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霍光传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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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霍光传范文1

【关键词】奏 议 奏议文 古文辞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23-0005-02

奏议文是中国古代公牍文最为重要的文体之一,本文试就奏议文之文体名称略作分析。

一 “奏”

“奏”在古文献中有多种义项,基本意义为“进”、“献”。《说文解字》:“奏,进也。”①先秦时期,臣下向君主禀报情况、进言献策,文献中多使用“奏”指称这一行为。例如: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尧典下》)②

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庄子•说剑》)③

司马即奏书中山王曰:“臣闻弱赵强中山。”(《战国策•中山》)

以上诸例,“奏”指称一种特定关系下的行为方式,即臣下向君主之进言献策,反映着先秦时期王朝奏事制度的初建。

二 “议”

“议”在古汉语中意义比较单一,即谈论、商榷。《说文解字》:“议,语也。一曰谋也。”“议”,从论说方式来看,有公议与私议之别;从商讨内容来看,有议政事与议他事之别;从谈论场所来看,有朝议与乡议、巷议、世议之别。作为参政之“议”,先秦文献中亦常见。例如:

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荀子•王霸》)④

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韩非子•三守》)⑤

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王召江乙而问焉。(《战国策•楚一》)

以上诸例,“议”皆不同于一般之街谈巷议,而是指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由特定的人物(王臣)在特定的场合(朝廷)讨论特定的事务(国政)。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反映着先秦时期朝议制度的初建。

三 “奏议”的用法

“奏”与“议”连用,最早见于《汉书》⑥,共计7处。现依次罗列如下:

(1)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汉书•武帝纪》)

(2)秋七月,(霍)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汉书•宣帝纪》)

(3)赞曰:“……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汉书•成帝纪》)

(4)于是(匡)衡、(张)谭奏议曰:“陛下圣德,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各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汉书•郊祀志下》)

(5)(韦)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汉书•韦贤传》)

(6)上乃召见(翟)方进。还归,未及引决,上遂赐册曰:“……朕既不明,随奏许可,后议者以为不便,制诏下君,君云卖酒醪。后请止,未尽月复奏议令卖酒醪。……”(《汉书•翟方进传》)

(7)诏傅太后与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下有司议皇太子得与傅太后、丁姬相见不,有司奏议不得相见。(《汉书•外戚传下》)

“奏议”一词在以上诸句中的用法,除例(3)外,其余6例基本一致,均指动作行为,意为“奏所议”,即“向君主上报论议结果”。其中,(1)、(2)、(4)、(5)为直陈,(6)、(7)为转述。试析例(2):元平元年六月丙寅,昌邑王受皇帝玺绶,癸巳,因废。七月,大将军霍光与丞相杨敞等朝臣议立孝武皇帝曾孙病已,上奏皇太后。这一提案在《汉书•宣帝纪》中记述为:

秋七月,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

此外,这一废立事件又见于《汉书•霍光传》:

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

两段文字大同小异,前一段使用“奏议曰”,后一段使用“上奏曰”。显然,这里的“奏议”如同“上奏”,皆为动词,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多一层“先议后奏”的提示罢了。《汉书》中,“奏议”一词用法大多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奏议”一词在《汉书》出现的7例中,例(3)与众不同。《汉书•成帝纪》文末,班固赞曰:“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颜师古注曰:“称职,克当其任也。可述,言有文采。”“奏议”一词在这里已不再是动词意义,而是用作名词,指代朝中公卿向成帝所进献的议政意见。可见,“奏议”一词在此处的用法已约略具备文类意义,显示了这一词语新的使用趋向。到了魏晋时期,“奏议”一词的这种用法已较为常见,逐渐完成了由行为意义(“奏所议”)向文类意义(“奏议文”)的转化。

晋陈寿《三国志》⑦中,“奏议”一词仅出现4处:

(1)(王)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婴齐入侍,遂为冢嗣,还君其国。康居骄黠,情不副辞,都护奏议以为宜遣侍子,以黜无礼。……”(《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2)(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3)诏曰:“夫骨鲠之臣,人主之所仗也。(蒋)济才兼文武,服勤尽节,每军国大事,辄有奏议,忠诚奋发,吾甚壮之。”(《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4)(杜)恕奏议论驳皆可观,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其中,例(1)中的“奏议”一词仍为传承早期用法,指动作行为,即“奏所议”。其余3例中的“奏议”皆为名词,例(3)指其人所进献之提案,例(2)将“奏议”与“论记”并称,例(4)将“奏议论驳”并称,显然意味着“奏议”一词已具备明确的文类意义。

刘宋范晔《后汉书》⑧中,“奏议”一词共出现13处,大致分为3类用法。第一类为早期用法,指动作行为,仍以“某某奏议(曰)”的形式出现,共计4处:

(1)(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诏群臣议。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2)时宪击匈奴,国用劳费,隗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后汉书•任隗列传》)

(3)尚书令黄俊奏议,以为罪无正法,不合致纠。(《后汉书•冯绲列传》)

(4)至(建武)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后汉书•祭祀志下》)

第二类指朝廷奏议制度,计1处:

奏曹主奏议事。(《后汉书•百官志一》)

第三类用作名词,指奏议文章,共计8处:

(1)(鲁)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不以刚直为称。(《后汉书•鲁恭列传》)

(2)论曰:第五伦峭核为方,非夫恺悌之士,省其奏议,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后汉书•第五伦列传》)

(3)(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奏议温粹,号为任职相。(《后汉书•陈宠列传》)

(4)(虞)诩又上言:“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及诸奏议,多见从用。(《后汉书•虞诩列传》)

(5)自(左)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后汉书•左雄列传》)

(6)宦官由此疾(陈)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吏已下多至抵罪。(《后汉书•陈蕃列传》)

(7)(刘)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后汉书•党锢列传》)

(8)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以上8例,有两种情况:一是描述某人奏议文章的特点,“奏议依经”、“奏议温粹”、“奏议慷慨”;一是指代某人所写奏议文章,“省其奏议”、“及诸奏议”、“每有章表奏议”、“选举奏议”、“每有奏议”。诸例中,“奏议”一词皆已具备文类意义。

从前四史中出现的“奏议”一词的用法来看,东汉时期,“奏议”一词已有从行为意义向文类意义衍化的意味。晋宋时期,“奏议”已约定俗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的文类意义的语汇。

“奏议”作为明确的文体类概念提出,始于姚鼐《古文辞类》。在此书序目中,姚氏明确提出“奏议”之概念: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⑨

姚鼐从立类、定名、辨析诸方面,为奏议文研究建立了坚实的理论体系。此后,、吴曾等在此基础上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涵芬楼古今文钞》等文集,承袭并发展了姚氏有关奏议的理论,将中国古代奏议文文体研究继续向前推进。

注 释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②〔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③〔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④〔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⑤〔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⑥〔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⑦〔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汉书霍光传范文2

In the reign1 of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Grand General Huo Guang was a minister who occupied a decisive position at court and was deeply trusted by the emperor. when Emperor Wudi was dying, he entrusted2 Huo Guang with the task of assisting his youngest son Liu fuelling (Emperor Zhaodi)in go verning the country. After the death of Emperor Zhaodi,Huo Guang made Liu Xun the emperor. who was Emperor Xuandi of the Han Dynasty. Controlling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uo Guang had rendered fairly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fter Liu Xun ascended3 the throne, he made Imperial Concubine Xu his queen. Hankering after wealth and rank, Huo Guang's wife Huo Xian tried to make her youngest daughter Chengjun the queen of Lin Xun. So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queen's illness, Huo Xian bribed4 a woman doctor who poisoned the queen to death. The venomous scheme was brought to light,and the woman doctor was put into jail. Huo Guang knew nothing about it beforehand, and it was not until after the event that his wife told him about it. Seized with terror, Huo Guang reproached his wife for doing such a thing, He thought of reporting his wife for her crime, but at the same time did not have the beart to have her wife punished. After much hesitation5, he conceited6 the thing offensive to God and reason in the end. After Huo Guang died,Emperor Xuandi was informed of the case. Someone was sent to investigate it. Hearing this,Huo Guang's wife discussed with her family members and trusted followers7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deal with her family members and trusted followers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Three decided8 to call the clansmen together to stage a rebellion. But the secret was divulged9. Emperor Xuandi sent troops to surround Hue's home, and all the members of Hue's family were executed. Commenting on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Huo Guang, historian Ban Gu(32-92) said in "The Life of Huo Guang "in his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that Huo Guang "had neither knowledge nor skill and did not understand the major principles". That is to say, Huo Guang did not understand the truths concern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because he did not study and had no knowledge. The set phrase" having neither knowledge nor skill" is later used to refer to being ignorant and incompetent10.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深得武帝信任。武帝监死前,把幼子刘弗陵(昭帝)托付给霍光辅佐。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立刘询做皇帝(宣帝)。霍光掌握朝政大权四十多年,为西汉王进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刘询承皇位以后,立许妃做皇后。霍光的妻子霍显,是个贪图富贵的女人,她想把自己的小女儿成君嫁给刘询做皇后,就乘许娘娘有病的机会,买通女医下毒害死了许后。毒计败露,女医下狱。此事霍光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等事情出来了,霍显才告诉他。霍光非常惊惧,指责妻子不该办这种事情。他也想去告发,但又不忍心妻子被治罪,前思后想,还是把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隐瞒下来了。霍光死后,有人向宣帝告发此案,宣帝派人去调查处理。霍光的妻子听说了,与家人、亲信商量对策,决定召集族人策划谋反,不想走漏了风声,宣帝派兵将霍家包围,满门抄斩。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光传》中评论霍光的功过。说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霍光不读书,没学识,因而不明关乎大局的道理。成语“不学无术”,指没有学问,没有本领指没有?

汉书霍光传范文3

阅兵一般分为阅兵式和分列式,阅兵式是指首长或贵宾在阅兵指挥员的陪同下,乘车、骑马或步行,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分列式是指受阅部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首长或贵宾的检阅。

法国阅兵

每年7月14日是巴黎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最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为法国国庆节。总统登上指挥车,在巴黎军区司令的陪同下,从凯旋门通过,对部队进行检阅,通常总统的专车位于由几百名骑兵组成的方队中央,在骑兵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检阅部队。

印度阅兵

印度的阅兵更像是一个老百姓的节日。除了少数几个贵宾席外,长长的阅兵道两旁都被普通百姓占据,现场气氛热闹。印度每年举行阅兵仪式之前都对外公开售票,只要你愿意,就可花上几十个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买票入场。

朝鲜阅兵

朝鲜阅兵最大的特点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朝鲜虽然人口并不算多,参加阅兵活动的群众却往往能逾百万。基本上是徒步方队,很少有载拖设备的车辆方队。最有特点的是,朝鲜阅兵方队在行进中,只踢腿不摆臂,两手自然垂贴于裤线。朝鲜的国庆日是每年的9月9日。

英国阅兵

英国军队的阅兵服装在当今世界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阅兵时仍然穿着古代的民族式样的军服,头上戴着高筒绒帽,手持佩剑,胸佩绶带,与本国现行军服相去甚远。

(林京)

不学无术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大将军霍光是朝廷举足轻重的大臣,深得武帝信任。武帝临死前,把幼子刘弗陵(昭帝)托付给霍光辅佐。昭帝去世后,霍光又立刘询做皇帝(宣帝)。霍光掌握朝政大权二十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不小的功勋。

刘询继承皇位以后,立许妃做皇后。霍光的妻子霍显,是个贪图富贵的女人,她想把自己的小女儿成君嫁给刘询做皇后,就乘许娘娘有病的机会,买通女医下毒害死了许后。毒计败露,女医下狱。此事霍光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等事情出来了,霍显才告诉他。霍光非常惊惧,指责妻子不该办这种事情。他也想去告发,但又不忍心妻子被治罪,前思后想,还是把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隐瞒下来了。霍光死后,有人向宣帝告发此案,宣帝派人去调查处理。霍光的妻子听说了,与家人、亲信商量对策,决定召集族人策划谋反,不想走漏了风声,宣帝派兵将霍家包围,满门抄斩。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光传》中评论霍光的功过。说他“不学无术,暗于大理”,意思是:霍光不读书,没学识,因而不明关乎大局的道理。成语“不学无术”,指没有学问,没有本领。

(菖蒲)

绿客:一些热爱生活,崇尚健康,酷爱户外运动,善待自己也善待环境的人。他们“下班关手机,点菜要维C,周末必出游,随手带垃圾”。

CC族:反对物欲享受,追求心灵健康,希望以自身价值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人。也称“文化创造族”,CC即英语culturecreative的缩写。

肉食女: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新词。“肉食女”主要用于形容那些主动追求男性的女性。这类女性多为白领,她们虽阅人无数,却仍待字闺中,一旦看见中意的男性,会如饿虎扑食一样主动表达爱意,且完全不顾旁观者的诧异目光。

三不女:“三不”即在感情上不善良、不等待、不言败,在生活上不逛街、不盲目、不攀比。具体是指年龄在25岁以上,有独立收入,自信且兼具智慧的大龄女性。

汉书霍光传范文4

2011年3月,一通群众举报电话引出一座沉睡2000多年的古墓。现在,历时近5年的考古发掘,从墓园到墓葬区,再到都城遗址,千年古墓有哪些惊世大发现?海昏侯墓重大考古发掘背后有哪些趣闻轶事?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如何展现他们的奢华生活?本刊记者特约采访著名考古学者、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杨军,这座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墓主身份的确认

2016年1月,考古队员开启内棺后发现尚存墓主人遗骸痕迹,在遗骸的腰部位置,放置着一枚白色玉印,玉印上刻有“刘贺”二字,这是西汉常见的方寸印,蟾钮,属于墓主的私印。据专家介绍,两汉时期,印章是常见随葬品之一,也是判断墓主身份的最直接证据。在出土的金饼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模糊的墨书字迹,并释读出了关键部分:“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贺”字直接指明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而元康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个年号。考古领队杨军介绍,西汉酎金制要求有封地的侯和王,在每年八月祭祖时给朝廷献上黄金。金饼上的墨书,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的酎金制度。在出土的木牍上,发现了海昏侯与侯夫人写给皇帝、皇太后的奏折,仔细辨认,木牍上“海昏侯臣贺”、“陛下”、“呈太后陛下”、“元康四年六月”等字样清晰可见,此外,竹简、瓷器、陶器、五铢钱等出土文物也间接证明了墓主人的下葬年代。如此可以确认墓主人身份就是刘贺。

正史中的“汉废帝”刘贺

称帝27天即被废黜,在史书上不多的记载里,“行”3个字总结了刘贺为何被废。在位时间太短,他未被计入帝王年表,《汉书》也没有为他作传。这个史记中“平均每天做42

件坏事”的“汉废帝”,逐渐在历史烟云中被湮……

刘贺的出世,要从一首歌说起。“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时,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乐师李延年献舞时唱了这首歌。歌中所唱的女子,就是李延年的妹妹。不久,佳人入宫,成为史上著名的汉武帝宠妃李夫人。进宫后,李夫人产下一子,名刘m,即刘贺的父亲。公元前97年,刘m被封为昌邑王,辖今山东菏泽市境东部的巨野、成武、单县及今天济宁市的金乡、嘉祥五县之域。《汉书》记载,李夫人病重时,将独子刘m及自己的两位兄弟托付给汉武帝。她去世后,汉武帝日夜思念,并按她的遗嘱,加封了她的兄长李延年。作为至亲的子孙,刘m、刘贺得到的荣宠更多。海昏侯大墓里的一些细节,可以佐证这一推测――在墓中,共发掘出马蹄金和麟趾金等金器378件,不仅远超出同时代的中山怀王、中山靖王两座王墓的金器数量,就是放眼已发掘的汉代墓葬,海昏侯墓都是最多的。公元前88年,封王不过10年,刘m就因病早逝,留下4女1子。作为独子的刘贺,4岁便继承了王位,成为第二代昌邑王。

刘贺不曾想到,他会在19 岁这一年迎来了人生剧变。公元前74 年,年仅21岁的昭帝去世。昭帝无子,帝位空悬,议立新君成为朝中首要大事。因受汉武帝托孤,大将霍去病的弟弟、权臣霍光担心大权旁落,说服群臣选择刘贺继位,之所以选择不到20岁的刘贺正史基于他政治经验浅、爱玩,韬略不足,更好掌控。刘贺继位后,充当傀儡,为了扭转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他决心自己执掌宫廷,着手调整宫廷禁卫兵马。登基仅27天,霍光就借太后之手,废黜刘贺帝位,赐归故国。罢黜皇位后,刘贺从封国带到京城的200多旧臣,大多都被判以“陷王于恶”的罪名,悉数诛杀。

短短一个月,皇帝变成平民。返归山东故国的刘贺,位置颇有些微妙。霍光以上官皇后的名义,赐予刘贺食邑2000户,昌邑故国的财物也给了他,但王的身份,却没有了。公元前63年,霍光已死,霍族已除,继位的汉宣帝既是忌惮,也是念及骨肉之情,下诏改封30岁的刘贺为海昏侯。刘贺便率家人,顺鄱阳湖,沿赣江而上,千里迢迢来到了偏远的豫章郡。虽然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但刘贺的政治生命,他与皇权、与帝国中心长安的联系,基本已被宣判了死刑――朝中侍中金安上谏言,刘贺虽为列侯,但为上天抛弃,不应该奉行宗庙,也不应参加朝见天子之礼。宣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在此之后,在各诸侯一年一度到长安参加大型活动的名单上,就看不到刘贺的名字了。尽管如此,刘贺还是心向着北方。地方志《豫章记》记载,他常行船到修水与鄱阳湖交汇处,遥望北方,愤慨而还。后人便称此地为“慨口”。公元前59年,刘贺病逝,年仅33岁。

有别于史的海昏侯

刘贺是否像《汉书》记载的那样荒无道?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文物所反映出来的刘贺却与史书上的记载有所不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来的刘贺是一位郁郁不得志、尊崇圣贤、爱好音乐、兴趣广泛的人物。

考古学家表示,目前出土文物表明,刘贺做昌邑王时驻守山东,在孔孟之乡受过熏陶,从小就接受过儒学教育;此外,他兴趣广泛。刘贺的真实面貌还有待研究,但是从目前资料来看,正史记载并不是那么客观。在2000多年后,人们从大量刻着“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等铭文的器物中,慢慢还原出这位年轻公子当时的生活。有成套的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有将近万枚的竹简、木牍,有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有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的青铜镜……音乐、书籍、香熏、饮食,样样不缺。就连主棺内的一个漆箱,都布满纯金纹饰,持剑的人物、宁静的小鹿、奔跑的怪兽。考古队领队杨军不住感叹:线条精美,人物灵动,刘贺当时拥有的应该是最优秀的皇家技师。对考古学家们来说,最珍贵的,是墓室阁内出土接近万枚的竹简和木牍,这是中国汉代考古史上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它们如今静静躺在海昏侯墓文物保护房的水箱中,目前根据对4000枚竹简的初步释读,已知其中内容有《论语》、《易经》、《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农书、方伎类文献。

考古发掘证明,在海昏侯国的几年,刘贺该是在疲病交加中度过。在椁室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张两米多长的卧榻,这证明他后期长期躺在榻上会客,连起身都是困难的。早在山东昌邑故国时,《汉书》对他的腿疾就有过记载,称他“身长体瘠,病痿难行”。而刘贺的死因仍是未解之谜。内棺中墓主人覆面之下,放着一块玉璧,玉璧中有圆孔,正好对着墓主人的口部。考古人员将玉璧清理出来后发现内部有刘贺的完整牙齿,目前牙齿被送往有关科研机构,正在进行DNA检测。在刘贺的遗骸中还发现了40多颗香瓜子,专家表示“从中可以推断刘贺死于夏秋季。很奇怪,马王堆中的辛追夫人腹部也出现香瓜子,靖安发现的春秋大墓中的遗骸腹部也出现大量香瓜子。我们很惊讶,香瓜子为何对贵族有如此吸引力。目前这些香瓜子已经送去有关科研机构进行检测。”香瓜子的检测结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刘贺死因的疑团。汉书中对于刘贺死亡原因,只有两个字“后薨”,他死后推荐的继承者,即大儿子和二儿子,推荐一个死一个,造成最终海昏侯国被除国绝嗣。所以这个瓜是什么瓜,瓜子及其周围附着物有没有毒药,或许可以帮我们解答刘贺的死因。”

从墓葬中的遗存推测,下葬时,人们举着绘有天上、人间与地下瑰丽场景的招魂幡,把刘贺的灵魂和尸身引到墓穴之中,再在棺木上盖上绣满花纹的荒帷,最后将招魂幡放在棺盖之上。仔细观察主棺可以看到,主棺下的棺床带有轮子和滚轴。这样精细和考究的工艺,并不常见。棺盖上的漆皮已经斑驳,在放大镜下观察会发现,那并不是木的纹理,而是规律分布的无数方格。也许很早,刘贺就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海昏侯墓园为4.6万平方米,仅发掘主墓,考古队就挖出了6000方土。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提前几年修建,不是举全侯国之力,建不出这座举世瞩目的地下宫殿。汉代奉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临死之前,刘贺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在死前,刘贺还是不甘心,但在制度上,他不敢越雷池半步。

汉书霍光传范文5

巾和帼原来是指古代女子的头巾和发饰。《说文》:“帼,妇人首饰。”唐代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有“椎髻抛巾帼”句,意思是说,南方女子头上光是梳个发髻,不戴头巾和首饰。诗里的“巾帼”就是指女子的头巾和首饰。巾帼是女子专用的东西,因此,在古代,以巾帼代表女子。

正因为巾帼是女子佩戴的东西,所以如果鄙视一个男子没有英雄气概,就会用巾帼来羞辱他。《三国志》载:“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意思是说,诸葛亮多次派遣使者下交战信,又送妇女佩戴的头巾和首饰,以此来激怒司马懿。诸葛亮送巾帼给司马懿,是想用这个办法来羞辱他,嘲笑司马懿像个女子,毫无丈夫气概,以此来激怒司马懿逼他出战。据说,从此以后,“巾帼”就成了女子的代称。

与诸葛亮羞辱司马懿类似的,还有北魏军队羞辱萧宏的事。据《南史・萧宏传》记载,萧宏长得一表人才,“美须眉,容止可观”,但打仗时却很“畏懦”。他带兵攻打北魏时,“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史书中还记载,当时北魏军还唱歌称他为“萧娘”。这都是讽刺萧宏像女子一样没有勇气。

当然,以上这些故事都与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有关。在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巾帼”早已没有羞辱男子的意思了,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提到“巾帼”,常与英雄豪杰联在一起,如称某女为“巾帼英雄”,以此赞扬该女子所具有的英雄气概。

古人常以“须眉”代指男子。胡须当然是男子特有,但眉毛却是男女共有的,为什么以“须眉”代男子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妇女都要剃掉眉毛,画上黛色以代眉毛,妇女虽有眉毛却和没长眉毛一样,所以眉毛也可以作为男子的特有。因为须眉是男子的标志,所以古代男子很注重须眉的保护和修饰,以表现男子气度。一般认为男子眉毛以疏朗为美,如《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疏眉目,美须髯”,眉清目秀,一嘴胡子很漂亮。《三国志・崔琰传》:“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由于男子崇尚眉目疏朗,古人还产生了“眉间一尺(古代尺寸比现在的短小),贤人之相”的说法。

在古代,长眉被认作男子长寿的标志,所以有了“眉寿”一词。如周代鼎铭上往往刻有“万年眉寿”、“眉寿无疆”、“眉寿永命”等祝颂语。所以古人认为,老人的长眉是不能剪拔的,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讲到,他小时候宫中有个老师的眉毛很长,他觉得好玩,就伸手去拽,老师不敢违命,只好忍痛让他拔去,但过了几天这位老师就死了,人们都说是拔了寿眉的缘故。

爱胡子的人往往有摸胡子的动作,而古代爱眉毛的人也有摸眉毛的习惯。《明史・尹昌隆传》记载:“当其独坐静思,以手指刮眉毛,则有密谋深计。”意思是说:当尹昌隆独自坐着想问题时,喜欢以手刮眉毛的末端,而当他这么做时,就必定要想出密谋深计了。

汉书霍光传范文6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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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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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盐铁论.错币)。

③ (盐铁论.复古)。

④ (汉书)卷四十九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宮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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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

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

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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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⑤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⑥ 同上。

⑦ 同上。

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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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一百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同上。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自然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

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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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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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三十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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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⑤ 同上。

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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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盐铁论.水旱)。

④ (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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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五十九

④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⑤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法律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

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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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二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 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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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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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④ (后汉书)卷三十四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了,社会上“舍本农,趋商贾”者,大有人在,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的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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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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