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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博士论文范文1
1、传播媒介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传播媒介与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人类借以传播信息的辅助工具，一方面，媒介传播内容彰显人文精神，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体现的人文精神通过不断地媒介接触传递给受众，并进一步通过普遍的价值规范引导和制约社会人文精神的形成。另一方面，人文精神推动媒介进步，人文精神强调的严谨理性的思维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强大智力支撑。人文精神倡导的自由、人本和理性思维不断地推进传播技术进步和新闻理论的发展，加速了新闻事业的自我完善。
2、传播技术创新过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追述传播技术的发展历程，其中比较具有技术意义的有四个阶段：印刷技术阶段，广播技术阶段，电视技术阶段和网络技术阶段。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革新，高速印刷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使廉价报纸应运而生。无线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广播和电视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人类传播活动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通过网络不同时空被连为一体，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
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传播媒介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传播效果不断强化的历史，媒体功能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媒介接触时间越来越多，这也给人文精神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当前，对人文精神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和传媒负效应的扩大两个方面。
人类对传播技术的过度依赖主要表现为部分媒体在新闻制作报道过程中对于技术设备的过度依赖，以及公众对全新的文化娱乐享受的过度依赖，新媒介强大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的世界不能自拔，加剧人类的自我封闭，给人文精神投下了浓重阴影。
传播媒介负效应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媒体暴力戕害公众心理健康。影视、游戏、网络等媒介信息内容中的暴力倾向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增长，频繁接触，会使公众对现实暴力反应迟钝，增大模仿概率，使暴力传播、扩散。第二，新技术强化了媒体刻板印象。媒体是公众形成自身观念的参照标准，媒体有意或无意的刻板成见，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也会影响受众，使媒体或媒体人的刻板成见演化成普遍的社会刻板成见。第三，媒体分众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标准。媒体依据不同的特性将公众分为不同的群体，针对性强，但传递的内容也很容易造成多元价值并存。第四，形形的广告，使充裕主义盛行，唤起人们无止境的占有欲和享乐欲，势必会造成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表面上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强化，而实质上却是对人文精神的彻底颠覆。
3、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人文主义精神的重建
人文精神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社会文化道德倒退，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且，我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良好的社会政治保障，媒体和公众的觉醒是牢固的杜会基石。
重建人文精神主要有三方面途径，即媒介、受众和社会。
第一，媒体提升媒介素养是重建人文精神的关键。媒介传播的信息是影响社会人文精神塑造的重要因素，媒体自身应以受众为本，关注公众需求，以人为本的报道原则是媒介自身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塑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精神的前提和基础。媒体人应以身作则，坚持新闻伦理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提升报道质量和人文内涵，做社会人文精神重建的先行者。
第二、受众媒介素养的提升是人文精神重建的基础。良好的媒介素养是受众分辨媒介信息真伪对错，进而形成普遍的社会价值观的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社会人文的认识，公众不仅要明确评判传媒的标准，还要积极科学的利用传媒资源，监督媒体的传播行为。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2
关键词：审计定价 政府指导价 审计溢价
一、引言
政府作为“守夜人”，一方面，努力遏制垄断，同时又打击恶性竞争，试图通过制定审计收费指导价来达到促进审计市场健康发展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形成了审计收费的两种不同的价格，即政府指导价和市场交易价，两种价格的背离情况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指导价与交易价格基本一致，在一些地方政府指导价与市场价偏差比较大。
传统意义上的审计溢价或审计溢酬，是指审计收费超过平均审计收费的部分，是一种对高质量审计的回报，或是一些审计师凭借其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审计报酬。与一般传统意义的审计溢价概念不同，本文把这种市场交易价超过政府指导价也称为审计溢价。
虽然政府在制定审计指导价时，也出台了相关的处罚措施，确实也有一些处罚案例存在，市场为什么没有广泛接受政府指导价？市场交易价超过政府指导价的部分，即审计溢价，是如何形成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展开了讨论与分析。
二、文献回顾
国外有关审计定价的研究始于Simunic（1980），他的研究表明客户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决定了审计定价的差异，这些因素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其中规模对审计定价差异的解释力达到57%。后来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控制变量被加入到模型中，目前能查阅到的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国外研究文献，已有100多个解释变量用于解释审计费用的变化（张继勋等，2006）。但是主导变量几乎没什么变化，大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其显著性，基本的审计费用模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没有实质的改变。后来该模型还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时期、不同的细分市场（张奇峰等，2006）。
国内的有关研究则始于王振林（2002）。自此之后，国内大多数研究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模型，检验了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在我国是否同样适用。从搜集到的我国审计定价经验研究结论的统计结果来看，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审计定价与客户规模、业务复杂程度、客户是否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审计师是否为国际“四大”显著正相关。
笔者认为，在我国独有的政治背景下，政府监管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容忽视。事实上从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审计收费的行业规范，很多省、直辖市有关部门更是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实行指导价政策，并明确了审计收费的计费依据、计费费率以及上下浮动幅度。应该说政府监管，特别是政府的价格监管对审计定价有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国内有关审计定价的模型中并没有考虑政府的审计价格监管政策。这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依据。
三、研究假设
各地政府指导价的收费基数是以资产总额为主，如果存在审计溢价，那么以政府指导价为基础的审计溢价的形成原因之一可能来自于公司固有的审计风险。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审计溢价应当充分反映公司的固有风险，公司固有风险越大，其审计溢价越高。
宋衍德、殷德全（2005）研究发现，对盈余管理强烈的公司，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以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来衡量审计风险大小，并以此来调高收费水平。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2：盈余管理水平越高的公司，其审计溢价也越高。
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的财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审计风险，客户财务风险越高，其经营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也越高，会计师事务所在具体的审计中应当考虑到财务风险的水平，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3：资产负债水平越高，审计溢价也越高。
张奇峰、张鸣、戴佳君（2006）统计了国内有代表性的11个回归模型和国外有代表性的36个回归模型，发现国内的研究有4个在5%的水平上审计收费与非标准意见显著正相关；而国外的研究中有11个在5%的水平上审计收费与非标准意见显著正相关。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4：审计溢价与非标审计意见正相关。
高质量的审计意味着高的审计价格（Francis & Simon，1987），当审计师的审计质量高于其他审计师时，他可能获得较高的审计收费，或者审计质量溢酬。由于审计质量难以直接观察，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普遍采用虚拟变量来代替审计质量，如是否是由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来审计作为与其他事务所审计质量存在差异的变量。在我国，“四大”的审计收费明显高于本土事务所（漆江娜，2004），张铁铸（200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品牌等是影响年报审计费用高低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5：事务所的品牌（规模）越大，其获得的审计溢价越高。
大多数的国内外实证研究都支持审计收费与审计客户注册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6：客户公司处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审计师能获得更高的审计溢价。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建立以下模型：
fee/price=α0+α1complex+α2da+α3lev+α4opinion+α5big4（or big10）+α6region+α7year+α8industry
变量计算及说明如下：
1.Fee/price。Fee/price是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费用与政府指导价的比，即基于政府指导价的审计溢价。如果该指标的值大于1，则表明该公司的审计师获得了审计溢价，即获得了超过政府指导价的审计溢价，如果该变量的值小于1，则表明公司的审计师收费没有超过政府指导价，如果该变量的值等于1，则表明审计收费与政府指导价严格一致。
本文手工收集了我国各省、直辖市自2003年至2012年实施审计政府指导价政策的情况，并严格按各地实施政府指导价文件所规定的实施时间、计费基数、计费标准手工收集并计算了2003年至2012年共6 864个样本公司的政府指导价，再计算该变量的值。
plex。complex反映客户公司的固有风险。以往的研究中对企业固有风险的测量采用的指标主要有存货与应收账款的比重、存货的比重、流动资产的比重、应收账款的比重、对外担保额等。为了避免该指标与资产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把公司存货与应收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客户公司的固有风险衡量指标。
3.da。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种所谓主流的方法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测量。第一种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代表模型是Jones模型，该方法把企业的应计利润分为可操纵应计利润和不可操纵应计利润，实证分析时只用可操纵应计利润来衡量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但是一些中外学者认为这种测量方法不适用于我国的现状，因为我国企业的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营业外收支净额、其他业务利润、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等方式进行。第二种方法是用上市公司的ROE是否处于保配、保牌的区间来衡量，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有待研究和证明。第三种方法是用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来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其取值为公司其他业务利润与营业外收支净额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
4.lev。lev为客户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是公司的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
5.opinion。opinion是审计意见的类型，当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1，其他意见则取值0。
6.big4（big10）。big4或big10取值为1表示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是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而提供审计服务的为其他事务所时则取值为0。在我国，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不仅代表事务所的品牌与规模，也代表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本文也把国际“四大”或国内“十大”作为高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
7.region。region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年报告》（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
8.year为年度哑变量。
9.industry为行业哑变量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3年到201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剔除了金融行业数据和数据缺失的样本，共得到了6 864个样本。本文使用Winsorize（1%）方法对变量的极端值进行了处理。行业按21类进行分类。
五、实证研究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fee/price的均值为2.657，表明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费用是政府指导价的2.657倍，标准差为2.378，最小值为0.2，最大值为14.14，可见即使通过极值处理，年报市场上的审计费用与政府指导价的比，即审计溢价的差异也比较大。complex的均值为0.27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8。标准差为0.176。da的均值为15.61，标准差为2.04，最小值为9.98，最大值为20.11。lev的均值为0.52，说明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财务风险较大，最小值为0.07，而最大值为1.84。Big4的均值为0.0436，说明样本公司中有4.36%的公司接受了国际“四大”的审计，big10的均值为0.301，说明样本公司中30.1%的公司选择了国内“十大”和国际“四大”作为审计事务所。Region的均值为8.663，最小值为3.25，最大值为11.80，标准差为1.996，说明我国地区间的市场化差异比较大。
（二）相关性检验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从表中看出，fee/price与complex负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固有的风险高，审计溢价反而越低，有待进一步分析。Da与fee/price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客户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其审计溢价反而越高。Lev与fee/price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审计师获得的审计溢价也越高。Opinion与fee/price正相关，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为非标意见时，其获得的审计溢价高。Big4与fee/price正相关，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国际“四大”获得的审计溢价比其他类型的事务所高。Region与fee/price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事务所获得的审计溢价与地区的市场发达程度相关，市场越发达，审计师获得的审计溢价也越高。其他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最大的为0.427，说明变量之间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为模型的回归结果，引入变量big4时，调整后的R2值为0.2939，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回归结果显示，complex与fee/price为负相关，系数为-0.308，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的固有风险越大，审计师收到的审计溢价越小，不支持假设1，回归结果从另一个侧面也支持了审计收费与客户的固有风险高度负相关的结论，说明不仅是政府在制定政府指导价时没有充分考虑公司的固有风险，而且市场交易价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反映，在审计市场上缺乏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
Da与fee/price呈负相关关系，系数为-0.17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审计师获得的审计溢价与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呈相反的方向变化，不支持假设2，可能的原因是：在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客户盈余管理迹象所蕴藏的审计风险主要表现在审计意见中（李爽、吴溪，2003），虽然实证分析表明审计收费与客户的盈余管理水平高度正相关，但审计师所获得的审计溢价与非标准意见正相关，而对客户盈余管理迹象所表现出来的审计风险反映不足，审计师并没有从客户的盈余管理风险审计中获得审计溢价。
Lev与fee/price正相关，系数为0.27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3。通过分析发现，客户的资产负债水平与政府的审计指导价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指导价对客户的资产负债水平所包含的风险估计不足，在审计收费与客户的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情况下，基于政府指导价的审计溢价提高是显而易见的。
Opinion与fee/price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3.227，且在1%的水平不显著，支持假设4。
Big4与fee/price的系数为1.36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作为高审计质量替代变量的国际“四大”比其他类型的事务所获得更高的审计溢价，支持假设5。在前面的分析中得知，在年报审计市场中，国际“四大”凭借其较高的市场集中度获得了高额的审计收费，政府的审计定价并没有额外“关照”国际“四大”，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表明政府的定价在客观上抑制了国际“四大”的高收费，但是在现实交易中，国际“四大”获得了超额的审计溢价，造成现实的审计收费与政府指导价的严重背离。
Region与fee/price的相关系数为0.08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6。说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事务所更容易获得高额的审计溢价，反映了在市场化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现实的审计收费与审计的政府指导价背离的程度高，市场的作用比较明显，而政府的监管力度明显弱化，制定审计指导价政策的初衷在市场中没有得到体现，政策目标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实现。
六、研究结论
一般意义上的审计溢价，也称审计溢酬，是指一些事务所凭借其审计质量高、专业特长、高市场集中度等优势获得比其他事务所更高的审计报酬。本文所称的审计溢价则主要是指一些事务所凭借其优势地位，获得高出政府指导价的超额审计费用，以此来评判政府对审计定价监管的市场效率。
1.在现实的交易中，由于审计市场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不足，以及客户盈余管理迹象所蕴藏的审计风险主要表现在审计意见中（李爽、吴溪，2003），审计溢价或者说审计收费与政府指导价的高比价不能反映公司的固有风险和盈余管理水平。
2.与审计质量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很难直观测量相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却是十分容易获得的，实证分析表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其审计费用越高，审计溢价也越高。可见，审计收费和审计溢价对高资产负债率所反映的公司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有一个充分的估计。
3.进一步证明了审计溢价与非标意见呈正相关关系。
4.市场越发达的地区，市场力量也越强，审计溢价（或者称市场价与政府指导价的偏离）也越大，表明政府的管制在这些地区可能更加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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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博士论文范文3
作为校长，刘宏民领导燕山大学在2004年以两个文明建设的突出成绩同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和“河北省先进集体”的称号；2005年12月，国家科技部正式发文批准燕山大学建设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8月7日，河北省政府和国家科技部领导共同为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从而实现了河北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零的突破；2006年11月，成功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为学校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2006年4月，刘宏民校长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今的累累硕果，源自刘宏民教授20多年始终不渝的报国之志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立志创新，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1982年，刚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燕山大学前身)冶金机械专业毕业的刘宏民又考入该校的研究生，继续从事轧钢设备及工艺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刘宏民面临了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刘宏民当时从事的是钢材产品中最主要的产品――板带钢的板形控制理论的研究工作。板形(平直度和板凸度)是板带材的重要质量指标，板带轧机是板带材生产的关键设备，板形控制是大中型板带轧机的关键技术和高难度技术。那时我国板形控制技术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相对落后，制约板形控制技术提高的关键是关于板形理论和控制数学模型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缺乏先进的板形控制模型。当时，在板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依赖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变分法”、“三维差分法”、“有限元[条)法”、“边界元法”等理论方法。面对我国板形控制理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着较大的对外依赖的现状，刘宏民没有选择跟踪国际时兴的板形控制理论方法的研究工作，尽管那样做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和软件，也容易发文章；他决心走前人未走过的自主创新之路，用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中国学者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应有的贡献，即使可能浪费几年的时间甚至冒更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目标确定之后，刘宏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风险、挑战和希望的自主创新之路。在向未知领域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刘宏民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对无数次的失败，他百折不回；面对几十元的助学金，他守住了清贫；妻子在外地读书，孩子被送回父母家抚养，他能守得住孤独；面对学术界浮躁、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他又守住了寂寞。经过5年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努力，刘宏民终于在1987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于板带轧制过程仿真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条元法”。“条元法”的优点是：使问题降维，计算量大大减少，适合工程应用，能够分析其他方法目前尚未做到的大宽厚比(1000以上)的板带轧制过程。“条元法”与传统有限条法的区别是：传统有限条法根据变分原理导出刚度方程，最后由刚度方程求解节线位移参数；而“条元法”是通过对整个变形区(所有条元)使用变分原理，由优化方法直接搜索使总功率为最小的节线位移参数，而避免了变分求导运算，形成节线载荷和单刚及总刚的运算，概念简明清晰，运算更为简单。以“条元法”为新的板形控制理论的核心和特色，刘宏民教授及其所领导的课题组又进一步提出了完整、系统、实用的板形控制理论模型体系，在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模型研究、仿真软件开发和工程技术提升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其科研课题《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经过近20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已成功地应用于国内宝钢、攀钢、邯钢、西南铝加工厂、西南精密带钢厂等大型钢铁企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在近5年内就获得2亿元的经济效益。刘宏民教授的上述成就和贡献，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他丰富和发展了板形控制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模型的研究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字仿真工具，为提升我国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水平，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成果获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九大进展之首。
2005年7月，刘宏民课题组又承揽了大型成套工程项目，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900mm平整机组设备总包供货项目，合同总金额160785万元，创燕山大学单项科研经费之最。高校能承担如此大的科研项目并不多见，它扩大了燕山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合同要求为用户提供900mm平整机组机械、流体和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供货、调试、设备运输、服务等，并对所设计和供货的机组的可靠性、成套性和完整性负责。该机组年产11万吨精密冷轧带钢，年产值约5亿元。2007年2月，该项目已顺利通过验收。
刘宏民教授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刘宏民教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优秀教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度第一、二层次人选，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与河北省的科研项目，其中“模拟轧制过程条元法”，1996年、2月获原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板形控制的机理模型与条元分析方法”，2003年、月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工程三维轧制理论及其应用”，1997年3月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甲类：自然科学奖)；“板形理论及其应用”，1998年12月获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2003年12月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12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刘宏民教授出版专著两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他还兼任中国金属学会冶金设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重型机械专业评审委员会委员、《机械工程学报》和《工程力学》杂志编委等职务。
恪尽职守，勇于改革
刘宏民教授于2003年9月被任命为燕山大学校长。上任以后，刘宏民校长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不断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2004年初，为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
刘宏民校长与燕山大学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团结合作，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大胆进行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工程，科技创新工程，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程，研究生创新教育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工程，大学科技园发展建设工程，大学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学校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工程，校园环境与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后勤社会化改革工程等十大工程建设。十大工程实施以来，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有了全面的提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2005年，燕大学科建设又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9个；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20个；新增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授权点；新增2个省级重点学科。2004年和2007年，燕山大学有两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5年，燕大有2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2005年，在全国首次研究生教育评估中，燕山大学入选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竞争力100强，排名第90位，位居河北省首位，在全国理工类高校中排名第38位。2005年，燕大科研到款总经费为1.55亿，创学校历史新高；学校获国家“863”、“973”立项5项，合同额574万元，再次刷新学校历史记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8项，总合同额达837万元，立项数目、项目水平和立项经费为河北省高校之首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9项(其中教育部、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各一项)；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重点实验室被科技部批准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重型机械流体动力传输与控制实验室、并联机器人与机电系统实验室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正式列入省级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2006年，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教育部轧制设备及成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落户燕大，当年燕大又入选2006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名单。2007年，燕大又捷报频传：新增“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两个博士后流动站，提前3年实现了燕大“十一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河北省首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工程学科)落户燕大，同时新增4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提前完成了燕大“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极端条件下的机械结构与材料学”实验室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全年科技经费到款在连续四年突破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超过2亿元。2008年，燕山大学有4个学科专业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专业。
廉洁自律，慎重用权
担任校级领导职务以后，刘宏民教授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始终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他经常告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官”是自己为师生服务的岗位，“权”是为师生服务的工具，应当也必须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心竭力地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好务。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刘宏民校长时时、处处、事事廉洁自律，慎重用权，而且主动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自觉抵制权力腐败。从2000年任副校长主管招生工作以来，他严格执行国家的招生政策和有关规定，自觉遵守招生纪律，学校招了八届近6.2万多名学生，没有发生过一次违纪事件。
2003年，刘宏民教授任校长时，正是学校西校区6.4亿元的建筑工程陆续开工之时，他严格地按照国家关于基建工程的法律法规办事，明确要求领导班子成员都不准插手基建工程，他还多次在全校中层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基建工作不允许有个人利益，学校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不会向工程指挥部介绍任何工程队，请大家监督我!”从工程招标、投标，到工程的施工、验收和审计，刘宏民校长对基建工作始终坚持不插手，不干预；既严格要求，又提供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其间，有大小10多家公司先后找过他，有的通过熟人，有的通过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有的以高级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的身份来要工程。对每一位有资质的求助者，刘宏民校长都不卑不亢地建议他们自己到工程指挥部报名参加平等竞争。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4
关键词：理论基础 会计研究方法 信息有效性 对策
一、中西方会计研究方法比较
（一）西方会计研究方法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在1986年以前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以规范研究为主。在对原有的会计理论研究基础上，西方学者采用归纳演绎法等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描述，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斯普瑞格所著的《账户原理》（1907）、佩顿编著的《会计理论》（1922）、麦克尼尔的《会计中的真实性》（1939）、利特尔顿所写的《会计理论结构》（1953）、利特尔顿和齐默尔曼的《会计理论与创新》（1962）。这些著作都采取规范性的研究方法对现有的资料加以归纳总结并描述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促进了会计理论的发展，为后来的实证会计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实证研究法主导会计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形成的过程，19世纪50至70年代孔德和斯宾塞提出实证主义思想，继其之后马赫提出马赫主义思想，而后到20世纪20至30年代石里克等人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后来波普尔提出朴素证伪主义，其学生拉卡托斯（I.Lakatos）在他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然而，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首次出现是以1968年鲍尔（ball）和布朗（brown）在《会计研究杂志》发表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和贝费在其增刊《会计中的经济研究：论文集》发表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为标志的。他们首先提出相关假设，然后利用已有的数据加以证明，开创了会计实证研究的先河。从此会计研究从规范会计过渡到实证会计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促进了会计理论的研究，有效指导了会计实践活动。
（二）我国会计研究方法发展历程
相对西方国家会计理论研究来说，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由于受到时代特征、经济社会环境、理论研究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1978年三中全会后广大学者开始审视我国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和真理性。国内学者加大了对会计职能、会计本质、会计目标等的研究。到80年代初期，国内大部分研究成果还仍然采用规范研究方法。例如杨时展教授提出的会计控制论观点；孙宝厚博士论文《会计系统论》；裘宗舜教授出版《会计信息论》等。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我国会计理论实证研究成果很少。1988年裘宗舜、王平发表的《会计改革若干问题――一张有意义的社会问卷调查表》第一次使用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急需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来促进会计理论的研究。1990年陈少华和黄世忠等翻译了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名著《实证会计理论》，为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掀起了浪潮。1996年沈艺峰的《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开创了我国会计界“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刘玉廷，2000）。之后关于会计实证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秦荣生（1997）的《谈我国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张朝宓和苏文兵（2001）的《当代会计实证研究方法》等。在此之后，我国会计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实证研究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趋势。
（三）中西方会计研究方法选择比较
借鉴国内关于中西方会计研究方法选择文献对比中西方会计研究方法的差异。刘亭立、宁凯蒙（2013年）选取2001年至2011年我国《会计研究》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和2001-2011年美国《Accounting Review》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统计结果可知：我国2001-2011年《会计研究》论文研究方法绝大部分都是使用规范性研究方法，而2001-2011年美国《Accounting Review》论文研究方法则大部分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刘亭立、宁凯蒙认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是《会计研究》刊发论文的主流方法，在《会计研究》刊发论文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种方法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国与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市场数据信息的有效性和对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长短不一样，导致我国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为规范研究，而会计实证研究成果较少。
二、我国会计研究方法选择存在的误区
（一）我国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的错误认识
我国会计研究方法一直处在规范会计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会计理论研究上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已经成为现在会计研究方法的大体趋势，但是实证会计研究发展仍然很慢。在会计研究方法选择上，很多学者存在错误的认识，有些人认为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就是要在规范会计研究方法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之间二选一，其实不然。刘玉廷（2000）认为，会计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实证研究可以验证规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而规范会计研究的结论为会计实证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对于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还缺乏系统的思想体系，很多照搬西方国家。许多学者认为再进行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很难出成果，于是将国外会计实证研究成果翻译转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先生认为实证研究及其论文的固定文体是西式八股的典型代表。实证研究方法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基于偏颇的基本理论指导，研究目标不明确，经验实证绝对化，操作方法有局限性，引进吸收不够，消化不良或停滞没有创新。对于会计研究方法的选择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不可一味追求西方国家的实证主义研究。
（二）我国实证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以保证信息质量为基础选择会计研究方法
受西方会计研究方法的影响，加之国内的学术生态使得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也朝着实证研究方向发展。实证研究强调“是什么”，是一种比较精确、可靠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可靠性是建立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获取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及时的、可获得的。否则，利用滞后的、虚假的、没有操作性的数据信息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只会变成为了作实证而作实证，为了做研究而做研究。我国规范会计研究取得比较大的成就，现在更多的是朝着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发展。保证实证会计研究数据信息的质量需要相关部门规范市场信息的，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可获得性、及时性等，减少和防止信息的扭曲。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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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5
编者的话:看到题目,也许有人会质疑:高等教育或者科研和高耗产业扯得上关系吗?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凡是“高投入、低产出”的产业都可认为是“高耗产业”或“潜在高耗产业”,而一些产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不具有传统高耗产业的某种特征,因此被称为“隐性”高耗产业。“隐性”高耗产业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此,我们特邀专家进行梳理归类,揭开“隐性”的“高耗”本质,探讨解决方法。
隐性高耗“隐”在何处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重视程度的加深,中央和各级政府对高等院校的资金投入也日益增加,每年给“211”、“985”类高校投入的经费从上千万元到上亿元不等。这部分逐年增加的财政拨款,究竟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发挥了多大的作用?2009年12月9日,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研究中心负责完成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首次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了绩效评价。不同于以往的以绝对量的多少来进行的评价,这个绩效评价是依据 “投入产出理论”,通过产出与投入之比对高校进行的相对评价。投入的评价指标包括科研经费、教育经费、博士学历的教师比例等共计14项,产出的指标包括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出版专著数、国内外学术刊物数等共16项。
据这份“大学绩效排行榜”榜单显示,在2006至2008年间69所高校中有近半数处于高投入低产出的状态,7所高校投入与产出相当,产出大于投入的高校仅有29所,这表明了我国当前高校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现实。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讲,传统意义上的高耗产业指的是资源消耗比较高,且资源价值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比重较高的产业。这些产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资源消耗水平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除此之外,还具有环境污染严重的特点。以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6大行业为代表,都属于传统高耗产业。根据绩效评估报告中所反映出的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资源消耗水平比较高、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结合高耗产业的定义,高校无疑也属于高耗产业。但同其它传统高耗产业相比,其并不具备环境污染的特征,属于“隐性”高耗产业。
如果说我国传统的高耗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那么“隐性”高耗产业则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非营利部门。除高等教育之外,当前我国的科研、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环保等等也都属于“隐性”高耗产业,其主要表现为无污染的资源利用低效率。
“隐性”高耗产业为何会出现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
投入大产出少,对任何有成本意识、经营意识的人来说都是不划算的事情,是任何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这些“隐性”高耗产业为何会出现投入大产出少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低产出源于基础薄弱。“隐性”高耗产业的出现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非营利部门的规模亦不断扩大,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当前我国非营利部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投入。服务收入和社会捐赠比例相对较小,虽然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投入的绝对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相对于非营利部门的大量需求而言,从平均量上来看,国家对这些部门的投入难免有所不足。以高教和医疗为例,早在1993年,政府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这个目标一直未能实现。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仅仅增加了0.32个百分点。离“4%”的政策目标尚有一段距离,这个比例不但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这些教育经费中,其中60%是用在了基础教育,仅有20%多是用在了高等教育。我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政府投入明显不足。除了高教和医疗,其它“隐性”高耗产业也普遍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就造成了投入的资金多被用于查漏补缺,没有产出,当然无法产生新的效益。
其次,还存在对这些产业的经费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一些非营利部门可以从国家获得大量的经费,从而盲目制定发展计划,在经费使用过程中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等问题不断出现,使得资金困难与损失浪费并存。
同时,低效率还源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仍然以高等教育为例,我国高校几乎都是公立高校,都有政府投资,这些投资来自于民,就必须为民负责。但现实情况是,国家把钱交给高校了,但公众对高校如何使用却毫不知情。虽然相关审计部门对高校资金会有所审计,但这是事后审计。高校资金管理制度、资金使用制度欠缺,资金使用混乱,再加上高校领导权力过大,就可能会出现不该花的花、该花的不花等现象,这样自然就难以产生效益;而对权力监管过少,就会使掌权者有恃无恐,即便乱花钱了,也很难被发现,发现了也很难被追究,就出现不乱花白不乱花,这样一来谈什么高产出?一言以蔽之,正是因为权力大、监管少,或者说责任少,才导致“投入大、产出少”。
隐性高耗之“解”何在
如今,全社会都在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隐性”高耗产业的存在虽然不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可持续发展危害极大,因此提高这些产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尤其突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初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机制,同时要加强对部门内外部的监督管理,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6
关键词：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109-03
审计收费作为连接审计市场中供需双方的桥梁，把审计服务作为一项专业性的业务，并在客户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达成定价，也是审计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1999年中国开始实施会计师事务所脱钩制，并在之后的 2001 年由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6 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要求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在年报中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这也使得中国审计费用的研究有了可以参考的数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审计费用的实证研究。对于影响审计收费的不同因素，不同国家的学者先后进行大量卓有成效、各有侧重的研究，以下分四个不同方面对以往的文献进行综述。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客户规模方面。国外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开始于1980年，当时 Simunic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结合1977年美国审计市场数据，首次建立了审计收费定价模型：E（C）=c*q+E（d）*E（θ），该模型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审计资源成本和风险溢价。通过数据的多元实证回归分析，他得到了十个可能会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变量，这其中资产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1984年Francis通过修正过的Simunic回归模型对澳大利亚审计市场进行了研究，同样得出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规模、控股子公司个数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显著影响审计价格。1999年Houston将Simunic回归模型中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分开考察，将其分解为审计风险和非审计风险，两者合称审计企业风险，修正后的模型为：E（C）=c*q+[E（d）*E（γ）]+[E（f）*E（p）]。之后的2005年Houston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非审计风险细分为剩余诉讼风险和非诉讼风险，最终得出的模型为：E（C）=c*q+[E（d）*E（γ）]+[E（g）*E（l）]+[E（t）*E（z）。
2.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方面。Simunic（1980）、Francis（1984）、Anderson与Zeghal（1994）利用控股子公司个数作为审计业务复杂程度的变量，对各自国家或地区的审计市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后得出，被审单位控股子公司个数显著影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并且显著性很高。而Low、Tcn与Koh（1990）则有完全相反的结论，通过新西兰和新加坡市场数据分析后认为控股子公司个数对审计收费无显著影响。
3.公司治理结构方面。Sullivan（1999）通过分析1995年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公布的184家最大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在控制了上市公司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和财务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现董事会结构和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审计费用不产生显著影响。Abbott等（2003）以2001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492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公司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会计师事务所所披露的审计意见等因素的影响下，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若全是独立董事并且其中至少有一名拥有财务专业的专家，这样的审计委员会对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但是对于审计委员会一年内集会的次数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4.从事务所规模方面。Firth（1985）利用新西兰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数据得出结论，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收费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与 Simunic（1980）所得出的结论相反，对于差异产生的原因，Francis和Stokes（1986）认为这是由于二者运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将被审对象的规模进行了分类。为了进一步解释差距产生的原因，他们运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1983年96家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配合另一组96家上市公司为参照组，重新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他们认为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不同类型的客户收取的费用不尽相同，当被审单位为小规模上市公司时，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远高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当被审单位为大规模上市公司时，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相当，这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显示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费用无显著影响。Gul（1999）在对比分析了Francis和Stokes（1986）的研究结论后发现，他们的研究假设中存在一个缺陷。由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市场中地位和公信力较高，其发表的审计意见更能被公众接受，也能提高被审单位公司价值，所以在审计收费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小规模的上市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而不是小规模事务所。之后，Gul（1999）以香港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所有的被审计上市公司而言，大型的会计事务所相比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2001年以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开始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费用，并对其内容和形式做了具体规定。同年，证监会又进一步要求中国上市公司不但要披露审计费用，还要披露所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至此，国内学者便有了可以参考的数据，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也就陆续展开了。
1.事务所规模和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方面。朱小平、余谦（2004）利用2002年870家公布年报的上市公司数据，将资产总额、上市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数量的算术平方根分别作为公司规模和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的替代变量，建立模型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发现，公司规模、审计业务的复杂对审计费用有显著影响；王小华（2005）利用上交所2001―2003年的数据并结合中国审计市场的特点，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被审单位总资产的对数来替代被审单位规模、用公司投资比例超过20%的公司的数量的平方根来替代审计业务的复杂程度，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审计业务复杂程度显著影响审计费用。
2.从审计风险方面。伍利娜（2003）利用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2001年282家披露了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做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存在盈余管理的公司其ROE处于“保资格”区间与年度审计费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刘运国等（2006）在Simunic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3年1 183家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现行监管体系下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费用，但并不显著。由此可发现盈余管理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张继勋、吴璇等（2005）以2003年中国沪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为基础，用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额、应收账款的比率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被审单位风险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对外担保额、应收账款比率对审计收费的有显著影响，而存货占总资产比率对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却不显著。毛钟红（2008）认为大部分审计风险是政府的监管政策所产生的，而并非企业偿债能力等指标，因此他认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变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不显著。但焦莹芳（2007）利用2005年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量比率等指标衡量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发现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量比率显著影响审计定价。
3.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国内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控股的性质，这与国外的私有制不同，这个不同对审计收费研究领域做了一定的补充，国内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出了各自的结论。王小华（2005）从审计市场上需求方角度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导致的所有者缺位委托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对审计市场需求不足，公司向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较低；相反民营企业一般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冲突，因此所支付的审计费用较高。但蔡吉普（2007）运用上市公司2004年沪深两市1 339家A股上市公司横截面数据，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审计意见等因素的影响下，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较大的公司被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而董事长两职合一或管理层适度持股的非国有控股公司则审计收费相对较低。这说明审计收费的确定要结合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并考虑公司治理结构对审计风险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能保持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就能对管理者进行约束，一方面可以减少管理层对利润的操作行为。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会计报表的公信力，降低会计师事务的的审计风险。
4.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方面。高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更能被公众所接受，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四大”的高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漆江娜（2004）用2002年沪深A股1 191家上市公司建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大”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王小华（2005）和钱华（2006）采用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费用成正比关系。陈平、戴志燕（2008）选取2005年100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国内外事务所的审计费用数据，通过比较发现国外事务所，尤其是“四大”的收费远高于国内的事务所。吴应宇等（2008）以2001―2004年沪市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结合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不同规模的客户支付给国内“五大”的收费溢价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大规模的上市公司需要向国内“五大”支付审计费用溢价，而小规模被审单位则不用支付。这说明大型的事务所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人员素质较高，使得审计成本也较高，即使审计失败，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赔偿，投资者不会受到较大的损失，因此，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对以上的文献与研究加以分析和总结后，我们可以看到，与国外对于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比，中国国内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已提高的基础上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审计收费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现在也仍处于一个初步发展时期。这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较晚，尚不具备实现市场半强式有效的条件。众多西方国家，其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经过长时间历史的演练，资本市场已经基本实现半强式有效，能有大量的数据与市场信息供给到学者的实证研究之中，而会计实证研究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在国内，还未出台有关审计收费支付报酬的统一性具体规定，导致各上市公司在披露时有的按实际支付的报酬加以披露，而有的是按年度汇总加以披露。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导致在中国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不高，且质量与国外相比略显逊色。其次，从实证研究模型的选择来看，针对中国国内的研究并没有跳出或者超越国外学者的已成型的研究成果，只是考虑了市场因素对于审计收费服务定价的影响，而作为在国内另一个很重要的政府因素却没有被大多数论文作者所考虑在内。政府因素作为审计质量的保证，相对于市场因素对发挥审计收费的激励机制的有利作用而言，其也是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影响变量进行合理化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审计服务定价模型之中。除了模型的选择和变量的参考因素以外，中国学者所建立的针对审计费用的模型，可能是由于不够完善，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而导致其可决系数较低，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强。另外，更多的学者在衡量审计质量的高低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替代变量，通常倾向于选择是否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来作为衡量的依据，虽然审计市场与经济学理论中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的高低相一致，但是就事务所审计质量来说，中国国内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是否真的低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并没有合理性定论，所以在变量的选择上，没有切实的参考依据。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在现有的关于审计收费问题的研究中，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与国外同类文献研究相比，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且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还处于研究的空白。故而，我们今后的研究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在业务需求方面，随着企业管理内容与方向的日趋改进，事务所在对企业进行业务服务的事项中，如管理咨询等非审计业务所占比重有所提升，审计费用被非审计业务影响也随之加深，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加入审计收费与非审计业务与事务所、企业之间的关系等因素进行研究。在企业等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管理方面，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部完善程度是发展不均的，内部控制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会有很大的分化，我们的关键在于寻找其替代变量，全面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内部管理情况，寻找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关键点，开辟新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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