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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规模范文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2－0004－08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2.01
随着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社会融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手段愈来愈成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融资额在社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大幅度增长，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日趋减少，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如果仅关注新增贷款这种融资方式，而忽略债券、股票等融资方式，很难全面评估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情况，而且难以对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方向。相对于新增贷款，社会融资规模是更广义的货币流通量统计指标，即除了包含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外，还涵盖了股票、债券融资等，从而使货币流量统计延伸到股市和债市等渠道的融资来源，能够全面监测社会整体融资情况[1]。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具体分析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最终目标、政策工具的影响，研究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和调整的方向与路径。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组成部分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2]。这里实体经济为居民部门中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不包括境外企业、个人等非居民单位。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折合人民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投资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其他。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主要包括银行融资、证券融资、保险融资和其他融资。银行融资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五个部分；证券融资包括企业债券净融资和股票融资两个部分；保险融资主要指保险公司赔偿；其他融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投资性房地产两部分。
（二）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趋势
2002—2011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由2万亿元扩大到12.83万亿元，年均增长22.87%，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6.10个百分点。十年来，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在2009年达到峰值，高达40.80%，比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之比高12.67个百分点。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27.10%，比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 之比高11.37个百分点，比2002年提高10.4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增速明显快于人民币贷款，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显著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三）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特征
社会融资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金融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
1.人民币贷款占比明显下降，商业银行表外融资功能增强。2011年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为58.30%，比2002年降低33.70个百分点。2011年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0.1%、1.6%和8%，分别比2002年提高9.2、1.6和11.5个百分点。从2006年开始，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快速增长，但是波动较大。
2.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比重不断提高。2011年企业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分别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0.6%和3.4%，分别比2002年提高9.00和0.4个百分点。从结构上看，企业债券融资所占比重显著提高，2011年为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的三倍多，而在2002年，企业债券融资占比仅为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的一半。这主要得益于企业债券品种的不断丰富，目前已经有企业债、集合债、公司债、可转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多种品种。
3.其他融资方式不断涌现。主要有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和投资性房地产贷款等。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快速发展，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1935亿元，相当于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的新增贷款。投资性房地产这种新型融资方式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成为社会融资规模的组成部分之一[3]。
二、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
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架构如图3所示。本文重点对货币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三个方面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关系展开研究[5]。
（一）货币政策工具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贷款规模控制、特种存款、对金融企业窗口指导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间接调控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多属于直接调控工具。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贷款与再贴现、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窗口指导等。使用较多的几种货币政策工具为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本文也将重点针对这三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研究。
（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分析和调控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M2）和人民币贷款规模，每年都会为这两个指标设定增长目标。由于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直接相关，改变信贷规模是改变货币供应量的重要途径。关于利率是否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讨论相当激烈，实际上利率应该属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而非中介目标。本文中也将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来处理。
（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稳定币值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对内稳定指物价稳定，对外稳定指人民币汇率稳定。从长期来看，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统一的，两者能够互相促进。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稳定币值、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多数时期都是把经济增长作为重点目标。
三、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
本部分将使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分析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将会对央行选择货币政策工具造成哪些影响，央行将优先、侧重选择哪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控。选取从2002年至2012年6月的全国社会融资规模（SHRZ）、货币供应量（M2）、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YP）、新增人民币贷款（LOAN）、法定存款准备金率（FZL）所有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中经网和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月报。
（一）序列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在构建SHRZ与M2、YP、LOAN、FZL之间的VAR模型前，首先需要上述5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ADF检验时，依据检验方程是否含有常数项及时间趋势项可以将检验方程分为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含有常数项和两者都不包含。本文选取的SHRZ、M2指标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其他指标都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SHRZ、M2、YP、LOAN、FZL都属于一阶单整序列，符合构建VAR模型前提条件。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SHRZ、M2、YP、LOAN、FZL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还需要进一步对其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协整关系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一般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Johansen检验一般用于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来检验上述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关系。这也进一步说明SHRZ、M2、YP、LOAN和FZL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状态。
其最优的协整方程式为：
SHRZ=0.9696*LOAN-1847.220*YP+2114.148*FZL+
（0.72635） （1369.27） （641.438）
0.00744*M2
（0.01430）
（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主要逻辑是，如果一个事件X是另一个事件Y的原因，则事件X可以领先于事件Y。Granger因果检验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是本文中的SHRZ、M2、YP、LOAN和FZL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且都含有单位根，那么可以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来避免计量分析偏差。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得到，YP、FZL、M2是SHRZ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YP、FZL和M2对SHRZ的影响是主动且领先的。
（四）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接下来分析SHRZ对M2、YP、LOAN和FZL四者之间影响程度，构建上述五个变量的VAR模型，并将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揭示出M2、YP、LOAN和FZL对SHRZ的响应时滞。
从图4和图5中可知，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在一年的时间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正向影响逐渐衰减至均衡值，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一年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持续正向，上述结果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们在监测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仍然十分有效，且影响的时间分布较长，而一年期的央行票据利率水平在目前效果比较有限，但短期内不失为货币政策组合工具之一。
从图6和图7可知，新增人民币贷款在一年的时间内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强正向影响快速衰减至均衡值，而货币供应量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仍然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持续的强正向影响，这说明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增人民币贷款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将逐步减少，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还需要结合货币供应量，综合运用多项货币政策工具，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五）实证研究小结
1．在短期内，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但是一年内该影响基本消失。这可能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还未有效建立，以及我国目前利率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有关。从灵活性角度考虑，利率工具是央行比较青睐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于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短期影响十分显著，央行可以频繁进行操作，而不用担心效果叠加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社会融资规模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传统的数量型传导机制仍然处于主要地位，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较好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由于该政策工具的影响程度过于持久，影响力较大，使用时需要谨慎操作。
四、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分析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满足“三性”原则，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我们针对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可测性分析
可测性是指中介指标要有明确的定义，中央银行能迅速而准确获得该变量的数据资料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社会融资规模有具体明确的定义，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可以准确获得该数据，因此具有可测性。
（二）可控性分析
可控性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对该中介指标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节。通过对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基础货币、利率）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是否具有可控性。
1．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由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自2007年1月开始运行，时序数据较短，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从1996年开始运行，数据的时序较长，因此，选择7天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加权平均利率（CHIBOR）和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样本区间为2002—2011年的季度数据，基础货币数据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7天CHIBOR利率、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2．相关性分析。相关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的相关系数为0.79，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相关系数（0.61）；社会融资规模与CHIBOR的相关系数为0.12，也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相关系数（-0.05）。
3．平稳性检验。对社会融资规模（SHRZ）、新增人民币贷款（LOAN）、CHIBOR和基础货币（JCHB）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非平稳，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因此，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CHIBOR和基础货币为一阶单整序列。
4．Johansen协整检验。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我们将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两个协整方程，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样，社会融资规模与CHIBOR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
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取滞后期为2期，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和CHIBOR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表7可见，社会融资规模与基础货币互为因果关系，CHIBOR与社会融资规模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利率是引起社会融资规模变化的Granger原因。
综上，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关系密切，可以通过这些变量的变动来影响和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所以社会融资规模具有可控性。
（三）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是指中介目标必须和最终目标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央银行通过对中介目标的调控，能够促使最终目标的实现[6]。前文已经介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经济增长，稳定币值对内表现为物价稳定，对外表现为汇率稳定，因此我们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RATE）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指标。通过对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GDP、CPI、RATE）的相关性分析，说明社会融资规模与最终目标之间相关性的强弱。
1．趋势分析。图8为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的走势图，2002—2010年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走势一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略有回落，GDP依然保持强劲上升势头。
图9为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走势图，2002—2008年间，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走势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但是2009年CPI大幅下滑至-0.7%，因此2009—2011年间，CPI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趋势相反。
图10为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人民币汇率（RATE）的走势图，2002—2009年间，社会融资规模与汇率的走势相反，2009—2011年间，两者的变化趋势趋同，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这是由于我国采取的是直接标价法，人民币升值表现为人民币汇率的下降，所以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汇率之间是负相关，这在相关性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说明。
2．相关性分析。根据趋势分析，对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CPI、RATE作相关性分析时选择的样本区间有所不同，GDP和RATE为2002—2011年的季度数据，CPI为2002—2008年的季度数据。
相关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68，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的相关系数（0.49）；社会融资规模与CPI的相关系数为0.61，也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相关系数（0.24）。社会融资规模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系数为-0.82，高于新增人民币贷款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系数（-0.67）。
3．平稳性检验。前文已对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进行了ADF检验，因此这里我们只对GDP和CPI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CPI和GDP非平稳，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RATE非平稳，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也是一阶单整序列。
4．Engle-Granger两步法。Engle-Granger两步法主要运用于双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在此我们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E-G两步法是先建立两个变量间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程，再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平稳则说明两个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
首先，对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进行OLS回归，并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结果表示残差平稳，说明社会融资规模与GDP、新增人民币贷款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方程如表10所示。
再具体分析这两个回归方程，把它们称为方程（1）和方程（2）：
（1）GDP = 36451.1717 + 1.6597*SHRZ
（5.8761） （5.7082）
（2） GDP = 44601.7506 + 1.7928*LOAN
（6.1228） （3.4993）
方程（1）R2为0.4616，高于方程（2）R2的0.2437，并且方程（1）的AIC值和SC值为22.97和23.05，低于方程（2）AIC值和SC值的23.31和23.39。因此，方程（1）拟合优度明显好于方程（2）。这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比新增人民币贷款对GDP有更高的解释力度。
然后，对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CPI进行OLS回归，并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结果表示残差平稳，说明社会融资规模与CPI、新增人民币贷款与CP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方程如表11所示。
再具体分析这两个回归方程，把它们称为方程（3）和方程（4）：
（3）CPI = -0.5827 + 0.0003*SHRZ
（-0.6503） （3.9474）
（4）CPI = 1.3329 + 0.0002*LOAN
（1.1952） （1.2716）
方程（3）R2为0.3747，高于方程（4）R2的0.0585，并且方程（3）的AIC值和SC值为4.30和4.40，低于方程（4）AIC值和SC值的4.71和4.81。因此，方程（3）拟合优度明显好于方程（4）。这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比新增人民币贷款对CPI有更高的解释力度。
最后，对社会融资规模、新增人民币贷款与RATE进行OLS回归，并对残差项进行ADF检验，结果表示残差平稳，说明社会融资规模与RATE、新增人民币贷款与RAT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回归方程如表12所示。
再具体分析这两个回归方程，把它们称为方程（5）和方程（6）：
（5）RATE = -0.0047*SHRZ + 835.0721
（-8.9178） （74.1319）
（6）RATE = -0.0057*LOAN + 819.2968
（-5.6072） （56.4262）
方程（5）R2为0.6767，高于方程（6）R2的0.4528，并且方程（5）的AIC值和SC值为10.34和10.43，低于方程（6）AIC值和SC值的10.87和10.95。因此，方程（5）拟合优度明显好于方程（6）。这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比新增人民币贷款对RATE有更高的解释力度。
综上，相比较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更强，调控社会融资规模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币值稳定，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宜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五、对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建议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
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以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在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情况下，信贷过度扩张的时候，考虑采取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进行调控，并且将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相结合，形成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银行承兑汇票、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增长过快的时候，考虑采取利率等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在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的传导渠道比较完善的时候，就可以考虑以利率等价格型工具调控为主，数量型工具调控为辅。另外，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中央银行还可以考虑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创新，例如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动态调整工具，制定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
（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
相比较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与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更强，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合适的和可行的。但社会融资规模是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还是继续保留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来解释为何中介目标缺货币供应量不可。
货币政策的传导应该从货币观点（负债方）和信用观点（资产方）同时考察。信用观点强调，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来影响银行贷款，最终使得总支出发生变化。货币观点是指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如活期和定期存款）的变化，会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由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幅度较大，货币观点只能部分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货币观点依然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的主流。社会融资规模是从信用角度反映货币政策的传导，而货币供应量是从货币角度反映货币政策的传导，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社会融资规模应该与货币供应量共同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调整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币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由于社会融资规模在统计口径中包含了企业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所以，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将使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资产价格暂时还不具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调控目标的条件，但是有必要将其作为货币调控的辅助监测指标。在具体政策操作中，有利于央行结合虚拟资产的价格对宏观经济的走势做出更正确的判断，决定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货币工具的组合类型，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框架。
因此，未来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的实体经济目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转移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这表明央行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会考虑到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同时兼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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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海云.中国货币政策体系框架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经济条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社会融资规模范文2
上半年，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表外融资占比下降，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大幅减少。2014年上半年，全区社会融资规模为1723.58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8.77亿元。从全国来看，社会融资规模达到了历史同期最高水平，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较大。
与全国相比，我区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呈以下变化特点：
1.信贷占比提高。上半年，全区人民币贷款增加1223.64亿元，同比多增82.68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8.73亿元，同比少增4.8亿元。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70.99%，占比同比提高6.9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16.69个百分点。这表明贷款仍是我区实体经济的最主要融资渠道，与全国差距仍然较大。
2.金融机构表外融资下降。主要有三项，即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上半年这三项合计融资168.52亿元，同比少增79.73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9.78%，占比同比下降4.15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同期14.82个百分点。这表明，年初以来加强表外业务监管的政策措施成效显现，与全国情况趋同。
3.股票融资大幅下降。上半年这两项合计为287.37亿元，同比少43.31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6.67%，同比下降1.8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这一占比为14.27%。其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规模大幅减少，仅2.37亿元，同比减少118.01亿元。这表明，内蒙古地区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具有不稳定性，往往依赖于一两个企业在A股市场上的单次融资行为，造成股票融资量大起大落。
二、信贷结构总体趋于改善，小微企业信贷提升空间较大
上半年，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4253.98亿元，同比增长14.49%，高于全国同期贷款增速0.49个百分点，贷款余额居全国第22位，较去年同期下降1位，同比增幅居全国第19位，较去年同期下降5位。信贷结构趋于改善。
1.贷款增速处于西部地区偏低位次，仅高于云南和重庆。从全国来看，信贷资金持续向西部倾斜，西部地区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东部高4.7个百分点，比中部高0.8个百分点，内蒙古增速低于西部水平2.11个百分点。从区域内贷款结构看，新增贷款集中于呼和浩特市和蒙东地区，信贷不平衡状况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2.中长期贷款增长平稳，余额同比增长10.92%，增速与上年持平，低于全国0.68个百分点；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幅较全国差距较大，相差37.21%。
3.全区小微企业贷款较快增长，2013年以来首次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上半年全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90.52亿元，同比增长15.12%，比大型企业贷款增速高14.91个百分点，比中型企业贷款增速低19.34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0.63个百分点。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及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我区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低于全国0.58个百分点，中型企业贷款增速较高。我区的大型企业多数是煤电类能源企业，受近年来价格下行和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大型企业贷款呈现总体收缩走势，我区小微企业贷款上半年实现了稳步增长，但与中型企业贷款增速差距较大，与全国情况亦形成反差。当前，内蒙古仍然需要加大力度贯彻定向支小的政策取向，切实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4.涉农贷款较快增长，余额同比增长18.26%，增速比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3.7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66个百分点。新增额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7.59%，支农力度较大。
5.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快速增长，大幅超出全国平均增速。全区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2.58%，高于全国40.28个百分点。其中，各类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快速增长，余额同比增长106.39%，高于全国38.99个百分点。
三、政策建议
1.切实降低融资门槛，惠及实体经济。7月23日，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种措施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7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4次提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要加强金融体系竞争活力，增加有效金融供给，实现融资主体和金融产品多样化。在金融服务方式上各家银行需缩短融资链条，清理不合理收费，增强金融服务效率。在市场竞争中确定合理利率水平，使利率定价更加贴进市场多层次需求。
社会融资规模范文3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管理、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的“五个坚持”原则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被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结构多元化和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传统的货币应量、新增人民币贷款等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召开的第一季度金融数据说明会上首次对外了“社会融资规模”。从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完整的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全新指标而备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此外，2012年一季度融资规模为3.88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32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809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721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227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96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75亿元。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基于此，从社会融资规模角度去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迫切。
二、文献综述
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Husam-Aldin N. Al-MalkawiHazem A. MarashdehNaziruddin Abdullah（2012）
选用货币化比率（M2/GDP）和金融中介比率两个指标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Noureddine Khadraoui（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系统估计法对7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的结论。在国内，高松成（2011）采用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得出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王伟,郑月明(2011) 以中国各省1985-200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朱庆（2011）采用2002-2010年江苏省盐城市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表明了区域融资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结合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立足于全国宏观环境去分析，考虑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新指标的内涵，通过收集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GDP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 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性，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具体统计口径来看， 社会融资总量 = 人民币各项贷款 + 外币各项贷款 + 委托贷款 + 代客理财及资金信托产品资金运用（贷款部分） + 银行承兑汇票 + 企业债券 + 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 + 保险公司赔偿 + 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 其他（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 贷款公司贷款等）,本文以DK表示金融机构贷款在量，代表信贷市场融资，其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以GPRZ代表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以ZQRZ代表非金融机构企业融资总量，其数据均来源于每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BXRZ表示保险赔偿额，代表保险市场融资规模。最后，以GDP表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以上5个变量的单位均统一为亿元，为减少数据的波动幅度和异方差性，对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最后得到5个变量： LNGDP、LNDK、LNGPRZ、LNZQRZ、LNBXRZ。
（二）ADF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的数据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必须在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本文中我们以 ADF的方法对 上述5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类型（ C，T，K）中的 C、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模型中含有的常数项、时间趋势，n表示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以 AIC准则为准。
从表1中可以看出： LNGDP、LNDK、LNQPRZ、LNZQRZ和 LNIM都是非平稳序列，而 DLNGDP、DLNDK、DLNQPRZ、DLNZQRZ和DLNBXRZ和都是平稳序列，即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国内生产总值、各项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下面，通过建立 VAR模型判断其滞后阶数，再通过 Johansen检验来分析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社会融资规模范文4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4日
一、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及6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学家格利和肖提出了广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第一，他们认为在研究经济的运行过程中，金融中介机构不仅仅包括商业银行，还应该包括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并且金融机构可以利于节约交易成本；第二，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具有相似性，都可以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在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区别，由此得出，在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国民经济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还应该加强对其他金融机构信贷的控制，并且实施货币政策时，也要关注非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量，才可以真正地发挥货币政策效力，才能够促进货币政策更加有效；第三，他们首次提出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并且将金融中介分为银行业和非银行的金融中介，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在进行信用创造时也创造了自己独特形式的债务，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对实体经济提供资金的支持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货币当局应该对非银行的金融中介进行有效控制，才可以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高。
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需求以及进行宏观审慎的要求，我们应该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制定货币政策，这就需要有个经济变量可以较为全面地体现社会所获得资金的总量。社会融资总量就是我国根据现今的经济形势，做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改进，这一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描绘出实体经济从金融系统中所获得的总体资金总量。
二、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择、处理。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选取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保险公司赔偿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这几个指标相加得到，由这几个指标相加得到的数值可以近似的代替社会融资总量，由于各个指标均可以得到当月发生额，相加之后便可以得到社会融资的当月流量数据，其中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数据来源于中央银行网站，企业债券数据来源于中国债券信息网，保险公司赔偿来源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所选取数据样本的区间为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数据为月度数据，用TSF1来表示，将月度数据进行季度相加取平均值就得到了社会融资总量的季度数据，用TSF2来表示。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以CPI和GDP来表示。经济增长通常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用来体现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我们用GDP来衡量经济的增长，以GDP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所选取数据样本的区间为2002年1月至2015年12月，数据为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由于所选取的数据都是时间序列，都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异方差性，为了消除季节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了X11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季节调整，调整后的数据用GDPsa、CPIsa、TSF1sa和TSF2sa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将数据取对数调整后，得到的指标用LNGDPsa、LNCPIsa、LNTSF1sa和LNTSF2sa来表示。
（二）平稳性检验。对LNGDPsa、LNCPIsa、LNTSF1sa和LNTSF2sa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然后通过单位根检验来分析每个变量的单整阶数，单位根检验是要根据样本数据值和临界值，只要有一个拒绝单位根，则可说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的水平值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他们在一阶差分后，都变成了平稳的数据，这样就有利于保证下面所做的实证在结果上具有的真实性；并且LGDPsa、LCPIsa、LTSF1sa和LTSF2sa是一阶单整，即数据都为同阶单整，那么便可以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方法对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利用Johansen方法可以得出两个检验统计量：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我们采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之间的协整关系分别进行检验，如果可以得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从经济理论上便可以得到他们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解释，即便是经济中实际情况是经常偏离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偏离不过是随机和暂时的，并且对于这种长期均衡关系的认识，可以对我们掌握经济规律以及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对变量的迹统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的检验结果也表明：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和以及社会融资总量和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由格兰杰定理可知，相互协整的变量之间存在误差修正模型，上文已经验证了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中也许会发生偏离均衡，因此在短期的非均衡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析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之间的关系。我们用VAR分别对LCPIsa和LTSF1sa以及LGDPsa和LTSF2sa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
DLCPIsat=0.0306-0.0447ECMt-1+0.1731DLCPIsat-1+0.1546DLCPIsat-2+0.0808DLTSFsa1t-1+0.0843DLTSFsa1t-2
上式中ECM是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受自己的上期水平影响比较大，当前一期物价水平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的物价水平就会增加0.173个百分点，而当前2期物价水平增加1个百分点时，当期的物价水平会增加0.156个百分点，这都说明了，物价水平受自身影响比较大；当社会融资总量前1期变动1个百分点时，物价水平会变动0.0808个百分点，这表明在短期增加社会融资总量，可以对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可以促使物价水平升高，这也说明了社会融资总量和物价水平这一宏观经济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程度，并且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即通过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可以控制物价稳定，从而达到促进币值稳定的目的。
三、结论
通过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理论研究以及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在理论上满足了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在可测性上由于内涵明确可以迅速收集到数据资料；在可控性上由于各指标可以独立控制，并且本外币贷款、信托贷款可以由银行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控制，企业债券、非金融机构企业股票融资由证券监督委员会监督，而保险公司的业务受到保监会的监督控制，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局面，从而保证了社会融资总量具有很好的可控性；从相关性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保证了和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有较好的相关。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得到社会融资总量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并且对其都有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社会融资总量对促进币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都有很好的作用，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有效的。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松成.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N].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网站，2011.2.17.
社会融资规模范文5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社会融资总量是这两年提出的一个较新的概念。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注：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规模三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011年1月，在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总理又指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此后，这一表述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曾出现。同年3月30日举行的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例会再次强调，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总量。由此，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开始为我国社会各界所关注，有关社会融资总量的文献也层出不穷，综述如下。
一、什么是社会融资总量
关于什么是社会融资总量，2011年2月17日央行网站发表的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署名文章《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及实践意义》中首次提出明确的内涵，这篇文章指出社会融资总量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综上所述，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而且从2011年4月14日起央行首次社会融资总量这一全新指标。
不过，有专家对当前披露的社会融资统计口径提出异议。专家表示，如果将规模巨大的外汇占款、国债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剔除在社会融资总量之外，会令统计数据缺乏代表性。连平表示，外汇占款已经在货币供应量当中有所体现，而且从概念上讲，也是不适合统计到融资总量当中的。郭田勇认为，如果要反映“融资总量”的概念，还理应包括民间借贷等非正规融资，不过目前这些在统计中还是个盲点。陈涤非也提出从理论上人民银行应对实体经济的全部融资进行监测和调控，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监测的可行性，民间融资不宜纳入统计的范畴。
二、为什么关注社会融资总量
多年以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所盯住的金融指标主要是货币供应量（M1、M2）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以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社会公众也主要关注这两个重要指标。那么，为什么2011年国家会提出调控社会融资总量呢？这当中有金融理论和国际经验的支撑，蕴含着深层次的经济背景和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金融理论和国际经验角度
盛松成认为我国当前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符合经济金融发展和金融宏观政策的需要，他利用西方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不同于传统货币供给分析的新的理论观点：《拉德克利夫报告》的“整体流动性”理论、格利和肖的金融中介机构理论、托宾对上述理论的发展以及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传导渠道及其有效性等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的现代货币金融理论，阐述了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也从美英等国货币供给口径扩展的实践和国际金融危机思考的角度论证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等货币操作的中介目标已不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需要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制定货币政策，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刘利刚则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一直将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放在M2上，同时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放在控制通胀上，导致大量的资产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领域，而这些资金没有被归类为M2这一经验，阐述了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对监管工具进行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二）经济背景及动因角度
盛松成、陈涤非等众多专家学者对我国启动社会融资总量统计监测的经济背景有一致共识，即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社会融资渠道和工具逐渐多元化，贷款的可控性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下降，已不适于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盯住指标，而社会融资总量更能全面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状况，适合我国融资结构的变化，符合宏观调控市场化方向，是更为合适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目标。
（三）实证角度
社会融资规模范文6
接近央行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未来货币政策的方向就是强化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参加了央行关于编制社会融资总量征求意见稿的相关会议。他告诉记者，央行应该不久就会公布2011年社会融资总量预计增长的规模。目前，央行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还在讨论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
一些专家提醒，要注意这一变化的政策涵义。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公开表示，要注意社会融资总量的政策“新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学家李若愚则表示，这预示着金融调控可能出现政策变动。
监测指标变化
实际上，在201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已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与调节，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社会融资总量调控应按满足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正常需要掌握。
“社会融资总量这一指标，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全社会的融资情况、资金流动性和活跃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信用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全社会的信用供给并非只有银行信贷一个渠道。
刘煜辉说，特别是2009年以后，社会融资的多元化倾向更加明显。
据刘煜辉测算，2010年全社会的融资总量有14万亿元左右。其中，银行信贷7.59万亿元，另外有6万多亿通过其他渠道来满足。
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统计，2010年A股总募资额达到10016.32亿元，相当于全年人民币信贷的1/8左右。此外，非金融企业债的发行、银信合作、FDI，还有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这些都是国内信用供给的方式。
一些专家认为，央行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将保证宏观调控更为准确、有效，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信用供给总量和通货膨胀的准确关系。广发证券在报告中指出，央行监测更广义的“社会融资总量”对于控制物价和调控经济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兴业银行资金营运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社会融资总量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发生变化。“而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发生了变化，视野变得更为开阔”。
目前，央行是以M2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在央行的201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明确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初步预期增长16%左右。
统计口径
社会融资总量到底如何统计？
一种说法是，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口径将包括本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股票筹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等。央行将据此扩大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至M3、M4。
简而言之，社会融资总量除人民币贷款外，还包括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筹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
鲁政委认为，社会融资总量中，相较而言贷款的稳定性比股票、债券、信托要好，而股票、债券、信托融资等的波动非常大。
目前，对于社会融资总量中各项指标的统计口径，央行还在讨论之中。
夏斌曾公开表示，股票应该根据IPO的融资量统计，而非市场交易量。
在郭田勇看来，股票融资还要考虑增发。他还指出，尽管定向增发没有在二级市场发，但也形成了实际的融资，也应该包括其中。而对于债券的融资，他指出要重点关注“新发生的量”。
一家大型券商的债券分析师说，债券融资计入社会融资总量可以这样来统计：当期债券发行总量减去到期总量。其中，国债、公司债、企业债、非金融企业信用债都应该包括其中。
而对于信托贷款，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家曹远征认为，银信合作业务回归银行资产负债表内，使央行更加容易统计这一融资量。
对于社会关心的是否有相关的历史数据可供货币决策当局参考，据记者了解，央行内部已经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统计，以近两年的数据最为详尽。
夏斌就曾表示，尽管“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里面没有，但是一直在统计”。而未来要保证社会融资总量及时准确的统计，夏斌认为，要确保“国家统计局与人民银行数据协调”。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提到“民间金融”应该纳入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之中。但是，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统计几乎处于空白。
在民间金融活跃的温州，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对当地民间利率进行了统计。该支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上级部门曾专门下文要求该行不得将民间利率的数据对外公开，只能作为内部研究、交流使用。
刘煜辉表示，目前中国近一半的资金通过银行体系以外来满足，显然仅依靠银行信贷来进行宏观调控，局限性越来越大。
在专家看来，货币政策由主要对信贷规模进行调控转向社会融资总量，是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结构发生大的变化后的必然选择。“宏观调控、监管手段必然要走到这样的阶段。”刘煜辉说。
价格手段调控？
央行作为唯一法定的货币发行部门，其在“社会融资总量”的调控中理应居于主导地位。然而，现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央行显然不能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进行调控。
鲁政委认为，只有从国务院层面才能控制“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而央行并不能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尽管社会融资总量作为央行的监测指标，并不意味着央行能够控制”。
郭田勇直言，“尽管社会融资总量应该由央行来控制，但其并不具有完全的调控手段”。
在直接融资市场上，股票市场融资属于证监会管辖权限，而在债券市场融资中，债券名目众多，监管部门各不相同。企业债由发改委监管，公司债由证监会监管，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则通过央行主导的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而国债作为中国债券市场最大宗交易，央行根本不能控制发行多少。
目前央行能直接控制的仍只是信贷规模。显然，如果要对“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控，央行还需要更为可行的制度保障。
但既然央行提出了要调控社会融资总量，权力所限之下，该如何调控？央行网站在2010年底和2011年初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文章，而行长周小川也多次公开发表利率市场化的讲话。此中隐约透露出决策层的政策意图。
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要管住全社会的融资规模，就意味着央行要用价格手段，即用利率的手段，管理全社会的流动性规模，而不能仅依靠行政管理。
刘煜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央行要管的是资金的市场价格，央行通过“影响市场资金的价格，从而影响资金的需求方，影响投资、企业的回报率，影响投资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影响社会融资总量。而不是“去管股票、债券的发行审批”。
“在资本市场主要是价格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央行可以通过影响价格来影响整个社会融资总量。但是，央行如果控制规模，就只能控制信贷规模了。”曹远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