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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范文1
汪曾祺的散文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作品中,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对文坛和散文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独到之处便是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镶嵌,而是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他的散文与吃、喝、、民俗等内容有关,所叙便是“闲”之物;他的话语不紧不慢,在平淡自然中流露出温柔敦厚,这便是“闲”之语;他在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学中把握个体生命的永恒,使得他的散文重和谐、重平和,这就是“闲”之情。
应该说: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我们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吃食类、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有集诸篇,忆人集,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所叙之物,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外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一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让人觉得吃咸鸭蛋是有讲究,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生活情趣,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一种吃食的水果,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平淡而又优雅,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但却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寻得慰藉。显而易见,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也只能叙闲,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在取材上,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一
汪曾祺在取材上选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即俗事,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定下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而这种风格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古朴而高雅,时若涓涓流水,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啜一小口,余香绕齿。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1.语言的诗化。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做到这点,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需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他散文的语言短句居多,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经常几字为一句,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带着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常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蒲草甚高,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
2.语言的平淡敦厚,在平和缓慢中见悠云野鹤。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要达到平和,须冥思。冥思须静,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走入山水田园,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的内涵是困难的,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到了,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帐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似乎觉得很嗦可笑,可是在叨叨絮絮中,用一种不带表,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
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的便是叙“闲”之情。
二
不可否认,江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得蛛丝马迹。
1.感动于人,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退则寄情于山水、淡薄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江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他想到了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成就了他,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2.感动于生命。古往今来,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在看来,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死就无可惧了,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相反,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一样的从容,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
汪曾祺散文范文2
创作理念，对乡土情怀的抒写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待人性的态度，阐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一脉相承性。
关键词：沈从文 汪曾祺 散文化叙事 乡土人生
沈从文是中国著名大学讲师，虽然他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汪曾祺称他是“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的人。[1]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 汪曾祺曾在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学习。“从汪曾祺的众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当中，沈从文教授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反复提到沈从文‘要贴到人物来写’的理论，并将之引为‘小说学的精髓。’”[2]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对乡土情怀的抒写，尤其在人性方面沈从文对汪曾祺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即在这几方面进行论述。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文体上共同体现了小说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沈从文的小说注重结构的布局，但并不刻意安排，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按照自然的方式开展，并走向了必然的结局。由一条浅在的线索来穿引，从开始到结局的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发展，具有一种不可抗拒性。汪曾祺承袭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风格，并有所发展，汪曾祺的小说也具有散文化的特性，但他更注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很多文章像是抒情散文，甚至有的像散文诗，综观沈从文的作品，不论是叙述方法还是结构安排，无论是细节处理还是总体布局，都足显功力，他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无可替代的。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创作手法，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明显地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的刻画、淡化结构交代，使得其乡土小说多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边城》和《受戒》这两篇作品均以民间凡人小事为创作素材，情感平淡内敛，故事简单干净，都没有风云激荡的时事，有的只是下层民众的平凡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大起大落的人物情感，有的只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平静、安宁。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作品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3]作者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水，孕育着温情与柔美，又有着不可言喻的灵性。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沈从文以“水”为主导的创作理念，在汪曾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无疑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一位智者，他们爱水，以水为知己。沈从文的湘西水乡，汪曾祺的苏北水乡，无不反映到他们的作品当中。湘西的水，就如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养料，深深地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他曾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4]可以说，“水”也造就了他文学的创作。《边城》是浮在水上的故事，每个细节的转变都离不开水，水在《边城》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水是《边城》的灵魂。《边城》从头至尾都有水的参与，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地方依山傍水，冷水带走了翠翠母亲，二佬与翠翠相识结缘于水，大佬离家出走溺水而亡……水像一条浅在的线索，不动声色地将《边城》的整个故事完整地串联了起来。汪曾祺也同样在多水的环境中成长，家乡的湖光云影使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绝大部分也都充溢着粼粼水波。其作品《受戒》、《大悼记事》、《看水》等都是写水的。虽然《受戒》中的水没有《边城》里那样多，份量也没有那么重，但是充满了水的感觉。
正如古人所言：“女人如水”，看到水，让人不禁联想到女子的那份柔情，“水”造就了沈从文，受水灵性的浸染，沈从文笔下的女子多柔情似水，像《边城》里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等……在她们身上，更显出女性的柔情、令垂怜的哀愁。汪曾祺对女性的柔美也有独特地描写，像《大悼记事》中的巧云：“眉黑如鸦翅，长如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受戒》里的小英子的小脚“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可在作者笔下，就连她看似平凡无奇的小脚也充斥着女性美的因素。
汪曾祺传承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水”的因子，并将他对水的热爱融入到自身的“苏北水乡”中，水的灵性无时无处的渗透在他们二人的文学世界里，可谓“水韵情深”。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他们展示的是诗
、空灵的乡土世界，抒写着自然风俗与人性美好的纯净牧歌，他们“从赞扬故乡父老的人情美，逐渐到展示原始人性和民性，情调中更多一些世外桃源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创作彰显着诗意观照乡土的师承性。”
沈从文以一颗“执拗”、“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家乡生活的形与色、风物和习俗。沈从文始终把对人的关注放在首要位置，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通过展示生命的人性美来塑造理想人格，展示了人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传递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沈从文在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乡土情怀”和对人性的关注，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在其文学创作中也传达着对这种生活境界与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以苏北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凸显出别样的人生和人性。汪曾祺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赞扬人性的解放……”在《受戒》里，僧俗之间毫无界限，和尚可以住庵，和尚可以不遵守清规戒规，可以买田娶妻，过着有滋味地世俗生活……总而言之，这里无所谓清规戒律，做和尚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营生而已。在这样一种充满人性的氛围中，小明子和小英子的少年情愫才能够得到完美的展现，人性光辉才能够如此耀眼。
总而言之，汪曾祺乡土小说创作的很多因素都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都融入了关注人性，追求理想人格的审美价值。在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表现出乡土情怀方面，都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共同表现出对文学人性美的领悟及对“和谐”的期待与向往，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如此广受欢迎，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杨丽.沈从文的童话与汪曾祺的乐园——《边城》与《受戒》比较分析[j].吕梁学院学报，2007（02）
[3]汪曾祺.汪曾祺小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汪曾祺散文范文3
关键词： 小说《大淖记事》 文体学 诗话小说 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一个文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也是一个文体上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曾有法国记者就他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提问，汪答曰：“我大概算是一个文体家。”［1］P295笔者就试着从题材、结构、叙事方式、人物、语言等方面对这部被视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进行文本细读。
一、题材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这篇小说基本上符合汪曾祺小说题材方面“回忆即小说”的特点。汪曾祺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尽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P189
《大淖记事》在《大家小集——汪曾祺集》中被收入“故乡杂记”，就是说作家是以一种回忆的姿态写的发生在故乡背景里的故事。这个题材的特点决定了这篇小说的整体氛围、整体情调。回忆型的小说一般来说都带有怀旧色彩，人物也置身于一种比较远距离的时空里，这些都增添了小说的诗化色彩。
二、结构方面的特点
《大淖记事》结构方面的特点可以用“近似随笔”来概括。汪曾祺主张小说贴着生活来写，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为此，他主张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观念，实现小说结构的散文化。他认为，散文化是现代小说结构的必然趋势。汪曾祺曾以“水”来喻示文化小说的结构，“水”是舒缓有致、宛转自如的，与生活现实相适应。汪曾祺对小说结构的这种认识深受古记体小说的影响，像他所崇尚的《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作品，都是“笔记”或类似“笔记”的小品。
《大淖记事》不似传统小说有鲜明的开端、发展、、结局，而是很少有悬念的设置，叙述节奏也永远是那么的不紧不慢，舒缓有致。在巧云被，十一子被号长带的一群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小说也没有出现读者预想中的。文章的节奏仍旧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特别是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让人有无语之感。对话是这样的：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我们为男女主人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时候，他俩却在你侬我爱、卿卿我我，让人忍俊不禁，却也只能舒心地一笑，有一种“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挫败感。其实，这是小说独特的散文化的结构产生的奇特效果。
三、叙事方式方面的特点
（一）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
《大淖记事》的开头不露声色地、执著地临摹民俗地图，故意躲开人物的叙述，读起来令人惊奇。小说前三节，写的是大淖风情、锡匠行当、挑夫生涯，都是写风土人情，宛如一幅幅精彩细致的民俗画，直到第四节，人物才姗姗出场。这种从环境中推出故事、铺张背景描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的意境美，同时也增添了小说的文化意味。因而，小说的诗化美得以体现。
（二）意象叙事。
“意象叙事”是与意象抒情密切相关的一种叙事方式，是强化诗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它依靠不断出现的意象来结构，并推动叙事作品情节的发展或情感的演变。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情思内涵并拓展出广阔的审美空间，使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例如小说中出现的“鸡鸭炕房”、“鲜活行”、“鱼行”、“茅草”、“芦荻”、“挑夫”、“荸荠”、“菱角”、“连枝藕”等独特意象就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民间风俗图，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四、人物方面的特点
在汪曾祺看来，散文化小说不是直接写人，而是写气氛，借气氛来写人。传统的小说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紧紧围绕着人物来组织情节，布局谋篇，而汪曾祺则突破了这种观念，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小说的人物描写。他的“气氛即人物”的人物描写理论是紧承其散文化的小说主张而来的。
散文化小说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情绪化”小说，这种小说不编织故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而着意于营造一种意境，抒发一种情绪，营造一种气氛。散文化小说也写人，但不直接写人，而是融人于气氛之中，借气氛来写人。［3］
《大淖记事》多采用描述和表现性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其目的是在文本中营造出一种情调和意境。在小说中，巧云和十一子的性格都隐藏在一种深深的文化氛围中，使读者产生一种亦真亦幻、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在那样美的氛围之中，我们还是感受到了巧云的美丽纯真，十一子的勇敢真诚，以及他们之间至纯至美的感情。
五、语言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
中国古代文论历来推崇“重含蓄”之理，受其影响，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具有暗示性，呈现出含蓄婉约之美。汪曾祺的小说都很短，语言也经济。为了用经济的语言表现丰富的内容，作者常常选用凝缩性句子，并利用词际句际空白，让简短的语言形式承载复杂的语义内容。［4］
小说中描写巧云和十一子半夜幽会在沙洲的那一段，就充满暗示和模糊性。小说只这样写了一句：“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待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这具有暗示性和模糊性的语言很像诗歌的语言，这如诗的语言使得小说充满意境美，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使得小说的内容得以无限延伸和扩展。
（二）气韵生动，兼具音乐性和绘画美。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无论从情感节奏还是语言节奏来看，其音乐性都很强。例如文中有这么一段：
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走过，好看得很。
这一段文字描写，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扁担的“嚓嚓”声，而且我们似乎能看到姑娘媳妇们袅娜的身姿和绽放在她们脸上的明媚的笑容。她们和她们肩上的五颜六色的挑货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妙的图景。
小说中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实现了文章的和谐美。同时，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了内部节奏的和谐美。叠言形式本身具有音乐性，能给人以声音的美感，同时具有描绘作用，可以增强语言的形象性。
（三）语言的文化性。
《大淖记事》的小说语言富含文化气息，由此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化风貌。小说中独特意象的使用、独特生活场景的展现、独特的具有地域色彩的语言使小说的文化意蕴深厚。
这里所谓的文化，既有俗的一面又有雅的一面。小说描述十一子外貌神态的那一段就极具古典气息：“因为他太聪明，长得又太好看了，他长得挺拔四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合身衣服整齐合体。”［5］P40
这段文字描写当然是极雅的，然而小说中俗的文字也是有的，例如姑娘媳妇们喊老光棍黄海龙“老骚胡子”的诨名就具有口语化的色彩，富含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字大概就是汪曾祺的小说散发持久魅力，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之一。
《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诗化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它把情节淡化，人物化虚，结构散化，却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要素化无，它与旧小说有所不同，却又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小说特质。在1980年左右就能写出具有如此独特文体魅力的汪曾祺，的确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四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熊修雨.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1.12，第29卷，（4）.
［4］伏斐.灵动诗意和谐纯美——汪曾祺小说语言魅力述略［J］.作家杂志，2010，（4）.
汪曾祺散文范文4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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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汪曾祺散文范文5
关键词：大淖记事；诗境化叙事；自然；温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14-01
诗境化叙事以“境”构意诗化氛围和感情，客观描写与主观情愫结合，融真实的生活图景和人心性情为一体，满含清新淡雅之感。诗境化小说承袭古已有之的诗骚传统，追求抒情、情调与意境。在中国传统审美视野中，乡村、田园依托其自有的天然清淡和淳朴民风构建出诗境化乐土，汪曾祺承袭废名、沈从文构建的乡村自然恬美的氛围，为诗境化叙事再添余韵。《大淖记事》即是他诗境化叙事代表作。
《大淖记事》在苏北乡村的自然风情画幅上，点染了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纯真活泼的爱情。杨沫说“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大淖记事》令人如沐春风的诗境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呢？
首先，诗境化小说淡化人物和情节，着眼于环境描写、民俗呈现和气氛渲染。《大淖记事》展现了大淖周边的环境生活，构成自然生活的底色。前三节大量笔墨描写环境，刻画人物群像，第四节主人公始正式亮相。小说情节简单，故事缝隙中镶嵌细碎的环境、民俗描写，环境构建比人物情节更夺人眼球。汪曾祺自言“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他在小说中增浓了风俗画的色彩，“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大淖记事》中浆衣打锡、过节滚钱、生孩子娘家送礼等工艺风俗真切地写出了这里的人和生活，诠释了“气氛即人物”。
其次，诗境化小说故事灵动，视角富有童心。“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充满了孩子的活泼。汪曾祺推崇废名，“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汪曾祺小说充满赤子之心，谈到为什么会写“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的细节时，他说“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感情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他以童心观察世界，世界充满美好和纯真，“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在童真中一切苦难都褪去了颜色。以孩童般的心态相信希望、宽容一切，是童趣，也是人性美！
再次，诗境化小说以自然法度观照人性，不用普世规范绑架人物。《大淖记事》只是生活的自然展现，无所谓蛮风陋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这是民间的尺度，是真挚纯朴的人情，无须以儒家礼仪眼光去批判。汪曾祺将一切指向自然法度，无可挞伐，一切都轻描淡写，正合“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巧云的妈跑了，黄海蛟倒没有怎么伤心难过”、“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没有呼天抢地、寻死觅活，一切都自然发生、自然接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但他们并不冷漠，相反，“东头的几家大娘、大婶杀了下蛋的老母鸡，给巧云送来了。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挑担游行、顶香请愿，用古老的方式表达朴素的善恶观和乌托邦式的纯洁心灵。
最后，诗境化叙事小说细节描写精彩，语言平实优美，富有散文化的诗意美。细节是诗境化叙事的文眼。汪曾祺说“我觉得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决不能虚构，必须有生活的感受”，“有时懒得费事，就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冬一声就咽下去了”，细节描写使人倍感乡村生活的大气活泼。王安忆评价汪曾祺“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语言朴素平淡却不失雅致，“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别有诙谐之趣。
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精致地诠释了诗境化叙事，他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填充大量的环境和民俗描写，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风韵和意境。正如杨义评价道“追求雅致的古典作风和清淡的浪漫趣味的交融，乡下人趣味中又有对于带点道家脱俗和隐逸神韵的古国男女人生方式和人生情调的向往”。他用明朗的语言和精准的细节描绘了一幅真实又梦幻的图画，画轴展开，我们不只看到了醉人的风景，更有纯美的人性。巧云的名暗合纤云弄巧，十一子之名与“诗意”谐音，似在追求中国传统的爱情诗意，给人性的温暖镀上一层理想的诗情。
《大淖记事》娓娓道来，似浸润在氤氲晨雾中，温润而不失希望。汪曾祺坚持“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不是史诗，它的美是阴柔之美，喜剧之美，作用是滋润，不是治疗”，“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这正是诗境化叙事小说的艺术追求！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汪曾祺散文范文6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要求：“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而学生参与“积极的情感活动”、受到“情感熏陶”，必须以感悟作品的情感为前提，只有让学生走进作者心灵的深处去触摸作者心灵细微的纹理，才能在这份贴近里感受到作者的呼吸、作者心灵的律动，进而在这忘我之境里使学生的情感和人生经验得到丰富，才能“享受审美乐趣”，最终提高语文素养。那么，散文教学中怎样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恰如其分地感悟作者的情感呢？一般来说，主要有以下途径与方法。
一、在时代背景中感悟情感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对作品的认知决不能只局限于作家及作品本身，而应该把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去考量，才能最恰如其分地感知作者、领悟作品。
1.联系写作背景。白居易说：“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文学逐渐担负了“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并加以传承。可以说，每篇文学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其光芒反照到作品之中，就是作者特有的价值思考与情感诉求。循着这条脉络，我们就能把握与理解整个作品。但每一个具体的文本传递给读者的信息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是作者思想和那个时代的全部反映。在阅读散文时，引入相关背景资料，能够拓宽学生视野，合理把握作品情感走向，促进学生准确地体验、感悟。如果脱离作品时代背景进行解读，往往会使学生在学习课文时产生许多障碍，学生对文本无法产生感悟和共鸣，从而曲解文本价值。黄厚江老师在教学《老王》时，在引导学生多角度感悟老王与作者的内心之后，又把他们俩放到的时代背景之中，让学生感受到“老王这样不幸的人，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着善良，坚守着真诚，甚至坚守着对文化人的敬重，是多么难得和可贵。”让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读老王，来读杨绛，来读《老王》这篇散文”，从而更容易有准确的把握，有更丰富的收获，也更加精准地把握了作者在文中那复杂的情感表达。
2.联系作者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还折射在作者的人生经历之中，所以有些散文还可以从作者的人生经历中去把握住作品的情感走向。例如严华银老师在教学《黄鹂》时，就引入了作者当时正在经历的人生困境，让学生由主观性的阅读，过渡到实证性的阅读。严老师这样做不仅是教学的实际需要，也是引导学生明白，阅读散文不仅要注重文学作品本身，还要关注作品之外的因素，这样才能真实地感悟作品的深层内涵。
3.联系作者的心性情怀。时代背景也包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作者由独特的经历而形成的独特的个人心性与情怀。文如其人，作者的文字不仅反映着他的思想，也折射出他独特心性下作品特有的风格。教学中，可以通过感受作者的情怀去理解文字的风格，进而走进作者独特的情感世界。黄厚江老师教学《葡萄月令》时，在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汪氏散文的特点之后，话锋一转，抛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葡萄月令》来呢？”然后，用汪曾祺女儿的文章来让学生了解汪曾祺乐观中恬淡的个人心性，从而让学生明白：“汪曾祺之所以这么乐观，在这样的生活中还充满爱，确实是他的恬淡的人生态度决定的。所以只有这样的汪曾祺才能写出这样的“葡萄”来，只有这样的汪曾祺才能写出这样的汪氏散文来”。
4.联系作者作品的一般特色。对某一作者的某一特定作品，教学时还可以联系作者作品的总的风格、特征去解读，从大处把握，以帮助学生突破难点，领悟情感。如陈钟梁老师在教学《合欢树》时就把课文放到史铁生散文总特色的背景之下去引导阅读。陈老师的这节课灵活运用一个复线推进的结构，一条线索以10岁、20岁、30岁及30岁后的时间为经线带学生感受母爱;一条以王安忆对史铁生作品的三段式评价为纬线带领学生体会史铁生散文的特色。前者引领着教学的走向，后者给课堂增加了厚重。这两条线索一纵一横，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让学生在整体把握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走进课文，去感悟史铁生那复杂的情感世界。
二、在拓展阅读中感悟情感
有的课文，学生单从课文获得的信息往往不能充分地理解与感悟文章的内容，学生体会作品中所蕴涵的作者感情、理解作者的思想观点是比较困难的。这时，教学就不能只局限于课文，而应当作横向拓展或纵向延伸，以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给学生架设一条理解的桥梁。这样，既增加了教学的深度与学生思维的厚度，又交给学生一把感悟的钥匙，让学生顺利感悟情感，触类旁通。
1.作者的其他作品。一个作家的作品之间常常会有风格上的一致性，并且在情感上有千丝万缕的相通之处，因此，教学中适当拓展一些相关的作品的阅读，或举一反三，或启迪领悟，会让学生对所学课文的理解与感悟有一个非常好的催化作用。严华银老师在教学孙犁的《黄鹂》时，还引用了孙犁写的《说赵树理》以及《文虑》中的片断，对课文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让学生对作家当时所处的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有更深入的认识，对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作品的主题、获得不同的感悟起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与课文有联系的其他人的相关资料。有些散文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及语文经验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如果能借助一些相关的资料，给学生以相应的补充和解释，就可以扫清障碍，很好地弥补这个落差，从而让学生顺利走进文本，准确地去理解作品、感悟情感。这方面最经典的一个课例是陈钟爬鲜Χ浴逗匣妒鳌返慕萄АT谡饨诳蔚慕萄е校陈老师分别引入了王安忆对史铁生散文的评价、鲁迅《故乡》的表现手法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进行拓展，引导学生了解史铁生散文的特点，以帮助学生走进课文，感悟情感。
三、在品赏文字中感悟情感
王荣生老师说：“作者的人生经验，通过精准的言语表达出来，也存活于这些言语中。唯有通过对言语的体味，我们才能把握作者的独特经验，才能感受、体认、分享散文所传达的丰富而细腻的人生经验。”文字就是思想，是解读课文的入口。文本的思想情感，只有借助于作者独特的文字才能表达出来，因此，文字是思想情感的表现形式，要想感悟作品的情感，必须通过细细去体味作品语言的滋味，感受语言背后作者的人生情调，品析作者精准的言语所蕴含的意的表达，才能明白其主旨，较好地领会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郑桂华的《安塞腰鼓》教学中通过让学生“找出一些特别能传递奔放之情的句子，发现它们在句式上有哪些特征？说一说它们的表达效果？”探究文章语言的特点，感受语言的形式美，从而去品味文字奔放、张扬的情调，去发现文字的精细和美丽，去感受作者文字的独特之处，进而去读懂作品，领悟情感。
四、在朗读中感悟情感
中文是一种富于韵律感的文字，作为披文入情的重要途径，自古以来，朗诵教学历来为许多教育名家所推崇，成为是我国语文传统教学经久不衰的教学方法。郭沫若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散文的阅读，更适合于在朗读中借助于再现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形象、领悟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涵，从而感悟语言文字背后所表达的情感意蕴。
朗读与对情感的感悟其实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学生由朗读语言文字而得来的那种对情感的领悟还会激发出学生反复诵读的兴趣。从而让学生对语言形式与思想意蕴的感受更加细腻，进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美的熏陶。
王荣生老师在他的《阅读教学的基本任务与路径》中提到的一个课例，就是朗读对于学生感悟情感之重要性的极好诠释：“有位教师在上《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开始范读，入情入景，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后，她指导学生朗读，学生反复朗读了几遍课文。教师问学生，还需要讲吗？学生齐答：我们懂了，不需要讲了。”
教学中，要注意朗读有各种不同级别的层次，教学的不同阶段，应该采用不同的朗读方式，从而让学生对作品情感的领悟不断深入。
五、在生活情境中感悟作品的情感
作品是社会的反映，也是生活的反映。阅读作者的散文，就是阅读作者的生活，阅读作者在特定生活情境里的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情感表达。散文的阅读过程，也是作者与读者两种生活对话的过程。只有充分调动起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去深切感受，让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作者的人生经验进行链接，才能顺利地进入作者所表述的情景中，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地运用谈话、故事、表演、歌曲等形式，预设各种生活情境，营造一种生活化氛围，以让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让他们在生活的情景中能够更快地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
例如在教学鲁迅的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可以用谈话来创设生活情景：“同学们，你童年最喜欢最经常去玩的一个地方是哪里？你为什么喜欢它？谁来与同学们分享一下你那份童年乐园里的快乐？”这种生活情境的感情基调与课文中作者的感情基调是一致的，因而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情感。
六、在作品的“留白”处挖掘情感
艺术是相通的，中国画中常用一种“留白”的技法，而文学作品中也常常有这种类似的技巧。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留白，常常给人一种言虽尽而意无穷之感。许多时候，为了留有回味和意蕴，造成一种意味深长的效果，作者的情感不宜或不想直白地表达出来，故意在作品中留下一些欲说还休的空白之处，而作者幽微的情感，正是隐藏在这里。挖掘它，有利于激活起学生积极的思维，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去找出作者心灵最深处的矿脉，从而建立起与作品和作者沟通的桥梁。
如王安忆的散文《我们家的男子汉》中“他面对生活挑战的沉着”一段的最后是这样描写的：“他推开那些妨碍他的手，抓住一双最得力的，跳进了车厢，淹没在济济的人群里了。”送走了一出生就陪她伴她生活了四年的小侄儿，这时，作者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她会有什么反应呢？她会怎么做呢？教学中，如果以这“留白”之处为突破，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里去，就会感悟到作者对侄儿那份深入到骨子里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