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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季羡林范文1
幼承家训，勤研不辍
饶宗颐老先生对国学的笃好是有家学渊源的。饶家世代经商，在当时堪称潮州首富。饶父尚喜买书、藏书，有书达十万卷，且工于诗文，精于考据，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在此熏陶下，幼时的他更多地对国学表现出了强烈的情趣爱好和钻研精神。饶老的父亲不到50岁便过世了，于是，他毅然将乃父生前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编撰成书，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此书得以登载，产生了广泛影响，也确立了饶老的学术地位。
饶老就此曾说，“我父亲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读书做学问，因此家里有很多书，大概有几万本。我小时候就在这些书里，很早就念了很多书。后来，我对钱越来越没兴趣，父亲的钱到我手里变得越来越少。看来，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学术研究继续下来。后来我就变为纯粹向学术方向发展了。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是家学，使我走上这条路的。”看来，家训的引导、对国学的强烈兴趣和自身的不辍努力，再加一点人生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位在经学、宗教学、佛学、文学、词学、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史学、目录学等领域均取得极高成就，在诗词、书法、绘画、音乐诸领域均有极高造诣，精通六国语言，著作逾千万言的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饶老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一定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名人。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士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点焦虑与困惑。在他的眼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饶老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
饶老做学问的方法与他人从点做起不同，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其丰富的想像力，在别人看着没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何以能够在诸多学术领域和艺术领域取得常人难以取得的成就。他对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广泛的兴趣，这使得各个领域能够互相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老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他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是要敢于怀疑。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评论饶老时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老认为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饶老治学中还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写的时候年方二十，可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另外，饶老认为，他长期生活在香港，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一个天赐良缘。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国际汉学界的各种新资料和新观点都能及时掌握。这使得他可以到各国游学，学术足迹遍及世界，当然眼界大开，所以他写下了“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一气势磅礴的对联。
淡泊宁静，神怡寿长
拜见饶老时，因为饶老声音低沉，又操闽南语，有些话难以听懂，但是饶老的动作还是让我明白了许多。我特意向饶老请教养生问题，饶老以手指心，我顿时明白，就问：“您是指养生重在修心吧？”饶老点头称是。我接着说：“饶老啊，养生重在修心，也难在修心啊！”饶老伸出大拇指，表示十分同意。
之前，也曾有其他人问及饶老的养生之道，他说，“我对自己的身体很珍重！珍重，就是做学问时，我完全投入，疲倦了，我会停止；吃东西，饱了就马上停止，自己克制自己。自14岁起，我学‘因是子静坐法’，早上会沐浴和静坐，然后散步，晚上9时必宽衣就寝”。再结合饶老一生的经历，他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
其一，饶老在治学中深刻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国内山川地域自不必说，他的足迹实已遍及世界，并在其中获得了乐趣。饶老曾说：行游天下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我会满意地说，原来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启发，产生了新的疑问。回来后，就继续查书、研究，追寻问题的结论。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其二，饶老精擅书画，但中国书画的创作，很讲究一个“气”字。作画时，身姿、呼吸、心神都必须有法度，才能“一气周流”。用饶老的话来说，气不贯通，就好象一个人没有生命。写字、做学问，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的生命都摆在里面，有“气”、有生命，才会源源不绝。而“气贯”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扰。更何况，饶老曾经长年修习气功定坐，养出了一身“浩然之气”。他也精研佛学，对佛学的“定”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说，佛教讲这个“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保证了内心世界的干净和安定，并将这种“定”用在了作学问上。
其三，饶老淡泊名利，甚至时有童心显露。他认为，“和”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在科技领先的时代，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他对“名”更是看得很淡。有人将他与清末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提。他说，与他们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多活几十年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但龚自珍也的确“火气”大了一点，要不，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学问其实是积微之功，在于点滴之积累；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悠悠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这其实也暗合了养生宜“灯用小炷，节爱精神”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