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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范文1
宏观政策没有转向
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广义货币M2的预期增长目标为12%左右，也可能略高一些，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降息、降准主要是防止货币政策被动紧缩，维护货币政策的中性或稳健性。
降准是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适度增长，最近降准一个百分点，只是大致对冲外汇占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
降息是为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去年以来CPI持续走低，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会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思路也需要适时转变。
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应保持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能仅仅因为“速度焦虑”而踩大油门，而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去年以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措施，明确指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最近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普降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体现了定向调控的一贯思路。
另一方面，也应处理好定力和活力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框架下，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缚手脚、无所作为。应当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有专家认为，央行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补充流动性，引导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积累、被迫“放水”的尴尬境地，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今年调控方向已明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工作报告已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 这些表述为今年宏观调控奠定了主基调，指明了方向。在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要切实把握并落实好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尽早预判，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为应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可能出现的短板，需要宏观政策及时到位。这就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能力和监测能力，根据宏观经济变化及时预调微调。
宏观调控范文2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范文3
首先谈谈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学派中，考虑到经济运行的摩擦性，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企业本质上也是这样，Coase），同时市场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下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而国家在市场的基础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管制，如公共品问题;(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而在对宏观总量进行调控时我们应认识到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体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笔者认为，如果一项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否则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与市场逻辑一致的传导机制，市场化的主体对之能做出理性的反应。一般而言内生化的制度安排会比外生的效果显著。基于这点，我下面将展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失灵的分析。
1992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不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为了阻止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政府首先选择了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诸如下调利率、取消货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央行债券回购业务等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对于制度本身，理论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货币政策失灵的原因归结为“流动性陷阱”――即微观主体对利率的不敏感，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还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存在着市场化的主体及传导机制的扭曲，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体制内的微观主体应该是非国有企业，体制外的应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在政策作用传导过程中，首先对于利率这一根本的货币工具，在中国是非市场化的，这使得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是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做出灵敏反应。其次，假定这种利率制度是内生化的，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A、B股市场,以及只有少量非国有企业上市等）使得体制内的微观主体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对它们是一种外生安排，效应无从谈起。而对于体制外的国企来说反应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类主体不受市场制度歧视，金融机构也愿与它们发生借货行为，但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惜贷”现象自然发生，货币政策效果对它们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只是减轻了其利息负担）。可见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1998年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使出口需求受阻，这样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增多等等宏观经济问题同时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确立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稳定人们预期，尽管扩大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会有直接的经济效应――解决就业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这种投资不能稳定人们的预期，不能拉动民间投资，那么长期下去这种财政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无异，而且还会引起政府债务危机。
财政政策难以拉动民间投资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其产业链太短，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政府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即IS曲线移而不动。上述给出的解释主要是针对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观主体的响应和支持，故对经济运行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但事实上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即使作为内生变量，它们的效应在笔者认为也是短期的，而非长期的。下图将说明这一点:
在下图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0。当经济受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向AD1，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Y0Y1），经济在B点达到均衡（非充分就业），而不能任由价格下降到C达到均衡。这样就造成了AS在A点以下变成了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将Y1恢复到Y0，这时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垂直状态，市场机制继续发生作用，此时继续实施积极政策只会加剧价格水平上涨，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种短期政策。
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上述分析之后，我们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起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制度的政策效应必将受限。中国市场结构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有效市场传导机制的缺乏，政策的发挥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宏观调控范文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日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始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逐步落实并已见成效。与上世纪90年代后进行的上两轮宏观调控相比，本次调控具有4个新的特点。
李荣融说，这次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发展机遇之始，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后果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情况下采取的。本次调控一是带有预防性的主动调控，主要是针对部分行业投资和信贷增加过快进行的，是持续性的调控。二是有保有压，冷热兼治。一方面控制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农业、粮食生产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努力保护、引导和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三是不搞“急刹车”，把握好节奏，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适时适度地出台调控措施。四是不搞“一刀切”，所采取的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调整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实行新的用电政策等措施，都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的有差别的政策。
李荣融说，从今年以来特别是2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初步抑制。粮食生产形势出现重要转机，上半年粮食生产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势头，夏粮增产4．8％，秋粮种植面积扩大，农业呈现生产增收、形势稳定的局面；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由一季度的43％回落到28．6％，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此外，货币信贷增势减缓，人民币贷款余额2季度末比1季度末回落3．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6．8个百分点；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共撤并各类开发区4735个，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2．41万平方公里，退出土地2617万平方公里；生产资料价格涨势趋缓，近期各类生产资料价格在连续上涨17个月后出现回跌。李荣融说，当前宏观调控还处在关键阶段，取得的成效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弹，甚至前功尽弃。他要求各中央企业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更好地利用战略机遇，实现中央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宏观调控范文5
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宏观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消费、信贷、储蓄、就业决策，以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经济周期波动等。
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价格的灵活调整能够使经济中的信贷、投资、消费、储蓄等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趋向于稳定。例如，当投资受到外来的冲击而增多时，会导致总需求增加、经济过热。此时，资金市场会因为信贷求大于供而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会刺激储蓄，增加信贷资金供给，从而使信贷市场恢复均衡；同时，储蓄增加意味着当前消费减少，会抵消投资需求的增加，使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对消费、信贷等其他变量的外来冲击，也会经由市场的类似调整而使经济恢复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治理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政府不应该为了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的干预或指导。
凯恩斯则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是以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严重失衡，它就会不适用。比如，当产能严重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出现通货紧缩，因而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时，只要贷款要还，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产能严重过剩必然使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破产，不仅失业率会增加，而且未失业的劳动者对就业安全和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下降，此时不管利率多低，消费者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也就是说，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当前消费。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这时应强调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理论的适用范围受制于其假设前提和所应用对象的条件。新古典和凯恩斯这两种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发达国家政府发挥宏观治理职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其产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对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会不同，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以这样的情况为暗含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政府对企业投资和产业升级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让企业凭自己的分析来判断新产业方向和选择投资项目。在众多投资中，少数企业的项目会成功，多数企业的项目会失败。发达国家正是靠那些经过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推动一批新产业的出现，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不应该干预企业投资。
在极少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违背这种暗含前提的情形，众多企业同时看好某个相同的产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此时，企业的投资就会出现“潮涌现象”——像浪潮般涌向这个产业。在投资前，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获利极高的好项目，于是大量资金投向这个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等这些投资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当初预期，大量企业因此而破产，甚至导致银行坏账激增、股市暴跌，触发金融危机，出现经济萧条。
这种对某一新的有前景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通常是很长时间里偶然出现一次，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频繁出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较低部位，其经济发展是在世界产业链内部，沿着现有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的过程。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中，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因而企业对哪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在发达国家偶然出现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会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给予资金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热情。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对企业投资进行指导，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学文献中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确实比发达国家大而且频繁。
既然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漠视它的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属于不确定的事件，而是企业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当准确的信息和判断，而且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投资、信贷总量、国内外市场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更有优势，因而，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总量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这些标准的实施；同时，适时投资规模、信贷总量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整个经济现在的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现象”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所以，主张限制政府宏观治理职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像我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更好地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可能隐藏很大风险。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创新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时，凯恩斯理论也不完全适用。按照凯恩斯理论，此时政府应该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类旨在增加国内就业和消费、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措施，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执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现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疲软，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下一轮新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虽然新一轮产业投资的热潮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投资拉动的较快增长，促使投资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产能过剩部门产品价格下跌而缓解通缩压力，总体就业率和企业盈利率都会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这新一轮投资完成时，这个新的产业又会加入产能过剩的行列，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趋严重。此时，若又依靠下一轮新的产业潮涌投资来缓解通缩压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一轮轮潮涌投资所积累的过剩产能和银行呆坏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诱发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过，在大的危机爆发前，国民经济很可能呈现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率，从新古典理论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因而容易使人们对集中于某一产业的过热投资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治理，就会付出极高代价。
在现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而新产业投资又出现“潮涌现象”时，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两难选择：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同时提高，即使能够抑制投资冲动，却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使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如果仅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使利差扩大，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会更高，投资者可以得到的资金更多，也就是说提高利率后投资可能反而增加。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经济中又存在许多新的产业可以升级时，政府需要组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消化现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同时也要运用金融和产业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轮投资“潮涌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国民经济的过度波动以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宏观调控范文6
5月19日，国务院总理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说，要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适度预调微调，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此前一天，央行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4000多亿元流动性。
这是中国政府向全球市场发出的一个新信号：中国宏调的着力点将适当调整，以 “点式给油”的方式，保障经济可以实现平稳软着陆。
“未来在整体宏观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加大刺激内需的相关政策。”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此间观察家嗅出更多味道：政策方面的放松，不仅指向当下，一系列举措背后，意在为更大的体制性变革铺路。
政策发力
是在武汉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河北、辽宁、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六省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当前形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这进一步验证了此前市场对政策的预期：政府预调微调地放松政策已经在悄然展开。
在房地产投资受抑制的情况下，基建投资成为政策发力的方向。
在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项目；对在建续建项目要进行梳理，分门别类解决存在问题，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
民间投资也被寄予期望。提出，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而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则要求妥善处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在控制财政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支持有还款能力的项目，避免资金链断裂。
实际上，政府在项目审批方面已经有所松动，自3月底以来，国内基础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大批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审批通过，释放出积极的微调信号。
记者注意到，国家发改委网站的“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显示，5月份以来批复了包括创新能力建设、清洁能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以及乡村道路工程等大批项目。仅5月8日就批准了4个机场的建设工程。
基础建设一直是中国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变量。“决策层是在通过政府支出的加大、大型项目的开工来稳定经济增长，旨在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张汉亚说。
与此同时，刺激消费政策也已有所启动。
5月16日，国务院出台鼓励措施刺激节能产品消费，补贴金额达到人民币363亿元。按照补贴额度10%初步计算，节能推广政策将带动近3000亿元的节能家电消费。
决策层的考虑是，扩大节能产品消费既能稳定增长、扩大内需，又能促进调整结构、节能减排。
需求萎缩
政策的微调源自对经济走势的新判断。4月份略显揪心的经济数据折射出需求端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仍在下行趋势中运行。
商务部5月15日公布了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数据。1~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显示外部需求正在放缓。值得关注的是，3、4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持续下滑，3月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速分别为7.2%、9.8%；4月则为4.9%，0.3%。其中，对欧盟出口负增长，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增速也降至5%以内。
“急剧下滑的数据，显示出口在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辉煌地位不再。”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
同样快速放缓的，是中国的工业生产和投资。受房地产投资下滑影响，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3月的11.9%下降至9.3%，创2009年5月以来的新低。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前3个月下降0.7个百分点，低于市场预期。
“综合来看，在不考虑大力度对冲政策的背景下，未来2~3个季度国内投资需求仍将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难以避免。”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指出。
而消费作为拉动内需的另一驾马车，在总供应能力收缩、总需求相对疲弱、经济增速趋势下滑的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期望消费提速来支撑经济是不现实的”。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轮经济的调整，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调整的叠加，不会快速回升。
不断蔓延的悲观情绪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看到了一丝转机，他告诉记者，外部环境虽然严峻，但是比预期要好很多，传递到中国的出口上面，还需要一段时间，“总体来说，四、五月份应是个底部。”
“中国经济触底回升是可以预期的，我们预计二季度末三季度初会出现反弹，但力度不会很大。”刘元春说。
其判断的依据在于，政策处于微调范畴，同时世界经济虽有好转，避开了最恶劣的情况，还是相对较差，另外中国一些中长期深层次问题，如金融、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成本问题等处于显化期，可能会使潜在经济有一个明显回落。“本身经济参考的标杆已经下调，不要寄希望于经济能迅速回到9%以上。”
放贷纠结
如果说当前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主动调控的结果，货币当局同样不愿意看到的是经济失速。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认为，经济活动被激活的最直接对接环节是信贷，只有钱下去，项目和用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和交易活动。否则只会加大投资数据的水分。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市场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能在多大程度地提振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张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存准率的下调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外生性货币投放加大，另一个是内生性货币流通速度，即贷款需求增强。
4月新增贷款总量不足7千亿元，张平认为，在目前企业经营困难，产值利润都在急速下降的情况下，贷款即使给企业，企业也不太需求。
不仅是信贷增量的减少，从细分数据可以看出，信贷结构也在进一步恶化。
4月新增信贷只有6818亿元，远远低于3月的1.01万亿元。短期信贷和票据占比上升至68%，而企业的中长期信贷占比萎缩至18.6%，去年同期则将近50%，过去三年需求最差的时点（2009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还有36.7%。这意味着当下的信贷需求，特别是传统贷款大户即大中型国企和政府部门的需求比金融危机时要差得多。
刘元春认为，“很多资金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短期的拆借，维持前期的资金链。”
一位国有银行浙江分行信贷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基本每个月信贷规模都有剩余，不太放得出去，贷款“从此前的资源变成一种负担”。主要原因在于，“企业没有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另一个与“放贷难”并存的问题是，部分银行若隐若现的“惜贷”行为。
在经济趋势下滑的背景下，投资需求的较快滑落应当带来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降。而实际上，在短期利率缓解的背景下，中长期贷款利率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甚至略有上升。这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或者说“惜贷”倾向阻碍了中长期贷款的供应。
“现在银行对贷款风险防范意识很强。中长期贷款减少除了受到存贷比的制约外，主要是这方面原因。”某国有银行负责人指出。目前不仅中小企业没有赚钱效应，国企也一样，没有好的抵押品，银行不敢贷。
财政部近日数据显示，国企的盈利状况不容乐观，1~4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690.1亿元，同比下降8.6%。
“很显然，所谓的实体经济‘空心化’，并非银行业‘嫌贫爱富’所造成，而是没有赚钱效应吸引，也没有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何志成说。
中长期贷款量跌价升的状态，无疑给当前的实体经济以及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更大困难。刘元春担心，银行为了完成指标可能进行变相的票据融资，持续下去，由于资金放缓，导致整个经济进一步放缓。
给调结构更大空间
业内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矛盾，是产能过剩与超额库存现象，尤其是建材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与房地产的高额库存（包括在建）。在土地、房产、包括建材都不再具有（优质）抵押品资质后，银行业贷款很难在短期内有效增长。
近些年的经济调控，中国主要是去库存化，很少经历去产能化的过程，在张汉亚看来，在目前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经济适当减速也没有太大问题，“可以给调结构争取更大的空间。”
政府需要容忍和保护“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
未来央行一方面要加强可贷资金的投放，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当局通过调整资金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其贷款能力。“不一定要降息，但是对息改费这部分不规范的银行收费，可以适当减少一些，而这需要外生的力量，监管部门需要相对加强动作。”刘元春说。
同时，货币政策在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资金放出去的结构，让资金尽量增加中长期贷款需求。引导信贷投放向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中西部经济倾斜。
“尤其希望我们的中长期贷款不是大量贷给政府基建项目，如果更多的是贷给企业搞固定设备投资，哪怕用机器取代人工，取代以前高耗能设备投资，中国将看到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曙光。”范剑平说。
在范剑平看来，中国政府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既需要有针对性的调控，也离不开地方和企业的努力。同时还需要深化改革，出台实质性减税措施，加大保障房和医院等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为民间资本开放更多领域。
德勤中国全国客户与市场战略主管合伙人陈建明在目前由华夏幸福基金承办的“2012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上同样指出，最恰当的宏调政策，是政府及时发现阻碍民资发展的瓶颈，并通过恰当干预去加以消除。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在部分领域已经有所突破。铁道部近日《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强调，对民间资本不单独设置附加条件，将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