东县志》（清同治五年修光绪六年重刊）有王十朋同名文章，一两处文字略有出入。
②寇莱公赞.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71页。《巴东县志》有王十朋同名诗歌，一处文字略有出入。
③宿巴东县怀寇忠愍公. 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页。《巴东县志》记载为《过巴东县怀寇忠愍公》“段”字在县志中为“叚”。
④夔路十贤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巴东县志》为吊寇莱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