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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制度范文1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3）07-0039-01
党的十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为现代化为目标的新四化，全部涉及到“三农”。从此看出农村改革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唯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民已不再以务农为就业，农民也不再以农村为居住地。农民脱离土地，进厂打工，进城务工异地务工就业。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土地不断规模化集中经营，土地流转。沪郊农村土地消耗不断增加，农村土地不断被征用，农村在短期内“村转居”，农民已经远离农村。此外，在沪郊农村，又有大量的非本村村民进住本村即新村民。按照现行的基层自治体制，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农村村集体拥有一定的财权，自行承担村务管理费用和其他支出。所以，站在村民自治视野下，现行的农村集体所有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成为城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体现着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过程中，村民自治主体的多元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从村民自治向城镇居民自治转化的法律及政治取向。所以，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又一次诠释，这不仅关系到数量庞大的农民现实经济利益，也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程度，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城镇化的进程与质量。
一、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已经影响到村民民主自治的发展
1.体现在空壳村无法进行正常的换届选举
沪郊农村随城镇化的发展，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人口，1978年为453万，到2010年157万；农业从业人口从1978年的210万人，降到了2010年的34万人。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涉农有八区一县，其中中心城区徐汇、普陀、闸北、杨浦、长宁5个区6各镇涉及集体资产。从金山区来看，靠近新城区、新市镇的建设，农村土地早已征用完毕，农民从户籍上讲已经转为非农，村委会已成为我们平时讲的“空壳村”，其原因就是因为原属于村集体的资产未处置的结果。根据《村组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于村集体资产处置的滞后，已经影响到了村民自治。在金山区2006年的第8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按选举意见要求，“凡80%的土地被征用，80%村民动迁，农户不足200户的村，镇（乡）政府可以向区政府申请，由区政府审批可以暂缓选举”，当时有8个村暂缓选举；2009年的第9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全区有3个村暂缓选举，这三个村都是因为征地问题突出而暂缓，其中一个村自2002年开始，连续三届村委会未换届，成为村民自治的“难点村”。到2012年换届选举，这些选举困难村，基本都是通过并村的方式避免暂缓选举的尴尬。最起码的民主选举都无法实现，如何谈民主监督？
2.体现在空壳村村民无法进行正常民主监督
上海市到目前为止，在中心城区的闸北、普陀、长宁、杨浦和徐汇5个区6个镇有农村集体资产。在推行“三个集中”过程中，因历史和村民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职能的差异，村集体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征地补偿，有相当数量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资产，这部分资产随着村民城镇化，原来的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村民自治的功能村民对村委会的监督也越来越弱化。相对于过去将来讲，处于无村民监督的相对真空状态。之所以说是相对真空状态，是因为从形式上讲还有镇相关部门的代管或托管，村民的监督缺失，有个别村城镇化后村民分散在十几个新建居民居住小区，原来一千多户人家现在只有不足百户户宅基地未动迁，土地也基本征用，村民基本农转非，同时享受了小城镇保险但户籍依旧在村里。由于村民居住分散干群之间联系沟通困难较大，很难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等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3.体现在村民作为自治主体的利益难以保障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村转为居民后，村民变成了双重身份，从居住地讲是居民，村户口登记讲又是村民，因为大多数村民虽然户口转性，但因集体经济利益的关系，户籍任然在本村，这些人接受的是双重管理，即居委会和原村委会的管理，每遇到基层自治组织换届选举，大多数村民选择回村参加选举，有的镇只能以管委会的方式代管。整体动迁的村，有的地方仍然是村委会建制，有的地方索性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块居委会牌子，一块村委会牌子，这样的“以村养居”，本来应有财政承担的居委会管理费用，仍由村委会承担，等于是转嫁村民身上。在调研中发现，广大村民共同长期积累起来的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没能体现在共同享受，只是少数村民收益，就是那些贫困村民和相对贫困的村民，使得绝大多数村民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二、“新村民”参加村民自治，为未来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增加更多变数
从沪远郊金山区的角度看，也属于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郊区，虽与近郊相比，还属于一个农业占比重比较大的区，但随着上海石化的扩建与发展，新城区、工业园区和上海漕泾化工区建设的发展，二、三产业发展相对发展也比较快，也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名人员。比如金山工业区规划之内的亭林镇亭东村，全村总人口3525人，外来人口就达10000多人。《村组法》第13条第三款规定，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也可以参加选举（这部分人称之为新村民）。这样无形之中扩大了村民的范围。新村民的经济关系还在原户籍，只是居住与管理在参与选举村。同时新村民也包括不参加选举但又居住在本村的人员，有的新村民在一个村居住长达几年以上。新村民的产生，在现行的村民自治体制下，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管理费用问题，加重了管理费用的支出，每个村都有专职外来人口管理人员，这些人员的费用大多由村支出。另一个是新村民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偏差问题，把参与选举简单理解为村民自治，村民享受的福利也应该同等享受，新村民与原住村民之间难于区分经济关系，改革的难度增加。
三、随新一轮城镇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难度会加大
村民自治制度范文2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国家市民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村民自治研究不仅成为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无意对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试图分析其中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标本”的解剖，提炼出某种理论资源；通过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大视野进行区分，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运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持这种视野的研究又因其对“民主”理解的不同侧重，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实质内容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对村庄场域内的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而国家政治民主是对国家场域内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两者是同质的；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把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放在农村，可以大大降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本和风险，既可以推动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以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例，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开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迈进”。
后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原因是农村的承包制突破体制的国家外壳时，国家急于以一种替代性组织填补国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民主价值，作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这可以看作是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的一个总结。
上述两类观点，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实质性价值，将社会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与作为主要政治体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视野从村庄所代表的社会范畴不自觉地转到了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平行的国家这一政治范畴；后者则始终将视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会范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揭示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形式上的示范意义。当然，前者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法律条文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自我”、四个“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对村民自治的性质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没有区分这四个“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以及三个“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实质上的内涵，从而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村民自治机构既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又充当着国家在农村的“人”的角色，这使村民自治的社会独立空间和政治体制内的民主的末梢不能从实际上分别开来，容易使人只看到两者形式上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区别。罗伯特·达尔给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论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④，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达尔这里前半句说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说的是独立社会组织对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独立社会组织内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会空间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和推进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实质的与内部的。
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性质，认为虽然村民自治起源于群众的自发行为，具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初始特点，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都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且在推广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对原生的制度作了选择和改造。研究者从中国的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必要“自下而上”提供政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国家的权力体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不从制度结构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和国家与乡村的权力边界问题，村民自治的发展限度是可想而知的。到此为止，村民自治“政治民主”研究视角的困难已经显现出来了。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虽然更高一级的基层民主制度知识是一种可以交流和学习的知识，但是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向更高一级民主制度演进面临无法回避的困难。”虽然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从形式上有示范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支撑，农村社会范围内的民主形式又有多大示范意义?更何况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规范，所以村民自治的社会民主没有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逻辑必然性。部分学者认为：“在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缺乏连接时，想不通过改革国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试图找出村民自治内的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直接而实际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始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该文引发了一系列以“市民社会”为话语的研究。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正如邓正来所说，这些研究者是想寻找一个与国家的体制外对话的模式。
科勒尔(Kelliher)发现，在非组织的、个体分散的中国农村，国家能够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两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③。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从“政治民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现困惑时，有研究者渐渐转换了视野，从寻找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民主体制的“同”，转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异”，试图找出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另一途径。他们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对话和博弈。“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突破了这一结构性外壳，而且使亿万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在乡镇一下便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组成的，同时也有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群己的界限，有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动机”④。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当然，“政治民主”视野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
199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课题组“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国家与社会”视野形成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十周年之际，《中国书评》5月号刊发了该次会议综述和对徐勇教授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题书评。张小劲在《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两个视角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其中之一是所谓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视角”。景跃进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论高度，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②。其实，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的绩效”“，从长远来看，一种相对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是可能的，而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在这过程中最终将被消解，其基础结构性权力则得以保持甚至加强！”
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认为，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庄借国家的力量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和与国家对话的实力：“村庄正在利用非均质的国家来塑造村庄的边界与整合村庄的利益。国家进退与村庄建构是同步的，村庄最终是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
那么，我国农村形成的独立的社会空间有多大?我国村庄的自治程度又如何?对此，郑法援引达尔的话说：“如果一个组织从事的活动被另一个组织认为是不当的，但任何其他组织——包括国家的政府———都不能阻止，也不能通过提高其行动的成本来阻止它这样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组织才是相对自治的”，并提出了衡量村民自治制度中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尺度：“农民组织首先必须在组织上独立：能够以一个独立组织的主体资格参与社会生活，自主处理有关事务”，而我国村民自治的许多相关制度和职能设置都是由政府代为设计和规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的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国家可以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比较容易地调整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村庄社会的自治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野主要注重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而国家在“利益权衡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样“，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以上我们区分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两种视野。在大多数论者的研究中，这两种视野并不表现得泾渭分明，这与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现状有关。两种研究视野最终都把关怀点落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体制的建设上。有论者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不宜过分强调，那样可能反会损伤村民自治的实效与进展”。也有论者说：“现在不是担心民主来得太慢而是担心民主来得太快，知识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援和制度构造。”目前研究者基本上已取得的共识是，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国家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从社会的退出，同时村庄在村民自治中也为自身争取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大师泰勒说：“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换句话说，社会从国家那里争得一个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大多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但无论持“政治民主”视野还是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都认为，当前制约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是国家的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裁量手段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制度实施中随意性过大，造成了村民自治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形式化等问题。这些论者认为，当前国家颁布法律制度应强化制裁手段，对于违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司法制裁，对于村民则应提供法律救济。对此贺雪峰评论说：“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中，特别容易出现简单化和直观化的判断，不能科学分析表象背后的真实。更糟糕的是，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即匆匆提出成套对策，由此严重损害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对村民自治制度供给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断，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市民社会理论把重点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想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转移了研究的视线。当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国家方面的动作迟延而影响互动效果甚至影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时，必须强调国家体制内的变革。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民主先导论”的作法上，而是指为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健康持续地进行，国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原生性资源。这一要求与“民主先导论”的不同之处是，它并不要求从结构上对现有政治体制作根本性的变革。这一要求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表现为：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给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使农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更少地受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增强农村社会与国家对话的力量和主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味强调制度变迁的“国家主导型”的性质。如果每一个具体情况都要有政策法规来规制的话，恰恰为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应给社会更多的原生性资源以实现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与国家互动中的主动性，同时规范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方式，减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对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相反在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后，更有必要加强和规范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方式；但这种规范社会的行为本身也需要规范，而不能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正是法治社会的精髓所在。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研究是很缺乏的。在这方面，吴重庆对孙村的研究是一个有益尝试。在《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一文中，吴重庆通过对孙村的道路建设过程中展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考察，提出了“‘合算’的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进行了个案说明，但他“把‘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视为利益权衡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利益权衡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而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定势的影响，所以还没有试图从扩大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来解决村民自治发展的瓶颈问题。
萧楼、王小军认为，在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中，“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强调要着力从个案中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复杂的权力博弈：“国家在不断地塑造着村庄，一如村庄在不断地塑造着国家”；“国家独占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局面已经打破，村庄最终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突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权衡的窠臼。
邓正来在对北京三个民营书店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对以前“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吸取并改造了哈耶克关于“秩序原理”的社会理论，对其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完全“理性”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及其结果的“未意图扩展”的概念，即“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是介入这一过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图参与这一过程，却在每一阶段上和最后得到了事先未曾预料和计划的结果”。他发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理性”行为和“未意图扩展”的共同结果，“简单地‘自上而下’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意义，或反过来，同样简单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转型的‘民间动态’，都无法完整地覆盖我们正在经历的力量变局。”邓正来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国家主导论”，或者说突破了“国家力量在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动或主导的状态”这样一种粗放的结论。如果说此前部分论者只是论证了国家退出某些社会空间、社会在某些领域内保持独立的可能性的话，邓正来则论证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控制它与社会互动行为产生的结果。他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在政治之外，因而“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探索为我们重新分析村民自治、为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援。
那么，“未意图扩展”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换一句话说，村庄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是否也有邓正来所说的“未意图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完全理性的设计和行动的结果?村民自治研究如何摆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窠臼?一些研究者不管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一些论者的研究兴趣已逐渐从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政治制度转向以下其他相关制度，以此试图在政治领域以外寻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其一，农村土地制度。有论者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制度的可行选择”，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既符合国家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又确保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制度创新给农村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权利主体缺位、产权边际模糊、物权债权化等问题，“村集体土地虽然法定由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经营管理，但是村委会实际上是以政府人形象作为政权末梢而存在的，因而村有土地事实管理者同样也是政府”；又有论者指出，我国土地产权“正是由于没有上升为物权，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处置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权利效力随之降低”，农村土地所有制从多个层面影响了村民自治的绩效。其二，农村税收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农民的一些权利保障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确立起来，从而为村民自治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③；又有论者指出，要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深入改革，要彻底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实行与城市相配套的现代税收制度，废除农业税、屠宰税、三提五统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费④，从而给农民更多的能与国家对话的稳定的社会资源，进而增大农村在自身发展问题上“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的力量。
其三，村级集体资产、农村财政体制等因素。
村民自治制度范文3
农业孕育了中华文明，农村至今占中国国土面积的90%左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仍将占中国总人口的很大比重。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关乎中国发展改革的全局。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意义：“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既管当前，也管长远，是长期指导思想。”
30年中国农村改革中，乡村民主化进程，是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改革成效的重要体现。1982年“村民自治”制度入宪至今，乡村的民主化进程逐步推进，为搞活农村经济、促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三农”事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功效，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但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农业农村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呈现出：“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农村社区变动不居”、“自治主体经常缺位”、“自治内容繁杂急迫”、“外来力量频繁介入”等特点。不断深化的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农民的分化等，都对农村的治理模式、乡村行政管理制度职能转变，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然“村民自治”入宪已有三十多个年头，但作为政治实践大规模运用并被公众关注，才仅仅十多年的时间。社会各界对村民自治寄予了各种美好的期望，但村民自治发展至今也遭遇了诸多问题。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了许多与村民自治有关的热点事件，折射出中国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境。如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就反映出诸如村“两委”的体制性矛盾、民选村委会因为受制于村庄治理结构和民主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而治理绩效下降、村民思想意识分化村庄治理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就“乌坎事件”本身而言，其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所反映的乡村自治的困境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所以，深入研究村民自治的现状，理解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遭遇、问题及其内在逻辑，把握村民自治的时代特质和未来趋势，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工作的基础，也是推进农村全面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所在。农村当前正处于重大的发展转型期，改革问题错综复杂，但若能正视问题，系统梳理，全面、准确、深入、理性地进行研究和分析，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为此，我们邀请了学界长期致力于村民自治研究的专家来共同参与有关此问题的探讨，这里集中呈现了程同顺、董磊明、陆益龙、贺雪峰、吴理财、贺海仁等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希望能对乡村自治的改革实践和研究有所助益和推进。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村民自治制度范文4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
村民自治制度范文5
关键词： 村民自治 大学生民主法治观 教育资源
一、村民自治蕴含着的民主法治内容
村民自治作为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初始形式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法治内容，在民主化实践中建立起了系列民主秩序和法治规则，推动着民主法治的发展。第一，村民自治蕴含着权利观念。村民自治权作为村民所享有的权利，体现了村民自己当家做主，村民享有直接民主，属于村内事务，可以按照自己意志自主决定，不受上级行政及有关组织支配和干预，自行处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自觉接受村规民约的规制。第二，村民自治蕴含着责任意识。村民自治下的责任要求自治权的产生基础是基于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同，自治权的运行也是基于农民群众的广泛授权，大众在选举和权力运行监督时要承担相应责任。责任意识是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内在保障，随着权利观念的强化，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民意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有的义务，会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村民自治蕴含着政治参与意识。村民自治的各个环节都非常注重强化村民自身的参与角色，通过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将抽象的民主精神具体化。通过参与，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一味被要求服从组织的个体，而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的主体，认识到乡村要治理好，自己得参与也必须参与。第四，村民自治权蕴含着契约精神。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将权利、义务和政治资源平等地分给每一位村民，村民根据自己的情况平等选择，这就使得农民有了契约精神。①村民一方面基于契约原则将权利授权给村委会行使，于是便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对重大问题进行民主决策和监督，保证自治权不被滥用。第五，村民自治蕴含着法治理念。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法治，是国家分权给农民，让其依法行使自己民利的结果。在这一法治理念下构建的村民自治制度，使得村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得以提高，法律权威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权力制约观念等得以树立，为民主法治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第六，村民自治蕴含着规则意识。村民自治生产生活中，村民往往自觉地达成共识并制定一些规则，以维护村内的各种秩序，规则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和升华。这些规则意识，要求村民对自治运作规则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信任，自觉突破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和乡土规范的狭隘藩篱，自觉地依法治村和合理治村。
二、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逻辑关联
首先，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内容具有内在联系性。对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村民自治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教育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这种教育就是要立足民主法治现状，通过开发利用民主法治资源，培养大学生的民主精神、规则意识和法律至上观念。而村民自治文化资源所体现的权利、责任、政治参与、契约、法治、规则等意识和观念正好与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相呼应，村民自治文化资源所反映的作品及展示正好是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生动题材。
其次，村民自治文化资源能增强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的针对性，促使教学目的的实现。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最主要内容，作为农村改革的三大创举之一，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它不仅成为废除体制后农村基层新的治理方式，还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元素。因此，通过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不仅向他们介绍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历史和经验，培养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更引导他们有针对性地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践，在具体、生动、直观的素材中，进一步认识和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建设道路。
最后，利用村民自治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是高校在推动民主文化发展中应负的责任。村民自治发端于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在发展过程中，尽管还有很多不民主的因素，但是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为农村培育了若干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现代民主因素，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法治的生长点。高校作为引领文化的阵地，既可以用村民自治形成的民主文化价值培养人、塑造人，又可以用成熟的思想文化引导村民自治民主文化前进，通过树立引导村民自治文化与高校民主法治观教育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传承和推进最基层的村民自治民主文化，促进受教育者的文明化、个性化、社会化，为社会塑造具有较高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人才，并通过一代一代的学生，将内化于心的民主法治价值渗透到社会，促进民主文化的发展。
三、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开展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民主法治观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积极挖掘和充分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但是，如何实现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民主法治观教育的有效结合，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实际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目标不明确。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选择随便滥用，资源的选择与教学目标不一致，与教材内容的配合不密切，导致受教育者难以认同和参与。二是开发利用的方式程序化、简单化。许多地方开发利用的方式局限于参观、考察村民自治示范点、展示中心、博物馆、纪念馆等，更多是直观的感受，没能上升为体系化的理性认知，没能真正发挥育人功能。三是村民自治实践基地的建设欠系统化。对实践基地建设尚缺乏系统地规划，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资源共享少，没能和民主法治观教育的课程设置或学科建设相衔接。四是教师运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能力不足，缺乏综合性要求。民主文化资源的利用要考虑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某一专题对大学生进行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规则意识等综合素质的教育，许多教师因为专业和实践的限制，导致能力欠缺。五是高校重视不够。近些年来，利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各地方高校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重要方面，并且在研究、开发、利用、资金方面得到大力支持。但是，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功能研究，常被忽略或重视不足。
因此，在青年民主法治观教育中挖掘和利用村民自治文化资源，必须运用新对策、采取新措施，不断研究新方法、新途径，多角度、多渠道地把资源优势变成教育优势，把“民主法治”教育具体化、模式化、体系化。
（一）将村民自治文化列入课程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重点安排村民自治文化教育的专题内容。编写“村民自治民主文化”特色教材，并在大学生中开设成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在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法律等专业中开设成公共选修课，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大学生系统地学习村民自治民主文化。这些课程的教育教学均被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了课堂教学在村民自治文化进校园的主渠道作用，使民主法治观的教育扩大了范围，深化了主题，丰富了内容。
（二）建立教学资源基地，加强对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门和相关专门研究机构在开发、挖掘、整合中的骨干作用，在它们的组织下，整合有关学科带头人、课题负责人，整体推进大学生民主法治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形成各具特色的研发思路、研发重点和研发成果，为大学生民主法治观教育提供生动的实践教材，丰富和发展村民自治民主理论宝库。要按照“教学出题目、基地做文章、成果进课堂”的要求，②将教学资源基地建设成为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通过村官挂职、参与民主实践、到展示中心担任解说员等方式开展实践教育。
（三）转变教师教育观念，提高教学能力。针对教师，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民主法治理论认知水平整体不高的现状，要积极推进其对民主法治观教育的培训和转型，提升他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素养。要求他们主动深入到一线对农村民主文化进行探索和研究，挖掘和提炼民主文化的内容，自觉促进村民自治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结合。同时，鼓励个人和团队的合作，要通过集体备课、教学观摩的形式，集中研究授课内容，相互交流经验，总结方法，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四）发挥高校挖掘、整合村民自治文化资源的主导作用。各高校要统筹各种教育资源，工作重心要从挖掘广为追捧的红色文化资源等逐步向挖掘普受冷落的村民自治文化资源转移，通过整合、抢救现有民主资源，再生为具有时代价值的教育资源。各高校还要加强与社会的合作，联合社会力量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共同参与和推进民主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研究。
注释：
①孙明杰.我国村民自治中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4）：64.
②汪立夏.红色文化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以江西省高校红色文化教育进校园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0，（7）：5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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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水英，黄峥.论村民自治的公民教育功能[J].理论观察，2007，（4）.
村民自治制度范文6
【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村民自治；影响
当前国内外关于农民法律意识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分别阐述了农民对法律的认知、守法意识、法律保护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期对农民法律意识、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较深层次的探讨。
一、农民对法律的良好认知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前提
依法办事的前提就是要知道法、了解法、懂得法。如果农民要依法进行村民自治，首先就要知道我国关于村民自治的法有哪些，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实施的相关法规有哪些，这些法律、法规都规定了什么内容，如何正确理解其内容。对这些内容的良好认知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前提。
当前，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规章、法规来保障村民自治有法可依。这主要体现在宪法、专门法律、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四个层面。宪法中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为村民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实行村民自治，提供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宪法依据。基本法律依据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是现阶段村民自治制度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法律。部门规章依据是指国家民政部制定的行政规定和文件。这些规定和文件为村民自治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地方法规依据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规定变得更为具体、更便于实施，是有关村民自治的又一层面的法律依据。
上述法律规定对村民自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规定，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依据。虽说农民不可能对所有法律规定都详细了解，但要实现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农民对这些法律的认知状况应当基本达到以下水平：知道村民自治有宪法作为根本依据；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熟悉；对本省、市、县的相关重要规定熟悉。如果连基本的法律规定都不知道，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就不能依法进行民主的选举、决策与管理，就不能准确判断本村进行的选举、决策和管理是否合法，进而也就无法在法律上的进行民主监督。所以，农民对法律的良好认知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前提。
二、守法意识是村民自治依法开展的关键
农民对法律的良好认知只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前提，而法律只有在得到人们的遵守时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实。如果农民不守法，那么懂得再多的法律也不可能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中，存在大量的知法犯法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主选举中的表现。村党支部内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贿选，在竞选演说中公然散布违法言论，不设立秘密划票场所，在选举现场烧毁票箱、殴斗甚至杀人等。（2）民主决策中的表现。村委会干部不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排斥、架空村党支部；完全有条件召开村民会议却一律用村民代表会议取代之等。（3）民主管理中表现。村委会干部违法调解民间纠纷；侵犯妇女土地承包权；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的内容违法等。（4）民主监督中的表现。村委会干部不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不依法实行村务公开，在实践中不公开村务或搞假公开等。
上述违法现象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在村民自治中，如果农民不守法，再好的法律也得不到实施，依法开展村民自治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人们普遍树立了严格的守法意识，村民自治的法治之路才能基本畅通。所以，树立守法意识是村民自治依法开展的关键。
转贴于
三、强烈的法律保护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是村民自治依法开展的保障
当人们普遍树立起良好的守法意识时，依法进行村民自治的关键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排除少数人为了私利而破坏法律的可能。如何惩罚、纠正这些村民自治中的失范行为，恢复法治的正常秩序，这要求农民具有强烈的法律保护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就法律保护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而言，其内容非常广泛，本文仅就村民自治中的农民的法律监督意识和法律保护意识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一）农民法律保护意识的作用
现实中不乏这样一些现象，村民对一些村干部敢于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的作法敢怒而不敢言；一些村民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就自认“倒霉”；一些村民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还要寻求“私了”；是什么原因使村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时不去寻求合法的保护？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村民缺乏法律保护意识，为了图省事、怕麻烦，不愿寻求法律的帮助。在这种心态下，合法的权利就被平静地牺牲了。缺乏法律保护意识一方面使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不利于依法开展村民自治，国家法律对社会的有效调整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放弃对自身权利的法律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违法者的行径，不论这些违法者是村民还是村干部。
（二）农民法律监督意识的作用
实践中，一些村干部为什么敢于在民主选举中循私舞弊，拉票、贿选？为什么敢于破坏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村里的大事小情全都自己说了算？为什么敢于挑战民主监督，在法律规定必须实行村务公开的情况下拒不实行公开或搞假公开？（下转第20页）（上接第9页）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普通村民的法律监督意识不强，群众不敢甚至也不愿意监督村干部的工作。一般来说，普通群众的法律监督方式有上访、罢免村委会干部、起诉。如果群众充分利用这些手段，一般都能有效制止或预防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果农民没有强烈的法律监督意识，就不会有监督的行动，村干部的行为也就缺乏有效的监督。只有树立起对村务工作的强烈监督意识，才能有效地规范、矫正村干部的行为。
可见，农民不论缺乏法律保护意识还是法律监督意识，都会放纵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合法的权益缺少了法律之剑的保护，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担心自己犯法后的后果呢。所以，强烈的法律保护意识和法律监督意识是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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