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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论文范文1
1.1基本情况共调查600人，最终有问卷566份，问卷有效率94.33%。其中男生187人(33%);女生379人(67%);平均年龄为(19.49±1.52)岁(17～25岁);一至四年级的人数依次为122(22%)、269(48%)、93(16%)、82(14%)人;独生子女147人(26%)，非独生子女419人(74%)。大学生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和无保护的因子上的总体检出率依次为44.5%、60.6%、19.4%、35.2%、95.6%和12.5%。
1.2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无保护的因子上男生检出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1.3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年级差异结果显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2个因子上的检出率，一年级和四年级大学生明显高于三年级大学生(P＜0.05);在自杀与自残行为因子上的检出率，三年级大学生显著低于其他3个年级大学生(P＜0.05);在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因子上的检出率，四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三年级大学生(P＜0.05);无保护的因子上的检出率呈年级上升趋势，四年级大学生显著高于一年级大学生(P＜0.05)。各年级大学生在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因子上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检出率均超过90%(表2)。
1.4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独生与否差异除了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因子外，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在攻击与暴力行为、破坏纪律行为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吸烟与过度饮酒行为、无保护的因子上独生大学生的检出率均高于非独生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1.5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身高、体重关系分析大学生的身高与健康危险行为的6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除了自杀与自残行为外，体重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其余5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年龄仅与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无保护的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身高、体重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自己社会地位与其健康危险行为不存在显著相关(P＞0.05)。
2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生健康危险行为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女大学生。这种性别差异与国外内的一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Lindegger和Durrheim认为，男性之所以比女性更易做出健康危险行为，基于男性性驱力的作用、征服观念、男性的冒险者角色、男性气概的扩张、理想化的男性躯体意象等原因，导致了男性特有的价值观，如坚韧、好竞争、控制欲等，因而促使他们更多地从事物质滥用、危险驾驶、暴力行为、不安全等健康危险行为。本研究结果提示，在进行健康危险行为的干预与预防时，要充分考虑健康危险行为的性别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具有显著的年级差异，一年级和四年级是攻击与暴力行为、违纪与违法行为、自杀与自残行为的高发阶段，而三年级则是低发阶段，无保护的的发生率则逐年增高。不健康饮食行为与缺乏体力活动尽管不存在年级差异，但各年级的检出率都在90%以上，说明饮食与运动健康普遍受到忽视。既往国内相关研究也发现大学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具有年级差异的特点。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这种特点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因于年龄的增长，因为研究发现，无保护与年龄存在显著正相关;另一部分原因应该归因于不同年级的社会文化差异，至于究竟是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也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比较，独生子女大学生作为健康危险行为的易感群体，其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大学生具有“不成熟人格”，具体表现为自我中心、挫折耐受性低、情绪调节能力低、认知结构片面化、违反道德规范的倾向等人格特征，而这些人格特征正是健康危险行为的易感人格因素。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身高与健康危险行为存在密切联系，身高越高，大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Magnusson等也研究了身高与自杀的关系，但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不一致，他们发现，身高每增加5cm，自杀的危险性就会降低9%。至于身高与其他健康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尚未见相关研究。体重也与健康危险行为存在密切相关，大学生的体重越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但自杀与自残行为除外。这验证了Farhat等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肥胖的年轻女性更易酗酒、吸烟和吸食大麻，而肥胖的男性更倾向于从事暴力行为。
人口学论文范文2
采用自编问卷和调查者自填问卷的方式，统一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并当场收回，在收回时检查所有的选项是否有遗漏或未填者，及时补充填好，以保证问卷的合格率。应用FoxPro6．0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17．0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描述分析。按口腔医学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分两组，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对结果进行分析描述，P值小于0．05认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关于“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要性认识”，94．3％的学生认为人文素质教育很重要，24．1％的学生认为其所在学校不够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有18．9％的学生认为人文科学更重要，对人的发展和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对于影响医学生人文素质最重要的因素，本科生更倾向于个人，研究生则更倾向于社会，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为本科生目前接触的生活环境比较单一，加之社会活动较少，而研究生则相反。结果见表1。在评价人文素质课程的作用中，选择最多的三个选项是“有助于改善和处理医患关系”，“丰富自己的专业内涵”和“有助于职业规划”，且三个选项中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人数相当。其中，选择“对科技论文的写作有帮助”、“能够训练思维方式”和“能够激发进一步学习兴趣”的研究生明显多于本科生，这是由于研究生的学习经历和人生阅历较本科生丰富，接触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机会和时间更久，因此对于研究生来说，在上述三个方面较本科生的体会更深。结果见表2．关于对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看法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上过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其中本科生多于研究生，这可能会受到研究生来自不同院校的影响。在对人文素质教师教学效果的调查中，46．5％的学生认为教师并不能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教学中，学生更关注人文素质教师的教学方法、人格魅力和教学态度。在对人文素质课程安排的调查中，62．7％的学生不满意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和活动，认为人文素质课程占总体的比例需要提高。在对课程考核方式的调查中，学生更倾向于人文素质课程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如实践、论文和课堂表现，基本不认可考试考核的方式。结果见表3。在不选择学习人文素质课程原因的调查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专业课和基础课过于繁重，其次是学校没有给予过多重视和课程内容枯燥。结果见表4。除了医学生必修的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等主要医学人文素质课程外，医学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卫生政策与法规、医疗服务管理学是学生最希望学到的人文素质课程。结果见表5。这与口腔医生就业的特殊性有关，由于目前口腔诊所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其政策的支持，口腔医学生的就职范围更广，这也对口腔医学生的管理能力、政策法规和职业规划等软实力有更多的要求，因此，相对于其他专业，对口腔医学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方向需要有更大的转变才能满足未来的社会需求。
3讨论
人口学论文范文3
青海新闻网2010-08-26 10:49
青海新闻网讯 由省人口计生委负责组织实施的《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获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联合颁发的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每四年评审一次，是中国人口学界最高级别的科研成果奖项。第五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今年3月启动，通过专家评审、公示，评出153项优秀成果，《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获得论文类三等奖。《统筹解决青海人口问题系列课题集》针对青海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并就继续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作者：马海仙)
人口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控制源；应对方式；犯罪类型
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07-03
诸多研究发现，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突出[1]。举凡近年关于服刑人员心理问题的文章，一般研究心理问题产生的前提，解决的方法，显有论及心理问题与犯罪类型的关系，尤其是从控制源①和应对方式角度阐述影响犯罪类型的内在原因。孙越异在《青年男性在押犯罪嫌疑人五大人格、应对方式的对比研究》一文中，比较了青年男性在押犯罪嫌疑人与正常人在人格与应对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徐珊珊的《青年男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一文，对青年男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人际信任及两者的相关性进行讨论；孙圣涛在《男性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的研究》一文中认为，人口学变量、有无前科与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具有相关性，并阐明其表现；王佳权的《服刑人员社会适应、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应对方式研究》一文探讨了服刑人员社会适应状况与其早期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王秀华的硕士学位论文《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的部分内容指出人口学变量与男性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差异，及其存在形式。
凡此类部分既往研究，对应对方式、控制源和犯罪类型三者之间关系的专题性探讨，就笔者所见还未有学者涉足，仅在论文的局部有所论及。本文力图从应对方式、控制源的维度考量不同犯罪类型的心理机制。为预防和矫治犯罪提供实证理论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监狱随机抽取男性服刑人员100人，平均年龄27.5岁，年龄范围在20―50岁之间。按犯罪的目的、手段分型，可分为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为研究需要，剔除其他类型犯罪20人。
（二）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刑期、犯罪类型、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居住地等。
2.控制源量表（IPC）由Levenson教授编制，量表作者曾对该量表进行大样本的施测。结果表明:Kuder-Richardson信度I（内控性）为0.64，P（有势力的他人）为0.77，C（机遇量表）为0.78，因子分析支持三个分量表的独立性。
3.应对方式问卷。本研究采用应对方式问卷，共计六个分量表，分别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适用年龄在14岁以上的青少年，成年和老年人。
（三）施测过程
本研究样本的全部数据的搜集都采用集体施测、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在正式施测时，由专业的心理学硕士担任主试，宣读指导语，问卷不记名，强调施测结果的保密性，并于所有被试答题完毕后当场收回。发放问卷80份，无效问卷36份，有效率为55%。全部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包来完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控制源量表（IPC）在男性罪犯样本中的信度检验
对控制源量表（IPC）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Alpha系数为0.634。问卷中3个基本维度分量表的Alpha系数在0.64到0.78之间，从总体来看,本问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对应对方式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Alpha系数为0.927。应对方式问卷在男性罪犯样本中的信度较高。
（二）男性不同类型罪犯控制源的特点
用控制源量表对男性罪犯进行差异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居住地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经过事后检验发现，城市和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城市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显著高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即城市的男性罪犯在生活中更加相信他们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命运。
个体心理控制源的倾向是由三大环境（既社会环境、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决定的。其中地域环境包括居住地因素。居住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活方式中，两种观念的碰撞使其感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方向，追求不明确。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受周围人或事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容易轻信权威，受他人观点的左右。同时，身份认同感差是这部分人群的普遍心理沉疴，说他们是农民，认为是贬低自己，说他们是城里人，又底气不足，由此造成他们心理控制源的外倾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男性罪犯自负、自以为是、敢想敢为，考虑问题欠周密，对于别人的意见听取少，决定的事很难改变，这是内倾性的表现。很多有前科的罪犯往往居住于城市，出狱后，内控性占优势的罪犯较少受到监狱改造的影响，依然我行我素，一旦外部条件具备，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犯罪，积重难返，有前科的比例明显高于居住于城乡接合部的。因此在各类型犯罪中，居于城乡接合部的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居于城市的罪犯小。
控制源的变化随年龄增长表现得比较稳定，各犯罪类型在不同年龄阶段没有明显差别。
（三）男性罪犯在应对方式上的特点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男性罪犯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对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犯罪类型的男性罪犯在求助及退避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退避应对方式上，F=5.316；在退避上，F=3.157。经过事后检验发现，在求助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在退避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和性犯罪之间在退避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经济状况的男性罪犯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见图1-4。
由图1和图2可知，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无论其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两者在自责和幻想两种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有共同的心理特征――计较物质生活，胆大妄为[2]。看到他人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心理易产生不平衡感，只是两种类型犯罪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不同，暴力犯罪付诸简单的肢体行动，经济犯罪中，智力活动的参与更多些。
性犯罪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在自责和幻想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收入低的性犯罪更倾向于采用自责和幻想的应对方式；家庭收入高的性犯罪较少采用自责和幻想应对方式。性犯罪的人普遍具有歪曲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与家庭经济收入正相关，收入越高，越肯定这种歪曲的自我评价的正当性，对此越深信不疑，即“性自由”、“性解放”是“时展的趋势，对自己的丑恶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家庭经济收入低的性犯罪更多的局限于生理需求，受见识少的影响，较少找到外部因素转嫁自己的犯罪原因，因此更倾向于自责和幻想。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家庭收入少的经济犯罪比家庭经济收入高的经济犯罪更多地采用合理化的应对方式；收入少的性犯罪比收入多的性犯罪更多地采用退避的应对方式。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家庭条件优越的人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逐利动机，家庭条件差的人有小富即安的思想，犯罪分子同样适用这个结论。对于经济犯而言，家庭收入少的犯罪分子很可能在违法行为中，一遇到阻力便中止其犯罪向更恶劣的方向沦陷。家庭条件好的犯罪分子则可以动用更多的人际力量和社会资源，以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
与合理化应对方式相适应的是，家庭收入少的性犯罪遇到矛盾，很少针锋相对，而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措施，息事宁人。在犯得逞后，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只要能结束这种状态，非常愿意“屈就”自己或接受法律的制裁。家庭收入多的性犯罪，不回避矛盾，自恃优越的家庭条件是其坚实的后盾，在对方也不能妥协的情况下，容易暴发激烈冲突。
（四）犯罪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居住地、控制源及应对方式对犯罪类型的预测
为了确定犯罪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居住地、控制源及应对方式与犯罪类型的关系，以犯罪类型为因变量，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和控制源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预测力都很大，应对方式对不同犯罪类型预测力不显著。图5显示了各变量与犯罪类型的关系。
人口学变量中的婚姻状况与犯罪类型的关系表现在控制源的差异方面。未婚罪犯精神质个性突出，掩饰度低，强迫症状及敌对因子高于离婚或丧偶的服刑罪犯，以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居多，婚姻正常的罪犯这两种犯罪比例少于前者。原因可能是婚姻使人变得更加成熟和现实，多顾及家庭，担心妻子儿女，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敌对情绪相对减少[3]。如果婚姻关系没有或丧失，就意味着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4]。研究发现，有配偶的服刑人员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其应对方自责、求助两项积极的应对方式也高于没有配偶的服刑人员，无配偶的服刑人员是社会支持的弱势群体。造成服刑人员无配偶状态的原因很多，但受到歧视和社会地位低是可能的原因。
控制源与犯罪类型的关系，内控型在各类犯罪中的差异体现的不明显，内控型的经济犯比例高于外控型的经济犯，内控型的暴力犯比例低于外控型的暴力犯，在性犯罪上，内外控所占比例相近。应对方式上，暴力犯更积极主动，少自责和幻想，经济犯在退避方式上更加灵活，以各种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性犯罪缺少有效的求助方式，常自责和幻想。倾向于内部控制的罪犯，以实施犯罪行为后，把结果归因于自己的内部因素，如能力、努力等。因其惯于自责，经过改造，比较容易悔过自新。倾向于外部控制的罪犯，则会把犯罪结果归因于外部压力，如命运、机遇和他人。因其易幻想、攀比心强，改造中，要注重公平，增强其平等意识。
三、研究结果
1.城市和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城市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显著高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
2.不同犯罪类型的男性罪犯在求助及退避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求助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在退避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
3.人口学变量和控制源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预测力都很大，应对方式对不同犯罪类型预测力不显著。
上述得出的结果，以及对研究结果讨论，为服刑人员的科学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因材施教的改造方式有了明确的对象，对不同应对方式、控制源、人口变量，以及各犯罪类型的罪犯应量体裁衣地施用有针对性的教育，这也是服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的化解之道。
参考文献：
[1]许燕春，邱鸿钟.服刑罪犯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92-93.
[2]徐婕.浅谈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价值观根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9.
人口学论文范文5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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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生育观，差异原因，解决途径
（一）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儿育女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包括生育态度、生育的性别取向、理想子女数、对子女质量的期待等。在古代，“女人”与“小人”同类，共归于“难养”之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和种种人为的因素，造成了人们“生了男儿似得真金，生了女儿如得粪土”的观念。“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更是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然而，曾几何时，“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悄悄被人们抛弃，取而代之的，已是“男女平等”、“养儿不为防老”、“生得多不如养得好”的新观念。当然，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城市，如今的农村，人们又是怎样对待生儿育女的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拖儿带女的“超生队伍”，农村人依然坚持传统的生育观念。是什么造成了城乡生育观如此大的差异呢？首先，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城乡生育观差异的根本原因。其次，城乡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是城乡生育观差异的重要原因。如何缩小城乡生育观的这种差异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二)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儿育女的观点和看法，它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在生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之上的。城乡生育观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社会意识方面的差异。
1、我国城乡经济条件极不平衡是城乡生育观差异的根本原因。
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53，中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为2.93，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收入的比率为3.83，全国城乡人均收入比率为3.09。论文参考网。③城市居民收入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费用也随之提高，相应地，抚育子女的费用即生育孩子的经济成本也随之提高，人们不愿为了生孩子而承担更多的压力，希望子女的质量得以提高，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更多强烈，人们会把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花在子女身上，培养子女成才。这就形成了“少生优生”的生育观。相反，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和生活费用不高，抚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也不高，所以，农村居民希望多子。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有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养老保险等多种社会保险，还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即低保，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而农村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险，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只有靠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来增加收入，从而保障家庭的生活。在养老问题方面，城市的养老工作做得比较好，能够做到老有所终、老有所养，人们不再为了养老而生儿育女；国家虽然对农村的养老问题非常关注，但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的养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论文参考网。所以使得城市居民对于生男生女都无所谓，甚至不生子女；而农村居民则希望多生子女特别是多生儿子以便养老。
2、城乡教育水平的高低是造成城乡生育观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
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是1.52年，中部是1.80年，西部是2.38年，也就是说中国城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是1.90年。④这是从纵向看中国城乡教育，而从横向看，城市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都齐步进行，农村则只有基础教育而很少有职业教育，农村的职业教育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完成的。另一方面，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城市与农村也有很大的差距。2002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不到总人口4%的城市居民占用了其中的77%，而超过总量60%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经费。⑤在每10万人中，城镇拥有中学8.03所，其中高中2.61所,农村拥有5.08所,其中高中0.3所,每万人中,城镇拥有中学教师68.33人,而农村仅为24.33人。⑥这种教育投资的偏向使得城乡居民文化程度有很大的差距，高学历的人集中在城市而文盲半文盲集中在农村，城市居民文化程度高，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也高，人们更在乎自身的社会价值是否得到实现，对生育问题并不是很在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低，书读得少，没见过什么世面，对于人生的追求也很简单，因此受传统生育观的影响也比较深。
3、“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的影响也是城乡生育观差异的重要原因。
生育观虽说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它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生育观一经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它的继承与发扬上，由于城市是社会中比较活跃的因素，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和变迁也比较频繁，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变化得快，因此传统的生育观对人们生育观的影响不大。而在农村，一层不变的土地生产经营方式，决定了劳动力的重要性，人们仍然崇尚多生多育。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不能摆脱自然的约束，更不能摆脱传统生育观的影响。
(三)
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乡生育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只有缩小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差别，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生育观的差异。
1、发展农村教育是缩小城乡生育观差异的基础。
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化教育改革，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对农村学生免收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生活费补助，搞好学前教育，办好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教学水平。
抓好农村的职业教育，改变以往农民“干中学”的落后方式，有组织地针对成年农民的技能培训，使农民掌握更多的技能，从而增加其获取收入的能力，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影响农民的生育观。农村基础教育方面，国家必须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只有把义务教育办成真正的义务教育而不是今天的收费教育，才可以使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时的成本降低，延长其受教育的年限，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提高农民子女的文化程度，向农民灌输先进、科学的生育观。
2、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生育观差异的根本途径。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用抓工业的思路抓农业，用建设城市的理念建设农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辟农民增收渠道，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只有当农村的经济发展了并赶上城市时，缩小城乡生育观的理想才能实现。
改变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农业，进一步拓展农业的产业、生态、服务功能。大力发展标准化基地，形成优质粮、绿色果、安全菜、优势畜牧、休闲观光五大农业功能区，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推进农产品综合开发和深度加工，促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论文参考网。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使农民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从而使农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
改善农村社会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促进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提高农村公路等级，抓好改水改厕工作，大力普及沼气，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促使农村生活的转变，加强对村镇建设的规划管理，提高农民的居住水平，增加对农村文化投资，扶持农村文化事业，加快教育水平的发展。只有从各方面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才是解决城乡生育观差异问题的根本途径。
3、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生育观的基本要求。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首先把农村最需要给予生活保障的五保户和特困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然后待条件允许时再扩大困难户，逐步实现应保尽保，对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并有效实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大病救助制度、失学学生救助制度、无房危房户援助制度、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搞好养老福利事业，逐步推进农民养老社会化。在继续搞好现有集体养老事业的基础上，通过政府、部门、各类集体单位筹资或者参股，举办不同档次、不同形式的老年社会福利院、老年公寓以及家庭托老所等，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优待，逐步形成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养老服务网络，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才能为农村生育观的改变提供必要的条件。
此外，帮助城市居民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必不可少。不少城市居民认为传统生育观是过时的、落后的，因此他们奉行“少生优生”、“晚婚晚育”、“不生孩子”的生育观。“少生优生”、“晚婚晚育”固然是好，但“不生孩子”却未必。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居民不生孩子，而农村文化程度低、收入低的居民则多生多育，这对我国人口素质、人口质量的提高有着消极的影响。必须帮助城市居民树立科学、正确的生育观，以缩小城乡生育观的差异，从而保证我国人口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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