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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一些制约贸易发展的问题不断涌现，如何解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成为当今热点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我国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概述了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在借鉴国外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公共信息服务
2007年底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进出1：3商品结构不断优化，直接利用外国投资连年居世界首位，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过高，贸易竞争力不强，出1：3市场过于集中，贸易环境改善不明显，中小企业市场开拓能力不足，贸易摩擦频发，利用外资质量不高等等。鉴于此，我国应积极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
一、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概述
在当今的贸易环境下，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贸易体制改革，加快贸易体制升级，着力发展贸易促进机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也在尝试贸易体制改革，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因此，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
(一)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关于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定义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而提供的经济。具体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建立更加舒适宽松的投资环境；统一对外贸易出1：3政策和公共商务信息，以帮助公众“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协调海关、质检、税务等相关的对外贸易管理部门，为出1：3企业提供更加快捷的贸易手续；强化政府对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加速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提高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开展海外市场调查，为出1：3企业提供全面的出1：3咨询服务。它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国内企业，还应惠及普通的公众。
(二)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类型
1．出口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出1：3贸易公共服务是指国家为促进出1：3的增长，为出：13企业提供政策性扶持和制定出1：3发展规划，并为出1：3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出1：3贸易公共服务包括：出1：3贸易金融服务(例如建立出1：3银行，为出1：3企业提供贷款等)、技术性促进措施、简化出1：3手续、政策咨询、出口商品技术服务、出口研发服务、出口贸易促进政策、出：13贸易摩擦救济、贸易市场凋研、贸易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出1：3贸易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出1：3贸易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政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调动出1：3企业的积极性，为出口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
2．对外贸易环境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国内外关于贸易环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述，但是可以归纳为：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对贸易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相关的贸易软件和硬件基础。具体包括：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相关的贸易制度、政策和法规，基础设施和各种贸易配套设施，以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与标准。对外贸易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是指积极地运用各种行政手段，营造宽松和有利的对外贸易环境和投资环境，积极地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
3．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为辅助，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旨在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本国和国外贸易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国际贸易政策法规信息、对外贸易运行状况信息等。该体系有利于国内出：13企业了解国际贸易市场变化和贸易伙伴所在国的政策法规，规避风险，节约生产成本。另外，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还包括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出1：3商品技术服务体系、出1：3研发公共服务体系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体系。
二、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演进
近年来，随着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些国家大都对贸易体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使之更加高效、便捷地为本国企业服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加快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一)法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进入21世纪以来，法国经济形势出现了衰退的趋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近年来，法国不断地改革现行的贸易促进体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该体系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营造了更加有利的贸易环境。
1．庞大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
法国的对外贸易促进机构主要包括：经济财政工业部对外经济关系司、驻外经参处、各大区外贸局、法国国际化促进署(原对外贸易中心和法国国际化促进署合并)等。各部门通力合作，以向企业提供各种信息为己任，以为企业制定对外贸易促进政策为手段，共同为法国企业服务。法国的对外贸易促进政策主要以信息咨询服务和财政补贴为主，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和参加国际展览会，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培养本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简化为企业提供出口信息和支持的手续，并实行对外贸易促进手段完全商业化运作，既符合欧盟的相关规定，又不违反世贸组织原则。
2．高效的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法国通过对外贸易中心和工商会等机构，收集、调查和整理全球对外贸易信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的信息服务。法国政府在国外设有100多个驻外经商机构，这些机构收集大量的所驻国的贸易信息、市场综合产业信息、法律法规、融资条件以及出口担保等方面的政策，为本国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提供服务。并对信息服务实施标准化管理，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标准化信息管理体系，实现整个信息服务程序的可控性和有效性。通过高效的信息服务，推动了本国企业的发展，开拓了海外市场。
3．完善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法国的中小企业在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不高，一度只维持在40％左右。随着法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中小企业在法国对外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法国政府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出口，中小企业很好地与政府或私人伙伴联合，这些企业在国外谋求发展，并在法国创造就业机会；设立了法国技术创新署、法国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法国风险投资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基金等部门，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及国际合作提供财政保障，为法国中小企业在国外投资设点和开发业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英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
英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对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一直尝试着改进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创新思维、服务思想及政策措施。试图更好、更全面的为对外贸易服务。
1．完整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
英国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遍及各地，具有纵向与横向紧密结合、覆盖范围广、服务细致等特点。除了政府和地方当局各经济管理机构的广泛参与外，民间机构在对外贸易促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贸易促进管理部门主要包括：贸工部、外交部、国际贸易总局、出口信贷担保署等政府部门，这些政府部门在贸易促进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制定相关贸易促进政策，维护出口企业和外投资公司的利益，营造公平的贸易环境，提供各种贸易咨询、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从而很好地促进了英国的贸易发展。
2．健全的创新服务体系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本国企业的创新。作为英国创新的主管部门的贸工部，在资金、信息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很大的支持。贸工部有多个创新支持措施，如知识转移网络、知识转移合作计划，建立了公益型信息平台；重视信息服务功能，支持信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此外，还提供培训、会议、考察、国际专家帮助、市场专项调查、人才流动等一系列服务，并且将这些服务渗透到企业技术或市场开发的每一步。
3．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
英国倡导贸易自由化，实施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对外贸易体制，营造了宽松的对外贸易环境。英国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了税收优惠、设立自由贸易区、为国外企业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的措施，这些优惠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资的流入，增加了国内就业机会。
(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虽然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在政府服务方面，强调服务至上原则，整合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更好地为本国对外贸易企业提供服务；重视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的建设，建立一套完整的对外贸易促进机制，各种贸易促进机构通力合作，更好地为本国贸易发展服务；注重公共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各种贸易信息，搭建政府公共服务的信息平台；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资金、政策方面为企业创新提供帮助；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各个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一)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地区分布不均衡
我国目前为止，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支出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5％左右，虽然在总量上不少，但质量不高，且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北京、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公共服务支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同时产生的绩效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公共服务支出明显偏少(如表1)。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财力状况好于欠发达地区，可支配的公共服务支出非常充沛，再加上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在公共服务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的条件下，形成了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分布不均衡的结果。另外，这六个省市的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9％。由此可见，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水平不高
发达国家在推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推动贸易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立了包括中国贸易指南、国内涉外政策环境、世界各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等在内的数据库和网站，但是总体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信息内容不全面，分布零散，地区分布不平衡，很多经济落后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很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快捷地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等信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落后于实际需求，缺乏统·的信息管理和分工。
注：根据公共服务综合绩效得分分布情况，将公共服务绩效等级分为五级：A级代表“优秀”；B级代表“良好”；C级代表“一般”；D级代表“不足”；E级则代表“匮乏”。
(三)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够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发展、就业数量的增加、对外贸易的增长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明显不够，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不完善，虽然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相关的配套法规明显不足，且可操作性不强；资金扶持不够，我国中小企业无论在融资渠道，还是信用担保与欧美国家差距仍然明显；支持创新不到位，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在财政、税收、咨询、技术等方面给予的支持不够。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鉴于我国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发展的缓慢和滞后，2004年通过的《对外贸易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向对外贸易经营者和其他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因此，建立和完善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体系，有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为社会公众和进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了有效的信息服务，切实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信息障碍，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运行环境。加大对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的专项资金投入，使公共信息服务的覆盖更加全面；强化商务部的网站建设，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完善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及环境、国外贸易市场调研等数据库的建设，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二)建立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体系
我国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督和管理存在着行政职能混乱、监管规则不健全、管理权责不清晰等问题。因此，在大力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体系，促进对外贸易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强化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责任，建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监管权责机制，确保对外贸易公共服务有效的进行；加大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公开化和透明化，逐渐提高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民主制度，使公众参与对外贸易公共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建立一支专业化监管队伍，确保监管工作的高效性。
(三)保证资金投入、实现外贸公共服务均衡化
我国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分布不均衡。经济发达的省市，由于财力状况充足，投入较多，所以效率相对较高，产出明显；而经济欠发达的省市，由于可支配的公共服务支出较少，所以效率普遍不高。因此，政府应在保证总体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同时，兼顾经济欠发达的省市，以达到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均衡分布，最终实现对外贸易各地区均衡发展。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3
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亚太区域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作用逐渐显现，而中国正处在亚洲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一个核心地带上，是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坚实推动力量，并且有着为亚太区域互联互通、区域增长转型中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2013年，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策略，为我国古丝绸之路重新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同时也为泛亚与亚欧区域的共同合作注入一种新的活力。所谓“一带一路”，就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策略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构建，即提升向东开放水平，也加快了向西开放步伐，同时还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助推了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一带一路”也将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确认的发展战略。
二、对外贸易发展潜力的含义
对外贸易也称“进出口贸易”，对外贸易发展潜力就是指在进出口贸易中达到预期的价值交换能力，也就是贸易双方在贸易中带来的潜在效益和进出口贸易在未来贸易活动中的内在发展方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外贸易发展潜力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进出口数额大小定发展潜力的大小。为了准确理解对外贸易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对外贸易发展潜力除了进出口数额外，还有进出口商品的质量和产品附加值。质量第一，有质量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也是对外贸易长时间的生命线。产品附加值是对外贸易的得以长久的根本，没有附加值的产品，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就会减小，就会被市场所抛弃。其次是贸易间的大环境，包括双方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全球的经济大环境，以及相关区域政策等因素，如自由贸易区。最后自身贸易基础条件的建设，科技创新能力，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贸易的大小，和商品的创新和更新换代能力。这些都直接决定了商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一带一路”下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古语言：凡得西域者，国必强，凡失西域者，国必弱。西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疆，西域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对丝绸之路的影响。而在“一带一路”下评价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潜力，从“一带一路”政策和对外贸易发展潜力的含义分析，简单从经济环境和区域政策、商品需求、以及产业结构进行多方面的考虑。
1.经济环境和区域政策影响
2013年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该战略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通过现代化的综合交通通道和信息网络通道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欧洲经济圈，辐射东亚、中西南亚和欧洲以及北非区域，涵盖4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是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界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和战略性经济带。APEC首次将“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为推进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奠定重要基础。互联互通有利于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成为贸易自由化进程基础性、标杆性的行动。而2013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多个新兴经济体采取提高利率、紧缩财政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新疆是北、中、南三条大通道的交汇之地，又处于东西两大经济圈(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和枢纽，“一带一路”下新疆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2.商品需求影响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作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与中亚五国中的哈、吉、塔三国接壤，还和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隔国相望。中亚与新疆相同，拥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以及优越的农业发展光热水土资源组合条件，同时还有种类齐全的矿产资源，储量巨大，开发市场前景广阔，以及待加工原材料资源种类丰富。近年来，尤其是由原苏联国民经济区域布局的影响，中亚轻工产品生产非常匮乏，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中亚对商品的需求欲发强烈。中亚进口产品也逐渐由生活消费品向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方面扩展，2007年新疆出口机电产品20-3亿美元，同比增长74．41％。新疆具有较为齐全的产业结构体系，尤其在电子、轻工、纺织服装、日用品工业、建材、机电业、家电、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具有很强的优势，而这些正是中亚五国和其辐射地区最薄弱的产业，双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下新疆对外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3.产业结构影响
在“一带一路”下，强调了贸易的自由化，而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旅游作为第三产业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推动着各旅游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优势在不断的显现出来。新疆有着独特丰富的旅游资源，在《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的资源分类中，我国旅游资源68种基本类型中新疆至少拥有56种，达到了全国之首。新疆著名的自然奇特景观有天池、喀纳斯湖、博斯腾湖、赛里木湖、巴音布鲁克草原等。“丝绸之路”在新疆有5000多公里，南、北和中三条干线上留下数以百计的人文景观，包括古城池、千佛洞、古墓葬和古屯田遗址等，尤其是文明中外的交河故城、楼兰遗址、高昌故城、克孜尔千佛洞、香妃墓等景点。可以同中亚国家进行合作，对我国西边丝绸之路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这样可以达到整合与连接完整的中亚旅游资源链条，实现新疆的旅游产业的发展目标，有利于与周边国家搞好交往关系，还可以促进了贸易的多元化。
四、总结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4
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84号墓共出文书六件，出土时各件互不连属。因拆自死者的同一纸鞋，所书字跡相同，内容又互相关联，故将其视为同一组文书。审其内容大致可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出臧钱”内容，见第三件；另一部分则主要保存了包括各级官员押衔签署在内的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如“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等，见第三件之外的其余各件。我们将其分作A、B两个类别来叙述。
A此类文书仅一件，《吐鲁番出土文书》84号墓排序第三件文书，原定名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文书前后俱缺，上下均残。保存下来的内容，就臧钱而言，只涉及“出臧钱”，故此定名不误。就都官而言，藏锦人所出臧钱最终要“入官”，“出臧钱”只是入官臧钱文数奏文中，都官条列所奏事项当中的一个具体行为而已，因此，该文书的定名需作重新考虑。这是后话。兹就能辨读者抄录于下，仍以原定名为准（原系直书，今改横排。原书繁体，今改简体）：
三、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
[1]
虽因残缺不能通读，但大致意思是清楚的：即有关方面为“正作”与“作从”合伙藏慝丝织品而传“出臧钱”的记录。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自“某吏传”或者“次传”始为一项的开端，则“出臧钱”事共四项，其中两项内容（即第6行至第10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第6行、第7行为张阿苟作从，为第一项。第6行人名“阿苟”前据第7行补姓“张”；又据第8行补足人名“龙遮之奈”。第7行“次传”始至第10行为商胡握广延作从，是第二项。第8行“作从”前当为人名，仅余末尾一“延”字，据第10行补为“商胡握广延”。以两项的文字和内容相参比，每一项的行文大致为：以某吏传（或次传）引出“正作、”“作从”，其后具列所藏丝织品数量若干，折合银钱（即平钱）若干，最后为应出臧钱数额。据此例行格式的行文特点，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补全（见补足后全文录文）。
B前录第三件外，其它五件均以高昌奏行文书末尾的例行文字、奏状官签署及写奏状的年月日为保留下来的主要内容，故归为一类。兹按原文书的排序移录于后：
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一
[前缺]
1、四年甲午
2、长史
3、虎牙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5页）
二、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残奏二
[前缺]
1、年甲午岁
2、长
3、虎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6页）
四、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
[前缺]
1、钱壹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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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
3、门下校郎陰
4、门下高
5、通事索
6、通事
7、通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09页）
五、高昌都官残奏一
[前缺]
1、索斌
2、马
3、楊
4、张
5、九日都官奏
6、都官事麹暄
7、司马巩
8、翟武
9、王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0－211页）
六、高昌都官残奏二
[前缺]
1、更半文
2、右记识奏诺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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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陰
4、高
5、史索斌
6、史史患
7、史马
8、楊
9、张
[后缺]（《文书》第二册，第212－213页）
后五件虽归为一类，但各件内容也不尽相同。第一、二两件内容大致相同，残留部分长短互见，故可互相补充。第一件第1行据题解可补“延昌十”三字，“甲午”之下补“岁”。高昌国时期的奏文还见兵部、民部、屯田等部上奏者，其中阿斯塔那48号墓共出八件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文书》第三册，第73－88页）（以下简称《兵部奏文》）保存得最为完整，其奏文的例行格式、文字可供参比。按《兵部奏文》的格式，“甲午岁”之后当为“某月某日都官奏”。第2行仅余“长史”二字。高昌文书见长史衔者，本件为一例；另二例分别见于《高昌章和十一（541）年都官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第四册，第172页）。后者都官不具长史衔，贯将军号，称“凌江将军兼都官事”。将军兼领都官事之署衔还见于一件碑铭资料，《麹斌造寺碑》碑阴所刻高昌建昌元年（556）麹斌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2]契约之末附题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职官均在题名之列。诸部主事官皆具将军衔。将军为所領銜号，都官是所任职事。将军兼领诸部事外，紧接诸部主管官后，还见将军差任诸部司马，如《麹斌造寺碑》所见“威将军都官司马高”，奏文签署所以才有了“长史××将军领（或兼）×部事”和“××将军××司马”的职衔。据此，第2行“长史”之后可补“××将军领××事”。第3行补足“虎牙”，虎牙（或书作武牙）为高昌官制中等级最低的一个将军号，[3]虎牙后补“将军××”无疑。高昌奏行文书末尾有两组官员签署，一组签署于例行文字“谨案条列……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之后，一组签署于年月日之后，第一、二件的签署显系后者。
第四件与第六件所见签署属于前者。第四件第2行“奉”之后补“行”。第3－7行的签署官员之头衔，可据《兵部奏文》官员签署的例行顺序补足，分别为“门下校郎”和“通事令史”。第5行“索”下原缺，据第六件签署官员人名补“斌”。
唯第五件的性质不甚明了，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很难确定其中官员的签署属于“谨案条列”之类例行文字之后的签署，还是年月日之后的签署。当然仍有线索可寻，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索斌”也出现在签署的人名中；另一个是第5行中的“九日”，它保留了年月日的一部分，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据《兵部奏文》的例行格式，年月日均提行书写。先书高昌纪年，再书干支，后具月日。八件兵部买马奏文的年月日均按此程式书写，无一例外。然第五件都官残奏无年月，仅存日期，且提行书写。例外还是另有原因原因。《文书》示此文书前缺、后缺，部分上残（第5、6行除外）、下不残。照此推算，上残部分有限，若以第5、6行为准的話，各行上缺部分不过3，最多4个字，不会有误。如果我们根据人名“索斌”的线索，认为此件的押衔签署与第四、六件属于同一系列的话，上缺部分正好是诸官的官衔，而且以四字的为多。也就是说，押衔签署顶格或者还需要换行书写。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奏文中见到过日期顶格书写的例外，亦未见联衔签署顶格或换行书写的例外。先行假设本件按通行的格式书写，那末，第5行“九日”上还有纪年、干支和月份的行文。若本件纪年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的话，“九日”之上加上月份至少还有10个字，换句话说，第五件文书的上缺部分远比现在要多。如果假设成立的话，其它诸行的上缺文字也就有了各自的着落。以第1行为例，“索斌”的官衔是通事令史，按通例，奏文中的官衔均低4－5格开始书写，文字的间隔也较其它文字的间隔稀疏。总共算下来，“索”字之前大约可以写得下12－14个字，与第5行“都官”前的字数约略相当。我们知道，84号墓的文书是从死者的纸鞋上拆下来的。高昌地域小“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④]虽是公文，入墓时已被当作废纸。我们认为，第五件文书在入墓时已被拦腰剪断，上部残缺。经仔细查对图版，第五件与第一件的纸质、纸色完全相同，第五件上缘与第二件下缘对接后各行文字可通读。对接顺序为：第二件的第1行与第五件的第5行对接，对接后通读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九日都官奏”，（对接后的行数以第五件为准）中缺部分补“×月×日”。第一件的第2、3行分别与第五件的第6、7行依次对接，对接后第6行通读为“长史都官事麹暄”，中缺部分补“××将军领”。第7行通读为“虎牙司马巩”，中缺部分补“将军都官”。以上诸行对接后的行文与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包括年月日和官员的签署均吻合，证实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对接后除第一行已补足外，第二行中的马姓官员与第三行中的楊姓官员的官衔亦可补上，同为“通事令史”。经拼接，复原后的部分文字见补足后的全方录文。
通过对84号墓B类文书的的辨识和拼接，我们对奏行文书所涉及到的例行格式部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奏文的例行格式的顺序为：文件的开端总叙事由；接书“谨案条列”至“记识奏诺奉行”；次具负责通进奏状的门下官员之押衔签署；之后书写奏状的年月日；最后为判行主管官及各级僚属的签署。我们认为，84号墓所出部分残件实际上出自同一件都官奏文，它们是第二、三、四、五件文书。这四件文书不仅包括了奏文中的各项内容，而且，第二件的背面和第四件背面款缝处的签署与第五件正文中的都官主管官同为一人――麹暄。由于入墓时被裁剪成鞋样，又经年久残损裂为数片，《文书》所列顺序已不是它的原貌，须进行重新组合。重组后的顺序为：（自左向右）
第三件
第四件
第二件
第五件
84号墓文书拼接后，有一个整体定名的问题，原第三件、第四件的定名分别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数残奏》与《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一“出”一“入”，相对于各自的内容来说并无不妥，前者针对“出臧钱”人而言，后者则相对于“都官”而言。但重组复原后文书的整体性质属于都官奏文，而“出臧钱文数”只是奏文中的一部分内容――臧钱入官的事由，因此，作为都官的奏文，本奏文的最终定名为：《高昌延昌十四年都官条列入官臧钱文数奏》，拼接、识读、补足后的全文如下：
从复原后的文书得到的初步印象是:高昌九部之一――都官，以官方的名义处理一起“臧钱事件”，事由握广延、张阿苟等藏慝织锦而引发，事情的结局是，握广延等人因此受到数目不等的“出臧钱”处罚。至于高昌都官的职权范围如何；握广延等人的藏锦目的是什么，窝赃、逃税或是纳税；为什么又会被“平钱”和“出臧钱”；“臧钱”的性质、为何“入官”，这是我们正面要一一讨论的。文书中牵涉到的织锦、人物更是我们所要着重关注的。
《高昌延昌十四年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为都官部门签发的文书，经过上述分析之后这是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都官之职最早见于曹魏时期，初置都官尚书郎，以督管军事为主。南朝并有都官尚书，主管刑狱事外，亦兼管军事。北朝亦设都官，只是统领诸部有所增损。至隋朝改都官为刑部，其所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曹所主事亦与北朝略同。汉代虽无都官设置，与之职权相当的二千石曹与三公曹所掌职事亦在水火、盗贼、词讼、罪法等项之间。高昌的统治阶层的成员，皆自河西迁入，本是汉魏遗黎，保持着汉族文化传统之名族大姓主持制定的政治制度，其大部采自中原汉地。东汉中期以后，中原板蕩，西域事务常由敦煌太守掌管，高昌实际上成为敦煌太守，后来是涼州剌史的辖区之一，涼州政权对高昌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更直接一些，故在职官的设置和名称的使用上互见魏晋中央与涼州政权者。文书及碑铭墓志所见高昌九部为：兵部、库部、民部、祀部、吏部、仓部、主客、屯田和都官，[5]散见于《魏书》诸涼州人物传的北涼诸部有：吏部、兵部、库部、考课、金部等，[6]不见都官，都官事或与后汉时三公曹、贼曹所主事略同，当为考课所主，且职权“重于诸曹”。[7]从延昌年间都官主管官的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出，高昌都官的权位亦在其它诸部之上。《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正文押衔签署得知，延昌年间的都官主管官是麹暄，奏文背面两处骑缝题款更证实了麹暄其人的身分。麹暄其名又见于《麹斌造寺碑》碑文。由于立碑的时间与入官臧钱文书上奏的时间只相差一年，所以可以认为《麹斌造寺碑》碑文中的麹暄与奏文中的都官主管官麹暄同为一人。此碑是麹亮为其亡父麹斌所建之功德碑，目的是为其父歌功颂德。据碑文及碑首题识，麹斌年青时即以威远将军领横截县令，寻转折冲将军领新兴县令，以后因与突厥的多次文武交涉有功并最终与突厥建交，以功进爵，升迁至振武将军领某部郎中，并在死后获得宁朔将军绾曹郎中的赠官。麹斌死后，其弟接替他修建佛寺的工程。佛教盛行时期，凿窟建寺，修庙立碑大多为家族行为，[8]河西及高昌地区的寺窟普遍可以找到家族的背景。麹斌其弟正是麹暄，接替建寺工程时，亦接任新兴县令的职务，新兴县令之权位因其地界与突厥接境而特别重要。从吐鲁番碑铭墓志和文书资料可以得知，高昌的上层社会中，只有麹氏家族以其与之联姻的少数几个家族成员，能夠获得绾曹郎中赠官和新兴县令的殊荣。[9]麹斌家族的显赫地位还体现在，在同一个等级的职位上，他们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在其他官员之上。麹暄在职任都官事的同时，还兼伏波将军领××县令。这与《都官奏文》中麹暄的职位相吻合，只是未列县令一职。只是平时处理公务是时，并非所有的場合都亮出全部职务，视所处理的臧钱事务的性质而定。麹暄在《都官奏文》中所处理的臧钱事宜，与县级事务无涉，故公仅列都官都官长史之职。身兼三职在高昌的职官任用中，并非通例，麹氏之外，只有如张氏等不多的几个家族成员可以享有。不难看出，麹暄以任都官长史职为荣，都官长史职以麹暄出任而显。
如前所述，都官主管的事务依各朝职官的设置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刑狱与军事兩个大项。高昌另设兵部，军事方面的事应归其管辖，当不在都官的职事之内。就《都官奏文》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因当事人合伙藏锦而涉嫌窝藏（或逃税）罪，初审其性质属于刑狱范畴，与军事无涉。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都官，还见于：一、《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8页）；二、《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柳婆、无半、盐城、始昌四县司马主者符为检校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29页。）三、《高昌义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文书》第四册，第172页。）第一、二件为都官执行勑旨下符，为在以上郡县通缉翟忠义所失奴，属于刑狱范围事可知。第三件内容系派弓师诣府之事。弓具虽系兵器，但“作具、粮食自隨”，招弓师诣府是为制作弓具，本件亦并非与军事有关。如此，则高昌国时期，至少延昌年间，即麹暄在任都官期间，高昌都官职掌当以刑狱为主，据此，《都官奏文》处理的臧钱入官事宜，亦应在此刑狱范围之内。
“臧钱入官”可以从都官的职权范围初步确定为属于刑狱执法之事宜，臧钱的性质仍须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高昌经济领域活动的研究中，臧钱大多被界定为，民间向政府缴纳的一种税目，[⑩]或者是属于财政分配管理范畴的一种形式，[11]近年，有研究者认为臧钱即赃钱，属于法律范畴的用语。[12]我个人认为，后者与史实更接近一些。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以下拟从臧钱的性质、平钱出臧的事由以及都官入臧钱的意义诸方面对臧钱进行一些更进一步的探讨。
文书中的“臧”一字多义，《集韻》：臧与藏同；《玉篇》：“藏也”。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文书中同时还出现“藏”本字，如“藏绫十三匹”、“藏龙遮之奈提婆锦一匹”等，作动词用。一般来讲，一件文书中不应出现二字一意的现象，因此，“臧”不能也作“藏”讲。臧又通“赃”，《盐铁论·刑德》：“盗有赃者罚”，又见《汉书》巻九十《尹赏传》：“．．．．．．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赃。”《广韻》：“纳贿曰赃”。唐代的法律条文中，赃为罪名之一，《唐律疏议》诸彼此倶罪之赃条：
诸彼此倶罪之赃。疏议曰：受财枉法、不枉法及所受监临财物，并坐赃（罪）。[13]
文书中的“臧钱”即因赃罪而来。按唐律，当官物还官，私物还主：“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转易得他物，及生产蕃息，皆为见在。）疏议曰：
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14]
若赃物因各种原因或已费损，或已转易，可以铜赎赃。平赃之定则为：
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疏议曰：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值，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15]
比照唐律诸条，《都官奏文》中之所谓“平钱”、“出臧钱”即唐律之平赃赎赃是也，只是，高昌不以上绢之价平其价值和以铜赎赃，而是以当时西域的流通货银钱取而代之。
“臧钱”即是赃钱，“平钱”、“出臧钱”即是平赃赎赃，奏文所奏事因张阿苟诸人藏慝提婆锦而引起，本都官文书的性质当关乎刑狱，与军事无涉无疑。
提婆锦等丝织品是事主藏慝的直接对象，乃构成本奏的关键因素。5――7世纪是丝绸之路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从早期以中国内地丝绸西传为主，转入兼有西方的丝织品进入中国，开始东西双向贸易的时期。东传的丝织品以西亚特别是以波斯的织锦最为著名。由于频繁和丝织品贸易的刺激，介于其间的高昌等地，往来和丝织品贸易亦十分发达，与之相适应，丝织品生产也随之发展起来，当地人将西域传统的毛织技术运用于丝织，同时借鉴先进、复杂的丝织工艺进行家庭式的或小作坊式的生产，产品的织造技艺及其质量的起事都很高，成品以织锦为主。产品有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费，但份额较小，在发达的丝织品贸易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丝织手工业，其产品的三部分用于外销。总体来看，进入高昌双边贸易领域的丝织品有三类：内地（包括中原、川蜀和齐鲁地区）产品、中亚西亚产品和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产品。
本件文书出现的丝织品有绫和锦，锦有三种：红锦、葡萄（中）锦、提婆锦，其中以提婆锦出现的次数最多，量也最大。三种锦出自不同的产区，以葡萄为装饰图案是中原及齐鲁地区所产丝织物的传统纹样内容，早在汉代，内地织工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织造技巧，织出工艺十分复杂的葡萄锦，颇受宫廷内外的欢迎。从使用的情况来看，红锦并不十分流行，不象是当地所产，有可能产自内地。以上两种织锦，在6－7世纪的吐鲁番墓葬中均可见到。提婆锦原产波斯，在古代阿维斯塔语中，“提婆”含有“天神”的意思，[16]本件未必波斯原产，其计量单位与中国内地织锦相同，以“匹”或“尺”量，而文书中出现的属于世纪中叶以前的波斯织锦均以“张”计。据《周书》、《魏书》西域本传，当时宜蚕的地区有高昌、龟兹、疏勒等地，而产锦的地区只有疏勒一地。文书中除“疏勒锦”外，还见“龟兹锦”、“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的记录，且皆以“张”作计量单位，可见不只疏勒一地产锦。民间订立的契券中，龟兹、高昌锦可以当作货币支付。疏勒锦和波斯锦在某类传供帐目中，与毛毯、行緤、赤韦等并列，也作为货币流通。上述内容不仅填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也为辨认锦的产地和时代提供了标识性的依据：一、公元5世纪以后，高昌、龟兹、疏勒等綠洲诸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织锦产品，其中三部分为仿制品。二、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西域各地以“张”计量的织锦，服用之外还充当货币的职能。三、随着织锦作为支付手段功能的逐渐隐退以及西域等地与内地丝织技术的不断接轨，各地所产织锦逐渐归于用“匹”作统一的单位。本件的提婆锦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
问题在于，文书中这些织锦均被事主藏慝，那么，事主藏慝织锦的目的便不得不追究。一般来说，藏锦的动机不过为二：畄用或畄再交易。张阿苟等事主藏锦的企图亦不外乎此：留作已用或留待私下交易。所藏丝织品的数额不算小，又藏锦人中有作人，留作已用的可能性不算大。胡商的参与让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藏锦的目的是为了作私下的交易，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避开正当交易至少可以从兩个环节上获取非法利润：抬高价格或避开税收。
高昌在丝绸之路上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在四方辐辏之地；从政治地位上看，它又处于中原政权、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乃至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为了保全自己政权的存在，一方面，它与中原诸政权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同时，又不得不臣服于柔然、高车、铁勒、西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史·高昌传》载：
……和平元年（460），为蠕蠕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
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岁余，为从兄首归所杀，自立为高昌王。五年，高车王阿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逆接，求举国内徙。孝文纳之，遣明威将军韓安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
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
从蠕蠕（即柔然）扶持阚伯周为高昌王，至高昌旧人弑杀马儒立麹嘉为王，无不反映出高昌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北方民族政权的仰仗，此种情势，在内地局势混乱、统一政权趋于崩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对高昌国百般扶持，正是出于看好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欲借助其“税收站”的特殊地位而从中牟取自身利益的企图。《隋书·高昌传》云：
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一个“恒”，一个“重”，足见高昌这个税收大户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经济天平上的份量。既要维持住与北方民族政权的这种关系，又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因“税之送于铁勒”而受到太大的损害，高昌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以平衡两端。
高昌政府向胡商征税的税目不见史载，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保留下来的税目有“称价钱”，这是胡商向高昌政府交纳的一种的商税。古代向商人所收税种有过境税和住税之别。[17]所谓过境税，《隋书·食货志》有云：晋室渡江以后：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
所谓住税：
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关于住税税率：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无论输估、散估，住税税率皆为“百分收四”。据《高昌内藏称价钱账》“二人边得钱”语，有文章疑二人中一人为买者，另一人为卖者，内藏从买者和卖者两人处收税，与上述“输估”、“散估”的收取方式相同；交易中又见有买进卖出的活动进行，根据上述两点，本文以为，内藏所收称价钱为住市税无疑。高昌市易税及其征收办法，史籍无载。高昌的统治阶层三部分来自河西，决定了高昌的各项制度大多采自河西，而河西制度实则魏晋系统本土化的产物，易言之，高昌之制度采于河西而本于魏晋。就市易制度而言，高昌当地的状况与东晋南朝的状况应相去不远，这是因为，高昌的社会经济形势类似于南朝之状况。南朝与北朝之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陈寅恪先生有云：“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关市之税．．．．．．魏书六十八甄琛传所云：（世宗时上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南北朝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要点，甄琛之数语足以尽之矣。”[18]高昌本车师旧地，地窄人稀。自河西汉民陆续移居以后，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可供农桑的土地十分有限，则其国家财政税收必倚重于关市之税。从称价钱的收取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商业税率不低。[19]
至于税收的征收办法，据《周书·高昌传》，高昌“賦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包括田地租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大部分以银钱支付，在商贸活动中，更是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来支付商业贸易的税收，上述“称价钱”等文书所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据《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所谓“西域金银之钱”是指在西域流通的钱币，而所谓“西域”，应当是广义上的，其范围包括葱岭以外的地区，诸如粟特等地。高昌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贸易港，促使丝路贸易更加活跃；反过来，这种活跃的国际贸易往还又激发了高昌的手工业、商业的活力，从而一方面为高昌的商业及其他领域的高额税收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纳税商逃避高额税收提供了温床。
高额税收的结果势必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臧钱不是税钱，却与税收有关，它是由高额税收派生出的一种结果。臧钱文书的当事人中，龙遮之奈与握广延出现多次。龙姓为焉耆王姓，焉耆人多姓龙，来高昌的焉耆龙姓人大多出现在高昌国时期，其中有延昌年间在高昌当地主持修建石窟的画匠或工匠，有高昌延和至义和年间租种桃（葡萄）田的种田人，高昌国后期的龙姓人，其身分已经与高昌的乡里百姓一样，负担“剌薪”的义务。臧钱文书中张阿苟和握广延所藏提婆锦均来自龙遮之奈，龙遮之奈是锦的提供者，还是藏锦的同谋。焉耆、高昌都当丝路要冲，为获取丝路贸易利益，高昌、焉耆成为竞争对手，《旧唐书·焉耆传》将双方产生摩擦的原因归结于“大磧路”和高昌道的开通、关闭与否：
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蹟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西方去有两条道路可循：一般来讲，向西过白龙堆后入焉耆（即大磧路），可直上高昌皆便捷但要过大片沙磧，路途多艰险；故大多数情况下，商客往来，多绕开大磧路，北上伊吾，折而入高昌；或者直接进入高昌，图的是旅途更为安全。丝绸之路是在经过历地界，决定了通过该地区人流和物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地区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利份额的多少。北朝末年“大磧路”未闭，丝路贸易正当盛时，焉耆和高昌的双边贸易往来相当频繁，摩擦亦相应增多。龙遮之奈作为提婆锦的提供者，逃不脱“藏锦”同谋，即非法交易者的干系。不过，有疑点在：若是同谋，龙遮之奈为何未被罚以“出臧钱”。
握广延，其名字前冠以“商胡”，这等于贴上了粟特人的标签。“延”是粟特男性人名的典型词尾，有荣典、礼物之意，古波斯语作yana-。[20]握广延从龙遮之奈处得到提婆锦，以“作从”参与“藏锦”，被都官罚以“出臧钱”。从锦的流向上看，握广延处在末端，因觸犯了相关的法律受到惩处。如按正常交易，握广延在得到提婆锦后或直接进入市場，或通过关境后再运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易。而在这个环节上，高昌国及其政府可以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税收――市易税或过境税，握广延所要逃避的也正是税收，这是笔数额不小的税收。然而他触犯了法律，所以受到都官“平钱”，“出臧”处罚。在这里，龙遮之奈虽然为握广延提供了货物，但并未触犯逃避税收的律条，故免于受到都官的惩处。
通过对都官臧钱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可以对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以丝织品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问题进行如下的讨论。
首先，通过对住市交易的讨论，则很自然地联系到麹氏高昌对外贸易的各种形式问题。高昌不仅参与商品从生产国向消费国运送的转口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同时兼营直接、间接的进出口贸易。
高昌居丝绸之路的中段，是东西方之间进行交往的必经之地。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交往大多采取朝贡方式，高昌并未参与其中。晋代以后，东西方交往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模式，随着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内容的注入，高昌也逐步参与到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从臧钱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高昌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中，即包括将高昌以外地区加工的丝织品（如提婆锦和龟兹锦）输入本地市場销售的进口贸易，也包括将本国生产加工的丝织品运往他国调进销售的出口贸易，这其中包括本地加工的产品（如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和外国工匠在高昌加工后外销的产品。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有时是同时通过一方、一次完成的，例如《称价钱》中的商人，既是卖方，又是买方。不过估计在高昌，进口、出口和过境、三种贸易形式中，第三种贸易，即过境贸易的额度要大一些。由于受地小人多因素的制约，高昌的出口贸易以加工产品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形产品的贸易也带动了诸如储运、译语、驿馆接待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兴起，随着有形贸易的逐渐成熟，高昌的无形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6世纪中后期，高昌的对外贸易日臻成熟和完善。
其次，我们发现，丝织品贸易中也多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臧钱文书中的平（银）钱出臧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并不排除各种交易中其它支付手段的存在，如叠、锦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货币至少是高昌商贸活动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充分体现高昌高度商业化的特征。从粟特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跃程度以及高昌、敦煌等地粟特聚落的存在来看，流通西域的通货以粟特地区流通的银币为主。[21]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的银币，显然已经超出了地方货币的职能，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高昌作为该贸易网中的一个站点，因其流通货同整个贸易网络的一致，为丝绸之路的大贸易圈所兼容。6世纪以后，高昌本体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已很明显，又处在一个西连西域诸国、中亚西亚地区，东接河西走廊，直通内地的大商业贸易圏中，这种趋势又带着明显的国际商业化的色彩。
第三，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各地的商人贩客云集高昌，使高昌的商贸活动日趋繁荣与活跃，与此同时，可观的商业利润也驱动着商业不法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臧钱文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高昌政府对商业不法行为有一套行之而有效的办法和相应的制裁措施。无疑，建立规范的商业秩序、营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可以提高自身的商业信誉，从而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加丰厚的商业利益。
第四，粟特胡商以其素擅经商的优势活跃了丝织品贸易市場，将丝绸之路上诸如高昌、敦煌等贸易平台链接起来，形成网络。他们涉足进口、出口、过境贸易等高昌的有形贸易门类外，还参与了高昌的无形贸易，诸如客馆服务业、译语等行业的活动。他们以其特有语言天赋为操持不同语言的商人充当翻译――作专职“译语人”，被政府指派作客馆管理或招待工作。同时，粟特人还是传授手工技艺的工匠。高昌除专务丝织业的工匠外，还见韦匠（负責皮革熟化加工的工匠）、画师等，在高昌后期至唐贞观年间的一份工区名籍中，有缝匠、韦匠、木匠、油匠等，其中大部分是何、康、曹、等粟特胡姓人。粟特人活跃了高昌地区的商业活动，同时也带动了高昌国内加工业的整体发展。当地加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
第五，在高昌所进行的丝织品贸易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详考，[22]但其对塔里木河流域北缘綠洲国家的宗主国地位无疑从兩个方面刺激了丝绸贸易的活跃与繁荣。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页。后文所引本书均简写作《文书》。
[2]碑文摹文见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3]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1页。
[4]《周书》巻五十《高昌传》，中华书局，1971年。
[5]《高昌建昌元年（555）麹斌施产造寺碑》，原载黄文弻《吐鲁番考古记》，见《麹斌造寺碑》（碑阴）摹文，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间夾页。
[6]《魏书》巻五十二《宋繇传》、《张湛传》、《宗钦传》、《阚骃传》、《赵柔传》。
[7]《通典》刑部尚书条称：“后汉光武改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政”。见《通典》巻二十三《职官》，中华书局，1988年。
[8]如《孙永安造象记》，见（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志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页。
[9]荣膺绾曹郎中的还有张氏家族成员，如张雄及其父端、祖务。见《唐垂拱四年（688）张雄妻麹氏墓志铭》，见侯灿《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605页。
[10]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麹朝税制拾零》，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期合刊，已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81页；郑学檬《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载《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3－318页。
[11]楊际平《麹氏高昌賦役制度管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二册，第79－94页。
[12]卢向前《论麹氏高昌臧钱》，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3]《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中华书局，1983年，刘俊文点校本，第88页。
[14]《唐律疏议》卷4，88页。
[15]《唐律疏议》卷4，91页。
[16]元文琪《二元神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5页。
[17]谢重光认为高昌征收的“称价钱”属于市内住税，且征收对象不独限于胡商，见谢重光《麹氏高昌賦役制度考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页144－145。
[19]朱雷前引文第79页。
[20]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39－40页。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5
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上下浮动以消除任何对外汇的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外汇的需求量总是与供给量相等，国际收支也不会存在不平衡，同样也没有外汇储备的必要。虽然浮动汇率制消除了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问题，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一个国家所有的国际贸易问题。所以有很多国家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在管理浮动汇率下，政府可以干预外汇市场但不完全固定汇率。汇率管理的根本目标是提供一种稳定市场的力量。从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范围在中间价的千分之三内变动，人民币呈现出加快升值趋势。
1、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保持高速增长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重要原因
自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外贸依存度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1985-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比国民经济增长快9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从1985年的21.4%提高到2005年的80.2%。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外贸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出现了直线上升势头。
2、外汇储备持续增长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又一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增长趋势，特别是近几年呈现增长加速。外汇储备在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别增加742亿美元、1168亿美元、2066亿美元，2005年增加2089亿美元，达到8189亿美元。出口拉动型的战略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并使中国保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
人民币兑美元在2006年升值了3.3%，中国2006年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1774.7亿美元，远超过2005年的1018.8亿美元。过去两年出现的巨额贸易顺差标志着中国的贸易形势已经发生大的变化。在此前的20年中，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至3%这一区间内波动，贸易顺差额在2005年突然超过1000亿美元，而之前从未高过440亿美元。中国2006年的贸易顺差额接近该年GDP估值的7%，高于2005年4.5%的水平。在出口拉动下，通常会低估本币，反应在汇率上就会表现为汇率的持续上升。
3、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中国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贸易顺差，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自1994年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来，中国的贸易差额开始了持续的正盈余。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对比1995年以来中国的贸易盈余构成，加工贸易盈余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贸易盈余的主要来源，而在2001年之后，加工贸易盈余快速大幅增加，成为中国顺差的主要来源。特别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力的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的50%以上。
简言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以及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出口不断扩大而导致的贸易顺差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根本原因。
2、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贸易及投资的影响效应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以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成本的上升，却使中国对美国投资的成本降低。因此，中国传统产业将受到一定的打击，而“走出去”的企业则带来机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贸易及投资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将受到影响
根据研究数据，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均对实际有效汇率变化敏感。在假定其他因素(如外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有效汇率上升10%之后，出口总额将最终累计下降12.9%，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分别累计下降16.4%和9.2%。而如果外部需求增长1%，则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均将累计上升5.8%。由此可见外部需求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2、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步伐将加快
目前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大多表现出对汇率较高的依赖程度，受汇率变动影响较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制造业产品大多集中在中低端，主要采取价格竞争手段，人民币升值无疑对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在这种压力下，预计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步伐将加快。
3、游资在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可能乔装混入贸易项下进入中国，推动中国人民币资产价格上升
这同时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机遇。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体现在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资金、技术、市场等。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使中国企业可以购买相对低廉的美国土地和资源，同时降低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成本。
4、人民币升值加快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
自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对外投资额成倍地增长，由2003年度直接投资总额的29亿美元持续上升到2006年度的211.6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净额由2003年的334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906.3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以商业服务业、采矿业、制造业为主；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但是，从总体来看投资规模相对目前的巨额贸易顺差来说很不对称。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政府前几年主要是以招商引资为主，对于对外投资的引导和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还不是非常完善，导致储蓄转为投资的传导机制受阻，总体上投资资金还存在一定的缺口。但是，在许多民营企业主导的行业中又存在大量的剩余资本需要寻求投资机会，而人民币升值将可以引导这些资金对外投资。此外，人民币的升值使中国本土的一些比较优势产业在面临生产严重过剩导致恶性竞争、利润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拓展国际市场，避开各种贸易壁垒，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纵观跨国公司发展的历程，进行全球化投资，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是必经之路，而人民币升值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3、结论与建议
在人民币面临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下，中国政府要对利用外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及调整出口结构的同时，要通过扩大进口、增加内需来缓解贸易顺差的扩大；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合理引导升值预期，避免国际短期套利资金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冲击。人民币的升值为购买相对低廉的国外资产带来机会，可以利用部分外汇储备，通过政府的财力和企业的运作在全球范围进行优质资产的收购。由于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差距，因此，要引导和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带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走出国门，实现中国劳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逐渐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现状。
【参考文献】
[1]BRADLEYR.SCHILLER:TheEconomyToday.
[2]N.GregoryMankin:PrinciplesofEconomics.
[3]朱鮀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对外贸易论文范文6
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04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参考文献：
1、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06(6).
2、侍伟.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合型方案[J].中国外汇,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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