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孽子电影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孽子电影范文1
爱看电影的人称道:徐立功对李安日后导演生涯具有影响。李安的第三部剧情片《饮食男女》已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影片里的父女情感与饮食文化,传为重要精神。这样的精神,依然在徐立功的心里。他在自组电影公司后,曾以琦君的《橘子红了》拍摄为电视剧集,在两岸迅速火红。
徐立功依然着墨于家庭文化的美好传承,进行多年的《饮食男女2》,终于拍摄完成,由电视剧《孽子》导演曹瑞原执导。影片里的场景在两岸,有台北与杭州,尤其是杭州为主要地点,包括正在兴建的精致休闲区、精巧又符合现代饮食观念的素食餐点。蓝正龙的服装搭配得很有特色。两代人的爱情重任系于归亚蕾与曾江。归亚蕾戏份重,负责逗观众哈笑,有鲜丽的服饰、时尚的发型,国标舞还舞得颇具功力与柔态。而曾江不温不火的演出很具火候,将这几年很多电影会关心的老人失智也带入。老人失智的问题很令人沮丧,但曾江饰演的严父角色倒是对女儿说了一句有禅机的话,大意是:能把你们姐妹忘了,不牵挂也不错啊。
忘,也是件有福气的事。这句话为现代人很恐惧的阿兹海默症作了新注。
电影最吸引人的部分,于我而言,是一道道的美食。洁白的大厨房、厨师利落的切工、精制的餐盘、食物的故事、食物的品名,就着杭州的美景,让食物与人达到放松的气氛。即使影片的时代背景,从少年到老年的相遇时间带着模糊,却带出两岸的爱情交流、网络游戏开发。圆梦是不分年纪与年限的吧。这部电影以“好远又好近”的副标,让人咀嚼这滋味。
孽子电影范文2
通过观察,我认为“诗性语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汉语的诗性语言中,比喻、引用、夸张、互文等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运用了比喻,将“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无形抽象的“愁”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体化了,让读者能深切的感觉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原本静态的红杏写活,将其人格化,表现出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动的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显得典雅精炼。再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样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三、多使用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法结构。诗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炼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手法的使用,无疑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乐”,它们分别使用了形容词的动用,以及动词的使动用法。这种用法,比单纯的用“春风把江南岸变绿了”和“使她快乐”要显得凝练,而且更具有表现力,达到古诗文中,炼字的要求。
四、语言凝练,表意的形象。这一特点,源于诗性语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简单的两句话,几个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别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身临其境。在诗文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丰富而含蓄。诗性语言讲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性语言的应用,不但使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超过一种的情感。
例如,范仲淹在《苏幕遮》一词的上片中,仅通过“碧云”“黄叶”“斜阳”“芳草”等一系列意象,不着一字,便抒发了深厚的思乡之情,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现出诗性语言中,“借景抒情”这一手法的运用。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前一部分通过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高处不胜寒”等,曲折的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而后面又以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孽子电影范文3
“柏杨书”另一特殊现象是版本复杂。由于他的书时常被查禁,且在不同时期被不同当局查禁,可是按人类好奇心理,常是越禁越畅销,于是各种“地下版”便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流传,造成“柏杨书”除了印数多,版本也跟着混乱,让收藏者疲于奔命。柏杨童年身世坎坷,1949年到台湾之后,先是以“郭衣洞”本名写小说,后来以“柏杨”笔名在晚报写方块杂文,批评体制,揭发社会黑暗面,“柏杨”之名家喻户晓。其作品虽一时洛阳纸贵,但招摇不免招忌,于是在1968年被官家罗织,以荒谬的“大力水手事件”坐了9年黑牢──这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连带的,其著作也随着主人历经种种坎坷奇遇,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大陆读者不太熟悉的《异域》一书。
《异域》内容与出版传奇
《异域》在台湾是一本大畅销书,创下的销售纪录至今难有其他文学书能打破。虽然它体积很小,1961年8月由柏杨的“平原出版社”推出第一版时,只有薄薄150页。这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叙述上世纪40年代末,一批从云南撤退至边界的孤军,面对蛮荒丛林与战争困境,如何挣扎求生的血泪故事。写作形式介于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
文章先在柏杨工作的台北“自立晚报”上连载。1961年报纸刊出时,并非以虚构故事出现,而是以纪实报导的形式刊登在报纸社会版,题目为《血战异域十一年》,以第一人称口吻,娓娓叙述1949年从大陆撤退时,一支溃散的孤军如何在云南缅甸边区丛林,建起一片游击队基地,孤臣孽子如何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经历。署名“邓克保”的作者,先在文前表明这只是一个“化名”,理由是他接受记者访问后“还要回到游击区”去,因此不能用真实姓名,新闻版上言之凿凿,读者毫不怀疑确有邓克保其人。连载期间,报社收到大批读者写给邓克保的信,足见感人的程度。
《异域》的催人泪下,应是其悲剧主题与结局。柏杨笔下这批“孤军”在后有追兵下,扶老携幼来到充满瘴气与毒蛇猛兽的蛮荒异域,虽在那里建立起一片游击基地,却无时不在生死边缘挣扎。他们一大半死于毒蚊疟疾,另一半则“子弹洞穿他们的胸膛”,死于缅军与之手,无论如何都逃不过葬身于异域的悲剧命运。此书题材特殊:以滇缅边区及少数民族作背景,颇具异地风情,且为打败仗的战争故事,勾起许多读者当年逃难与撤退的伤痛记忆。
热销与冷遇
书名虽叫《异域》,主题却是“孤军”二字。在书中,每当军队走投无路时,常面对一片蛮荒高喊着:“啊,祖国,你在哪里”,可见故事主旨可浓缩成一个“孤”字──有意表达一群被国家所弃,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孤军、孤臣、孤儿的心声。成书的1961年距离郭衣洞以及大队人马撤退到台湾不过10年左右,家国之痛、故园之思记忆犹新。从大陆背井离乡来台的大批读者,对于作者“孤臣血泪”的心声自然是感同身受。
书的“生命故事”也跟主人命运一样有起有伏,既传奇又坎坷。《异域》一上市即刻洛阳纸贵,不停地再版。1968年作者一入狱,所有挂名“柏杨”的杂文集一律被禁,但这书因挂名邓克保,竟成漏网之鱼,铁窗外发行商照印照卖不误,奇迹似地在政治气氛严峻的年代,冲破层层障碍,地上地下广为流传,各种版本连盗印一起算,总销量在70年代便已超过百万册,打破战后台湾出版史文学书的印刷纪录。90年代导演朱延平改编成为电影,由刘德华等人主演,票房一度大卖又带出新一波销售热潮。
但作为战后文坛一部文学书,它却极少被推荐、讨论或研究。除了读者用购买给予实质肯定外,它从未得过什么奖,很少有书评,各种文学史书更少有谈及,此一奇特现象与柏杨在战后文坛的高知名度,形成鲜明对比。推测原因,或与《异域》到底“算不算一部文学作品”这类疑惑有关连。当初报社的地方记者访问了一两位从泰北撤退到台湾的孤军,所写文稿送到柏杨手中,可读来平铺直叙,无法刊登。柏杨只好根据访问资料从头改写,署名邓克保,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孤军的遭遇与挣扎。
纪实与虚构
邓克保既由柏杨化名,文稿很快即上市出版。出书时将原题“血战异域十一年”缩为“异域”两字,乃因此书实际只写了前六年便无以为继。这也是该书畅销之后,引来许多冒牌“异域续集”的原因。书中情节场景,并非柏杨本人亲身经历,是透过第三者口述而来。“访问者”甚至不是柏杨本人,还是根据访问资料加以记述、拼凑、改写而成。由此出发,文本中的第一人称独白,男主角的内心感受:不论是痛苦时的呼天与哀号,或对当局偏安台湾,抛弃孤军的怨忿不满,都是写作人假借“纪实形式”所发出的哀叹、感受与呼喊。文本中显现的战争想象与意识形态、催出读者眼泪的动人情节等,与其说是单纯“报导”,不如说是小说家杜撰的“血泪故事”。站在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其形式能否划入文学范畴,至今还是一段争议中的公案。只能说,《异域》虽不是纯小说,但也算不上单纯的纪实或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