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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回忆范文1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我和他解逅的日子.那天也正下着大雨,往窗外望去,街上行人撑起的一把把雨伞像清澈见底的河水上的一朵朵美丽的小花......
"怀,听说隔壁街有你最喜欢的炸豆腐,我们去买吧.''同学小灵眉飞色舞地说着.
这等好事理当不让!我和小灵像离玄的箭似的,迅速地奔向目的地.这间店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是下雨天,街上还是有如一条巨蛇排得 好长好长.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早知如此就应该早点来的.
呀,不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想插队,门都没有!我拼命地挣扎,,肥胖的肌肉把我挤得紧紧的,三个面目狰狞的流氓手中架着刀,威胁道;"让开!想活命就让我先排!''我望着他手中那把刀,吓得脸色都发青了,望着遥遥无几的豆腐摊,挽惜地离开了.
"大哥哥,这个位子是小女孩辛辛苦苦排来的,请你还给她!''这时,一个见义勇为的男孩出手为我解围.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投过来,准备看"免费戏''.那三个流氓轻蔑地说:"喔,小不点儿,不回家喝奶,怎么教训起我们来了?''
"你们无视社会公德,身为小公民的我不应该指责你们吗?''他理直气壮地说.
"说得好!''"没错!''围观的人珲珲喝彩.
"可恶的小家伙,看我不好好教训你!''说着,正准备向他挥去.
"小伙子,火气不要这么大吗?有话好说!''一位叔叔赶忙劝架.
"这个人怎么这样!''观众也为他打抱不平.
"今,今天算你走运!我们走!''流氓理屈词穷,夹这尾巴灰溜溜地掏走了.
我走近他,满怀感激地说:"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我望着他,呀!没想到他那么帅!又那么乐于助人!我情不自禁地脸红,心"怦,怦''直跳.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后脑勺.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
我忽然觉得全身热乎乎的,"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刚想问,他已悄然无息地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从此以后便消声逆迹了。
雨中的回忆范文2
本文作者：陈通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总量和差额都持续增长（图3所示）。但是中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除了关税壁垒以外，中美贸易摩擦多以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和限制等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出现，而美国对华反倾销行业分布与中美进出口金额、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之间存在比较密切和合理的关系，在中国对美国大量出口顺差较多的领域和中国对美国显性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领域，美国对华发动的反倾销调查是比较多的。如2005年中美纺织品摩擦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中国商务部表示强烈反对，但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还是对多种中国纺织品实行了进口配额限制。除了基于经济上的考虑，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时候，还会出于政治的考虑满足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为了获得工薪阶层的选票，承诺保护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降低失业率；或者是为拉拢一些财团，给予相关行业以特别保护；甚至是受到一些游说团体的影响，而改变相关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的2005年以来，迫于美国强大的压力，从2005年的1美元兑换人民币突破了8．0的关口，到现在已经突破6．5的大关，人民币经历了一轮大幅的升值过程。这对我国出口导向企业的营销有着巨大的影响，使得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大幅削减，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也相对减弱。这正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目的之所在，也是美国一贯以来贸易保护措施的进一步演进。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免去对个别种类商品逐一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麻烦，而且可以达到扩大贸易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的效果。此外，汇率问题牵涉面广泛，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联合欧盟、日本等一起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图3中美贸易差额（2001－2007）单位：亿美元数据来源：转引自方颖等，金融危机下中美贸易模式的转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全球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联系紧密的中美贸易也受到了冲击。冲击传导的途径包括因消费意愿减少而产生影响的需求途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的汇率途径，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贸易政策变动途径。这三种途径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减小的时候，人民币升值又导致中国产品的美元标记价格上涨，从而使得消费量减少，变相地达到了贸易保护的目的。2008年，中美贸易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放缓（表4所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率从2007年11．7％降低到5．1％，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18．2％降低到9．5％；到了2009年，中美贸易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出口和进口的增长率分别为－12．3％和－0．2％，体现了危机的演进和影响的滞后。虽然在2010年分别快速回升到23．1％和32．1％，但2011年又回落到10．4％和18．4％。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经历了同样一个波动的过程，2009年跌落到最低点－14．8％。危机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了如此明显的影响，除了危机本身固有的因素以外，还应看到与中美贸易结构的特殊性也息息相关。中美贸易的结构虽然在理论上是互补互利的，但在现实中却缺乏良性循环的要件，即双方不能同时从贸易中获得相当的利益，从而美国参与贸易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美国间歇性地采取贸易保护的措施，一旦经济环境有变，美国便会更加积极明显地倾向于贸易保护。这使得中国处于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也使得美国在打压中国贸易顺差时更加肆无忌惮和不择手段，这也是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人民币升值在会不会以及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贸易差额，有很多学者直接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在此可以作为补充说明。如刘晓惠、赵忠秀通过对1980年－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分析认为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但不会减少中美贸易差额，反而会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增大。并提出了中国对美国相对劳动成本变化，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不断提高等可能性。张坤在分析汇改后月度数据的基础上，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认为这一与传统理论相悖的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心理预期，贸易结构，价格竞争，美对华出口限制，中国内需等因素。最后提出仅仅以人民币汇率来解决中美贸易差额的问题，效果是极为有限的，诸如中国内需问题以及美对华出口限制问题严重制约着汇率调节贸易收支的能力。孙露晞，黄楠对10类行业中美两国1996年至2010年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尽管不同的产业部门对汇率的敏感程度不同，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中美主要贸易部门的贸易余额的影响不显著。中美双边贸易对汇率不敏感的原因在于，由于两个的产业结构差异，中美双方的贸易总体上是互补性强，竞争性弱。贸易差额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购买力的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4结语中美贸易的发展，伴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演进。美国不愿意正视中美贸易差额产生的真正原因，即无视中美因自身发展情况的不同而产生的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限制向中国出口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反而试图用一系列贸易保护的手段来减少贸易差额，不论是反倾销还是迫使人民币升值，都只是对这种错误的继承和演绎。人民币汇率问题既然不是中美贸易差额产生的根源，那么人民币升值无疑也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差额的实质性问题。反而，人民币过度过快的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也会实际上造成美国消费者福利的流失，收益的可能只是一些在美国不能以较高效率进行生产的企业或利益集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美国抛弃贸易保护的思想，放开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进行互补的贸易。这样不仅可以使美国获得现实的利益，即减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可以使美国不必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来防范中国，从而使其远离阻碍自由贸易的批评。其次，从中国的角度，应该把握好节奏，使人民币的汇率平稳有序的调整，稳步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产业调整和升级争取足够的时间，加快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模式转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为主的贸易模式，从而发展与美国的产业内贸易，这不仅是在中美贸易中摆脱不利地位的有效途径，更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受到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挑战下的客观要求。
雨中的回忆范文3
意会与言传是人面对以往经验及对未来事物的现象的思考和表达。人经由从事物的表象到事物本质的理解，需要把个人生活体验，以及与大脑中储存的知识相对接，对事物的现象、本质、属性、价值进行筛选，找寻出其中的规律，再用“妥帖”的方式来表达。不难发现，名词性、动词性的属于比较易于“言传”的，而形容词性的（个体的感受）属于可“意会”而不大容易“言传”的。
名词性的是能看到的事物，“言传”是为了回答“是什么”，侧重于说明。例如：伞：挡雨或遮太阳的用具，用油纸、塑料、布等制成，中间有柄，可以张合。标：树木的末梢；事物的枝节或表面。肉：人和动物体内接近皮的部分的柔软的物质。某些动物的肉可以吃。口：人或动物进饮食的器官，有的也是发声器官的一部分。马：哺乳动物，头小，面部长，耳壳直立，颈部有鬃，四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巴生有长毛，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皮可制革。
动词性的是可以示范的动作，“言传”是为了回答“怎么做”，侧重于描述。例如：揭：把附着在物体上的片状物成片取下；把覆盖或遮挡的东西挪开。打：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考：提出难解的问题让对方回答。摸：用手接触一下（物体）或接触后轻轻移动。笑：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喜的声音。哭：因痛苦悲哀或感情激动而流泪，有时候还发出声音。捆：用绳子等把东西缠紧打结。
形容词性的（个体的感受）属于抽象的描述，“言传”是为了回答“像什么”，侧重于议论抒情。例如：冷：温度低，感觉温度低（跟“热”相对）。凉：温度低，冷（指天气时，比“冷”的程度低）。热：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相对）。烫：温度高的物体与皮肤接触使感觉疼痛。柔：软（跟“刚”相对）。软：动物体内部的组织疏松，受外力作用后，容易改变形状（跟“硬”相对）。刚：硬，坚强（跟“柔”相对）。硬：动物内部的组织紧密，手外力作用后不容易改变形状（跟“软”相对）。
比较后发现，形容词性的（个体的感受）“言传”是抽象的，采用循环论证是“言传”的重要方法之一，显得抽象、模糊，难以把握。我们如果缺少了对其中一方的了解，那么对另一方的理解也就无从谈起。那么，是不是感觉的东西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呢？在“意会”到“言传”的路径上，我们能否搭建一座桥梁来使得这“天堑”变成“坦途”呢？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孤”、“独”连用的现象是比较少见的。即使有，跟我们现在汉语中的“孤独”意义也有区别。像“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独坐敬亭山》）、“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刘长卿《余干旅舍》）等诗中，“孤”、“独”这样近距离的使用的句子，并不多见。
我们现在所说的“孤独”，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孤独”的感觉。但这种心理状态，更多的时候，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他们常常借酒、月、孤月、孤舟、孤帆、孤雁、孤灯、孤村、孤烟、孤城、孤坟、孤云、孤峰等有形之物来表现“孤独”。古人在表现“孤独”的时候，有时不见“孤独”二字，“孤独”之情却渗透在字里行间，所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情愫的曲尽表达，自然会引起无数人的内心共鸣，从而拨动人心中那最柔软部分，让人为之击节扼腕。《明湖居听书》里的白妞说书、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朱自清把那“荷花的香”比作“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些，都把“意会”的东西巧妙地“言传”了出来，看到的人无不拍案称“妙”。可见，能“意会”的，也是可以“言传”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会是理解的内在过程，这个过程是模糊的。但它也并不是不能通过语言或其他传递信息的方式表达出来。将意会形象化、直观化，就是很好的言传方式。将“意会”的东西形象化、直观化的表达出来，简捷的方法是激活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情感、生活体验。例如，味道能听吗？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不能。但是，听到西瓜切开时的那脆脆的声音，你能判断出那瓜肯定好吃。炒东西的时候，热油遇到水，响亮明快的“沙拉”声，让你感受到的绝不是这声音，而是这声音中透出来“爆香”，想到的是那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这味道不是听来的又是怎么来的？这就是一种“体验”的激发。
语文教学大纲中的“感悟”、“积累”指的是一种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存储过程，即心理“内化”过程；而应用则是一种信息的提取、加工和输出过程，即心理的“外化”。这一教学要求，简言之，就是要将“意会”付诸“言传”。实践也证明，将“意会”的“言传”出来，是可以做到的。认识是行动的前提、动力，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
让我们看看，通过有效的指导，学生是如何将“意会”的东西“言传”出来的吧。
甜
“听说你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我的同学惊讶地望着我。“对呀。”我高兴不免带着些得意。要知道我以前的作文水平不能超过及格线，这次算是咸鱼翻身了。可是，她哪里知道我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功夫呢？“你真棒。”她说。我听了，那心里啊，就像掉进了蜜罐。“哪里、哪里。”我嘴里谦虚着，不自觉地哼起了“两个蝴蝶”，一蹦一跳地走进了教室……
苦
苦，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是长城脚下的役夫的雪；是林木工人手上的老茧，是年老者脸上被岁月刻出的刀痕，是草原上枯黄的草，是铁犁上的斑斑锈迹……苦是当我们吃瓜子时，突然吃到一粒坏的瓜子从味蕾处传来的一种感觉；苦是我们参加军训的时候，每天都挂在嘴边的那个字；苦是我们瞌睡的时候，想睡而不敢睡不能睡时的那种感受……
无聊
静谧的夜，微弱的灯光，黄昏一样的颜色。独自坐在床边，滑动手机，翻阅着的聊天记录，看着我们从陌生走向熟悉，再从熟悉变得陌生……世态炎凉，原来时间和距离真的可以冲淡一切。不知补觉，又一次拨打了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但是——关机。心猛地一揪，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弥漫全身，我无力地躺倒在床上，默默地哭泣……
伤感
窗外，阳光明媚，烘干了昨天的湿气；窗户上蒙上了的水汽，模糊了我的视线，扰乱了我的心……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倾听秒针转动的声音，回想着刚才的电话，“爸爸妈妈工作忙，不能陪你过生日了……”等了几十天，等来的就是这几句话。我咬住嘴唇，不停地揉搓着衣角。我强忍着泪水。但眼泪终究不争气起流下来。
……
雨中的回忆范文4
真正让达利在超现实主义阵营中脱颖而出的是,他将超现实的幻觉意象与独特的视觉语汇相融合的手法。从达利作品中的奇幻“多重影像”、有悖常理的“软表”以及神秘的《抽屉人》都可以确定,达利在创作中除了利用心理学为基础诱发艺术联想以外,同时还借助了大量的视觉设计手段才达到了如此震惊的视觉效果。很显然影响达利艺术生命的因素,除了以往人们关注到的梦境与幻想、与女人、宗教与神话,还有大量的视觉设计语汇,它们共同构筑了达利的艺术世界。
达利的悖论与柔软
1931年萨尔瓦多・达利完成了一件具有超现实主义象征意义的杰作《记忆的永恒》。在他那凄凉而漫无边际的梦境中,“坚实”的钟表莫名其妙的“变软”,金属变得像腐烂的肉,甚至招来了蚂蚁。达利用违反基本物理原则的绘画技法,制造了一种时钟从“坚硬”变为“柔软”的悖论效果。达利称这种创作为“愚弄眼睛的技巧”,他认为这是“对混乱进行秩序化,使现实世界彻底失去其可信性”的表现方式。达利曾解释说《记忆的永恒》(图一)这幅画表现的是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是对自己下意识不加选择的一次精密记录,是梦中多个意念的结果。此后有人将这幅作品解释为无法逆转的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强迫观念,也有人认为作品实际上表现了画家“对性的恐惧”。然而这些解释仍然是模糊的。不管作品暗藏着什么含义,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含义,这些离奇怪诞的画面所表现出强烈的视觉冲突感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达利并不是第一个表现“柔软”形象的艺术家,早在1906年西班牙著名建筑设计师安东尼・高蒂的作品就具有“柔软”这一特征。其代表作米拉公寓(图二)就刻意将斑驳的岩石和波浪起伏的松软外形组合在建筑中,试图形成“柔软”(起伏的波纹)和“坚硬”(岩石)外观上的悖论效果。达利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一书中,曾提到他童年参观高蒂建筑所留下的深刻印象。此后达利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流露了他对高蒂建筑的赞赏之情。在他看来,高蒂的建筑是柔软的建筑,充满象征符号,绝对具有生命力的建筑。
这些言论显然揭示了达利与高蒂某种紧密的联系。对照达利和高蒂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们对“柔软”的表现,同样是建立在一种逻辑矛盾的基础之上,并且试图达到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冲突,形成“悖论效果”。 两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达利表现的是油画,高蒂表现的则是建筑。
“共用图形”的造型方法
如果说达利的早期代表作品《记忆的永恒》中的悖论图形是偶然随机的灵感突现。那么自30年代中期开始,达利就是有意识的将创作方式演变成为“共用图形”的造型手法。在研究达利 “共用图形”创作方式之前,不得不提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家杰斯佩・阿奇姆波蒂(Giuseppe Arciboldi)。他的作品长期以来并不引人注目,直到20世纪超现实主义兴起,艺术家才重新对他的共用图形感兴趣,尤其是达・受他的启发颇多。甚至许多超现实主义画家视他为20世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先驱。阿奇姆波蒂的作品以怪异闻名,擅长用高超的油画技巧把水果、动物、风景或器物组成象征性的人像。他的作品"Water"(图三)就用很多海洋生物堆砌成一幅肖像。我们可以发现阿奇姆波蒂巧妙地用海洋生物合成为肖像中的五官。当观众与作品保持一定距离时,人物的造型就会透过不同的海洋生物互相形象化。当观众与作品拉近距离时,繁复的海洋生物再次浮现。这类“共用图形”绘画带给观赏者心上的奇异效果,正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热烈追捧的。
经过对阿奇姆波蒂画作的仔细研究,达利在他的“共用图形”作品中,将这种能够使一个图像呈现出多个形象的特殊创作方法发挥到极致。在设计各种奇特画面形象的同时,作品呈现出多重意象,传达复杂的象征性含义。专注凝视《马伊.维斯特的脸-超现实之公寓》(图四),你能明显看到眼前的公寓图象逐渐浮现出一张明显的女人脸孔。他在另一作品《消失的伏尔泰半身像》(图五)中,达利也有意的将拱门的中空效果描绘成伏尔泰的脸部,小的人像组成这个人物的五官。企图以这种方式效仿梦境中的混乱现象,同时也将深刻的人生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画面之中。欣赏者的视线在图与底中跳跃,主题也随之慢慢清晰。值得称道的是,达利不仅仅继承了阿奇姆波蒂的“共用图形”技巧,同时还结合了立体派毕加索的“复合视点”,把不同形体的视觉影像结合在同一个画面中。
达利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以创意思考为先导,以视觉心理规律为依据,利用明显的设计方式,在矛盾与统一中创作出独具美感且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共用图形”。在达利眼中 “共用图形”不只是一种视觉性表现技巧,而是潜藏在内心的渴望和恐惧,只是以心理投射方式伪装在另一图像中。对达利而言超现实的象征、隐喻,只透露出潜意识心理的神秘一角,而欣赏者也可以透过这些图像技巧中的“隐喻”(图与底的跳跃)开发出不同的想像空间。
“异质同构”的处理手法
带抽屉的女人体反复在达利的油画及雕塑中出现,如《燃烧中的长颈鹿》(图六)及《抽屉人》(图七)。关于抽屉题材,达利解释说源于弗洛伊德的行为分析论,即幼儿天生对空间有强烈好奇心,打开抽屉、柜子,想要证明有没有神秘物存在,试图消除对未知的恐惧感。同时母亲的身体对幼儿而言更具神秘感,因此抽屉又象征着女秘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人体与抽屉结合的灵感来源也有其他的说法:艺术史学家W.Rubin证实,达利是从17世纪尼古拉斯德.蓝梅桑(Nicolas de Larmessin)所作的版画上吸取了灵感(图八),从而创作了《抽屉人》、《燃烧中的长颈鹿》。
通过作品的对比,可以看出达利在创作过程中确实融合了蓝梅桑的某些造型元素。但达利重新赋予了它独特的生命,他将女人和抽屉这两种不同物体进行了“异质同构”处理。达利首先解构了女人和抽屉原有的正常结构和语义表达,并在重构中使新的关系和意义得以建构。赋予视像某种神秘的意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视觉思考。《抽屉人》及《燃烧中的长颈鹿》都呈现出了奇异、荒诞的形式感,生动、幽默的趣味感,并生成了强烈的形式张力。这种超越理性规则,非逻辑设计语言的使用,给受众的想像留下了较大空间,同时还引起足够的视觉震撼,使人猜测和疑惑。可以说达利在视觉表现力、语义表达方面都大大的超越了蓝梅桑所作的“Habit de Marchal”。
开启后的潘多拉魔盒,给我们映射了一个褒贬并置、复杂多义、立体完整的达利。通过对达利作品创作动机和设计语汇的探析,我们能清晰地明了天才的作品来源于他对艺术、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达利的作品经历了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随后又涉足超现实主义、典型守旧矫饰派、点描画法、波普艺术、视幻绘画、照相写实主义、分割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体现学、全息照相术、玄学等多种艺术形式,最终发展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大师。他一生不断探索,不断超越自我,追求的始终是自身视觉的独特性。
达利是一名“超现实主义画家”, 但是他的许多油画却源于悖论、幻觉、共用图形和解构等视觉设计语汇。试想如果达利的作品缺少了这些眩目的视觉语汇,他还能跻身20世纪西班牙艺术三杰与毕加索和马蒂斯相抗衡吗?达利正是凭借他视觉设计语汇的天才运用,才最终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达利的多元化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 《达利――世界经典画家珍藏》(毛金燕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 紫都、苏德喜编著:《世界绘画摄影大师画传-达利生平与作品鉴赏》,远方出版社。
3. 伍立峰、牛建琳编著:《图形创意新解》,上海书店出版社。
4. 王受之编著:《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雨中的回忆范文5
[关键词]语码转换 社会语言学 定义 分类
一、引言
Gumperz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研究挪威的方言时，发现说话人从使用某一方言转而使用另一方言是有社会意义的。在此之前，语言学家并不认识语码转换现象，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把在一段话里出现两种语言的现象看成是语言干扰的结果。语码转换作为语言接触的结果之一，在过去得到了众多研究领域的重视。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语法学及语用学等。许多语码转换研究都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的（Appeal & Muysken 1987，Myster-Scotton 1993/1998，etc.）这些研究通过寻求社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与语码转换在宏观层面上的关系来探讨语码转换背后的动机。这种研究的中心议题是语言选择如何反映权利和不平等，或者说如何成为某个社会集团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指针（Auer，1998：3）。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成功地将社会因素引入了语码转换的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者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社会行为，根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因素和社会规约的制约，这种对语码转换和社会因素之间宏观关系的探索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本文对语码转换的定义和分类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二、语码转换的定义
关于语码转换这个术语，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对该现象的认识进行定义，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定义分成三类：（1）认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与语码混用(code-mixing )之间存在区别，这些学者的认知基础在于他们对被转换的语码的语言单位或者说语言结构的理解。通常他们（Auer 1998，Bokamba 1988，Hamers & Blanc 1989，Haust &Dittmar 1998， Kachru 1983， Kamwangamalu 1992， David Li 1996，K.K.Luke 1984， Morrow 1987，Sridhar and Sridhar 1980， etc.）用语码转换来指称句间的转换（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 ），用语码混用来指称句内的转换(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 ).所以，语码转换发生在句子分界处，而语码混用发生在句子内部。这种区分无疑揭示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用在结构方面的差异，但是这种仅仅从结构和转换发生的位置来界定术语的作法往往无法面对所有的反例。（2）认为语码转换与语码混用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学者（Gumperz 1982，Lederberg &Morales 1985，Clyne 1991，Bhatia 1992，Myers-Scotton 1998， Verschueren 1999，etc）放弃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的区别，这些学者也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用语码转换来概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大多数学者都属于这一类，比如，Verschueren(1999:119)认为语码转换表示语言或语码变化是一个非常普通和受人青睐的策略。另一类用语码混用来囊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比如，Grosjean(1995)。这些学者们对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不加区别，原因有二：首先，他们认为没必要做这样的区分，以免引起术语方面的混乱。其次，是在研究这种语言现象的功能时就更不必要了，比如，Myers-Scotton（1998：107）就不区分语码转换和语码混用，因为语码混用这个术语本身会引起迷惑，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在引入一个新的术语。（3）对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区别不置可否，比如，一方面，Tay (1989)承认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在理论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一般说来，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语码转换不仅仅指自然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还应包括方言和语体之间的转换，广义的语码转换选择是指在一个多语码的社会对语码的选择和确定，狭义的则指个人在社会交际中对语码的选择。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的定义是：“说话者或写作者从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转用令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现象。语码转换可以发生在对话过程中一方使用一种语言，另一方却用别的语言来回答；一个人可能开始时讲某种语言中途却转换成令一种语言，有时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改变语种。”
将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区分开来的确有利于研究语法限制，但是在研究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的交际功能时就没有必要了。笔者倾向于将语码转换理解为指在某一话语内（包括词、短语、小句和句子等层面）出现的不同语码交替使用的情况，包括句间语码转换和句内语码混用。
三、语码转换的类型
Gumperz(1972，1982)曾把会话中的语码转换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Blom& Gumperz根据社会和语境的因素将语码转换分为为两种：情景语码转换（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和隐喻语码转换(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情景语码转换指由于情景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的语码转换，这类语码转换意味着“只有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适合在某个特定的情景中使用，讲话人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选择来适应情景因素的改变，从而最终维持讲话的合适性”(Auer，1998:156)。情景语码转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概念化线索，通过语码转换，交际者可以成功地理解和把握情景。喻意语码转换指说话人为了改变语气或同对方的角色关系而转换语码，是在情景不变的的情况下，交际者为了表达一定的交易意图而实施的语码转换。喻意语码转换打破了情景与语言选择之间的规约关系，因而交际对象就需要付出更多力气来对语码转换的用意进行推理。Poplack(1980)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句间语码转换（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句内语码转换(intra- sentential和附加语码转换(tag switching)。句间语码转换发生在两个句子或分句的分界处，而且每个句子或分句都分别属于一种语言。句内语码转换涉及到句子或分句内部的转换。附加语码转换指的是在单一语言表达的句子或分句中插入另一种语言表述的附加成分（tag），附加语码转换不一定出现在小句末尾，它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任何位置。
四、结语
本问讨论了语码转换的定义和语码转换的类型，而且通过对不同学者对语码转换的定义及分类的回顾我们认识到研究者对于语码转换有不同的理解。语码转换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多语或双语情况下的语码转换，也有同一语言的标准变体与非标准变体之间的语码转换，还有同一变体内的语码转换；有口语中的语码转换椰油书面语中的语码转换。Coupland和Jawoeski(1997:1)认为社会语言学具有双重任务，“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和通过社会语言学来研究生活”。语码转换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对人们的言行产生约束力，比如，“语言行为策略和不同语言形式的选择常取决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社会地位”（Cohen 2001:389）。没有哪一种论述对语码转换这一社会语言学现象的描写是面面俱到的，但通过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语码转换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的了解。要构建一整套理论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理论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对语言的社会性感兴趣，他们从各自的理论出发够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语码转换的研究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Gumperz，J.J. Discourse Strategies[M].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2.59.
［2］Clyne，M. G.. Constraints on Code-switching: How Universal Are They[J].Linguistics，19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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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yers-Scotton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Markedness Model[M].In R.Jacobson ed.199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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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金运.语码转换述评[J].南华大学学报，2002，（9）.
雨中的回忆范文6
摘要：“气韵生动”与“意境”是中国绘画中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气韵生动”是关于绘画品评的首要标准，而“意境”则是对中国绘画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由此，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的一些研究与分析成果来了解这两个概念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绘画精髓的体现。
一.“六法”之首――气韵生动
（一）品评绘画的最高标准――“六法”
绘画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六法”源自于六朝南齐人物画家谢赫的《画品》。《画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对绘画作品、作者进行品评的理论文章，而“六法”的提出更是古代长期绘画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具有总结意义的完整认识。 “六法”在中国画论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具体内容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和传移模写”。谢赫曾说：“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这实际上是把“六法”作为品评绘画的最高尺度，因此，“六法”之中，能善其一、二便有可取之处。 而“气韵生动”作为首要批评标准，已然成为了历代画家所追求的一个的境界。
（二）关于“气韵生动”的实质
所谓气韵生动，它是与中国书画创作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也是与其它类型的绘画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它产生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之中，基于中国悠远的哲学思想与意境之上，追求的是一种精、气、神的统一与和谐，也正是由于“气韵生动”尤其注重绘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并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一准则是对东晋顾恺之的传神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而“六法”也被认为是其传神、骨法、置陈等概念的系统化。实质上，在谢赫的《画品》中，顾恺之只被列为第三品，而对其的评语则是“格体精微，笔无妄下。但迹部逮意，声过其实。”从对顾恺之的评语中不难看出，除了人物内在的生命和精神，谢赫对绘画对象的形体变化仍然十分重视。因此，“六法”之中，“气韵生动”的境界实质上是指绘画对象的美应该建立在对象形体逼真的基础之上，而所谓的“逼真”实则是指描绘对象要求形神皆似，只有通过对对象形体的精确描绘才能显现其内在的精神和气韵。
事实上，记录在《画品》中的评语恰好体现出了谢赫的绘画品评观念，即只有生动的形态才是传神的载体。而在“气韵生动”这一首要尺度中，“生动”正是谢赫的创造及独特的贡献，是纯属于美学的贡献，是整个批评尺度的关键。 追溯绘画艺术观念的发展，可以发现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很多关于画中形象具有灵魂与生命的传说，这正是“生动”被谢赫运用于“六法”之中的历史渊源。而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生动”之所以成为关键，则在于这一审美准则将绘画形象与灵性生命联系了起来，它融合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感悟与能动因素，并且成为了主客体生命交融的产物。由此看来，“气韵生动”的概念不仅是注重形态细节的写真型绘画的美学理想，它所包含的深层寓意同时也对宋以后的以抒发创作主体情怀为主的写意型绘画艺术有很大的影响。
二．中国绘画中的“意境”
（一）中国画论的发展线索
一直以来，中国画论发展史都有一条主要线索，即从尚形过渡到尚意，进而主张意与形的统一。 “形似”是中国绘画创作首先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画论史上首先遇到的问题。直到西汉刘安指出画人不能只顾外表，而失其内心、精神，并且强调传对象之神，其后，刘安的“尚神说”又见于晋代，更有东晋顾恺之主张的“以形写神”。顾恺之的“传神”论重在“以目传神”，而南齐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则强调的是重形态生动并在生动中传神韵的美学理想。至此，从刘安的“君形”说到谢赫的“气韵生动”，中国绘画在形、神关系方面也从以“神”为主转变成了表现绘画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意境之说”。
（二）关于主、客体统一的“意境”
事实上，意境的根源是自然、现实，意境的组成因素是生活中的景物和情感，离不开物对心的刺激和心对物的感受，如此情境交融便有了意境。 南朝宋代宗炳提出“山水以形媚道”，实质是指画家应该掌握审美的主动权，心中有“境”才会发觉某些自然形象更能引起美感，而作品中以形写神的“神”也因此从客体的本质转变成为了主、客体统一的意境，并同时实现了以“意”来主宰“形”。此后，“意”的重要地位在我国画论史上被确立起来，而其后崇尚意趣与情思的文人画以及主意派的审美观在中国绘画史上逐渐占优势，因此画中的“意境”也就被提到了首位。
三．在“气韵生动”中寻找中国绘画的“意境”
在中国绘画中，谢赫提出“气韵生动”实际上是期望绘画创作能达到一种神形兼备的理想境界。正如体现形象与灵性生命之联系的“生动”，它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主客体情感交融的状态。因此，所谓“气韵生动”也就不仅是要求以艺术形象来统一再现客观和表达主观，同时还要求突出艺术作品中物、我关系的“我”的地位，即创作主体的“意”，这也正是“气韵生动”论能影响到“写意型”绘画的重要原因。
结语：
虽然中国绘画发展至宋元时期已经是“意”为主导，而唐代张彦远也早已提出了以意境指挥笔墨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气韵生动”追求的“形似”有悖于重“意境”这一概念。事实上，二者只是以不同的途径在传“神”达“意”，同时也以不同的形式诠释着主客体生命的交融，而它们所追求的也始终是描绘对象与灵性生命的结合。
注释: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 中国美术简史，102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何楚熊 中国画论研究，6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何楚熊 中国画论研究，71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伍蠡甫 中国画论研究，4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5.伍蠡甫 中国画论研究，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参考文献：
[1]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中国美术史教研室 中国美术简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