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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消费范文1
不过严格来讲，牙签规定针对的并非“公款吃喝”而是为防止“私款公用”，因为它是为政策游说者与国会议员打交道定的规矩。美国允许各种各样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公开存在，也允许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活动向立法者和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但灰色交易总是与游说如影随形，十九世纪30年代的“游说大王”萨姆·沃德有句格言：“得到一个议员赞成票的办法是通过他的胃。”
因此，为避免议员和官员在酒桌饭局中被说客收买，国会多年来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来限制此类社交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的“牙签规定”。这条法律规定，企业或者行业的游说者不得摆宴席请联邦议员和官员吃饭，但可以请他们参加酒会。法案对酒会有三条规定：一是不得有正式饭菜；二是不得安排正式的餐桌和椅子，只能站在那里吃喝；三是酒会上所有的食品都只能用牙签戳着吃，或用手指头拿着吃，因此该法也被称为“指头食品立法”。
连站着还是坐着、用牙签还是用刀叉都规定的这么死，有人羡慕美国的“官不聊生”，但难免也会有人怀疑这种“教条主义”实效究竟几何，尤其是见惯了善于钻制度空子的“聪明”官员之后。事实上，“牙签规定”出台后，华盛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钻空子行为，比如高档餐厅中小点心生意火热，其消费总量和金额甚至超过正式的晚餐。但这并不能宣告“牙签规定”的失效，因为从总体效果上它的确刹住了华盛顿大摆宴席的风气。
事实上，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完美无缺”的反腐败制度。任何规定都有局限，任何程序都难免有bug，许多国人幻想的“治本之道”其实并不存在。比如，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被一些人视作治理腐败的仙丹，但为何身属民主阵营的印度腐败却很惊人？并不是说权力制衡和言论自由不重要，而是说只有这些并不够。再结实的房子也要不断修修补补。这个看起来怪怪的“牙签规定”，其实在美国历来的反腐败立法中并不孤单。美国法律对公职人员的行为有着大量不厌其烦的严苛规定，不少规定甚至延伸到其家人身上，正是这些细节控制把权力限定在特定的跑道，防止越界。
比如，在公款接待上，美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都有明文规定，即使市长请吃饭也不能超出标准，各州具体的标准有所不同，加州是每人10美元，康涅狄格州则是每人9美元，超过这个标准，就算行贿受贿。除严格的金额限制外，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在什么地方宴请、参加人数、每人的餐费标准等等，都需要一一列清。而且，这类公务宴请必须用政府信用卡结算，与中国的报销制度大相径庭。
最为我们熟知的例子还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骆家辉来华赴任时乘坐经济舱，着实让我们议论了一番，有人赞扬其节俭，有人责备其“作秀”，其实都想多了。美国《联邦公务出行条例》上白纸黑字写着14小时以内一般只乘坐经济舱（不包括部长等特殊人物），而且这14小时包括飞行时间和在机场的等候时间（国内航班2小时，国际航班3小时）。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乘坐商务舱，且需事先申请并得到上级和旅行审核部门的批准。所以坐经济舱并不需要骆家辉想那么多，制度只提供了这一种选项。
2012年，骆家辉参加博鳌论坛时又被曝住不起会场套房，这也与他“穷”或“装”完全无关。根据《联邦公务出行条例》，官员出差前，都需要由所在部门安排出具体的行程。差旅费方面，按照出差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进行报销。根据2012年的具体规定，在中国的住宿标准分为31类，每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很大。在北京的住宿标准为258美元一天，而海口则只有181美元一天。而本次博鳌论坛主办方提供的套房豪华间报价为280美元，行政间为370美元。显然是超过了美国政府对官员出行住宿标准的规定。骆家辉选择与会场一水之隔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也是不得不如此。
被规定好的不止是交通方式和报销标准。政府的高级官员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搭乘飞机，其信息都将汇报给服务管理部门，并对公众公开；官员所收受的礼物将等价抵消出差所产生的报销费用，如果超出，还要退还现金；对于报销欺诈行为，将处以当事人至少五年的监禁。这些规定的目的，写在美国《联邦公务出行条例》的开头：“使官员对自己的可支配额度一目了然”。
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腐败泛滥的时期，直到“水门事件”后，才开始大规模进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设。1965年颁布《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做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老布什政府又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还规定中下级官员也要申报个人及亲属的财产。1992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并附有大量实例。此外，1977年制定的《海外反腐败法》，旨在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政府公职人员行贿。
美国的反腐败法律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大量精确的数字，比如前文提到的10美元、9美元的宴请标准，14小时以内坐经济舱。此外还有许多例子，如：
对“合法游说”和“影响力交易罪”的区分以数字为界：说客招待某位议员，每次花费在50美元以下，且一年内的所有花费不超过100美元，就是“合法游说”，如果某次招待花费超过了50美元，或者一年内招待某位议员总花费超过了100美元，就是“影响力交易罪”了；
对高级政府官员兼职的限制也都有数可查：每年从政府以外获得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年薪的一定比例数，总统提名的高级行政人员为 15%，众议员为 30%，参议员为 40%；
政府雇员接受礼物也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可以每次从一个来源接受未曾索取的、总的市场价值不超过20美元的礼物，但是从任何一个人获得的单项礼物的总的市场价值每年不得超过50美元。
这些数字当然都是人定的，是不是每个数字都完全科学呢？也未必，比如一顿49美元的饭就一定比51美元的更干净吗？美元会升值贬值，为什么20美元的礼物标准从来不变呢？但有时候制度的形式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这些数字边界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官员，你的支配权是有边界的，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而媒体和公众也可以利用这些明确的规则去监督官员。在这个意义上，50美元还是60美元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边界的存在。
公款消费范文2
蔬菜是居民日常膳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种类，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未来十年，随着设施蔬菜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蔬菜产量将持续稳定增加，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将更加合理。蔬菜消费总量将保持稳中有增态势，居民将更加青睐新鲜多样、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类型的蔬菜产品，即食、免洗、免加工等成品或半成品蔬菜及以蔬菜为原料生产的方便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等蔬菜加工品需求量将进一步提高。蔬菜出口量将呈稳健增长态势，进口也将快速增长，蔬菜贸易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2016年，中国蔬菜生产形势整体向好，蔬菜总量供应较为充足，全国蔬菜播种面积估计为32531万亩，产量约为80005f吨，比上年增长1.9%，年人均生产量约为579千克。蔬菜总消费量为49829万吨，继续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其中，居民蔬菜食用消费量（鲜食消费）为20574万吨（折算田头产量为31869万吨，占总产量的39.8%），占蔬菜消费量的41.3%，全国年人均蔬菜食用消费149千克。2016年，农业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为4.17元/千克，同比涨12.0%，创近7年的最高水平，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月度价格频创历史高点，低点也逼近历史最低值，震荡幅度之大近年罕见；二是个别品种价格出现异常波动，胡萝卜、冬瓜、大葱等蔬菜价格出现暴涨暴跌。2016年，蔬菜整体贸易形势较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出口量1009万吨，较上年减少0.9%；出口额147.2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0%；进口量25万吨，较上年增长1.9%；进口额5.29亿美元，较上年减少2.1%；贸易顺差141.9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5%。
展望期内，预计2017年蔬菜种植面积将保持稳定，总产量为80484万吨，与上年相比增长0.6%；消费量将稳中有涨，消费总量为50548万吨，与上年相比增长1.4%；蔬菜价格将呈现稳中略降趋势，上半年价格下跌趋势将较为明显，下半年或将出现恢复性上涨。展望2026年，蔬菜总产量将保持稳中有增态势，达到83778万吨，未来10年年均增速为0.5%，蔬菜生产将实现从提高产量向增强均衡供应和优化产品品质的方向转变。蔬菜消费总量将达到55171万吨，年均增速约为1.02%，蔬菜需求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居民对蔬菜的食用需求转向品种多样、膳食平衡、质量安全、食用方便等较高层次的消费目标。随着菜地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田头预冷和商品化处理设施、冷链物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蔬菜损耗将有所减少。蔬菜价格仍呈现上升趋势，总体将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变化特征，蔬菜资本化趋势将逐步显现，表现出一定的金融产品属性。蔬菜仍将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进出口量均将呈现稳定增加趋势，贸易顺差将继续扩大。预计到2026年，中国蔬菜贸易总量将达到1 286万吨，10年年均增长率为2.2%；贸易顺差将继续扩大，增加到1176万吨。
未来10年，天气多变、舆情效应、国外贸易政策的变化都将会给蔬菜的生产、流通、消费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影响未来蔬菜供需变化。农业部蔬菜全产业链分析预警团队将持续跟踪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不断修正预测结果，以提高市场形势研判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公款消费范文3
为什么越贵的东西越有人买？在我国至少有3个原因――
一是优质高价，便宜没有好货。在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时期，每个人每个月发票供应4两肉、4两油、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供应布匹，东西南北中，中国人的穿着几乎一模一样，单调、乏味。那时候老百姓手中没有什么钱，他们如果通过开后门、拉关系买到最便宜的日常用品就是一种满足和享受了。改革以后，人们收入增加了，也没有必要尽买便宜货了。从理论上讲，高价往往是与优质联系在一起的，有了钱谁都想享受优质的商品或劳务。此外，目前我国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而大多假、冒、伪、劣产品又与相对的低价联系在一起，因此有些消费者并不是想买高价商品，而是想通过高价买到真正的商品。
二是公款消费。众所周知，我国每年有近千亿的公款吃喝（其他公款消费无法统计）。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2年全国大中型饭店、宾馆的60%～70%的收入来自公款宴请。公款消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管（也不怕）价格的高低。因为公款消费是一种软预算约束，它不需要自己掏腰包，因此也没有必要像家庭主妇一样去劳什么神讨价还价。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公款消费多的地方也就是价格相对较高的地方（如高级烟、酒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国废除了公款消费，那么我国不少商品的价格（如高级烟、高级酒等）将会大大下降。因此在我国反腐败也是降低价格水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三是“凡勃伦效应”。所谓“凡勃伦效应”是指人们为了显示富贵，不爱便宜，反爱昂贵的消费心理。由此可见，显示富贵，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不是哪一个国家国民的专利。由于广告、社会交际等方面的原因，那些富起来的人们的消费愈来愈讲究名牌。“凡勃伦效应”还会带来一种示范效应，即那些没有高消费条件的人爱“虚荣”也追求所谓高消费。这就完全不可取了。
公款消费范文4
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是白酒企业。一些高高在上的名牌白酒，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低了近一半，却仍是销量大减。现在他们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年初广告花钱太多。
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是演出公司。一位演出商告诉记者，“八项规定”出来之后，他的生意就急转直下。一直由公费支撑的各种文化活动，突然之间格外冷清。
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是高端礼品。往年卖三千到五千元一斤的明前茶，今年一千五百元也卖不动了。还有那些高端保健品，也都大量地积压在仓库里无人问津。
本来，很多习惯公款消费的人，不求最好，只求最贵。越贵的饭就越有人吃，越贵的酒就越有人喝。所以做公款的生意，要比做私款的生意容易得多。很多的老板，都赚得盆满钵满。
当前老百姓对公款吃喝恨之入骨，因此聚集起来围堵公款吃喝，弄得江苏泰州的一位领导干部，不得不当众下跪求饶。
如果单从经济利益的角度，那些“热锅上的蚂蚁”，一定会非常恼火。现在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为什么偏要先拿公款消费开刀？的确，这一把火烧下去，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大老板的经营利润，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都有可能亏损甚至关门；很多的员工，都将面临着收入降低甚至失业。
每个人都希望国家富强，每个人都盼望社会公平，每个人都反对官员腐败。即便是那些从官员的腐败和浪费中赚到商业利润的人，也一定支持各级干部改进作风和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以自身的局部损失，来换取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公平。
其实，商业领域的公款消费利益，只是固有利益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还会有更多的群体，成为“热锅上的蚂蚁”。
公款消费范文5
高档白酒股价大跌
统计显示，3月26日白酒板块报收于11709.88点，27日跌至11071.63点，跌幅高达5.45%。
其中，五粮液26日收盘价为36.90元/股，27日为34.50元/股，跌幅6.50%；泸州老窖26日收盘价为43.90元/股，27日为41.06元/股，跌幅6.47%；贵州茅台26日收盘价为215.20元/股，27日跌至201.50元/股，跌幅6.37%。
同日，洋河股份下跌5.78%、古井贡酒下跌5.78%、酒鬼酒下跌5.22%；水井坊、金种子酒、山西汾酒、伊力特、老白干酒等，均跌4%左右。
28日白酒股价继续下跌，茅台以199元开盘，报收于201.4元，跌幅为0.05%，而五粮液和泸州老窖跌幅分别达2.03%和3.07%；古井贡酒、酒鬼酒、水井坊、金种子酒、山西汾酒、伊力特、老白干酒等，28日跌幅1.97%～5.24%不等。
中低档酒的春天？
一直以来，公款消费被认为是高档酒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力。此次高档酒“公费禁购令”能否得到真正贯彻，还要看能否明确出台高档酒的标准和实施细则，否则将很难付诸实践。舆论称，在填补高档白酒价格上涨带来的消费空间方面，中低档酒本就有其优势。而此次对高档酒的公款消费的限制，更可能直接惠及中低档白酒。
数据显示，五粮液的收入构成中，高价位酒占比为69.27%，低价位酒占比21.50%；泸州老窖的高档酒占其收入的67.58%，中低档酒占30.22%。可以看出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中低档酒也占其收入构成相当一部分比重，但此次其股价所受冲击仍然不小。
古井贡酒的中高档酒共占其收入比的94.65%，其中高档酒占比为63.57%，低价位酒占1.43%；而在洋河股份的收入构成中，中高档白酒占88.65%，普通白酒占10.38%，在此次白酒板块的集体下跌大潮之中，洋河股份的确相对较为稳定。
对酒企短期不利
今年的高端酒迎来多事之秋。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才将“公款消费禁喝茅台酒”放入议题，如今，“公款禁购高档酒”一声令下，白酒板块纷纷应声而跌，对白酒企业而言，“禁购令”影响几何？
公款消费范文6
禁令之下，本该令行禁止，风行草偃，切实践行中央杜绝奢靡之风的规定，不过，那些吃惯了的嘴巴却无意闭上，居然转移到“安全”的“私人会所”，关起门来继续其饕餮盛宴。那么，纷纷扰扰中，又该如何管住愈演愈烈的会所公款消费？
有论者指出，各类紧盯高端人群的私人会所之所以备受青睐，门庭若市，关键在于这些会所游离于监督之外，缺乏监管。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也未免有些因果倒置，难以措手。一方面，只要是正当的商业经营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权力不得随意干预。诸如突击检查会所、查验食客身份之类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法理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私人会所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公款奢侈消费，但公款能够被用于奢侈消费，并非仅仅是因为有这样的场所。换言之，只要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只要“三公经费”不能真正公开披露，则公款奢侈吃喝行为注定将隐身再现。可见，当务之急是有关方面应该以更严密的监管、更完善的制度，扎紧篱笆，管好公共财政的钱袋子。
具体而言，其一，约束公权力，强化监督，持续推进政府行政运作的公开、透明，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果规则明确，缺乏人为操弄的空间，大家都在法律的边界内办事，那些原本不具有高消费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就不会成为顶级会所的常客。
其二，不断推进“三公经费”预算公开，完善相关的财务制度，杜绝官员奢靡消费的经费来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游移在政府预算外的“非规范收入”，要下大力气清理整顿。不能一边公开“三公经费”，一边却在金额巨大的“小金库”中随意支取。此前，十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果如此，政府收支就能够更规范、更严格。
而在制度建设之外，若想杜绝政府的奢靡之风，不使私人会所成为公款吃喝的乐土，还需要更广泛、更有力的社会监督。这其中，媒体监督与网络监督不可或缺。此番莆田交通执法支队一餐吃掉七千多元的事件，正是因为网民举报、媒体质疑，才受到查处。
其实，私人会所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会所腐败”也并非什么“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的新型变种”，之所以广受关注，不过是在新的语境、新的风气之下，显得格外刺眼而已。其兴其衰，关键在于能不能监督官员、约束权力。
【一句话点评】
即使转入了“私人会所”，餐桌上的腐败仍然是腐败，只不过换了伪装，更加隐蔽，而要真正杜绝“会所腐败”，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就要抓住根源――公款消费的背后是公权，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财政制度、更加广泛有力的监督以及更加严厉的惩处措施。
【素材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