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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型论文范文1
所谓行为安全其实质是一种安全管理途径的创新。它的根本是行为科学，并且和安全管理学科以及心理学科密切相关。这种理论旨在对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研究和讨论，对工作人员进行监测和统计，然后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些不安全的行为进行多次的监测和反复修改，从而加深工作人员的安全观念，养成正确的安全行为，创造出一个安全而又温馨的工作环境。
之所以能够对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管制，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可以利用某些方法进行测量和监测的。这种行为安全管理能够使工作人员的观念和习惯发生质的变化，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2.行为安全管理的益处
2.1行为安全管理是科学的管理方法
所谓的行为安全理论就是利用恰当的、有规律的科学方法，对目标行为进行相应的指导，最后逐步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这种安全理论既可以及时的矫正工作人员遭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又能够将整个工作组的安全水准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让工作人员都能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因此，只要能将行为安全理论付诸于实践就可以大大减少危险行为发生的概率。
2.2工作人员应主动配合行为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尤为重视工作人员的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配合一些安全方面的举动来增强自身对工作负责的态度，这也能侧面反映出一个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现有的行为与管理需求相违背或者完全不符，这个时候就需要利用相应的安全管理行为来防止这些危险行为出现。煤矿事故之所以仍在不断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煤矿的工作人员由于长期的重复性工作产生了懈怠，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项简单的工作，所以导致他们在安全方面不够重视。但是，倘若害怕煤矿工作带来的危险，那反而也会引起一些危险的事件。因此，必须将煤矿的安全工作做到实处，让煤矿工作者都能正确看待自己的工作，无畏无惧，这样才能将危险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通过行为安全理论，指导煤矿工作者进行安全的工作，增强自身行为安全。
2.3行为安全理论即重视危险行为的预防，又关注安全行为的延续性
煤矿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细微动作就是行为安全理论需要研究的重点。行为安全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对危险行为的监测和预防，另一方面是保证安全行为的延续性，而这两方面的行为都能够通过工作者平常的行为表现看出。一个煤矿工作者对安全行为的观念和自身的安全价值体系会随着个体的举动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此外，行为本身就具有相应的影响能力，会对整个煤矿工作大环境起到一定意义上的作用。
3.煤矿安全管理中行为安全管理的应用
3.1行为安全管理的前期准备过程
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小组，专门负责行为安全管理。整个小组成员主要包括一些基层生产班级的组长和普通的工作者。由煤矿矿长做统帅，主要负责部门包括队长、安监站站长、副煤矿矿长。整个领导小组的工作包括监督定制行为安全管理流程，对管理流程进行监督和维护，采集相关的监测数据，通过数学分析手段，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形成最终的报告汇总。
成立的管理小组需要定期的进行相应的训练，讨论商议并且评审在安全行为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2行为安全管理的安全监测过程
要减少煤矿工作者的危险行为产生的次数，就必须首先明确他们的安全行为，通过绘制日常行为安全监测表来记录工作者每天的行为。监测表需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场地设施的使用情况、安全防护设施、整体的工作氛围、处在的地理位置等，记录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可弄虚作假，要与实际相对应，这样才能制定出检测说明书。
3.3行为安全管理保障体制的建立
煤矿行业的行为安全管理必须进行统一化的管理，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管理阶段的延续性和持续发展。对于煤矿工作的每一个小的方面都要进行深入地研究，这样才能形成一套安全可靠的管理保障体制。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是监督制度，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危险行为的发生，减少违规行为的数量。随着安全管理体制的不断完整，我们必须要考虑建起相应的考察制度，用以鼓励表现优异的煤矿工作者，同时对于工作者的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促使工作者行为的良性转化。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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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法学教育目标的改革，还是从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来看，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的认识习惯总是遵从先关注现象，然后分析本质，案例恰恰给了学生认识的场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从中找出内在的法律关系，举一反三，从而形成对法律关系稳定性的掌握。我们的法学教育改革也将侧重点放在了法律职业教育的培养，也就是说要培养一大批能在实践中应用法律的人才。而法律实践就是不断的处理大量的实际案件的过程，因此，通过案例分析，掌握内在规律性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当然，案例教学法的广泛应用，对学生学习法学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主体，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学生是被动地接受，学生学习没有积极性，学习效率不高。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教师开始关注教育模式与方法，也不断地研究如何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导向作用。此时如果选择一些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案例，让学生自己进行分析，学生会有相当高的学习热情，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才会有机展开。变重理论为重实践。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将刑法教学的侧重点放在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典型案例，给学生提供了实践的机会，通过在对案例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对接，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变一言堂为互动式学习。如果今天的刑法学教师仍然坚持一言堂式的教学模式，仍然是在给学生将纯粹的理论，学生会感到非常的枯燥乏味。但如果我们讲案例教学应用于课堂，通过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将抽象的理论通过浅显的案例来呈现，整个教学过程会比较生动，学生更容易接受。变静态为动态学习过程。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还需熟练准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做大量有组织、有准备的工作，能将理论与实践进行融合与贯通。与此同时，教师要对学生中可能出现的讨论结果有一定的预判，并做到心中有数，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变低效为高校的保障。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呈现出低效状态，教学效果不明显。通过将案例引入课堂，并不时向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跟紧教师，跟紧讨论的节奏，通过学生自己的分析回答，能在较短时间内到达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并能检验教学的效果。
2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现状及常见误区
尽管案例教学法对于刑法教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将其引入中国，我们很多刑法学教师都会在课堂上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和功能性被忽视甚至是被误解了，所以在实践教学中出现了比较常见的误区。
2.1把案例教学法当成了理论知识的解释说明
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的影响，大部分教师都保有这样的想法，案例就是对理论知识的解释说明，就是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将案例当做传授理论知识的一个过程，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它忽视了案例教学法的重要功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强调教师或学生要提前准备案例，在课堂上讨论分析，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究，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2.2抛开教材，将案例当做教材
我们在实践中总是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前面的教师不重视案例教学法，而又有部分教师将案例的功能扩大化，抛开了教材的内容，课讲得很吸引学生，但学生不能从中学到相应的理论知识。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我们都知道讲课必须以教材为基本框架，所以案例的选择也要紧紧围绕教材来进行，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案例都适合用来进行案例教学的，比如刑法学总论的很多内容、刑法的基本原则等用案例教学是很难说清楚的，如果机械地将这种教学方法进行应用，起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反而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再有就是案例选择既要与知识点密切相关，又要与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相对应。因此，教师应避免单纯追求案例选择上的新奇，试图通过新奇的案例吸引学生的眼球而忽视教学实际本身所追求的价值，则背离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初衷和目标。
2.3将案例教学法当做唯一教学方法
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不能简单地看做非此即彼，要懂得发现各种教学方法的相互关联性。案例教学法的优点不言而喻，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表达等能力,有助于学生增长实践应用能力，但它并不能代替课堂教授法。因为，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是以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为前提，没有理论，案例讨论也无法深入。但是案例教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欠缺系统性、体系性，这就要求教师在刑法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3如何提升案例教学法在刑法教学中的成效
3.1选择适合教学的案例
案例的选择对案例教学法来说至关重要，如何选择适合教学的案例，我想遵从以下标准，我们就能选出合适的案例。
3.1.1案例选择要有针对性
在选择案例时，要结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最好能用来解决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学生讨论学习案例，加深对课程重点和难点的理解，并学会分析案例的方法和过程。因此，案例的选择所涉及的知识点不能过于松散，针对性要强。
3.1.2案例选择要典型
刑法教学过程中，案例的选择应确保典型性，能突出反映相关的法律关系，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学生能清晰的掌握其中蕴含的理论知识和法律原理。当然在案例选择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案例的典型性在于案情与法律原理内在的关联性，而不是案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否则我们的案例教学会适得其反。
3.1.3案例选择要保持新颖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取教学案例时，要具有时代感，能反映出当代社会的法律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紧跟形势，才能吸引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如果我们选择的案例都是过时的，学生根本不了解，分析完了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我们的教学也就失去了意义。
3.1.4案例选择要与学生能力相适应
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案例时，确保案情简洁，难度要适中。如果案情过于复杂，难度又高，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不能理解，则学生就无法入手，颇有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之感。如果案情过于简单，学生一眼就能洞穿答案，则同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1.5案例的选择应能启发学生思考
案例的选择要能启发学生不断深入思考，这就要求案例本身应有一定的拓展空间，既能进行有效分析，又保持一定的疑难度，为学生留下讨论学习的空间。比如，对于安乐死相关案例的分析，从而对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留下讨论问题。
3.2多途径、宽领域的案例教学模式的构建
案例教学法虽然是众多教学方法中的一种，但如何达到这种教学方法的功效，则需要我们不断的考虑与探索多种教学模式。3.2.1创新课题案例教学方式对于案例教学，除了课堂讲解案例，我们还可以采取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进行小组对抗，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感官刺激，利用模拟法庭的模式让学生学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考虑案件本身，学会换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让学生扮演案件中的不同角色来深刻体会案件中的法律知识的关联性。只有不断地创新教学方式，才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3.2.2不局限于自有教师，也要将眼光放在校外
我们可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请相关的法律专家来学校做法律前沿报告，提升学生专业方面的时代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利用课外时间来学校为学生做典型案例解析，将审判的整个过程完整展现在学生面前，点出审判过程用到的法律原理，这样学生的学习更具实效。
3.2.3不局限课堂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将学生从课堂引向课外，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法律实践活动，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豪感，比如，在校内为其他专业的学生、为低年级的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特别是校园暴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又比如，在社区进行法律知识宣传与咨询、在特定的时间进行相应法律知识普及，鼓励学生到公检法等部门调研、实习，这些都能极大的提升学生理论知识应用能力。
3.3在总结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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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立案”，是指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不包括或有意忽略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在侦查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有其内在的运作机制。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立案审查的行为内容、工作方式、手段、性质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对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中的行为内容及其法律属性、侦查机关审查中的权限等问题，不仅在理论界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因其运行失范偶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现象的发生。
对立案审查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立案审查中能否采取法律规定的侦查程序中的一些侦查行为以及强制措施行为如勘验、检查、鉴定、拘留等，学界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立案审查“是通过调查、询问甚至拘留、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审查控告、检举、自首的材料。”该观点进一步说明：公安司法人员在立案阶段对于立案材料的审查，一般是通过对材料本身的审查，然后针对不够清楚、不明确或无证据的事实进行一般的调查，如补充材料、进行访问等，在如暴力犯罪等案件性质比较特殊情况下，或者如交通肇事案等因情况紧急非用侦查措施不可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采用某些侦查措施。这种操作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部分规定中的“采取紧急措施”，有助于立案任务的完成和为侦查或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符合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
该观点还认为，只要依法进行，在立案审查阶段对人身进行搜查也不违法。这是因为，在立案阶段的一般调查、审查中，发现嫌疑人身带凶器、可能隐藏危险物品、可能毁灭或转移犯罪证据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并非违背立法本意，只是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立案手续，将立案后侦查中必须采用的搜查手段根据案件特殊需要提前进行。同样，立案审查阶段对现行犯、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也不属于违法行为。在立案审查中即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前，是否可以采取某些侦查措施，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1]
从上可以看出，该观点所持的立案审查既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调查、侦查，甚至还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虽然该观点主要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论证了立案审查包含可以采取一些侦查行为甚至强制措施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是绝对程序主张者，从中又可以体味出法定立案程序可有可无或者补一个立案决定书即可的意思，因为法律未将立案程序中紧急措施的种类予以明示。侦查人员对在特殊情况下搜查、拘留的采取以及情况紧急的自行判断，使得侦查人员在此情况下侦查权启动的程序依据以及合目的性会遭受任何对侦查权行使保持警惕的人的合理怀疑。这种观点中的立案审查实际上和立案后侦查行为的内容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立案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审查行为方式、性质的遮蔽，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是否依照侦查程序启动的固有规律，立案程序本身有改造或废除的必要呢？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程序，因此，基于立案程序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立案前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并不排除公、检、法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而且，根据司法实践经验，这种审查活动往往需要借助于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但是，需要采用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决定立案前采取的上述方法，其性质也只能是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2]
这种观点一开始注意到了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审查手段的合法性依据问题，明确了决定立案前的审查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随后的论述实质上是一种因制度设计缺陷与实际操作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欲要兼顾圆满但其论证又使人难以信服的一种文字游戏。立案审查除了对材料本身的审查，还可以采取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但类似于侦查措施的方法，这种说法是为了迎合合法性的委曲求全呢？还是更好地为司法实践的操作辩护呢？如果方法类似而性质不同，那么立案审查中通过类似侦查措施方法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就不能及于侦查程序，这与刑事诉讼追求效率的目的不符，会导致侦查程序仍然重复立案阶段的工作。实践中，立案以后的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再进行立案前已经进行的相应的勘验、检查等活动，而是直接将立案前通过勘验、检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不仅作为证明完成立案任务的材料使用，而且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清楚的材料使用，已经使其具有了诉讼证据的属性。以立案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所承载的双重功能看，立案审查活动采取的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又有多大程度上的质的区别呢？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公安司法机关在此时适用的一般调查方法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所规定那样，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并且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通常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活动以及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均应在立案以后进行。[3](p.278)
这种观点谨遵立案是刑事诉讼（侦查程序）的启动基础，侦查应位于立案之后的立法意图，认为立案审查行为不仅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一般调查，但不能采取强制性侦查活动，或者说其主张立案审查行为的内容只应限于一种类似于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侦查行为，而不能是一种强制侦查行为。但是，这种一般调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能否直接及于侦查程序，该观点并未给出答案或者说不宜给出答案。
同时，“但通常情况下”的表述并未完全否定在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在立案审查中采取某些侦查措施的可能。实际上，该观点的学者在同一著作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紧急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决定立案的同时，采取某些诸如拘留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鉴定等强制措施或侦查方法。”只不过“这些诉讼活动的开展，仍然是为了完成立案的任务，即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事先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领导的批准，事后必须迅速补办立案手续。”[3](p.269)
在此，笔者追问的是：学界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否仅仅由于司法现实在立案程序中审查之客观需要？实际上，在公诉案件中，立案的决定权虽由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但因其权力的具体行使依托于追诉人员，人性弱点加上我国现实司法状况，意欲通过立案程序控制侦查权的行使以及侦查措施的扩张适用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侦查手段可以用作立案审查手段适用的现实以及立案程序、侦查程序由同一机关负责的制度设计，已足以表明若想区分这两个程序中适用的调查手段是多么地困难。
是否所有的刑事案件仅凭一般的调查方法就能够解决立案审查中除了管辖权这一程序性审查之外的实质审查条件呢？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部分刑事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尤其是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更是如此。因此在现实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控告以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相应的现场勘验、物证检验、尸体检验、搜查扣押、调查访问（询问知情人）、围追堵截犯罪嫌疑人等一系列活动，否则稍有懈怠，就可能丧失搜集重要证据材料的机会，如有些痕迹物证因时间的推移所导致的可能丧失等等。固守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规范而忽视司法实践中符合侦查程序启动规律的操作现实的理论解说，是一种似乎具有合法性但已经偏离理论指导价值的自我循环。立案程序中审查方法的法律缺失，足以导致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前行为的各行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的立案程序被虚置的事实，时时在拷问法定立案程序的设计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机关往往通过制定有关系统内文件、司法解释的方式，变相降低侦查程序启动的标准。
二、对初查模式的考察
从我国1979年以及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文表述，是否作出立案决定是公、检、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的结果，在立案程序中均没有初查的规定。简单地考察我国检察机关载有“初查”一词的一些主要的文件可以看出，现在的初查不仅承载了一般的立案审查功能，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彰显积极主动型的调查，甚至具备某些侦查措施属性的功能。
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材料进行审查的司法活动。”可见，此种初查即为审查。1996年9月4日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5条规定：“举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受理、管理、审查举报材料；初步调查（即初查）部分举报材料；……”这里的初查，似乎已经有独立于审查之端倪，即为初步调查。到了1997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开始施行，这一试行规则的第6章将立案程序分为受案、初查、立案三部分，规定举报中心对于所收到的举报，应当及时审查，对于属于本院管辖的，根据不同情况移送侦查部门初查或自行初查；在初查过程中，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初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批准立案侦查。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初查已进一步显现出脱离一般审查而成为其后的进一步查证手段的趋势，但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
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自1999年1月18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章仍然规定了立案程序包括受案、初查、立案三部分，但规定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初查”部分的第127条、第128条、第129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侦查部门对举报线索初查后，应当制作审查结论报告，……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批准立案侦查……”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初查”的最为系统的解释，不仅承继了初查为审查后的进一步查证手段的规定，而且初查可以采取许多和侦查程序中方式相一致的措施，使得其作为查处大要案的制胜法宝上升到了准《刑事诉讼法》的高度。[4]
但是，到了199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可以审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接谈举报人或者其他知情人，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收集涉案信息等。”可以看出，这时的初查已经完全取代了审查，也就是说，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立案程序中审查方法予以明确，使得其已经蜕变成为是对立案材料本身的审查，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客观上追诉犯罪的需要，检察机关不仅开始以初查来承载一般的立案审查功能，同时也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虽然这里的初查仅针对贪污贿赂案件，但对检察机关其他自侦案件在司法实践立案程序中的初查理解和运作也莫不如此。（注：目前，公安机关也广泛适用初查。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令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8章的规定，立案程序分为“受案”、“立案”以及“破案、销案”三个阶段，其中将受案和审查合并在第1节“受案”中，并且没有初查的任何规定。但是，在《规定》之前，1997年4月15日公安部纪律检察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中写道：“要把好立案初核关。公安机关接到反映诈骗的报案后，应先行初查，取得证据，经刑侦、法制部门审核确属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的，才予以报批立案。”在《规定》以后，1998年8月5日公安部《关于公安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派出所对受理和发现的犯罪线索，应迅速进行审查，或者按照刑侦部门的要求开展初步调查工作。”）在此笔者疑虑的是：如果按照目前学界对立案程序中审查的较为通行的认识观点，（注：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方法，通常是对立案材料本身的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迅速作出立案决定；对于经过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能判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的，或对立案材料尚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补充材料或进一步说明情况；可以委托发案单位进行调查或者公安、检察机关与发案单位或它的上级主管部门等有关单位或部门共同进行调查；公安、检察机关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除性质特殊如暴力性犯罪、情配紧急外，立案前不能采取具有人身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检察机关此时的初查规定有何必要性？以初查来替换审查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
1999年7月26日至28日在大连召开的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上与会代表提出：“对于初查的法律性质，以及初查所采用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是非诉讼行为还是诉讼行为，应当加以明确。”[5]这一方面反映了学者已经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程序中的初查适用可能侵犯人权引起了警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怀疑，由于法律对立案前的初查未作明确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将初查的方法限制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是，“由于立案阶段的调查手段与侦查手段非常接近，容易造成手段的混淆和窜位在我国侦查制度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此种方案将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6]
的确，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协作的暂行规定》中已显现初查手段侦查化的倾向，其第1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初查案件需要协作的，参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检察机关也经常把初查混同于侦查，在初查中行使侦查权。如在初查中传唤、关押嫌疑人，进行搜查、冻结、扣押、查询等侦查活动。由于初查活动不慎密，还导致自杀、伤残、逃跑等事件的发生。[7]
从上可以看出，虽然初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际办案的需要，检察机关可以仅仅根据举报线索而随机发动，但从其日趋扩张逐渐被浸染侦查因素的趋势来看，反而给检察机关违法操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理由，因为这使检察机关可以绕过立案程序，随机性地启动侦查程序，使得立案的屏蔽功能极大减弱，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而会成为危及公民人权的潜在根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笔者以为，初查的提出以及时下的存废之争根源于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不科学，应当合理地建构立案与侦查程序之间的关系。
三、侦查程序启动的合理重构
在我国，由于侦查程序启动是以立案为前置程序，不仅立案程序的任何变革都与侦查息息相关，而且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应当将立案内容纳入自己的视域。由于我国侦查行为性质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侦查权配置的不合理，侦查权力的行使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侦查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侦查活动技术含量不足以及装备落后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随意搜查等侵犯人权的普遍性，使现行侦查程序之弊端在整个刑事诉讼构造中显得尤为突出。由此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有学者建议应当重新设计“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建议在我国实行“检侦（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享有立案、撤案的最终决定权以及侦查指挥权；审查法官介入审前程序，对检侦（警）机关限制、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强制侦查方法行使审查权与决定权，以彻底改变直线型的诉讼构造。[8]
笔者认为，无论侦查程序今后如何重构，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并且作为侦查程序启动的必经的诉讼程序，都应当进行改革，以期构建一个合理的侦查程序的启动模式。改革的方案有两种：
一种是改良的方案，即在维持目前立案独立地位的立法体例基础上，立法机关应当明确规定目前立案程序中审查的手段及其性质。
在此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将审查理解为静态、被动式核查，甚至完全理解为书面审查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看法，并认同该学者提出应当将立案中的“审查”与《刑事诉讼法》第66条的批捕审查、第136条的审查、第150条的庭审前审查等作同一理解，并且结合立法本意、刑诉活动特点以及特殊语境理解其内容。[9]但是《刑事诉讼法》第86条在审查手段上的不明确，确实产生了认识的不同而导致适用上的困难和变异，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其实，《刑事诉讼法》第139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以及第140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审查的较好范例，因为这里的审查明确了一定的审查手段，可以讯问、询问甚至采取侦查措施。
同时，《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的有关规定也为可以考虑借鉴的制度资源，该法典第146条第4款规定“侦查员、调查人员关于提起刑事案件的决定应立即送交检察长。决定应附上审查犯罪举报的材料，而如果进行了某些固定犯罪痕迹和确定犯罪人的侦查行为（勘验出事地点、进行检验、确定司法鉴定），则还要附上相应的笔录和决定。检察长在收到决定后，应立即对提起刑事案件表示同意或者作出拒绝提起刑事案件或将材料发还进行补充审查的决定。补充审查应该在5日期限内进行。”在检察长同意或拒绝提起刑事案件进行调查或侦查之前，法律明确侦查员、调查人员可以“进行某些固定犯罪痕迹和确定犯罪人的侦查行为”。第176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现场勘验可以在提起刑事案件之前进行。”因此，出于侦查程序启动应当及时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可以在维持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明确立案审查诉讼性质以及行为方式，具体可以参照目前检察院关于初查规定的内容。
因为，如果说立案是一个过程，那么，由于其所具有的诉讼行为性质，在立案审查过程中所获得的证据就自然可以进入诉讼证据体系，但这样需要解释立案这一过程从哪里开始；如果说立案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短暂性动作，如侦查机关的负责人签名或盖章的那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后的行为称侦查，那么在此之前的行为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侦查的启动应当是基于一种事实加侦查机关在接到犯罪消息之后采取的行动，而不应是一种制度。快速反应是现代社会打击犯罪、控制社会治安形势的重要指导方针，它要求侦查（警察）机关的迅速行动有切实的法律依据，而不要在不必要的制度中浪费宝贵的侦查资源。
另外一种方案是改革的方案，即彻底否定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在保留原立法的基本内容前题下，重构立案与侦查的关系。
早在1995年，有关专家在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就在修改建议稿中提出不将立案作为一个与侦查程序并列的独立程序，认为应将立案作为侦查中的一个程序予以规定，认为在法典的条文结构上设计为“侦查篇”，第1章是“立案”，第2章是“侦查行为的实施”，第3章是“侦查终结”，[10]这既是对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法体例设计上的借鉴，也是基于对司法实践中立案制度存在价值甚微认识的结果，但在最后修改时并未采纳专家的这一意见。虽然如此，刑事诉讼法学界仍然就这一立法的缺陷问题进行着不懈探讨，并随着对刑事侦查制度的研究而进一步深入。
目前，对立案程序的改革方案，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证，基本上有两种做法。
一是建立犯罪消息登记制度、初步调查制度和立案报告制度。犯罪消息登记制度是犯罪控制和刑事司法的基础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初步调查制度。取消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将其纳入侦查程序作为侦查机关在进行初步调查后启动侦查程序的一个步骤。即侦查机关对报案、举报、控告、群众扭送、自首以及自行搜集的犯罪消息，按照一定的程式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上进行登记；侦查机关对登记的犯罪消息应当审查，对可能需要侦查的，应当进行初步调查，必要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进行初步调查后，对于存在犯罪嫌疑，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立案侦查，制作立案决定书并且在立案登记簿上登记。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某些案件在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初步调查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在立案前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法律依据问题。此外，根据检警一体化的基本精神，还要求侦查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的立案决定不适当的，应当撤销侦查机关的立案决定。[11]
二是取消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建立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建立案件登记制度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具体是：侦查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自首或其他案件线索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就可以进行初步侦查，包括进行勘验、尸检、询问、搜查等侦查措施，必要时可以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进行拘传或拘留。初步侦查后，只要能够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无论是否应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均应进行刑事案件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转入正式侦查。侦查程序启动的这种设计，明确了案件登记之前的行为是侦查行为，使得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有了法律依据。加强了侦查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灵活性，因为有了初步与正式侦查的区别，使得初步侦查不再被看作是以启动诉讼为惟一目的的活动；以案件登记制代替立案程序，能更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12]
上述改革方案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权衡两种方案，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大多数国家关于刑事侦查程序启动的模式，取消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程序，构建刑事侦查程序随机性启动模式。
从我国立案程序本身来看，其所肩负的案件过滤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保障公民不受不适当追诉的价值应当逐渐淡化。同时，在我国侦查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境下，侦查程序中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平衡应当寻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平衡，它并非要求在侦查程序的每一阶段、环节，都要求对自由和秩序予以同等关注，这不仅不必要也不现实，而是在有位序前后前提下的总体上平衡。就侦查程序的启动而言，由于犯罪本身的隐秘性和突发性，应当优先考虑秩序价值，否则，许多犯罪行为将难以受到及时的司法追究。为此，不应当简单地借助立法设置静态壁垒即立案程序来武断地界分侦查权的适用空间，不应当对侦查程序的启动附加不必要的程序限制，而应充分保持其启动上的主动性和随机性。在侦查程序的运行和终结阶段，则应更多地关注自由价值的实现，注意通过相应的程序机制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也就是通过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如通过建立司法授权与审查、律师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以动态的方式监督侦查权的适用，使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并不一律避免其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而是指公民一旦被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他就应当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
当然，神化司法往往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更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和侦查权的自我控制、监督相比，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合理选择。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侦查程序本身的特点建构启动程序，就当前而言，在充分借鉴英、美、德、法、意、日等国家关于侦查程序启动的模式并结合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当逐渐淡化立案程序的过滤功能，取消其作为刑事诉讼独立阶段的地位。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建立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建立案件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制度。具体是：侦查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群众扭送、自首以及自行搜集等犯罪消息后，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对犯罪消息经审查如认为可能需要侦查的进行初步侦查，包括实施勘验、尸检、询问等侦查措施，必要时可以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并尽量遵循任意侦查原则。在进行初步侦查后，能够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不管应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均应进行刑事案件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转入正式侦查。对于经过初步侦查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进行不立案登记并备案后，移交治安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处理，同时明确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和途径。
基于社会发展致使犯罪日益隐秘化、高技术化对侦查及时的更高要求以及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打击犯罪的准确性，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启动模式是比较适当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启动的这种设计，明确了案件登记之前的行为是侦查行为，使得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有了法律依据。此外，实施初步侦查可以避免或减少因为错误立案而产生的直接成本付出、错误成本付出以及道德成本付出，使得它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种案件初查存在所付出的成本相比，因为更具明确性、便捷性，从而相对来说并不付出更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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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刑事诉讼理论上而言,被告人和犯罪事实是刑事案件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一个被告人、一个犯罪事实,即构成一起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事实为数个,则构成数起刑事案件。 以下就是刑事案件分案审理程序。
通常,法院的一次审判程序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但是,对于被告人或者犯罪事实存在关联的数起刑事案件,法院往往会通过一次审判程序合并进行审理,即将犯罪主体或者犯罪客体合并于同一审判程序中进行审理。不过,对于有些案件虽然具有关联性,但如果合并审理可能严重侵犯被告人辩护权时,法院就会将被告人的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通过另一个或数个审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即分案审理程序。为了避免共同犯罪被告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辩护策略“可能会使法庭审理异化为公诉人静坐一旁,被告人之间相互指控,相互定罪”[2]等诸多侵犯被告人辩护权现象,当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刑事案件合并审理与分案审理都作了严密周详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却丝毫没有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对合并审理作了极为原则的规定:“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和其他需要合并审理的案件,只要其中一人或者一罪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全案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显然,该条规定的立法本意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合并审理中的级别管辖问题,根本无法规范司法实践中的合并与分案审理。
笔者在实证调研过程中发现,鉴于《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中对合并审理基本上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各地法院在适用合并审理时不受任何限制,不当的合并审理层出不穷。
近年来,全国各地先后开展过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打击“两抢”犯罪、扫黄打黑、打击类犯罪等多种专项活动,只要属于同一专项行动的打击范围,即使数个被告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法院基于审判效率的考虑往往都是合并审理;[3]也有些法院将同一单位或者同一居住但没有任何关联的数个被告人合并审理;对于所有的“连环共同犯罪”(即甲和乙共同犯罪、乙和丙共同犯罪、丙和丁共同犯罪),法院基本上都是合并审理。这一现象在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打黑除恶”中表现尤为突出。而不少本应合并审理的案件,却又被法院分案处理了。如对于一些本应合并审理的对行性犯罪[4],法院往往又分案进行审理,实践中大量的行贿人和受贿人都不是合并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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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主要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它不是教师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教师和学生一道共同建构。生成性教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不仅指教师教学活动的突发灵感生成，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获得思维的启迪，灵感信息的捕捉以及问题的发现等生成性成果。一个高素质的教师能大胆、主动、科学地进行教学预设，也能在教学过程中，凭着深厚的功底和教学机智合理地把握、调节，促进各种课堂生成。笔者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创造了若干教学预设、生成的案例。现列举如下：
1、预设生成，不可分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预设就没有教学。任何一堂成功的课都需要预设——生成这样两个阶段，没有预设就是像演戏没有剧本，建筑没有蓝图，但这里我们反对的是以教师为本的过度预设，从教师的角度出发进行预设，而脱离学生的生活的实际，生成性教学的预设，需要的是立足于学生，能遵循学生认识规律，体现学生的学习特点，反映学生从旧知到新知，从已知到未知，从生活到科学，从经验到理论的有意义学习过程的精心预设。这是实现生成有效性的前提。
例如我在教《企业与劳动者》这框题时，就预设了晋江企业经营成功所需的综合素质的讨论题。由于题目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讨论的过程中，很多学生从自己认识的亲戚朋友，甚至于自己的父母成功的经验开展讨论，得出了很多企业经营者所需要的素质，大大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挖掘了教材不曾有的内涵，实现了预期的生成目的。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我们的备课更要从着重于教师的“教”走向学生的“学”，而且更多地应为学生的“学”而预设，预设学生学习水平，估计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方式习惯，生活有怎样的体验，经过学生探究会有哪些偶然性问题以及教师的应变对策或练习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等情况，这些教师都应胸有成竹。只有这样才能为课堂生成作好心理、思想、知识方面的准备，因此说生成是来自教师预谋中的生成。
2、预留空间，精彩生成。预设应该根据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适当留给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探究尝试，验证学法的时空，让学生去遐想，去深思，才能使得预设促进生成。因为预设归根结底是为课堂的精彩生成服务，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
例如我在教学对外贸易，讲到外汇时，就创设了用Flash展示美国鹰派部分代表人物叫嚣人民币必须升值的人物动画情境，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关注，顺势导出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何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呢？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能否运用外汇有关知识进行分析呢？学生对以上问题的讨论，使外汇这个知识点不仅得到了深刻理解，而且也达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使学生把外汇知识与国际贸易、我国内外政策和立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课堂生成。
学生主动学习的本质是学习出于自我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学生的需要，设定教法，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学生学习探究阅读的兴趣和动机。因而备课要着眼于以学定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喜欢什么样的学习方式，生活有怎样的体验，解读会有哪些感悟，探究会有哪些答案，练习会出现什么错误等等，来选择确立适合于学生需要的教法。
3、创设情境，引导生成。要促使课堂生成，需要一定的情境，创设的情景要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很自然地参与到教学中去，成为课堂的主人，要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尤其是学生的实际来创设教学。
如教学《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时，我创设了马加爵杀人案的Flas漫画情境，指导学生分析马加爵杀人的因果关系，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非常好，从而较好地把握了因果关系的实质，加深理解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条件性。所有这些，都让学生感受到思想政治课本中的原理与观念，离他们并不遥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从而更好地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况且通过联系实际，还可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观察、联系、分析、说明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对书本知识的综合、迁移、拓宽、升华，出现教师意料不到的生成效果，这样就有效地提高新课改课堂教学效果。
4、民主平等，促进生成。一个有效的课堂是不应该让任何一方因被对方“预设”而成为课堂教学中的被参与者或旁观者。作为课堂行进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一方，教师应该想方设法创设“尊重学生，民主对话”的良好课堂氛围，真正使课堂从“执行教案”走向“主动生成”，使课堂成为孩子自由翱翔的天空。从另一侧面来讲，尊重学生也是实现生成性教学有效性的“发动机”。
坚持民主性原则，改善课堂人际关系，建立平等信任、互爱、朋友式的新型师生关系，倡导教学民主，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环境，课堂生成才有“动力”，才能引导学生不去盲目崇拜权威、迷信书本，敢于质疑教条，追求真理，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人。如笔者在讲《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时，用投影仪出示张三买了假药，李四为了求赔而故意去买了假货的材料，选定了张三和李四如何维权的“冲突”目标，许多学生对张三的维权是肯定的，但对李四则讨论、议论、争论纷纷，莫一是处，教室里时而热闹非凡，时而沉静的出奇，课堂中，我以一个合作者、参与者、促进者的身份参与学生平等对话，从而达到师生共同来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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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入院评估
入院评估是护士对新入院患者进行综合、全面评估的过程，是患者能否得到及时、有效护理的关键，直接影响护理质量。因科室收治的多为急诊患者，入院时存在着只重视输液、吸氧、监测生命体征等急救治疗，对入院评估不仔细，只是局限于填写“入院评估单”的情况。
1.2住院患者的观察
病情观察是连续的，因为病情变化是动态的、发展的，通过观察可及时发现患者的病情变化，提供相应的治疗和护理措施。因各种护理操作治疗多如：输液、加液、灌肠、安置胃肠减压、导尿、烤灯、雾化、定时观察危重和手术患者等，有的护士只是被动执行医嘱，缺乏主动观察意识。
1.3用药查对
临床医疗过程中，医院众多部门与安全用药有关，但在整个过程中护士始终处于第一线，护士是为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的直接执行者，是保证患者安全用药的最后关口。因此，要保证患者安全用药，就必须落实好查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执行医嘱未实行双人核查，用药过程中不带执行卡，甚至有提前挂液体在床旁的情况。
1.4患者交接
患者交接的形式包括床旁交接、手术室与病房的交接、监护室与病房的交接、科室与科室之间的交接等；交接内容重点是患者一般情况如生命体征、皮肤、各种管道、药品、病历资料等。交接中存在的问题有：交接随意、无交接重点、护士急于将患者交出等。
1.5护理文书记录
护理文件是患者住院期间护理过程的真实记录，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具有举证和法律效力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护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在工作中做得很多，但记录的内容很少，或没有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有重点地记录。
1.6护士重点人群
护士重点人群包括：新毕业护士、轮转入科护士和责任心不够强的护士，他们常常因工作经验不足、专业知识不够丰富、责任心不强导致安全隐患。
2预防措施
2.1入院评估
根据科室收治病种多为急诊患者的情况，采取“入院接诊负责制”，由接诊的责任护士对患者进行入院评估，包括：生命体征、皮肤情况、跌倒、导管风险等方面；对家属及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注意事项方面的告知，如：为高风险者挂警示标示，告知注意事项并签字，达到医护人员和家属风险共担，同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2.2住院患者的观察
观察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确定重点观察的对象和内容，患者的观察要贯穿在整个护理活动过程当中，如在输液、加液、灌肠、安置胃肠减压、导尿、烤灯、雾化等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顺便观察其他患者的情况，做到勤巡视、勤观察、勤询问、勤思考、勤记录，重点患者心中有数。让护士明确：安全管理不仅仅是管理者的责任，而是全员参与的过程，是提高护理质量的前提。
2.3用药查对
严格用药查对是护士行为规范的“底线”，严格执行患者查对制度应贯穿于用药活动的始终，上班要进入工作“状态”。“2013年住院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中明确提出：提高用药安全、鼓励患方参与医疗安全等，要让人人牢记：只有患者安全，我们才会安全。
2.4患者交接
患者交接过程中，交接双方都应认真负责，特别是在接患者时，要针对不同患者的情况，有重点地查看意识、伤口敷料、各种管道是否通畅在位、皮肤、药品、病历资料等，并认真填好患者交接记录单，做到“交不清不接，接不清不交”。
2.5护理文件记录
护理记录要有重点，不能重要的事情做了不记，或简单地粘贴复制，在抢救、患者死亡等记录时，医护记录要一致，要随时想着如果患者复印病历自己如何举证，办公护士和护士长要每天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点评，普遍问题组织学习。
2.6护士重点人群
对护士重点人群进行重点督查、重点跟班、重点帮助，直到改进。根据科室低年资护士多和急诊患者多的情况，改排双班制即“APN班”，排班注意力量搭配，这样使低年资护士减轻了单独上班的紧张感，既提高了护理质量，也保证了患者的安全。
3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