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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虽好范文1
乐圣师旷与古吹台
春秋时期，开封属于魏国的一个小镇，名叫仪邑。相传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拜高阳为师，在此学琴吹奏，故后人称这个地方为“古吹台”，汉代又名鼓吹台，明代始称禹王台。
师旷本姓范，名旷，字子野，以其“谐二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的卓越贡献，被后人誉为“乐圣”。流传千古的《阳春》《白雪》等琴曲就出自他的创作。
师旷不仅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宫廷乐师，而且敢于为民请命，善于直言讽谏。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卫献公暴虐无道，又故意侮辱正卿孙文子与宁惠子，最终导致内乱发生，卫献公也被逐出卫国。晋悼公听到消息，认为“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侍于一旁的师旷言道：
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他借题发挥，倡导统治阶级行德政以惠民众，可谓开民本主义之先声。
如今的禹王台西配殿内，塑有师旷的泥质金身坐像一尊。坐像中的师旷神态自若，危坐抚琴，双手起落有致，加之园内楼台亭榭，鸟语花香，场景生动逼真。
唐代三贤聚梁园
“夷门自古帝王州”，自战国时魏惠王迁都大梁(今开封)之后，开封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汉文帝封儿子刘武为梁王，初居大梁，据说在这里兴建起规模宏大的梁园，亭台楼阁相连，为一时著名的游览胜地。后因大梁低洼潮湿，刘武把国都迁往睢阳(今商丘)。明代学者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载：“梁园，在城东南三里许，相传为汉梁孝王游赏之所。李白《梁园吟》云：‘平台为客幽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绿水扬洪波。’一名梁苑，孝王筑吹台于苑中。”然而《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汴州》条下：“粱王吹台，在县东南六里，俗号繁台。”很多古迹荡然无存，唯有“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
唐天宝三载(744年)，李白因不为朝廷权臣所容，被迫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在那里结识了小他十一岁的杜甫。两人自洛阳一同来汴州，与原驻汴州的封丘尉高适相会。三位诗人乘兴登吹台，把酒赋诗，怀古论今。李白即席吟出“平台为客幽思多，对酒遂作粱园歌”的名句。日后杜甫追忆此游，写下了著名的《遣怀》诗。梁园内吹台之上，禹庙之后，旧有三龛，塑碧霞元君像。明正德丁丑年(1517年)，巡按御史毛伯温改塑三贤像，并撰(《三贤祠记》。文曰：
三贤祠者，祠唐高、李、杜三贤于吹台之上也。按《唐史》，高适、李白、杜甫，天宝中，聚梁、宋间，共饮吹台之上，酒酣击歌，倪仰今古，旁若无人……三人者，固盖世之豪也……适五十始诗，故叙年李、杜之上，其诗颃二子，故并贤之，而并祠之。
“梁园雪霁”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吹台一带也成为历代文人雅士到汴梁必游的胜地。刘昌《吹台驻节诗序》中曾征引宋梅圣俞诗句“在昔梁惠王，筑台聚歌吹”，对吹台的归属地加以考证，并指出“唐杜甫从李白登吹台，慷慨悲歌，为一时所慕。故后世骚人诗客，以不得至开封、登吹台歌啸为欠事”，就是明证。
如今，三贤祠内重塑了李白、杜甫、高适三尊泥质金身像。北壁上嵌着几块巨大的长方形石碑，其中有明正德九年(1514年)河南巡抚陈珂撰、房宣书的《时雨亭记碑》和《抚安亭记碑》；明嘉靖二年(1523年)李梦阳撰、左国玑书的《修禹王庙记碑》；明嘉靖四十一年李濂撰、李蓁书的《修五贤祠记碑》(增加了明人李梦阳和何景明，故称五贤祠)等。
禹王殿内岣嵝碑
据不完全统计，自先秦到民国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黄河水患吞没了无数开封人的生命，毁灭了许多美丽富饶的田园村庄，淹没了众多的官府、民宅、仓库、商行。人们面对河患的严重威胁束手无策，于是就根据大禹治水的传说，于明正德年间在吹台上修建了一座禹王庙，希望通过尊祀禹王而阻挡住水患，从此吹台又名“禹王台”。《汴京遗迹志》卷八有言日：“吹台，在城东南三里，相传汉之鼓吹台，一名梁台，一名雪台，俗呼为二姑台。今改为禹王台，祀禹于其上。两庑祀古之善治水者，为河患也。详见后禹庙下。”然而，祭祀大禹等治水功臣并不能阻止黄河水患的发生。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开封城又两次因黄河决口而被淹没。清人李昌祚曾为被淹没的开封城池而叹息：“极目不堪回首处，何时重睹旧繁华。”禹王庙的碑廊及各个大殿内保存着数百件的书法碑刻，上自明代，下至民国，记载着禹王台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其中禹王台大殿内的峋嵝碑尤为罕见。
峋嵝碑也称禹王碑，现存于开封禹王台公园的禹王庙内，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河南巡抚刘树堂摹制的。此碑共有77字，原立存于湖南衡山的峋嵝峰峰顶，文字奇诡难辨。相传唐代大文豪韩愈曾经去衡山寻它未果，深感遗憾，遂赋诗一首：“峋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蝌蚪拳神薤倒披，鸾漂凤泊虎螭……我来咨嗟涕涟沥，千搜万索何处有?”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有一个叫何致的人跋山涉水到南岳衡山寻碑，在樵夫的指引下，终于在峋嵝峰顶得见此碑，欣喜若狂，轻轻用手剥去苔藓，摹拓了两份，并将其中一份献给了当时的长沙转运使曹彦约。后来何致将碑文镌刻在了长沙岳麓书院后的巨石上，并把它用泥土深深埋于地下。多年后，明朝有人把它挖了出来，翻刻为碑，置于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清康熙初年，又有人把它翻刻于衡山岣嵝峰顶。
禹王大殿南有御书楼，专为保存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为禹王庙所书“功存河洛”“崇高峻极”“昌河仁义”“灵渎安澜”四块匾额而建。
现存禹王大殿重修于清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全身塑像就巍然屹立在庙中央。塑像高达五尺，双手执圭，身着龙袍，丰满魁伟，凝重端庄，双眉微挑，美髯飘动，目光充满智慧和坚毅。塑像左右是两副歌颂禹王的对联，一日“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一日“而耕而立去巢就庐万代永颂王功德，斯世斯民饮水知源高台重铸禹金容”。殿内东西墙壁上，各嵌有砖雕一幅：东边是《治水图》，取材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西边是治水成功后的《行赏图》和《乐耕图》，生动地反映了大禹治水不辞艰辛和人民对他的深深爱戴。
水德祠上祀功臣
禹王台西侧有一座小院，命名为水德祠，配祀历代治水功臣三十七人。《汴京遗迹志》卷十一载：“禹庙：在城东南三里许吹台上，旧名二姑台，宋都人建庙以祀二仙姑。弘治中，改为碧霞元君祠，好鬼者翕然趋之。观风者毁其像，改祀神禹，称禹庙焉。又增建两庑，祀中古以来治水有功者，为河患也。余弱冠时，读书台上，犹见两庑木主。比谢政归里，偶一登览，而木主无一存者。因识于此，以俟宦游君子兴复之，庶弗没前人崇祀之意云。”下列“两庑分祀历代治水有功者，共二十九人，有魏邺令史起、秦水工郑国、汉准阳太守汲黯、大司农郑当时”等。以后又增加到三十七人，有清代的林则徐、胡宝泉等人。在这些治水功臣群像中，元代贾鲁、明代于谦、清代林则徐的事迹尤为生动。
梁园虽好范文2
在人类铭记事物的文字、旋律和影像里，旅馆总是被塑造成一个上演传奇的地方。
“欢迎来到加州旅馆，多么可爱的地方，如此美丽的脸庞。这就是永远迎客的加州旅馆，一年四季无论何时何候，你都可以在这找到房间。”
这首在《滚石》评出的最伟大的100首英文歌曲中排名11，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朝圣地，也几乎使加州旅馆成为世界知名度的旅馆，尽管这个旅馆是否真实存在众说纷纭，包括人们对于它的多种指代和解读。
《龙门客栈》里，刀光剑影中闪现出了一个江湖的爱恨情仇。导演胡金铨说：“我一直觉得古代的客栈――尤其是荒野里的客店，实在是最富戏剧性的场所。很少有地方能这样时间、空间集于一身，一切冲突都可能在这里爆发。”
2046作为一间旅馆的房间号，也因为王家卫的电影而使这个房间号充满想象，成为一个穿越的通道，推门而入，房间里藏着的那段浮华绮丽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在国家倾覆、内乱斗争、种族残杀中，《卢旺达饭店》成了1268位难民保命的港湾，沙漠中的绿洲。
旅馆在人们意识中有太多的引申义，打上了太多的符号标签。
旅馆一词的英语表述为Hotel，意指供旅游者或其他临时客人住宿的营业性的房子，HOTEL一词来源于法语，原意是贵族在间招待贵宾的别墅。
在中国历史上，从最早的殷商时代的驿站，周朝的馆舍，秦汉的旅馆，魏晋的四夷馆，唐元的四方馆到后现代饭店，与之大致同义。
南北朝时期，驿站主要是供行人歇脚、住宿，在每个官方的大道边，每个驿站旁边都有一个高高的旗杆，上挂酒子旗，因此也有酒肆一称。
清朝孙枝蔚《除夕宿邗关》诗里有一句：“夜黑城门闭，灯明旅馆开。”旅馆门前亮着的那盏灯，照到了旅人心里，成为苦寒中的一丝慰藉。
在今天，旅馆被作为一种特有的城市生活方式，已成为现代城市展示开放程度的重要部分。
旅馆成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产物，并由此造就了一批“旅客”――将旅馆作为家的第二代名词，旅馆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在浩如繁星的旅馆之中，旅馆的老板们都在致力于追求一个“最”字――最理想、最艺术、最先锋、最小……不一而足，都只在于在某一处能让人们记住它。
旅馆的临时性决定了它“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的特性，这个社会任何事情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临时的住所越来越被青睐。
青年旅馆是国际知名品牌，已有近百年历史。有人称它为“穷人的希尔顿饭店”。 中国的第一家国际青年旅馆始建于1998年10月，地点是广州。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各地设立了19家国际青年旅馆。
而今，这种需求在当下仍在暴涨，并因此催生出各种不同形态。从合租时代，都市换客族，进而到胶囊公寓、蛋壳屋……高房价引起的住房多样化的时代，住的空间想象被各种各样的观念无限发挥。
人是群居性动物，需要某种标识来寻找同类，旅馆成为他们寻找同类的客体，他们在此以一种类似部落的方式群居。
他们在某种共同的图腾中，寻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些图腾成为旅馆的理想和灵魂。
梁园虽好范文3
一、全市阳光工程工作开展情况
从本次督导调研情况看，各县、区阳光工程办公室都非常重视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工作，迅速行动，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许昌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并紧紧围绕全省阳光工程规范管理年活动的开展，狠抓了各项工作的落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一）下达了培训任务。今年省下达我市的培训任务为1.8万人(含直管县xxx0.2万人),各县(市)区已逐级将培训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培训机构。全市共有45所培训机构承担了培训任务，其中公办18所，承担培训任务7650人，占任务的47.8%；民办的27所，承担培训任务8350人，占任务的52.2%。
（二）举办了项目管理培训班，市阳光工程办公室举办了项目管理和信息监管培训班后，各县（市）区都相继举办了项目管理培训班和信息监管培训班，对各培训机构负责人和网管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据统计，各县市区已举办培训班16期，共培训人员100人次。
（三）“五项制度”的执行情况。从督导调研情况看，各县、区都较好地执行了第一节课制度，县、区阳光办的负责同志亲自到培训班给学员上第一节课，到培训机构认真进行学员身份，数量等内容的核查，并把培训券发放到学员手中，对领券学员登记造册，并对发放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各培训机构和县、区阳光办均建立了台帐，并按月及时上报月报。
（四）培训转移情况。从本次督导调研情况看，抽查的13所培训机构，共承担培训任务4600人，已完成转移就业652人，占承担任务14.2%，正在培训703人，占承担任务15.3%。截止9月底，全市已完成转移2484人，占任务数的15.5%，完成招生3040人，占总任务数的20%。其中，xx、xx培训进度较快，网上管理较好。
二、存在问题
（一）生源少，工作进度慢。从督导调研情况看，各培训机构普遍存在招生人数少，生源紧张的局面。截止9月底，全市仅完成转移2488人，占任务数的15.5%，转移不到任务数10%的县有：梁园区、睢阳区、虞城。个别培训机构至今未转移一人，如xxx劳动就业培训中心，xxx技工学校，xx县农广校、阳光技校。
（二）网上管理不健全。各县（市）区虽举办了网络监管培训班，但个别县区的培训机构仍未联网。截止9月底，x县、xx区、x县、xx仍未有上网。
（三）部分培训机构操作不规范。主要表现为：一是“订单培训”中订单不规范。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签订的订单没有标明月工资收入，合同期限、就业岗位等，订单内容模糊，反映情况不明确；二是招生简单不规范。不能清楚地反映阳光工程的收费标准，补贴标准、培训专业、时间、就业去向等内容。三是专业设置不科学，计算机相对专业太多，不能保证对口就业。四是部分培训机构档案管理不规范，没有专门的档案盒。
（四）工作管理经费不落实。从督导的六个县区看，都没落实管理经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光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下一步要求
现在离完成全年的培训任务仅剩75天时间，时间紧，任务重，各县（市）区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大力度，加快培训转移进度，确保全年任务完成。
（一）加强领导，规范管理。各县（市）区阳光办，要切实负起责任，抽调精干人员，配备必需的办公设施，解决必要的工作经费，严格阳光工程规范管理年的要求，认真落实“五项制度”，规范好“七项工作内容”，确保任务完成。
梁园虽好范文4
对药王的民间信仰风俗由来久矣。古代民间供奉的药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原型不同的药王。其“药王”一名，最早见于东晋时佛经译本中的药王菩萨。药王菩萨慈悲为怀，救人危难，故民间常把同样能救人危难的医生比喻成药王。
我国民间信奉的药王，远早于佛教中的药王。远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时候，信仰风俗便随着人们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先是在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对种种自然现象不能理解，认为大自然界的事物均相克相生，自然是由主宰万物的神灵所定，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对自然崇拜的物化，很自然的为以后自然神的人格化和社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商周，人们开始了对天地的深化崇拜，山神，地神，水、火之神油然而生，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神和人鬼的神灵系统。后来的道教正是继承了这种神鬼思想，并将这个系统中的许多神灵包括以传统名人演化之神，都作为道教的神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进化。
中国民间尊奉的药王，正是这个道教俗神，它是由中国古代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名医演化而来。一般说来，道教药王有三：
一为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世尊为药王；
二为扁鹊，洞晓医源，深明医理，传黄帝《素书》与论脉法即扁鹊所为，后世祀为药王。道教尊奉扁鹊为药王真君，后世《正统道藏》收有其《药王八十一难真经》可以为证；
三为孙思邈，后人尊之为药王，奉祀不辍。每年夏历四月二十八日为其祀日。因孙思邈距今年代较近，且史籍有传，更可为信。据《旧唐书》载：“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日；‘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诏诣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玄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品，祭祀无牲牢……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此为正史所载药王孙思邈最为可靠的传略，而为后世所憾者，在于孙思邈在哪里出生？在哪里生活，生于何年？究竟享年多少？
2001年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的唐孙思邈之子《孙行墓志》，正可以补其阙。大周《孙行墓志》，全称《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志石高、宽俱56、厚10厘米，共28行。满，行27字，残7字，共716字。其中有武周时期文字19个。为行文方便，现先将志文适录，句读如下：
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
鸾台给事中徐彦伯e文
昔叔敖以阴德阳报，入相郢都；仲谋以英气伟材，奄有吴国。世济乎美，克生民进。公讳行，字元一，太原中都人也。曾祖融，瑚琏之器，降洗马之荣。祖孝冰，寥廓其心，纡割鸡之政。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凛凛然，昂昂然，虽高松负云，骐骥历块，不能过也。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栖邦佐，未展乎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之地，处谏诤之曹。鼎饪件和，王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瑜礼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期，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初践阶户巴，多怀謇谔，绿函青纸，亟奉清闲，枢论密词，口留藁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职清雅，学涉优长，久侍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孛，良玉蕴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蕃，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宋，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洒皇波，历升荣贯，锵金拖黻，为世所荣。时望苑开扉，春朝养德，天子有命，宫列俟贤，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钦奉紫纶，肃延朱q。践苍莨之径，簪辉；步速迭之阶，衣冠竦望。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子淑等，龚承遗诫，谨择不毛，棺周于身，敛以时服。杨经十卷，尝闻汉坂之些；吕览八篇，复起邙山之葬。其铭曰：于铄夫兮，诞膺门庆。体实清虚，心维雅正。怀抱经史，抑扬词令。如彼蘅蕙，载摇其芬。如彼鹭鹤，翱翔白云。负兹重宝，口侍明君。鸡署凝s，龙闺赫敞。uu若人，利有攸往。帝言粉饰，宫寮弘长。潋惊波，人生几何。芝焚可叹，露遄歌。野暗风疾，山寒哭多。亲宾此地，泪松阿。
志载孙思邈世交曰：“祖融，瑚琏之器，降冼马之荣。父孝冰，寥廓其心，纡割鸡之政。”开宗明义，道出孙思邈祖孙融，父孙孝冰。以《孙行墓志》载孙思邈之祖籍时云：“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曩，在今而道以往者日曩，指从前。志之作于武则天执政的大周，唐代已成为过去之朝代。梁园，亦称兔园，故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汉梁孝王好宾客，司马相如、枚乘等名士曾延居国中，因而有名。魏阙，指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初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境），魏惠王九年（前316）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此句意即为，孙思邈一生饱读诗书，志存高远，且隐逸不仕。更为关键的是交代出了这位若人若神的药王孙思邈，其祖曾居战国时的魏国，孙思邈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活，亦即《孙行墓》中所载的“太原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平遥。又如《旧唐书》云：“思邈自云开皇辛丑岁（581）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
其子《孙行墓志》载，孙行丁父（孙思邈）忧，在“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阙，补洛州渑池县尉。”此调露中，当在公元680年，“寻”，不久，亦即681年，抑或按史籍所载“永淳元年（682）卒”。
梁园虽好范文5
1、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厅前参拜了，分立在两下。晁盖道：“你等众人在此，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吴学究做军师，公孙先生同掌兵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汝等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再教收拾两边房屋，安顿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当下椎牛宰马，祭祀天地神明，庆贺重新聚义。众头领饮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办筵宴庆会，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好做提备，不在话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
2、却说鲁智深来到廨宇退居内房中，安顿了包裹行李，倚了禅杖，挂了戒刀。那数个种地道人，都来参拜了，但有一应锁钥，尽行交割。那两个和尚，同旧住持老和尚相别了，尽回寺去。且说智深出到菜园地上，东观西望，看那园圃。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拿着些果盒、酒礼，都嘻嘻的笑道：“闻知和尚新来住持，我们邻居街坊都来作庆。”智深不知是计，直走到粪窖边来。那伙泼皮一齐向前，一个来抢左脚，一个便抢右脚，指望来?智深。只教：智深脚尖起处，山前猛虎心惊；拳头落时，海内蛟龙丧胆。正是：方圆一片闲园圃，目下排成小战场。
3、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左壁厢天丁力士，参随着太乙真君；右势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发仗剑，北方真武踏龟蛇；趿履顶冠，南极老人伏龙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后列三十二帝天子。阶砌下流水潺?。墙院后好山环绕。鹤生丹顶，龟长绿毛。树梢头献果苍猿，莎草内衔芝白鹿。三清殿上，击金钟道士步虚；四圣堂前，敲玉罄真人礼斗。献香台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将瑶坛，赤日影摇红玛瑙。早来门外祥云现，疑是天师送老君。
4、话说鲁智深走过数个山坡，见一座大松林，一条山路。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被风吹得铃铎响。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过座石桥，再看时，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门里，仔细看来，虽是大刹，好生崩损。
5、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两个见他当夜不归，又不见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不在话下。
6、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因来偷菜，看见廨宇门上新挂一道库司榜文，上说：“大相国寺仰委管菜园僧人鲁智深前来住持，自明日为始掌管，并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那几个泼皮看了，便去与众破落户商议道：“大相国寺里差一个和尚，甚么鲁智深，来管菜园。我们趁他新来，寻一场闹，一顿打下头来，教那厮伏我们。”数中一个道：“我有一个道理。他又不曾认的我，我们如何便去寻的闹 等他来时，诱他去粪窖边，只做参贺他，双手抢住脚，翻筋斗，?那厮下粪窖去，只是小耍他。”众泼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来。
7、山门侵翠岭，佛殿接青云。钟楼与月窟相连，经阁共峰峦对立。香积厨通一泓泉水，众僧寮纳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边，禅客经堂云雾里。白面猿时时献果，将怪石敲响木鱼；黄斑鹿日日衔花，向宝殿供养金佛。七层宝塔接丹霄，千古圣僧来大刹。
8、智深、史进来到村中酒店内，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买些肉来，借些米来，打火做饭。两个吃酒，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吃了酒饭，智深便问史进道：“你今投那里去 ”史进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伙，且过几时，却再理会。”智深见说了道：“兄弟也是。”便打开包裹，取些金银，与了史进。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门，离了村镇，又行不过五七里，到一个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须要分手，洒家投东京去，你休相送。你打华州，须从这条路去，他日却得相会。若有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史进拜辞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进去了。
9、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厅前参拜了，分立在两下。晁盖道：“你等众人在此，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吴学究做军师，公孙先生同掌兵权，林教头等共管山寨。汝等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再教收拾两边房屋，安顿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当下椎牛宰马，祭祀天地神明，庆贺重新聚义。众头领饮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办筵宴庆会，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廒，修理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好做提备，不在话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义，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
10、太守慌忙上马，来到东门外接官亭上，望见尘土起处，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马。府尹接上亭子，相见已了，那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来，度与府尹。太守看罢，随即和新官到州衙里，交割牌印，一应府库钱粮等项。当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旧太守备说梁山泊贼盗浩大，杀死官军一节。说罢，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师将这件勾当抬举我，却是此等地面，这般府分!又没强兵猛将，如何收捕得这伙强人 倘或这厮们来城里借粮时，却怎生奈何？”旧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装行李，自回东京听罪，不在话下。
11、智深、史进把这丘小乙、崔道成两个尸首都缚了，撺在涧里。两个再打入寺里来，香积厨下那几个老和尚，因见智深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进直走入方丈后角门内看时，那个掳来的妇人投井而死。直寻到里面八九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只见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开。鲁智深见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寻到里面，只见床上三四包衣服，史进打开，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银，拣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寻到厨房，见有酒有肉，两个都吃饱了。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火上点着，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凑巧风紧，刮刮杂杂地火起，竟天价烧起来。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俺二人只好撒开。”
12、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独自贴天飞;漏网的活鱼，乘水势翻身冲浪跃。不分远近，岂顾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临阵马。
梁园虽好范文6
一、查慎行《抄书》诗及其抄书的文化释读
谈论明清“抄书”诗，首先想到的是海宁查慎行，因为他有一首诗，常被雕版印刷史论著征引：“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点缀溪山真不俗，麻沙村里贩书回。”③论者是想用这首诗句证明：自南宋以来颇孚盛名的建阳麻沙书坊刻本，直至清初依然远销四方。那么，他还会有其他有关书本的诗吗？由此攀援追索，果然发现查氏不仅常以“抄书”入诗，而且还有以《抄书》名题的诗三首，这在现存明清诗集中，庶几绝无仅有。诗云：“人言冬是岁之余，自分生涯伴螙鱼。比似王筠犹有愧，白头方解手抄书。”“无数空花乱眼生，摩挲细字欠分明。西洋镜比传神手，八廓重开为点睛。”“乌鸡已疗病风手，秋兔犹存见猎心。炳烛余光吾若此，儿曹那不惜分阴。”④全诗除用典“见猎心”、用词“八廓”稍显生僻外，总体平白易懂。大致要表达的意思是：时交冬令岁末，年届老龄晚境，感怀一生，惟与书籍相伴，虽手抄躬录至皓首方休，但相比抄书不倦的古贤王筠，犹愧不如。⑤休止抄书只因老来罹患眼疾，病目观书，雾里看花，字画细小，辨认不清，借助放大镜，还能画上几笔。然而手臂风痹稍见好转，看到毛笔又忍不住想握管抄书，⑥无奈视力孱弱如烛之光，告诫孩儿真该珍惜光阴。
海宁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卒于雍正五年(1727)。史传称其“天资颖异，五岁能诗，十岁作《武侯论》，同邑范骧称为旷世才。既长，游黄宗羲之门，所学益进，于经史无所不窥，而尤深于诗”。⑦他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顺天乡试，因大学士李光地的举荐而获圣祖召对，旋入直南书房。十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及第，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又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以疾告归。次年夏秋之交，查慎行返归海宁故里。初到家时，他特意作诗二首：“六月择归期，既雨且当暑。涉秋甫就道，凉意动砧杵。绤乃征衣，到家换时序。”⑧诗中还提到自己糟糕的健康状况：“吾衰苦善忘，聋瞶废耳目”。在稍后所作的《梅雨初霁》、《生日示儿孙》二首诗中，他又写道：“左臂虽病风，土脾幸未槁。还乡岂不乐，顾已迫衰老。”“常恐病见侵，去来难自主。未知从兹往，尚复几寒暑。”⑨可知从京师致仕归来的前翰林诗人查慎行，已是耳聋目瞶、左臂风痹的衰老病翁一个了。因其衰病，尤以目疾加重，以致“无数空花乱眼生，摩挲细字欠分明”，故而无奈“白头方解手抄书”，从此不能再享受手抄躬录、与书相伴的生活乐趣。查翁，《抄书》诗三首即由此而感怀抒情，时间在归里次年的康熙五十三年(1714)冬，时年六十有五。
在查氏《抄书》诗里，“白头方解手抄书”是释读诗意的关键诗句。因为“解”字有多种释义，而何以在此作“休止”、“停止”解释，似乎应该稍作交代。按“解”有“能够”、“会”的意思，但若以此义讲，诗句就变成“直至满头白发才能得闲抄书”的意思了，虽然句意也能通，但合诸全诗，便与义乖宜了，明明说自己只有“炳烛馀光”，“摩挲细字欠分明”，怎么反倒从此才开始抄书呢？难道他向来不曾抄书吗？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按查氏有诗曰《仙游茅笔歌》，其中有“老夫抄书指生茧，怕搦人间管城管”之句。⑩该诗作于康熙三十七年五六月间，那时查氏四十九岁，已经抄书抄到手指生老茧，自然是手录躬抄久有年月。再看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查氏游学京师时所作《题田纶霞少参山姜诗后》诗，也提到他“抄书”之事，诗云：“得从京国数追随，真爱山姜一卷诗。佳处不嫌千遍读，识君翻恨十年迟。古人可作心相许，同调无多论稍卑。便欲借抄烦乞予，手弹红烛写乌丝。”(11)那一年，查慎行才三十五岁。所以，“解”字在“白头方解手抄书”句中是不能以“能”、“会”释义的。此外，“解”字还有“明白”、“理解”之义，但若依此解释，诗句就成“直至皓首方始悟得抄书趣味”，那也直是勉强得可以，更与《抄书》诗之二、之三所表达的意思不能相合。至于“解”作“免除”、“解除”讲，那么“抄书”就成苦事一桩了，诗人当然不至于会这样想。所以，“白头方解手抄书”的“解”字，只有作“休止”、“停止”释义，才比较合适惬当。
区区几首“抄书”诗，能提供的信息虽然有限，但毕竟还是可以从中窥测到查慎行嗜好抄书的一些概况乃至细节。比如“老夫抄书指生茧”，抄书既久且多，竟把手指抄出了老茧，直抄到老眼昏花才无奈罢手。再如“便欲借抄烦乞予”一句，并参考他与朱彝尊的联句“秘笈借尔抄，金匪我宝”，(12)则说明查氏常与书友互借传抄。最有意思的是“手弹红烛写乌 丝”一句，用手指拨弄烛心使之光亮，说明抄书是在夜间，“写乌丝”，是说用黑格抄稿纸抄写。烛光微弱，字体细小，夜晚抄书，最易伤目。古医书上就说，“夜读细书，月下观书，抄写多年”，“俱丧明之本”。(13)据考查慎行至少在康熙五十年夏即已罹患眼疾，因为那年他写有《种决明》一诗，说自己：“眼昏欲试医治法，庭下朝来种决明。八廓五轮全是障，却思草木养余生。”(14)半年之后，他即“以疾告归”，自当与此有关。查氏老来受目障之苦，想必与他夜间手抄细书的习惯不无关系。
以上是对查慎行《抄书》诗与“抄书”诗的粗浅解读，并从中释读出这位清初诗人如何痴迷抄书的一些生动细节。不过这并非拙文企图讨论的主题，笔者更想探问的还是查慎行何以如此痴迷抄书，以及抄书在他生活中的存在意义。换言之，也就是想探问：曾经的“查慎行抄本”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查慎行既是位名声卓著的诗人，又是个具有骄人学历、成果丰硕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于经史无所不窥”，而“最深于经，诸经中于《易》尤邃”。他在七十五岁高龄时，撰就易学专著《周易玩辞集解》十卷，后为《钦定四库全书》选收，馆臣提要称“其言皆明白笃实，足破外学附会之疑”，“说经则大抵醇正而简明，在近时讲《易》之家特为可取焉”。(15)据该书自序所言，撰述者是“务于圣人之辞，字字求着落诠释，其求诸经文而不得，必先考之注疏，复参以诸儒之说，不敢偏徇一解，亦非敢妄立异同，平心和气，惟是之归”。(16)而观览其书，则见其解经所引古今典籍，堪称夥矣多哉。是知查氏必有大量书籍储备以供考释参资，方能成此一书。至于查慎行撰著的那部赫赫有名的《补注东坡编年诗》，也同样是十分见功力、吃功夫的考订注释之作，受到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曰：“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又于施注所未及者，悉搜采诸书以补之。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17)检阅该书卷首所载《苏诗补注采辑书目》，乃具列经史子集、儒释道各类图书共五百十六种，又《续采书目》著录图书凡一百十六种，其中既有《十三经注疏》、《文苑英华》等经典巨帙，也有《百斛明珠》、《玉局文》等坊俗读本。(18)其阅书之广、征书之富，由此可见一斑。不言而喻，要作出如此严谨扎实的文献考证成果，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藏书。所以，查慎行在明清藏书家榜上有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因为没见有查氏书目流布，而且传存至今的查氏藏本也很少，(19)所以一般藏书史对查慎行的藏书情况大都不甚了了，所纪者，唯“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寥寥数语而已。实际上，查氏虽身为供奉内廷多年的翰林院编修，却仍只是个饱读诗书的贫穷士人，“得树楼”也并非想象中如同汲古阁、绛云楼、述古堂、曝书亭一般规模的藏书楼，而仅仅是他晚年栖居读书的一座简陋小楼。考“得树楼”起于康熙三十六年，那年查氏应试落第归家，郁郁不欢，尝有诗云：“趁伴携儿出帝畿，到家犹及换春衣。远烦亲友来相贺，不道余仍下第归。”(20)又云：“而翁百念灰，自审莫若处。”“吾但当弄孙，门户全付汝。”(21)沮丧之下，遂于祖屋旧址翻筑小楼以供起居。尝谓：“吾家自丧乱后，仅存横溪老屋，与两弟同居。余所栖在西北隅，年深瓦落，不足以庇风雨。丁丑春，大儿幸举南宫，挈之还家，爰即旧址改筑小楼。楼成，而老木数十章皆在几榻间，因取少陵诗意，颜曰‘得树’。”(22)书楼既成，乃作《得树楼初成以诗落之》诗九首，诗中写道：“吾架初度材，谓在百金内。铢铢累木石，所费奚啻倍。贫家举事难，轻发每追悔。连朝责逋负，工艺集群喙。将为逃债台，一笑付聋聩。”“敢云去地远，稍与鸡豚隔。尚恐鸟雀群，移巢避生客。”“卑湿苦旧栖，老根连草蔓。新来稍轩敞，恰直树之半。”“设梯尽十级，伛偻连脽尻。日上能千回，儿孙捷飞猱。”“竹垞工八分，大字作擘窠。为余题岁月，惜墨不费磨。悬之楼中央，笔势翻江河。”(23)兹移录数句，可见“得树楼”的实际规模，以及查慎行筑建书楼时的家境和心境。如果说贫穷生活是查慎行中进士、入翰林之前的处境，那么“发达”后的他，依然贫穷如故。举诗为证，在康熙丁丑年所作《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中，他叹曰“久甘南巷贫，差胜北门窭”，(24)在康熙甲午年所作《生日示儿孙》中，他仍然感叹“仕宦阅十年，依然北门窭”。(25)《诗》“北门”，“刺仕不得志也”；窭者，贫苦之人也。查慎行反复自嘲“北门窭”，就是感叹自己的贫苦而不得志。援诗考证查慎行的贫穷身家，是为了推断他既不能斥金购买书籍，也无余钱请书佣抄录，故而“得树楼”藏书必多查氏手抄积储所致。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对查慎行抄书作出大致的文化描述：作为一位声名颇著的文人、学者和藏书家，查慎行一生嗜好抄书，长年累月，日夜不休，以致手指生茧，双目失明；作为一个贫厄困扰终身的士人，他犹未落魄到为生计而代人书佣的地步，故其抄书全为收藏，而藏书全为便利自己读书治学随时取用，绝无“汲古”“佞宋”的奢望；“得树楼”号称“藏书甚富”，经史子集儒释道门类俱全，惟其藏本宜多抄写，且多为查氏手抄躬录，盖其既不似毛子晋那样“门下童仆皆抄书”，也不如朱竹垞那般“抄诗听小胥”；查氏抄书常用乌丝栏黑格稿纸，但未必是版心刊刻“得树楼”堂号的专用稿纸，惜其抄本绝少传世，等等。
查慎行抄书及其抄本是明清人抄书及其抄本的一个个案、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像查慎行那样将抄书融入生活、将抄书引入诗题的情况，在明清文人中可谓比比皆是。故此，下文将对明清“抄书”诗及其抄书文化再作释读，以求 更多更全面的文化“窥探”。
二、明清“抄书”诗及其抄书的文化释读
明清诗人以“抄书”入诗者，或推清初名家宣城施闰章与查慎行最为相似。同样的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进士及第，翰林侍讲；同样的少年家境贫苦，致仕两袖清风：“余少苦贫病，饥饱依藜羹”；(26)“归来萧索妻孥愁，亲朋环顾只空手。”(27)同样的惟书是嗜，手自抄录：“谁言在官有余禄，倒箧购书犹不足，谁言薄宦无长物，载书千卷船未满。”(28)“久客书频借，流观病欲苏”，“强记浑如梦，多钞自笑愚。”(29)同样的老且多病，左臂痛痿，仍抄书不止：“穷老兼成病，支离万事疎。独怜存右臂，犹不废钞书。”(30)上引“抄书”诸诗，还只是施闰章抄书的“自述状”，在他笔下更有不少描写友人热衷抄书的诗句。譬如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顾亭林，尝口出名言曰“著书不如抄书”，在施氏诗中就有亭林先生勤奋抄录的形象：“避地远游寒出塞，穷年独坐夜钞书”。(31)又如福清林茂之，明遗民，年八十余，居金陵，“贫无蚊帐”，“冬夜眠败絮中”，仍扶病抄书不休。施氏赠诗曰：“丈人八十骨崚嶒，旅食长干似老僧。”“钞书细作千行字，扶病惟依七尺藤。”(32)活泼泼地刻画出一个以穷居抄书度日终年的老翁。又如嘉定陆翼王，家多藏书，四处友人多从借抄，而施氏《送陆翼王》诗，称之“箧里钞书秘本多”，(33)可知陆家藏书亦多抄本。又施闰章好友华亭蒋大鸿，以词名家，“创为西蜀南唐之音”，(34)施氏《答蒋大鸿》诗，称之“手自钞书动盈尺”，(35)可见其时骚人墨客“手自抄书”；并为寻常之事。
“抄书”入诗，犹如将“抄书”置于“镜头”之下，情景、心境的各种时空转换，经过“镜头”聚焦放大局部细节，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抄书”的文化意象。像查氏“手弹红烛写乌丝”那样灵动、精彩的诗句，在明清“抄书”诗中俯拾皆是。例如明代诗人张昱的“剪叶浸泉春酿酒，截肪点火夜抄书”；(36)大儒薛瑄的“中书几秃管城毫，尽日抄书未觉劳”(37)；清初诗人厉鹗的“灯灺风宵亲勘处，篝香霜晓手抄时”(38)；汪由敦的“只怜白发征文献，暝写晨钞付阿谁”，“短辕趋直朝霜重，小砚抄书宿火温”(39)，等等。“篝香霜晓”、“暝写晨钞”、“截肪点火”，直是妙不可言。而即便是诗人想要表达其长年累月抄书不止的诗句，也可以写得栩栩如生。例如明代名士祝允明的感叹：“书抄满箧皆亲手，诗草随身半在舟。前辈风流惟此老，天公多为后生留。”(12)还有清人朱鹤龄的夫子自道：“矻矻廿年余，钞撮穷日夕。清羸遂不支，筋力空疲苶。”(13)以及嵇永仁的诗篇：“断简残编走蠹鱼，零星收得当奇书。可怜廿载钞千帙，半付家藏半乱余。”(42)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抄书”诗的“镜头”都将“抄书”置于一种闲适自得、悠哉游哉的如画之境。譬如明王翰《云林书舍为黄金华题》诗写道：“山中四序多佳趣，况住白云绿树间。绕舍流泉声，隔帘幽鸟语关关。晴窗阁笔抄书罢，春沼留香洗砚残。羡子妙年方仕，岂容归隐佩秋兰。”(43)白云绿树流泉声，幽帘晴窗抄书人，真是抒情惬意极了。还有明人刘嵩的二首“抄书”诗，也都写出浓郁的山野情趣：“林塘无路入，窗户有时开。野客抄书去，邻翁送酒来。”“闭门三日雨如麻，想见高情远俗哗。止酒能忘杯泛蚁，抄书应喜字翻鸦。”(44)又如明沈周的那首《闲居》诗，描述其抄书情景也是潇洒至极：“颠毛脱尽野僧如，世好都归一懒除。欲博晏眠高着枕，图便老眼大抄书。屋须矮小茅须厚，窗要清虚竹要疎。心与陶翁有相得，时歌吾亦爱吾庐。”(45)同样的闲情逸趣，还可见于明董纪的《草堂杂兴》诗：“我亦西郊有草堂，超然与世欲相忘。兴来得句追陶谢，闲去抄书补汉唐。东里花开时独往，南邻酒熟每先尝。浮生已是中年后，镜里何嫌鬓发苍。”(46)再如明末甲申之难，太仆丞申佳允赴义殉国，乱世中的他竟然也有“抄书”入诗：“避乱疑无地，清平尚有斯。千军犹胜负，一水即安危。梅苑调孤鹤，琴轩钞旧诗。清缘应共享，落落问何之。”(47)借由这些“抄书”诗，读者可以感受到抄书人的愉悦、恬淡的心态，那种摆脱功利羁绊、逍遥自在的高雅情致，及其平凡普通的生活情趣。即便是“抄书补汉唐”，那也是闲来无事的文化消遣；即便是避世避乱中的抄书，那也是一种身处逆境中的自我精神愉悦。如此这般的抄书“镜头”，在清初人诗中也不少见。例如金志章诗曰：“十年郄埽谢公车，卜筑城东称隐居。知与俗人行迹断，菜花香里自抄书。”(48)赵执信诗曰：“旧蜡登山屐，新钞种树书。北窗容倦卧，无暇赋闲居。”(49)吴绮诗曰：“饮酒杯空把，钞诗字屡讹。新凉寻敝褐，真自羡渔蓑。”(50)汤右曾的诗句“乐志堂中三改火，草荒行径手钞书”，等等。(51)“野客”、“翻鸦”、“琴轩”，“晴窗阁笔”、“菜花香里”、“草荒行径”，字字有声，句句生色，仿佛徐徐打开一幅“荒村野老秋窗抄书图”，古人抄书的真实景象似乎触手可及。事实上，明清时代确实存在抄书入画的图卷。查慎行有一首“抄书”诗，就是为友人汪东川《秋林读书图》的题画诗：“似曾依样买林皋，只爱摊书不盖茅。干老从添鸦点叶，影疏初见鹊成巢。好风开卷声相递，古墨分香手借抄。怪得先生官况懒，画中光景十年抛。”(52)诗画合一，说明悠闲自适果然是明清文人对待抄书的一种情致和心态。
在明清“抄书”诗“镜头”聚焦下的抄书人，似乎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贫穷困厄者。除上述诗例外，还可以再列举一二个例证。如明永乐间进士李昌祺，尝官礼部郎中 、广西左布政使，所在有治声，“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蔽风雨，伏腊不充”，但仍以抄书为乐。有诗云：“久忘轩盖身将老，高卧云林事总抛。酒熟只知留客醉，家贫惟喜借书抄。”(53)又如清初四六名家江都吴绮，“少孤兮偃蹇”，(54)后虽官至湖州知府，却“官贫近复然”，(55)依然过着“长贫不看钱，寄衣防典酒”的清苦日子。(56)他有一首诗写道：“自分生来似苦匏，巾箱尝自取书钞。难求野老三年艾，拟结山僧一把茅。”(57)也写出自己抄书遣时，苦中作乐的心情。“借书抄”也好，“自取书抄”也罢，除了纸笔砚墨，别无太多开销，故“抄书”之宜于贫者文化消费，正在情理之中。当然也不尽如此，仕途显达、家族富贵之人，也不乏有此闲情雅兴者。比如清初商丘宋荦，乃当朝大学士之子，年十四入宿卫从，历官山东按察使，江西、江苏巡抚，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宋荦家富藏书，且多宋版秘本，又性喜刻书，所刊《施注苏诗》最为著名。似他这等显赫富贵的人物，应该不乏闲适之时的奢靡娱乐、时髦享受，即便想要抄书补充插架，也自可雇用胥史，无须亲自动手。比如季沧苇，“荟蕞成别编，胥钞罕停辍”，(58)比如朱彝尊，“晒药安垂老，钞诗听小胥”。(59)但宋荦却依然保持着普通读书人喜手抄书的习性，他有一首《官居》诗就这样写道：“那复似官居，搘笻步广除。心空宜读画，爱钞书。”(60)可以推想，这不会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若真因“爱钞书”，自不必以贫富穷通区分。
三、明清写本文化的“自适”性
释读明清“抄书”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显然是明清人抄书的那份悠闲和愉悦，且称之为“自适”性。所谓“自适”，是说其抄书固然也有与刻书相同的、有意识传播知识的属性，但在相当程度上，它又是读书人享受悠然闲适、自得其乐，或苦中作乐、自我排遣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正如古人所形容的那样，抄书犹如生活中的“饥之肉、寒之裘、寂处之朋友、幽忧之金石琴瑟”一般，抄书之所以能获得的精神愉悦，甚至超过物质享受，宁可食无肉、衣无帛，不可一日不抄书。(61)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阐释，兹不赘述。但这只是明清人抄书“自适”性的一个面相，“自适”的另一个含义，是将抄书视作与读书相随的一种有效的自我修习方法。
如明嘉靖间进士王樵，就曾撰文总结自己的读书心得，并以抄书为读书良法。其文曰：“读书有三要：谓读得熟，看得熟，做得熟。未有如此而义理不精，文章不鬯者也。然吾有一法，可以兼得读、看、做三妙者，手写也。手之所到，眼亦到，心亦到，写时默记，故可以兼读；写不妨思，有时不思而新意自出，故可以兼看；随经发意，订正诸家，非有意于为文，而理趣所到，无往非文，故可以兼做。吾于经书如《周易》、《尚书》、《春秋》、《周礼》、《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至本朝法令，皆曾用此功，觉得此力。然古人为学所以必贵于读书，与夫书之所以必贵于熟读，反复熟看，令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而后为至焉者，诚欲反而有之于身，非为文字用也。”(62)抄书可以兼合读书、思考、撰述的功能，岂非绝妙好事！据史传记载，很多人的学问就是靠这样的抄书功夫练成的。譬如明末复社名士张溥，传称“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63)又明末清初人吴淇，字伯其，别号冉渠，尝官镇江府海防同知，其名声、学问不如张溥，以抄书为读书的方法却大体相似。传称吴氏“乱后家鲜藏书，闻旁郡旧家有异书，数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抄写，尽诵乃已。持论俱有根据，未尝特创一说。读书既多，时出其新奇者资谭柄。时人见其空旷奇肆，诧为语怪，或操论辟之，公不与较也。”(64)可见此法果然有效。又清康熙间大学士李光地，为课子读书而特意撰写的《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一文，也谈到“抄撮”读书问题。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其要诀却在‘纪事’、‘纂言’两句。凡书，目过口过，终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况必提其要，则阅事不容不详，必钩其玄，则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附以辨论，则浚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皆有经书讲旨及纲鉴、性理等钞略，尚是古人遗意。盖自为温习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学者亦不复讲，其作为书说、史论等刋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故，不与‘为己’相关，故亦卒无所得。盖有书成而了不省记者，此又可戒而不可效。”(65)就其所言，明清间用“抄撮”之法者，乃为读书研习之常态，及至后世，士人溺于功令，读书既不“为己”，遂不复为此法。
以上所引皆为相关论述，兹举“抄撮”读书法之事例如下。与李光地同时的宋荦，曾藏有前明大儒杨方震读书手抄的宋刘克庄诗文集，他撰写的《跋杨文恪手阅刘后村集》曰：“右刘后村诗文抄本五十卷，为丰城杨宗伯文恪公廉手阅，康熙庚午三月得之豫章官舍。后村集流传颇少。文恪常荐李文正、王文恪诸公，太原王端毅被谗，又力为伸救，其品最高，手泽尤堪宝爱。忆先文康语荦云，先庄敏以中丞家居，所阅《史记》最精当，字皆蝇头楷，惜于崇祯壬午贼陷郡城时失之。今观此，知前辈读书不苟，大略相同，更慨然于图史宝玩销沈于兵火者不少也。”(66)读之可知，宋荦所藏“刘后村诗文抄本五十卷”，系明杨文恪公(名廉字方震)这位“前辈读书”留下的“手泽”；并知这部杨氏“手阅”抄本，与宋荦先曾伯祖庄敏公(名字伯敬)“所阅《史记》”，“字皆蝇头楷”，“大略相同& rdquo;，堪属抄写“精当”。按今存《后村居士诗文集》尚有明抄、清抄数部，惟无杨文恪“手阅”者，想必业已“销沈于兵火”也。若谓此本不存，不足为证，则再举一可见之实例。明嘉靖间王宠家抄本《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旧藏傅增湘“双鉴楼”，今存上海图书馆。按王宠，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生于明弘治七年。史传称其以“文学艺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绪余，为明经试策，宏博奇丽，独得肯綮，御史按试，辄褒然举首，一时声称籍甚，隐然为三吴之望”。然“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试，试辄斥，而名日益起。”(67)“由是田佃石湖之旁，筑室其上，临流赋诗，益窥古作者之奥，而病作矣。乃养痾于虞山之白雀寺，泄其精于声诗，而病乃大作。归不逾月，竟卒。”(68)卒时嘉靖十二年癸巳四月，终年四十。这部《圣宋名贤四六丛珠》抄录于嘉靖十一年腊月，离他去世仅四个月。该抄本目录后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两行，又据卷首王宠手跋，知此书系从他人所藏宋本借录。跋曰：“书内分种类十六，宏博富丽，颇堪浏览。且为宋刻精本，近代历为收藏家宝贵。因从吴从明宗丞家借得，命儿女子辈钞之，以作每日字课。余偶得暇，亦间为书写，斯亦家庭中之一乐事与！嘉靖壬辰年嘉平月雅宜山人王宠附记。”(69)古人教子抄书日课，且以为家庭之乐事，得此本此跋，文献足征矣。
明清人士的“自适”性抄书，无论是用以消遣度日，还是为求温习之功，都只是“与‘为已’相关”，而非“为人”，既非为了“求名射利”，也非为了传世。那么，这样的抄书文化将会对他们笔下流出的抄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窃以为按一般的逻辑推理而言，“自适”性抄书，与“考订”、“雠校”、“收藏”、“赏鉴”一派藏书家的抄书有所不同，他们虽还不至于随心所欲地抄书，却也难免会在抄书时不经意地有所“随意”。清初吴绮有诗曰：“入夏情无似，秋来更若何。江湖多岁月，鱼鸟共风波。饮酒杯空把，钞诗字屡讹。新凉寻敝褐，真自羡渔蓑。”(70)这当然不是说喝醉酒抄错诗，而是表达了一种“喝酒之意不在酒，抄书之趣不在书”的情致和状态。我一直以为古书抄本的总体质量通常不如刻本，这恐怕是原因之一。不过事情总无绝对，“自适”性抄书也不乏认真、较真的事例，譬如前述明杨方震手阅刘后村诗文集，就是用蝇头小楷写就的“精当”抄本。写下诸多“抄书”诗的明清诗人，按说都应留下他们的抄本，只是流传至今，惟片羽之存，鲜能取以对照。但即便如此，“抄书”诗“镜头”聚焦下的抄书意境，仍不失其释读明清写本文化的功能。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清抄书的“自适”性，似在明至清前期反映较为突出，康熙时代这样的例证还很多，但与此同时，因考据风起，文献学兴，“传播”性抄书也开始日益增多，抄书重视雠校，抄本讲究文本传承的准确与完整，乾嘉以降，愈演愈烈，相形之下，“自适”性抄本的比重就大为下跌了。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明清写本文化中存在较大的“自适”成分，是与明清印本文化的一大区别所在。写本文化的“自适”性特点是否会影响抄本的发生和存在形态？我以为自然是会有的，但抄本在其“文化”与“文物”、“文本”的视角转换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关联，自然还需要作更多更深更细的研究才能明白清楚，拙文不过是浅为尝试而已。
注释：
①(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载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册，第1459页。
②(宋)黄庭坚《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载宋任渊等《山谷诗集注·山谷外集诗注》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73页。
③(清)查慎行《建溪棹歌词十二章》，载《敬业堂诗集》卷44《步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0页。
④(清)查慎行《抄书》，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87—1288页。
⑤按，查诗“比似王筠犹有愧”句下原自注曰：“《南史》王筠爱左氏《春秋》，凡三过五抄，余经子史皆一过，未尝倩人假手。”案《南史》卷二十二《王筠传》：“其自序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周五抄，馀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
⑥诗中“见猎心”一语，典出程颢“见猎心喜”之说。按《二程遗书》卷7：“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藏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⑦参见《钦定大清一统志》卷219《杭州府·人物》，第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清)查慎行《初到家二首》，载《敬业堂诗集》卷42《计日集》，第1238页。
⑨(清)查慎行《梅雨初霁》、《生日示儿孙》，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69、1266页。
⑩(清)查慎行《仙游茅笔歌》，载《敬业堂诗集》卷25《炎天冰雪集》，第693页。
(11)(清)查慎行《题田纶霞少参山姜诗后》，载《敬业堂诗集》卷5《逾淮集》，第161页。
(12)(清)查慎行《观造竹纸联句五十韵》，载《敬业堂诗集》卷24《宾云集》，第672页。
(13)按(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眼科总论”曰：“人有双眸如天之有两曜，乃一身之至宝，聚五脏之精华其五轮者应五行，八廓者象八卦。凡所患者，或因生食五辛，多啖炙博，热?{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观书 ，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多若此者，俱丧明之本，复有驰骋田猎，冲冒尘沙，日夜不息者，亦伤目之媒。”参见元危亦?林撰，王育学等校注《世医得效方》卷16，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14)(清)查慎行《种决明》，载《敬业堂诗集》卷39《枣东集》，第1104页。
(15)(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易类《周易玩辞集解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页。
(16)(清)查慎行《周易玩辞集解原序》，载《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周易玩辞集解》卷首，第1页。
(17)(清)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第1327页。
(18)(清)查慎行《苏诗补注采辑书目》，载《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补注东坡编年诗》卷首。
(19)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史部著录《新唐书纠谬》一函四册，曾经查慎行收藏，钤有“查慎行藏书”朱文印、“南书房史官”白文印、“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白文印。该本未见《苏诗补注采辑书目》、《续采书目》收录。
(20)(清)查慎行《初到家戏谢戚党之见贺者》，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6页。
(21)(清)查慎行《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页。
(22)(清)查慎行《得树楼集小序》，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28页。
(23)(清)查慎行《得树楼初成以诗落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639页。
(24)(清)查慎行《儿建赴殿试北上诗以示之》，载《敬业堂诗集》卷23《得树楼集》，第637页。
(25)(清)查慎行《生日示儿孙》，载《敬业堂诗集》卷43《齿会集》，第1266页。
(26)(清)施闰章《舍弟阮两儿淳恪读书双溪》，载《施愚山集诗集》卷10，第172页。
(27)(清)施闰章《卖船行》，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0，第371页。
(28)(清)施闰章《卖船行》，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0，第371页。
(29)(清)施闰章《借书》，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2，第159页。
(30)(清)施闰章《怀蔡大美》，载《施愚山集诗集》卷26，第538页。
(31)(清)施闰章《寄顾宁人》，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6，第249页。
(32)(清)施闰章《赠林茂之》，载《施愚山集诗集》卷36，第245—246页。
(33)(清)施闰章《送陆翼王》，载《施愚山集诗集》卷42，第389页。
(34)(清)杨奇龄《倚玉词序》，载《西河集》卷47，第12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59—260本。
(35)(清)施闰章《答蒋大鸿》，载《施愚山集诗集》卷19，第364页。
(36)(明)张昱《松隐轩》，载《可闲老人集》卷4，第30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61本。
(37)(明)薛瑄《和壁间虞伯生皋字韵》，载《敬轩文集》卷9，第18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82。
(38)(清)厉鹗《借书》，载《樊榭山房续集》卷1，第17—18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39)(清)汪由敦《双溪绝句七十首》、《除夕和赵学斋韵》，载《松泉诗集》卷2，第11页，卷7，第9页，清家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40)(明)祝允明《赠朱孝廉》，载《怀星堂集》卷7，第1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1)(清)朱鹤龄《答赠吴慎思七十韵》，载《愚庵小集》卷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42)(清)嵇永仁《残书》，载《抱犊山房集》卷2，第7页，清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43)(明)王翰《云林书舍为黄金华题》，载《梁园寓稿》卷7，第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311。
(44)(明)刘嵩《张氏溪亭杂兴》、《雨坐柬汤子敬》，载《槎翁诗集》卷4，第90页、卷6，第35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66。
(45)(明)沈周《闲居》，载《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卷8，第2页，民国石印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6)(明)董纪《草堂杂兴》，载《西郊笑端集》卷1，第82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70。
(47)(明)申佳允《赠郭子》，载《申忠愍诗集》卷3，第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36。
(48)参见《樊榭山房续集》卷4，第13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49)(明)赵执信《夏日移居山庄四首》，载《因园集》卷8《红叶山楼集》，第1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264。
(50)(清)吴绮《十八滩舟行杂咏》，载《林蕙堂文集》卷16，第15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51)(清)汤右曾《忆安宜旧游杂成十咏》，载《懐清堂集》卷13，第10页，清刻本，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
(52)(清)查慎行《汪东川宫赞属题秋林读书图时汪给假将归》，载《敬业堂诗集》卷5《踰淮集》，第154页。
(53)(明)李昌祺《题求志山房卷》，载《运甓漫稿》卷5，第16页，《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80—181。
(54)(清)吴绮《康山读书赋》，载《林蕙堂文集》卷1，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