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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着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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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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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著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长江、黄河、珠江与运河流域）著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169—170）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著。
三、结语
古文学论文范文4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为师标准。这一理念穿越亘古依然适用于当今，尤其是高校古代文学唐宋诗词部分的教学，更需要老师具备“温故知新”的意识和能力。唐宋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提升学生文学素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唐宋诗词教学也面临着一种尴尬：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并且占有很大比重。以北师大版语文教材本文由收集整理为例，据笔者统计：小学语文课本共选古诗26首，其中唐宋诗25首；初中语文课本共选古诗词52首，其中唐宋诗词48首；高中语文课本共选古诗词71首，其中唐宋诗词66首。就此版本而言，入选语文教材的唐宋诗词数量占其总诗词数量的93.3╢，其中包含的众多名家名篇，是高校古代文学课堂的必修内容。毫无疑问，学生们在高校课堂会再次面对熟悉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如果高校老师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烫剩饭”的模式，乏味而无趣，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果采用回避或一语带过的方式，更会白白失去一个可以有效开拓学生思维的教学阵地。本文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温故知新”。这不仅需要老师树立“温故知新”的理念，还要善于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从学过的作品中获得新的知识，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有新的提升，从而有效地避免“烫剩饭”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将这种理念融入课堂呢？本文即以学生熟知的一些唐宋诗词为例从三大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高校教师要善于将孤立的诗篇置于文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中，重新审视旧作品，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使他们对这些诗篇有更为完整的把握。中小学教材中的唐宋诗词都是单篇的，缺乏系统性。因此中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时着重的只是对诗词本身的诵读或基本意思的理解，很少联系文学史知识。这就给大学课堂留下了比较广阔的“知新”空间。对于这些作品，不能烫剩饭，更不能一语带过。因为，对于一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可以很好地拓宽学生的视野，为以前孤立的单篇找到文学史的依托，从而使他们对于作品本身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例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2]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期学生们学到的可能仅仅是这首诗的分别之情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名句。而在大学课堂，老师要敏感地意识到这首诗是引导学生认识“初唐四杰”诗歌创作理论以及他们对初唐诗歌发展贡献的最佳代表作品。
初唐前期，诗坛主流依然是承袭南朝而来的轻艳琦靡的齐梁诗风，初唐四杰踏入诗坛的时候，上官仪的宫体诗在诗坛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为“上官体”，时人争相效仿。而“四杰”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但颇有桀骜之气，对于“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之风甚为反感，倡导诗歌要有刚健之风，豪阔之气。王勃就认为文学应该追求壮阔之美，他在《山亭思友人序》中言：“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3]壮阔之情溢于言表。在学生了解了这个背景后，教师必须借助作品化抽象为具体，让学生通过作品充分体会到这种壮阔之美和豪阔情怀。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先从诗歌本身入手，让学生认识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的宏阔壮美，“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的惺惺相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豪迈乐观以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劝勉鼓励。然后以此对应其理论，让学生深切认识到他们的诗歌创作理念在诗歌中的体现，了解这种理念和此类作品对当时诗坛“绮艳”风气的冲击以及对初唐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样的学习，相信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会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在中学学习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再如，北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选有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两首词，这两首词也极具文学史意义。在高校课堂，可以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温习，通过《念奴娇·赤壁怀古》，学生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苏轼词作的奔放和豪迈，在此基础上老师可以将这首词置于词史发展中进行宏观把握，引领学生认识到苏轼豪放词的问世是词风的一大转折，突破了以往“词为艳科”的樊篱，使词的创作空间更为广阔，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不仅极具豪放之气，而且充满了极为深沉的爱国情怀，这是辛弃疾词对苏轼豪放词风的继承和发扬。这样一来，学生不仅能在大学课堂中巩固对已学作品的认识，还能为这些熟悉的作品找到文学史的依托，逐渐将这些旧作品系统化、学术化。其次，高校教师要善于对已教作品进行深入挖掘，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从中领悟到以前难以领悟到的内涵。中小学时期，因为学生的生活经历比较单纯，知识视野相对狭窄，对诗词中饱含的情感和人生内涵尚难以透彻感悟，所以对一些诗词作品的学习往往停留在背诵和基本理解的水平，即便是老师讲到了，他们也不一定能完全领悟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这同样给大学课堂预留了“知新”的空间，需要老师引导学生进一步领悟其更深层的内涵。如果说将作品放置文学史背景中的“知新”是侧重于广度的话，那么通过对作品本身的精深阅读而达到的“知新”便是对深度的侧重。可以以盛唐诗人岑参的《逢入京使》一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的学法大致是对这首诗思乡情的泛泛了解。但是，这对于大学生来讲远远不够，因为这首诗还有更深层次的情感美，那就是遗憾之美。这种遗憾之情在诗中蕴含得比较深，且比思乡情更具感染力，若不细品则浑然不觉，这种情感就存在于最后两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当时笔者在教这首诗的时候借助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孟冬寒气至》一诗。我在屏幕上展示出了其中几句重点让学生诵读：“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意在引导他们认识到一纸书信对离别亲人的重要性，因为书信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亲人的气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思念，是分离之人彼此情感的寄托。学生们看完之后很是感动，尤其是诗中女主人公对丈夫书信的珍爱之情，感人至深，让学生们感慨不已。至此，学生已经彻底明白诗人岑参和妻子心中虽深情款款却无以寄托的遗憾。正是这种遗憾，让人倍觉唏嘘，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含蓄美的体现。通过这样深层次的学习，学生会更深切地体会这首诗的内在情感，从而引起更深的情感共鸣。诸如此类的还有杜甫的《登高》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比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初、高中语文课本中，中学时更多是随着老师的讲解机械地理解这首诗的悲愁之情。而在大学课堂，在了解杜甫生平的基础上，需要老师引导他们更深层次地认识诗人悲情意识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是萧瑟凄厉的深秋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边落木萧萧下”突出的是自然空间的宏阔，“不尽长江滚滚来”突出的是自然时间的永恒。萧瑟凄厉中，面对宏阔而永恒的自然，更凸显了人的渺小和无助。正因为此，茫茫天地之间才有了一位漂零的沉疴老人沉重无奈的叹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至此，学生会对这首诗中的情感有更深刻的领悟，会更加深切体会到颠沛流离的诗人心中的那种沉痛难遣的悲伤，会对这首诗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中学时给同学们留下的美是笼统而模糊的，注重的是背诵和对意境美的感性认识。但对于大学课堂而言，在感性的基础上尚需要理性的赏析，尤其是这首诗优美的结构，更值得探究。高校老师要引领学生认识这首诗梦幻般的三重空间，即“月夜江景”、“月夜沉思”和“月夜相思”，不仅如此，还要探究诗人在连缀这三重空间时巧妙的起、承、转、合。整首诗以“春江月升”起篇引出一片梦幻般晶莹剔透的“月夜江景”，这是景美；然后各种景物逐渐淡化，只有一轮孤月高悬夜空，于是这轮“皎皎孤月”承上启下引出“月下沉思”，这是理美。继而一片远去的“悠悠白云”转向人间游子思妇的“月夜相思”，这是情美；最后以“春江月落”收尾，前后照应，整合全篇。学生理解了《春江花月夜》的结构美后，相信会对这首诗有更为理性、更为深刻的认识。再次，要善于在课堂上运用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思考，逐步从旧的诗篇中领悟到新的信息。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着重体现的是老师的备课，这一个方面体现的则不仅是老师的备课，还有老师上课时对课堂的控制能力和对学生的引导能力。如果想让新的信息在课堂上被学生有效接收，关键在于老师要有巧妙的问题设计，在课堂上通过张弛有度的问题循循善诱，既让学生收获了知识，同时又从中体会到了思考探索的快乐。可以李白的《蜀道难》一观。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高中语文课本中，篇幅较长，需要引导学生把握整首诗的写作脉络。可以按下面的思路分三个阶段设计问题。第一阶段的问题如下：
1.这首诗的主旋律是哪句诗？
2.既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请说出蜀道之难都体现在哪里？
3.阅读开头几句，请回答“蜀道”是否一开始就有？
4.那么后来“蜀道”是怎么来的呢？
对于上述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学生不用思考就能回答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第二个问题有点难，多数会纠缠于蜀道之高、蜀道之陡等细节处，需要用第三和第四个问题进行引导。对于第三个问题，学生很容易从“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中得出答案，蜀道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于第四个问题，学生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但是若找到真正的答案，还需要老师进一步引导，阅读文后对这则神话传说的注释，思考五个壮士和大蛇斗争的象征意义。如此一来学生很快明白过来，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迎刃而解——蜀道第一难：蜀道开辟艰难。
第二阶段的问题设计如下：
1.不管蜀道再难开，但终究还是开辟出来了，开辟后人们就要行走啊，行走的时候人们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2.请认真思考“使人听此凋朱颜”一句，请问为什么会“凋朱颜”。
第一个问题对于学生而言比较简单，学生们会很快通过具体诗句总结出蜀道又高又陡并且崎岖泥泞，非常难走。并且很快能总结蜀道第二难——蜀道行走艰难。但还需要第二问题对此进行补充。而学生也能通过“凋朱颜”得出结论，在蜀道上行走不仅要有体力的付出，还要经受心灵的折磨——和恐惧相伴。至此第二阶段的问题进行完毕。
第三阶段的问题如下：
1.蜀道再难行，也总算走过来了，那么经历了千难万险后，蜀道的尽头是否就是世外桃源呢？
2.诗人提出了什么劝告呢？这种劝告在诗中其他地方还有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生不用思考就能回答，不是世外桃源，不仅不是世外桃源而且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样一来蜀道第三难便有了——蜀道尽头难留。对于第二个问题也非常容易，“锦城虽云乐，不入早还家”，并且会比较容易找到“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和“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两句。进行至此，学生不用引导也会明白，《蜀道难》并不复杂，看似千头万绪，其实就写了两个字：“难”和“还”。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学术角度认识这首诗的主旨。通过这样的问题设计引导启发，学生不仅能享受到思考的快乐，而且还能获得对《蜀道难》一诗的全新认识。并且也可以肯定，学生们以后背诵《蜀道难》将不再艰难。另外苏轼的《题西林壁》也可以尝试着运用启发式教学进行引导。这首诗出现在北师大版小学课本中，很多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但若问起对这首诗所含哲理的了解，恐怕真正能体悟到的少之又少，即便是能说出来，也是在背老师的话。别说是小学生，就是大学生要清楚领悟并说出这首诗的哲理也比较困难，因为这首诗笔下皆景，景理合一，可以意会却难以言说。可以针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进行如下的问题设计：
1.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2.要想认识庐山真面目该怎么办呢？
3.能否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句诗改动一下，将这种哲理明白表达出来呢？
古文学论文范文5
诵读古诗词，不仅可使学生的情感受到熏陶，增加文化积淀，提升语文素养，而且对于学生改进作文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有很大的作用。仔细研读古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常用的修辞手法在古诗词中随处可见，而且运用得更为恰当。1.比喻：如“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用“珍珠”比喻露珠，不仅形象地道出其圆润，而且写出了在新月的清辉下露珠闪烁的光泽。2.拟人：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也惊心，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历久不衰。3.夸张：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壮观的瀑布从高处急冲而下，真让人怀疑这是从天上倾泻下来的银河，夸张的手法道出了庐山瀑布向下倾泻的磅礴气势，现在人们常常用这两句诗来描写瀑布的壮观景色。4.对偶：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5.设问：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古典诗词中，修辞手法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除上述修辞外，还有反复、排比、互文、借代等，真可谓博大精深。只要我们潜心研读，一定会受益无穷。
二、引经据典，增强魅力
要想提升作文语言的魅力，一靠生动形象，二靠文化特色。如果语言既有形式上的生动形象，又有内容上的文化内涵，就能一下使文章变得厚重起来。因此，在作文中正确、巧妙地运用一些经典的东西，会使文章更具魅力。如在痛苦中执著，我们可以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迷惘中追求，我们可以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豁然开朗，喜获丰收时，我们可以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又如写到春播可引用诗句“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写到萤火虫可引用诗句“轻罗小扇扑流萤”；写到荷花可引用诗句“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到秋天的枫叶时可引用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如果觉得经典古诗词难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可以适当改动，表达效果更佳：市场上看到两位妇女较劲，一学生这样表达“黑云翻墨未遮山，‘唾沫’满天落脸盘”；弟弟年龄小，却是万分“奸诈”，一学生慨叹“老妈呀老妈，您老人家真是‘不识老弟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一家中’”；考试前夕，一学生这样改动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考试快到了，复习不慌张！”……
三、展开想象，填补空白
古文学论文范文6
引导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中与婚恋相关的作品，如《诗经•关雎》《上邪》等，让学生懂得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的文学母题，是美好的情感，在谈论该类话题时无需隐晦、回避。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今大学校园恋爱现状：67%的大学生谈过或正在谈恋爱，82.6%的人认为大学生可以谈恋爱，51%的学生认为大学生谈恋爱利大于弊。当大学生面临感情问题时，教师不能一味地堵、禁，而要耐心与学生沟通，引导他们认知爱的能力和责任。在品读不同作品时，让学生讨论自身及当今大学生的婚恋观，让学生敢于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表达真实心声。
二、了解不同的婚恋动机、婚恋类型及其利弊
结合古代文学中的婚恋主题作品，如《诗经•氓》《西厢记》等，让学生分析、总结、评价历代不同的婚恋动机及不同的婚恋生活。在分析古代婚恋观的同时，结合当今大学生的婚恋动机，如：生理需要、排遣寂寞、排解孤独、寻求刺激、好奇、从众等，在众多的婚恋动机中让学生分析其利弊，在讨论中让学生明晰正确的动机并及时修正可能出现的不太正确的恋爱动机。在充分了解恋爱动机的基础上，让学生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归纳不同的婚恋类型，并结合当今大学生所预想的婚恋类型，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门当户对”“夫荣妻贵“”三从四德”等与当下的功利型婚恋观结合起来讨论。调查显示，当代男大学生婚恋过程中的功利化色彩也越来越明显，交往对象的经济状况和家庭背景往往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67.8%的男大学生希望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作为恋爱对象。不少人认为“：被爱者”只是“爱者”满足物欲的工具，“爱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和虚荣心。诚然，财富、地位和学历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发展状况，在爱情选择中适当考虑是合乎情理的，但如果纯粹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利要求，而把这些条件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就会使爱情成为一种利用和交易。
三、在解读婚恋作品时针对社会上相关婚恋事件进行评析
在解读古代文学中的婚恋题材作品如《牡丹亭》《红楼梦》等时，分析其社会因素及其对后世婚恋观的影响，结合当今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让学生分析其中存在的媚俗、庸俗、低俗、拜金主义爱情观。在针对具体实例的分析中，引导学生明白哪些是低俗的，哪些是高尚的，并探讨面对社会上的拜金爱情、“外貌协会”、爱情即性等观念时的应对策略。
四、分析错误婚恋观的危害
在古代文学婚恋题材作品如《诗经•谷风》《长生殿》《孔雀东南飞》等的教学中，让学生分析不同婚恋观的利弊，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错误婚恋观导致的人间悲剧，如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方面分析错误婚恋观的危害：对个人而言，如果处理好爱情，可促使恋爱双方奋发向上，不断进步，如处理不当，则容易沉溺其中，影响正常生活、学习，甚至从此萎靡不振；对家庭而言，因为感情不顺自暴自弃，并因此伤害自己及他人的家庭；对学校而言，部分大学生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接吻等，影响校园正常秩序；对社会而言，因感情受挫而引发的大学生自杀、报复等恶性案件数量正呈上升趋势。
五、在正确婚恋观引导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观
在古代文学婚恋题材作品如《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金瓶梅》等的教学中，让学生分析不同时代的观，并讨论古代观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以便正确应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和网络文化的泛滥。我国大学生虽然接受了十多年的教育，但受过性教育的极少，有些学生在与异往过程中容易出现越轨和其他不当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很好地认识，对行为产生的后果也没有能力解决，从而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障碍。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性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调查表明，74%的人认为婚前是不合适的，但55%的人却认为只要双方自愿，婚前无所谓。这表明大部分人对婚前是持保守态度的，但性解放、性自由等观念已得到一部分大学生的认可。鉴于此，需在大一学生中增设性健康及性道德教育相关课程，充分利用学校网络资源，积极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和性健康咨询服务，帮助大学生端正态度，调节学生因恋爱受挫而引起的心理冲突和心理失衡，从而培养其健全的人格。
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并及时评估、调整自身的婚恋行为
在充分认识婚恋动机、婚恋类型及各种婚恋类型利弊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并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婚恋行为进行自主的、及时的、客观的评估与调控，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婚恋观。
七、配合学校其他教育途径做好课后跟进引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