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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诗范文1
摘要：本文试图从原始文献出发，分析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在这组词作中，欧阳修大量地使用了“花”的意象以及颜色词，并且频繁地堆积意象，展现了欧词所特有的阴柔婉转之美。
关键词：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艺术表现形式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金石学、经学、史学等多个领域均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所领导的诗新运动，对于革除前代流弊，建立北宋独特的文学风格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欧阳修的散文创作贯彻和实践了他取法自然、文以载道的理论精神，影响着后世一代代文人学士们的散文创作，也为欧阳修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研究者甚多。与散文相比，对欧阳修词的关注历来比较少，且褒贬不一，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欧阳修《玉楼春二十九首》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究，来丰富对欧阳修词的研究。
欧阳修身处北宋中前期，他的词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唐五代尤其是花间词派纤华丽词风的影响，呈现出温和婉转、细腻蕴藉的阴柔之美。罗泌在《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语中如此评价欧阳修，“公性至刚而与物有情,盖尝致意于诗,为之本意,温柔宽厚,所得深矣。吟咏之余,溢为歌词”1。从罗泌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写词总是以心观物，移情于物且用情颇深。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欧阳修大量使用了“花”的意象，以此寄予其深婉美丽的情感。同时，欧阳修惯于使用色彩鲜明的颜色词，渲染出一幅幅艳丽动人的画卷。
一、“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
花是大自然创造的最美丽最神奇的事物之一，花的鲜艳色泽、柔软芬芳总能够轻易地刺激人类的感官，给人类带来美的享受。心思敏锐的文学家以其犀利的眼光来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而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吟咏对象。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大量“花”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有女同车，颜如舜华”2等等。在欧阳修的《玉楼春二十九首》里，“花”这个字眼以及各类花的名称直接出现就有大概三十处之多，几乎每首都有一处。“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不仅凸显了词特有的柔婉的审美风格，对于词人思想情感的抒发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现的“花”的意象当中，有一些单纯的是词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描摹，如“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其一）”3，写初春的脚步临近，池塘里的冰雪逐渐融化，响亮的雷声带来了珍贵的春雨，梅花傲立枝头，含苞待放，柳树尚未发芽，却让人隐隐觉得绿意即将萌发，初春万物复苏的清新气息迎面扑来；又如，“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晓。露和啼血染花红，恨过千家染树杪”，暮春时节，花儿盛开得鲜艳欲滴，那艳丽的颜色仿佛是被杜鹃彻夜啼叫吐出的鲜血所浸染而成，此处花的意象既代表了暮春繁华之至已现夏日躁动的迹象，又强烈地烘托出了杜鹃啼血的悲凉气氛。
花儿的娇嫩可人总能让人联想起美丽的女子，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以花来比喻女子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玉楼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现的花的意象，也有一些是用来代指女子，寄托了词人对这些女子纯净美好的情感，如“常忆洛阳风景媚，烟暖风和添酒味。莺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其七）”，在暖风习习、风景如画的日子里，词人去参加宴会，宴会上美丽的歌女像花朵一样艳丽，歌声婉转如黄莺一般，真真讨人喜爱；又如“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此句以花来比喻十七八岁的可爱少女，既写出了歌女的美好，也寄予了词人对这美丽歌女的喜爱之情。
花儿的美好总是惹人喜爱，但又时不时勾出看客的伤春情怀，“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樽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本是一片生机勃勃，然而这新生的希望却让词人感叹“物新人渐老”，一年又一年大自然以春夏秋冬循环往复，花儿盛开即谢，谢了来年依旧盛开，然而人生却并不如此，逝去即不可再得，不得不引人感叹。
自然万物本无情，只因看者怀着一颗多情之心，才给它们涂抹上了感情的色彩，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花的意象更多地浸润着词人心底流淌的情感细流，久别相思之情，分离不舍之意，都满满地寄托其中。“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道落花飞似霰（其三）”，此句写一女子日日登上高楼等待出行在外的情郎，无奈等待日久仍不见恋人归来，女子思念的心情就像无边的春色一般蔓延，那风中飘舞的花瓣，是女子久等不得音讯的破碎的心。再看“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其五），杏花所在之处就是远行的友人歇脚之地，只是没有了自己，陪伴友人的恐怕只能是空中那轮孤月了，词人追逐着杏花，实为追逐友人的足迹，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尽在不言中了。
二、颜色词的频繁运用
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充斥着各种色彩，投射到文学作品里，依然不减色彩纷呈的魅力。词这种文体所擅长的向来是精笔细画、铺述文，神思涌动的词人们对于颜色词的使用总是情有独钟。“红”“绿”“金”“银”等颜色词在欧阳修的《玉楼春二十九首》频繁出现，总共有五十次左右。这些颜色词的使用，不仅为词人笔下所描绘的客观世界添墨增彩，呈现出了一幅幅诗意盎然的画卷，而且折射出了词人内心五彩斑斓的情感波动，叙说着词人的爱恨情深。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出，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词人乐于将女子比为花朵，与此同时，词人也不遗余力地使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来描绘女性的美，“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垂绦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当头一曲情何限，入破铮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粉面”（其十六），此句描绘了一位妙龄歌女，她有着粉扑扑的面容和青葱一样纤细灵巧的手指，她佩戴着红玉手镯，身穿五彩垂绦，词人不惜笔墨，浓墨重彩地对这位女子进行了详细地刻画，几乎句句使用了亮丽的颜色词，女子之美呼之欲出。又如，“杏腮轻粉日催红，池面绿罗风卷皱”（其二十八），红面绿罗，佳人美景，交相辉映，实在美妙非常。
《玉楼春二十九首》中，颜色词的使用又时时吐露着词人的情绪，或悲或喜，或乐或忧。如“把酒临风千万恨，欲扫残红犹未忍。夜来风雨转离披，满眼凄凉愁不尽”（其二十七），此句的“红”不再是繁华的春景或美丽的女子，而是暮春时节的“残”红，尽管如此，词人仍不肯将其扫去，面对这满地残花，词人的愁苦心情愈深，伤春惜时之心溢于言表。又如“沉沉庭院莺吟弄，日暖烟和春气重。绿杨娇眼为谁回，芳草深心空自动”（其二十一），此词中所写的依旧是一位思念恋人的女子，在女子眼中，绿杨、芳草仿佛已与自己情感相通，满怀思念之情的绿杨既带着浅浅的伤感，又似在闹别扭般显得娇憨可爱，实则是该女子的写照。
另外，在《玉楼春二十九首》中，词人有时会接连使用不同的颜色词，不同的颜色词对比使用，增强了词人笔下画面的层次感、立体感，给人以更加强烈的审美感觉。如“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其十），红与绿均是色泽比较鲜艳的色彩，红绿相衬，更显出的美貌可人。总而言之，颜色词的使用不仅仅是词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更深入了词人的内心世界，使得色彩更多地带上了情感性、主观性。
参考文献：
[1]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洪本建编.《欧阳修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曾棘等编.《宋文纪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注释：
1.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
欧阳修的诗范文2
1、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简单故事：欧阳修苦读。欧阳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lǘ）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2、译文：欧阳修在四岁时失去了父亲，家境贫穷，没有钱供他上学。欧阳修的母亲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欧阳修的母亲还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让他学习写诗。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他就到乡里的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借此机会抄录下来，还没抄完，但是已经能背诵这篇文章了。以至于欧阳修白天黑夜都废寝忘食，只一心一意努力读书。他从小时候起所写的诗歌文章，就能与大人一样有文采。
（来源：文章屋网 ）
欧阳修的诗范文3
关键词：北宋；韩愈；道统说；古文运动；以文为诗
中图分类号：1206.2．4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90―08
钱钟书于《谈艺录》曾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诚如斯言，对于韩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学、艺、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对其儒学修养、诗文创作成就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新，均以韩愈为标榜。故北宋与韩愈关系极为密切，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可谓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本文以欧阳修为界，将北宋时期分为前后二期，通过勾勒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士有关韩愈的论述并进行述评，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对韩愈其人、其文、其诗的接受情况作出考察，以见北宋接受韩愈的演变情形以及不同时期人物在接受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风貌。
一、对韩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北宋前期出现了一批尊崇韩愈的文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韩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对韩愈的负面评价，使韩愈形象大为改观，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逐渐得以淡化乃至扭转，韩文、韩诗也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以下从北宋前期对韩愈的排佛、道统说、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读进行论述。
韩愈在排佛行为中体现出刚强坚毅的性格，于儒可谓有劳。但唐人未甚推崇，《旧唐书》虽肯定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却不认为属卫道之举。北宋开国后，其事渐受赞许。《太平御览》多处提及韩愈上表进谏，《太平广记》引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体现韩愈直谏忧国，《册府元龟》也形容其忠臣之志。可知宋初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尤为注意塑造臣德，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柳开《韩文公双鸟诗解》即从排佛角度进行解释，或嫌附会，但表明他重视排佛的立场。他虽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没有排佛，便认为柳不及韩。王禹俘认为《论佛骨表》可救时弊，孙复则认为倘无韩愈排佛，天下人将沦为夷狄。他们进一步将排佛举动与儒家精神联系起来，颠覆了《旧唐书》对其“道不弘”的论断，树立韩愈的卫道形象。如石介《与裴员外书》云：“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此外，韩愈的排佛也被联系起道统来观照。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将圣王之道代代相传，这个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视。今人郭绍虞说：“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北宋最早提及道统的是柳开。他在《河东先生集》卷一《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明确把韩愈列为道统的最后继承者。其后孙复、石介的观点大体如前，略有发挥，如前者有时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时未提及荀子。韩愈将道统论视为排斥异端的主要根据，视儒佛对立为华夷之争，属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势不两立。宋初人也接受强烈的排斥观念。如柳开批评老佛之徒至于中国则莫极，孙复则把排斥范围更加扩大。在其《孙明复小集》的《儒辱》里，认为举凡“空阔、诞谩、奇险、丽、谲怪之说”都是乱道异端，如果没有孟子、扬雄、韩愈三人，则“天下之人胥而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国论》里，则继承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极重夷夏之防。总之，他们都强化道统的排斥性，态度较为极端。除了几位宋初的道学先驱之外，道统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两家，穆修反对道统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则重视文学表现，不苛求文必载道。
在为官方面，韩愈抱有“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这些事迹被描述得更具体。《太平御览》据韩愈驱鳄而称其“良刺史”，《册府元龟》将论宫市置于“正直”条目，将释放奴婢置于“仁惠”条目，将宣谕王庭凑置于“达命”条，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词。范仲淹《答窃议》云：“唐贤使于贼庭，不辱命者如韩愈。”石介《读韩文》云：“凌凌逐鳄文，潮民蒙其禧。”王禹偶为韩愈批评阳城不能极力上谏而受到的“妄讥”等作出辩解，他在《管丁谓书》中说：“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义也。今不仕则已，仕则举其职而已矣。”当时潮州已建韩愈池塘，当地官吏亦有模仿韩愈撰文驱鳄的事迹。可见韩愈为官尽职尽心的形象已经流行。
性格与立身行事方面是韩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时时可见。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渐建立了韩愈的儒者形象，对于其性格的解读也多形容为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则仍据儒者标准予以批评。如苏舜钦《答马永书》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见用，独居畎亩，乐以终身，盖亦多矣。故韩退之谓颜子恶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虽乐不足称也。又观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意即韩愈科举不售时作赋寄托，希望扬名，不甚符合大贤进退自如的涵养。
值得注意的是，对韩愈的相关批评较前代大为减少，且风气所移，把之前的负面叙述修正为颂扬。如《旧唐书》认为韩愈《讳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广记》将其描述为韩愈奖掖后进之举。如其卷202说，“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韩门弟子”，以衬托韩愈的爱才。又说：“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人，仆者谓日：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憾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辩录》明之，然竞不成事。”这就不像之前所述韩愈主观处事、违背时俗，而有意通过对李贺恃才傲物的描写来衬托韩愈虚心下士。《册府元龟》也有类似例子。《旧唐书》的《韩愈传》叙述韩愈因台参问题与御史丞李绅龃龉之事云：“(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这就将责任归咎于两人性格。而《册府元龟》卷339云：“在朝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乃罢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其提出相关争论是李逢吉有意设计的，并对李逢吉的狡狯和李绅的褊直进行说明，这就改变了之前记叙韩愈性格偏执的形象。宋代之前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北宋前期逐渐得以淡化，正是当时尊韩风气的反映。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自宋初始，韩愈逐渐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受到赞誉，但随后对韩愈其人的评价也逐渐趋于理性，且对于韩愈诗歌的开拓意义逐步加以体认，这都在承前启后的欧阳修得以体现。
欧阳修初读韩文印象，乃是韩愈超然于功名利禄。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明他初接触韩文时的心得：“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日：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韩愈任四门博士期间，曾强调士人不应追求功名。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说：“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轼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这是不同于时俗、不追求功名利禄的特立独行。欧阳修亦看重视这点，因此有“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的感慨。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见时人亦视欧阳修为继韩愈之后道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然而随着欧阳修阅读的深入，欧阳修逐渐察觉其言行不符的情况，对韩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为表示批判，开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处略举数端：其《诗解统序》说：“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书李翱集后》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这些都可以看到欧阳修不为贤者讳的态度，而后世理学诛心之论也在此可见发端。
在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韩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迹乃至为人处世等受到质疑和批评。当时文人察觉韩愈儒家学说不够精纯，在考论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对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韩》三十篇，虽不乏吹毛求疵之处，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释一贯的说法，其论有一定的影响。他指责韩愈性三品的观点不妥，主要是论情而不是沦性，因性没有上下善恶之分，故论语云“性相近”。后人在这一点上的议论也多与其类似。而王安石则对韩愈的学说、著作、行事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谓是“非韩”的代表人物。当时士人们质疑韩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统，将韩愈逐出道统谱系，而凸显其文士身份。
另外，当时亦有观点认为韩愈亲佛，使韩愈坚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韩愈排佛的立论显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满其简单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当时对排佛探讨逐渐限于学术范围内，失去了现实层次的意义。如欧阳修推崇、坚持韩愈的排佛立场，可在校勘韩集的过程中认为《与大颠师书》是韩愈亲笔。但苏轼对此看法有不同意见。而司马光则从实证出发，根据韩愈诗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韩愈于书无所不观，自然也包括佛书。此外韩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总体而言，宋代士人重视“立德”甚于“立功”，他们在仔细考察其事迹及文章的过程中，发觉了韩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穷困的作为，这些均被视为不合圣贤之教，至少是涵养不足的体现，并对南宋接受韩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对韩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风，入宋之后仍然维持。宋初尊崇韩愈的文士以韩文作为批判浮艳文风的典范，重新塑造韩愈的文学形象，使得韩文逐渐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赠朱严》云：“韩柳文章李杜诗”；《答张扶书》云：“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苏舜钦《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称韩柳”；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云：“文之最者日：元、韩、柳、陆”。但由于掌握韩文资料的不足及尊韩的明确目的性，他们对韩文的理解接受不够全面。
韩文的儒道色彩虽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识，但在具体领会时各有千秋。如从儒家教化角度的体认，对文风特色的模仿，或发掘新的文体等。
关于韩文的载道问题，从唐代韩门弟子始就强调其仁义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开《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时做文章，讽咏规戒，答论问说，纯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他指出韩文惩恶劝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孙复《答张洞书》云：“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离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石介《上赵先生书》云：韩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他因此进一步推举韩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穆修、姚铉也都有类似表述，皆重道轻文，认为与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华之词。
由此他们笔下形容的以韩愈为文坛中心的文学形象就有所偏颇。如石介云：“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韩氏的追随者，显然出于主观意愿，反映出时人对韩愈道德文章的推举之情。后来吕南公在《书卢全集后》也有类似说法：“唐三百年文儒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来。韩退之其名教宗主欤!而恳恳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张籍、孟郊、侯喜、欧阳詹、卢仝辈，逊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岂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见韩之大贤也。数君皆能自致于有闻，然各有终身之蔽。又当时于韩各有轻悦处，不闻韩以为间，益见韩之贤也。”这些都颠覆了《旧唐书》“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的记载。
关于韩文的特色，则有体认上的差异。韩文一般以诘屈聱牙闻名。遣词造句及题材富于新奇变化，兼具气魄雄壮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颇能作为矫正柔弱浮华文气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学时，力诋时文，有意作气，直接影响到后来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的发展，甚至出现片面追求怪奇的倾向。此外，张扶、宋祁等人从文章技法上来接受韩文，虽未从道学层面予以阐发，但同样不免故意标大成”的地位确定下来，并与杜甫比肩，被称为“杜诗韩文”。欧阳修、秦观、晁补之等人对于韩文均有仿作，如秦观《五百罗汉图记》及晁补之《捕鱼图》都是效法韩愈的《画记》笔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韩愈的句法和字法。苏轼、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关于韩愈文章集大成的论述。
此外对于韩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观念，当时人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补充。比如欧阳修继承“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穷而后工”，“去陈言”被理解为“古中求新”、“点铁成‘金”的工夫等。此外，当时人并不欣赏艰涩怪奇的文风，强调理得词顺，有效纠正之前的偏颇发展。可以说在北宋后期，韩文的内涵意义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出来。
三、对韩愈其诗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诗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诗风笼罩之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各领一时，而韩诗影响有限。
柳开作为在宋代最早提倡韩愈道统的人，在诗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韩诗。其《河东集》仅存五首诗，《全宋诗》另从他书辑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绝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诗都可见韩愈风格。如《赠梦英诗》有句云：“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别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局脱潜去。”明显是学韩愈险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柳开诗学樊宗师，艰涩难懂。
同时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对于韩诗也有类似的接受。穆修存诗约五十多首，其中律绝为多，风格平淡。但其几首五言排律多为长篇，颇可窥见韩诗之风。其《秋浦会遇》长达1200字，截取一段如：“龊龊幽遐地，栖栖会遇人。穷愁艰理胜，羁旅易情亲。岂意当漂谪，兹谐卜并邻。温温窥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谈端辟，横流语下堙。绮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饮醇。”其间可见所抒发的感遇古拙凝重，与同时诗风大不相类。尹洙古文成就较高，但其诗歌质朴无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见一斑：“帝籍于郊，典仪具陈。务农以训，供祀以勤。祀在于诚，匪勤于人。训农以实，匪训以文。帝谨二物，乃躬乃亲。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石介诗存不足150首，不出同时诸人学韩范围。如其五古《读韩文》：“眇焉五帝上，尝观二典辞。焕乎三王间，尝观二雅诗。道德既淳厚，声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闳闳雷声施。施焉如飞龙，潜焉如蟠螭。”纵横使气，颇为慷慨，仿佛韩诗面目。他还仿做《庆历圣德诗》，后人评价不高，如翁方纲云：“其末段音节颇欠调叶，未可以变化借口。”翁方纲进一步评价道：“柳、种、穆、尹，学在师古，又不以诗擅长矣。”可见他过于注重道统儒学而忽略诗歌规律，并不利于诗艺正常发展，但在当时为反对浮靡诗风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赠朱严》云：“未得科名鬓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师。妻装秋卷停灯坐，儿趁朝餐乞米炊。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崇韩之情显而易见。他的诗文以简朴易晓为号，但其诗歌呈现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则是与学韩有关的。因此无论诗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学韩的首倡者。
但这些诗人总体上还未足以扭转时风乃至建立新的标准，这项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诸如欧阳修等来完成了。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诗的接受
随着北宋立国以来对于韩愈及其文章的肯定，进入北宋后期，韩诗也开始大放异彩。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昌黎诗不似唐，却高于唐。永叔论诗，不专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见。陈后山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不知韩，并不知诗也。然则韩之起八代，宁特以其文哉?”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机杼，使得韩诗接受呈现出最热烈的情形。北宋末开始笼罩诗坛的江西诗派，虽未明确拈出韩愈为标榜，但创作手法中的以文为诗、锻炼字句、涵咏才学等特点，亦与韩愈颇有干系。通过接受和阐扬韩诗而影响有宋一代诗风的关键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自幼心慕韩氏，倾力学韩，对于韩愈诗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诗征引韩愈所在多有，如《读书》：“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答苏子美离京见寄》：“退之序百物，其呜由不平。”由此可见欧阳修钻研韩愈的全面深广，并且在下笔时自然而然地进行引用。
梅尧臣说韩诗“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可知韩诗自来曲高和寡。欧阳修推崇韩愈健笔来革除浮浇风气，发挥“以文为诗”的特色，开启了宋诗的新风貌。钱钟书《宋诗选注》云：“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就欧阳修接受并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而言，尤具开创意义。
欧阳修接受韩愈的时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勃兴与道统观念的渐趋强化，北宋诗新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借鉴韩氏，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由于欧阳修领导诗坛和后来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波助澜，“以文为诗”成为北宋诗坛普遍的创作倾向。随着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众多文人的尊韩、学韩，宋代文学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欧阳修乃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树立风格包括扬与弃两个方面，欧阳修除心仪韩愈变革的雄健笔力，也纠其偏好奇险的缺失。他继承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使宋诗趋向散文化、议论化，同时也斟酌学韩利弊，提倡以平易纠正过于奇险之弊。而平淡隽永正是宋诗风格的指归。欧阳修在《与曾子固书》里明确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同样，欧阳修的文风与韩文不同，最早指出两家文风有别的是苏洵。他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宋诗诸大家在传承中加以创变，宋诗的基本面貌亦在此过程中确立。
总之，北宋初期诗坛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举凡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还描摹唐音余调，局面渐窄，直到庆历年间欧阳修、梅尧臣发起诗新后才改观。他们以扫除卑弱浮糜的诗风为己任，以韩愈相标尚，在创作及理论方面都开辟了畅健风格。他们对韩诗的诠释在于具体描述以文为诗的表现力、雄豪恣肆的风格及用韵的成就，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运用。此后韩诗与韩愈的道学及古文一起对宋人产生巨大影响。在庆历年间以降，涌现一批学韩的诗人诸如王安石、王令、李觐、吕南公等。欧阳修等人虽也继承中晚唐诗歌，但积极求变，自然上溯到极富变革精神的韩愈。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对韩愈的发扬达到。他在身边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而言，北宋时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3]李勇先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4][6][7][17][19][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页。
[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2页。
[8][18]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9]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页。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1页。
[11]苏洵：《嘉佑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12]裴度：《寄李翱书》，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14]范缜：《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15]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16]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7]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页。
[20]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
欧阳修的诗范文4
一
读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有一首包拯的诗。据说包拯平生只留下这么一首诗。选注者说，其诗“艺术性较差”，但是考虑到包拯在历史上的正直名臣的名气，“这里以人存诗，姑予留下”。金性尧老先生，说话也是不留情面的。
包拯的诗如下：
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端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肇庆市，以出产端砚著名。包拯曾任端州知州，所以写了这首题在端州郡守府第墙上的五言律诗。这首诗很容易理解，也可以认为是包拯做人从政的政治纲领，或者说基本原则。考虑到读者水准参差不一，我不厌其烦，稍微解释一下。
首二句，自然是要求清正廉洁，要走正道。“秀干”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精钢（好钢）一定是直的，宁折勿弯，不能“做钩”，即弯曲成钩子。仓充鼠雀喜，是说财宝货物多了，贪婪的“鼠雀”就会高兴、进一步引起贪欲。接下来说，史书上早已有了在这方面的教训，不要让自己变成狐兔一类的城狐社鼠，使自己的后人感到羞耻。
这首诗翻译过来，说实话有点像纪委的廉政教材。所以选注者认为从诗的角度看，缺乏含而不露的含蓄意境，属于“较差”；但是也承认“却与他的性格相吻合”。
端州出端砚，要向宫中进贡。包拯以前的郡守，就趁着进贡的机会，额外索取数十倍的端砚，以赠权贵。包拯到任后，命令工匠只限于制造进贡的数额，自己却不取一个砚台。传说至今端州江上还有包拯投砚处。想来是老包把人家巴结他的砚台扔到江里去了。我去年12月份，还去了端州（肇庆），可惜基本没停留，只在一家小巴巴馆吃了顿饭就走了，没机会去江边走走。不然按我的水性，江里有多少砚台都能捞出来。
包拯虽然“直道事人”，名气很大，但也不是没犯过错误。知道包拯“包青天”的人多，了解包拯犯错误的人少。因此在这里也写上一笔。
宋代的诗人兼政治家，与包拯同时期的，还有张方平和宋祁。其实说政治家兼诗人更合适，那时的朝廷官员，一定要会作诗，这个事你懂的。张方平时任三司使。再解释一下，宋代的三司使为正二品文职官员，执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也就是说，这是朝廷的财政部长，职务很重要。但是张方平在任上，因为“坐买豪民产”，而为包拯所劾奏罢官。《宋史》包拯列传关于这一段写的很简单，不容易明白。我查《续资治通鉴》，方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
先是京城（宋京汴梁，今开封）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这里的“曲钱”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曲钱就是酒税，是酒户（酒类生产商）应该缴纳的税款。刘保衡欠了官府百万税款，于是三司使派人来催缴。刘保衡看来资金周转不灵了，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抵账。张方平趁机低价买下了刘保衡的房产。刘保衡用卖房子的钱缴纳了税款，回不了家了。包拯这时候担任御史中丞。查我收藏的《中国古代法学辞典》，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纠察百官，专门管干部的（藏书多点还是好啊）。于是包拯弹劾张方平趁机贱买所管辖的富户的宅邸，属于贪渎行为了（虽然不是很重），不能处于三司使这样的重要位置上。奏章上，张方平免，大概是受了处分以后去担任地方官了。
好了，这一段事算是弄明白了。不能不说，宋朝的御史（纪委）还真的起作用呢。张方平罢免以后，任命了端明殿学士宋祁担任三司使。但是问题又出来了。有人举报，宋祁担任地方职务（定州官员）时没有政绩，而且放纵家人贷公款不还。另外在蜀地任职时过分奢侈。包拯也奏了一本，内容是宋祁的兄长宋庠（音xiang祥）这时正担任朝廷的执政大臣，宋祁不宜再担任三司使的职务。争论的结果是，宋庠主动请求分配弟弟宋祁去做地方官。
宋祁外放做知州去了。但是三司使的重要职位不能空着啊，谁来为朝廷收税呢？任命很快下来了，这回是命令包拯担任了三司使，财政部长。包拯没有推辞，很爽快地上任了。估计包拯是有决心、有信心在新的岗位上大干一场。可是，欧阳修说话了。欧阳修，唐宋家之一，此时是翰林学士。欧阳修上书宋仁宗，大致意思是（我不引用原话了，还得翻译），朝廷过分使用包拯的才能，而包拯自己亦不知道珍惜名节。张方平、宋祁都是因为包拯弹劾而易职，但是包拯自己却担任了三司使的职务，这难道不让人怀疑，包拯是为了自己谋取官职吗？即使包拯自己并无私心，也应该避免嫌疑。否则瓜田李下，如何取信于人？欧阳修进一步批评包拯，说这是因为包拯学问不够、思想不成熟，才做出（接任三司使）的举动。
欧阳修说话是很有分量的。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包拯立即回家，回避任命。但是朝廷与宋仁宗考虑了许久，坚持不收回成命，于是包拯才上任。
坦率地说，欧阳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包拯接受三司使的任命，的确有其轻率之处，也就是欧阳修指出的“政治不成熟”了。当然，这里更鲜明地反映了古人对于大臣名节的要求何等严正。欧阳修、包拯，包括宋祁、张方平，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从这个角度看，谁又能说科举考试对于选拔人才一无是处呢？
二
清末民初世家子弟张伯驹，继承家传盐业银行，家财万贯，以风流名士著称于世。收藏之类文人玩意不必说了，但是做到《古文观止》倒背如流，脱口而出唐诗宋词两千多首；少年时期就将《二十四史》通读二遍，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真面目。我写下这一段话，是不是有羡慕之意？差不多吧。按说草根阶层与“世家子弟”确实没法比较，生存环境、所受教育、可以支配的财富等等，都是云泥之别。我只是羡慕这等人对于古代文化典籍的把握与了解。尽管文人读书，几乎完全是为了吟诗作文而取典之用，于世俗生活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刘项原来不读书”，说明阳春白雪不过是一种生活的点缀。但是一个人的一生，能把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通读一遍而且记住，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单从这个角度上说，像我这样的“吟诗者”，确实不必作诗了。如果非要附庸风雅写几首“类古诗”，则尽可能发真性情、写一点质朴的本色诗可矣（如5463兄长这样）。
三
马上又要出差，外出一段时间。本来以为今年外出的机会很少了，但大概还会有几次。我明白古人为什么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了。
欧阳修的诗范文5
关键词：诗话；体兼说部；论诗记事；论诗及辞
诗话起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才变成书面形式。最初是一种非正式文类。
一、诗话概说
自从欧阳修将其“退居汝阴, 而集以资闲谈”的小册子命名为《诗话》之后，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就此开启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样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认为古代论文之作，凡有五类，诗话即为其一。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其作者之甲乙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时式》，备陈法律；孟《本事诗》，旁采故实。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四库》此处论诗话有三点可值得注意：一、诗话为古代文学批评五体之一；二、刘《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为诗话之源头；三、诗话具有“体兼说部”的性质（第二、第三点留待后文讨论）。《四库》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总结，代表了满清后期对先秦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总认识和总评价。其对于诗文评总括性的介绍，也就是对于整个古代文学批评的总体理解。这种认识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认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里面说道：
诗文评虽然极少完整的著作，但从本质上看，自然是文学批评。……现在一般似乎都承认了诗文评即文学批评的独立平等的地位。[1]
诗文评既然是文学批评，那么诗话毫无疑问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了，而且还是宋元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的主要样式。其影响所及，日本、朝鲜等国亦有数百年的诗话批评实践。
二、诗话渊源
前文已述，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但这一命名究竟是欧阳修的独创呢，还是因袭前人的成名？因此，有必要追述诗话之起源。
关于诗话的起源，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种说法。
1．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曾云：
诗话于何乎？庚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2]
所谓“庚歌”，指的是《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庚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则是指“风、雅、颂、赋、比、兴”，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毛诗序》乃是汉儒的手笔，非先秦之作）；孔子和孟子则有许多关于《诗经》的具体论述：如“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影响极为深远；“《春秋》赋答” 是指《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当时外交场合中大量的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论诗及事”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
2.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虽曰本之钟嵘，要其流别滋繁，不可一端尽也。《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3]
章氏开首即言《诗品》乃后世诗话的源头，接着又讲不能完全归原于《诗品》。章氏认为诗话有两种形式：或“论诗而及于事也”、或“论诗而及于辞也”，而这两种形式早已见之于《论语》、《孟子》等先秦经传之中了。可以看出，在诗话的起源上，章学诚以其所持之多元论，比何文焕开通。
《四库》认为诗话“体兼说部”，即与小说在体制上有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存在的。诗话与小说的确有渊源。魏晋南北朝时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其中有谢安叔侄雪天论诗高逸之事，无论是从形式、性质、还是内容上看，都非常接近后世诗话。都是论诗、都是闲谈、都是文人雅士。魏晋人物风流自赏，向来为士林所称道，宋人仿效前贤，品评诗词，以此相高，自由漫谈式的随笔或许是最合适的文体了。或许，这则故事直接启发了欧阳修。
《四库》论诗话之源，将刘《中山诗话》置于《六一诗话》之前，不知出于何故。《方法研究》称，刘在其诗话中已经引用司马光的《续诗话》，而司马光则明确表示续写欧阳修的《诗话》。从现有资料来看，第一部以“诗话”命名其书的是北宋欧阳修的《诗话》。此后，仿作纷起，后人为了便于征引和区分，便以其号加之于前。[4]
三、诗话之流变
诚如章学诚所言，诗话或主于“论事”、或主于“论辞”。宋代诗话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宗，论诗及事，于叙事之中间现作者一己偶的之见，多为“以资闲谈”的记事随笔。两宋之际的诗话，闲谈性、资料性的记事随笔居绝对多数，纯粹理批评性的诗论专著则比较少见，象《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极具理论色彩的著作，还是难得一见的。受宋代诗话创作倾向的影响，金元诗话仍遵循闲谈随笔的体系，走模拟宋代诗话之路。
明代诗话则以“论辞”类为主。有明一代，诗坛热闹非凡，争论不断。影响波及诗话，遂为繁富。拟古、反拟古；宗唐、宗宋；各派间为一争高下，都比较注重从诗歌内部探讨其创作规律。明代诗话的针对性、批评性、知识性明显有所增加。如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胡应麟的《诗薮》等，都着重论述其个人诗学见解，品评诗人诗作，显露出理论的色彩。
清代大兴考据之风，诗话受其影响，考证是非、辨别真伪。在当时浓厚的学术研究之风影响下，清代诗话家都以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从事诗话创作。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士《带经堂诗话》、沈德潜《说诗语》、袁枚《随园诗话》、赵翼《瓯北诗话》、叶燮《原诗》等等，都曾名噪一时，影响深远，且都入选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第一辑。清代诗学理论的三大思潮：“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即见之于诗话之中。
以来，随着旧体诗词创作的日趋衰落，以“辩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资闲谈”为宗旨的诗话创作也江河日下、风光不再。
四、诗话之弊
章学诚考查诗话之弊，论述前人，“作诗话以党同伐异”、“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党同伐异，自然失去是非公论。如北宋熙宁、元党争之际，蔡在蔡京授意下撰成《西清诗话》一书，其中多处引述苏、黄等元诸公之语，以伺机寻隙而攻讦之。宋人诗话，确实有此弊端。流弊所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托姓。”甚而至于“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章氏分诗话为“论诗及事”和“论诗及辞”两大类，所谓不可凭云云，即指前者而言。
所谓“今人诗话”，特指袁枚《随园诗话》而言（见叶瑛注《文史通义•诗话》）。祝伊湄在《章学诚对的批评》一文中指出，章氏“颇能客观的评人论学”，但对袁枚的议论“却是心气颇不平和”。考其原因，章氏是对袁枚在当时文坛之盛名“由羡生妒, 由妒转恨矣”；同时，“性情不同, 识见各异, 是章袁龃龉的一个重要原因”。章氏认为“《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故主教化；而袁枚“于道统文统、则一笑置之。”[6]章氏既对袁枚《随园诗话》评价不公，则“今人诗话”有害世道人心之说，亦难公允。
西学东渐之前，国人对诗话所做的反思与检讨，都是在传统的思路中进行的。倘若置身于现代批评意识之下，对诗话消亡的原因或许可以认识的更充分。
五、诗话消亡辨
中国现代批评意识的觉醒，肇始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其全新的风格与论述结构，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传统的批评模式。
《〈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都代表了某种断裂：在内容方面，它运用了外来的理论、美学观念和文献材料，在形式上也表现出现代批评的诸多特征，如章节的划分，引文的使用，全文结束时附以结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诗话迥异的现代批评的表述方式。“它所产生的冲击波促使人们开始思索：文学批评看来确实有各不相同的路数，传统批评是否应当拓展自己的视野？”[7]该文对于包括诗话在内的传统批评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得到了回应。朱光潜先生曾说：
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不成系统，有事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
诗学在中国不甚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两种。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是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经科学分析，则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8]
王国维从中西语言的不同，发现了中西思想方法的不同。王氏此处的概括或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然在大体上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即长期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失去对思想精确而深刻的描述力和表达力了。由此，王氏认为，新学语的输入、创造新学语非常之必要，应该重视哲学和形而上学，提高中国人的思维能力。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落后与进步等二元对立正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激进立场的起点，也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甚至象王国维这样的旧式学者也同样把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及体验生活的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看法，也是他们思考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起点。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起点就是弃过去，就是对传统的否决。在他们看来，现代文论取代古典诗话，正如新小说取代章回小说，新式的自由诗取代旧律诗是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
结语：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包括诗话在内的整个古典文学批评的衰落，是当时中国现实社会的状况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诗话，它从一开始就关注着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批评主体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带有政治和社会烙印的主体，不象诗话作者那样，甘于书斋的悠闲，陶醉于自我的清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政治的话语，是社会介入的途径和手段。以诗话为代表的古典文论作为主流批评模式在二十世纪初的消亡并非历史的偶然，古典批评所赖以生存的那些社会条件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当前的形势下讨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新探讨诗话等极具民族形式的文学批评样式，或许是解决“失语症”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诗言志辨[M]：古籍出版社，1956. 2
[2] 何文焕. 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3
欧阳修的诗范文6
我喜欢收藏古代瓷枕，尤其是宋金元瓷枕。在我看来，瓷枕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其中的宋金元诗词枕，简直就是宋金元文学的缩影、宋金元书法的大观。诗词留枕，应始于唐代，在长沙铜官窑的执壶和瓷枕上，留下文字装饰的据说见诸著录的有70多件，其中有诗词的瓷枕仅一件。即在狮子背负的枕面上留有“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一诗，写的是少女对情郎的相思。
宋代书有文字的瓷器那就多了，其中又以瓷枕为甚。瓷枕，一个规整平坦的枕面，犹如一幅宣纸斗方，采用宋代釉下彩工艺，在瓷胎上刷上化妆土，书家、画家可以使用毛笔肆意挥洒，运笔自如。墨色可以渗透到瓷胎中，使其有了宣纸的晕散效果，黑白对比强烈，色彩鲜艳，增强了字体的厚重感，再罩上透明釉高温烧成，不怕磨损，便于永久保存，难怪文人墨客对瓷枕是如此的钟情。
我本人收藏有300多个古代瓷枕，其中宋金元诗词书法枕就有80多个。这里谨联系我的收藏，对宋金元诗词书法枕的审美取向，作一评析。“精神见于翰墨”的“崇高美”
与宋代书法史和审美文化史相对应的是，宋代书法最先在瓷枕上表现的是“颜体”书法。本来作为书法载体的瓷枕，更适宜表现的是行草书，因为在瓷枕上书写不同于宣纸，它是在瓷胎未干时书写，必须快捷，只能用悬腕来进行。而颜真卿的楷体在宋初时受到皇家的推崇，这与宋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颜真卿不仅因为书法成就而被尊为中国书法的“亚圣”，其地位仅次于书圣王羲之，而且因为他满门忠烈，体现了儒家忠君报国的理想人格，而成为宋王朝理想的道德楷模。米芾在《书史》中早就评说：“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家国永安》珍珠地枕上那“家国永安”四个大字，雄阔端庄、沉稳道劲，颇有颜体的风范。
虽然其后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大力推行“尚意”的书法改革，打出了创新的旗帜，中规中矩的“尚法”书法受到冲击，瓷枕上的颜氏楷体书法少了；但当宋代面临异族入侵、积贫积弱，甚至山河破碎，不得不偏安一隅的情况下，爱国忠君观念自然也被大大地张扬。我收藏的一方瓷枕就刻有“青山只会磨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句，这两句元曲出自孔文卿的杂剧《地藏王东窗事发》。该杂剧已佚，但这两旬元曲，却把岳飞被秦桧陷害的故事保留下来。元代已是异族统治，这个瓷枕应为北方窑口的定窑烧制，可见即使是异族的统治者，也一样要保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尊孔崇儒、推崇忠君报国是不会改变的，这始终是宋金元审美文化的主流。
“江清月近人”的“自然美”
宋金元诗词枕，有许多寓情于景、描绘和歌咏自然美的诗词。陶醉于自然景物，这实际上反映了宋金元审美情趣的一个重大转变。我国古代自然美观念，先秦以儒家的“比德”为主，而魏晋南北朝的“畅神”以及人们常讲的晋人“尚韵”，则已包含着某些推崇自然美的觉醒与自觉。而到了宋元时期的“尚意”则包含了顺应自然、趣味天成的哲理。对社会审美潮流起着引领作用的士大夫阶层，在“穷山水登临之美”与“览人物之盛丽”，以及“山林者之乐”与“富贵者之乐”之间，重心显然是放在了“自然美”上。
在我所收藏描写自然景物的诗词枕中，《词寄月中仙・咏潇湘八景》枕，深为我所爱。此枕书元曲105字，加上标题计110字，用篆书写成。这首词十分巧妙地将“山市晴岚、远浦归帆、平沙落雁、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江天暮雪、洞庭秋月”八景嵌入其中。
“潇湘八景”早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详细的描述。著名画家宋迪为此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大书法家米芾又乘兴为这些画作诗题跋，遂有“潇湘八景”之说，成为后世很多文人墨客争相吟诵、描绘的题材。此枕由篆书写成，这在宋金元诗词枕上是不多见的。一方面是因为用毛笔在瓷器上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不如草书来得方便；另一方面，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倡导的书法革新，强调“尚意”之说，使得能写篆书的书家已是凤毛麟角，不期一个工匠竟能用古意盎然的篆书写出如此秀美遒劲、规整稳健、字字如玑的书法，更使此枕显得珍贵，更展现出宋元从士林到工匠都崇善自然、寄兴山林，以山石林泉为乐的审美情趣。
“闲散胜如拘束”的“隐逸美”
中国的隐逸文化历史深远，“竹林七贤”、“渊明爱菊”等故事在魏晋、唐末、五代等早已存在。如果说在社会动荡、政治险恶的时局下，隐逸山林、自娱山水是文人士大夫藉以自保且能干笔墨中求得些许乐趣的途径的话，那么宋初政治、社会稳定，统治者尚文抑武，仍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包括不少达官显宦，退休后归隐山林，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无疑更多的是与隐逸文化构成宋代主流审美体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有关。
在我收藏的一方元代平阳窑瓷枕中，用竹笔划出“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这是欧阳修《会老堂致语》中的两旬诗。宋熙宁五年四月，80多岁的赵概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到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探望欧阳修。实现了赵概在朝时曾与欧阳修的约定：告老还乡后要不时互访。欧阳修腾出居室西堂安置赵概，并名之日“会老堂”。时任颍州知府的吕公著曾设酒宴款待欧阳修和赵概二人，并陪同游湖、饮酒、赋诗，相聚月余。欧阳修特作《会老堂致语》，以记其盛。“三学士”即指欧阳修、赵概和吕公著，“两闲人”自然是已告老还乡的欧阳修和赵概。欧阳修在朝时，虽然也是一等文章的大才子，但他最为有名的《采桑子》共十三首，均为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回颍州私人宅第居住之后所作。可见隐逸给了他们施展其文学才华的更大机会。
“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寄情美”
宋诗宋词，怎一个情字了得，从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到委婉凄美的思乡别情，无不丝丝入扣、动人心魄。这不是宋人天生的多愁善感、无病，而是时势使然。内忧外患始终伴随了两宋至元的历史，无论是基于爱国热情的慷慨愤世，还是成为亡国遗民之后的感喟哀时，豪放与婉约，这两派的骚人墨客都在寄情上找到了共同点。这是一个人们的情感世界最为丰富的时代，留在瓷枕上的诗词，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情感寄托的盛景。
范仲淹的《苏幕遮》一词，通过对秋景的描述，抒发了诗人的离乡之愁、忧国之心：“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碧天、黄叶、翠烟，渲染夕阳下的秋景；乡魂、旅思、愁肠，映衬客子离绪。离情可伤，却柔而有骨，不失胸襟的开阔，表达了人们期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亲人团聚的情感，引起人们的共鸣。
“无月不登楼”的“雅致美”
引领宋金元审美潮流主体的是士大夫文人阶层，他们的审美品位和兴趣，决定了宋金元审美的向度和趋势。从衣食起居到装饰陈设，从志向追求到闲情偶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无不表现出一种超逸脱俗、“郁郁平文哉”的雅致相。宋瓷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表现的审美品位是色彩的素雅含蓄、器型的儒雅古朴、线条的典雅清秀，总之，将“雅”字推到了极致。反映在诗词枕上的文字，自然是追求一种清新典雅的诗情画意美。
我收藏一方书有“有花方饮酒，无月不登楼”的元代山西平阳窑诗词枕，就可见当时人们生活上追求的境界与透出的悠远闲适。此句出自元代无名氏创作的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描述坡被贬黄州，在中秋夜，与黄鲁直、佛印禅师同游赤壁，醉中写下《赤壁赋》的故事。其中的《贺新郎》：“我这里停骖举首猛凝眸，凭在这十里长亭，众兄等候。(贺云)将酒来，与学士饮一杯荡寒咱。(正未唱)你道是劝君更尽一杯酒，则怕酒入愁肠转更愁……(贺云)学士，你看风景如花飞万片，正好饮几杯……(秦云)学士，异日必有相会之期。(正未唱)再谁想‘有花方饮酒，无月不登楼’。”如今，现代生活节奏那么快，有谁还讲究“登楼”要“有月”，“饮酒”要“有花”呢?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未必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
“人老簪花不自羞”的“教化美”
宋元是一个儒家理学大行其道的时代，虽然儒学不再是一家独尊的地位，但经过程颐、朱熹这些理学大师将儒学哲学化、系统化、精致化，儒学已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并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理想，社会审美自然也加入了教化的功能，议论为诗、说理成文，已是一道审美风景，自然也被植入天天与人朝夕相伴的瓷枕文化之中。
我有一方瓷枕，上书五言诗：“在处与人和，人生得几何，长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意在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自己，修身养性，做谦谦君子，促进和谐。每天临睡前，看看瓷枕所书，可起到“吾日三省吾身”的效果。我还有一方瓷枕所书为：“立身之法，孝顺为先，家和人善，富贵千年。”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孝文化。在我收藏的瓷枕中，还有一些书有“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之类反映老百姓处世哲学的瓷枕。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是与宋代宫廷的竞争和镇压对手的残酷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情境之下，人们不能不事事小心，避免祸从口出。
“一架青黄瓜”的“俚俗美”
宋金元瓷枕既然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和创造，就天然地贴民的生活。工匠们的艺术世界一定是十分生活化的。一些俚语俗事，反映到瓷枕上，反而有一种清新淳朴的感觉。生活中固然有粗俗和低俗，但雅俗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反映到瓷枕这一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载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种“雅俗”，俗得清新，俗得可爱，俗得有趣，当然也就俗得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