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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范文1
1、北京中风险地区是指该地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组织人员有序返岗，指导用工企业严格执行消毒、通风、测温等要求，降低人员密度、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人员防护、消除风险隐患，做到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同步推进。
2、2020年6月13日下午，北京市四个地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分别是西城区月坛街道、房山区长阳镇、丰台区西罗园街道和花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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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范文2
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因此不少外出工作的人员，都是想要尽快回到家中的，毕竟回家过年，也是我们十分期待的。但部分地区疫情仍然还是处于严格执行中，而且多个地区要求，低风险地区返乡也需核检的。
春节疫情分析 临近春节期间，当然也有部分地区是要求人员就地过年，其中包含北京、南京等多地。北京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春节放假安排的通知”中提到，倡导市民群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另外，江西省上饶市、抚州市、新余市、赣州市等多地的最新春节疫情防控通告均提到，从通告之日起至3月15日，从省外来（返）人员，需要在抵达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不仅需要出示相关的核酸检测报告，期间还要做好个人健康监测，必要的时候自我观察14天时间，希望大家都要遵守相关规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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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范文3
（一）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潜力但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投融资主要依赖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社会资金没有相应跟进，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不平衡局面，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而处在欠发达地区的地方高校更是如此，对于地方高校这一准公共产品来说，想改变局势是非常困难的。
（二）地方高校 地方高校是指省（市）属高校和省辖市（地、州）属高校，这些高校是由省、市地方政府直接管理或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地方政府是其投资主体，中央财政及国家的优惠政策很难顾及到这些高校，其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地方高校的发展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财力。到2005年底，全国2089所普通高校中，有1978所为地方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近95%，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每年的招生数、在校生数及毕业生数均占绝对多数。
二、财务风险种类
（一）债务风险地方高校资金来源渠道及数量有限，要做大做强就必然存在相当大的资金缺口，地方高校要发展就必须想方设法填补资金缺口，会采取一些措施：一方面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拖欠应付账款。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实行大幅度扩招，地方高校成为扩招的主体，原有的地方高校硬件软件不能满足规模扩大的现状，而地方高校又想抓住政策契机发展壮大学校。对于欠发达地区高校来说，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要靠地方政府拨款；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财力水平低下，要统筹兼顾地方经济发展，财力不可能向地方高校大幅度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一方面纷纷采取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来填补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当前各高校使用的是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方式，在高校的财务账面上是看不出有多少应付账款存在，高校的预算是下拨到各部门，各部门超出预算欠下巨额债务难于统计，所以只有采取拖欠应付账款的方式暂时缓解资金压力。据统计，截止2009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2500亿元，地方高校就占据了2000亿元，在2000亿贷款中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平均每所地方高校达到3亿元以上，平均利息支出占学校总收入的20%，还本付息的压力成为高校相当重的财务负担。拖欠的应付账款中大多是购置大型设备、基建工程款，而这些都是在发生前需要签订合同的，一旦拖欠时间长了，对方会向法院，根据合同往往会是学校一方败诉，败诉的结果是学校不但要付诉讼费还要承担违约金或罚款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债务风险。
（二）收支不平衡风险地方高校的事业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学杂费的收取，学杂费收取主要集中在每学年开学初，但学校的日常支出则均匀发生在学年内各个时期，这就出现了事业收入的季节性与日常支出非季节性的矛盾，学校在向银行贷款时设立的还款日期是在每学年开学初，一些债权单位也会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在秋季开学初向学校收取欠款，而学校这时从表面上看上去资金比较充足，很容易出现集中收和集中支的局面。经调查，绝大多数地方高校春季学期资金非常紧张，忽视了日常资金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财务收入和支出在时间和数量上往往不匹配，从而使资金在中长期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不平衡风险。
（三）运营风险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相对独立的自主办学权利逐步得到加强，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内控制度不健全，没有得力的监控措施和手段杜绝私设小金库现象，校内很多部门利用学校的资源设备创造了收入，而这些收入并没有全额上交到学校财务部门。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现象严重，存在重复购置现象，比如办公用品、实验器材药品等都是没有计划地购买等。经调查分析，许多地方高校的资产账实不符，资产流失现象严重，从而形成了运营风险。
三、财务风险产生成因分析
（一）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拨款较低目前，我国教育财政支出偏重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中央财政主要是关注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及省部支持或共建的重点大学，而地方院校的教育投入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尚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对地方高校的教育投入较低。作为高校扩招的主体得到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经费的57％，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学生人均拨款最低的仅2700元，发达的地区最多可达10000元以上。因此为了改善办学硬件环境，增加教学设施设备，建设实习实训基地，搭建科研平台等，地方高校要做大做强就必须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这是产生财务风险的主要因素。
（二）地方高校会计制度不完善，内部监控不力目前，我国所有高校都是使用收付实现制的方式进行会计核算，在这种核算方式下，导致高校会计信息失真，因其不能准确反映会计数据，比如应收应付账款在收付实现制的方式下是不能反映出来的，使隐性的潜在的财务风险长期存在；固定资产不进行计提折旧，不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的使用现状，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基建账目单独核算，没有归入学校的大账，然而基建方面的应收应付款项数额一般是相当大的，一旦出现问题会使学校“伤筋动骨”；目前的高校会计制度不要求进行成本核算，如融资基本不核算融资成本和费用，往往融来的资金成本是非常高的。地方高校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重复购置严重，浪费过度，购置缺乏科学合理的计划安排，如各院系的计算机机房从构建之日起暂属于该院系使用，院系之间不能通用，导致了大量机房和设备闲置；化学、生物等院系使用的实验药品有些是相同的，同一种药品要购置两次，如果一定期限内使用不完就丢弃了，浪费了大量的实验原材料，使资源不能优化配置；内部没有一套完善的监控体系，这些都会导致财务风险的形成。
（三）地方高校财务管理者缺乏风险意识地方高校是国家公办的由当地政府出资而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学校花钱一直靠财政拨款，普遍缺乏风险意识，认为高校是国家所有的事业单位，不存在财务风险，即使存在财务风险也与自己没有关系，学校是国家的，兴衰都应该是国家的，因而一些地方高校一味地追求外延的扩张而忽略必要的控制，一些地方高校不顾自身的实力，采用超出承受力的融资规模，绝大部分地方高校未能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措施，以致地方高校丧失了“经济人”地位。高校管理者缺乏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是形成高校财务风险的主要原因。
四、财务风险防范机制建立
（一）转变观念，加大投资力度，突出地方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正规制度方面将会趋于统一，不同地区在市场制度上的差距将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制度，即人们的观念、习俗等方面。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培育市场文化，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促进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也是市场制度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在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进入大众化的过程中，地方高校要转变观念、理清思路，坚持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在强调放眼世界、面向全国的办学过程中，更应强调立足地方，坚定不移地培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优化地方人才资源配置，为加速科技成果向地方转化，形成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等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政府应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实际投入，尝试发行教育国债，或其他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应帮助高校化解财务危机。在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更应该将财力适当地向高校倾斜，有利于地方高校培养发展地方经济所必须的高素质人才。
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应该主要体现地方特色，即体现区域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需要，体现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地方特色是地方高校办学特色所应依托的重要基础。作为地方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在地方的自然、人文环境的产物，是地方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地方高校要创建办学特色，必须立足地方特色，凸现地方特色，服务地方特色。
（二）建立切实可行的财务预警系统 在高校现有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基础上，建立反应灵敏、及时的高校财务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财务风险的重要条件。设置相关量化指标，分析和评价学校办学资金使用的合理程度、财务管理水平和真实财力情况，及时揭示隐性问题，对潜在的财务状况风险及连带责任风险进行预警预报。高校要认真研究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根据资金市场利率走势和项目建设进度对资金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资金方案，通过优化资金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减少财务风险；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按照本息归还时间、额度要求，合理安排调度资金，避免因准备不足、资金周转困难而出现的延期还款损失。针对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来说，可借助于表1所示的风险指标进行预警。从表1可以看出，各项指标必须在参考值范围内运动，才可以合理规避财务风险。
（三）完善制度，加强监督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高校会计制度，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会计制度。根据高校财务的特点，建议将现行的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基础改为修正了的权责发生制核算基础。当前高校实行的会计制度虽然能够较为完整地核算和提供各会计期间的现金收支信息，但不能真实反映各会计期间高等学校的资源耗费情况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将学校的应收应付款纳入学校账目并在报表上反映，从而将学校的真实准确的债务能够在账目和报表上反映出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准确记录和核算资产的现值及未来现金流量限制。基建账纳入学校大账中，将学校的基本建设情况和工程款往来账在账目和会计报表中如是反映，给领导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是学校内部对会计控制的再控制，它通过评价会计控制来监督会计部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会计控制，从而力求将对学校财务状况的反映差错或财务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政府对高校目前面临的财务风险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指导、监控和监管。地方政府是地方高校借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地方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有责任对地方高校财务加强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地方高校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四）各利益主体加强重视 在地方高校财务风险中的利益主体主要是指政府、学校、银行三个利益主体，在高校承受着因巨大还本付息压力而产生的财务风险的同时，银行和政府应主动参与到地方高校风险防范这一活动中去，毕竟三者是在共生情况下使高校形成了财务风险，三者共同化解危机比起高校自身的努力会更加有成效，能够帮助高校尽早从债台高筑的泥泞中走向和谐稳定的发展。
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应改革目前高等教育两级办学体制，加强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的建设支持，尤其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高校的建设支持，以满足当初举办地方高校的初衷――富有地方特色并服务于地方经济；从高校自身角度出发，高校应积极通过土地置换、增收节支、拓宽筹资渠道等方式化解当前高校债务危机；从银行角度出发，银行给予地方高校贷款一定优惠政策，如贷款展期，或将短期贷款转换成政策性银行的长期贷款等措施。
政府、高校和银行是我国高等学校贷款办学博弈的主要参与方，虽然三者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但是任何一方的失误都可能导致高校借贷风险的加大。因此，高校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以防范其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胡琛：《浅谈高校财务风险成因及对策》，《财会通讯》2009年第3期。
风险地区范文4
关键词 地面沉降；风险指数；风险评估；风险区划
中图分类号 U45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4-0028-07
地面沉降是在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由于地壳表层土体压缩而导致区域性地面标高降低的 一种缓变性地质灾害，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永久性环境和资源损失，是地质环境系统破坏所导 致的恶果［1］。国内外对地面沉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因分析、监测方法、经济损 失评估、时空分布、预测、危害及防治对策等领域［2～7］。有些学者对地面沉降危 险性分级标准进行了探讨［8～9］；部分学者采用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和相应的指标 体系对广州市地面沉降危险性进行了评价［10］；Ki-Dong Kim等运用GIS技术［ 11］评估了废弃地下煤矿的地面沉降危害性；魏风华［12］进行了河北省唐山市地 面沉降危险性区划和地面沉降物质财富风险区划研究。然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尚无成熟先例。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是地面沉降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危害或不利影 响的可能性及不确定性的描述。为了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减小损失发生的影 响，必须进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天津市是我国地面沉降比较严重的区域之一， 地面沉降给天津市造成了多方面的危害，如建筑物下沉变形、开裂乃至破坏；市政给排水管 线的破坏；海水倒灌造成的地下水质破坏；地面标高损失，风暴潮灾害加剧；河流泄洪能力 的丧失；土壤的盐渍化等。研究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面沉降严重，并具备比较完整的 监测数据。因此，选择该区域进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天津市位于九河下梢，渤海湾西岸。整个天津和邻近地区处于华北断块盘地的东北部，从构 造分区上看西部为沧东隆起的一部分，东部则包括了黄骅凹陷的一大部分，由古近纪以前的 沉积岩层和古老的结晶基底，组成了本区的地质构造基础，长期以来缓慢下降，沉积了巨厚 的松散沉积物。
研究区包括天津市和平、河东、河西、南开、河北和红桥市内六区，以及东丽、西青、津南 和北辰四区，总面积2 054.01km2(见图1)。2005年底，总人口518.96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760.30亿元［13］。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流体资源，地面沉降已经成为研究区最为严重 的灾害之一，该区域1985-2005年累计地面沉降量最大达2.93m；累计地面沉降量超过1 000mm 的面积达623.88km2，占总面积的
30.37%；1985-2005年平均地面沉降速率为29.99mm 天津市控制地面沉降工作办公室.1986-2006天津市地面沉降年报。。
2 研究方法
2.1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
自然灾害系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的程度，对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自然灾害风险 指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自然灾害风险评估（Risk Assessm ent of Natural Disaster）是指通过风险分析的手段或观察外表法，对尚未发生的自然灾 害之致灾因子强度、潜在受灾程度,进行评定和估计，是风险分析技术在自然灾害学中的应 用［14］。
胡蓓蓓等：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4期[HT] 一定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是由自然灾害危险性(hazard)、承灾体的易损性(vulnerability)两 个因素相互综合作用而形成的［15］。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防灾减灾能力(emergen cy response & recovery capability)也是制约和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因素［16～17］ 。
自然灾害危险性，是指造成灾害的自然变异的程度，主要是由灾变活动规模(强度)和活动频 次(概率)决定的。一般灾变强度越大，频次越高，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损失越严重，灾害的风 险也越大。承灾体的易损性，是指在给定危险地区存在的所有任何财产由于潜在的危险因素 而造成的伤害或损失程度，其综合反映了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一般承灾体易损性愈低，灾 害损失愈小，灾害风险也愈小。防灾减灾能力表示受灾区在长期和短期内能够从灾害中恢复 的程度，包括应急管理能力、减灾投入、资源准备等，一般分为工程性防灾减灾措施和非工 程性防灾减灾措施。防灾减灾能力越高，可能遭受潜在损失就越小，灾害风险越小［18 ］。
基于以上认识，自然灾害风险数学计算公式为：
式中：Dr-灾害风险；H-危险性；V-易损性；R-防灾减灾能力。
2.2 GIS空间分析方法
主要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中的内插分析、重分类和栅格运算等。内插分析（Interpolate to
Raster）对矢量点数据进行内插产生栅格数据，每个栅格的值根据其周围（搜索范围）的 点的值计算。ArcGIS栅格分析模块中，通过栅格插值运算生成表面主要有三种实现方式：反 距离权重插值（IDW）、样条函数插值（Spline）和克里克插值（Kriging）。重分类（Recl assify）即基于原有数值，对原有数值重新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得到一组新值并输出；重分类 一般包括新值替代、旧值合并、重新分类和空值设置四种基本类型。栅格运算（Raster Cal culator）指两个以上层面的栅格数据系统以某种函数关系作为复合分析的依据进行逐网格 运算，从而得到新的栅格数据系统的过程。对多个栅格数据进行运算，常用于综合评价 ［19］。国外学者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地面沉降灾害时空变化进行了科学预测［2 0］，Ki-Dong Kim等［11］利用该方法对废弃地下煤矿的地面沉降危害进行了可靠 评估，本研究将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首次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评估与区划。
2.3 加权综合评价法(WCA)
加权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了各个因子对总体对象的影响程度，是把各个具体的指标的优劣综 合起来，用一个数量化指标加以集中，表示整个评价对象的优劣，因此，这种方法特别适合 于对技术、决策或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优选，是目前最为常用的计算方法之一［ 17,18］，计算公式为：
式中：Vj是评价因子的总值；Wi是指标i的权重；Dij是对于因子j的指标i的归一 化值；n是评价指标个数。
3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3.1 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的构建
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21］，区域自然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 子和承灾 体共同组成的地球表层异变系统，灾情是这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2）。
地面沉降孕灾环境主要受区域地貌类型、含水岩系、
水文地质构造条件和地下流体资源等共同影响，这些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加强或减弱地面沉降致灾因子，直接影响灾情。
地面沉降灾害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总体可以归纳为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自然因素中， 包括 构造活动引起的沉降、软弱土层形成的沉降以及地震活动等引起的沉降；人为因素中，过量 开采地下流体资源以及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等均可引起地面沉降。许多研究表明，天津地区地 面沉降最主要的致灾因子是过量开采地下流体资源和现代构造沉降［2,22］。
地面沉降灾害承灾体主要包括地面沉降影响地区的建筑物、地面标高、市政给排水管线等生 命线工程和人口等，他们的数量和质量（脆弱性强度）是地面沉降成灾的重要因素。
地面沉降灾害灾情是地面沉降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相互综合作用的产物，主要包括 建筑物下沉变形、市政给排水管线受损等生命线工程受损，以及由其间接导致的风暴潮灾害 加剧、土壤盐渍化、地下水质破坏和洪涝加剧等。
3.2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的理论，遵循科学性、综合性、主导性、层次 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指标体系包括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 力三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地面沉降灾害的特点确定因子层。
与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不同，地面沉降是缓发性并逐年累积的，因此累计地面沉降量是反映地 面沉降危险性的主要指标。此外，有些学者还用地面沉降速率来划分地面沉降危险性［ 9,12］。1986年以来，天津市通过控制浅层地下水开采量、调整开采层位和人工回灌等措 施，地面沉降趋势得以缓解；因此，年代越近的地面沉降速率越能反映地面沉降发展趋势 。为了反映地面沉降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对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 和200 0-2005年的地面沉降速率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出加权算术平均速率，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其权重 依次为0.1、0.2、0.3和0.4。此外，由于地下水开采是研究区地面沉降最主要的致灾因子， 虽然近年来研究区逐年压减地下水开采量，但是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研究区仍 将开采地下水，因此，地下水开采强度也是研究区地面沉降危险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即易损性的高低。社会经济发达的地 区，人口、城镇密集，产业活动频繁，承灾体的数量多、密度大、价值高，遭受灾害时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 相对损失率较低，但区域绝对损失率和损失密度都不会因此而降低。同样等级的灾害，发生 在经济发达、人口密布的地区可能造成的损失往往要比发生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地区大 得多。社会经济易损性分析一般以一定行政单元为基础，从而可直接利用各类统计报表与年 鉴［23］。由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可知，地面沉降灾害主要承灾体是建筑物、市政 给排水管线等生命线工程、地面标高等，地面沉降对这些承灾体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会直接 或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因此，本文选取了人口密度、单位面积GD P及建设用地比重三个因子来反映地面沉降灾害易损性。
天津市控沉工作主要围绕监测和压缩地下水开采量展开，因此，每平方公里水准测量公里数 和地下水压采量占开采量的比重是影响防灾减灾能力的两个主要因子；此外，随着一个区域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人口素质、文明程度、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区域科研水平、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等都会相对提高，区域总体防灾减灾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水平也能反映区域防灾减灾能力。
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见表1，各因子的权重利用特尔斐法确定。
3.3 指标的量化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的目标集分为5级，即低级、较低级、中等级、较高级和高级。评价 指标是数学模型中的变量，必须量化。因此，表1中的指标应进行无量纲处理和定量转化。首先根据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的贡献率大小，在Spatial Analyst中选择Reclassify进行重 新分类，将每个指标分为1、2、3、4和5五等，分别对应的风险等级为低级、较低级、中等级、较高级和高级（见表2）。如将累计地面沉降量分为＜300mm、300～600mm、600～900mm、900～1 200mm和＞1 200mm 5个 等级，当某个评价单元累计地面沉降量为＜300mm时，即重新分类 后 的取值为1，该指标对应的地面沉降风险性评价目标是低级；当某个评价单元累计地面沉降 量为＞1 200mm时，即重新分类后的取值为5，该指标对应的地面沉降风险性评价目标是高级 ；其他依此类推。
3.4 数据来源
天津市自1986年开始实施三年一期的控沉措施，并在国家原有高程控制网的基础上逐年增设 水准测量点，现已形成覆盖全市范围的地面沉降水准测量网。截至2006年11月，全市范围 内共有一等水准测量路线1 520.2km，二等水准测量路线4 855km，共有2 003个水准测 量点①。本文选 取19 85－2005年天津市水准测量点监测数据，计算得到每个监测点的累计地面沉降量和地面沉降 速 率，并利用ArcGIS9.1 中Spline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栅格单元大小为200m×200m，地下水 开采强度由1985-2005年地下水开采量计算整理所得；按区统计的人口、经济数据根据《天 津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13］；按区统计的建设用地面积来自《天津 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汇编》②；防灾减灾能力由截至2005年底水准测量数据和1985-2005年地下水 开采量计算整理所得。为保证良好的空间重合性，各评价因子数据图均在滨海新区地形图的 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形成统一的坐标系和投影系统。由于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栅格数据结 构为基础，实现各种代数和逻辑运算［24］，因此本文利用ArcGIS中F eatures to Raster功能将数字化后的矢量数据转化为栅格数据。
4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 划
对于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的评估应当遵循地面沉降灾害的形成机制，结合GIS技术分别对 形成 地面沉降风险的3个因子――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进行分析。首先利用ArcGIS的 空间分析方法对各个因素的因子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 灾能力分区图（图3～图5）；在此基础上，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WCA)，通过栅格运算得到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见图6)。
4.1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
综合考虑了1985-2005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地面沉降速率和地下水开采强度得到 天津市区及 近郊区地面沉降危险性分区图（见图3），由图3可知：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高危 险区和较高危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和西青区，低危险区和较低危险区主要位于市内六区和东 丽区， 1985年之前地面沉降严重的市内六区情况逐渐好转，市区地面沉降漏斗逐渐消失，初步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1986年至今市区采取了大量压缩地下水开采量等措施，多年来中心市区地下水 开采量维持在较低水平，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低于可开采量；而津南区和西青区地面沉降危险 性大主要原因是地下水开采以及地热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目前，津南区主要沉降漏斗分布 于咸水沽镇、津南经济开发区至葛沽镇一带，基本与图中津南区高危险区分布一致；西青区 主要沉降漏斗分布于杨柳青镇、辛口镇、张家窝镇、南河镇和大寺镇，基本与图中西青区 高危险区分布一致。
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建设用地比重得到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易损性分 布图（见图4），由图4可知：总体来说，市区的易损性比近郊区大，因为市区承灾体的数量 多 、密度大、价值高，一旦地面沉降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建筑物倒坍、生命线中断等灾难时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其中高易损区为市中心的和平区，低易损区为北辰区和西青区。和平 区是天津市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荣的区，2005年和平区的人口密度达43 845 人/km2，单位面积生产总值59 379.69万元/km2；而北辰区和西青区相对来说人口稀疏 、经济落后 ，西青区是研究区人口最稀疏的区，人口密度为556人/km2，北辰区是研究区建设用地比 重最低的区，其比重为32.87%。
单位面积生产总值综合考虑每平方公里水准测量公里数、地下水压采量占开 采量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得到天
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防灾减灾能力分区图（见图5），由图5可知：总体来说市区防灾减灾能 力强于近郊区，这与研究区实际控沉工作相符；此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 市区人口素质高、防灾减灾意识强、政府管理能力强，并且财政收入高，防灾减灾有充足的 资金保证。
4.2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数学计算公式和表1中的指标体系和权重，计算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 沉降灾害系统的风险度，应用GIS技术，编制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 （见图6），并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了分析。综合考虑各因子指数编制的地面沉降灾害 风 险分布有以下特点：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河镇和葛沽镇等地遭受地面沉降灾害的风险最 大，应该加强防御；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次高值主要分布在津南区最高值的及西青区的杨 柳青镇、辛口镇、张家窝镇、南河镇，这些区域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大，防灾减灾能力较弱 ，因此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较大；东丽区东北部和北辰区东北部是研究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度 最小的区域，这些区域地面沉降危险性较小，人口相对较少、经济相对落后，因此风 险度最小。
5 结 论
综合考虑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形成了一套基于GIS的从数据采集空间属性数 据库建立指标体系选择评价分析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体系；构建 了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建立了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的基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其 数量化方法。以天津市区及近郊区为研究区，构建了与地面沉降灾害相关的1:1 000 000比 例 尺空间图形数据库；以200m×200m的区划单元对地面沉降风险进行了空间分析，最终编制了 研究区的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
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价表明，高危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和西青区；易损性评估表明，高易损区 主要位于和平区；防灾减灾能力评价表明，市区防灾减灾能力相对较强，而近郊区相对较弱 ；风险区划表明高风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河镇和葛沽镇等地。由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目前津南区和西青区应该成为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防御的重点。
本研究主要是用来为天津市区及近郊区政府机构制定资源分配、制定高级防御管理计划决策 、提高公众对地面沉降灾害成因和控制方法的认识等提供帮助。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难 免有考虑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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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范文5
关键词：中部地区；城市开发风险；城市大规模开发项目；
一、研究背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城镇化增长一直保持在1%左右的高速状态，在改革开发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40年乃至80年所经历的城镇化过程。未来20年，仍将保持高强度的增长水平（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8%，2020年将达到57%，2030年达到65%）[[ 中国城市规划委员会著.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08―2009.[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P1]]。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和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客观上讲，中部地区将成为未来我国重要的城镇化增长区域，而快速增长、效率导向下的城市开发风险也孕育而生。
我国对于风险理论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城市开发中的风险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对风险研究的不重视，20年的快速发展在给城市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未来带来了诸多风险隐忧，深圳首先提出了“四个难以为继”[[李鸿忠.深圳市市委书记2005年在分析深圳发展问题时提出的观点，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资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人口压力难以为继、环境容量难以为继。]]。由此可见，在中部强势崛起之时，针对中部地区的城市开发风险研究，就显得意义重大。
二、中部地区的城市大规模开发项目背景特征
我国中部地区的范围为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西六省，构成我国的中原内陆腹地，承担着“中部崛起”的重任。其城市开发的主要背景特征如下：
1、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中部六省土地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53亿人（占全国27.2%），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2万亿元（占全国18.9%）。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城市开发中前期投资力度不足，开发硬环境的打造上相对落后。以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为例，受限于自身经济基础，中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的平均投资强度不足苏州工业园的一半，并直接影响到土地开发效益的落差，地均产值明显落后。
2、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大
与沿海地区相比，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更偏向于产业链的初中级环节。从各省市的主导产业分析中可以看出，研发和高端制造业所占比重不高，重型工业占据主导。冶金、化工等产业成为中部城市发展的较大动力，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十五”计划期间，中部地区由于城市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污水与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增长，大气污染物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频发，各省规划中的环境污染治理目标多数未能完成，而且差距较大。[[ 刘卫东等著.《200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中部地区发展的基础、态势与战略方向》.商务印书馆]]
3、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压力大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两河流域内孕育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河南的开封、洛阳均为多朝古都；湖北的武汉、襄樊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经统计，中部六省共有历史文化名城26座。而城市开发重点在于新区建设，而旧城改造工作相对滞后，各地在旧城区更新工作中所得到的政府财政支持十分有限，历史文化保护工作难度较大。
4、社会问题凸显
中部六省、总人口3.53亿，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社会保障压力大。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业机会不充分，中部地区曾出现大量跨省市打工者，形成“民工潮”，而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的发展机遇得到提升：“中部地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2015年前后会由人口的净流出区转化为流入流出基本平衡的地区”。[[王凯.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城市规划学刊，2006（1）：8]]大多数外出打工者最终选择返回家乡，必然会给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三、中部地区的城市大规模开发项目风险类型
城市大规模开发项目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特点，项目所面临的风险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多种风险分类方式。为了便于分析和管理，本文采用按照风险的起源与性质来进行归类：
1、规划风险
中部地区所得到的规划技术支持不足，往往不是规划研究的热点地区；同时，要理性认清城市的发展定位、主导功能和各类开发强度等问题本身具有较高难度。规划决策出现偏差，就会导致相应的风险隐患。各项规划是指导城市开发的重要准则，一旦规划本身出现错误，此后的一系列建设活动也将陷入误区。
2、组织管理风险
中部地区的城市开发管理经验尚浅，管理部门的工作水平与效率可以直接影响到城市开发工作，由于管理失误、组织协调不当也会造成相应的风险隐患。此类风险需要政府通过提高自身队伍水平来解决。
3、生态环境风险
中部六省具有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城市开发与生态承载力的矛盾较大。一方面，城市开发项目本身就常常排放大量的污染物或处理后的排放物没有达到环保要求；另一方面，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会带来城市与周边自然环境的隔绝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等。
4、社会文化风险
中部六省人口众多，城市开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值得关注。城市开发常常伴随着各种利益相关群体间的激烈冲突，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都值得关注。
5、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自然灾害、极端的气候条件或自然环境变化等自然因素给城市开发项目或城市本身带来损失的风险。中部六省内部湖泊众多，洪水隐患需要警惕。
6、政策法律风险
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六省的政策法律体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法规政策是城市开发的外部宏观环境，对开发行为可以起到约束和引导作用。当出现法规政策和开发行为不适应的情况出现，就会引发风险隐患。
7、经济风险
中部六省的快速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但开发项目建成后能否实现既定目标、回收成本、获得效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风险是指开发项目建成后与规划理想相差甚远，资金回收困难，债台高筑。
通过上述分析，中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开发项目的风险可具体细分为七大类，43小
四、中部地区的城市大规模开发项目风险成因分析
1、区位条件同质化，恶性竞争严重
中部六省的区位相似度较高，城市发展路径相似、性质趋同，同质化程度很高。“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提出，为中部城市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六省之间的区域竞争。在同等条件、同等机遇下，为了争取有限的发展资源，中部城市的相互竞争逐步恶化：降低土地价格和开发门槛、忽视周边环境影响等等。竞争的恶性化是造成开发风险隐患的罪魁祸首。
2、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选择
中部地区城市发展仍处于要素驱动向资本驱动的过渡阶段，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城市开发中也将经济指标作为主要评估标准，往往会导致城市发展的盲目性；其次，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仍然落后于沿海地区，比较优势不强，需要接纳“高能耗、低产出”的产业。
因此，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中部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必须选择以“保增长”为前提的城市发展目标，对于社会问题、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考虑则相对较少，这也是引发城市开发风险的重要原因。
3、“公众参与”程度低
目前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开发中的“公众参与”多数只限于市民对于项目规划结果的知情权，而前期决策制定阶段和后期实施建设阶段的参与程度较低，没有起到应有的社会协助和监督作用，从而造成相应的城市开发风险隐患。
4、城乡规划管理的失效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中部地区的城市建设工作造成了重大冲击，政府对城市开发的控制力明显不足，而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城乡规划和开发管理的失效现象。
规划的失效性主要体现在现实针对性和未来导向性的脱节，规划编制过程中对现实条件理解不够，城市开发目标脱离实际，难以实现；管理的失效性主要体现在规划意图与实施过程的脱节，开发项目没有按照规划意图进行实施，因此引发开发风险。
五、策略与建议
1、多目标决策下的城市开发
任何错误的决策或行动都可能导致风险，但是各类风险的影响因素未必趋同，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项决策或行动的发起，可能提高了某种风险的发生几率，但同时也有可能是降低了另一种风险的触发概率。例如，在新区开发中，选择区位条件较好的自然湖体周边开发度假旅游项目，项目开发可能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可能引发生态环境的污染。
因此，在做出开发决策或行动时，要综合考虑多重角度，建立多目标协调下的开发决策，要在平衡各类风险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系统性选择。
2、群体决策下的城市开发
风险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往往超越项目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界限，一方面，其影响范围会超越项目本身，对地区整体发展起到副作用；另一方面，其影响周期也会延长，对地区未来发展造成隐患。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的施力方并不一定是风险的受力方，更有甚者在不知情的前提下遭受风险损失，而实际上应对风险负责的单位却相对获益。
因此，在制定可能造成风险的决策或行动时，要考虑到各利益主体的实际需求，通过群体决策的方式来确保行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3、面向风险的城市规划编制改革
为了更好的应对城市开发项目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城市规划编制应进行改革：以预防和规避风险为理念分析和制定城市规划方案，形成面向风险的规划成果；抛弃传统的理想蓝图式规划，编制出以可操作性为导向、与开发实践紧密结合的规划设计成果；完善基于风险的规划预警指标体系。
4、面向风险的城市开发管理改革
为了更好的控制和管理城市开发风险，政府应在开发管理领域进行积极改革：在大规模开发项目中成立统一的开发管理机构，并融入风险管理内容；建立信息管理平台，资源共享，确保各部门及时获得开发信息。
六、总结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廖尔.P.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历程中可以看出，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开发风险，而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都困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当今之际，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中部六省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风险问题也必然成为中部地区政府和规划学界所关注的掣肘问题，这也是本文围绕中部地区的开发风险展开研究的原因所在。“亡羊补牢”只是权宜之计，“防患于未然”才是中部地区城市开发风险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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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地区范文6
2015年底，中央的经济工作为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埋下伏笔，而且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多次强调此项政策的重要性，并提出要“因城施策”。2016年初由于一二线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3月两会中再次使去库存政策成为政协委员的热议话题。因此，明确其去库存的重要性，关键还是要看其实施路径的选择，去库存是否真正能惠及到百姓，是否能有效分散房地产金融风险，还是会衍生额外金融风险，值得学者深思。
1“去库存”政策提出背景
2015年，房地产业仍延续2014年调整回落的态势，实体经济处于不景气状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每个月住房待销面积同比呈增长态势。这就意味着房地产业在受个方面因素影响下，市场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场面，而且房地产业本身为建设周期长、前期投资多的行业，主要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存量的增多，不仅对房地产业发展不利，无法售出导致行业不景气，更是对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挑战。高库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2015年底至2016年两会，去库存政策应声而出，成为中央部署未来五大经济任务之一。在十三五规划当中，中央明确提出未来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那么，作为中国金融业影响巨大的房地产行业必须在未来做出相应改革，通过去库存政策来优化房地产供给侧结构，从而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2去库存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房地产业是金融领域的龙头老大，其良好发展能够给金融市场注射一支定心剂。而如今，潜在的交集性金融风险隐藏于房地产高库存背后让我们不得不重视。地产行业的经济下滑，不仅对其上下游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水泥钢筋等增速的影响，而且其波及众多个行业领域，如建筑业、银行业以及众筹融资背后潜在的风险。建房买材料等都需从银行融资，而居民储户购房也需从银行贷款，若不去库存，那么这部分滞留资金将无法收回，且大大缩水，从而引发房地产金融危机。因此，去库存能有效分散房地产金融风险。
倘若去库存实施路径选择错误，必将引发新的金融风险。由于中央政策的引导性，短时间内一二线城市再次将关注点放于地产，使得房地产热景象重演。据统计，春节过后上海豪宅再次被抢售一空，深圳房价也小幅上涨。这种由开发商、投机者炒作房价的行为使得政策违背初衷，没有将房地产引入正规运行渠道。而投机者利用高杠杆、众筹等配资，不惜血本再次砸入房市，会加大因住房价格虚高而形成泡沫的可能性，很容易再次衍生金融风险。因此，政策的导向性必须正确，谨防额外金融风险的发生。
3实施路径的政策建议
3.1去库存力度要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匹配
纵观去库存政策被中央提出后，各地政府都纷纷采取措施推动政策落实。但针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城市，政府应当区别对待，即去库存的实施力度要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匹配。近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再次上涨，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动静不大，主要原因2--是一线城市人口流动规模较大，而三四线城市流入人口少，对房地产需求较小。若单纯推动房地产需求侧，去库存政策只能维持短暂时间。因此，必须时时测度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其经济水平，改善房地产供给结构，如暂缓商品房的增建、改造经济适用房等，以补偿费用或公积金房贷等来刺激流动人口的购房需求。
3.2避免房地产投机性套利活动
政府实施去库存政策的同时，要谨防房地产机构或个人投资者的投机套利活动。中央之所以提出去库存政策，是想让房地产业在盘活存量的同时行业发展趋于稳定健康，但若出现机构或投资者的投机性购房行为，短期中炒作买卖会浪费房地产存量的合理配置，且其中会再次哄抬房价，衍生房地产金融泡沫。金融机构应当加强监管，引导房地产机构从事良性经营，杜绝场外配资或利用高杠杆来投机套利。
3.3加快税法体制改革
去库存政策实施主要在于拉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以及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但因其本身经济水平较低，政府应当给予住房购买的相应扶持政策，而税收优惠政策恰好可以起到区别对待作用。通过减免房产税、营业税等，既能鼓励房地产行业增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减少楼房改建增建成本，拉动房地产企业的去库存积极性，又可以鼓励低收入群体购房需求，降低其购买成本，达到盘活地产存量进而将资金配置于实体经济中的目的。
3.4提高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房地产的高库存量不能仅落实于居民储户的消化，政府部门应当承担部分产量的消化。在减少商品房、保障房等，增加经济适用房同时，居民储户是经济运行的主力军，各级政府也应积极购置存量。开发商部分建造于优良地段或无法解决的库存房产，政府可购置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通过提高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政府可将房屋改建为城市公共服务等设施，完善城市基础建设。既能有效解决去库存问题，又能使城市居民福利指数提升，提高城市发展水平且多项城市建设可能会增加公共财政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