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1
班固在“古今人表”前面说：“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却也是荒谬的。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
第一，道德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非圣无张”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就被目为好人。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逄、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2
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像小草一样的活着，你虽然活着，每年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长着，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依然是一棵草。虽然你和万物一样的吸收着雨露和阳光，但是你却长不大。人们可以从你身体上踩过去，但是人们却不会因你的痛苦，给予他自己的痛苦；更不会因为你被踩了，从而可怜你。
第二种方式就是像树一样的活着，即使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你有一棵种子，虽在现在被人踩踏，但是若干年后，你不断地汲取养分，终会变成那个不再弱小心灵的你。
所以，人呐，就必须活得有尊严，有骨气。
一副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奴才相，吃软饭的很是不好。人活着，就要活得要有自己的尊严，活在别人的影子下，是得不到好的成长，好的锻炼的。
但有时好死不如赖活着，面对着的现实，不得不寄人篱下的生活时，更多的学会隐忍，卧薪尝胆不算晚。
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和煦的春风吹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温暖的阳光普照在每一寸土地上；同时，这个社会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残酷，阴暗的一面。常在江湖混，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是啊，混久了，好人也有可能久而久之的不能自律了，连做人的最后一点自尊都丧失了。社会在进步，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在后退。因为这礼仪文化在慢慢的腐蚀，带给我们每个人的却是一般的文化。有些人宁愿丧失骨头也要去换取那个剩菜剩饭。
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明礼仪都到哪儿去了。脏话、粗鲁、打架、强制性的让座，这就是捆绑的礼仪。所以，我呼吁所有中华儿女站起来，从心灵深处，从礼仪之中站起来，还一个礼仪之邦的国度。做一个当代有思想、有灵魂、有感知、有骨气的中国人。
心灵深处不单单存在着骨气，有骨气还是不行的，更要有你做人的道德底线。道德底线，任何人不能所逾越的。如同军事基地一样，都不可逾越的。别人侵犯了你的人权时，就要防护了，不能让他一侵再侵，也不要活在他的影子下，这对你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坚守着心灵的底线。心灵的底线就是做人的基石，也是所为人处世的最起码的准则，坚守心灵的底线，做一个真的人。
泪罗江畔的屈原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宁愿赴死，也不愿随其流而扬起波；幽幽南山的陶渊明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从容就义的文天祥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被冤屈而死的于谦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瘦弱的朱自清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底线，中华民族的骨气。
要做人，就应当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做事。一世人生，人生一世，谁都会有困境，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别人的帮助应是自己发奋图强的奠基石，待他日功成名就辉煌腾达之时加倍奉还。但是侮辱性的帮助是要不得的，因为当你在这种帮助的情况下接受时，却是对你自己、你的家族、你的国家一种侮辱、维护做到个人的底线及其民族的尊严。个人心系于国家命运，国家心系于个人命运，一切，都要让你自己活得有尊严，就算死，也应当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的有尊严。
骨气与底线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骨气何来底线，没有底线就没有骨气。
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应有的骨气、应有的底气，而不是、溜须拍马这些玩意。这些只能丧志。还一个国泰民安，河清海晏、晴空万里的中国吧，公平、公正、公开，人人平等，在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我们与我们这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个人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人人做好一点一滴，维护自己的道德底线，要有骨气的活着，这才是国家的幸福、民族的福气。
传递正能量，携手同命运。做人的骨气与底线不可丧失。纵有肉体，却没有灵魂，就如同植物人一般了。
文天祥从容就义范文3
论文摘要：张煌言，字苍水，是晚明诗坛大家。其诗歌大都以抗清复国为主题，被称为“诗史”，既是他抗清斗争中严酷而艰苦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忠烈精神的写照。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既是抗清斗争中的民族英雄，也是晚明诗坛大家。煌言一生为国事奔波，大部分诗文稿在战乱中遗失了，幸存下来的仅为其被困在临门小岛时(1662年)亲手整理的残稿，有诗词三卷，名奇零草；奏疏、书信、檄文等一卷，名冰槎集，这些缀合的诗文，内容慷慨激昂，较全面反映了当时抗清斗争的艰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煌言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既是一部抗清斗争的血泪史，又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南雷文定三集云：“宋明之亡，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阴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清人全祖望云“尚书诗古文辞，皆自丁亥以后，才笔纵横，藻采缤纷，大略也于华亭一派。……呜呼!古来亡国之大夫，其音必必凄楚郁结，独尚书之著述，噌宏博大，含钟应吕，俨然承平庙堂巨手，一洗亡国之音，岂天地问伟大，固不容以常例论耶!”(全祖望鲒琦亭外编)
明末许多抗清志士都能诗，但反映战斗生活和反抗民族压迫的作品仅仅是他们全部作品的一部分，因为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局部。然而煌言不同，从26岁参加武装抗清斗争一直到被害，战斗是其生活的全部。他的诗文几乎都是以抗清复国为主题的，是他在抗清战斗中严酷而艰苦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精神的写照。煌言作品被誉为“诗史”，首先在于其诗歌是一幅天然的历史图卷，许多历史事件都表现在他诗歌中。全祖望云：“尚书(张煌言)之集，翁洲(舟山)、鹭门(厦门)之史事所证也。”(全祖望鲒琦亭外编)戊子四月，御史冯京第自舟山起航赴日本乞师，煌言有诗送黄金吾冯侍御乞师日本；壬辰年四月，张名振受命围攻漳州，煌言曾“过觇之”，有诗我师围漳郡，余过觇之，赋以志慨、闽南行；壬辰年六月，煌言将至金门朝鲁王，阻于飓风不果，其有诗：拟向平台一问津，惊涛无奈拍江滨。去留转觉随龙子，来往何能逐雁臣?似放沉湘犹恋主，非关河朔肯迎宾。缘知歧路风波恶，决计寻山学隐沦。
壬辰年十二月，煌言随张名振移师北向，有诗《师次嵋岛，诸勋镇行长至礼;余以服制不预，志感》;癸巳九月，长阳王术桂力辨于成功，及相见，语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陈辉、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故煌言又与张名振会合，复驻平阳沙，煌言有诗《人吴》、《人吴见雪，忽忆车驾南巡》、《癸巳除夕》;甲午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驻崇明。煌言有诗为再入长江、师次燕子矶))等。丁酉至己亥年问，煌言率领部队出入于长江下游一带，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组成敢死队，与清朝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从清军手中夺回了舟山群岛，又先后策划了几次对长江的袭击，和郑成功的部队联合作战光复了江苏、安徽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近30座城池，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这场战斗中，他有诗为(王师北发草檄有感、舟次三山、五月既望行营恭祝监国鲁国鲁王千秋有感、会师东欧漫成、师次观音门、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师入太平府、姑熟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诸邑相继来归、驿书至，偏师已复池州府、师入宁国府，时徽郡来降，留都尚未无复、得徐罔公信以交行诗见寄等。是年，郑成功部队因轻敌被清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撤回了厦门，煌言孤军作战，陷入清兵包围之中，所率部队皆在夜中走散，煌言在抗清义士的保护和帮助下，终于回到了浙江宁海，在那里，煌言重招旧部，迅速建立起抗清武装，其有诗为滨海居民闻余生还，成为手额，且以壶浆相响，余自惭无似，何以得此于兴情也、生还四首、岛居八首等。庚子年，张煌言在宁海的林门(或作临门、蜊门)集结部队，和郑成功取得联系，准备联合对清军再次发动进攻，煌言有赋诗为庚子元旦驻师林门))。煌言的诗，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江浙一带抗清的史实，见证了那段动荡飘摇、战乱频繁的历史，如果把这些诗作连接起来，就可以看成是历史的再现了。当然，“诗史”的“善陈时事”绝不局限于“陈时事之大者”，它还要求诗人记下时代背景下细小的生活面，并把历史的哀感顽艳寓于诗中。煌言的诗不乏平常事、普通人，这些人或许无从考察其姓名、生卒年月;或许就是历史长河中最为平凡的一员，总之他们是根本无法进入正史记载的，但煌言还是用诗来反映他们，写他们的悲惨遭遇，写他们的辛酸内心。如《拓妇津》:
拓妇死津头，津亦名姑妇。少女相经过，风雨不得渡。或为蓬垢颜，窃恐逢彼颜。古云粥仓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妇愚，虽死犹弗悟。
其诗歌也写战乱给家人带来的深痛灾难。如(以答内子狱中之寄》，既有早年离家为国奔波，竟连累妻儿尽皆入狱的辛酸，也写自己绝不妥协的抗清意志，把自己在战火中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浩然壮气，令人不敢逼视。《代内人狱中有寄》、《闻家难有恸四首、显甥奔至都是这种写法。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个人或家庭的辛酸悲惨，但由于人或事都遭逢着战乱流离，个人之痛、家事之悲就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从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说，这些“陈时事之小者”的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诗史”固然直陈时事，但并非可称为“诗史”的就只有“直陈时事”。煌言诗的“诗史”性质，也绝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有历史事件，而煌言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具体，也更为生动的内容，以其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动荡年代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如组诗挽杨玄石侍御、侍御室人从容就义、挽杨瑶仲广文，从诗中能够看到的，有“五君子之难”杨氏一门兄弟娣姒同死义的史实，也有杨氏一门遭难的原因，还有作者对此的态度。
当然，煌言也认识到了诗歌的现实作用。奇零草自序》中，他对被“后世至今名为诗史”的杜甫，很是推崇，说杜甫虽“流离蜀道”，而“不废风雅”；煌言也把自己的诗歌看作是“思借声诗，以代年谱”。因此，煌言并不象他同时代的较多文人那样，把诗歌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只作陶冶个人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有意识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的。就以诗记史、以诗证史这方面来说，煌言的诗歌堪与杜诗媲美。
煌言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其写作方法较之别人有较大变化。明朝诗歌，从开国到亡国，曾经几度变化，从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到东林、复社诸君子，从歌功颂德、独抒性灵、抒写理想怀抱到清议时政，变化不小。张煌言的诗歌作于明末抗清救亡之时，一洗某些诗人的卑弱习气，而备写民众疾苦、关心国家安危，与诗门大家杜甫遥遥相对。
煌言诗大都用叙事手法来写时事。诗的叙事手法起源甚早，诗经、乐府都用过。并经过诗圣杜甫这一高峰，其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新的高度，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借鉴的艺术技巧。煌言于此则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笔法。煌言诗叙事，既有整体过程的粗笔勾勒，也有局部事件的工笔细描，实际上就是通过细部刻画来达到叙写事件的整个过程。如汾洲行，诗篇将战争、乱离与灾难等场面一一显现，“五六年问风云变”，廖廖几字勾勒出易代之际风云突变状况，选择下笔细描的都是普通细小的场景，如“孤城”、“万骑”、“炮声”、“城头甲士”、“援师”、“裹创”等等，但正是这些细小的描写，将战争惨烈逼真地烘托出来，进而反映出战争的整体面貌，于是诗的概括性便凸显出来，故事性也随之被冲淡，而真实色彩则得到极大的加强。
当然，煌言诗中的排律并不多，更多的是五、七言律诗、绝句，在这些短章小作中，诗的细部刻画不再是精心刻画、精雕细琢，而是通过部分典型细节构成大场面，形成大画面。如追往八首(其三)，概括了斗争的几个阶段，从清兵南下给美丽江南带来了深重灾难，写到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再转入轰轰烈烈抗清斗争退潮后的感叹。从大处着笔，把危难困苦的社会现状形象描绘出来，而诗人不屈不挠、矢志报国的坚强决心也跃然纸上。“迂腐的学究把‘诗史’当唐吏、宋吏、明史、清史读；可诗人并没真的把诗歌当唐史、宋史、明史、清史写”。_l。诗人创作诗歌时，并不只是作客观冷静的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于诗句节骨眼上自己的声音，他们或抒情、或议论，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抒情可能程式化，议论也可能不怎么高明，可有如水分和血液，毕竟使过于干枯的身体显得富有弹性和活力。善于感事抒情，不仅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一大批出色的咏史诗和怀古诗，而且使着力于纪时事的‘诗史’保持诗歌特有的艺术魅力，不曾变成有韵的史书”。E’／3oillT~!EI甲辰八月辞故里，这是作者被捕后解送杭州途中经过故乡鄞县时写下的。有国亡被俘、押解杭州等史实的叙述，“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又有作者殉国之志的抒发，“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还有作者希望能够葬在西子湖畔，并告慰乡亲说自己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生我育我并曾经在那里战斗过的浙东故土，“惭将素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可以说亨字都是真情实感的吐露，那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坚贞之情，使我们看到一个人自觉地走向死亡时的真实心态，看到了一种完美的人格，一个真正的英雄，听到了一支人世间最壮美的歌。又如生还四首)(其一)，整首诗写与清兵作战突围生还后收拾残部的情景。写了战况的转折，写了战争的惨败结局，写了自己的脱险，写了败后的心理，也写了江东的父老乡亲，这些都是细部描写，而通过这些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历，它也是一种心境，更是一腔压抑极久渴望渲泄的悲愤。煌言诗中既有客观的真实叙述，也有主观的强烈抒情，作者已把两者汇为一炉了。其实煌言的相当部分诗作中，是很难区分出哪部分应归为叙事诗，哪部分应归为抒情诗，如闽南行；更有部分诗还杂以议论，如野人饷菊有感、舟山感旧》等，这些诗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记述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画面，而抒发的是一已情怀。”)
煌言诗在叙事、议论、抒情之时，善于熔铸前人诗句，信手拈来，而天意浑成，毫无生僻凝滞之感。生还))(其一)中“生还非众望”系是从杜甫羌村三首之“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和喜达行在所三首之“生还今日事，问道暂时人”化而来；“死战有谁归”句是从唐代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化出；“包羞心事违”句是从唐朝杜牧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化出。追往九首))(其三)中“长驱．胡骑几曾经，草木江南半带腥”是从杜甫(垂老别“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化出。此外，煌言诗也善于用典。如“江东父老见”(生还四首其一)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招魂部曲稀”(生还四首其一)是化用楚辞中招魂)篇的意思；“前茅独让弃儒生”(师次观音门)是化用西汉武帝时迁谏大夫终军的典故；“须眉谁复叹新亭”(追往九首))其三)化用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的典故；“椎飞博浪沙先起”(追往九首其三)出自((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募力士以铁椎击刺秦始皇”；“弩注钱塘潮亦停”(追往九首))其三)出自宋朝孙光宪壮梦琐言“使军士以五百弓弩射住钱塘江潮头”。
煌言在奇零草序自序中感怆写道：“余于丙戍始浮海，以今十有七年矣!其问忧国思家，悲穷悯乱，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或提架北伐，慷慨长歌;或避虏南征，寂寥低唱。……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侯。”生逢清军人关、明朝国势陆危的动荡时期，煌言一向就以忠义自矢，危局如斯，正如他所言:“剑气终当开日月，履声早已傍星辰”(《赠卢牧舟大司马}})，“伏匿那能忘铁马，潜游犹觉负银鱼”(《间行杂感》其二)。
煌言之诗，“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奇零草》中多是感怀家国的寂寥低吟、义士抒志的慷慨长歌，如《海上二首》，诗中概括地回忆了作者数年之前就“仗剑浮身”为家操劳，现近寄居海上更是出生入死，艰苦卓绝。面对“屈指蒙尘”、士卒损伤、国破家亡，他感到十分沉痛；然而又想到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在仁人志士的合力抗击之下，大明江山一定会恢复的，“龙池一日风云会”、“螭龙岂是池中物”这两句慷慨纵横，笔力千钧，掷地有声，体现了煌言忠贞爱国之心，匡济时艰之愿，表现出积极乐观、磊落使气的英雄气概，豪气横放，震古烁今，成了人人争相传诵的名句。又如北还入浙偶成，这是一首用生命和热血谱写的爱国之歌，充分显示出了煌言的忠肝义胆、铮铮铁骨、松贞霜洁的民族气、爱国精神和立志为国为民而战斗到底的顽强斗志；完美地塑造了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形象，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诗。“其文激愤而高亮，沉雅而痛快，其诗痛而不摧；郁而愈壮。公之诗文自可垂于天壤也。”l3圳此评甚是得当。
采薇吟中诗词并不多，仅28首诗、6首词，但这些诗词将煌言抱节守志、重义轻身的忠烈之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百虫恒呜秋，百鸟恒鸣夏。人生百岁间，炎凉倏代谢。”(拟古)“荒洲小筑笑焚馀，结构新茅再卜居。性僻故贪鸥鹭侣，地偏犹逼虎狼墟。”(I、居))“所志岂荣名，担负庸可卸”，煌言念念不忘的是抗清复明之重任，面对艰辛国事，他感怀抑兴、忧心忡忡，虽然三更半夜，寒月凄清，而无法入睡。又如写于宁波狱中的((被执归故里》，“苏卿仗汉节，十九岁华迁。管宁客辽东，亦阅十九年。……所贵一寸丹，可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对山河变色、人事全非的故国家园寄以凄婉的哀思。
在押解途中，张煌言写下将入武陵表明自己节操，将19年来的抗清，浓缩成“忠贞”二字，这高亢的歌声，表现了煌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清廷的多次招抚，他正色回道：“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又如其诗“不堪百折吊孤臣，四顾苍茫九死身。难挽龙髯空负鼎，姑留螳臂强当轮。”(答赵廷臣其一)“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答赵廷臣))其二)也都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的英雄本色。“虽公之忠不朽，不必以文，而文自不可朽。”采薇吟))中的放歌，也是为后人所注目的。
诗作于作者在武林狱室中，怅忆故国家园，回首峥嵘岁月，抒发壮志豪情，慷慨激昂，堪与屈原离骚、岳飞满江红比隆。从中可见，身遭家国之痛的煌言决心以南宋抗元大臣文天祥为榜样，合生取义。并乐观地预料自己将化作日月星辰，浩气长存，从而赋予全诗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