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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范文1
关键词：盈余预测；影响因素；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盈余预测的文献综述与研究建议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3日
一、盈利预测的特征分析
魏刚、陈工孟（2001）运用一系列误差衡量标准，比较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与香港本地企业之间盈余预测的精确性。研究结果表明，IPO公司的外部所有权越大，其盈余预测的精确度却越小。
杨萍（2010）以2006～2008年的年度业绩预告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盈余预测值的精确性、准确性、及时性及其修正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业绩预告的精确性在逐渐增强的同时及时性在减弱，而与之相关的准确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普遍的提高。与“自愿性”业绩预告相比，“强制性”业绩预告的准确性明显较低。
徐宗宇结合我国证券市场1993～1996年的盈利预测数据，对盈利预测的准确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利润实际完成数超过利润预测数，表现出稳健预测的特征，并且在1988年徐宗宇对盈利预测可靠性的因素进行了检验，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预测准确度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与预测期反向相关、与新股发行定价正向相关。
姜硕、李祥艳（2005）运用两种误差衡量标准，比较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1年盈利预测的精确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已比较精确。在用绝对预测误差模型解释精确性变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统计回归结果的解释力较强。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模型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是无偏的，并且其制定过程也是显得比较理性，盈余预测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正相关，而且不同行业有很大的区别，并与债权融资正相关。
二、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研究
张亚丰（2008）系统地分析了影响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主要因素，从会计信息质量、盈余的可预测性、财务分析师的专业能力和激励行为特征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独立盈余预测质量的主要动因，并指出只有通过改进会计信息系统及完善交易主体激励相容约束机制才能最终提高盈余预测的质量。
徐宗宇、邵清芳、陈维良（2012）以2010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本Jones模型和线下项目法分别计算线上项目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线下项目操纵性应计利润，考察了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以及终极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线上项目盈余管理程度与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隐蔽性更强的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2）当终极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时，终极控制人更有动机通过线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陈旭东（2007）采用决策有用性的观点，定义了盈余质量，认为盈余质量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决定盈余质量属性背后的因素，从会计选择与股权结构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盈余质量是如何被决定的。通过理论分析表明，股权结构通过两种竞争性的效应，侵占效应和协同效应影响高质量会计报告的供给和需求。
程小可（2005）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环境研究了盈余结构在公司业绩预测中的增量效应，即盈余结构在盈利预测与经营性现金流预测中相对总括盈余而言的边际作用；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数据对设计出的盈余结构业绩预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论显示：盈余结构项目在预测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未来现金流方面，均比总括盈余具有更加显著的预测能力，并且盈余结构在现金流预测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学意义。
三、盈利质量的评价方法研究
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a）实证表明，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年度）盈利预测比随机游走模型（年度）盈利预测准确；徐跃（2007）发现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季度盈利预测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比利用年度盈利的一元时间序列模型所获取的年度盈利预测更加准确。吴东辉和薛祖云（2005b）利用财务分析师的公开盈余预测进行套头交易策略研究，以及王征、张峥和刘力（2006）对六大券商财务分析师的投资评级进行组合研究，都证明了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统计上显著。
徐泓、蒋砚章、刘雅萍（2005）以净利润作为衡量企业年度盈利的主要指标，建立基于中期报告的各种盈利预测模型，设计的预测模型分为综合运用年报数据预测和中报数据预测两类，并对预测模型的准确性进行差异检验，从中提炼出最佳预测模型，以扩大预测模型的适用范围、提高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张雁翎、陈涛（2007）以随机抽取的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1，000家被并购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检验效力问题。本文通过三种验证各模型效力的实证方法比较了6种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第一类误差的方法认为Healy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能有效地检验出盈余管理行为：预测误差标准方法则认为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是最优的模型；而根据对操纵性应计部分的短期效应的实证则认为Healy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KS模型和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是较优的计量模型。在综合考虑各种实证结果和中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前瞻性修正的琼斯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效力最强。
郦玉敏（2005）评价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正确可行的方法，即体现在盈余质量的三个方面：盈余的预测能力、盈余的持续性和盈余的现金支持，只有盈余的现金支持才具有现实意义。
四、研究建议
通过上文对盈余预测三方面的文献回顾发现：（1）在盈余预测的特征分析中，大家着重研究的是准确性或者是精确性，对于其他的特征没有深入研究；（2）在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得比较零散，重点研究某一因素的文献还很少；（3）在评价方法的文献中，对于评价预测模型没有什么创新，在这一方面还有待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刚，陈工孟.IPO公司盈余预测精确性之实证研究——H股、红筹股上市公司与香港本地企业的一个比较.财经研究，2001.3.
[2]杨萍.基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盈余预测特征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3]姜硕，李祥艳.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实证研究.会计之友，2005.7B.
[4]吴东辉，薛祖云.对中国A股市场上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实证分析.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5.1.
文献综述范文2
关键词：设计性研究 综述
引言
教育技术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实践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教育技术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受到诸多的批评。在最近十多年，许多科学家与教育技术学家，已经逐渐把基于设计的研究引入教育技术领域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典型案例，而国内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和实践，仍是一个非常薄弱或空白的领域。
一、基于设计的研究（DBR）的来源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习科学研究领域是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最早来源。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反对传统的基于实验室的学习研究方式，认为实验研究的控制条件不能完全理解自然发生的学习结果本质，其研究成果脱离了真实的情境，很难迁移到现实社会中来。而基于设计的研究，聚焦于自然情境的学习的和有效学习环境的设计。
1992年，学习科学家Allan Collins和Ann Brown提出了一种称为“设计实验”的研究方法，标志着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诞生。1999年到2005年是“基于设计的研究”体系形成阶段，并且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是有了相对稳定的科学共同体，二是开始关注矢代循环的问题，并将研究触角从科学性较强的数学、物理和生物等领域延伸至阅读领域[1]。
基于设计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尚未完全成熟。在我国还仅限于理论探讨阶段，应用实践案例很少，所以在此领域我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二、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定义
目前，基于设计的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许多问题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关于其内涵与特征的探讨还在继续。如ODonnell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在真实自然的教育情境下而非在实验室情境下开展的教育研究和评价。该观点表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基于真实情境的研究。Wang and Hannifan 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系统而灵活的方法体系，在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的基础上，通过重复性的分析、设计、开发、实施来促进教育实践，并产生针对现实情境的设计原理和理论，该定义说明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2]
在国内，梁文鑫、余胜泉（2006）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旨在通过形成性研究过程，采用‘逐步改进’的设计方法，把最初的设计付诸实施，检测效果，根据来自实践的反馈不断改进设计，直至排除所有缺陷，形成一种更为可靠而有效的设计[3]。杨南昌（2007）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是一种探究学习的方法论，旨在于设计一些人工制品（如软件、工具、学习环境）作为一种教学干预或革新应用于实践，以潜在影响自然情境之中的学与教并对其作出阐释，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论支持持续的教育革新，即促进教育实践和学习理论的同等发展”[4]。
三.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特征
（1）自然情境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它将实验转向了自然情境，强调要关注教学中复杂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把真实的课题情境当做实验室，设计学习环境来促进教学和学习，无需人为地控制过多的变量，研究结果是和研究过程和情境相关的。
（2）整合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将教育研究中的多种方法整合在一起，提高了研究的信度，不仅全面详细地收集整理了数据信息，还客观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情境，随着新的需求和问题的出现，在不同的阶段方法和研究的重点也会随之改变。
（3）互动性、迭代性、灵活性
互动性：设计人员参与到设计过程中，与参与人员一起合作；
迭代性：过程是分析、设计、实施和重新设计的迭代循环过程；
灵活性：最初的方案不够详细，所以在需要时设计人员可以做出细微的改变。
（4）实用性
基于设计的研究同时完善理论和实践，对理论的价值的评价在于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实践。
（5）扎根性
设计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展开的，设计的过程镶嵌在整个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过程中，而且，设计是理论驱动的，扎根在相关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之中。
四.DBR与行动研究的区别与联系
一，行动研究通常以一线实践者的参与为特色，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两种研究都强调问题解决，都依赖于对理论概念和其他情景的反思与概括；在行动研究中，研究团队成员中实践者是至关重要的。
二，行动研究追求的是实践问题的解决。而基于设计的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解决现实的问题，同时还有理论追求跟技术手段。
三，行动研究是基于设计的研究与具体实践活动之间的桥梁。
四，用户的作用：在行动研究中，有一个用户；在基于设计的研究中，既可以有一个现有的用户，也可以是一个假设的用户。
五、基于设计的研究存在的问题
基于设计的研究赢得了许多赞誉，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跟解决。
梁文鑫、余胜泉系统地分析了基于设计的研究本身存在的不足：“首先，由于该研究的‘情境化’，使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其次，该研究是否可重复也是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因为背景的客观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使得研究仅仅只能够在相类似的情境中起作用，而无法重复相关研究。[5]焦建立指出，目前学界研究基于设计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 “一大堆名称和称谓，而名称和称谓上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主体在认识上的不一致。[6]
总结
基于设计的研究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研究范式，它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同步发展。该研究着眼于解决现实情境中的教育问题，“真实情境性”是该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在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牵涉研究人员众多，包括管理者、研究者、设计者和实践者。研究结果没有最终定论，具有“迭代性”，即循环往复性。每一次的研究结果都将被再次运用到真实的教学情境中，检验其真实合理性，直到达到“理想”的设计目的。因其“现实情境性”和“设计性”的优点，基于设计的研究具有强大的推广力，在现实的教学情境中适用性极强。它不仅能极大地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也能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水平也能得到极大地提高。此外，基于设计的研究因充分关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发展的同时，实践性也相应得到发展，因而理论与实践能紧密结合，理论能有效的指导实践，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文静.“基于设计的研究”在美国的兴起与新发展[J].比较教育研究，2009，（11）：61-66.
[2] 张文兰，刘俊生.基于设计的研究――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J].2007，（10）13-17.
[3] [5] 梁文鑫，余胜泉.基于设计的研究的过程与特征[J].电化教育研究，2006，（7）.
文献综述范文3
关键词：生计 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框架 指标
一．引言
可持续生计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方法，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主要用于实现稳定的生计和增强发展援助效果，进而达到消除贫困这个主要目标。同时，可持续生计方法是近十年来对贫困有效评价的一种新方法，它为理解贫困的深层次原因给予了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
二.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要界定可持续生计就要先对生计概念的界定，可持续生计产生于生计研究的发展和对消除贫困的要求。生计最早是以生活的手段（方式）的理解为主，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贫困人口的角度，生计就以“就业”的概念替代了以前的“生活的手段（方式）”。在后来学者的研究生计中， Ellis（1998）从农村多样性的角度指出资产、行动和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生计。而第一个直接对可持续生计概念进行说明的其实是Scoones（1998），他指出可持续生计应该包括创造工作时间，减少贫困，幸福感和能力，适应性、脆弱性和恢复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性这五个方面。他结合了生计的内涵（就业、减少贫困）和可持续性，成功地解释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概念为研究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而要研究这些问题,，首先必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次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创建指标来获取所需要的内容。
Scoones(1998)和Carney(1998)先后建立了生计分析框架，非政府组织CARE（1999）推出的以家庭为对象的生计安全框架, 更好地区分了农户能够直接控制的家庭资本和当地家庭所拥有的公共资本。在已有的这些分析框架下，ElliS提出了生计多样化分析框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也开发了针对一国范围设计、实施和评估可持续生计计划的分析框架。然而在众多的框架中，由英国国际发展机构(2000)根据可持续农村生计咨询委员会IDS及其他机构的前期研究，发展而构建的SLA框架较为出色，被许多组织和学者所采纳。
四.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框架
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起点是它的概念界定，概念的定义是一个随着研究内容、背景、、主题不同而不断发展改善的过程。不同的学者、组织因为自己的知识背景、研究背景还有研究目的的不同，概念的理解与定义便会不同，作出的研究结果也会有差异。
脆弱性背景构成了人们生计的外部环境，人们的生计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冲击和影响，还要受到周期性和不定性的影响；这些因素更多地是客观的，人为地控制是很难或没有办法的(DFID,1999)。
生计资本：Scoones(1998)发展了社会和物质资产与有形和无形资产这种普遍分法，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DFID生计框架进一步发展为五个部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1999)。
组织结构和制度变革： 是指形成生计的当地社区或基层的政治和组织。这些政治和组织包括结构和制度，结构又指政府和私人组织，制度指的是法律、政治、文化习俗等。这些有效地决定着生计资本的存量与变化，还影响人们的生计策略等（Leach, 1999）。
生计策略是指男女为了共同承担建立生计的任务，配置利用资产而获得商品和消费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了生计策略、生育安排、劳动时间分配等。清楚多样的、动态的生计策略的重要性，对于生计干预措施尤为重要 (DFID,1999)。
生计成果是生计策略或目标的实现或结果。生计成果有例如收入的增加、脆弱性的降低、幸福感上升、生存有保障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五.可持续生计的发展趋势
可持续生计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自上而下发展和扶贫，到80年代的参与式扶贫发展；再到90年代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后来又提出了以更好地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策略。
现在主要有三种发展趋势：一是侧重于可持续生计内容的发展。主张权力；主张增加政府支持，鼓励社区联合；还有主张增强人们应对脆弱性的能力。第二种趋势是关于可持续框架的发展：有机构开发出了多样化SLED的方法，它主要通过对过去生活的研究项目和民生的改善和参与全球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第三种趋势是实践应用方面，可持续生计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的家庭户，以及一些贫困地区。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家庭生计的多样化和人们权利的变化，可持续生计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参考文献：
[1]李斌,李小云等,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4)
[2] 乔纳森・吉尔曼. 让生计可持续[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0, 17 (4) : 77286.
[3]杨国安. 可持续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 (1) : 6212.
[4]苏芳,徐中民等.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9,24（1）
[5]冯振东,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J],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6]李小云,董强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文献综述范文4
关键词 游戏教学；文献综述；模型建构
一、引言
“好玩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迫于应试压力，加上家长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儿童的天性被压制，这并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游戏，可以说是儿童成长最主要的的活动。游戏教学法就是利用游戏的活动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学习，发展相应能力。
2009年，新课程标准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通过中国知网等权威网站的资料收集，发现游戏教学一直是研究热点，2012年研究文献总量突破2万，2013年有所回落。
二、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游戏在学期阶段用的较多。传统意义上的游戏只是课堂的辅助手段。李海洋（2009）认为教师应根据新课标要求，掌握学生的思维特点，在英语教学中，符合游戏教学的原则（目的性，竞争性，公平性原则），将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结合，逐步提高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坚定学生学习英语的决心和信心。教师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运用游戏教学法，累计和总结游戏教学经验和方法，努力提高小学英语教学质量。凌美叶（2005）探索游戏教学理论依据，游戏教学思路，种类。游戏教学时教学方法的一次变革，学生由客体变为主体。荀子提倡的“知行统一”，杜威的实用主义，“从做中学”，都为游戏教学提供理论基础。游戏教学也很好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愉悦性。游戏活动种类具有多样性，可以依据学生不同心理特征设置不同游戏，比如针对好奇心设计猜谜游戏，好胜心设计竞赛游戏等。“在玩中学”也要注意游戏目标的是否明确，是否适合学生，游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周颖怡（2013）认为音乐这门特殊的艺术学科，决定了采用游戏教学的必要性。音乐游戏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趣味性游戏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活动性的游戏引导学生参与，竞争性游戏对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新时代的教师应将学生的认知水平，心理特征与游戏特征结合，设置多样性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音乐知识。肖旭（2010）根据体育教学特点，构建以创新为核心的体育游戏教学模型，以教师为主导，师生互动，激励学生学习。“快乐学习，表扬为主”。体育游戏课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能力和教师的教学技能，体育教学模型的构建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提高参考。
国内有关游戏教学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主要还是分学科论述，未见形成系统。
三、国外研究综述
从古希腊起，西方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就把游戏用于教学实践中。法国教育学家卢梭及其重视游戏对儿童身心发展，他认为儿童最好在游戏中学习。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也认为游戏可以锻炼身体的健康，以及肢体的敏捷。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非常重视游戏教学。他强调“从做中学”。皮亚杰把儿童游戏分为三个阶段：0-2岁为练习性游戏；2-7岁为象征性游戏，7-12岁为规则性游戏。国外教学理论特别强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的自然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特别是近年兴起的TPR（全身动作教学法）对我国儿童英语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艾里康宁的《游戏心理学》，从游戏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方法论立场研究游戏，证明，游戏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它是儿童理解人们活动的任务和动机的一种形式。
许多国家都提倡在小学教学中引入游戏教学，日本在教学方法上注意小学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日本幼儿园的幼儿可以自由选择游戏内容。由于小学与幼儿园性质不同，所以小学的游戏教学相对受限。美国教育工作者也在小学的教学方法上大量引入游戏成分，使美国小学课堂以“乱而无章”的感觉。如何处理好教学与游戏的关系并形成一套适用的游戏教学的模式对于游戏教学能否在小学有效的体现其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四、研究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对游戏教学研究较早，游戏是儿童学习知识，接触社会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游戏不是让学生放任自由，而是要以教师为主导，与教育相结合，通过游戏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结合，使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发挥自身的潜能，发展认知水平。国内外对游戏在小学教育中功能和运用情况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教学游戏在课堂中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大多数研究也只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于游戏教学模式的实验研究较少，也没有人把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系统的研究。这为后来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夸美组斯，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李海洋.浅谈新课标下小学英语游戏教学的有效运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
[3]凌美叶.论游戏教学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河池学院学报，2005.
[4]周颖怡.游戏教学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探究[J].素质教育，2013.
[5]肖旭.体育游戏课程主动学习教学模型的建立与思考[J] 体育教育，2010.
[6]鲁了问.小学英语游戏教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2004.
文献综述范文5
关键词：农村消费现状;农村消费研究取向;可持续的合理消费
一、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有深厚农业历史基础的大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农业以及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因素和有力支持，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长期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无法适应经济的新发展。国民经济开始转向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及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民被赋予了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村消费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二、农村消费现状研究：消费不足
（一）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消费“不足”是农村消费情况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进入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阶段。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传统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维持下去，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此时，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才凸显。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潜力都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各界将焦点放在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将消费潜力的挖掘集中于农村消费市场和农民消费群体。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展开了农村消费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消费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性;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消费不足是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不论哪方面的观点，最终都得出“农村消费相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来讲不足”的论点，都为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二）城乡二元机制。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消费“不足”源于在城乡二元框架中，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对比中，相对来说农村消费水平低而不足。长期城乡二元机制的实施，使农村地区一直处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地位，造成其消费市场发育不良。一方面通过剪刀差，农村地区的经济重要来源即农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国家，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又缺乏国家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和保障，农民需要独自承担各种支出。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农村地区都无法培育出像城市一样的消费水平。可见，农村消费水平相对于城市消费水平而言，其“低”与“不足”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我国东西部地区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农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农消费结构、消费需求层次、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观念以及农村消费环境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的悬殊。
三、农村消费研究基本取向：扩大农村消费
（一）经济视角。经济视角将农村消费不足归因于经济因素，将扩大农村消费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扩大农村消费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消费与其收入有显著的正相关，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农民收入不仅影响消费的数量还影响消费的结构，农民的低收入导致农村居民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
（二）环境视角。一些学者认为扩大农民消费有很多制约因素，其中农村消费环境是扩大农民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他们希望通过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启动农村市场，来扩大农民消费。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农民消费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消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生产与消费性的基础设施将极大地促进农村消费。相反，农村电网系统、供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则无法满足消费需求，阻碍了农村消费发展。二是农村消费安全方面。城市打假力度不断加强使假冒伪劣商品流转到农村地区，农村地区消费安全问题突出，弱化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三是农村商务服务业方面。商务服务业发展滞后，售后服务无法保证，产品的安装、维修等障碍重重。四是商业网点方面。农村地区商业网点相对少而分散，规模也小，再加上通讯设施落后更加制约了消费发展。五是农村物流体系。农村流通体系发展程度与农村居民对消费品的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完善农村现代物流体系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三）制度视角。作为转型中的国家，我国制度对农村消费的扩张有着决定性影响。制度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决定了农民的经济收入，还长期影响着农村的文化观念和消费环境。学者发现，国民经济的总体性增长并不能有效提高农村的消费，反而有负面的影响，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制度对于农村消费有不利影响。因此，扩大农村消费需要从制度上做出改变，包括城乡二元制度、农地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其中，首先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障碍，其次是农地制度。金融制度对农民增收也有关键影响，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人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别拉大。此外，社会保障的落后也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民对未来发展顾虑较多，储蓄首要用途仍是防老养病、子女教育，以致消费受限制。
（四）文化心理视角。文化和心理因素对于消费行为也有重要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于如何扩大农村消费进行了探索。长久以来，农村居民形成的谨慎消费心理直接导致农民消费率过低，这严重影响着我国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探讨我国农村居民谨慎消费心理的形成，为消除我国农村居民的谨慎消费心理、开拓农村市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从自发性消费需求、消费传统以及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进行了阐述。
四、总结与反思
然而有关农村消费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消费的不足和如何扩大农村消费。这样的研究趋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随着中国逐渐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公民社会责任的重心也逐渐从生产向消费。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农村消费的不足和扩大农村消费”的呼声背后的潜在危害。近些年来，这样的呼声在市场、媒体等各界的推波助澜下，促使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消费现象，如过度的人情消费、超出负担的奢侈消费等。
文献综述范文6
我国实现粮食直接补贴从2004年开始，是国家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和促进农民增收，给种粮农民的一项政策性补贴。本文目的在于总结前人对于粮食直补的观点与结论，来给予自己研究粮食直补一些帮助。
二 、大体来看，根据分析的角度不同，可以把关于研究粮食直补的文献分为三个方面
（一） 粮食直补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陶建平，陈新建（2008）通过对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黄季j 王晓兵 智华勇 黄珠容（2011） 等通过利用 6 省份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所获得的1000 多户农户数据，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相关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得到了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一定作用； 补贴并没有扭曲市场，对粮食生产和农资投入没有产生影响。建议国家把农业各种补贴合并为农民的收入支持，同时加大提高粮食生产力的投入。
赵昕（2013）认为造成我国农民种粮收入低的原因，有粮食直补政策方面的，市场价格方面的，农村体制方面的，行业收入方面的，目前要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应从这些方面入手。
刘旗、刘培培（2013）认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增产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二是增加生产性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对河南省 2004 年 ～2009 年粮食生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大于非主产区； 对扩大种植面积而言，直接补贴效应系数低于价格效应系数； 粮食增产依靠种植面积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小； 直接补贴政策与价格政策配合使用，才能促使农民增加粮食生产性投入。
袁宁（2013）利用在13个粮食主产区4958个农户的调查资料，对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农户种粮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强弱的影响，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种粮积极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谭向勇（2006）利用2005年5月对安徽省5个县抽样调查获取的农户数据，通过测算4种粮食种植制度下，农民种粮每亩净收益指标及其对粮食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直接补贴等因素的敏感度系数指标，分析和评价了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结论是：直接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较低，所以作用不是很大。直补政策在精神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利益上的刺激作用。
陈俊杰（2010）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马彦丽、杨云（2005）基于河北案例对我国2004年推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的种粮面积扩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均影响较小；对农户每亩粮食生产的投入量没有影响，农户投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资价格的提高。要想实现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必须进一步科学界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有效甄别补贴对象。同时，粮食直补不能代替价格支持，不能高估直补政策的有效性。
（二）、效益方面
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2008）结合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的背景条件，以粮食直补后的2004～2006年3个年度总计1887个水稻（均为单季稻）监测点为研究对象，从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及两者的关联来分析投入产出特征，同时进行不同规模和不同投入水平下水稻的经济效益比较。得出结论，一味地增加投入并不能明显提高水稻单产，反而会导致单位面积收益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粮食直补政策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刘辉、 李兰英（2008）认为与传统的价格补贴相比，农业直接补贴具有补贴效率高、对市场价格和贸易扭曲影响程度小等优点，是我国农业补贴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我国目前的农业直接补贴在补贴方式、补贴范围和对象、补贴资金来源、补贴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原则下，进行全面改进，为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韩喜平、A荔（2007）认为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从2002年起开始试点，政府改收购保护价为粮食直接补贴，无论是利用理论模型还是看实际运行，此项政策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并仍有潜在收益，应该进一步坚持。当然，这项政策潜能充分发挥需要从改进补贴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等多方面加以配套完善。、
高玉强 贺伊琦（2010）从理论上梳理了粮食直补的传导机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并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产区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粮食直补的Malmquist生产率年均增长3.6%，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及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纯技术效率的改进。
盛逖（2013）认为使用DEA模型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分省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的政策绩效。总体来说，现阶段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综合技术效率进步明显，但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同，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亟需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提高我国粮食补贴绩效应从加快粮食直补政策由"普惠型"向"生产激励型"转变、尽快实行农资综合补贴金额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波动相挂钩、合理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完善良种补贴、最低收购价和农作物保险制度等。
（三）、 政策完善方面
杨建学 、杨斌（2008）通过分析公平价格，得出 "公平价格"的粮食直接补贴是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干预措施，逐步实现粮食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粮食直补制度。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可以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李亮（2009）认为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也不足以促进粮食增产，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在取消该制度不可行，完善该制度亦将面临目标落空危险的前提下，必须对该制度从目标、资金来源和补贴依据等方面予以转型，最终建立我国法制化的粮农收入直补制度。
杨建利、岳振华（2011）认为基于对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标准及确定机理的分析，发现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补贴标准都使农民种粮收益加上补贴达到或超过平均作物收入，并以此构建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认为粮食直补标准的科学合理确定直接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粮食直补标准在各地都普遍偏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以形成持久动力；各地区财力和需要补贴的粮食量的差异，导致农民对政策的公平性产生较大不满，影响政策的实施。粮食直补标准确定机理不科学，只考虑到政府的承受能力，没有考虑到农民究竟能够得到与否。
杨建利 邢娇阳（2010）首先分析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简称ACRE）"出台的历史背景，即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设计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阐述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的内容与政策目的。最后，得出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 ACRE）"对我国粮食直补的启示：即构建粮食直补、保护价、市场价、农资价、产量五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并引入效率因子，促进粮食直补政策扬长避短，提能挖潜，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积聚和形成粮食稳定增长高峰期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袁宁（2013）利用农户调查资料，通过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研究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被调查者的年龄、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农户的兼业程度和粮食补贴占纯收入的比例等因素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为改进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制定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只有符合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补贴水平较低，增收效果不明显，应该提高补贴标准； 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不利于粮食补贴政策的执行，针对农民兼业普遍的情况，应该通过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业户口，使农民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龙方、卜蓓（2013）运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效应，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即播种面积扩张和技术进步实现粮食增产的，而且后者的增产效应要大于前者。 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就必须继续稳定、强化和完善扶持粮食生产的补贴政策。
三 文献评述
通过对前人的结论总结，大体可以得出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于生产方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粮食补贴对农民种粮收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提高能力有限；效率方面，研究者大多人数认为单独使用粮食补贴效应不胜明显；政策完善方面，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不能单独实施粮食补贴，要配套相关政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够达到政策预期目标。本课题在政策的效率研究点方面做点研究，因为虽然大多数研究者指出单个粮食补贴效应不太明显，但对于如何结合其它直接补贴方式，并没有指出如何进行。所以本课题希望找到能够与粮食补贴同时实施并能很好起到作用的相关政策，来解决单独粮食补贴效应不明显的问题。从而可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并据此制定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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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季j、王晓兵、智华勇、黄珠容，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 2011年第1 期
[3] 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粮食直补后水稻生产经济效益评价--来自上海市郊1887个水稻监测点的动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8年第7期
[4] 杨建学、杨斌 ，粮食直补政策的"公平价格"分析，江西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
[5] 马彦丽、杨云，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一个基于河北案例的实证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2005年第2期
[6] 、谭向勇，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农业技术经济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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