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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政治学权力地位
那么，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什么缺陷呢?
一般说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或者说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中，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应然”的方法，一种是“实然”的方法。所谓“应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应该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谓“实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实际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研究中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但这种相互补充必须要以“实然”的研究为基础。而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强调“应然”方法的结果。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充斥着“应然”的方法。人们在研究某方面的问题时，先是怀着某种愿望，然后从某些原则出发去推论出为了实现愿望应该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结论，并以为这样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实际上情况如何。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按照“不应该”的方向发展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矛盾。面对这种矛盾，从应然出发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变成空洞的说教，表面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对实际问题根本不起作用;一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把应该如何的结论丢在一边不管。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应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形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结果。这就极大地败坏了理论的名声。我这里不想分析人们之所以陷入这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分析这些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在这里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了。总之，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或者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拿来几条原则，加以推论和演绎，得出某些结论，指出在某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如何;或者从西方某些学说中搬来几条原则，加以推理和演绎，得出另一些结论，指出应该如何如何，等等。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人们从经典作家那里搬来关于民主的阶级性原则和关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原则，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由于我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类型的民主。由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引申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概念，从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论。因此，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机构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各级领导者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就应该建立各种参政制度和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就应该树立民主的作风。为了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就应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等等。所有这些应该如何如何，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规律。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应该”，特别是如何解决在现实中发生的与之相反的一系列“不应该”的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应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与民主的实际发展状况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
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
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揭
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
寻找适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必须能体现宏观理论的精神，又必须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况。宏观理论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认事物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态，一是表现为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既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异而互相作用的状况;二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方向上的确定性;三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这就是说，我们所寻找的概念工具必须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过去我们理解得比较狭窄，即仅仅是指国家政权及其派生物。但是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概念的涵义大大地扩展了，并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把权力作为一种广泛的影响力来看待。因此认为，一般地说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即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这样就赋予这个概念以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学领域中使用权力的概念，就应将它具体化为政治权力，以区别于其他领域中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这个定义中包含着政治权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权力主体;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强制力(亦包括非强制力的借用);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第五，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向与方式;第六，权力格局;第七，权力关系的稳定程度。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所反映的是各种政治体(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状况，并强调这种影响、作用和制约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实际结果。只要我们不把各种政治体看作是孤立的和静止的，那么在其相互关系中就必然贯穿着权力现象。所以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既符合于宏观理论的精神，又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因此，不但不应排斥政治权力概念，而是应该把它吸收进来作为自己在中、微观层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来建立新的政治学体系，即体现着“实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学体系。这样，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个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为了进行“实然”的研究，仅仅有政治权力这个概念工具还不够，还必须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个基本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主体;第二，政治权力行为;第三，政治权力关系;第四，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权力主体所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能量的源泉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在政治过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其结构而转化的。因此就应该研究主体的特征和结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权力主体的状况。
政治权力行为所涉及的是权力主体如何作用于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问题。这就要研究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关系，研究各种政治行为模式。
政治权力关系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体之间以政治行为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这种格局所体现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而研究各种政治关系模式等等，就使我们能进一步认识政治权力的运动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则是要研究政治权力运行的总的规律，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政治权力能量形成的机制、结构与功能转化的机制、政治行为的运行机制等，从而使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把上面这几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所构成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可能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体系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作为新的认识工具，它应能使我们认识原来认识不到的东西，犹如显微镜和望远镜那样。
例如关于民主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权力现象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一般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决定由社会上的哪些人去充当管理者，这是以选举和授权形式实现的;二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这是人们运用政治权利采取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实现的。如下图所示：
(附图)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是以政府即政治管理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民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是在政治管理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因而是从属于政治管理的。独立于政治管理之外的民主是没有的。但对于政治管理来说，有没有这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制约却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就是专制性的政治管理，而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则是民主性的政治管理。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性的政治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主实质上是政治管理的特殊形态。因此，衡量一种民主制的发达程度，主要就是看被管理者多数人对管理者少数人的制约状况。即：制约手段和途径的多少;这些手段和途径的有效程度;人们的这种制约要求的自觉程度和强烈程度;国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对这种制约的保障程度;在制约过程中权力运行渠道的通畅程度;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质量，以及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种制约的适应程度，等等。只有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才能真正看出民主发展的实际程度。
政治学论文范文2
环境治理这个议题突出而且生动地反映了现代社会治理形态的一种深刻变迁：现代国家的治理在尺度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国家的功能在三个向度上被分散了：向上、向下、向外。也就是说，国家的角色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种新的治理地理正在出现（Reed＆Bruyneel，2010：646－653）。具体而言，治理尺度的“上移”指的是，原来地方或者国家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被更高一层级或者跨区域的组织和机构所承接。同时，重大议题也越来越超越地方国家甚或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具有地区性或国际性的意义；治理尺度的“下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视线从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转向“在地化”的一些方面，意识到地方层面的权力、关系、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地方层面的审议、协力而达成更高效、更具有合法性、回应性的一种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民间企业和公民逐渐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治理尺度的“外移”涉及到很多维度，不仅指治理过程从国家机器更多地向社会开放，也是指行政和管辖边界层面的外移。环境问题通常是跨空间区域和时间边界的，因此就有必要在政府和相关行动者之间找到一个环境治理的合作模式。这种多层次的治理不仅强调水平的跨地理空间的联结，也强调垂直的跨空间层级和组织层级的联系，强调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知识、信息共享以及合作、对话。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而是着重于国家在各种政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面孔”。引入治理尺度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涵盖今天中国空气污染治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反过来，空气污染这个议题也十分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变迁的趋势和特征。首先，空气污染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言，空气污染问题也不能用特定的行政辖区加以区隔，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将空气污染的政策下放到地方以保障地方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负责，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府际合作以实现区域污染的治理，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迁。同时，空气污染属于风险社会的一种表征，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更加开放、透明的民主机制的运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民众利益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空气污染这类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而需要地方性知识、日常性知识的进入，需要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更广泛的参与，来共同化解其管理风险。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治理尺度的变化。
（一）发展型地方政府与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认为，中国现今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体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环境治理两者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困境一样（BaiXuemei，2007：15－29），把类似空气污染的环境问题整合进地方政治面临着两个基本困境：首先，在紧迫度方面，发展中的地方面临着更加紧迫的地方经济发展问题；其次，在尺度方面，环境议题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关注范围，地方政府处理环境问题在空间、时间和制度三个维度都是困难的。空间维度的困难是指，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环境问题超出了其管辖范围，应该交由全国性政府去完成；时间维度的困难是，地方政府一般会认为处理环境问题超出了其任期范围。环境问题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因此，政府官员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应对环境问题；制度维度的困难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纵向上要受到更高层级政府的约束，在横向上要面对地方经济社会组织的压力，因此环境治理对于它们而言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职责范围。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和其在治理污染问题上的激励缺乏当然也反应在空气污染上。如果浏览中国近30年空气污染治理的历程，就会发现，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总是在“疲惫地追赶”高速发展和变迁的经济状况。20世纪70年代，空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是烟尘；到了80年代，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以酸雨治理为核心的第二阶段，重点转移为对硫等污染物进行集中控制。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世界聚焦的一个中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使得中国如何在能源消费方面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调整工业结构成为新的问题。最近10年左右，中国大气污染的复合型特征日益增强，高浓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存在，城市灰霾天气不断增多。这种新的空气污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特别是从近两三年起，二次污染、复合污染、区域污染等这些名词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环境绩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压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被列入空气污染物指标体系，因为一旦列入则意味着中国七成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部门近30年来的空气污染治理又将面临一份“满纸黯然的成绩单”。总体而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倒逼”机制始终太过滞后和低效。因此，要从目前的总量控制真正转向质量改善，真正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众的健康出发进行污染治理，把空气污染的议题维持在公共议程中，就需要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变成国家性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发挥首要作用。
（二）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形态和治理体制的困境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在30年内集中出现。这些污染问题并不是国外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污染状况。因此，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呈现出“复合型”和“区域性”①两种特征。首先在“复合型”特征方面，中国现今的空气污染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时集中出现。其次在“区域性”特征方面，关于空气污染这个议题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还是更具区域型特征，其实在国外就早有争论（Switzer，1998：191－192）。空气污染在其源头上可能更多地来自固定点源污染，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但是空气污染物会随着气象条件而长距离传输，因而经常呈现出跨行政辖区界限的区域性特征。然而，相较于复合型和区域型的污染形势，中国现行的大气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体制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首先，现行的空气污染控制是一种量化控制。在现行官员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时也被认为最便捷高效的办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难以测度的指标往往无法被采用②。在这种指挥棒下，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对上负责，完成指标、做足数字。就空气污染而言，政府关注的始终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气质量”。这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级政府对现下有明确规定的某种污染物进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减排量。而这些污染物的选取并未见得反映空气污染的真实状况，真正的空气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负责的。这种单一总量的考核机制很难用以应对复杂的污染现状，因此空气污染治理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国的空气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辖区区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进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间难以进行真正的协调治理。空气污染监测数据表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地区空气污染一体化现象日趋明显，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正逐渐从局地污染向区域污染演变。尽管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但是现行的环境管理还是没有太多突破行政辖区区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几年，虽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大气污染的试验，比如中国的四大城市在近几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联防联控”，通过联合相邻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气质量。但是，这种区域性空气污染治理目前还远远没能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目前，面对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中国现有的制度架构和政府体制中还没有一种相对常态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决这一问题。复合型、区域型空气污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治理尺度怎样的变化？它们对于现行空气污染治理体制，乃至整个治理体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复合性的空气污染形态意味着以“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将面临“失败”的局面。诸如PM2．5这种二次污染指标无法用单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来控制，如果说原来的污染治理尚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的情况则是连这一点都难以为继了。也就是说，传统的通过指标、配额方式进行治理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低效；其次，区域性的空气污染也意味着以行政辖区为区隔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试图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去解决辖区间的交互影响问题③，但是这种努力可以期待的绩效和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遭遇更复杂议题的情况下，这种区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空气污染就是这样一个议题：一个辖区的污染源可能对诸多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同时，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视其他地区的污染为于己无关。各地之间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这种交互影响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强过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环境问题。
（三）风险社会及其民主意涵空气污染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风险。风险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个社会和集体建构的过程。虽然风险必定部分地来自于事实，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众通过社会的公共交流对风险进行阐释、界定和认知的过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为如此，空气污染对思考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切入点。现阶段的中国，在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现了一种“民意已过河，政策摸石头”的现象，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为例，民众是促使政府将这项污染物纳入污染评估指标体系的直接推动力。早在政府作出反应之前，民间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空气质量调查，公众、环保NGO和媒体持续关注PM2．5数值变动，甚至走上街头自主去监测PM2．5数据；一些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通过社会媒体引导公民参与空气污染的测量，推动政府的污染数据公开以及空气污染立法进程。环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发起关于空气质量立法的动议，倡议应该对清洁空气立法。社会的压力最终促使环保部拿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时间表，拟定在2016年前分阶段地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体系。为什么空气污染这个议题突出地展现了这一点？传统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及其对话语的垄断，来阻止污染等风险事实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于政府而言，总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风险”，对民众的风险意识进行引导，通过专家垄断技术知识的定义和解释，进行“安全叙述”（郭巍青、陈晓运，2011：95－122）。但是，在面对空气污染这样的新型治理问题时，民众却并不会一味受制于国家对风险的管理，民众作为环境风险的直接感受者，能够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识，也就是“社会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来对抗国家对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垄断。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公民表达的行政压制、体制运作中的协商不足等等，都更进一步地导致了公民对政府不信任的累积和发酵。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看到了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类似空气污染这样环境风险议题的出现赋予了人们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推动人们去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公开讨论和民主协商，理性面对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于自然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发言权，争取公共决策者、技术专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间更加平衡的权力－责任的关系。
二、保障型国家———国家角色再认识
治理的尺度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价值意涵。通过尺度的讨论，这一概念将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协力治理等多种治理的趋势整合起来。同时，这一概念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在面临诸如空气污染这类新的议题时，怎样在新的治理实践中对尺度和空间进行新的定义，治理的边界怎样被实体地和社会性地重构？而这些又为我们改进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尺度的变迁，国家需要在治理的实践中怎样做出回应和应变？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本文认为，事实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经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国家”囊括了空气污染治理过程中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的思考，即：国家独立于利益集团来倡导环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的贯彻力以及在环境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有序互动问题。“保障型国家”是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气候变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谈，但很少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为与气候变暖的问题联系起来”———吉登斯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吉登斯悖论（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气候变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主要由两个概念构成：“政治敛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经济敛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认为，如果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国家的概念———“保障型国家”。他认为，国家应该在应对环境问题时扮演“催化剂”、“协调员”的角色，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社会团体共同推动好的政策，同时确保环境治理的切实成效。为此，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经济敛合度，比如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就是两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公共议题，是寻求政治经济敛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二是要让气候变化的关切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三是要避免让政治资本流出这个政策领域。因为对抗气候变化需要长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关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锁定在政治议程中。
保障型国家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吉登斯悖论的一种表现。保障型国家应该在这种矛盾中担当起环境议题倡导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事实上，空气污染从一个地方性议题变成国家性议题也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吉登斯在其语境下思考保障型国家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改变“去监管化”的态度，加强实质性的国家调节。对于中国而言，保障型国家首先是确保国家公共政策相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利益、产业部门以及能源行业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别提到的，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试图加强“政治敛合”和“经济敛合”的各项政策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政策的贯彻执行问题，是中国环境治理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量化考核和目标责任制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径，国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从而确保国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以及地方官员对上级政府的忠诚。但事实上，现有方式并不能适应环境治理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环境指标很多时候是复杂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达到考核目标往往操纵和扭曲真实的环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参与以矫正这些信息扭曲的情况下，重大的治理问题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化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实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国家的能力（Gao，2009：21－31）。这也正是“保障型国家”的第二个意义向度。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境议题为我们重新检视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场域。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寻求环境政策的政治和经济敛合，使得环境意识和环境政策能很好地与国家其他政治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保障环境政策的实现。
最后，保障型国家区别于早期环境主义以及环保运动中“对抗国家”的思想，认为应该从现有的体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思考空气污染等环境治理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虽然社会运动、抗争政治似乎是一个古老的政治话题，现有学术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关注环境抗争，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反映问题的全貌，尤其在诸如空气污染这类的环境问题上，公民的相关行动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诉求的并不是挑战现有政治制度的权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帮助国家、也从国家那里寻求帮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和国家在这类议题上的关系更接近于合作主义或者协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国家的框架下，国家寻求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互强，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审议以共同推动高效的环境政策的产出和执行是解决环境治理问题的应然路径。这也是现有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环境治理的应然方向。
三、结论
政治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政治美学，儒家，秩序，儒表法里
一、绪论
对于政治审美化的研究，是当下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正如德国学者韦尔施所说：“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随之等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美学对人类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不仅是现代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学实践品格得以完满实现的重要途径。
本文通过文献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概念的多元化的阐述使大众更加能认知“政治美学”这个概念；期望通过对“政治美学”这种概念诞生前的历史追溯，发掘它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美学价值；期望通过“政治美学”美学结构分析的阐释，展示其历史存在中的价值体系；最后通过前面一系列的阐述找寻它存在的美学功能价值。达到使人们正视“政治美学”，认识到其积极的社会价值，从而促进它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作用，让人们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意义。
二、何为“政治美学”
政治美学，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学，而是对“政治本身所蕴涵的美学方面进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权力运作、政治变迁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学奥秘”。1政治美学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来潮，政治与美学的联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所有都表现出美学的精神和其美学价值。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与意志、观念净化与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与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着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动的根据和规范；对权力的视觉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个感性活动之中。
三、政治美学的历史追溯
3.1 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从儒家政治思想入手，应该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选。
从政即意味着“士”将自己所学到的伦理道德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教化一方百姓。举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论文，在论及儒家政治思想时，也大都以“德治”视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归之为伦理政治学。然而，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伦理政治”的思维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难有新的突破。众所周知，在国家的治理与政治运作上，与名家、法家过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规范相比，儒家则显得柔和得多。不管我们对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样的评价，儒家与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却是显而易见的。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一种由夫妇到父母，到君臣，继而参赞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设想。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思想的政治架构下，渗入以礼乐文化的政治运作。这种政治伦理建构不仅取决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实际上也体现了由内而外、由亲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达，最终展现出来的是超伦理而入审美的天地境界。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体现。
四、儒家政治美学结构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学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设计中，意识形态的构建应是首当其冲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识形态即是一种“人心工程”。意识形态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学说体系都有其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政治学说的性质。儒家政治学说的意识形态，我们认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为“仁政”。“仁政”作为术语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这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领域内的推进与提升。
五、政治美学的功能
5.1 政治美学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认识到的，政治产生于人类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说是产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广泛论述中，往往认为政治产生于“恶”之中，是“恶之花”。
儒家政治与美的任务就是给人类建构这种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与美学，就是参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说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话语和方法；由于参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们所掌握的内容当然也不同。儒家正是体现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与具体而微的形形的权力分不开，它制约着、规范着、熔铸了人的感性结构，把权力统治深入到人的神经末梢。
5.2 政治美学对现代的启迪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治学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要重视改进课堂教学模式,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入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主要目标,努力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短短的45分钟内既轻松愉快地掌握课堂知识,又潜移默化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能力.
如何提高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每个中学政治课教师非常关心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在今天，中学生的价值观念、道德面貌和心理素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增加了难度。从学生成长方面来说，政治课确实起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而要提高中学政治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恰当引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政治课教学就是老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是激发不了学生兴趣、激活不了学生思维的，当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而要激活学生思维，增强教学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寓教于乐”。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寓教于乐”活动，使学生感到无比的乐趣，能够在轻松愉快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如用学过的知识组织辩论会、演讲会、故事会、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社会调查等。尤其是辩论会和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极高，一开展这样的活动，笑声此起彼伏，学生收获很大。由于政治课以其深刻的理论内容涵盖自然、社会、人文各个领域，这就要求教师应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要广识博览，取精用宏，恰当引证，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在讲授”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向学生朗诵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首短诗：“要想当美国总统/需要有一种多么好的耐性/逢人拍肩装热情/婴儿脸蛋亲又亲/初选会上假惺惺/如醉如狂募美金/火车旅行站站停/到处演说念选经/电视广告频露脸/天花乱坠献殷勤。”通过这首短诗，学生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闹剧便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报以一阵嘲笑。如果没有这首短诗的形象描述，仅靠教师抽象的讲述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再如在讲述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时，朗诵一首西方人的短诗《钉子》：“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铁蹄坏了一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几乎不费口舌，就能使学生对这一哲理豁然贯通，而且印象深刻。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警句格言、寓言故事都可加以撷取，供我所用。同时，也可以运用直观教具，如：电影、电视、录像、录音、投影等教学手段，调动学生一切视听感觉，使抽象的知识尽可能地具体形象、生动，这样可促进学生理解知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形成良好的内驱力。如讲初一《思想政治》“孝敬父母”这一节时，教师可以先放《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在歌曲所营造的气氛中开始本堂课。又如讲初二《法律常识》时，教师可放一些案件审理的录像，学生根据录像的内容用已学过的知识解开谜团。同时通过对具体案件审判过程的观看，使学生对法庭的环境布置、合议庭的组成、法庭审判的程序等整个审理过程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并在法庭审理录像播放结束后，让学生和教师、学生之间一起就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广泛的讨论，提出有关我国法律和法庭审理方面的疑问，这样可以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既能较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又能对学生进行生动的道德、法制方面教育。
二、立足教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应该看到：创新能力不是抽象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一般能力”中升华而来的。特别是对中学生而言，他们处在打基础的阶段，根深才能叶茂，务实才能出新。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真正想提高一节课45分钟的效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还要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目的。需要教师吃“透”教材，加深理解。政治课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教学中一定要理清头绪，深入理解，句句吃透，层层分清。如讲“物质”这个概念，可把它划分为以下几层：(1)哲学的“物质”概念，不是其他学科对“物质”的解释。(2)“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的。(3)“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不等于“已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它只表明意识能够反映物质，不是意识已反映了物质。(4)“客观实在”，是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具体形态的抽象和概括。分层理解的目的，是让学生细细领会，这样一个抽象难懂的概念就牢牢地烙印在学生的记忆深处了。再如有些学生在预习“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时，“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这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大惑不解。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可用电脑制作一个《拉力》的动画，上课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的内容就是兔子、大雁和鱼儿同拉一辆车，兔子在地上往前拉，大雁起飞往空中拉，鱼儿往水里拉，大家都出了力，流了汗，但是车子没有向前进。如果让三只兔子都往同一方向拉这辆车，也出力、流汗，车子一定会拉得飞快。看完动画以后，学生恍然大悟，都深深地被哲学的道理所折服。原来是当部分无序、欠佳、方向不对、目标各异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各部分原有的性能得不到发挥，力量削弱，甚至相互抵消，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后还可因势利导，比如就我国的“神舟”五号飞船载人成功这类事例，可向学生提出“飞船是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吗”？学生都清楚，这是千千万万个人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共同攻关的结果，由此，学生更能明白“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的真正内涵。同样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样就能把哲学的道理嵌在了学生的灵魂深处。
政治学科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含有大量信息，而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更为纷繁复杂的信息，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讲、读、练、动”为基本课型，在训练学生基础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整合知识，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学生鉴别、选择、获取、处理信息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联系书本知识(即间接经验)和生活实践(即直接经验)，努力培养学生获取、筛选信息的能力，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和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能够分清良与莠、是与非，从而辩证地关注时政，客观地认识生活，科学地预测未来。
政治学论文范文5
党校目前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由于受到课时及教材框架的局限性影响，使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比较枯燥。基于上述原因，为了提高政治理论内容学习的教学效果，可采取先进行串讲再进行重点选取专题内容进行讲授的方式，但两者都要符合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可以使学员大体把握教材内容，再深层次对重点及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理解与学习。因此，教师不仅要对教材的总体内容进行细致备课，还要对教材中的重点及难点进行专题讲授。在对教材的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与讲授前，要注意对教材内容的合理取舍。对符合并能提高教育效果的内容要进行精讲、细讲、专讲，而对于有些内容则采取一略而过的串讲方式，让学生不仅能掌握真正的理论性内容，还能纵观与领会全部教材内容。
二、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理论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众所周知，思想是指导一个人行动的指挥棒，通过政治理论课教学让学员认识并具有的正确主导思想，并不失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是考查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考查和了解学员的思想现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例如，通过与学生谈话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知其道德素养和道德品质。也可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及随堂小测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正确的主导思想，教师要及时给予肯定，对于错误的思想认识，教师则要给予纠正，虽然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和判断水平，但教师还需要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与交流，把正确的主导思想及时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中。
三、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口头面授与课件教学相结合
通过对教学理念的新认识，教师应该知道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只是简单的口头传授，还需要教师运用先进的多媒体课件教学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基于政治理论的部分教学内容不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特点，教师可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传授政治理论知识。一方面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及贴切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来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多媒体视频教学也开创了政治理论学习的崭新领域。对于有些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理论内容，教师可通过口头面授的方式，而对于一些略显枯燥且不易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则可通过多媒体课件教学来向学生讲授。
四、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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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生在学科认识上存在偏差
传统政治经济学把整个学科体系划分为两大板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截然对立。这样的体系划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1]。可过于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对立，热衷于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简单对比，使学生看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学生如果看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会使学生产生政治经济学“过时无用”的观念，从而挫伤了学生学习这门学科的主动性。
1.2在学科的实践性方面存在不足
从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看，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种灌输性讲授形式和知识主义的考试形式，漠视了该课程价值观念渗透、内化的功能；教学过程较多地强调其知识性，而较少强调其思想性、教育性、倡导性。教学评价方式过于简单化和机械化，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预设的教学目标，忽视非预设的学习效果；过分重视应试的教学目标，忽视对理解、分析、运用等思维方式的培养。由于“训练”、“灌输”取代了陶冶，所以教学内容和现实的脱节是在所难免的，教师无法对课程中的众多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无法给学生符合实际的理念导向。
1.3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不足
当今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中的部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现实经济运作的解释力不足。部分基本理论与现实存在着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入了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虽已根据中国的经济实践进行了一些个别理论、个别概念的理论创新,但是远无法满足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断涌现新问题的需要，而且有些创新在逻辑上还和政治经济学存在冲突，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常出现此处否定、彼处又肯定的现象，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信服力[2]。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使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越来越难教了。
1.4在教学内容深刻性方面存在不足
教师在讲授时，仍然停留在解释学科的状态和层次，把政治经济学当成是批判的经济学来讲授。因此，多年来一种错误的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或剥削，这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批判的经济学，剥削理论和阶级观点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教师在讲授中将紧紧围绕剩余价值理论，把讲授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方面[3]。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与它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积极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只关注该门学科的表层，单纯给学生讲授理论，而没有深入到其本质精神的剖析，不仅使得理论说教显得空洞和枯燥，而且让学生产生理解上的错误和偏差，很难准确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精华。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析
2.1实现政治经济学教学理念的创新
对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大部分学生产生其对今后的学习和事业作用不大的印象。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通过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纠正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误解，让其充分认识到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益处，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教师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1.通过提问和探讨的方式，了解学生是如何认识政治经济学的；2.通过介绍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以及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学术争论,让学生了解政治经济学概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3.通过生动和形象的例子，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等方式。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政治经济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立场和观点，教会我们能从理论的高度去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让我们掌握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以达到服务于个人、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社会的目的。
2.2不断发展和变革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
在理论内容上，我们应当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其他经济学理论中科学因素和有用成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于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丰富其内容，重新构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教学内容上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线，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着重学习和掌握的经济分析方法，坚信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二是以历史为切入点，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重要观点与理论产生历史背景的分析，加深对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三是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传授和灌输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思维方式，加深对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四是运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我们国家、某一个地区或某一部门的经济问题，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充分体现出服务地方经济的宗旨。
2.3变革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在积极探索教学内容改革同时，与之相适应，还必须有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1）注重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1870年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首创的，并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案例教学。[4]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在课程讲授时，可提前将教材中某些章节的内容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提前预习。案例教学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与设计学习内容，对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将基本概念与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和感受案例内容，如情景式教学、项目导向教学等。教师在教学中，可针对政治经济学特点，加大案例教学的比重，增强课堂感染力；采取小组讨论、案例展示、教学小品、学生演讲、辩论等教学方式，结合当下的经济热点问题，营造轻松、自然、活跃的课程气氛，注重师生互动，让学生体会到学习这门学科的乐趣和益处。（2）采用“五环节导学教学法”实施全程导学。第一，目标导学。在教学中，向学生展示课程学习目标，让学生明白每节课学习的内容和需要达到的要求，对学生的学习起到导向作用，学习目标尽量做到简单明了。第二，自主学习。教师要设计和提出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学生可以将自主学习过程中的疑点、难点、重点问题做好记录，为提交学习小组合作探究打下基础。具体时间由问题的难易程度而定，简单问题在课内解决，复杂问题在课外探讨解决。第三，合作探究。三五个学生组成学习小组，针对自主学习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小组成员展开讨论和交流，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第四，展示交流。教师预先把题目和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各小组通过课外合作学习，在课堂上派代表进行成果交流展示，可采用讲解、板书或多媒体等形式，鼓励其他同学提问和质疑。教师汇总学生交流展示中出现的问题，准确把握各小组在合作学习中遇到的疑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为精讲点拨做好准备。第五，精讲点拨。教师根据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探究和交流展示中发现的问题，对重点、难点、易错点进行重点讲解，为学生答疑解惑，最后点拨学生思考问题的思路，以此增加学生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性。
2.4增强学科的实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