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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星星的方法范文1
2、放正后的折纸上下反一下，沿着中间线再次折叠。
3、沿着对折折叠
4、沿着步骤三的折痕左右各折一次，折出折痕后打开。
5、顺着折痕按图示折出两个三角形形状的折纸，再按照同样步骤折出四个同样的。
6、打开步骤五的折纸，左为正面，右为反面
7、将正面三角形三条边涂上白乳胶，注意只涂三条边。
8、将反面贴在涂好白乳胶的正面上。其它四个面也如此黏贴。贴好的五角
折星星的方法范文2
【关键字】 胜任特征；心理测量学研究；心理治疗从业者；信度；行为事件访谈法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3.001
中图分类号:R749.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3-0153-05
在建立各种职业胜任特征模型上，目前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McClelland结合关键事件法和主题统觉测验而提出的行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BEI）。行为事件访谈法是采用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探察技术，通过让被访谈者回忆和描述他们在工作中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4~6个重要事件，详细地报告当时的情景。然后分析行为事件访谈资料，来确定访谈者所表现出来的胜任特征。通过对比担任某一任务角色的优秀者和表现一般者所体现的胜任特征差异，确定该职业角色的胜任特征模型［1］。
自从胜任特征的概念被提出后，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并在国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为建立胜任特征模型最主要的方法，行为事件访谈法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也得到了研究结果的支持［2］。在我国，有研究人员分别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研究了通信业管理干部的胜任特征和家族式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结果表明，行为事件访谈法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也是揭示企业高层管理者胜任特征的有效研究方法，具有较好的信效度［3,4］。但该胜任特征评价方法是否可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心理治疗从业者胜任特征模型的建立呢？本研究将检验基于行为事件访谈法的胜任特征评价技术所得编码分数的可靠性，以及人类服务工作者通用胜任特征［1］是否能区分心理治疗从业者效标样本的绩优组与普通组。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精神病院或综合医院精神科、心理科的心理治疗从业者。由访谈人员通过各医院网站精神科介绍预先拟定访谈名单，到达访谈地点后因为具体情况访谈人员有改动，最后的受访人员共16位，均具有医师资格证，在医疗单位从事心理治疗及精神疾病诊疗工作，均工作两年以上，平均每周有至少一次的心理治疗工作时间。
本研究在编码结束后采取两名同行专家评议的方法将这16位心理治疗从业者分为绩优组和普通组，每组各8位，被访谈者与访谈人员都不知道最后访谈对象的同行专家评议结果。本研究的绩优标准为：被访谈人员在国内的知名度，得到两名同行专家的提名认可。
1.2工具
1.2.1行为事件访谈提纲
访谈前首先拟定供访谈人使用的行为事件访谈提纲，包括自我介绍、访谈目的、半定式访谈问题（即“请您回忆叙述过去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工作中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两个重要工作事件”）。半定式访谈问题的重点在于获取每一重要事件的五个方面：这个情境是怎样引起的，牵涉到哪些人，被访谈者当时是怎么想的、感受如何、想采取什么行动，在当时的情境中实际上又做了些什么，最后结果如何［1］。
1.2.2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教育程度、从业时间、有无督导、培训时间、兼全职等。
1.2.3胜任特征词典［1］
Spencer等编制的通用胜任特征词典，内含人类服务工作者等5种职位通用的20项胜任特征编码评分列表（即共情、资讯收集、影响他人、概念思考、分析思考、培养他人、专业知识、关注次序、自信心、自控力、弹性、命令、顾客服务、关系建立、主动积极、团队合作、成就导向、团队领导、组织承诺、组织知觉力），每一项胜任特征由描述性定义和多条可操作的行为指标组成，这些胜任特征的行为指标在一个或多个构面从低到高排列成一个清楚的层级，这些层级构成每个胜任特征的不同评分。评分以0分为中点，负分可能出现在一些表现普通的从业人员身上，提示一些不胜任的行为，例如自我控制的行为指标分为8个层级，依次为-1、0、1、2、3、4、5、6分。所搜集的访谈资料中体现的某个行为与哪个行为指标层级符合，就评哪个层级的分数。但每一胜任特征的评分层级不同，有些只有3个层级，有些没有负分。
在使用之前对该词典进行翻译、回译并修订，使每项胜任特征的每个行为指标等级适合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工作情况。例如资讯收集胜任特征中有一项行为指标是“个人的调查，直接去观察事发现场，如工厂、申贷人的业务、教室、学生的作业或其他工作相关的情况”，在心理治疗中没有这样收集所需资讯的，所以删去这一行为指标，分数顺移。组织承诺、组织知觉力两项通用胜任特征没有出现在心理治疗从业者样本胜任特征中。
1.3 资料搜集
与访谈人员预约好时间到访谈人员办公室，按提纲对访谈对象进行访谈，访谈时间一小时，在征得录音许可的情况下对访谈资料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即刻记录对访谈者衣着、办公室布置等的观察表，作为对胜任特征编码的补充。
胜任特征编码：录音资料首先保存到电脑，然后打印、校对，并整理成文本，共16份。由精神卫生专业研究生组成的2人编码小组，认真学习胜任特征编码词典， 然后选择预实验时的两本访谈文本，复印到人手一份，对访谈文本中符合胜任特征词典里的胜任特征进行试编码。同时，对于词典中没有出现的胜任特征在访谈文本中注明。经反复沟通，编码结果达到较高一致性后，将16份访谈文本复印两份，在不知道谁是绩优组、谁是普通组的情况下，2名研究生开始进行独立编码。
1.4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访谈长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访谈长度与平均等级分数采用相关分析，2个研究生独立编码的评分结果采用借助于方差分析的组内相关系数（ICC via ANOVA）［5］进行一致性检验。
2结果
2.1 访谈长度
在要求的一个小时访谈时间里，有一部分的访谈对象访谈时间超过或不足一小时。结果绩优组的访谈长度平均为（9990±2279)字，普通组的访谈长度平均为（8663±4457）字，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2, P=0.487）。
2.2长度与胜任特征的关系
在胜任特征编码计分指标上有使用频次计分、平均等级计分以及最高等级计分三种方式，以往研究证明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是一个相对不受访谈长度影响的指标［34,6］。所以本研究采用了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来验证其与访谈长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只有培养他人（r=0.50，P
2.3 编码评分者信度
2.3.1归类一致性
归类一致性（Category Agreement，CA）是指两名评分者对相同访谈资料的编码归类时，相同的个数占编码总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参照Winter的动机编码手册，用S表示评分者编码归类相同的个数，用T1表示评分者之一的编码个数，T2表示另一评分者的编码个数，计算公式为：CA=2×S/(T1+T2)［7］。本研究中CA=2×808/2637=61.28%。
2.3.2组内相关系数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是被评分者间的真实变异占总体变异（真实变异加上由于评分者间的误差造成的变异）的比值。各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编码者间的一致性结果显示55.6％的组内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ICC在0.4以上的占94％，在0.75以上的占83.3％（见表1）。
2.4 心理治疗从业者胜任特征的初步探索结果
绩优组与普通组的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情况见表1，显示有些项目两组分数一样，如关注次序、主动积极；有的项目两组差不多，但绩优组分数更集中，都在均值附近，而普通组分数的标准差大，数据离散，如分析思考、资讯收集、弹性。此外，两组间差距较大的条目依次为专业知识、培养他人、自信心、影响他人、自控力、命令、概念思考，这些项目的平均分差异均在1.3及以上。
3 讨论
3.1 关于研究样本优秀标准的定义
胜任特征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确认绩效标准，划分所研究工作的优秀者与普通者，目的在于找到优秀绩效者表现的胜任特征模型。理想的划分标准是具体的成果，例如业务经理的销售量或者所获利润，科学研究人员的专利成果或出版物，但本研究心理治疗工作具体的成果指标无法取得，例如一年内来访者获得好转的百分比等，所以在绩效标准上采用“软指标”（即同事提名）。有研究显示同事提名优秀者的方法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能够预测具体的工作表现［8］。但由于我国心理治疗正在职业化的进程中，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地区都不能找到全部研究样本，本研究在四个城市选取样本，所以无法采用同事提名，而采取两名不参加访谈的同行专家提名认可的方法，获得访谈对象中的绩优组。这些绩优组成员也是目前全国的心理治疗专家，从他们身上发现的胜任特征模型正是本研究所需要的。两名同行专家划分绩优组和普通组，没有描述性的统一标准，但仍考虑了心理治疗从业者的从业时间，在国内的美誉度等，并根据他们二十余年从业对心理治疗专业的了解得出绩优组名单。
3.2 关于访谈录音资料长度、胜任特征计分方式及访谈者
根据行为事件访谈法的要求，成功与不成功的工作事件要回忆叙述4~6件，访谈时间规定是1.5~2小时。但本研究中，有1名访谈对象由于时间关系仅各谈了1件工作事件，本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对象的访谈时间只有1小时。访谈长度是否会影响胜任特征编码呢？本研究证实绩优组和普通组在访谈长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胜任特征如果有差异，其差异也不是由不同访谈长度引起的。而且目前国内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的胜任特征研究也表明访谈的长度不会影响绩优组和普通组在胜任特征上的差异［3,4］。
在本研究中，只有培养他人与关注次序两项胜任特征与访谈长度相关，说明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是一个相对不受访谈长度影响的指标。
本研究的访谈工作由一个人完成，该访谈者为心理学硕士、精神卫生学在读博士，有3年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工作经验，具有一定的访谈技巧，且在访谈前反复阅读文献，掌握行为事件访谈要领，形成访谈提纲，并对从业人员进行预访谈，预编码，以发现访谈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以此保证访谈符合行为事件访谈的要求。
3.3编码评分者信度评价
编码者归类一致性是Spencer提供的一种编码者信度检验方法，要求编码机械地一一对应的一致性。按Spencer的研究［1］，本研究归类一致性信度偏低，但与已有研究的60.11％和50％相比［4,6］，认为本研究的评分者信度可以接受，但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编码人员再培训和讨论的时间来提高一致性。其次，为了解每一项胜任特征评分者一致性，Spencer还提供了Pearson相关信度检验，但考虑本研究使用的统计数据是每项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有部分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故不使用。而采用国外心理治疗师胜任特征他评量表评分者间的一致性检验方法――组内相关系数（ICC via ANOVA）［9］对两个编码者评分结果进行检验，ICC小于0.4一致性差，在0.4与0.75之间一致性一般，在0.75以上一致性较好［10］。本研究显示两名编码者在自信心、影响他人、培养他人、专业知识、共情、分析思考、自控力、团队合作、团队领导、弹性、命令、关注次序、主动性、关系建立、信息寻求等胜任特征上评分者一致性较好，同时提示应重点加强概念思考、顾客服务、成就导向等胜任特征编码的理解、培训。
3.4心理治疗从业者胜任特征的初步探索结果
本研究采用Spencer提出的人类服务工作者通用胜任特征模型，结果显示在多项通用胜任特征平均等级分数上心理治疗从业人员绩优组与普通组有不同，如果以各项目的平均分差异1.3分为划界值，则两组间有较大差异的项目依次为专业知识、培养他人、自信心、影响他人、自控力、命令、概念思考共7项，其中命令这项胜任特征的平均分普通组高于绩优组，是否是普通组将医师的命令特质更多地带入心理治疗中还需扩大样本，随机取样后进一步探讨。此外，在两组间团队领导这项胜任特征的平均分差异也较大，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绩优组成员是年资较高的医生，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在带领团队方面比年轻医生具有优势。
3.5 小结
综上所述，胜任特征评价方法可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心理治疗从业者胜任特征模型的建立。但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是Spencer通用胜任特征词典，访谈对象不是随机取样，所以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研究采用的通用胜任特征词典虽然进行了汉化、修订，使每项胜任特征的每个行为指标等级适合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工作描述，但在使用中尚感使用针对性不够，需要进一步修订；同时，在访谈文本编码过程中发现一些词典中没有出现的胜任特征，如绩优组表现出的良好语言表达能力，在心理治疗中使用的解释及比喻带有自己的风格及创造性，表达准确、贴切。Kottler也曾提到理想的治疗师特征之一就是“治疗师说出来的语言要做到：解释的准确、对质的真诚及合适的比喻”［11］。而且治疗人员还表现出不断反省、认识自己，在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尊重来访者等特征，但通用胜任特征词典没有这些胜任特征的行为指标，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增加到胜任特征词典里，同时剔除通用胜任特征词典中与本工作无关的胜任特征，从而为建立本职业的胜任特征模型并检验做好准备。（2）本研究所使用的胜任特征评价法虽然得到广泛的应用，但仍存在批评和争鸣［12］。在本研究中，由于心理治疗在我国还不普及，也没有涌现一大批公认的优秀从业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绩优组样本具有局限性，在样本选取中不能随机取样，所以最后两组数据未作统计分析，本研究的推广性还需进一步验证。（3）在绩优组的选取上，本研究使用的是同行专家提名认可的方法，所提名的不仅是心理治疗领域的绩优者，也是全国知名的心理治疗专家。但如果在将来进行大样本的研究，在绩优标准上应该拟定一些可操作的指标，比如受教育程度、从业的资格、督导经历等。
致谢：衷心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老师！出于访谈保密的原则，遗憾不能在此一一提名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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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Kottler JA. On being a therapist［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3.
折星星的方法范文3
关键词：消费者行为 研究方法研究道德
对市场营销人员来说，消费者行为这一论题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消费者行为分析是形成市场营销战略的基础，也因为对消费者的关注是营销对商业实践的重要贡献。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只有真正了解消费者的企业才能开发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并且更有效地向消费者推销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必要性
营销人员首先要有市场观念，如果企业要获得最大利润，就要预测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市场分析的内容首先就是要研究消费者，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并以此作为制定企业计划的基础。
通过科学地调查和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很多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宝洁公司曾首家开发出商标为“帮宝适”的一次性尿布，这种尿布非常方便，容易使用并且节省时间，但是当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在早期的广告和促销活动中被大力渲染的时候，产品的销售却一片苍白。后来，宝洁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洞察问题所在，得知母亲更加关心婴儿的利益，其次才是自己的利益。这一研究使营销策略发生重大转变，新的广告强调“帮宝适”可以保持婴儿更加干爽，更加舒适快乐，由此产品的销量直线上升。
从我国的营销实践来看，在消费者研究方面做的很不够，有些研究只是请广告公司进行一些市场调查。这些调查至多只是一些数据的统计分析，而较少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真正研究消费者。反观许多跨国公司，却相当注重消费者研究，美国企业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始于1950年，如今许多美国企业不仅在内部设立消费者研究部门，而且还与各大高校合作共同进行研究，从宝洁到沃尔玛，莫不如此。
对消费者行为研究要有正确的认识
从理论上说，所有的企业都可能进行消费者行为研究，但在实际上，当营销管理人员面对一个与消费者有关的问题时，如果存在着比进行消费者研究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也就不一定需要进行消费者研究。当然，如果信息是有价值的，营销人员应该愿意为信息的取得付出代价。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营销人员必须对消费者行为研究要有正确的认识：消费者行为研究是企业为了要作更好的决策而进行的，它是高度专业经营的象征。
有人认为，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上投资越大，决策的正确性就越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许多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有的企业虽然投入了大量的研究成本，但最终效果却很差。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消费者行为研究本身也有好的和坏的之分。好的研究能给经营者提供有益的并且常常是不可缺的信息，但也有一些研究是毫无助益的。营销人员必须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如何将消费者的反应转换为实际的销售绩效？怎样在实际购买行为中比较、验证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行为研究并不保证正确的决策，它只能提供情报，以增加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消费者有时的言行不一。企业在制定营销决策时倾向于以市场调查报告为依据，通过消费者在问卷中给出的答案，循规蹈矩地展开营销活动。但在市场营销活动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发现市场现状与调研结果大相径庭。消费者表述的消费理念与实际消费行为相背离，使得企业精心制定的商品或服务的整体决策出现严重偏差。
消费者行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消费者行为研究本身必须是客观的，不能有任何主观偏好。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上，一定要科学规范。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方面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样本选择的科学性。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研究人员不可能调查每一位潜在的消费者，而只能选择潜在购买者中的一部分做调查，即抽样。抽样应十分慎重，特别是样本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如果抽样阶段出现错误就很难在研究的后期得到纠正。
问卷制作的科学性。问卷本身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其中所隐含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信度指的是量表的可靠性，即某一资料搜集工具是否能够一致无误地衡量相同的事物。具有可信性的结果表明在相似的测验条件下该结果具有可重复性。效度则是指研究或测验得到的信息精确地测量了研究者想要测量到的东西，即数据搜集工具和某些重要的绩效标准之间必须有确实的关系存在。一个有效的实验意味着研究者能把研究结果概括到更大的范围。一个好的问卷调查表必须同时具有高的信度和高的效度，二者缺一不可。
数据判断的科学性。调研中获得的数据很重要，是企业制定决策时参考的依据，但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判断则更重要。数据判断时有个思维的方法——“逆向思维”。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生产电视机是不赚钱的，因为据当时调查得知看电视的人很少，所以就得出投资电视机是无利可图的。但随着电视节目编排日渐丰富，连带的促使电视机的增长空间不断上升。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分析，并不是观看电视的人数减少，而是观看的电视节目的数量和质量相应匮乏；并不是电视机和观看者的关系，而是电视节目的稀缺造成观看者数量的减少，导致电视机的购买量相应的减少。无论是从正面思维的角度抑或是从逆向思维的角度考虑事物的结果，都要树立这样的共同意识：数据很重要，但对数据的判断更重要。
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消费者的信息，因而可能有意无意间就违反了研究上的道德。因此，研究人员在与消费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维护被调查者的匿名性。研究人员必须确保参与调查研究样本的匿名性，纵使在委托研究的客户要求下，也不能泄露相关的资料，这是一项最基本的研究道德。
避免让被调查者陷入一种心理压力的抉择中。被调查者在接受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面临一些令他们困窘的情况（例如因缺乏相关的知识所面临的挫折感），这些困窘就会形成他们的内在心理压力。因此，当压力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研究者应该事先让被调查者内心有所准备和自由地抉择。
使用特殊设备时要小心。当研究必须使用一些设备来衡量被调查者的一些心理反应时，那么对于这些设备有可能对被调查者造成的伤害必须小心来避免。
当使用欺骗手法是必要时，必须是基于善意的。在研究中，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欺骗被调查者，就像在广告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会隐藏真正想要测试的目标广告。但是这种欺骗应该是研究上所必需，而且保证对研究对象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网络营销中的问题。网络营销中，企业在网上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问题上违反道德的行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二是在使用信息的过程中违背收集信息的初衷。企业网站以注册名义通过网络消费者登记来收集信息是一种正常的手段。在注册的过程中，企业通常都会提出使用和保密方面的协议，可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企业则违背收集信息的初衷，除了自己使用这些信息外，还出卖它来赚钱。以上这两种情况都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允许的。
参考文献
折星星的方法范文4
关键词 纸板法 全自动数字血型仪 U型微孔板法 试管法 血型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card method、automatic digital blood typing instrument、U type microplate method、tube method for blood type test in voluntary blood donors.Methods:Card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ABO blood type with positive stereotypes of donors on the street.Poseidon automatic digital blood typing instrument was used to test ABO and Rh(D)blood type in large numbers.U type microplate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ABO blood type with stereotypes anti-stereotypes in large numbers.Tube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ABO blood type with anti-stereotypes.Four different methods were evaluated.Results:13867 blood donors on the street were detected.The accuracy of ABO blood type using card method was 99.88%.The accuracy of ABO blood type using digital typing instrument was 99.94%.The accuracy using U type microplate method was 99.98%. Tube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8 specimens with ABO incompatibl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The results were identical with U type microplate method.Blood research laboratory confirmed:2 specimens with special blood type were found by digital typing instrument;5 specimens with special blood type were found by U type microplate method.59 cases of Rh(D)negative were detected using digital typing instrument,of which 56 cases were confirmed by blood research laboratory.Conclusion:Compared The combination of automatic digital blood typing instrument and U type microplate method can detect blood type in large numbers automatically.The methods are useful with high value.
Key Words card method;automatic digital blood typing instrument;U type microplate method;tube method;blood type
按照卫生部《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规定，采供血机构必须进行献血者ABO血型正、反定型的检测。纸板法、试管法主要依靠人工操作进行血型鉴定［1］。随着血液检测技术的发展，为了实现血型检测的自动化、批量化，U型微孔板法、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检测被逐步推广应用。对不同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对其应用价值进行归纳总结，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标本来源：成都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者标本13867例，均采用EDTA-K抗凝。献血者体检合格，年龄18～55周岁。
检测试剂：抗A、抗B血型定型试剂，使用前生理盐水1∶ 10稀释；RhD(IgM)血型定型试剂，使用前生理盐水1∶ 10稀释；3%～6% A、B型红细胞盐水悬液(本实验室自制)。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仪器设备：Xantus全自动加样器、Neon全自动加样器、RSP全自动加样器、Poseidon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梯形微孔反应板、微板孵育振荡器、台式微板离心机、XK96型微量振荡器、可调微量移液器、U型微孔板。
方法：①纸板法：在纸板圆圈反应区内滴加标本全血或红细胞，再分别滴加抗A、抗B或者抗D血型定型试剂。搅拌并充分混匀，使待检的样本充满整个反应区域。轻轻摇动纸板后观察，有凝块或细沙状为凝集；否则为不凝集。②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检测：采用Xantus全自动加样器/Neon全自动加样器，在预稀释板上用生理盐水预稀释标本红细胞，向Olympus梯形微孔板中先加入标本血浆、稀释标本红细胞，再向标本血浆中分别加入自制A型、B型红细胞，向标本红细胞中分别加入稀释的标准抗A、抗B、抗D血型定型试剂。再将微孔板放在振荡器上振荡约10秒，水平静置约30分钟，置入全自动数字血型仪中判读结果。Olympus微孔板孔壁呈微小均匀阶梯状，细胞在微孔中呈均匀分散状为凝集；细胞沉积于微孔底部尖端，呈圆点状，为不凝集。③U型微孔板法：采用RSP全自动加样器/Xantus全自动加样器/Neon全自动加样器，向U型微孔板加入血浆、自制新鲜红细胞。将微孔板放入微板离心机，1000r/分，离心2分钟。再将微孔板放入孵育振荡器，1000～1200r/分，振荡3～10分钟。在读片灯上肉眼观察并判断结果。细胞在U型微孔中呈大小不等的凝块或细沙状，为凝集；否则为不凝集。④试管法：使用可调微量移液器向试管中加入标本血浆、自制新鲜红细胞，1000r/分，离心1分钟。轻微震荡后观察，有凝块或细沙状为凝集；否则为不凝集［2］。
结 果
全自动数字血型仪与纸板法对ABO血型正定型检测的结果：纸板法对13867例街头献血者进行ABO血型正定型检测，血型鉴定正确17例，正确率99.88%。17例血型鉴定正确均为人为因素导致，对其试管留样标本、血辫留样标本运用纸板法进行ABO血型正定型检测，均能得出正确的血型结果。全自动数字血型仪对13867例标本进行ABO正定型检测，结果正确率100%。
全自动数字血型仪与U型微孔板法对ABO血型反定型检测的结果：全自动数字血型仪对13867例标本进行ABO反定型检测，6例标本未能一次性判读成功，3例疑难血型未能正确检出。全自动数字血型仪进行ABO血型检测，一次性仪器判读正确率99.94%。U型微孔板法对13867例标本进行ABO反定型检测，与ABO血型正定型结果不符合的标本8例，经血型研究室确证，5例为不规则抗体等原因导致正反定型不合的疑难血型，其余3例为U型微孔板法人工判读正确。U型微孔板法对ABO血型人工判读正确率99.98%。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经X2检验，全自动数字血型仪和U型微孔板法判读正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001，P=0.083＞0.05)。
试管法对ABO血型反定型检测的结果：U型微孔板法检出与ABO血型正定型结果不符合的标本8例，对其采用试管法进行反定型检测，结果与U型微孔板法相同。
全自动数字血型仪对Rh(D)血型检测的结果：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检测出Rh(D)阴性59例，占检测标本数的0.43%。经血型研究室确证56例，检测正确率94.92%。
讨 论
无偿献血标本血型检测是采供血系统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纸板法操作简单方便，不需要专用的仪器设备，适合于街头献血者ABO血型正定型检测。纸板法完全依靠人工加样，人工判读，出现人为差错的几率较大。在气温较低的户外进行检测，纸板法所需凝集时间略有延长，反应时间不够时进行人工判读可导致血型鉴定不正确；操作时间过长，反应试剂干涸亦可导致误判。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检测经过加样模式优化，可一次性批量化完成ABO正反血型鉴定和Rh血型鉴定。整个过程由仪器完成，实现了从标本条码阅读、加样、加试剂、振荡、孵育到成像判读的可监控化，标准化的仪器操作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有文字记录和原始影像记录，自动生成的血型检测结果可以长期保存，满足了采供血原始记录保存的相关要求，便于查询和追溯。为了保证鉴定结果准确，全自动血型仪检测需注意以下要求：①梯形微孔板底部和光路上不能有划痕和污渍，孔内不能有残余的蛋白，使用表面平滑、干净的微孔板才能保证判读结果正确。②标本完全抗凝，否则血凝块、纤维将影响检测结果；溶血、脂血影响结果判读时重新检测；微板孔内有气泡时需要处理掉气泡后再检测。U型微孔板法也适用于批量化血型检测，操作中外力原因可能破坏弱凝集反应，人工判读对弱凝集的界定受个人因素影响。全自动血型仪检测、U型微孔板法均需要专用的仪器，不适合街头献血者血型鉴定。试管法结果准确，但试管占用空间较微孔板大，不利于实现自动化、批量化检测。其他血型检测技术，如PCR血型基因型分型等，主要用于研究，不适合血型常规检测［3］。综上所述，纸板法、全自动数字血型仪检测、U型微孔板法、试管法应用于无偿献血者血型鉴定的不同环节，能提高检验效能，降低工作强度，提高血型鉴定准确性，有效地保障临床输血安全。
参考文献
1 高峰.输血与输血技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90-95.
折星星的方法范文5
平静呼吸：平静呼吸可增加肺容量，保养肺气。吸气时要闭上嘴巴用鼻尽可能地吸气，速度要，呼气时口鼻同开，大口吐气，速度要稍快，次数和力度应量力而行。
缩唇呼吸：练习缩唇呼吸有助于让肺部气体交换更充分，使呼吸道保持通畅，同时改善肺功能，快速吸满一口气，稍屏气片刻再呼气，呼气时缩拢口唇呈吹哨样，将肺内气体轻轻吹出，每次呼气持续4～6秒，然后用鼻子轻轻吸气。
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可舒缓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吸气时，腹部微微升起，心中默数1、2，呼气时腹部微收，心中默数1、2、3、4。
全身呼吸：呼吸同时进行全身性动作可进一步改善肺功能和增强体力。共分9步：平静呼吸；立位吸气，前倾位呼气；单举上臂吸气，双手压腹呼气；平举上肢吸气，双臂下垂呼气；平伸上肢吸气，双手压腹呼气；抱头吸气，转体呼气；立位上肢上举吸气，蹲位呼气；腹式缩唇呼吸；平静呼吸。
（来源：文章屋网 ）
折星星的方法范文6
【关键词】法哲学；系统理论；学科设置
部门法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门法哲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哲学的延伸，并采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的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相互脱节的现象。” [1]其次，部门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它倡导一种应有的理论自觉性和深入的理性反思，倡导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依托和真正的法哲学思辨之上。[2]最后，部门法哲学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涉及到学科的属性和学科的归类以及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特点，从而从其属性和研究方式出发来思考其深入发展的路径，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消除学科研究中的障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来描述“什么是部门法哲学”。
一、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价值
张文显在文中写到：“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研究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 [3]张教授的这段话是对目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浓缩概括。在中国法律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部门法哲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法学哲理研究的成果频频面世，比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江国华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等，除此之外部门法哲学高水平论文不断增多，讨论问题不断深化，谢晖在他的文章《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并建设性的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的学理化之命题，集中探讨了部门法哲学中的逻辑连贯性、解释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问题。[4]此外，部门法研究的理论化、哲理化倾向成为中国部门法研究的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截至2011年已经成功召开四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这为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者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
部门法哲学推动着对部门法前沿的、经典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部门法研究的一种创新。它从法哲学层面，用法哲学方法讨论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并诠释部门法法理学意义。首先，“部门法哲学的存在有助于打破讲话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并把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到部门法研究当中。当前我国法学领域过度的分科，造成了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 [5]，其次，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解释理由提供可能性和合理性。当某一部门法涉及到解释深层次的理论性的一般问题时，往往只局限于利用本部门学科的理论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只是机械性地依赖规则，而忽视规则制定背后的法理之基础，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规则。“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的学理基础并解释部门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不接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相反，它对任何东西都要反思批判、前提批判，因此哲学的首先为自己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作用之一是为部门法研究提供创新”[6]，当需要解释部门法存在的问题，比如刑法中为什么规定贩毒是犯罪而吸毒却不是，这些都需要部门法哲学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学科间的整合，部门法哲学使部门法贯通起来。
二、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讨论其学科属性关系到对该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实践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界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它属于法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认为它属于部门法学科；第三种认为它属于“交叉学科”、“中间学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文显，在其《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一文中，其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学是相对应的学科，法学体系内有法哲学与法律学之分。法哲学是哲学的法学，‘法律学’是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哲学相对应。就一般意义来说，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而、某一层次、某一问题为对象，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而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方法带有‘工具性’、‘技术性’。哲学的研究方法则带有‘本原性’、‘终极性’、‘方法论’性质。科学与哲学的这些区别也是法哲学与民法、刑法等法学部门构成的法律学的区别所在。其次，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主要是来自法哲学，应用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和改革。” [7]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三种，但又不等同于第三种，下文会详述。
首先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同法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部门法哲学具有两个成立基本的基本条件：第一，反思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研究对象的特定限制性（被限制在特定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8]。上述两个都是部门法哲学必备的因素，法哲学缺少对具体法律的关注，而部门法又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宋显忠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反思的理论视角、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哲学作为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法哲学研究，根本不同于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而是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以及论证自然发生有别于传统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是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9]其次，法哲学注重批判，注重重构，注重对法的反思性考察，注重对抽象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侧重于“价值”领域。而部门法哲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于立法和司法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注重揭示某一部门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而且注重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在研究上往往多采实证的方法，多用描述性的语言。再次，二者研究的范畴不同。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并不能当然涵盖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范畴，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来自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当中，具有巨大的丰富性，不是法哲学所当然涵盖的。最后，部门法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其研究对象特定且具体。部门法哲学并非法哲学在部门法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
第二种观点实质是过度强调部门法哲学对部门法的依赖性而单边地将其定位为部门法学。[10]我们不能因为其对部门法的依赖性就简单的将其归入部门法的范畴当中，实际上，它和部门法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部门法哲学以研究部门法学中带有本原性、终极性的问题为己任，而部门法学则侧重于研究某个方面，某个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其次，部门法哲学以部门法的理念为研究对象，设计部门法的规范形式和价值内容。部门法哲学注重反思和重构，并侧重研究部门法中的普遍规律，而部门法学则倾向于严格的逻辑实证，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研究的是某一领域内的特殊规律。总之，部门法哲学秉承了法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注重部门法学中的意义关切性问题，视角更为开阔，研究更为深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涵盖部门法哲学的内容。
综合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把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概括为：法哲学与部门法的边缘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把‘部门法哲学’单边地归于‘法哲学’，而是认为应当突出认识和强调‘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双关性’。这种‘双关性’：首先它是‘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次它是‘部门法的法哲学’，即‘部门法本身的高层哲理’。如果借用康德的两个哲理范畴来表达，大致可以将‘部门法哲学’一方面看成是属于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属于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层面的内容。我们充分重视和强调这样一种‘双边性’的理性面向，将可以更好地促使二者达到一种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11]我们不能否认部门法哲学的“交叉性”和“双边性”，但仅因为其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就主观的创造一个“中间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并不严谨，这里我赞同宋显忠教授的观点，不赞成把部门法哲学归纳为“部门法学与部门法哲学的交叉、中间学科。实际上，部门法哲学这一新兴研究对象，虽然它既有法哲学的属性又有部门法的特点，但“部门法哲学目前还仅止于学界的一种探讨，尚没有去的与法哲学学科和部门法学科并驾齐驱的合法地位，部门法哲学也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蛋概括或者命名，还远没有创造出一个如中间学科这样的新学科。” [12]
三、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
“部门法哲学是从反思部门法的合法性问题开始的” [13] “部门法哲学是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 [14]。部门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思维特性，哲学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更不特征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式的思维方式。而部门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延伸，因为自身的哲学属性，必然也运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排除经验和直觉，讲求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以透过复杂多变的表面而认识隐藏于事物内部的规律。部门法哲学拥有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以反思的方式不断的去更新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深化对部门法问题的研究。
“反思”大概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知性思维看事物就是把事务当成孤立、静止的东西，即‘非此即彼’的东西。是思维的较低阶段。二是泛指人们的理性思维，即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反复思考，以便透过表面的、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认识隐藏在事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说：‘本质的观点是反思的观点。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务后面的反复思考。’[15]三是指对思维的思维、对认识的认识。即‘反思’是指思想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而展开思考。[16]孙正聿认为：‘反思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它以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去追问‘思维和存在’，去揭示‘思维与存在’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17]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思维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反思。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秉承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部门法哲学严格区别于纯粹的部门法学，前者注重反思式的思维模式，而非观察与实证。
部门法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现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法律学的直接思想对象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法律现实，那么，法哲学的反思对象则是法律学的思想。” [18]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注重对前提性的反思[19]，即对部门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审视和追问，注重关于法律规则正当性以及合理性的深层追问，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部门法学的应用性不应该成为理论浅显性的遁词，实践性也不应成为理论零碎性的借口”。部门法哲学注重对部门法的价值性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是反思的最本质特性。” [20]而理性的批判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超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其价值指向也是批判与超越，批判是为了寻求发现问题的视角，关注研究部门法的价值问题，超越是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批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甚至怀疑现行的法律规范，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而达致深刻的理解。部门法哲学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追问，不只是一种笼统的前提性和价值性的追问，而是关注具体的、不同角度的侧重点，并注重对部门法的逻辑性反思，黑格尔曾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21]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性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逻辑起点的追问，即法律规范逻辑的核心基础和逻辑开端。通过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法律规则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规则中所蕴含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部门法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式的思维特性，使得部门法哲学向法哲学方向靠拢，并逐步完善其建构起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对部门法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起到了整合作用。充分重视其反思的思维特性，注重对部门法律规范正当性及其合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促进部门法展开前瞻性的思考与建构，并成为促进部门法哲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张文显.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
[2]仁.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8. [3]同[1].
[4]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2-149.
[5]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1.
[6]邱本.再论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5.
[7]同[1].
[8]同[5].
[9]同[5].
[10]孙育玮.再论部门法哲学的“双边性”及其深入发展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1.
[11]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6）： 8-14.
[12]同[5]62.
[13]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5.
[14]蔡宏伟.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0.
[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杨寿堪.哲学思维的特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1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4-135.
[18]同[1]11.
[19]同[2]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