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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范文1
《长恨歌》这首诗是作者和朋友一起游览仙游时而作。古今中外，谈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心中难免有些感叹。在这个时候作者官任县令，对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充满了抱负，正是春风得意时，他的思想“兼济天下”则成为了主导地位，和杜甫诗歌有一脉这承，他认为诗歌应该干预社会，干预政治，主张“文章和为时而着，歌诗和为事而作。”当时作者以前年过中旬，作品中形成了讽刺风格。作品都是以民众民生为题材，融入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的讽喻倾向性。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通过写实与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写出了自己对唐明皇荒昏庸的批判以及对他现实遭遇的的同情和忠贞、专一爱情的褒扬。
本文以《长恨歌》为题目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重色倾国，他制造了安史之乱，安使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苦难，得到了人民的愤恨，但是对爱情的痴情，专一所导致的爱情悲剧，自古以来，英雄和美女有很大关联，何况一个现实的当局者。所以作者写这首诗歌时的思想是双面的，既有对现实的批判、讽喻，又有对唐明皇爱情悲剧的同情。
《长恨歌》前半部分采用了写实手法，讽刺了唐明皇的荒误国，开头第一句就说明了这个观点，为下了铺垫，在到“杨贵妃”的君王侧，在到“从此君王不早朝，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从而可以看出安史之乱的必然性。这里作者对唐明皇给予了极大的批判。在作者在创作这首诗歌的同时，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充满同情以及他对爱情专一大加褒扬。是谁种下的种子，谁就是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现实就是给予他的报应，长恨歌的正文在后半部分，作者写唐明皇在赐死杨贵妃之时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痛苦。
以爱情悲剧为线索，写出了自己对唐明皇荒昏庸的批判以及他对现实遭遇的同情和忠贞、专一爱情的褒扬。
桂东一中高三：月下独酌
长恨歌主题范文2
1、吾家有女初长成意思是:我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2、最早出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原句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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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范文3
1、《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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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范文4
关键词：女性精神生命；成长；精神归宿
《长恨歌》是王安忆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无论是小说主题的开掘，小说的叙事美学，还是小说之外的影视改编，都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长恨歌》叙述的是上海小姐王琦瑶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沧桑起伏。这是一座城市的兴衰回忆，但女人无疑是这个城市最光彩夺目的代表。本文将试着以女性成长的角度疏解《长恨歌》，这是女人视域中的城市变迁，是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的成长与疼痛。上海，这座城市到处充斥王琦瑶这样的女子，漂亮、世故，成不了时代英雄却永远有生活的根底。时代与城市给了王琦瑶这样的机遇与契机，她们从弄堂的闺阁走出，开始触摸城市的脉搏与呼吸，与城市一起经历成长中的失落与疼痛，并对女性精神生命的归宿初生了更为通达的理解。
什么是女性的精神生命？于我看来，是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体察与审视，是对精神性别的辨别和确认，是女性在外部世界的参照中新生的独到体验与思索。城市格外偏爱了女人，繁华的城市为女人提供了际遇，是真正的女人心所在。女性参与到了城市的变迁，在城市中感知到了真正的自我，物欲、爱情、梦想从升腾到幻灭，在一次次的性别战争中自我的挣扎与失落，伴随城市的沧桑实现了精神生命的成长。
一、女性精神生命的成长史
王安忆的小说多次提到“成长”这个主题，在传统小说中女性的成长往往是一蹴而就的：从少女到母亲的迅速转换。而王琦瑶的成长却在小说的脉络中清晰可见，每一次的际遇变迁都有迹可循，在小说的开合变奏中徐徐开来。
上海小姐选美是王琦瑶第一次的成长机遇，从弄堂闺阁中的上海女孩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沪上淑媛，王琦瑶因此结识李主任，实现了上海平凡女孩的繁华一梦。爱丽丝公寓集合了城市繁华的精髓，承载了王琦瑶关于安稳与虚荣的理想，可毕竟昙花一现，在城市的变迁面前，女人的世俗理想如此不堪一击，王琦瑶这样的女子只能是历史变迁中最繁华落寞的衬托，李主任去世，王琦瑶结束了生命中锦绣历程。邬桥避世是王琦瑶从繁华走向没落的关节，从鼎盛一时到回归平凡，王琦瑶坦然地接受了生命的起伏变化。从城市的参差对照中，女性在物欲繁华中实现了自我的欲望，也在繁华遗落后找到了坚韧的自我，是生命的忍耐力与决断力，也是女性在绝对男性话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立姿态。
五六十年代是王琦瑶相对沉寂的时期，时代的变迁没有对王琦瑶的平安里生活产生任何涟漪，王琦瑶依然重复着老上海的优雅，喝下午茶，与康明逊相识分离，生下私生女薇薇，外面动荡的时局庇佑了她的平静天地，她不是风头浪尖的英雄，她只是历史遗忘的角落，在自己的天地中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生命的嬗变。
神仙洞府般隔绝的空间无法阻挡时间的变迁，连王琦瑶也逐渐清醒意识到隔绝的空间，老上海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心中那点深切的自知与向往，是维系女人心的浮华与虚荣。在康明逊的离弃后，王琦瑶依然生下了她与康明逊的女儿，从女孩到母亲，王琦瑶接受了生命角色的转换。面对情人的离弃，王琦瑶的态度始终是大度从容的，这或许是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对王琦瑶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生活变迁面前保持着最后的体面与尊严。无论生活如何责难于自己，只要世俗生活的根基还在，生命的优雅与体面还要与生活继续血脉相连，相互扶持，这是上海女人的生存智慧，也是王琦瑶的精神信念。王琦瑶在变迁的时局中保全了自己和女儿，实现了从女孩到母亲这样生命角色的转换，于缝隙中延续精神生命的又一次生长。
二、归根于静的精神归宿
王琦瑶的死是小说中最有争议的一笔，在影视改编中都删去了长脚这个人物，还改写了王琦瑶的死亡，我认为这是影视改编的败笔所在，将《长恨歌》沦为了一个二三流的情爱故事。在长脚放弃偷窃，准备逃走时，王琦瑶依然步步紧逼，最终导致长脚痛下杀手。这样的情节设计与王琦瑶随遇而安的性格不符，她是顺境或逆境都能安然世故的女子，却在最后故意犯险。在现代与传统的彷徨中，上海传奇如此草草收场，是作者的无奈，也暗示王安忆对女性精神生命的归宿有了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
小说中，对王琦瑶死亡体验的描述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这样神秘诡异的死亡体验寓示了王琦瑶对精神生命的认知与启示。，死亡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片厂是王琦瑶繁华之梦的序幕，在那里王琦瑶发现了自我的欲望，开始了女性精神的冒险，一切纷扰过后又回到了那个曲终人散的地方，生命从繁入简，归根于静。王琦瑶的生命轨迹体现了女性对传统坤道精神的复归。《周易·坤卦》中说：“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道生女，坤道精神是一种宽厚、包容、奉献的精神，在乾道的指引下以沉静的姿态默默承受万物荣枯、经纶变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精神离城市愈来愈远，对现代女性而言，回归坤道精神，带有乌托邦的性质，王安忆借助小说表达了这一理想。什么才是女性的天长地久？不同于新时期女性文学对男性痛彻心扉的绝望与反抗，或是女性身体和欲望彻底的展现与张扬，王琦瑶始终是平静和从容的，对男性多了一份包容与理解。面对生活的变迁和爱情的离弃，她始终保持着女性天生的柔韧与坚强，她从不把自己伪装成男性，去争取花木兰式的际遇。她是真正的女人，有女性对城市的虚荣和对男性的依赖，也有女性面对生活变迁的智慧与柔韧。在现代化的变革中，金钱和爱情都无法成为女性精神生命的归宿，王安忆选择平静的死亡作为王琦瑶精神的归宿，女性的繁华之梦落下帷幕，在经历了成长的挣扎与疼痛后，一切又平静如水，岁月长流。这或许是王安忆写作中无奈的选择，女性在经历了都市繁华与变迁的疼痛后，将生命归根于静，从现代复归传统，从都市回归大地。
三、孤舟之旅，且行且歌
《长恨歌》是女性精神生命的成长历程，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中国的女娲到西方的圣母，所谓的女性神话只是男权文化笼罩下的阴影，是男性话语对女的规范和期许。我们期待着有一部女性自己的成长史，以女性的视角重审自我，体察世界。这一期待的实现必将是坎坷孤寂的，如孤舟之旅，路在何方，当代女性作家都在试图作出改变。从《纪实与虚构》开始，王安忆尝试着将女性的成长放在史传的高度，到《长恨歌》又是一次惊险的继续，这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也是女性精神生命的成长史。都市的变迁成就了女性精神生命的历练与成长，在疼痛中女性对精神生命的归宿有了更为通达的领悟。现代化的节拍无法呼应女性精神生命的变奏，女性最终选择了向传统靠拢，向坤道精神复归。中国从来没有自觉的女权运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女性主义专著，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亦步亦趋，声嘶力竭地进行反抗，还是像王安忆这样向传统坤道精神复归。反抗与妥协，在这个传统与现代融合矛盾的时代似乎没有公允的答案，在男性的话语霸权下，《长恨歌》为我们展示了平凡上海女人的精神成长史，以女性为中心叙述城市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与进步，对精神生命归宿的理解我们无法苛求王安忆，归根于传统的选择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理想还是现实，对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旅程而言，都是一次全新的历险。（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
[2]张清华编.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长恨歌主题范文5
[关键词] 女性；《长恨歌》；本我
《长恨歌》是由以擅长刻画女性细腻情感的关锦鹏执导的2006年上映的一部影片。影片以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上海小姐王琦瑶曲折哀婉的人生经历及她复杂多变的情感故事。故事背景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上海，在片中观众可以深切感受到旧上海的那种小资情调和风格意蕴，无论是灯红酒绿的舞会，豪华富丽的公寓，还是充满靡靡之音的咖啡厅。以擅长拍女性题材而著称的关锦鹏导演，他曾经成功执导过《胭脂扣》《阮玲玉》《人在纽约》等女性题材的影片，他的影片以细腻、伤感、温婉而著称。在《长恨歌》中也不例外，《长恨歌》是以男性视角表达一个女性题材的影片，关锦鹏曾经说过，“在今天，作为一个男性我很感叹，我经常在身边女性身上看到的韧度和爆发力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女性在社会角色中往往被认为是弱者，所以她们在这种观念下，反而表现出更强的超出我们预期的强度来。”[1]在《长恨歌》这部影片中，对于王琦瑶的表现更多的是女性的自我觉醒。
一、自觉的女性觉醒――本我的王琦瑶
《长恨歌》讲述了王琦瑶变幻的一生，她从绚丽的上海名媛生活沦为落寞的单身生活，在本片中王琦瑶是重点突出的女性形象。弗洛伊德在“人格三重结构说”中提出了人具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种心理过程。本我是“一团混沌，云集了各种沸腾的兴奋”。本我受本能的驱使，遵循“享乐原则”，尽最大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2]在本我中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就像一口沸腾着本能和欲望的大锅。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急切地寻找发泄口，一味追求满足，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就是典型的本我表现。在《长恨歌》一开始即打上了字幕：一个人的生命总比一座城市的生命更短暂，随后导演借助影像将故事娓娓道来。王琦瑶在影片中本来是以一个单纯、简单的学生身份出现的。在1947年的一天，一位姓程的摄影师发现了她单纯、率真的性格下所呈现出来的令人眩晕的纯净无瑕的美丽，于是程先生推荐她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结果王琦瑶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上海小姐选美”第三名的桂冠，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琦瑶摒弃了小时候与表弟的定亲和程先生对她的爱慕之情而一头扎进了李主任为她营造的爱巢，与李主任的交往使她每天徘徊于上海舞厅的灯红酒绿之中，也使她练就了一套穿梭于不同男人之间的游刃有余的本领。那时候她还可以相信这一个男人将是她今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但是事情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由于军阀混战，李主任成为丧家之犬，从而消失在王琦瑶的生命中，她失去了生平第一个男人。随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王琦瑶捐出了她与李主任共同拥有的房产，她开始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这时巨商之子康明逊闯进了她的生活，在她渴望与这个男人共同厮守时，康明逊选择了离开――去香港做生意，留下了绝望的王琦瑶及她肚子中尚未出生的孩子。王琦瑶用她所有的积蓄为孩子换来了一个名分，在这个时候也许是一直暗恋她的程先生向王迈出一步的最佳时机，但是程先生响应社会号召去了云南一个小镇支援边疆。程先生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后，程先生又重新回到了王琦瑶的身边，程先生把自己的忘年友老克腊介绍给王琦瑶认识，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王琦瑶与老克腊之间发生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忘年恋。正是由于这段忘年恋使王琦瑶重新获得了青春，重新展开了对生活的追求，但也正是由于这段忘年恋了结了王琦瑶关于人生的一切美好的向往，也断送了她的性命。
二、觉醒女性视角下的男性角色――自我的选择
与“本我”相比“自我”则代表了理性和审慎，“自我既能接受本能的冲动，但又要把这种冲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即在个体欲望和现实之间起调和作用的应该行为，遵循“现实原则”[2]，王琦瑶一生经历了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影响着王琦瑶的命运，但是他们全部都不属于王琦瑶，他们只是在各自的生命中与王琦瑶发生一次相交而后又各自向自己生命生活的方向延伸。王琦瑶的每段爱情，每段生活，似乎刚刚开始，便又匆匆结束，她身边的男人刚刚登场而后又迅速谢幕。只有程先生见证了王琦瑶的一生，但程先生始终是和她保持平行的，他从来也没有走进王琦瑶的生活，甚至连一丁点的交汇都没有。在影片中，王琦瑶随心所欲地选择着身边的男人，如果说开始选择李主任可能还有一些迫于其威势的话，那么到后来她选择康明逊与老克腊时，她处于了明显的优势。王琦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命运，她拒绝与时代同步，她沉溺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旧上海的奢侈萎靡的梦境中不能自拔，她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年华已经逝去的事实。王琦瑶做美容、烫头发、开舞会都是试图去延续旧上海“上海小姐”的那个梦。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主动性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被动性。事实上，王琦瑶在学生时代被动选择了她的命运之后，尽管后来的生活大多都是按照她的意志度过的，但这也改变了她学生时代循规蹈矩的初衷。王琦瑶主动地选择男人但又不得不被动地独自面对一次又一次被男人抛弃的现实。在王琦瑶与程先生之间，王琦瑶同样没有主动权和选择权，她只能默默接受程先生的关怀和照顾，而无法自主选择与程先生有更进一步的关系，因为程先生在她最需要其帮助时选择了离开。因此，不管王琦瑶身边有多少男人，她都是孤独的，没有一个男人真正愿意走进她的世界，走进她的内心，成为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琦瑶是可悲的，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王琦瑶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依附在男人身上，男人感情的不稳定性及其游离性决定了她坎坷的命运，她必须依靠男人的补给过活，也必须依靠一个男人给她名分她才能心安理得生存下去。因此，影片表面上是讲述了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而事实上却是描述了王琦瑶作为女性在情感上的孤独、空虚与无望，同时也描述了王琦瑶苦苦寻觅但是最终不得结果的悲剧命运，也表现了她以身相许及以心相许的归属之艰难。到影片最后她也没有寻找到一条通向她所向往的女权社会的通道，尤其是王琦瑶的死更是为其悲惨的命运加上了神来一笔。除了死，王琦瑶别无选择。
三、无奈、可悲的女性配角――超我的离开
超我则是“外部世界在人内心的反映，表现为人人都必须遵循社会道德准则这样一种意识”，是追求完美的“道德原则”。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层领导，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如果说王琦瑶的一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么在本片中其他的女性配角则是在“道德原则”之下来选择自己生活的人。《长恨歌》中的人物除了程先生和王琦瑶以外，其他的配角全都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展现出来，他们是为烘托主角凸显主题而存在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每个人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也有其独特的故事。他们时而与主人公发生的事件交叉，时而平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或多或少对程先生和王琦瑶的命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蒋丽莉是影片着力表现的一个女性配角。蒋丽莉是王琦瑶最好的女性朋友，她专横独断、张扬跋扈、自私虚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程先生极力推荐王琦瑶参加选美大赛，而王琦瑶却垂下眼睑神色黯淡地说“丽莉不会同意的”看出来。蒋丽莉倾心于程先生，她害怕程先生被才色过人的王夺走，尤其是王琦瑶是自己的好朋友，她不能允许自己败在朋友手下，她企图压制王琦瑶身上的天赋，希望自己的魅力能掩盖住王琦瑶。但当王琦瑶登上上海小姐的舞台时，蒋丽莉又表现出极其懦弱任命运肆意宰割的弱点，她虽然不希望王琦瑶成功，但又碍于面子不得不帮助朋友张罗竞争的事宜。蒋丽莉知道程先生不喜欢她，但她又怀有幻想希望程先生回心转意，随她一同去香港。最后在程先生放弃一同随她去香港的机会后，她毅然决然离开了上海。在这里与其说她是彻底离开了从前痴情专制的自己，不如说她是在父权的压制下不得不做出违背自我意愿的决定。在表面上看来，蒋丽莉逃离了那个让她伤心失望的地方，而且这种逃离使她避免了像王琦瑶一样的依附、寄生虫似的悲惨命运，但事实上她又进入了另一个深渊。从人物的谈话上我们可以得知蒋丽莉并不幸福，她在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而且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上海，她对于上海有种难以言说和割舍的感情。蒋丽莉在片中仍旧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她没有好好真正爱过一个人。她爱程先生，但其中夹杂了些许复仇、痛恨的心情，而程先生从来没有爱过她，如果这部影片的编导不让蒋丽莉离开上海去香港的话，这部影片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因为如果蒋丽莉与程先生结婚，那接下来的肯定就是她与王琦瑶之间的争风吃醋、反目成仇的故事，这部片子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角恋”。正是由于蒋丽莉的缺席成就了程先生与王琦瑶之间朦胧暧昧的似亲情又似爱情的复杂的感情。因此，从一开始蒋丽莉就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她是可怜与可悲的，因此她的离去是必然的，也是注定了的。
片中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女性便是程先生的妻子了。她是惟一一个与影片风格格格不入的角色，她的出场便带有某些酸涩的成分，因为她是作为王琦瑶的替身出现的。程先生在无法得到王琦瑶的时候把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妻子只是程先生感情寄托的一个替代品。在程先生与王琦瑶的几次交往中，程先生的妻子隐隐约约感觉到了程先生对王琦瑶的感情，但她隐忍的性格使她选择了沉默，她默默地接受着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在影片中甚至看不出来她对程先生是否有感情，她的感情是含蓄而内敛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程先生的心，在经过多番努力后她选择了放弃，也给了对方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正是由于她的放弃使得程先生对王琦瑶的爱情更加义无反顾，她虽然失去了爱情，但起码她懂得了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
四、结 语
在关锦鹏认为，可能王琦瑶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这一点从他那温暖、感性的影像风格语言中不难看出。片中关导大幅使用了暖色调，尤其是当程先生与王琦瑶在一起的时候，更加突出了这一特点。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长恨歌》的影像风格越来越冷静，色调也逐渐由暖变冷，这在一个侧面表现了王琦瑶的悲剧的一生，王琦瑶无法从旧上海的幻觉中走出来，她不肯接受现实，不肯承认自己已经老去的现实，所以她只有从比她自己小很多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一丝年轻的影子，但她忽略了时代在发展的事实，没有人会守在她身边（除了程先生），她不可能跟上年轻人的脚步，最后她死在了自己幻想的情人手中，影片由此戛然而止。
[参考文献]
[1] 曹雪君.论关锦鹏的性别身份与其女性意识的发展[J].双语学习，2007（09）.
长恨歌主题范文6
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2]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
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3]”，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
《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4]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5]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
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6]，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
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35卷）：482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贵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册76卷）：3493.
[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6卷）：4705.
[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7卷）：4717.
[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