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看戏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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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看戏范文1

“今天,我好紧张。以前我参加那么多电影会,都没这么紧张过。”姚晨坐在南方都市报记者对面,回想她在“世界难民日”新闻会上的表现,“也许我心里觉得这件事太神圣,生怕做不好,不能让更多人了解难民的一切”。

6月19日,“世界难民日”前一天,北京,联合国难民署(UNHCR,以下简称“难民署”)驻华代表处举办中国区新闻会。活动伊始,难民署纪录短片,是在姚晨5月赴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时拍摄的。

工作人员如此介绍姚晨的身份: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亲善大使―今年是她成为“亲善大使”的第二年,也是她为难民署工作的第5年。“这个‘合约’,难民署一次只签一年。他们挺谨慎,是我见过的最务实的机构。他们觉得,万一你明年不想做(代言人或亲善大使),那就不做,没有合约限制你,也许还有惊喜……”

从2010年至今,惊喜一直都在。5年里,姚晨从最初的“中国区代言人”升任“亲善大使”,今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5年里,她自费探访了菲律宾、泰国、埃塞俄比亚和黎巴嫩的难民营,在微博上讲述每次探访的故事,拍摄了难民的纪录片;她遭遇了“明星做公益都是作秀”的质疑,“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在帮我回复质疑了,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会现场,姚晨说出上面这段话。之后,她接受专访,记者提及这一幕时,她沉默半晌,“有工夫哀怨,还不如抓紧这点时间去做事。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就能想起难民署正在做的工作。”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姚晨,听她讲讲和难民在一起的这5年。

1.

(姚晨口述)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在难民署工作的好朋友。我曾在微博上和一个名叫“纯蓝墨水2010”的ID互动过,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2010年就是她来找我当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现在她被派驻到孟加拉国了。难民署的国际职员面临由于岗位需求变化、每几个年头就要举家迁移到下一个派驻地区的常态。我有时觉得他们更像流离失所者,他们心里的不安全感可能挺强烈。

我特别佩服这些工作人员。我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的人就住在集装箱里,大太阳烤着,很艰苦。他们常年在一线工作,工资也不高,默默无闻,但是,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自卑和怨气。

2011年,我到泰国梅拉的难民营探访。难民署在当地的接待人是位名叫Kitty的老太太,她做过30多年战地记者,后来到难民营当外交官。Kitty很严厉,谁迟到一两分钟都会被她严厉批评。她严谨到什么程度?我们抵达曼谷机场前,她提前一天从机场坐7个小时的车到难民营,只是为了把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排查一遍,确保我们能准时完成探访。然后,她再从难民营坐7小时车回到机场接我们……她60多岁啊,太让人佩服了!我们全都非常爱她。

今年陪我们去黎巴嫩难民营的,是李三古大姐。她以前是外交官,非常厉害的,有次在国际会议上,她被40多个国家的人围攻,三天三夜没合眼,“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说服我”。后来她选择了难民署的工作。李大姐特别感性。有次我们探访难民营学校,遇到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一直躲在妈妈怀里,一动不动。孩子妈妈给我们讲她的经历,李大姐做翻译,译着译着就哭了。小女孩以前特别活泼好动,在一次炮击中,她的家被毁,小女孩吓得从此不敢离开妈妈半步……李大姐说,4岁的孩子不愿玩耍了,说明她的童年就此被毁了。

这些难民署的朋友,今年见到,明年就不知道派驻到哪里了。有时想想,挺难过。

2.

2012年,非洲受灾非常厉害,难民问题也非常严重。难民署希望国际社会把关注点优先放在非洲地区,他们临时把其他地区的难民署代言人调配到非洲。那是我第一次“跨区探访”。

非洲传染病很严重,我们探访小分队去之前要打疫苗。打完疫苗,别人都没事,只有我出了问题,那是我长这么大病得最重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姚晨,你还去吗?”我想想,不去怎么办呢?行程和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一咬牙一跺脚,“大不了死那儿!走吧!”结果,到了埃塞俄比亚,我忙活了两天,居然很快就恢复了,生龙活虎的。

后来我才知道,难民署对那次探访非常紧张,我们去的那个难民营是几个月前新建的,就在我们抵达的前一周,难民营内部还发生过枪战―联合国的安保级别从A-F分7级,那时,当地的安保已经升为D级,也就是仅次于战场的级别。

今年,我们到黎巴嫩探访叙利亚难民,当地情况更严峻―这些年来我从未见过进难民营要经过像那次那么多道盘查的,安保人员拿着扫雷器,绕着我们的车一圈圈地扫。我发现,这次我们的难民署越野车不像以前一样有“UNHCR”标志,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他们说,当地会特意攻击国际救援机构的车辆和驻地,以此引起更大的国际影响,所以不贴标志是为了避免成为“目标”。

当地难民署办公室是由集装箱改造的,外面垒着很厚的水泥墙,为了防范汽车式炸弹。我们在黎巴嫩的那个星期,附近发生了枪战和自杀式爆炸袭击,我挺担心的,不是怕自己会怎样,是担心队员出事……

这些年陪我去探访难民的队友,有的是来自新闻媒体的记者,他们最初和我一起探访难民营只是新闻任务,但后来每年都会自发加入,几年下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战友了,没什么比经历苦难过后的友谊更坚固的了。

3.

2010年,我成为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2011年,我在菲律宾马尼拉第一次见到难民。他们在当地生活已经很多年,生活很体面,但他们和我们聊起战争,说直到现在还会做噩梦,盖房子会在外面布上铁丝网甚至电网……他们是一群非常没安全感的人。

比这些难民的噩梦更可怕的,是我们随后几年探访的难民营。那里的严酷太直接了,直接到有种“掀你一跟头”的感觉。

两年前的埃塞俄比亚“跨区探访”对我冲击最大。那天,我们乘坐联合国飞机降落在难民营的“简易机场”,走下飞机,赤道明晃晃的太阳照得我血液都快沸腾了,满目荒漠,只有一种非常小的植物紧贴地面生长。

非洲难民的生存质量极低,小孩的存活率更低,难民们为了延续自己的家族血脉,只有不停地生小孩。我们在难民营里聊天,他们任由苍蝇落在自己脸上、身上,赶都不赶。我忽然有种感觉,在这里,人命的价值跟苍蝇一样。

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院里和一家人聊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毡子上,很宁静很舒服。那家有个小男孩,他蹲在我旁边,大眼睛特别漂亮,睫毛长长的。他害羞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低头,我也跟着低下头……我一下子看到他小腿上溃烂了一大块,停满了苍蝇……我周围的空气瞬间冷下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完全被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我看着那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生命,活生生地在你眼前,可你不知道他的生命会在未来的哪一刻忽然消失。我看着他们,一下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今年我们还到了黎巴嫩。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邻国叙利亚的内战已经打了4年,120万难民涌进黎巴嫩,而黎巴嫩自己的人口才400万。如果再这么下去,这场战争等于要摧毁两个国家。

在黎巴嫩南部难民营,我遇到一家人。母亲是位孕妇,带着6个孩子离开了叙利亚老家躲避战乱。5个月前,她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坐着的那个帐篷里睡觉时,因电路起火被烧死了……孩子小小的遗像挂在帐篷角落里,母亲说,照片是在叙利亚拍的。说这些时,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包括悲伤。

4.

这5年,我见过太多难民,他们的生存状况实在糟糕,但他们因此爆发出来的能量让我非常震惊。

2011年,泰国梅拉难民营,我们遇到刚从缅甸逃过来的一家人。在缅甸时,男主人在睡梦中被当地武装抓走做壮丁。他实在走不动,被人拿枪射穿大腿,毒打一顿,他昏死过去,武装人员把他丢在一旁走了。他醒来后,在森林里走了一个星期,渴了喝溪水,逮到什么吃什么,终于逃到了泰国难民营。

在梅拉难民营我还遇到了一个小伙,挺帅气的,大家都叫他“小张震”。他跟我说,他特别想当建筑师,但难民营里没有书读。我回国后,买了厚厚的几本建筑学方面的书,托人偷偷带给他。我想过自己出钱帮难民营建立小小的图书馆,可泰国难民营是由当地政府管理的,他们不允许这么做。

2012年,我在埃塞俄比亚遇到过一个“艺术之家”,那家的孩子都很有艺术天分,小小的帐篷里有一块专门的地方放他们的画作。我探访这个家庭时,孩子们送了我许多画,其中还有我的肖像……我都快哭了,他们一无所有,还在想着馈赠礼物给别人。这些画至今都在我家里摆着。这个家庭是我探访过的、唯一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家庭,他们后来搬离难民营,到城市里正常工作和生活了。

我要看戏范文2

――台湾人民“翻墙”看CCTV

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最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大陆频道之一,竟然是CCTV戏曲频道。因为大陆电视至今仍不允许在台湾落地,不少民众为此只能“翻墙”,装上卫星天线一饱眼福。

“台湾没有我要看的节目。”家住台北的吴女士说。吴女士祖籍河北,父亲爱听河北梆子,她则喜欢京剧和豫剧。以前,父女俩经常为“过戏瘾”烦恼不已――这些所谓外省戏曲在台湾是冷门,少有戏院上演,在岛内百余个电视频道中也难觅其踪。 有朋友建议吴女士装一个俗称“小耳朵”的卫星电视天线,可以直接收看大陆的CCTV戏曲频道。于是她找到了安装卫星天线的业者,“小耳朵”果然帮上了忙――她能够收看CCTV-4、戏曲频道以及湖南卫视等11个大陆频道,而这些频道在台湾尚未获得新闻局的落地播出批准。也就是说,吴女士在用卫星天线“翻墙”看大陆的电视。

看戏曲,自然不是台湾民众“翻墙”看电视的唯一原因。家住台北市牯岭街的林先生,长期收看大陆的新闻节目。他认为,台湾媒体比较缺乏国际观,国际新闻的比重太少,而大陆的电视新闻眼界则要开阔得多。目前在台湾装一套“小耳朵”和解码器,加起来不超过1万元新台币(约合2000元人民币)。林先生所在的社区,不少邻居都装了一套。

“等于是花点儿钱,多几个频道可以看。”林先生称,“小耳朵”给他的家人带来不少大陆连续剧,让家人天天追着看。近年来,大陆剧广受岛内观众的追捧,目前台湾共有8家较为主流的电视台,都在晚间8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大陆剧,平均收视率都能达到2%以上。不过,台湾引进大陆剧的成本并不低:“中国电视公司”(中视)于2011年7月25日引进新《水浒传》,每集费用达到了8000美元。这使得台湾引进大陆剧的能力有限,而民众又觉得不够过瘾,就干脆装上“小耳朵”,直接上大陆频道去看电视剧了。 (据中军网相关资料整理)

“整本书中,乔布斯一共哭泣157次,其中,哭倒在地25次,大哭并尖叫34次,泪流满面42次。”

――好事网友对译作《乔布斯传》理性挑刺

2011年10月24日上市的《乔布斯传》首周销量达67.8万册,20天的总销量就达100万册,如今依然位居国内外各大网站图书销售排行的榜首。虽然上市当天,不少网友在微博上批评中译本“翻译得太烂”,有的读者甚至自发为乔布斯的情书充当“权威翻译”,但随着更多读者展开细致的阅读,他们开始变得理性,挑翻译的错更具体,也更实在。还有认真的网友甚至统计出书中乔布斯一共哭过上百次。(据东方网相关资料整理)

“如果你的婚姻出现什么危机,交给我们处理,肯定让你满意!”

――京城“赶走小三”生意红火

“情感危机管理”这项业务最近非常红火。据业内人士小李称,很多女人为挽救家庭不计成本,一单生意动辄十万、几十万,利润丰厚,年底更是迎来“旺季”。

小李表示,“情感危机管理”业务具体可以分三步走,一是找出“小三”,搞清楚她的姓名、年龄、职业等基本情况;二是调查老公和小三的交往频率,随时掌握二人行踪动态;而第三步是关键性的,“一方面我们会在顾客老公和小三之间制造矛盾和误会,促使他们分手,另一方面我们会请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指点顾客,如何掌握老公的心态,讨得他的欢心。”

具体实施中包括安装窃听软件,更有甚者是找一个够范儿的“女性杀手”,搞定小三,然后立刻消失,而这名“女性杀手”的佣金高达10万元。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杜胜祥表示:“如果婚姻内部的问题不解决,灭掉这一个,还会有新的第三者出现。”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张雁峰律师则指出:“情感危机管理”的种种手段,已经涉嫌侵犯隐私权,甚至有可能构成勒索、诈骗等刑事犯罪,风险很大。(据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

“老佛爷百货门口排队的全是中国人,这绝不是谣传。”

――奢侈品巨头“老佛爷”再次挺进中国

对于到巴黎旅游的中国人来说,行程中往往有一个必备项目:去大名鼎鼎的老佛爷百货购买奢侈品。“老佛爷百货门口排队的全是中国人,这绝不是谣传。”曾在老佛爷百货供职的Season Zou说道。然而不久的将来,中国购物狂们也许不需要再远赴巴黎扫货,因为老佛爷百货的亚洲第一家店将落户北京西单商业街。此次老佛爷“杀”进中国市场,将走大众路线,面向各界消费者,提供不同价位、种类的商品。看来,为了“收买”中国消费者,老佛爷还真是铆足了劲儿。(据《中国服饰报》相关资料整理)

“革命的道路上有你我,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名义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我要看戏范文3

对于清冷的京剧票房来说,张火丁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盯着对岸,就会忘记脚下的深渊

1971年元宵节,张火丁出生于吉林白城。父亲张一戏校毕业,就职于白城文工团,后来调到评剧团。哥哥张火千四五岁时就表现出戏曲天分,会拉“云手”、演小,8岁考上戏校学京剧,是妹妹心中的榜样。

父亲一度怀疑把张火丁的名字取坏了,火里淬丁,一听就很辛苦。幼年的张火丁表现出对京剧的强烈兴趣,父母鼓励她考戏校,但这条路的曲折程度超过了想象。

10岁开始,张火丁连考三年吉林省戏校京剧科,每年都失败。没人认为她有学京剧的优势:她声音略沉,身形也不算好,五官中正,但过于清淡,存在感不强。然而张火丁丝毫不放弃,选择了“曲线救国”。13岁,她进了天津廊坊市评剧团,唱着评剧,心里爱着京剧,练着评剧的大嗓,再偷偷地吊京剧需要的小嗓。张一来看女儿,张火丁要他带自己坐七个小时火车去考辽宁锦州戏校。张一心绪怅然:再考不上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女儿,也许我们不是这块料?

几番思量,父亲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回到廊坊,帮女儿把评剧团的稳定工作辞了,在北京请了位叫王兰香的老师给女儿做一对一的京剧辅导。这就是父亲的支持,让张火丁在扔了铁饭碗又没学可上、最有可能沮丧与惶惑的时期里,仍然和自己的爱好忠实地在一起。

有一天,张一在《戏坛》杂志封底看到天津戏校校长马超的名字,他给对方写信,大意是:小女酷爱京剧,已辞职在家学戏,目前会唱两出剧目,希望能进贵校深造,望校长可怜天下父母心,成全小女一生心愿。1986年,15岁的张火丁终于成为天津戏校京剧科的一名插班生。她被安排进一个代培班,同学普遍比她小两三岁,都已正经学了起码两年戏。张火丁成了戏校历史上第一个自费生,也是最勤奋的一个。

年方二八的年纪,张火丁的执著与年龄严重不符,但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子――盯着对岸,就不会在意脚下的深渊。

命运总有一场隆重而神秘的安排

从天津戏校毕业后,张火丁和哥哥被分配到了战友京剧团。这是一个有些边缘的剧团,没多少演出机会,年轻演员几乎无事可做,兄妹二人每天唯有练功。在可见的时间里看不到未来,但兄妹俩丝毫不焦虑,泡在空荡荡的练功房里,日复一日。有时,哥哥问妹妹:“你着急不?”这个在哥哥眼里笨嘴拙舌的妹妹面无表情地对哥哥说:“我觉得练在自己身上,谁也抢不去。”妹妹说这句话时,哥哥很想哭,不是难过,而是庆幸妹妹内心如此强大,这份坚定让他对那摸不到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天津戏校后期,张火丁开始比较专注地学习程派,她并不细亮的嗓音,和偏于颓郁、剑走偏锋的程派更为相称。程派青衣里,她最崇拜的是当时侨居美国的程砚秋(程派创始人)亲传弟子赵荣琛,后者68岁饰演《荒山泪》的录像被张火丁看了无数遍。就在那段她反复观看赵荣琛的录像带、独自揣摩的日子里,突然接到程派艺术研究会的电话,对方问她是否愿意跟赵荣琛先生学戏。张火丁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惊得半天说不出话,她至今认为,这是命运对自己最隆重而神秘的垂青。

第一课,赵荣琛就教了《荒山泪》。在录像里推敲过千百遍的动作出现在面前,张火丁“连话都不敢说”,在心里的神面前,她永远只敢坐一条椅子边。赵荣琛老师家的沙发背她从来都不曾靠过一下,有种敬畏从心蔓延至肢体。以至于师父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再提起他,作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张火丁依然会下意识地挺直腰板,一脸严苛。

1998年,张火丁调入国家京剧院,张火千也随即转来。两年后,院里提议,给张火丁成立工作室,建立个人品牌。工作室最初只有他们兄妹俩和一个胡琴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山东一个地方剧院庆祝百年,有人找到了张火千。兄妹俩于是从三团借了十几个人,背着服装,赶往济南,张火丁主演。没想到演了两场,大获全胜。团里之前有七个月没发工资,这两场戏的收入把欠职工的钱都发了。

回到北京,工作室被邀请参与电视剧《青衣》的拍摄。至此,工作室演出密度很大。一年大概有一百场,到一个地方演两场,剩下的时间全在路上。其中的辛苦,张火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害怕。可是,张火丁对此反应淡然,她只对自己的戏专注,其他的事都不放在心上。

戏评人朱秀亮第一次看到张火丁的表演是在电视上。那是1994年,其时23岁的张火丁名不见经传,挥着水袖认认真真扮着《锁麟囊》里的薛湘灵。朱秀亮是河北人,从小听着戏长大,他看了几分钟,已预料到这位年轻的青衣会有一个不可限量的未来。首先是她的极度规范,所有的唱念做打,毫无随意性,没有流露出一丝懈怠。其次是她的气质,一个字:静。

不是悄无声息的静,而是水滴石穿的静,“隔着荧屏都能传递出来”。

“她就是京剧界的王菲啊。”十年前,央视戏曲频道主持人白燕升,凭着一双毒眼把张火丁给归了类:拥有最大公约数的受众,以及,以某种看起来并不热情讨好的姿态赢得了普遍喜爱。

站在泥里,仰望月亮

尽管舞台上的张火丁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可生活中的她,低调到令人抓狂的地步――家里没有电视,不会上网,没有微信,很少接受采访。粉丝在网上为她建了个论坛,名叫火之丁丁。有人将网友对她的评价打印给她,她看了,不置一言。这份高冷丝毫不影响她的票房。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沉默、微小、喑哑的戏曲市场,张火丁是火炬一般的存在。绝大部分戏曲演出有赖于政府的补贴,只有她有着如流行歌手一样的票房号召力。她吸引的不仅仅是京剧票友,还有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粉丝――懂戏的人爱她的戏,不懂戏的人爱她的其他。

《游园惊梦》的导演杨凡曾从台北飞到北京看张火丁的演出。他记得当张火丁唱到《锁麟囊》的“春秋亭”一折,几乎每一句唱词都被台下的喝彩声淹没。五次谢幕、两次加唱,这是京剧吗?疯狂的观众看起来更像是在参加偶像歌手的演唱会。杨凡后来在他的新书《浮花》里写,剧场里,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一开始让他觉得打扰,但当他回过头,看到满场年轻的脸时,他先是感到震惊,继而开始原谅。这是青年们的方式,他们看戏、拍照,发到社交网络上,在朋友圈“重放”,完成二次传播――而京剧能有多少机会变得这么年轻?

2015年9月,张火丁将京剧带到了纽约林肯中心。寇克剧院的2500张票一早售罄,《纽约时报》称她为“北京来的大明星”,用的是和1930年报道梅兰芳访美演出一样的口吻。

出版人张立宪自称是个严重偏科的戏迷,偏爱老生,并不关心青衣,直到一次别人送了套张火丁《春闺梦》的戏票。那晚,他坐在长安大戏院狭窄的座椅上,看着台上那人水袖来回间只有两掌那么薄的侧面身影,如坠梦中。2006年,天津戏校五十周年校庆,张火丁应邀回母校演出。这是张立宪第三次在现场看《春闺梦》,当四周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他无法不想起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和段小楼第一次见识到角儿那幕情景。他在发给朋友的短信中如斯说:一种和一个角儿生活在同时代的荣幸,好听惨了!

也是这场演出,让张立宪起了要给张火丁做一本画册的念头。他坐在剧场里,不断被内心涌起的一种近乎痛惜的伤感情绪打扰,美的绝对如同它绝对的易逝,他想保留它们,哪怕以非常奢侈的方式。

斥巨资为偶像做一本书,算不算人类追星史上最痛快的行为?从2006年开始筹备,到2010年初,《青衣张火丁》成书,张立宪为此前后投入四年,耗费超过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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