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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德国范文1
国际品牌如何扎根中国市场？
中国如何推广品牌文化？
a.testoni在中国的推广，
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a.testoni(铁狮东尼)的第2代掌门人是78岁的Enzo Fini先生，他已经退休在家，a.testoni中国区总高楠到他家中拜访时问他：您做了一生的鞋，您眼里的鞋究竟是怎样的？
Enzo Fini指了指自己腕上的手表说：“鞋子就像钟表，首先要可靠，第二是舒适，第三才是漂亮”。
“您为何如此排序”？
“鞋每天都在工作，如果一双鞋不能带来舒适，客人就不会要它了。80年了，我们是以不变生存下来的”。
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小镇是个诞生奇迹的地方：那里有法拉利、马萨拉蒂以及兰博基尼三个汽车巨头，还有a.testoni――世界顶级鞋品牌。
作为意大利老牌奢侈品牌，a.testoni唯一的传奇故事是由创始人testoni的女儿谱写的。她上了全世界第一个女子大学，和意大利最好的皮革鞣制家族的儿子喜结良缘，而这段良缘堪称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商业合作：a.testoni家族的皮革选材世界一流，有了女婿家族的顶级皮革鞣制技术的相助，两个绝顶技艺的结晶立刻受到皇室亲睐，成为贵族的“贡品”。
不过至今，a.testoni被人津津乐道流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故事，而是它作为“贡品”所保留的严谨技艺，以及现代工业难以企及的绝世手工。
全球高端鞋品牌几乎被三家意大利巨头占领：Ferragam，TOD'S以及在男正装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a.testoni。不像时装奢侈品牌那样富有魅惑和侵略性，鞋品牌往往没有绝色美女或者贵族经典传奇给消费者开胃。每一分价值的肯定，都得益于穿鞋人的口口相传。
a.testoni在全球拥有极高的声誉，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却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2002年，a.testoni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忽然有了很大的起色，数据表明它的业绩比往年增长了15%，之后更是以50%的增长速度迅速占领中国高端市场，到了2006年，中国市场算是彻底领教了这位的“巨头”风范――穿a.testoni上瘾的中国客人每年花在a.testoni的钱高达10多万，零售价标到1万的a.testoni每年销量上千双，中国很快成为意大利a.testoni在全球的第一采购商，创造了a.testoni全球销售市场的中国神话！
“稀世珍皮+绝世手工”的意大利制造
a.testoni的非凡之处还得从皮料说起：它是最早把蛇皮、鳄鱼皮、鸵鸟皮、蜥蜴皮、犀牛皮等各类稀奇古怪的动物皮制成皮具的家族，再通过特殊的鞣制技术和缝制技术，让这些稀缺的皮革制品显得高贵精美。他们很注重鞋的舒适，其中“意大利制造”的精神传承功不可没。
一双a.testoni牛皮男鞋，轻轻一折便可首尾重叠，再一松手，鞋面复原，不会留下一丝褶皱，挺括蹭亮的皮鞋所具有的柔韧性如同一张新叶。a.testoni的制造商用精美的图文解说向公众展示这一技术奥秘：大部分a.testoni的鞋底都是“挪威式结构”的手工缝制，粗线交搓完成的缝线即便在最恶劣的天气也能持久耐用，a.testoni还用“羽毛”重新加工的方法，使皮革具有弹力加轻便的不寻常的柔韧。很多人对穿了很久的a.testoni有“越来越合脚”的感觉，多半源自鞋底部位的绝世工艺。还有鞋里的“双内衬”，两层皮料并不用胶黏死，依然是像80年前的制鞋工艺一样，四边缝制，保持两张皮料之间的空气流通，这是穿a.testoni“脚心不出汗”的秘密。
a.testoni家族对其品质最为自豪的描述是：“我们的鞋子上没有一颗钉子，也没有一滴胶”。
不过，不论工艺怎样绝伦，在中国市场的开荒期依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中国从古到今没有过任何皮鞋工艺的研究，消费者自然缺少对制鞋技艺精妙之处的体验，更糟糕的是，制鞋业的整体氛围封闭，难与消费市场形成情感上的互动。a.testoni在中国的公司相关负责人分析说，很多手工工艺是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埋头制鞋的大师常年沉浸在皮料、缝线、鞋楦这些工艺流程中，沉静的制鞋状态很容易影响制鞋人的性情――而这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沉静，朴素的专业氛围在对消费者的影响力方面，远不如华丽噱头的服装业。
那么，鞋艺的传播需要做出改变吗？
很偶然的一天，a.testoni中国公司的负责人高楠接待了一名外国客户，对方临时提出要去长城看看，负责陪同的高楠来不及回家换衣换鞋，只好硬着头皮一身西服领带商务装上阵了！当时的他正穿着一双a.testoni正装皮鞋的，心想这下脚完了，皮鞋也完了！没想到在长城，四、五个烽火台爬下来回到家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脚居然不烫，不肿，不捂汗，心里甚至没有把鞋脱下来让脚“解放解放”的念头。
事隔10年，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惊依然记忆犹新。
而这一意外的体验，让高楠明白视觉感官终难以替代“脚的感受”――鞋子不舒适，广告再怎么“诱导消费”也是白搭；同样，鞋子不去穿，你说得再绘声绘色消费者也难有共鸣。a.testoni80多年的工艺和知名度，除了依靠品质一双一双地穿出来去传播，别无他法！
增加百万欧元的成本，换取销售全球第一
“法国制造，德国制造，意大利制造是有差别的：法国人爱漂亮，舒适度稍微差一点，但只要漂亮他们也能接受，德国人把舒适放在第一位，漂不漂亮不是太在意，而意大利人是舒适第一，漂亮第二。这三个不同理念使得皮鞋生产具有本质的差别”，高楠说：“意大利制造在鞋品中是最好的，绝对舒适，也绝对漂亮！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你得伺候它，这一点，所有的奢侈品牌都一样”。
不过，被裤管遮去一半面貌的鞋，难让人“看”出它真正的价值所在，a.testoni的创始人坚定地把毕生的精力花在了制鞋上，是因为欧洲的消费者已经相当成熟，几乎每个消费者都懂得，一双绝世巧手能为双脚带来怎样的奇妙感受，制鞋在欧美市场可谓遍地黄金。
“爱衣服的人比较珍爱别人，爱鞋子的人更加珍爱自己。所以衣服的美丑容易受人影响，鞋的好坏就只有靠自己体会，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a.testoni的中国团队在中国市场的精耕细作，让他们深刻了解“衣与鞋”本质上的差别，尽管中国人对奢侈品有着近乎不理智的狂热追逐，一双昂贵却能磨出血泡泡的鞋子还是会让发热的头脑冷却下来，尤其是男式商务皮鞋，“舒适+品质”是鞋业经久不衰的真理，只是在中国仍然需要像他那样彻底“消费体验”过，才能深刻理解。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告诉a.testoni在意大利的总部，必须为中国人的脚型重新开发鞋楦”，高楠表示，鞋楦类似于服装版型，决定了产品是否合身舒适，欧美人的脚板细长，中国人的脚板肉厚，想让中国人的脚爱上a.testoni，就必须开发适合中国人脚型的鞋楦。
不过鞋楦的开发成本很高，平均每开发一个鞋楦就要花1万欧元，1款鞋有6个尺码，一双鞋的开发成本合计为6万欧元。按一年开发和销售70个款计，a.testoni公司若同意高楠的建议，他们就必须为中国市场多增加420万欧元的成本投入。
单为中国市场增加数百万欧元的成本，还是让a.testoni公司感觉“颇为不适”，这种不适包括投资，也包括情感，他们从来没有为哪个国家的市场单独开发过鞋楦。为了避免a.testoni投资失误，中国公司团队一边收集各种市场资料，一边建议先开发3~5个鞋款楦型，尝试观察中国市场的反应。
结果是――非常好！一位a.testoni中国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回忆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一年应该是2002年，a.testoni的销售在当年增加了15%”，男款鞋几乎全线受好评，其中有十几个款销售翻番，a.testoni由此开始在中国市场大力推广，其后更是在全球投放的85%的产品都增加了“中国鞋楦”的开发，a.testoni迅速成为“最适合中国楦型的国际品牌”。
现在，中国消费层对a.testoni的理解也越来越深，a.testoni总部赞美中国市场正趋于成熟，因为他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中国消费者的喜好越来越接近a.testoni的“核心产品”，这表明买卖双方的价值观更加趋同。
就像那个“婚姻如鞋”的著名比喻，穿了10多年的鞋，穿鞋人多半从彼此舒适的交往中了解到对方的价值以及“婚姻”的真谛！
每增加一位中国员工，销售额就要提升1千万
几十万双鞋的销售，a.testoni的中国公司竟然没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所有的店都是网上办公，公司旗下的三个品牌，3个项目部以及一个出口部，全靠18个员工打理，加上高楠本人不过19人。
公司旗下的包括a.testoni，Gabor，Sioux这三个强势鞋品牌，每个品牌的产品均价约千元以上，在国内市场属于中高档。这三个品牌，每年销售额达数亿元。高楠说“这属于典型的轻公司”，如果按销售额和员工比例核算的话，相当于每个员工的销售额达1千万。“我每增加一个新员工，就要保证为公司增加1千万销售的业绩，将来还要增加到2000万，3000万元”，高楠笑言。
19人何以实现如此高效运转呢？
并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管理天才，而是a.testoni的中国公司将财务、人事、物流全部外包给了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人才管理市场以及专业物流公司，甚至公司的ERP系统也是以租用的方式外包出去了。前台扫描，后台马上就财务成本核算，a.testoni的成本核算是以秒计的，这叫ASP模式，在全国属第一家。
国内几家著名的制衣公司曾来a.testoni公司参观，也曾动了“租用ERP”的念头，问了高楠一个问题：外包出去安全吗？高楠说：“是否安全取决于公司有多少不能对外公布的秘密，我们公司几乎‘全透明’，能外包的尽量都外包。再说了，内部泄密和外部泄密相比，往往是内部泄密的可能性更大，ERP外包并不会带来太多隐患”。
对方公司是否采纳目前不得而知，但a.testoni的管理团队认为，中国品牌“负重”管理的确会为创造神话带来阻碍。
高楠说明“阻碍”时，以中外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差异为典型例子：“仔细观察中国的百货公司，几乎各大百货配货的地方每天都堵车，而国外基本上都是物流公司统一配送，很有秩序，除了产品过于细碎的超小公司，以及买断物流配送中心的超大公司之外，专业物流成为他们的主要配送方式。你看国外百货店一层都有邮局代客送货的，中国如果也能做到专业配送的话，效率必将大大的提高”。
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成熟，许多已经“兵强马壮”的企业开始期待神话的降临。不过，高楠强调，中国大部分的品牌由于入行门槛低，管理复杂程度高，品牌发展到一定程度容易出现“管理中层断层”，再加上没有在产品上下狠功夫，神话是难以创造的。鞋品牌是最难发生奇迹的消费品类，a.testoni其实并没有创造神话，之所以有今天，还是因为有产品有服务。
不论未来中国的品牌会怎样发展，这个螺旋式的生命轨迹，总有一天还是会回归到它的本位――产品和服务。
奢侈评：
曾遇到过一个“极端型的”亿万富翁，他上下一身都是“非名牌”，连富人阶层必不可少的“名表”也是个杂牌，唯独一双鞋是花了上万块买的真名牌。富翁的解释是：“别的东西假我没觉得有哪里不舒服，鞋子不能假，假了我就真不舒服了”。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也确实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中国消费者对待鞋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和真实的，而这位富翁，正是a.testoni的忠实消费者，他的极端消费观，也是在消费a.testoni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鞋艺对人的影响，有时是“翻天覆地”的！
意大利德国范文2
少年生气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看见自己的家乡变成了一片废墟，他以为自己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他的心里默默地埋怨着自己。一个人路过这里，少年连忙问到：“先生，你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个人停下脚步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听说这里发生了地震。”
少年点了点头，就走了。他去找了一个烂铲子，拿着它铲呀铲，救出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人们都非常感谢他，最后，他和他救出来的人一起救出5万多人，人们都非常激动，把好多东西送给他，他一直保留着，最后又分给人们。
他长大以后，成为了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帮助了很多人盖房子。
在他去世之后，有很多人都为他纪念。
意大利德国范文3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理念；中国大学
大学，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理念，它产生于实践又是行动的先导。而大学理念，就是为办好学校所追求的理想和观念。大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先进的大学理念具有规律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孙建京，2010，P6）。对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先进的大学理念就像灯塔，指引着大学的教学和未来的发展。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
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各有侧重，根据不同的侧重可以大致可以分为6类。
1、重学术、教育与科研
大学诞生之初就是供人研究学问的场所。现代的大学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学术、科研同时出现在现代大学的定义中，足见三者对现代大学的重要性。下面列举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就体现了这一点。
剑桥大学：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在已知的语言、人文和科学领域内教导和教育青年。
卡耐基梅隆大学：提供富有特色的优质教育。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严谨、应用实际、学有成就。（3R育人）
2、重创新
创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要素创造新的矛盾共同体的人类行为。创新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创新“主力军”的青年人。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就以创新为理念，使学校成为创新的热土。
牛津大学：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激励个人创造精神。
斯坦福大学：开创新科技，学以创业。
卡耐基梅隆大学：培养研究、创新与探索能力。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未来由你去创造。
3、重服务性
当前，高等教育的去人性化管理已经脱离时代的要求。而一些一流大学却早已预见性的提出了服务性理念。
爱丁堡大学：一切来自学生，一切为了学生。
多伦多大学：为着每个学生的理念
这里爱丁堡大学奉行的这一理念，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爱丁堡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并授予联合学位（孙建京，2010，P25），学校古朴、优美的校园环境也确实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而爱丁堡大学的每一位新生，在入学时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言承诺作为学生，要永远尽责、勤勉地做学问；作为校友，要竭尽全力，回报母校（孙建京，2010，P25）。可见学校服务学生，学生回报学校已经成为共识。
4、重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指学者享有教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它是个体自由与机构自由的统一；是自由与责任的统一；也是教师教学自由与学生学习自由的统一（李子江，2005）。学术自由对大学而言至关重要，正是这种重要性，很多一流大学把倡导学术自由作为自己的理念。
哥廷根大学：扬学术自由之理念，开学术自由之风气。
斯坦福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修顿
加州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开罗大学：给予师生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
早稻田大学：学问独立，造就模范国民。
5、重实践应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大学的学习最终也应归于实践应用。因此，很多世界一流大学也将实践应用作为办学理念。
洪堡大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注重理论实际结合。
麻省理工学院：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并取，教学与实践并重。
这里提一下洪堡大学。洪堡大学是马克思曾经就读过的地方。现在的洪堡大学，不仅尊马克思的名言为校训，还不懈努力让这句话付诸实践，他们为科学而生活，证明改变世界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发现真理之路就在探索者的脚下（孙建京，2010，P37）。
二、对中国大学理念的反思
反思中国，中国至今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理念上的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通过对中国大学理念的了解，不难发现，中国很多大学的理念也都体现出了重教育、重创新、重实践的精神，但中国大学理念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去践行。
美国西点军校以“责任、荣誉、国家”为校训，并将其视为最崇高的理念，为践行这一理念，学校的校训被写在衣服、旗帜、文具甚至纸巾上，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学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孙建京，2010，P204，205），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同样用类似的方式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
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往往会落入口号化、形式化的怪圈，很多大学生到毕业都不知道学校注重的是什么。事实上，大学的理念其实就是大学应该注重的东西，它不是口号的宣传，而是精神的内化。大学理念从学术、课堂融进校园各个角落，学生置身其中，理念就会自然内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中国大学在大学理念上任重道远。但通过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和合作。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孙建京.世界著名大学，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10）.
意大利德国范文4
【关键词】大学城；学区；管理
一、引言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而从大学城的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上就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出我国大学城整体的在发展态势还是极为迅猛的。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有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初衷和促进城市化以及学习型社区建设作以正面回应的发展良好的大学城，但是在有点单纯追求速度以及越来越浓重的逐利心态的作用下，我国大学城在管理和资金等方面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为了突破这种障碍，及时采取措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对大学城进行价值和功能复位就显得必要且迫切。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如张希胜和章仁彪就认为我国大学城应从战略指导思想、管理体制、服务职能上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1]这样才能够将大学城从发展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并继续推向深入。而对于美国学区的研究从单纯的对管理机构的静态探讨也延伸到从系统的角度将学区放在行政管理的领域内进行专业剖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实践领域也已经开始了对学区管理方式的有益尝试，北京东城区实行的学区管理改革，通过对区内的中小学的整改建设混合型的学区，此举被认定是让教育资源走向均衡的积极举措，具有进步意义。然而不难发现，这种对学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脱离学区接受教育主要对象的局限，这也就很大程度上人为地限制了学区作为一种以实现文教职能为主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应用和适用范围。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将美国的学区管理制度引入中国的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参考之列，并通过对两者特征的梳理进而进行比较，为这种借鉴和参考找到可行的依据和基础。
二、“大学城”概念界定与成因分析
（一）“大学城”的概念
对于“大学城”的定义并不存在一个权威标准的答案。“大学城”的雏形主要是起源于英国，曾有学者对大学城理念的形成进行追溯：17世纪一些被法国政府驱赶到英国的学者,他们聚居在牛津这个学术自由的城市里,通过皇家资助,开始建立一种始于师徒相授,模仿修道院形式的学院。独立的学院分散于牛津城的各处,大学城由此成形。[2] 张希胜、章仁彪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大学城”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定义，他们认为：狭义的大学城，可以理解为大学的城市化，如英国伦敦的牛津大学城、剑桥大学城等就属于此类。而广义的“大学城”概念，是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即高等教育已成为城市的主要产业，高校在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如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城、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城等。[1] 而《教育大辞典》把“大学城”解释为“围绕大学建立的社区,人口一般在5-10万,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便利的食宿、交通等条件,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英国的剑桥和牛津,日本的筑波等”。[3]
（二）“大学城”的成因
目前学界对大学城发展模式较为一致的分类是：自然发展型和规划构建型。所谓自然发展型, 是指由一所学或一个学校群落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以文化和科教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社区，可以理解为“先有学校后有城市”。主要是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扩大以及后勤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使原有的大学或大学群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具备了越来越强的对外来资源（人员、资金、技术等）的吸引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与城市的发展相生相伴、融为一体，大学成为城市核心。所谓规划构建型，通常是由政府专门划出一块土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或者将原高校的校址迁移,集中布置,从而形成一片高校毗邻而设的特殊区域，[4] 往往是伴随着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变而引致的城市功能转型而催生的，可以理解为“先有城市后有高校群落”。我国的大学城多是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以及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手段的背景下人为规划构建而成的，植根于我国的国情同时也顺应国际知识化的发展潮流。
三、美国学区管理特征分析
学区作为美国行政管理的特别区是连接和沟通政府与学校的重要主体，是州政府对教育机构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其产生于英属殖民地时期，由谋取社会办学顺利的民间措施逐渐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特殊功能的政府机构。对于学区的认识，主要包括:(1)准法人团体，具有法人资格；(2)区域教育性，为学区地理范围的儿童提供公立教育；(3)自主独立性，学区财政和行政管理独立；(4)多样性，学区的类型、规模、数量都依据当地特征和居民需要有所不同。[5]
1．学区的设计理念
虽然学区是历史因素作用的产物，但是其在美国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调整与改革也渐渐融入了美国人强烈的参与理念。由于学区有一定区域性的特征，即辖区内的居民只能选择在该学区的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这就激发了作为学区提供教育和服务的对象――辖区居民对学区进行“用脚投票”的经济理性。为了维持辖区的规模和人口和功能的实现，辖区就需要倾听、尊重居民的意见，向其提供必要和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对居民的需求进行和好的回应与反馈。同时这种民主参与的理念在学区教育委员会成员通过居民选举产生和教育委员会所做决定需经居民听证通过等方面也得到了很直观的反映。
2．学区与政府的关系
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功能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有着明确的划分，并且从权力的内容和范围上看呈逐渐扩大而具体的态势，具体说来则体现在：联邦政府基本上并不握有对教育的实权，无论是制定教育政策还是提供财政支持都与联邦政府无太多关联，而更多是在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指导以及信息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与联邦政府不同，州政府则要根据自己州的实际情况负责辖区范围内教育系统建设，包括对学区种类和数目的确定，这也是美国学区区域性较为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学区则是具体实施教育管理的政府机构。
3．学区的组织运行
学区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学区董事会，也称学区管理委员会。学区董事会在州宪法和法律的赋予的这全范围内活动，对于学区事务享有决定权（基本上是最终决定）并负全责。具体来说，学区董事会负责教育项目的范围、强度和质量;雇佣和解雇教师及非教职人员；预备和批准年度财政预算并制定当地教育税率；在提交有关建议给选举人之后发行债券；选择建校位置并批准建造计划等等。[6]学区的执行机构一般来讲市教育局，但也因学区而异。教育局的主要负责人即教育局长或学区总监对董事会做出的决策负有执行责任。
4．学区董事会成员构成
作为学区重要事项决策者的董事会并不是简单的各个教育机构主要负责人的集合体，选民选举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教育领域的人员，而是涵盖了来自行政、金融、工商等非教育领域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声誉的社会名流，这样通过他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形成一定的榜样效应。与此同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兼职性质，从责任和志愿的角度对成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区提供科教功能的单纯性。为避免“外行领导内行”所导致决策风险，除了教育局长作为当然成员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老师甚至学生代表。通过这样内行和外行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为学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5．学区的资金来源
绝大多数学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财政上具备独立性，再辖区内征收财产税是学区资金来源的基本保障。此外，州政府的营业税以及联邦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补偿性专项财政拨款和土地赠与[6]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除了政府的财政税收的资金渠道外，私人赞助、慈善机构的捐款、校企合作以及彩票事业也是保证学区正常运行、提高服务水平的不可或缺的资金保障。
四、我国大学城借鉴美国学区管理体制的动因
尽管美国的学区与我国的大学城在形成原因、法律地位、服务对象和权力自主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但就其基本教育功能以及地域上的集中形态而言，仍存在着参考和借鉴的可能性；同时，面对我国大学城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偏离以及管理困境，也不得不迫使我们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寻求改革之策，这时对学区管理方式的考量是不无益处的。
（一）借鉴的可行性：学区与大学城的相似点
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两者都表现为多所院校的集中。美国的学区类型各异，基于学区内聚集的学校的类型不同可大致分为小学区、中学区、职业学区、混合学区等；中国的大学城在计划和规划建设的背景之下，集中定然是题中之义。
二是从功能作用上看，两者都是以提供教育为其主要功能和存在价值。此外，学区与大学城在发展过程中也过注重区域内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以及与区域周边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有效互动，有力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了文教为主要功能，兼具其他社会职能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系统。
三是从资源配置上看，两者都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规模经济提供了条件。地理上的相对集中，为校级之间基础设施建设、教师资源、教学设备等优质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通过这种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促成成本的分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适应教育规模扩大导致的教育支出扩大后，为降低成本而损害教育质量的现象出现，从而实现教育规模扩大与教育质量提高的相互适应能力。
四是从管理机构上看，两者都有一个统筹该区域发展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董事会相似，我国的大学城基本上也都具有一个对大学城规划建设和制度构建负综合决策责任的管理委员会，为大学城教育功能的发挥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职能的履行提供指挥和调度，从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从筹资渠道上看，两者都存在着投资多元化的特征。我国大学城所倡导的是校企合办的管理思路，企业作为投资方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和后勤服务。同时各高校根据隶属的教育部门的层级不同有所谓部属、省属、市属之别，无论哪种形式都说明了各高校通过财政渠道也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资金保障。
（二）借鉴的必要性：我国大学城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大学城功能上出现偏位。我国大学城虽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人为建设意味较浓的产物，但这其中也包含着高校为适应我国教育改革、高校扩招――对大学原有办学条件和规模以及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的一种主动回应。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大学城建设的初衷和未来的价值走向都应该是以提供教育服务、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区域提供技术给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出于对规模效益的错误理解和经济效益的过分追逐，我国的大学城最终向着扩大校区覆盖范围、不考虑适应性问题而纳入尽可能多的学校的一场“圈地运动”，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诟病和质疑。本应以育人为主责的机构却演变为逐利的团体，如有很大一部分高校仍然不能从“高校办社会”的不当管理形式中解脱出来，又如将大量获批土地用于商业用途，而使学区对教育功能起支持和促进作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得不到很好的实现。
二是大学城资金难补缺口。在大学城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高投资的事业，而仅凭政府专项的财政拨款以及有限的企业投资已使很多高校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艰难前行。在这一点上有本多学着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深刻忧虑，在寻求资金返还的多种选择―――大学城配套的服务经营、后勤社会化服务、旧校区的土地置换、教师和学生公寓的出售与出租、学生学费收入上,大学城最终抓住了学生这根稻草。学生学费的不正常上涨已经凸显中国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贫困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给高校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危机,大学城再次陷入了现实的围城之中。[4]
三是大学城管理严重缺位。从大学城管理机构上看，有的大学城根本不存在一个管理委员会，各高校在管理上是完全分散的，没有任何合作可言；有的大学城虽然名义上存在着管理委员会，但由于机构定位不清、职责划分不明、人员能力结构不合理，导致这一本应发挥统筹和重大事项决策功能的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渐渐流于形式。管理的漏洞和松散导致了大学城内大量存在重复建设而导致的资金和资源浪费，而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又跟不上步伐，使本应可以通过有效管理而实现的教育规模经济成为了一个怎样也追不到的目标。同时，管理缺位的另一个负面表现就是大学城在治安方面存在巨大的隐忧。
五、美国学区对我国大学城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大学城建设固有其适应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的背景以及与城市化建设互为推动作用的使命，但是从狭义的技术经验层面看，美国的学区管理模式还是可以为我国大学城革除现行管理运行弊端和实现未来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第一，管理机构的健全。从管理机构上看，大学城要设立独立的决策管理机构――大学城管理委员会。这一要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没有还没有管理委员会的大学城必须要筹备成立，二是对已存在但是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的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革，进一步明确机构和机构内部各部门、岗位的权责。机构是职能的载体，没有合理的机构设置职能的履行定然无法落到实处。大学城的管理委员会与学区管理委员会权能类似，负责区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事项，从整体层面进行统筹调度，从而实现建设规划统一、资源配置合理、设施服务到位、管理运行高效的新局面。同时，管理委员会要处理好各高校董事会的关系，构建决策――执行的良好合作与配合关系。
第二，管理人员的选择。从大学城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择角度看，在现有政府、校方、投资方代表组成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中“外行”所占较大比例的制度设计，这对大学城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各界信息资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考虑借鉴学区董事会成员的志愿性质，让管理机构成为政府教育部门的“监督平台”、企业提高社会影响力履行社会责任的“慈善场所”、高校汇报教学工作与提出合理诉求的“意见渠道”，这样以低的成本实现多方共赢，从总体上将大学城的管理工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第三，管理资金的筹集。虽然我国大学城在性质上与学区作为一个行政特区有根本上的不同，通过独立征收财产税的方式筹集办学和管理资金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在社会资金方面并没有形成有力的动员和吸纳能力。目前除了作为投资方的企业注资外，社会上其他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办学的慈善性质的行为还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和趋势。只有扩大筹资渠道，才能使目前负债运行的大学城轻装上阵，使因高校负债而承担高额学费的学生从中解脱出来，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大学城为“教育大众化”提供机制保障的设计初衷。而充足的资金又可以为大学城教学资源、各类比赛活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种改善引致的将是大学城竞争力的整体增强，进而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和聚集的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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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毅．行政学视角下的美国学区研究―以加州库比蒂诺联合学区‘(CupertinoUnion
意大利德国范文5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犹太女艺术家弗利德被纳粹谋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当时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集中居住区，同是囚徒的弗利德，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
维也纳的艺术摇篮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一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她从小就迷画画。一战期间，弗利德懂得了，艺术不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
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弗朗兹・辛格，双双坠入爱河。1921年，他们一起参与组织一场歌剧，弗利德设计了海报。女歌手艾咪在歌剧中的演唱，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朗兹爱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弗利德的内心受到很大伤害。
七八年后，弗利德在维也纳的19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了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其问，33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邀请，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
走向成熟的艺术家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对艺术自由的扼杀，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当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护照后，她马上被逮捕了。最后，法庭没有定罪，她被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这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了下来。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联系上了住在维也纳的父亲，得知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个安全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可是，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也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前往乡间躲避。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着弗利德。1940年，伦敦的美术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展，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有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1942年，希特勒铁下心要大规模扫除犹太人。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1942年深秋，他们的遣送通知也已到达，弗利德异常平静。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时只有52人幸存。
这里原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6000人口的小镇。1942年，纳粹把居民强行迁出，迁入6.5万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有8.8万名被送往死亡营。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集体居住，其中有1.5万名儿童。所有教育课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转回头来，孩子们依然看到她眼中满含泪水，止不住流淌。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经历，都有过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不仅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着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她引导孩子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顶楼窗口，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威利・格罗格一起，小心地包好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弗利德的遗产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威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她要求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威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意大利德国范文6
关键词：太阳之喻；线段之喻；洞穴之喻；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69-02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以“正义”为主线，以追求永恒的理念――“真善美的统一”为最高目标[1]11，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充满正义、智慧、勇敢、节制的理想城邦的画面。《理想国》一书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的思想[2]164-165，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本文旨在对《理想国》中太阳之喻、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隐喻进行分析。
一、太阳之喻――“善”是智慧的最高点
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3]35，没有人在理解善之前能够理解正义和美。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4]。
柏拉图将太阳比作“善的儿子”[5]，把视觉比作理智，把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真理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们臣服于善，它们虽是相，但是却是相的相，即善的某个个体，它们分有了善这一个相，却不是善这个相本身。这就好比眼睛和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世界万物，它们是太阳这个至高无上存在的具体存在，而太阳本身无法直视，只能通过形象去感受。如图1。
由于比喻修辞的不确定性，它与实体事物永远存在不同，因而造成学者们的不同理解，引发诸多讨论，间接使得太阳喻成为《理想国》的三大比喻之一。纵观全书，柏拉图并未对善和太阳之间的具体关系做详尽的叙述，而是给人们留下一个以供讨论的大纲，并且以太阳喻，为线段喻和洞穴之喻埋下伏笔。
二、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柏拉图的理性启蒙思想
陆尔奎先生于《辞源》一书中指出，启蒙是“开导愚昧，使之明白贯通。也指教导初学”[6]。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正是柏拉图援借形下经验而意味形上反思的理性启蒙之作[7]。
洞穴之喻大致是说：假设有一批囚徒从小就被铁链束缚、困在洞穴中，他们不能转头，只能看面前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条横贯洞穴的小道；沿小道筑有一堵矮墙，如同木偶戏的屏风。人们扛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而火光则把透出墙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认为影子是唯一真实的事物。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巧获释，转过头来看到了火光与物体，他最初会感到困惑；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甚至会认为影子比它们的原物更真实。如果有人进一步拉他走出洞穴，到阳光下的世界，他会更加目眩，甚至会发火；起初他只能看事物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能看阳光中的事物，最后甚至能看太阳自身。到那时他才处于真正的解放状态，会开始怜悯他的囚徒同伴、他的原来的信仰和生活[1]227。在洞穴之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为便是“看”[6]：从解除桎梏并转头后，从看水中的倒影到看事物本身，从看夜里的天象到看见太阳本身。这种不断地“看”，即为被遮蔽的理性不断开显、澄明，为理性启蒙。
柏拉图借由线段之喻，对“看”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指出理性的启蒙是一种梯度上升的线性过程[8]，如图2。
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如何理解一个世界的两个部分呢？用一条线段来看作整个世界，然后按照不同的比例将这条线段分为表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进一步划分，将现实世界的这一段再分为两个部分，即影像和可感物（人类能亲身感受到的事物），同时，理念世界的这一段也分为两个部分，即数理对象（算学、几何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善的形式。
如果说洞穴之喻是理性启蒙的形象描述，那么线段之喻则是这种描述的理论阐发。在困于洞穴，是“表象世界”中的黑暗的、没有理性自由的、想象层面的生活，极其可怕而可悲。相反，如果解除禁锢，走出洞穴，背弃“可见世界”的意见，那么在“善的理念”关照之下，灵魂的理性才足以去直面“可知世界”里的真、善、美，并使自己真正自由。
从认识的维度来看，理性启蒙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扬弃的动态过程。线段之喻与洞穴之喻形象而逼真地相互映现，展示了灵魂的理性不断澄明的梯度递增过程。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工具理念盛行，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道德生态危机，人类也正需要进行一场新的理性启蒙。面对此类问题，回溯并树立柏拉图的经典理性启蒙思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Noble Lie――谎言的正当性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以腓尼基人的传说列举了一个“Noble Lie”（高贵的谎言）：人们虽同为一土所生，彼此是兄弟，却又有根本的不同。只因老天在铸造他们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因而其最可贵，为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白银；在农民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铁和铜。人们应当根据老天的分工，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苏格拉底认为：“（Noble lie的）影响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2]151据此赋予了高贵的谎言以正当性，使之广为流传。
然则，所谓的高贵的谎言，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