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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论文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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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就业问题难度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之后,在国际和国内双重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劳动就业也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我国必须采取政策和法律上的措施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劳动就业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168-01
1我国目前劳动就业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力总供给严重大于劳动力总需求,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下岗失业人员多,就业难。有技能的劳动者短缺,劳动者总体素质偏低,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大学生当年毕业群体每年都在激增,就业压力大。三是地区和部门间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和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资源枯竭地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难度加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
2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一是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就业。出口是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同时,人民币升值引起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动,导致出口减少,从而导致已经就业的人员失业。
二是对国内商品的价格指数产生影响。近年来,进口成本的增加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出口商的利润。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但出口产品价格却一路走低。人民币适度的进一步升值,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稳定出口利润,对我国的整体经济和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是影响外资进入。目前我国的提供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是出口和外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导致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房地产、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会使外商的投资成本上升,但人民币升值在提高外商投资成本的同时,也提高外资利润的汇出比例。在吸引外资方面,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外资的投资质量相当重要。
3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措施
3.1坚持正确的汇率改革方向
在汇率改革方面,坚持“主动、可控和渐进”的原则,尽量避免人民币在短时期内的大幅升值,以给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结构调整留出时间和空间同时,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应制定应对升值的进出口政策,如出口退税、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进口配额等,尽量减少升值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3.2实行结构调整政策缓解就业压力
从宏观经济政策上讲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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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内市场的扩大来消化和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总需求下降;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实现我国产品由低劳动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的转变,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应实行结构调整政策以缓解失业压力,鼓励中小企业及第三产业发展,扩大中国产业结构。
3.3在就业战略和劳动力市场方面
打破城乡和地区分割,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项“权益”,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实现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市场障碍,改变目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同时,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建立土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
3.4注重开发性就业方式的运用
开发性就业的优点在于:(1)能够减少现有企业因承担过多的失业安置任务,而使长期存在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2)能够较好地发挥劳动者的个人潜质,充分实现人尽其才;(3)能够带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它们趋于合理化,形成就业安置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因此该安置方式应予特别关注。开发性就业的渠道有:(1)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鼓励创办一些有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3)挖掘原有企业和产业的就业潜力;(4)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力度,培植大批民营职业企业家阶层。
3.5将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作为一件战略性任务来抓
应建设一大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切实加大政府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3.6制定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就业促进政策
应考虑扩大前一个时期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扶持政策的覆盖面,包括对那些出口受影响严重、涉及就业人数多的行业,实行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实行与增加就业挂钩的各项优惠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
4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
4.1要加强和完善劳动立法,从立法上保障劳动者享有切实的劳动就业权
《劳动法》及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虽然出台,但依旧不利于依法治国的实现,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反就业歧视法》、《就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就业法律,构建完备的保护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体系。
4.2要完善劳动监察制度,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目前我国劳动监察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人员和设施配备不足、职权不够明确、监察力度不够、地方政府重视不够、地方行政干预过强等问题。必须给予劳动监察必要的职权和行政支持,在制度上保障劳动执法的顺利进行。在劳动就业法律中,有必要赋予劳动监察机构必要的职权并大力加强执法,从执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4.3完善司法制度,从司法上保障劳动者劳动就业权的实现
我国目前制定专门的劳动诉讼法尚有困难,应该充分考虑劳动争议的特点,在现有诉讼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流星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论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一些特殊的规则,如完善司法援助制度、灵活运用先行判决和先予执行等来解决上述问题。待条件成熟,可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适用专门的程序来处理各种劳动争议案件。
人民币论文范文2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第三对资本市场实行大力监督。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和退出这一投机行为。引进外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资本对本国的经济贡献率不容忽视,无论在就业率方面或是在资金筹备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不能过度依靠外来资本。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投机的外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某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这么多压制经济过热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门也应该看到这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作用,并且一种措施的出台会引起市场经济关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同时也要预见到通货膨胀之后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4月第二期
人民币论文范文3
典型的国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其中效用函数由下面的(1)式和(2)式所定义,其中的消费指数由(3)式给出。假设本国人口为n,外国人口为1-n,其中0<n<1,以及分别是对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消费指数,分别由(4)式和(5)式所代表。在同一国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假设λ>1。在国外产品和国内产品组合之间的替代性为1。实际货币MP进入到效用函数中,因为货币的存在减少了交易成本。本国的物价指数为P=PnHP1-nF,其中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组合的物价指数分别由(6)式和(7)式所给出,最优的跨期消费选择意味着典型个人对国内个别产品以及对国外个别产品的需求,分别如(8)式和(9)式所表达。由消费指数可以得到对本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以及对外国产品组合的消费指数分别满足(10)式和(11)式。假设两国居民可以对实质证券进行无风险交易,并定义rt为实际利率,则本国居民的预算约束可见(12)式。其中,Bt+1代表t期末持有的实际债券,Tt代表来自政府的货币转移。假设政府通过直接转移来调整货币供给,那么政府的预算约束就是(13)式,而且Yt(z)代表产品在两国销售而得以本币计值的名义收入。假设每个人都有特殊技术,能够生产特殊的产品,这些厂商之间是垄断竞争关系,本国的生产函数为(14)式,外国的各个指标用*表示,两国的效用函数相同,两国的生产函数略有不同,假设外国的生产函数为(15)式。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厂商销往海外的产品用何种货币结算,他们有各自的偏好。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的选择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厂商在选择贸易品的计价货币时,考虑的因素不仅包括市场销售收入,还包括汇率风险、结算成本。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厂商自然会首先本币计价和结算,然而,当产品的差异程度并不高、厂商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厂商往往被动地接受以销售地货币计价和结算的事实。另外,当一国货币的价值稳定并且存在着较为活跃的自由的多品种海外流通市场和投资市场时,那么该货币被接受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厂商对国外销售的产品的货币结算策略选择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外产品用本国货币结算,此时,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是厂商的本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以后的外币价格。第二种是国外产品用外国货币结算,此时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外币价格经汇率折算为本币。第三种是国外产品用第三方货币结算,本国厂商在计算损益时需要把消费者所面临的第三方货币价格折算成本币。为方便起见,我们用我国和外国分别代表两国,这样两种货币就是人民币和外国货币,我们可以分析表1中所给出的几种结算货币组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为固定汇率情况,其余四种情况都假设为浮动汇率。在固定汇率下,由于汇率始终保持一致,因此不论是哪国货币其结算效果是相同的。
二、厂商的定价计算
(一)情况
1下的定价此时在最优策略下,本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6)式给出,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对产品的定价由(18)式给出,同样,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定价需要经过(19)式的汇率折算。
(二)情况
2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本国销售的产品的定价依然是(16)式,但是对于在外国销售的产品定价却为(20)式。外国厂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定价的依然是(18)式,但是本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三)情况3下的定价本国厂商对产品的本币定价是(22)式,外国消费者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需要经过(17)式的汇率折算。外国厂商在其本国的定价依然是(18)式,但是对于本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该产品的价格却是(21)式。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
(一)稳定消费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的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的稳定性,见表3。此外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每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和外国消费受两国货币供给影响的程度,见表4。从外国货币冲击对本国消费的稳定性影响看,我们很容易比较出不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第一,相对于固定汇率而言,浮动汇率是本国更优的选择。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外国货币转换为本国消费冲击是最大的,为1ρ2σ2m*,而在浮动汇率下,本国消费冲击最大的是情况1和情况4,即在生产地定价以及贸易结算用外国货币的情况,对消费的影响为1-nρσ2m。第二,如果本国货币成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国货币供给并不能影响本国消费。此时的效果就如同情况2,即本国消费者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胜过了外国厂商。第三,相反,如果在对结算货币的竞争中本国货币输给了外国货币,那么,本国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外国货币供给对本国消费的影响,其效果就相当于情况2,即在价格主导权的竞争中本国的消费者输给了外国的厂商。
(二)稳定物价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物价和两国货币供给的协方差关系,如表5。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物价稳定性固定汇率更优的结论。依据我们对生产商的定价假设而言,定价都是根据期望来定价,因此该价格是稳定的,故就整体消费者所面对的价格而言,引起价格变动的是汇率,此时若能降低汇率波动,就能成功地减少物价的波动。同时我们也的确发现,当我国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了结算货币资格,对消费者而言是个利好因素,因为此时物价就不再受外国货币供给的影响。相反,如果我国的货币在贸易结算货币的角逐中失去了优势,那么本国的消费者就不得不承受因外国货币供给引发的物价波动。
(三)两国消费水平比较下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国消费者水平的差异分析,见表6。外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当外国货币当局追求扩大自己国家的消费时,此时外国货币供给方差会相对较大。在情况2和情况4下,如果产品的替代弹性大于2,那么外国货币当局的积极行动无疑不利于本国。策的独立性。
四、结论
人民币论文范文4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跨境支付结算和融资多以美元进行,国内银行在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银行竞争国际银团贷款时失利;国内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因美元和当地货币头寸不足等原因,也难以在海外做大业务。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可充分利用其人民币流动性充足的优势,对“走出去”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随着国内优质项目竞争日益激烈,大力拓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做大其人民币资产,能带动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人民币融资等中间业务发展,在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
二、制约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因素分析
(一)人民币在境外的接受程度。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资金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境外项目所在国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尽管我国早在1996年就已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但从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现状看,目前投融资项下大部分交易仍存在汇兑限制,人民币回流渠道仍有待拓宽,境内金融市场开放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当前境外人民币的主要使用地域集中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越南等周边区域,其他地域的境外项目因人民币在当地接受度不高,难以实现以人民币计价投资结算,进而影响人民币境外项目贷款。
(二)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尽管近年来香港、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相比在岸市场,境外人民币存量还偏小,流动性不足,产品也较单一,难以满足具有真实交易需求的套期保值者的避险需要。能否以较低融资成本、方便快捷地从离岸市场获取人民币融资,用以归还境内银行机构发放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成为影响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因素之一。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和走势。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和未来走势是影响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又一重要因素。2014年3月17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从目前重庆企业境外投资的项目情况看,“走出去”企业的币种选择和议价能力相对较弱,企业海外项目即使能获得人民币资金,也往往需要兑换为当地货币才能使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明朗使得企业更倾向于获取美元或项目所在国家的货币融资,以减少汇率兑换手续和波动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的推广难度。
(四)银行金融服务能力。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境内银行需直接承担境外项目公司的授信风险。由于境内银行对于境外项目的运行情况、收益分析、还款能力、贷后管理等多方面都需投入较境内放贷更多的精力,这要求银行对项目所在地的经济政治环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适用等有深入了解。相比境内贷款业务,银行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目前,中资银行大都面临海外分支机构不足的问题,境外服务网络存在欠缺,国际化程度不高,海外业务规模和服务能力难以满足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客观需要。在此情况下,如何及时获取海外借款人的实际经营状况、当地法律及政策有无变化、资金流如何得到有效监控等环节,则是制约境外项目贷款的又一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多家银行在其总行未出台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管理细则前,无法对该项业务下发更具实践操作性的政策规定,直接导致各家银行对于为境外项目发放贷款的风险判定不一致,使该项业务难以得到有效推广。
三、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不完善,制约人民币资本输出。目前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设立相关的政策性组织机构,推动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人民币“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还缺乏强有力的支撑。比如,缺乏鼓励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发展的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与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力度也有待加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是本币“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在货币对外输出过程中,无论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还是专门操作机构的设立,都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而优惠政策则可以为境外项目贷款提供巨大推动力,美日两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其他国家提供的本币贷款,由于具有援质,利率较宽松,推动了美元和日元在初期阶段迅速走出国门。
(二)贷款定价利率偏高,影响企业办理积极性。按照规定,除个别重大项目,银行在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可灵活确定利率水平外,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利率需参照目前国内人民币贷款利率的相关规定执行,即原则上执行境内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管理政策。尽管2013年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管制,但据了解,实际执行中银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利率都高于贷款利率的0.7倍。而境外市场可以筹集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均远低于国内同期贷款利率水平,这使得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在融资成本方面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从境外项目的运作模式来看,无论是工程承包还是出口买方信贷,一般可借助境内担保等模式由在境外注册的项目公司或交易对手直接向境外金融机构融资,从而享有境外较低的融资成本。显然,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利率偏高,影响了一些风险较低、资信等级高的境外项目选择人民币贷款的积极性,不利于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的拓展。
(三)贷款纳入信贷总规模,抑制银行放贷积极性。尽管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借款主体是境外项目或者境外进口方,但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仍要单独统计并纳入银行信贷总规模内。同时,由于目前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风险相对较高、管理成本相对较多。当前境内市场资金需求比较旺盛,在可贷资金总量一定情况下,境内银行机构更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到违约风险小、管理成本低、收益较高的境内项目贷款,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意愿相对较弱。
(四)国际收支的相应申报不明确,增加银行负担。《指导意见》未对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资金在跨境及境内支付方面的国际收支申报做出明确规定,可能导致政策理解不一致。如,贷款资金存放在境内并用于支付从境内的进口,是否应参照NRA账户支付进行国际收支申报,贷款资金存放在境内用于支付从境外进口的货款,是按经常项目申报还是资本项目申报都不明确。
四、政策建议
(一)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将人民币资本输出纳入对外援助整体战略。鉴于目前我国面临产能过剩,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有资源但无资金开发的问题,同时我国具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且人民币信用等级较高,建议由国家层面与受援国签订援助协议,我国政府设立人民币对外投资发展基金,专门对我国向受援国投资的项目提供项目贷款,帮助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这既可以调整我国产业结构、输出部分过剩产能,又能促进人民币走出去。此外,要充分利用金融服务、税收等配套措施,扩大境外投资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对银行境外融资收入减免征收营业税,与对外援资金形成合力,带动企业“走出去”。
(二)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实行分类管理,提高银行积极性。为提高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市场竞争力,鼓励和支持境内银行机构根据其筹资成本和贷款风险等情况,参考国际市场贷款利率水平自主定价。同时,将境外项目贷款与境内贷款区分开来,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境外项目贷款不纳入银行信贷总规模,而是以法人为单位,单独给予银行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额度,由专门的团队经营,使用专门的会计科目,采取专门的会计核算方法和核算程序。这样既可提高银行业务办理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帮助银行合理释放流动性。
人民币论文范文5
1992年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即便是在1993年实施宏观调控以后,GDP增长速度仍保持在9%左右。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实现了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软着陆"。这主要是由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以及出口的快速增长。显然,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受这二者的制约。但是,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受到了很大冲击。1998年2月标准普尔公司亦调低对香港的信贷评级,来自这些地区的对华投资大大减少。其次,在我国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已降至43%,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迅猛,已达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7%。从企业性质上看,国有企业出口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已下降至53%,外资企业出口则上升至43.5%,占据了我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近年来,以美元折算的我国出口商品成本已接近国际市场平均水平,出口效益不断下滑。1995年下半年至1997年上半年,受出口退税迟滞的影响,国有外贸出口十分困难,呈现萎缩之势,加工贸易出口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商品档次偏低,技术含量少,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价格、数量竞争。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之间普遍缺乏以利益为纽带的共生关系,买卖关系不够稳定;由于缺少行业规范和商会协调,高价抢购、低价竞销的状况屡见不鲜,经营秩序十分混乱。但是中国的出口存在着内在冲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产品雷同,缺乏创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大量涌向国际市场。出口单价的下跌被数量的更大增长所掩盖,出口总额不断扩大;而国内需求因受到货币政策等因素的抑制,导致进口增长缓慢。因此,经常项目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截至199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迅速上升至14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一地位是脆弱的。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和地理方向过于依赖少数发达国家市场,极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1995年美国提出的对华贸易报复清单中,绝大多数产品涉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实施,将对我国的生产和就业造成相当的影响。我国1992年以来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反倾销调查,调查国家不仅有我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欧共体,还有新开辟的市场,尤以拉美国家为主。后者提出调查的个案数目上升很快,涉及多种轻纺产品,理由无一不是中国的产品损害了他们的同类工业。因此,以数量、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西方国家经济衰退,或实施贸易限制,我国的出口必大受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开拓中国市场,或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分销中心。1992年以前,我国对三资企业规定了内外销比例,虽然执行上并不严格,却使国外跨国公司心存疑虑,尤其是要求其自行平衡外汇,有悖于其来华投资的真实意图。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以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3年开始,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资输入国。近五年的情况表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体为逆差,意味着对资本项下外汇需求很大,对人民币贬值将是一个潜在的压力。
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产品结构有一定的雷同,该地区货币大幅贬值大大加强了其出口竞争力,尤其是轻纺、机电类产品。有观点认为:货币贬值将促使其零部件及机器设备进口成本上升,从而抵消其出口优势。这一看法忽视了几点:1、此次金融动荡使得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汇严重短缺,大大抑制了进口需求;2、现有的进口机器设备尚未折旧完毕,改用国内替代原料也有可能;3、东南亚的设备、零部件主要来源于日、韩,后者货币贬值使得东南亚国家以美元计算的进口单价下降,从而使进口成本升幅有限;4、所谓"抵消"乃基于如下假设:东南亚国家的一切生产要素均依靠进口。这即便是在独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抵消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以及进口生产要素占产成品成本的比重。
1998年1月,国内一些经济界人士对于当月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进出口状况表示乐观,认为我国外贸出口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一国货币贬值导致出口扩大是逐步显现出来的,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即J曲线效应。从2月底开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呈单边下滑之势;5月份转为负增长,比上年同期下降1.5%。由于亚洲市场占我国出口的60%,1~5月,我国对日本、韩国、东盟的出口分别下降了5.7%、29.6%和105%(《国际商报》1998年6月18日)。2~6月间,日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更为巨大的压力。经贸委官员承认,目前的外贸形势是20年来最严峻的(香港《信报》1998年5月13日)[1]。6~7月,出口出现轻微反弹,但从8月开始增速下滑,连续四个月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中10月份出口下降17.3%,11月份下降9.7%。为此,国务委员吴仪呼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6日)。
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出口萎缩加之国内消费低迷,仅靠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难以奏效的[2]。出口不振必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开工不足和工人下岗失业,这将使国内经济形势更趋恶化[3]。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现实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么假定人民币要贬值,如何贬值?贬值幅度多大?能否实现在政府指导下有管理的下浮?我们在此作一分析。
外贸出口的最终目的是带来效益。国家可以通过外贸、金融等政策来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如果表现出的后果却是出口效益恶化,丧失发展后劲,反过来会成为迫使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众所周知,出口退税和征收进口关税是国家用以支持出口和调节进口的重要手段。我国从1985年以来一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的增长与出口增长呈正比例关系。1994年新税制实施后,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1995年至1997年,国家每年拿出500~600亿元的资金用于出口退税,相当于中央财政总收入的15%左右。此外,国家还专门成立部门办理退税和查处骗税的犯罪活动,由此产生的行政开支也十分庞大。
近20年来,中国出于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高度重视对外贸易。90年代初,更提出"大经贸战略",以在200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4000亿美元、跻身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行列为目标。为此,出口增长必须大大快于GDP的增长。统计表明,自1978至1997年20年间,GDP年均增长9.7%,而出口年均
增速高达16.7%,是经济增长率的1.72倍(《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2日)。然而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受制于出口退税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缓于GDP的增长[4]。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偏低(不足50%),限制了中央财政支持出口快速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以平衡预算为目标。1996年中央政府决心每年削减财政赤字100亿元,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消灭赤字,实现收支平衡。为此,必须量入为出,对各项支出统筹安排,对出口退税实行计划预算,根据财政收入状况以及收入进度核定退税金额再切块分配到各地。因此,对外贸易的政策目标与现行出口退税的计划、分配体制很难协调起来。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企业的政策风险大增。出口退税一旦滞后,生产企业的全部积累和流动资金将很快耗尽。
1993年起,外贸出口连年剧增,相应形成的应退税款年年超出国家当年预算安排,退税的速度越来越慢,退税到帐的时间越拉越长。1995年5月企业被告知,当年形成的退税将迟至一年半以后才能返还,以便国家集中清偿往年积欠的应退税款,而此间迟返部分的退税资金利息只能由企业自行消化。然而,外贸企业普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出口利润率低,退税前大多亏损,主要依靠退税来实现利润或弥补亏空。退税滞后,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资金占压越厉害,难以及时还贷,在银行的信用等级下降,银行因此不愿续贷。加之当时国家致力于打击通胀,实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对信贷规模严加控制,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不得不放弃部分海外订单。这直接影响了外贸公司的对外信誉,并增加了其实际机会成本。国有企业出口开始萎缩。国家为减轻财政压力,于1995年6月和12月两度调低退税税率。同期外贸出口放缓,许多外贸企业不再片面追求出口创汇,及至1997年中,退税形势才渐趋正常。但是外贸企业却因此大伤元气,现金流量状况大不如前,即使原来效益好的企业也不例外。1998年3月,为应付东南亚出口竞争的挑战,国家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调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2个百分点以支持外贸出口,仅此一项,中央财政预计增支45亿元[5];6月又宣布将煤炭、钢材、水泥、船舶的退税率分别提高至9%、11%、11%和14%(《经济日报》1998年6月24日)。由于纺织工业产品老化,技术更新缓慢,国内生产严重过剩,仅提高2个百分点的退税率无济于事[6]。从5月底开始,机电产品取代纺织品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0%左右。8月,国税总局宣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将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大类轻工产品的退税率由9%提高至11%。为此中央财政将增加支出250亿元左右。由于目前国内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之间远未形成真正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出口制关系,反而相互争利,生产企业经营行为极不规范,短期行为严重,往往根据汇率和退税率的变动来调整供给外贸公司的出厂价,这不仅容易使价格总水平产生波动,而且生产者易被自身行为创造出的错误的价格信息所诱导,作出盲目的生产决策,使供求关系很快失衡,因而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微观效益,国家在宏观上亦得不到真正的收益。
1997年国家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近600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赤字约560亿元。从1993年起中央财政停止向银行透支,改由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此后国债发行规模增长较快,国债依存度(即年度国债发行收入占年度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1992年为11.6%,1994年迅速上升至21%,接近国际上公认的国债警戒线(25%)。1997年,国债发行额为2,476.83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22.29%,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55.76%。1998年,为刺激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全国财政和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预计将分别高达40.2%和73.95%,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国有企业经营中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失业下岗人数增多,国家财政又加大了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开支[7];同时国有企业多年大面积亏损积累起来的金融机构呆坏帐,也要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几百亿元来逐步冲销[8]。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今后几年,我国财政收支形势将十分严峻[9]。
为此,建议全面取消出口退税,以缓解中央财政压力,附带可以节省一大笔行政开支(相应退税部门也可撤销),更能够一劳永逸彻底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外贸企业也可简化出口环节,节省开支。退税取消后,短期内出口可能大幅度下降,出现外贸逆差,这样人民币微幅升值的局面将立即让位于汇率下浮的现实要求。我国外汇储备庞大,足以应付短期之需。此时,使人民币适度贬值顺理成章,但这种贬值完全不会变成失控的汇率急跌,因为目前退税部分仅占出口成本的8%左右。只要贬值幅度不超过8%,换汇成本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并未改变出口的整体态势。而我们得到的益处则是节省了近800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果。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使我国收汇减少,但根据我国外汇储备和现有的外汇供求状况,继续坚持结售汇制度和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不会影响总体的外汇供求关系,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巨大的外汇需求压力。
无疑,人民币贬值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应。从理论上讲,本币贬值会抑制进口。对此,我们可以相应调低关税总水平,以抵消贬值的影响,维持进口现状。自1992年以来,我国已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多数为我国单方面的决定,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199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宣布的。采取这一行动固然是出于复关(GATT)和其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需要,但在短期内连续五次大幅度降低关税(从43%降至17%),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关税减让一般是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按照有取有予的原则讨价还价后确定的。至今,我国单方面削减关税的成果是有限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仍逐年上升,由此美国认定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远远不够,还存在着关税以外的诸多贸易限制措施,进而在知识产权和开放服务贸易上对中国施压,更发起超级301调查并单方面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10],来逼迫中国让步。同时,美国并未信守与中国在1992年达成的市场准入谈判协议中"坚定支持中国复关"的承诺。时至今日,在诸多国家纷纷支持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美国仍设置重重障碍加以阻挠[11]。因此,即便中国不能直接从谈判对手那里取得相应的让步和利益,也应选择合适的时机采取单方面行动,以便从其他方面给本国带来利益。
这个最佳时机本来出现在1995年上半年,即退税对中央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仅仅调低出口退税税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退税迟滞带来的问题。外贸公司虽然可以改用出口制以部分缓解退税的矛盾,但这一转变涉及企业间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资产重组的难题,使得以自营为主要方式的外贸企业面临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目前,外贸企业惨淡经营已是全国性的问题,如此下去,我国的出口后劲可想而知。没有效益的出口,也就使出口退税政策失去了意义。加上外贸企业间的无序竞争,出口单价不断下跌,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财政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流失。虽然获得了大量外汇盈余,但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
维持适当的关税水平,对于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尤其是新兴工业争取时间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我国自主调低关税,也应巧妙地与我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若1995年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并结合取消出口退税,外贸企业的状况会大大好过现在。国家三年间可节约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累计达2000多亿元。
况且,本币贬值后适当降低关税,进口不会受到影响,又可表明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任何国家对此都无话可讲。同时中国自APEC会议后又向世界宣告,中国在未来时间将会进一步降低关税,因此将其与废除出口退税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行和有益的。
再次,这种贬值是由于取消退税后,出口价格向正常成本回归,与东南亚国家因结构性矛盾并由过度的金融投机而引发的全面崩溃有本质的不同,谈不上人民币的信用危机。只要中国坚持结售汇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金融外汇监管措施,包括央行随时干预外汇市场以抑制投机,人民币只会有控制地逐步下浮到位。这是一种政府积极干预下自主的有管理的合理下浮,不同于那种由外来冲击造成的剧烈贬值。调控目标明确,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缓慢逐步下调到位,有助于消除香港市场的恐慌和投机心态。同时应积极地动员和影响海内外舆论,表明人民币不是固定汇率,人民币与港币的汇率机制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人民币不是港币的联系汇率;并指出大批在大陆投资生产的港资企业将大大得益于人民币贬值,从而刺激其加工贸易的出口,进而增加香港转口贸易的数量,最终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复苏。以此改变国际金融市场中将人民币作为维系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最后保障的普遍心理预期,减缓人民币一旦贬值可能对香港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和振荡。
上述步骤应作为人民币汇率下浮的第一阶段,在香港市场消化适应之后,鉴于亚洲国家30%~75%的货币贬值幅度对我国形成的出口竞争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再次贬值。因为第一阶段的下浮仅是取消出口退税的自然结果,对于促进出口并无任何作用。东南亚国家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摆脱危机,我国也同样面临着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和振兴经济的艰巨任务,包括对外贸经营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面对当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出口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通货紧缩、居民储蓄倾向的加强以及事实上仍很严格的外汇管制,完全可以将汇率贬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国内有观点认为,从目前外汇供求状况看,我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较多,不存在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汇率的形成并不单单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同时必须考察出口的微观效益以及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而且现存的外汇交易市场也远非完善和有效。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汇率仅仅体现了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的表象,而实质上则是反映了政府的政策意图,即担心贬值会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影响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中国希望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代价,塑造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问题是:影响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现在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严重高估。ε=EP*/P
(ε:实际汇率,E:名义汇率,P*:外国价格水平,P:本国价格水平)
为方便起见,以1994年1月人民币汇率并轨时的官方汇率为参照物,当时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68元人民币。1994~1996年间,国内物价在始于1992年的经济过热的惯性作用下,保持上升趋势。虽然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奏效后,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整个这段时期物价总体涨幅较大;与此同时,国家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制性的结售汇制度,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减少,外汇出现供大于求,名义汇率稳步下降(目前名义汇率为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因此1994~1998年五年间,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的实际汇率高估约30%,而对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际汇率高估了45%以上[12]。这一情况以及1995年中以来出口退税迟滞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得我国出口竞争力急剧下降,出口效益不断滑坡。
目前的出口现状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外贸出口增长放缓,但仍在增长,表明外贸仍具潜力"。事实上,由于国内政企关系远未理顺,以及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商业信用严重倒退,国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际贸易的风险。因此,外贸企业为维持经营并回避国内商业风险,不惜竞相降价以保住有限的海外客户和市场。但另一方面,外贸公司由于资产相对较少,承担这类经营亏损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危机所带来的国外大幅度压价,对外贸公司的影响远不如对生产企业的影响巨大。如果前者因出口成本过高而不接定单,则直接造成生产企业的库存增大。后者最终不得不低价亏损销售以回笼资金,造成银行呆坏帐上升。
1998年8月,外经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召开银贸协作会,制定了若干促进外贸出口的措施,其中一条规定:"对于有定单、暂时亏损的企业,只要具备还款能力,即给予封闭贷款。"这表明政府十分担心出口下降从而导致国际收支恶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预计1998年将偿还外债本息400多亿美元)。一些地方为了实现"保八"的目标,不惜一切扩大出口,这种以政治动员的方式盲目追求出口增长的做法,正在产生严重后果:扰乱了海外市场的秩序和供求平衡,加剧了未来出口的困难;同时,国内企业亏损加大,财政支出超计划增长,银行呆坏帐增加。还有学者主张以全面地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达到实际贬值的效果,这不仅在财政上无法做到,而且再度提高退税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因此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贬值是否会出现一些学者所断言的一系列后果呢?
首先,贬值不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充其量只是轻微的通胀。几次降息后,国内储蓄仍节节上升,表明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不敢亦不愿投入消费。人民币贬值后,即便居民想方设法套取外汇,也不过是从一种形式的储蓄(人民币)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储蓄(美元)以图保值,仍然不会去大举消费。何况,这种套购属于非法的黑市交易,受到政府的打击和监控。持有外币者同样也需要保值,故其交易量有限,而且很可能经常是"有价无市"。目前的情况不同于1988年,那时一方面市场短缺;另一方面,居民购买力虽不强,但不存在对正常工资、奖金收入和企业破产、失业、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担心,因此敢去放心大胆地抢购,从而形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现在总的情况是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形成买方市场。虽然有效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属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出口占GDP20%这一角度看,总供给大于国内需求至少20%以上,因而除了1/5的产品出口外,国内仍积压大量产品卖不出去。1997年中国GDP达7.47万亿元,而累计库存积压超过3万亿元。生产大量过剩,居民前所未有地丧失了就业安全感,购买力大大萎缩。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也使得总体购买力下降。严重通胀缘何而起?只有一种情况,即出现银行支付危机,老百姓产生心理恐慌,大量抽逃挤兑,而现金放在手中并不安全,于是就抢购各种动产,从而引发严重通胀。
人民币贬值后,只要不发生银行支付危机,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居民对政府还是有信心的。5万亿元的存款即便有所下降,对国家也未必是件坏事。从前一阶段四大专业银行争购财政部特种国债即可看出,银行面对不断增长的储蓄压力和经营状况日益不稳定的企业,贷与不贷难于决断,故"惜贷"现象严重,经营收益不够稳定。购买国债反倒可以确保无虞。如果此间国家再次降息,等于又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况且,人民币并不能自由兑换,因此不存在境内外投机者大量沽空的可能。从1998年9月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打击走私、骗汇活动中可以看出,形形的地方保护之下的法人犯罪是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经济犯罪主体,个人犯罪不到10%,因此,只要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法人犯罪,就足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稳定。
其次,有学者认为,一旦贬值,居民手中的人民币就不值钱了。问题是人民币的价值取决于其国内购买能力,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是在境内而非境外,不会变成外国的购买力,故同样面值的人民币只要能买到同样多的国内产品,它的价值并未改变。单纯从汇率角度纵向地比较某种币值并不科学,汇率只是两种货币间的兑换比率。人民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汇率。日元贬值后,日本国内既未产生通胀,也未出现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即为证明。甚至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按购买力平价学说(PPP),人民币汇率应在1美元兑4~5元人民币之间,以此证明现行的汇率足以支持出口增长。姑且不论世界上无任何国家以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本国汇率,仅仅从出口的实情考察即可知,若按此确定汇率,我国产品将彻底丧失竞争力。汇率的确定系多种市场因素综合决定的,包括从进口商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销售渠道长度、关税、运费、佣金等等。
有观点根据有关国家货币贬值后出口值并未增加来怀疑人民币贬值的有效性。但关键不在于出口金额的增加,出口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因为货币贬值往往导致出口单价下降和出口数量的较大增长。而以美元折算的GDP同样下降,这就使得出口所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从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定以EX代表现在的出口额,G代表GDP,假定EX=20%G,EX′代表贬值后出口额,G′代表贬值后GDP,n代表贬值幅度,E代表现在汇率,E′代表贬值后汇率(E′=E(1+n)),C代表以外币表示的出口单价(为方便起见假设的加权平均单价),Q代表出口数量,C′代表贬值后出口单价,Q′代表贬值后出口数量:
假设前提:
(1)贬值后出口额仍为调整后GDP(G′)的20%;
(2)出口单价降幅不超过货币贬值幅度;
(3)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名义汇率=实际汇率;
贬值前:EX=C×Q=20%G
贬值后:EX′=C′×Q′=20%G′
根据假设:<图片>出口单价降幅≤
故新的出口单价C′≥C{1-n/(1+n)}=C/(1+n)
为满足C′Q′=20%G′=20%GE/E(1+n)=20%G/(1+n)<图片>
这就说明,只要贬值后出口数量维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出口金额虽然会减少,但其占GDP的比重不会发生逆转,因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会发生变化。而实际情况是,一国货币贬值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故出口产品单价的下降幅度往往小于贬值幅度;同时在需求的价格弹性的作用下,出口数量增加,甚至较大幅度地增长。这就使得贬值后出口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这对于那些国内需求不振的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图示F-1说明:
S,S′,S″均指国内供给=总供给-出口量
故S=TS-Qex;S′=TS′-Qex′;
S″=TS″-Qex′-ΔQex(ΔQex为增加出口产生的数量增量)
(1)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原需求D因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对未来预期悲观,需求量向左位移至D′;同时,国内企业盲目生产,加大供给,S总量增大,向右位移至S′,故形成新的均衡点E′及对应的均衡价格Pe′;
(2)P0是目前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Pe′。因为即便在现有的价格水平P0上,工厂已出现严重亏损,故无力承受将价格再降至Pe′;
(3)对策:增加出口数量,使国内供给减少,S′向左位移至S″。当供给减少,趋近社会总需求时,价格自然回升,形成新的均衡点E″。
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减少国内的库存积压,使国内产品的供给总量减少,促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并使价格有所回升(表现为轻微的通货膨胀),这不仅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减少银行呆坏帐,而且国家税收亦会因此有所上升,整个经济运行趋向好转,从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
图示F-2说明:
若出口不断下滑,势必相应增大国内供给总量,使S′向右位移至S″,必然迫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至P′,均衡价格下滑至Pe′,导致生产恶化,亏损增加,库存积压由P0时的(Q2-Q1)上升至(Q′2-Q′1)。
同时,汇率政策是一国,也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张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2.5%,而美、日两国GDP之和占世界的42%。日本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发潜力、独特的企业管理思想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工队伍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受到丝毫的损害。日本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其在制造业上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国内消费不振主要源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但日本已连续五年保持了外汇和黄金储备世界第一的地位,日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并未受到削弱,此外,日本还拥有庞大的海外资产;相比之下,日本所面临的实际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中国。因此由中国来独立承担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既不公平,也不必要,实际上更无可能。人民币使用区域极其有限,其不可兑换性使之不能进入国际货币交易系统,故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而非全面性的冲击和振荡。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宣扬的所谓"一旦人民币贬值,将会触发亚洲国家新一轮贬值"的论调与其说是赞赏中国的作用与贡献,不如说是希望中国牺牲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放弃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当今外交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两种趋势交互作用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利益的最大化不在于任何一方付出单方面的代价和牺牲,而在于所有各方都得到利益,或者说各方都放弃一部分利益。所以我国在汇率问题上必须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这样可以有效地促使美日两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应视美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灵活调整,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如果我们自愿放弃了汇率这张牌,中国式利他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日本和美国,中国的自身利益也将受到极大损害。
对我国外贸发展思路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在外贸发展思路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在大力推动出口、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同时,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潜力无穷的大市场。中国有12亿人口,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称得上是"巨型国家",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趋之若鹜,美国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其目的之一也是要竭力扩大在华市场份额。1993年一度持观望态度的西方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他们选择进入的时机不是中国经济最热的1992年或之前,而是我们实施宏观调控之后的1993年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重蹈日本、韩国等国的覆辙,及时打击了泡沫经济,采取了稳定币值、降低通胀、增加市场和政策的透明度、依法规范市场规则等一系列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措施,从而提高了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到一国的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若采取绕开关税壁垒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生产能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并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时,对外投资即成为可能。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金融、法律环境的改善,使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可能变为现实。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与中国同类国有企业展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他们集中在两大领域:一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有很大潜力的产业,二是中国尚无或较为弱小的先导性产业。他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企业经营战略,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中国市场内需巨大;2、内需既包括现时需求,也包括创造出新的需求。这就要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这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头等大事,需对企业进行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经营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但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存在着部门、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远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全国大市场。由于流通不畅,生产过剩,多余的产品只能向海外市场找出路。相比之下,外资产品在国内的流通却顺畅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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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理论分析
汇率决定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和资产市场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主要是由两国货币在其本国所具有的购买力决定的,即两种货币购买力之比决定两国货币的交换比率。国际收支理论认为汇率决定于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当一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时,外汇供大于求,因而汇率下降;当国际收支逆差时,外汇的需求大于供给,因而汇率上升;如果外汇收支相等,汇率处于均衡状态不会发生变动。资产市场理论认为各国货币的比价决定于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各种外币资产的增减是由于投资者调整其外币资产的比例关系造成的,这种调整往往引起资金在国际间的大量流动,对汇率发生影响,而相对利率水平是资金在国际间的大量流动的原因。我们用上述理论对人民币汇率予以分析如下:
首先,从购买力平价看,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就一直钉住美元,兑美元汇率在8.3人民币元/美元上下小幅波动。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约为9%,是美国的3倍,通货膨胀率和美国基本一致,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这意味着和美元相比,人民币的购买力已大大提高,中美之间的相对购买力需要调整,尽管去年7月人民币汇率已经调整,但迄今(2006-7-26)仅升值了1.6%左右,还远没有达到均衡汇率的水平,中国社科院赵志君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金森俊树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2000年以来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的人民币币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这个低估幅度与2005年7月21日对人民币做的2%的向上调整相比,显然2%的向上调整不足以消除进一步的升值预期,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渐进的升值过程。
其次,从资产市场理论看,美国已进入一轮加息周期之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压力有所缓解。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和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通货膨胀,促使美联储坚定地执行稳步小幅升息的政策。今年6月29日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25%.这是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连续第17次加息,考虑到经济增速放慢与潜在通胀压力加大两种现象并存,此轮持续了近两年的加息周期有望终结。美国升息,美元和人民币的利差加大,对短期资本流入我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压力。美元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的弱势地位会有所改善,在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以及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3%幅度内浮动的机制下,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升值的幅度可能加大。如果美元加息周期结束,那人民币升值压力会重新加大。
第三,从国际收支看,国内外汇明显供大于求,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从出口方面看,全球经济稳步发展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国内经济高增长推动跨国集团的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化,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下国内企业的对外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和配套政策逐步落实。虽然,去年7月21日汇率调整会消弱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贸易摩擦更加频繁和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国外企业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的调查和诉讼增多,对高耗能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贸出口,但总体来看,由于世界经济稳步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4.9%)、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出口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进口方面看,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刺激进口需求;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关税将进一步削减,而且逐步调整到位;利用外资的快速发展和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进口增加。但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设备的出口限制将继续存在,国内以抑制投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维持,进口增长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增长势头不减。此外,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虽然印度、越南等国家利用外资的发展势头良好,直接投资分流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难于实现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外资流入中国的趋势将依然十分强劲。当然,由于中国投资政策和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配套措施开始落实,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也将会出现一定的增长,所以中国直接投资项目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保持较大顺差。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预计中国外汇储备仍将保持增长势头。
可见,上述三种汇率决定理论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存在,人民币仍将维持升值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率为1.8%,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2.7%,按照购买力评价模型,我国人民币有约10%的升值空间。又根据人民银行数据,我国当前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为2.7961%(2006年7月26日),而美联储最新的基准利率为5.25%,根据资产市场理论,今年人民币约有2.5%的升值空间。因此,从汇率决定的中长期模型和短期影响模型来分析,考虑到我国在人民币升值上会吸收日元升值过快的教训,会采取台湾式的渐进升值方式(1986-1992年平均每年升6%),剔除今年以来已有的1.6%升幅,预计今年人民币还会有2%左右的升值空间,全年升值幅度在4%左右,上限为10%.
二、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推动力量
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主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特别是替代“金本位”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创造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推动过剩流动性向中国流入。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2100亿美元,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350亿美元来自贸易顺差,其余1750亿美元都是资本流入。资本流入中500亿来自外国直接投资,200亿来自外债增加和海外证券投资,剩下1050亿美元可能来自各种名目的寻找投资机会的国际资本。
流动性过剩的输入不能等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进的资本输入。最关键的是这种输入是强行的推门而入,本国被动地没有独立性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过度的投资更是火上浇油。中国外汇积累的大幅增加,全球过剩的流动性的输入占到半壁江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由于9.11事件和科技股泡沫破灭,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1%低利率政策。2001年,中国资本账户开始从逆差变成顺差并持续增长,2004年达到高峰,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从2001年开始。这些事情与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应该不是巧合。
8月8日,美联储决定暂停加息,仍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5.25%的水平。美国基准利率维持不变,极可能导致美元走弱。若人民币兑美元不能进一步大幅上升,人民币兑一篮子挂钩货币将持续走弱。这将导致贸易盈余进一步扩大以及投机性资本大量涌入,从而令货币环境更加宽松,同时亦将限制中国通过货币政策解决流动资金过剩问题的能力。
金本位时代,货币供给受到相应的制约,其多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黄金的采掘数量。而今天美元本位时代,货币过量供给成为可能。本轮美元升息前,利率降到了40多年的新低,美元供给因而过剩;而大量国家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机制,则作为杠杆进一步放大了相关国家的货币供给。以中国为例,外汇占款成为我国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国利率、汇率机制高度不均衡,借入低利率、弱势货币,投资高利率、强势货币表示的资产成为多数对冲基金的基本操作手法,助推了全球货币泛滥。如果各国机会均等,人民币升值压力还不是很大,当别国机会减少,而中国机会凸显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将是持续的、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绝升值将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大规模的对冲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对冲将使银行体系的运转发生严重问题。看来,逐渐升值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目前,由于中美之间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具有双向浮动性,中国的资本管制也并非完全无效。因而,渐进性升值下,投机资本流入和套汇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
中国的经济、贸易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属于结构性问题。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占总的出口贸易额的一半以上。而加工贸易天然地会产生顺差。贸易的顺差又往往引致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升值并不一定会减少顺差。换言之,汇率变化对于贸易的调整矫正效应在我国不会太明显。事实上,日元持续升值过程中,并没有改变其贸易顺差的基本态势。
升值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升值并不一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相反,由于升值,高价值增值企业得到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得到大大提升。从根本上说,决策者须在长痛和短痛之间做出选择。
三、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助推并演绎一轮比较大的牛市
研究经济发展史发现,股市的大牛市,往往产生于技术革命,或者因本币升值等因素提振国民自信心、自豪感,并吸引国际资本之时。尽管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然而,技术创新断非朝夕,缺乏创新土壤,就很难产生系统性的技术革命。换言之,技术革命很难在当前成为推升股市大牛市的基础。相反,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则可能助推并演绎一轮比较大的牛市。
1、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股票市场较长时期内处于良好的低利率环境中,因为国内的高储蓄率以及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金不断进入我国,使得国内资金充裕,而国内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又使国内物价上涨不具备可持续性,此外,人民银行为防止更多的投机资金进入国内,也会倾向于保持低利率。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上。这种低利率环境的存在,将为我国股市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的坏境。
2、人民币升值会通过影响国内外资本的流动,影响股票价格。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形成升值预期,将在短期内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获得以人民币计值资产升值的收益,就会导致相关资产价格上涨,并通过预期的增强,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进一步加大升值压力,推动股价上涨。
3、人民币升值会影响上市公司进出口及收益水平,从而影响股票价格及价格构成。人民币升值可提高本币购买力,降低进口成本,可以较低价格收购国外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同时,也会抑制出口。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将因此受到影响,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投资者会相应调整投资策略,从而影响股票市场价格及其构成。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发生变化,国际资本持续流入我国股票市场的动力就不会减小,它对于股市的影响就会大于经济增长与公司业绩因素带来的影响,从而对我国证券市场走强形成强有力的推动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本轮行情上涨的主因在人民币升值。早期地产股、银行股大幅上涨就是明证。从资金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推动股指上涨的资金来源,显然不是国内基金,也绝非券商,这些机构在本轮上涨之前并没有足够的闲余资金;真正的资金力量可能来源于国际资本,在这些资本的诱导下,国内私募资金、普通投资者,以及国内基金蜂拥而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之快令人瞠目,而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源配置全球化,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使得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了全球化输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于是,技术、劳动力、土地均对全球资本产生了替代作用,资本的稀缺性弱化,资本的实际利率相应降低。由于货币过量供给,名义利率可能更低。尽管美国、欧洲,甚至于日本均酝酿升息,然而,在经济增长要素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前,全球的资本价格就不可能有大的上涨。作为金融资产最终价值参照坐标的利率低企,意味着全球资产价格可能一直处于高位。
当前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真正动力是人民币升值,加之人民币过量供给,而相关市场对于资金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未来两到三年内中国股市有可能演绎像样的行情。此间,决定上涨幅度和上涨速度的有可能是中国汇率机制的改革进程。这一进程高度影响外资涌入的程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指数推动的弹性分析
由于我国人民币升值与日元和台币的升值具有大相似性,因此,日元台币升值与股市的关系可以作为我国人民币升值对指数作用的参考。
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指数的影响力取决于人民币要升值的幅度,因此,人民币均衡汇率应该多少是问题的关键。但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应为多少没有定论,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博士认为:没有人知道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因为谁都不能预测资金供求的变化。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G20国财长会议上专门强调这一观点。
事实上,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结果,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根据一些均衡汇率根据的计算,包括一般均衡或局部均衡,美国政府认为人民币人为贬值了30%,其他一些机构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0%左右。2006年5月8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彼得。莫里奇认为,人民币贬值了40%,我国社科院赵志君与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金森俊树先生所做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按名义有效汇率计算的人民币币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
综合判断,我们认为,人民币可能低估了20%左右。结合台湾经验,以人民币升值20%估计,每年升幅4%,以复利公式(其中m为本金,a为年利率,n为年数)计算,我国人民币升值时长约为5年左右,期间估计有3年左右的牛市和2年左右的调整,根据台币1989年升值34%时指数达9624.2点推算,人民币升值18%左右时指数将达高点,以上证指数度量,上证指数可达6900点左右,考虑今年股改等因素,上证指数有望达7000多点。若人民币升值幅度达40%,每年升幅4%,那么,估计人民币升值时长约为10年左右,上证指数可达15000多点左右。目前人民币升值基本上处于类似于日元和台币货币升值的第一阶段末第二阶段初。
根据计算(见表1、表2),台币在升值的第一阶段末第二阶段初即1986年,台币升值5%,指数对汇率的弹性系数为4.89,相应地,日本在第一阶段,升值了16.88%,指数对汇率的弹性系数为2.53,当然如果我国采取日本式大幅升值的方式,那么日本指数弹性系数更适合我们参考。但我国采取的是台湾式的渐进升值方式,台湾的指数弹性系数更适合我们参照。因此,本文采用台湾的指数弹性系数推算。基于以下事实: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升为8.11,当日上证指数为1020.63点,2006年7月26日,人民币汇率7.9877,升值1.5%,当日上证指数为1686.65点,按照4.89的弹性进行推算,汇率导致的指数上升值约为75点,股权分置等其它因素导致的指数上涨值约为591点,两者比例为1:7.88.因此,若今年人民币汇率在8.11的基础上升4%,那么将推动上证指数上升约200点,加上股权分置等其它因素对指数的推动,上证指数可达2700多点。但值得关注的是,股市的不断扩容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指数的上涨速度和上涨幅度,从而会使上述指数点位打折。
资料来源:根据比利时BVD公司数据库资料计算整理
表2.日元升值期间股指对汇率的弹性系数表
五、结论与建议
日元台币升值的经验表明,货币升值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改革开放后借鉴了它们的做法,采用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相似的结果: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高速发展,外贸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摩擦加剧,最终货币升值、股市走牛。因此,人民币升值、股市走牛是必然现象。
当前,我国人民币正步入中长期的升值轨道,股市也正处于牛市的初级阶段。因此,投资者应积极投资股市,根据上市公司产品的是否可贸易性及产品的进出口汇率弹性,选取相关的行业和公司进行投资。另外,对外摩擦的加剧和升值压力的存在,也将迫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与消费需求相关的行业和公司将从中受益,这些行业和公司也同样值得关注。具体而言,在人民币升值下值得关注的行业主要有:
1、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类行业:属非贸易的不动产行业,升值将全面提升国内地产资产价值,同时提高具有资源有限、垄断性或建设周期较长而供给弹性较小的特点的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这类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投资价值;
2、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和证券业:属于经营货币和资本业务的资金密集型行业,由于具有较好变现能力和流动性,属于高人民币资产的行业,因此将吸引国际资金大量流入,从而受益;
3、航空、电力、炼油、造纸、工程机械等行业:这些行业收益于原材料或设备依赖外国采购为主而导致的成本降低,或大额外债而导致的还本付息所产生的汇兑损益方面的收益,对国内市场拥有垄断优势的航空业更为明显;
4、技术进口依赖型的高科技类行业,在关键科技知识产权上还不具有优势,在一定时期内还将保持着大量进口的势头,在汇率升值的前提下,能保持自己在成本方面的优势。
5、采掘业、石化业、有色金属行业:理论而言,该行业由于产品定价的国际化将受到人民币升值的一定冲击,但由于其国际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其产品的国际价格的上涨速度高于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因此,近期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