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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1
关键词：三国演义 曹操 形象塑造
翻阅品读文学作品数本，始终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和塑造最见真，最见作者感情与抱负。人物的形象是一部文学作品构成的重要部分。人物的形象足够鲜明，可以突出人物的个性、吸引读者的眼球，还可以起到解读和剖析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候是非常关键的。本文试图以《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为例，剖析曹操的人物形象及作者对其塑造的意图和手法。
1.形象：“真”人
《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用一个名词来概括，那是非“真”人莫属。何以见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形象的描写是最见真的，反之，就是说对于其他人的描写则显得有点过“虚”。这里非常愿意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明问题：“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确实，在《三国演义》的众多人物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妖魔化的便是曹操。在一个关公会显圣，诸葛会妖法，甚至连刘禅在当阳也能发出红光救了赵云一命的“虚”三国，或者叫文学三国中，曹操只不过是普通人。
《三国演义》中曹操是性情中人，也是个理性的人。说曹操是性情中人，是因为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有喜怒哀乐，也有悲欢忧愁。当“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时，他喜悦得意；当“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时，他忧心忡忡；当“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殁于宛城”时，他悲痛欲绝。这些片段，都可以证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而说他是理性的人，在于他既是性情中人又时刻保持着清醒。“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曹操是个生于乱世的人，想要成大事，他的情感就只能服从于他的理性。他喜爱曹植，并没有因此而冲昏头脑，废长立幼，因为他明白，“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谦，可继我业”。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理智的一面。可以说，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他是如此“平凡”，如此有血有肉，说他是“真”人，一点也不为过。
曹操的“真”还在于他是个亦成亦败的人。他有丰功伟业，战袁绍擒吕布，破袁术收刘表，统一北方，位极人臣，显赫一时；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兵败宛城，博望被烧，赤壁败北，割须弃袍，定军折将，几此险些丧命。用诸葛亮《后出师表》里的话讲，就是“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这是当时的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曹操最大的对手对他的评价，可以充分说明曹操确是有才能的人，但也免不了遭遇失败。可见罗贯中并没有因为个人对曹操的喜恶而对他有所偏见，他的形象还是很“真”的。
第三个“真”之处，在于《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复杂性。一般在文学作品中，被刻画成好人的角色一般就没有什么大缺点，而被刻画成坏人的角色也一般都是十恶不赦，没什么优点。例如《三国演义》中刘备就“仁义”得有些虚伪；诸葛亮则“聪明”得有些神化；而像关张赵，则“神勇异常”，甚至有些另类。曹操则不然。曹操是双面的，亦好亦坏，亦智亦愚，亦勇敢亦懦弱，性格复杂多样。例如，他能够广纳贤士，天下豪杰多附之；他也能够宽宏大量，像陈琳虽然“辱及其祖父”，但他“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但是，曹操的妒忌心也是非常强的，他容不下祢衡，容不下杨修。鸡肋的故事众所周知，杨修因为“解释”鸡肋的含义而被杀。曹操又能够亲民爱民，如他约令三军不得践踏百姓麦田，而自己因坐骑践踏麦田而割发代首之事；然而他也会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滥杀无辜，如在攻打袁术的时候，他为了缓解军中怨气而故意杀了管粮官王。随后攻打寿春城的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勇猛异常；然而在潼关等战役中，他又为了逃命割须弃袍，跑得比谁都快。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以说曹操是集正反两面于一身的人。没有脱离人的本性的曹操，正是他在《三国演义》中“真”的一面。
最后还有一点“真”，就是他没有被神化。正如之前所说，他没有关公的显圣，没有诸葛亮的神术，他就是一个历史中的帝王将相，在《三国演义》中走完他该走的六十八回，死后也是“一净土掩风流。”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一个以文学作品的主角形象出现的曹操。总的来说，曹操的形象可以以一个“真”字概括。对于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形象，可以用《邺中歌》的两句来最后总结曹操的形象：“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流芳遗臭本一身”[8]，恐怕没有比这句话更贴切的了。
2.塑造：影射
那么，罗贯中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真实”的曹操呢？他对曹操有什么特殊感情么？他又是以怎样的手法来塑造曹操呢？下试述之。
有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学者提出“尊刘抑曹”之说，说罗贯中在撰写《三国演义》的时候，刻意把刘备的优点放大而隐藏他的缺点，又刻意把曹操的缺点放大而隐藏他的优点，即尊崇刘备而贬抑曹操。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完全赞同。根据上述分析的《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笔者认为罗贯中塑造曹操的“真”，是因为他喜欢真实的曹操，并想借曹操来影射自己。
“尊刘抑曹”说中，“尊刘”是不错的，然而“抑曹”确是有待商榷。《三国演义》中的众多人物，以曹操的形象最见真，最见作者的抱负与理想。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当时天下的局势也和东汉末年时期一样，群雄并起，各地军阀混战不已。因此，“尊刘”思想的确立是十分正常的。在那个群龙无首的年代里，只有确立了一个“正统”，才能够师出有名，天下归心。因此罗贯中顺应形势，以“尊刘”表达其遵奉正统的思想。然而，罗贯中并不抑曹。据学者考究，罗贯中是个有志于仕的人。也就是说，他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并使自己像曹操一样可以南征北战、纵横天下、名垂千古。换句话说，他塑造曹操就是影射他自己。因此，他的《三国演义》之中处处与曹操充满惺惺相依之感。他一方面满足那些“正统人士”的需要，把曹操描写得“邪恶”一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把曹操的形象丑化，所以他对曹操的下笔总是恰如其分，不过分褒扬，不过分贬抑。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世人的“正统”思想的话，在那个急求“正统”的背景下，罗贯中能够如此描写曹操，不能不说是他因为喜欢曹操这个人物所以才促使他这么做的。因为只有喜欢一个事物，才会怜惜它。
在现实需求与理想的矛盾下，罗贯中选择还原真实的曹操，并尽可能地加入一些来自民间的关于曹操的故事（如煮酒论英雄），使曹操更具两面性，以分别满足各方的不同需要。仅以《邺中歌》为例，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收录了《邺中歌》作为对曹操一生的总结和功过的评价，收录这首诗，确实是用心良苦。这首诗的内容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最后两句是：“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这两句最见罗贯中的心声，他讥笑当时那些自以为了解曹操的士大夫其实什么也不懂，而真正的英雄是曹操。
了解了罗贯中塑造曹操的目的之后，有必要再谈一谈罗贯中是如何通过塑造曹操这个形象来影射自己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无论如何的真，都脱离不了其本质――他始终只是个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尽管这个文学形象带着诸多的事实。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文学形象的含义。文学形象是由文本结构所呈现的审美感性形态，是作家根据现实生活，经过选择、提炼、加工而创造出来的渗透着作家思想感情的具体、生动、真实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情境。文学形象主要表现在人物上。
以此分析，一个作家，若没有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感受，就不能很好地创造出一个生动、具体的文学形象。罗贯中生活在乱世，又渴望自己能像曹操一样纵横天下、建功立业，因此，他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曹操的形象，便很好地影射出了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这个曹操，不是历史中的曹操，而是罗贯中的审美结果，渗透着他本人的思想感情，同时又是具体的可感的。罗贯中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嵌入了这个曹操之中，把自己的实际遭遇和感受与曹操的经历相参照并选择其中重叠的部分，加之以适当的想象，于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倾注着罗贯中的真实情感，自然就有血有肉，生动深刻了。“真”也就从中体现出来。
另外，罗贯中塑造曹操的过程中，也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因此，他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的分寸拿捏得很准。他一方面带着自己的主观情感，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客观历史中的曹操和民间的一些资料传闻，因此，塑造出来的曹操一方面带有罗贯中的影子，另一方面也有客观的历史的真实成分，两者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相互之间水融，合成你看到的这个曹操的形象，从而达到影射效果，使曹操形象逼真。
与此同时，塑造一个文学形象，使其达到影射自己的效果，还必须注重用词、编剧等各个细节。以一例来说明用词问题。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讲到，当时汝南许劭对曹操评价的那句话，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有版本作“乱世之奸雄”，有版本作“乱世之枭雄”，亦有版本作“乱世之英雄”，三者之间仅一字之差，意义却有天壤之别。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选择的是“乱世之奸雄”，为什么这么写呢？以刚才之分析，罗贯中喜欢曹操，并以之影射自己，因此使用此字正好表达了罗贯中对于在乱世之中如何建功立业的一种价值观，即他认为只有足智多谋、不拘一格的英雄，才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称霸天下。这也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因此他选择“奸雄”这个词。
关于编剧的亦可以举一例来说明。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之后逃窜出来，路遇吕伯奢，又把他杀了，跟着曹操的陈宫便问：“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当晚陈宫就想杀了曹操，转念一想又作罢，便悄悄离开了曹操。这个剧情是罗贯中虚撰的，且历史上曹操那句话也不是那样说的。但是，罗贯中如此安排剧情，按照刚才的一系列分析便可解释，这是他对曹操这种行为的默许。这并不是意味着罗贯中喜欢滥杀无辜，而是他觉得人在乱世之中天天食不甘味，人们为求自保，有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些残酷的决定，而作为乱世中的奸雄的曹操，更是不得不如此。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品质，是一种心狠手辣、果断决策的品质。透过这个曹操，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出罗贯中的志向和为人。
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2
1书中人物语言与书中描写不一致
第九卷第九则至第十卷第八则，刘备始终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都是谋士、武将做的，自己坐镇樊口等候胜利的消息。然而地十四卷第一则却说关羽单刀赴会时，拒绝将三郡交给鲁肃的理由是“乌林之役左将军亲冒矢石戮力破敌，岂得徒劳，而无一块土地相资，而足下欲来收地耶”。“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即刘备”。关羽明知刘备没有参战，可却当着鲁肃的面撒谎？当然不是，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刘备确曾与周瑜、程普等一起参加赤壁之战。所以关羽的话句句属实，但《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只是来自民间创作，将刘备排除于战场之外。罗贯中时而吸收民间口头创作，时而复述史书，弄的驴唇不对马嘴，使得关羽蒙受撒谎的嫌疑。此些例子还有，比如：三气周瑜之后杀死陈矫，后来陈矫又活了过来。还有马超为父报仇起兵反操，而杨阜却说他背父忘君。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第一种成分与另外两种成分之间没有融合为一个整体，罗贯中在进行摘录、复述或改编时，往往兼收并蓄，因而第二和第三种成分的内部也不一致，这就使《三国演义》的内容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
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冒死围攻董卓，却因为在洛阳宫中得到传国玉玺而企图自立，这前后衔接太过突兀，转变得不自然。刘备在投降袁绍之时，只为自己安危联合袁绍对抗曹操，使得袁绍向曹操开战导致袁绍灭亡。刘备本以忠厚著称，可竟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让袁绍冒险。罗贯中只顾加强故事情节的连贯性，无意中对刘备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而且本书的中心思想是拥刘反曹的，这些在书中多处体现。比如：许田射猎、三勘吉平、赤壁之战等等。但是也有许多赞曹的画面描写。比如：官渡之战、仓亭之战、乌桓之战。这就造成了曹操人物描写的不一致性，容易误导读者。在马超为父报仇的场景描写中，马超杀的曹操割须断袍，是为了同情马超。但是在冀城之战却写了马超是一个残暴和有勇无谋的人。罗贯中只引来了故事，却没有因为故事思想倾向不同而改变。《三国演义》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比如曹操杀吕伯奢、糜竺家起火、孙策怒斩于吉、望梅止渴、马跳檀溪、左慈、绝妙好辞、曹操梦中杀近侍、曹植七步诗、八阵图石伏陆逊、空城计、死诸葛走生仲达。本文来自于《华章》杂志。华章杂志简介详见
这些历史传说有的加以删改，有的直接引用，引起广大群众浓烈的兴趣。《三国演义》所吸收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曲艺，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精华和核心，这些超过了小说总体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三国演义》直接取材于历史的部分篇幅较小，艺术水平较低，在书中只起辅助作用。这样，如果把《三国演义》说成罗贯中的个人艺术创造，显然不够妥当。实际上这部小说乃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部分仍然保持着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流传变异性，乃是无数民间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者：姜宏义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3
[关键词]儒家思想；《三国演义》；貂蝉；孔夫子
[中图分类号]1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2)01－0071－03
作为我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学说自其形成之日起就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而逐渐确立起了正统地位，并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人，发挥着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的影响力。
代表着中国小说最高成就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仅有着不容低估的艺术价值，更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思想色彩。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它“尊刘贬曹”的主旨，这一点即传达出作者罗贯中先生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同时也证明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历代文人及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在作者倾力塑造的这个男性世界里，我并不想聚焦于刘、曹、孙、吕这些被津津乐道的英雄。而是以三国中一位重要的女子为视角，来探寻一下这部鸿篇巨著所呈现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印迹。
这位关键人物就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着重刻画的女性，也是后人戏称为史上第一女间谍的连环计女主角――貂蝉。
貂蝉，也许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却能够与有稽可考的西施、王昭君和杨贵妃一起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这不能不让人们惊叹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民间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貂蝉的形象屡屡被舞台和各种民间的传说故事所演绎皆始于明朝，这说明了貂蝉这个绝色女子真正步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廊，应是始于罗贯中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千百年来，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究竟有无貂蝉其人，一直探佚寻踪、争论不休。然而，貂蝉这个形象已成为中国人文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
在小说中，貂蝉不仅是一位绝色美女，同时也是一位“下报王允养育之恩，上负国家除奸之任，牺牲自己而全大义”的奇女子。《三国演义》中有诗赞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空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那么在貂蝉这个人物身上究竟可以看到哪些儒家思想的印记呢?
一、貂蝉是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
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把“三纲五常”作为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而罗贯中笔下塑造出的貂蝉正可谓是这“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
第一，貂蝉之“义”表现于她的大义之气。
传统道德下女子俱以贞洁为操，但“贞节”和“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又有其特定的含义。如“节”就有“大节”、“小节”之分。作为一位闺阁中的女子，她勇于承担极大的风险，为达成恩公王允夙愿，里应外合，舍身锄奸报国，成功上演一出连环计，成就了大节，是典型的“舍‘身’取义者也”，而这也是儒家思想最崇高的追求和要求。
第二，貂蝉之“礼”在于她的克己私欲。
儒家讲求的礼制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欲望，奉公守制，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对应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人应克服自己的妄念、，以不干预甚至是利于国家宏图大计为准。貂蝉面对“出卖自己色相”的要求，她心中应该有过斗争，有过对世俗眼光的惧怕，有过苟且以保全自身的想法，正因此她本可断然拒绝王允的恳求，安心做她的侍伎，但在个人安危与国之大义中，貂蝉毅然舍弃安闲生活，克制了一己之私欲，选择了利民利国但无比艰难的道路。这体现出了“礼”的约束力。
第三，貂蝉之“智”在于她的聪敏机变。
作为司徒王允家万千姬妾侍婢之一，唯独貂蝉“近见大人两眉愁锁”，猜想必有国家大事困扰王允，这需要何等聪敏才能做到体察细致入微呢!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那段“父欲弑子”情节的精彩上演，更要完全归功于貂蝉“声情并茂”巧使反问计的高超演技。第九回中当董太师欲听从李儒之劝将她送予吕布时，她立即做出大惊、哭泣状。并拔剑假意以死明志，既消除了董卓的疑心，重新获得了董卓的信任和加倍的宠爱，又进一步加深了吕布对董卓的不满，激化了两人的矛盾，可谓是“一箭双雕”，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因势利导，巧于机变，化被动为主动，这一切绝非一愚钝女子所能做到!
第四，貂蝉之“信”在于她的忠贞诚恳。
在王允这个大导演的策划下，貂蝉充分的做好演员的工作，与王允积极配合，完全履行了她之前“尚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的承诺。貂蝉知道自己肩负内除国贼的重任，因而从未临阵退缩、中途后悔变卦而失信于天下，始终毅然决然地践行着她感主报国的信念。
综观以上四点，貂蝉之“仁”也就显而易见了。子曰“仁者，爱人。”她之所以能做到义、礼、智、信，根本上都出于一个仁爱之“仁”。当王允乞求她“汝可怜汉天下生灵!”时，貂蝉回曰：“但有使命，万死不辞”。正是出于对恩公的爱，对普天下的爱，她才勇敢地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以回报恩情，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貂蝉是儒家思想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的必然产物
貂蝉，能够与西施、王昭君和杨贵妃一起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并且其形象屡屡被舞台和各种民间传说故事所演绎，步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廊，充分说明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民间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
这不能不让人惊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精巧的情节给世人塑造出的貂蝉形象，并且把貂蝉这个形象定格为中国人文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对罗贯中的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其笔下貂蝉这一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惟妙惟肖的展现在世人目前。
第一，连环计的出发点是儒家思想德治主义的主张。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复礼，即恢复西周礼制，强调西周政权的中心地位。《三国演义》中汉室衰微，内除国贼、兴复汉室、还天下以太平安宁是当时臣民百姓的共同追求。复兴汉室的夙愿无论有无可能实现，都因其遵从儒家的道德政治观而被赋予合理性和必然性。董卓欲谋权篡位，颠覆汉室显然是大逆不道，违背正统。如此，自然是人人得而诛之。
在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之前罗公演绎了袁绍结盟，伍孚刺杀，孟德献刀等情节。然而，这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实力的悬殊对比，苦无良策的司徒大人，想到借助美人之力巧使反问计，情节的发
展也至此有了豁然开朗的转换。
儒家崇尚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地位卑贱，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当历史的重任自然而然的落到貂蝉身上时，这个小小的侍伎忍辱负重、慷慨赴难，大义凛然成就了内除国贼、惩恶扬善的宏大目标。司徒巧使连环计，却也无意间成就了一位女子的传奇。
第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围绕貂蝉，通过精巧的情节设置，活灵活现。
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人本意识，就是尊重人和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从社会角度来看，作为个体必须走向社会、服务于国家。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士”的耻辱。这也正是罗贯中笔下，无论是身份卑微的越骑校尉伍孚，还是久存大志的骁骑校尉曹操，纷纷只身范险刺杀董卓的原因。从个人角度来看，即使身为女子，如果只安于闺阁之乐，也是不值得称颂的。时代呼唤一位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貂蝉以一个女子的力量解决了万千英雄的难题。难怪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李儒不由得感叹：“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这正是个人力量的价值凸显。
儒家人世理念影响下的忧患意识，成为一种集体和自觉的价值规范与追求。仁人志士均要立功、立言、立身，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所在。对忠臣烈女反复表彰和倡扬，使牺牲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当铲除董卓成为深受战乱之累的劳苦百姓的心声时，生于忧患之时的志士仁人必将担负这一历史重任。当作者以看似偶然的选择，将诛董行动成功的关键寄予在一个女子身上时，我们就发现再娇弱的女子，再微小的个体，因意识层次的高尚与独立性而拥有了惊人的力量，甚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即是作者对敢于肩负历史重任、甘于牺牲的儒家忧患意识的充分肯定。
儒家思想中的力行意识，表现在发挥个人主体价值时，强调动用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而和缓的方式，避免用过激的途径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倡中庸而为。
连环计的成功就印证了这一道理。在此之前无论是袁绍、伍孚，还是曹操，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弑董屡屡失败之后，王司徒依然不断探寻除贼之策，最后想到利用董、吕好色的弱点，利用貂蝉之色，重新策划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并获得最后的成功。至此“司徒妙算托红裙”，才终于得偿众愿。
可见，与武力解决问题相比，罗贯中更赞同智取，避免过激方式，维系一种和谐的状态。通过主体的实践，实现了完善自我与改进社会的目的，这正是儒家思想推崇力行的生动展现。
综上，不难看出罗贯中在创作小说时对儒家思想的偏向性。《三国演义》对貂蝉人物的刻画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里，文字虽不多，但貂蝉形象显示出来的意义却是非常独特的。虽然从一位女子身上不可能全面了解到罗贯中先生的全部思想内涵，但可以从这一小人物的角度看出许多端倪来。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分析并不意味着《三国演义》就仅仅受儒家思想支配；相反，中国各种传统思想都可见诸于各类题材的创作之中，《三国演义》也不例外。在这里只择其一面而谈之，以避泛泛而空。作为传统儒家思想在历代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又何止于此，这有待我们继续去挖掘。
[参考文献]
[1]秦平，千古名谍――浅谈《三国演义》中的貂蝉[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8(2)：79-80.
[2]王菊艳.《三国演义》的妇女现与儒家文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11)；95-99.
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4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本文就人们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予以辨析：（1）《隆中对》究竟对不对？（2）诸葛亮是“愚忠”吗？（3）如何看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作者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关键词】 诸葛亮 《隆中对》 愚忠 近妖 不朽典型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
我历来十分敬重历史人物诸葛亮，也深深地喜爱艺术形象诸葛亮。二十余年来，我曾多次撰文，谈及诸葛亮的方方面面。2001年，又郑重撰写《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比较深入地论述了诸葛亮形象的成功之处①。此后几年来，有关诸葛亮的评议仍层出不穷。其中，严谨的探讨、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固然不少，而无根之谈、轻率之议、轻薄之言却也颇多。要区别这两类看法，得出有根有据、有说服力的见解，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事实出发，从真实可信的材料出发，以公允的态度，作出有分寸的评析；还要坚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设身处地地理解前人，“既要体现当代意识，又要注意尊重历史；既不盲目地对古人顶礼膜拜，又不以‘后来居上’的优越感而藐视前贤”②。为此，特再撰本文，就人们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略加辨析，以就教于学界师友。
一、《隆中对》究竟对不对？
汉末建安十二年（207），当时依附荆州牧刘表、屯兵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向年仅二十七岁（虚岁）的诸葛亮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拟定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夺荆州，再取益州（“跨有荆、益”），形成天下三分。第二步，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等时机成熟，从荆、益两州分兵北伐：一路直捣政治腹心地区宛、洛一带，夺取东汉首都洛阳；一路夺取西京长安和整个关中地区；两路夹攻，以图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慨然同意出山辅佐。从此，这条“卧龙”冲天而起，在历史的舞台上夭矫腾飞，大展宏图，而《隆中对》也成为刘备集团发展的战略蓝图。罗贯中充分发挥艺术家的天才想象，用了三回半的篇幅（第35回——38回前半），将“三顾茅庐”的由来和过程写得曲折有致，摇曳多姿，情韵深长，令人悠然神往。特别是第38回前半，集中写刘备见到诸葛亮后的精彩对话，更使《隆中对》深入人心。
千百年来，人们对《隆中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正确地预见了政局的基本走向，堪称刘备集团的最佳发展战略。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能提出如此英明的战略规划，实在令人惊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便情不自禁地赞颂道：“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第38回末句作“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不过，历代也有人对《隆中对》不以为然，有人批评诸葛亮“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此策之下者。”（北魏崔浩语）然而，这其实是对《隆中对》的歪曲。诸葛亮说得很清楚：当时曹操已经统一北方，且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孙权据有江东（扬州大部），根基已经稳固。在此形势下，要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盲目地“与曹氏争天下”，实属迂腐之见；刘备首先需要拥有自己的地盘，才能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进而联合孙权，讨伐曹操。而综观天下版图，全国十三州，当时尚未被曹、孙两家控制者，仅剩荆、益、交三州（张鲁割据的汉中本是益州的一个郡）。其中交州远在荆州、扬州之南，刘备无法夺取（建安十五年，孙权控制了交州），剩下的就只有荆州和益州了。所以诸葛亮向刘备明确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先跨有荆、益，再伺机两路北伐。应该说，这是对当时形势最正确、最可行的判断。至于何时夺荆州，怎样夺取，这当然要看机会。三顾茅庐的次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南征，刘表病死，其子刘琮向曹操请降，诸葛亮就劝刘备攻打刘琮，一举夺取荆州；可惜刘备未能采纳，错过了大好时机；直到赤壁大战后，刘备才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当然，在诸葛亮看来，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益州比荆州更适于立国建都。这是总结了汉高祖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打败项羽，终成大业的历史经验，而且是许多杰出人物的共识。例如庞统后来也曾对刘备提出：“荆州……东有吴孙（指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③刘备入蜀时，以庞统随行辅佐，诸葛亮留镇荆州；只是当庞统在雒城（今四川广汉）中流箭而死后，诸葛亮才率兵入蜀增援，而留头号大将关羽镇守荆州，可见他对荆州始终是重视的。而作为刘备的股肱之臣，刘备后来称王称帝，诸葛亮也必须在其身边辅佐，只能让其他得力人员镇守荆州，这哪里是要“委弃荆州”呢？
现代有的学者因为《隆中对》提出的两路北伐的目标未能实现，便怀疑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规划行不通；有的学者认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孙权夺得荆州，刘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才能与孙权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对》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此后忠实执行《隆中对》，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没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荆、益”的巨大转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夺取汉中，其势力达到鼎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证明《隆中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后来荆州失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规划不对。古今中外，重大的战略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随时调整，甚至发生重大改变，这是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如果因后来情况的变化而否定当初的设想或规划，其实是“马后炮”式的看法。诚然，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乃是孙吴集团的建国方略，这与刘蜀集团的利益确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已经形成了战略平衡。这种平衡，既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也随时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变，孙刘双方如何处置了。如果关羽忠实执行“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方针，使曹操难以拉拢孙权而偷袭关羽之后；如果关羽善于安抚和激励部下，使镇守江陵的麋芳、镇守公安的士仁（《三国演义》误作“傅士仁”）忠于职守，不怀二心；如果刘备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阳时能够及时配合和支援，那么，荆州未必失守。而在刘蜀集团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荆州的情况下，承认既成事实的就该是孙权了；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双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继续联手。由此可见，荆州之失系由多种因素导致，绝非命中注定，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隆中对》战略构想之正确。因此，我赞同罗贯中的评价：“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万古之人不及也！”
二、诸葛亮是“愚忠”吗？
在诸葛亮的诸多优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智慧，二是忠贞。
多年来，一些人谈到诸葛亮的“忠”时，每每贬之为“愚忠”。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什么是“愚忠”？就是对国君个人盲目的、毫无原则、毫无主见、逆来顺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国君善恶如何，行事是非怎样，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怀疑，更不敢有任何违忤；即使国君荒残暴，滥杀无辜，也不敢谏阻指斥；哪怕毫无道理地杀到自己头上，也只知低头受戮，还要说什么“天子圣明，罪臣当诛”的昏话；甚至国君腐朽亡国，仍一味追随，以死效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最高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总是不断地集中权力，不愿受到任何制约；同时又总是要求臣民对自己无条件地效忠，鼓励愚忠。特别是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清两代，统治者更是以各种手段灌输愚忠意识，以至愚忠成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条，严重地阉割了民族精神，阻碍了社会进步。因此，现代人反对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分析。尽管封建时代国君通常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尽管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来，总有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加以区分，在不同程度上摆脱愚忠的桎梏：或对国君的恶德劣行予以批评抵制，直言极谏；或勇于为民请命，不顾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权最霸道的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于贬斥和蔑视君权；甚至像黄宗羲那样，从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权。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怎样处理与其君主刘备、刘禅父子的关系呢？认真阅读作品就可以看到：诸葛亮确实忠于刘蜀集团；但这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自有其积极意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通过刘备“三顾”之诚和“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含泪恳请，才同意出山的。罗贯中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竭力突出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刘备的主要辅佐，又是刘备的精神导师：“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第39回）他出山不久，曹操大将夏侯惇便率领十万大军杀奔新野。在这初出茅庐第一仗中，刘备将指挥权完全交给诸葛亮；诸葛亮胸有成竹，一一调遣众将，甚至连刘备也要接受他的安排。火烧博望后，诸葛亮在刘蜀集团的指挥权牢不可破，从未受到过质疑。每遇大事，刘备总是对他言听计从，文武众官也总是心悦诚服地执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战期间，他出使东吴达数月之久，刘备方面积极备战，一切准备就绪后，仍然要等待他赶回去指挥调度：
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须臾船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第49回）
诸葛亮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就连身份特殊的头号大将关羽，由于违背军令私放曹操，诸葛亮也要下令将他斩首；只是由于刘备出面说情，希望容许关羽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
了”（第50回～51回）。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在刘备面前，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刘备言行不当，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戒，刘备则总是虚心听从，甚至道歉认错（惟拒谏伐吴是一例外，但随后便“吃亏在眼前”，刘备自己也承认：“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就连在过江招亲这类大事上，他也干脆代刘备作主，刘备尽管心存疑虑，仍然一一照办。如此举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师”心态，哪有一点畏畏缩缩的猥琐？哪有一点“愚忠”者的卑微？
刘备临终，慨然托孤于诸葛亮，并遗诏训诫太子刘禅：“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即位后，谨遵父亲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第85回）此后的十二年间，尽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张，却一直把军政大权都交给诸葛亮，十分放心。诸葛亮治理蜀中，发展经济，与吴国恢复同盟关系，他总是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纯属虚构）。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捣乱，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他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又虚心采纳，先后任命蒋琬、费祎为执政大臣。当诸葛亮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第105回）诸葛亮的灵柩回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同上）不仅如此，刘禅对诸葛亮始终追思不已。诸葛亮逝世九年之后，他又招其子诸葛瞻为驸马，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既是支撑蜀汉政局的擎天栋梁，又是拥有“相父”之尊的刘禅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而在《演义》虚构的那个刘禅听信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的情节里，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最后，“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拜辞后主，复到汉中……再议出师。”刘禅则恭恭敬敬地完全听其处置（第101回）。在这里，刘禅没有君主的威风和霸道，诸葛亮则有辅臣的自尊和“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哪里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怜呢？
诚然，诸葛亮最终为蜀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里当然有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但决非不问是非的片面忠于刘备父子，其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正因为这样，千百年来，诸葛亮的忠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综观他与刘备的关系，既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史实依据，又经过罗贯中的浪漫主义改造，寄托了历代志向远大的士大夫对“君臣遇合，谊兼师友”的理想关系和“帝王师”的人格定位的向往和追求。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
三、如何看待“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现代一些学者对诸葛亮艺术形象有所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这段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④
对此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指出《三国演义》表现诸葛亮的“多智”有过头之处，这是有道理的，所谓“近妖”，是指作品个别地方对诸葛亮的谋略夸张过甚，表现出神化倾向；然而，这并非《演义》的主流，绝不意味着作品对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根本失败。从总体上来看，作品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仍然是非常成功的。这里特别要强调这样几点：
第一， 全面把握《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强调指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古典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罗贯中都予以关注，都大致按照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作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描写。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罗贯中在把握其性格基调时，都力求实现艺术形象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这样，就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像，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⑤
作品中的诸葛亮形象，正是既实现了“与其历史原型本质上的一致”，又进行了充分的理想化，“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罗贯中本人“好奇”的审美倾向，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尚奇”的艺术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和谋略的竭力渲染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和渲染，可谓由来有自。早在西晋末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为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李兴撰文，其中便写道：
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⑥
这里已经为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裴松之还引用多条材料，对诸葛亮的谋略加以渲染。及至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
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人也？神也？仙也”的赞叹，更加突出了诸葛亮的“神奇”。沿着这一思路，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又进一步写道：
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卷中《三谒诸葛》)
这就完全把诸葛亮神化了。
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书中对诸葛亮智谋的描写，大都有迹可循，奇而不违情理。在政治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的“隆中对”、智激孙权，基本上是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加以叙述，并无多少夸张。在军事谋略方面，作品写诸葛亮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事，尽管颇多虚构，但要么早有野史传闻或《三国志平话》的相关情节作基础，要么是对史实的移植与重构，即使纯属虚构，也编排有度，大致符合情理⑦。这样的智谋，虽有传奇色彩，却并非神怪故事；虽非常人可及，却符合人们对传奇英雄的期待。这与全书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是一致的。
第三，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在表现诸葛亮的智谋时，确有少数败笔。一是作品的后半部分，个别情节违背历史和生活的逻辑，勉强捏合，夸张过甚。如第101回《出陇上诸葛装神》中写魏军“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却无法赶上诸葛亮，并借司马懿之口称诸葛亮“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会“缩地”之法，便明显带有神异色彩。二是罗贯中出于对诸葛亮的热爱，有时对其失误之处也苦心回护，导致个别情节不合情理。如第105回“遗计斩魏延”，本来想表现诸葛亮料事如神，早有先见之明，却无法完全掩盖诸葛亮对待魏延的不当之处，结果欲益反损，反而使读者感到难以信服⑧。这种情节虽然不多，却有可能让人产生“近妖”的感觉。
第四，应该注意将《三国演义》与其衍生作品加以区别。几百年来，在《三国演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其进行改编与再创作，从而产生出大量的、各种门类的衍生作品。这些衍生作品，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演义》的传播渠道，扩大了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演义》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所强化，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装束，初见刘备时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第38回）；赤壁大战后南征四郡，也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第52回）；首次北伐，与王朗对阵，则是“纶巾羽扇，素衣皂绦”（第93回）。这些描写，来源于东晋裴启所撰《语林》对诸葛亮衣着风度的记载：“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鹤氅”亦为魏晋士大夫常用服饰，《世说新语》等书屡见不鲜。而在明清以来的某些“三国戏”和曲艺作品中，诸葛亮动辄穿上八卦衣，自称“贫道”，言谈举止的道教色彩越来越重，其计谋的神秘意味也有所强化。如果有人从这类作品中得到诸葛亮形象“近妖”的印象，那是不能都记在《三国演义》的账上的。
总之，尽管《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描写存在少数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和激励着后人。
注释：
①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评点本》前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拙著《三国演义新探》节录其第四部分。
③《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⑤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3～6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⑥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⑦参见拙著《三国演义辞典》的《情节》部分有关辞条（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及《三国漫话》的《名段鉴赏》部分有关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5
关键词： 小说《三国演义》 蜀汉二主 诸葛亮 君臣关系 “微妙”
“蜀主窥吴向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外，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①杜甫的这首《咏怀古迹》吟咏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先主庙兼及武侯祠，可见在仕途上坎坷一生的杜甫对于刘备、诸葛亮这一对风云际会的君臣有着由衷的仰慕。
一
到过今天四川成都的人都知道，蜀汉的昭烈庙和武侯祠是紧紧挨着的。两座古迹的主人，一位是胸怀大志、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是腹有良谋、忠贞不渝的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君臣二人生前亲密无间、心照不宣，死后也朝夕相处、一起享祭。这“一体君臣祭祀同”的佳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知激荡了多少人的心，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布衣百姓，或以之为宣传教化、普及人伦的榜样，或“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或寄之对于明君贤相的渴慕与期盼。千百年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深情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它的出神入化，因为它的可歌可泣而广为流传。
那为何称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为“鱼水之情”呢？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载，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过于谦恭，“以师礼待之”，于是大发牢骚：“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刘备反驳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②“鱼水关系”一称由此而来。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在那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君臣二人历经千辛万苦“联手共创蜀汉基业”，“自初出时的‘情好日密’到魂系白帝时的‘君可自取’，都是二人关系亲密友好的象征”③。《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正是因为都具备了明君和贤相的某些特点，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于是被公认为“理想中的封建君臣关系”④，而“追慕圣君贤相风云际会、鱼水相谐”⑤正是《三国演义》所要表现的主题。
刘备、诸葛亮之间的情谊是经时间考验了的，也是在共同奋斗中逐渐加深的。
先主与诸葛亮的故事起始于“隆中决策”。经水镜先生和徐庶介绍，刘备早已对这位“躬耕南阳”（第九十一回）⑥“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⑦的“卧龙”先生倾慕有加。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更知其名不虚传，从刘备“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第三十八回）⑧一席话中可知这位奔波半生却未有尺寸容身之地的乱世英雄由衷的喜悦与冲动。而此时的诸葛亮也正需要一位胸怀远大又能礼贤下士的济世之主，去投靠他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名扬青史的夙愿。各取所需自然能一拍即合。诸葛亮出山后，很快就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初露锋芒，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也巩固了自己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赤壁之战中主仆两人的关系经受住了重重考验，不断加深。刘备携民渡江、败走汉津口，当时是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谋求孙刘两家的联盟来共敌曹操。从舌战群儒到巧借东风，诸葛亮大展经纶，将卓越的才能发挥至极致。而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由鲁肃引荐到达江东，到第四十九回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巧妙脱身回到刘备身边，在这漫长的七回的时间里刘备在干什么呢？他在江夏焦急地等待诸葛亮的回音，并整顿军马备战。两人各处异地，虽有约在先，但非常时刻难保人心生变。刘备此时是势单力薄，诸葛亮在东吴是脱离刘备、投奔孙权的好机会，东吴方面也力图将诸葛亮笼络过来为自己效力。何况他哥哥诸葛瑾在江东，兄弟情深，背信弃义不是没有可能。而在此期间，一败涂地的刘备将个人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位年轻的军师身上。在这失落到极点的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可能投降曹操，保全自身，而留诸葛亮一人深陷江东虎口。然而，时间证明谁也没有背叛对方，而是依照开始设计好的联吴抗曹的策略而努力。赤壁之战是刘备事业的转折，也增进了两人间的默契。我觉得之前的“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第三十八回）⑨不是真正的默契，这时的他们才是心灵相通、无限信赖又无比真诚的。
在取荆州、争二川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他们通过精诚合作扩展了实力，开创了基业。命途多舛的刘备获得了节节胜利，得舒平生之志，而诸葛亮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平生之所学，双方都志得意满，相互之间的亲密友好不在话下。
但同时刘备对诸葛亮也渐渐有所疏远。随着刘备势力的扩大，刘备集团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⑩。
由于对东州和益州土著集团的重用，相应的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相对受冷落。而随着在取西川过程中诸葛亮的功勋越来越卓著、威望越来越高，刘备开始体会到诸葛亮的潜在威胁，正好趁此机会借东州、益州集团的力量打压一下诸葛亮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法正，“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曾是引刘备入蜀的‘主谋’之一。刘备对其‘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吴书），任用其为蜀郡太守，使之‘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1}。既为“谋主”，其地位堪比诸葛亮。但法正此人“在蜀中骄横跋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引起人们的反感。然而以法制严明著称的诸葛亮，却对法正采取了罕见的姑息态度”{12}。诸葛亮的这一反常之举一方面出于笼络东州集团、保持政局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令读者隐约体会到诸葛亮当时的微妙心情，刘备要重用法正，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我分析出这一点依据了一些《三国志》的内容，但单仅从《三国演义》看，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嫌隙也是很有些端倪的。比如，刘备进发西川时带的是庞统，他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将这样的大才留在后方戒备东吴、督运粮草而不到前方去出谋划策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从诸葛亮日后奉行的政策看，对益州豪强的打压从来没停止过，这可能与东州、益州两大集团与荆州集团间的争权夺利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打击益州豪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治安、维持刘备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睦，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不乏个人恩怨在里面。再者，从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劝阻执意伐吴看，刘备有时是不那么愿意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哪怕是一些合理的建议、该听的话，若非对他有意见，怎么会连听一听都不愿做到呢？
刘备称制后，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度进入低潮，主要体现在刘备伐吴一事上。蜀汉建国后，刘备、诸葛亮都升级了，刘备是“正位续大统”（第八十回），诸葛亮则是位极人臣，但同时君臣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蜀国形势急剧恶化，刘备不但未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补救，反而意气用事，为报关羽之仇愤而伐吴，张飞之死则更是坚定了他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知道伐吴意味着隆中决策的破产，兴复汉室的大业将会障碍重重甚至前功尽弃。但是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能使刘备放弃伐吴的念头，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改长期以来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作风，这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感情哪里还是“鱼水”情。深知伐吴失策却无能为力，我想诸葛亮此时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
李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的关系是否天衣无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备是否能够认真采纳贯彻‘隆中决策’。‘隆中决策’当时刘备满口称‘善’，但实际上却没有很好领会，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没有很好地东联孙吴以抗曹操。赤壁联吴败曹，仅仅是刘备的权宜之计，始终坚持的还是寸土必争，以致蜀吴联盟濒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关系的恢复期。刘备铩羽而归的事实表明诸葛亮的决策是对的，先主自觉无脸回成都见诸葛亮，于是暂居白帝城，在无尽的懊恼中忧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创造了两人之间最广为称颂的千古佳话。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嘱咐大臣，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像刘备那样把幼主放心地交给辅政的大臣，甚至允许其取而代之、自为君主。封建君王无一例外地忌讳权臣谋逆，而此时的刘备却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自语，第八十五回），临终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彻大悟。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这是在风雨际会中反复考验、不断加深的，只是因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风雨过后自然能重归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刘备经历了大败之后依然没有消解对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终放心不下诸葛亮。“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着实把诸葛亮吓了一跳，《三国演义》的原话是：“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诸葛亮何至于这么慌？仅仅是因为像先主所言的那样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举吗？我想当时诸葛亮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定是听出了这惊人之语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试探。他非常明白，要是他流露出半点野心、在君臣的根本问题上有半点动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刘备很有可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量立刻把诸葛亮处理了，免得日后成为蜀国的大患，那可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好在诸葛亮全然不是刘备所担心的那种人，他是那样忠于刘备、忠于蜀国，一心只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一心只为“庶竭驽钝，攘除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对诸葛亮之疑，我在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阐释，因为不能脱离《三国演义》以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或许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17}。但不管这关系多么微妙，诸葛亮每每都以其伟大的人格经受住了刘备的试探，刘备心中最终是信任战胜了猜忌，刘备终将孱弱的幼主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托付给了他，也成就了这位集忠义与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诸葛亮不会不感知到刘备对他的防范，但他从未计较先帝对他薄情的一面，他对于刘备器重东州和益州集团而轻荆州集团的举动应该说是非常谅解的，他在刘备死后能不计前嫌继续重用这两大集团中的人才。比如尚书令李严，是东州集团人士，因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督办粮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谎称东吴将兴兵寇川，犯下大罪，诸葛亮不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将李严贬为庶人，而且将其子李丰封为长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典，他后来的事迹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临终前承诺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愧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总的来说，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与“鱼水”深情这一譬喻是相称的，否则不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集大成于《三国演义》，这般大加歌颂，而又流传了千年。
同时，我认为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诸葛亮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先主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灵默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成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尽效犬马之劳，为了完成先主兴复汉室的遗愿，他南征北战、不辞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另一方面，先主与诸葛亮之间存在的那点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吴的问题上不顾诸葛亮再三劝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败使蜀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劳，他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听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二
先主驾崩后，诸葛亮与先主间的微妙关系在他与后主之间得以延续。后主与诸葛亮间的关系同样是亲善、和谐，但又不乏嫌隙。
随着羽翼渐丰，幼主与权倾朝野的辅政重臣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即使幼主未意识到对自己的威胁，他身边的亲信也会提醒他谨防有变。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是弱化了后主的权威，后主再怎么尊他为“相父”，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本质决定了他必然有所不满。他不会不考虑到诸葛亮谋反的可能性，而且他深知诸葛亮一旦谋反必大获全胜，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有着作为君王本能的猜忌和提防。因此，当苟安在他耳边进谗言时，他不假思索就急招诸葛亮班师回朝，他如此轻易地中人家的反间计正是他猜忌心态的反映。
再者，如果他真的尊重、爱戴诸葛丞相，他在诸葛亮死后就不会那般荒废朝政、沉迷于享乐，不管有无治国之才，他都会遵从诸葛亮的教导稍微励精图治一点。他大概确实有些不喜欢这位“相父”，因为他很严格，而且一定很絮叨，诸葛亮走后，他恐怕觉得是个解脱：再也没人管得了他了，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了。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从未被诸葛亮感动过，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他从没动过心。
但实际上刘禅又是非常爱戴诸葛亮的。他唤诸葛亮“相父”绝不是口是心非，他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幼年丧父，作为孩子所需的关怀与教导大多数是丞相给他的，他虽然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众望所归的对象、三国争霸的目标，但他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全赖丞相的庇护。
当然，也正由于丞相的无微不至和事必躬亲，刘禅的治国才能没能得到及时充分的锻炼。“宝剑锋从磨砺出”，不经受些挫折，怎会有傲然的品格、顽强的意志和丰富的处世经验。正如现代家庭中被溺爱的孩子无法有健全的人格一样，武侯把后主所必须学会处理的问题也一并包办了，久而久之后主就什么都不会做，对他过于依赖，如此一来武侯百年之后后主难以独当一面是必然的。
不过，刘禅确实是非常尊敬武侯的，武侯死后他也非常怀念他，九年后他将诸葛亮之子招为驸马，加以重用。而且还下诏为武侯立庙于沔阳，也就是今陕西汉中定军山，诸葛墓所在地，可见他是真心诚意地爱武侯。沈伯俊先生认为：“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21}
而事实也证明武侯一家没有辜负两代君主的厚望，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在领兵抵抗魏军（司马氏）侵犯的过程中都战死绵竹（第一百十七回）。祖孙三代都为蜀汉奉献出了生命，真是满门忠烈。
我觉得刘禅对诸葛亮的爱戴还体现在他对待姜维的态度上。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北伐事业的继承人，对于这位威信不够、资历尚浅又是从敌营投奔来的将领，刘禅还是遵武侯的遗嘱封他为大将军，并力排众议支持姜维屡屡发兵北伐。虽然他也曾像对待武侯那样因为轻信谗言把姜维召回过几次，但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除假降钟会的一次不算，姜维共伐了八次中原，整整八次却一无所获，姜维自己确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刘禅对姜维确实是不错的。他之所以器重姜维、宽容姜维，是因为他知道姜维继承的是武侯的事业，他是那样爱戴武侯，所以也移情到了姜维身上，对姜维寄寓厚望，任他屡战屡败，也同意他屡败屡战，那是因为武侯的缘故，他相信姜维定能完成武侯未了的心愿。
三
《三国演义》中蜀汉二主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觉得可以用“微妙”一词来概括。或许蜀汉二主在与诸葛亮的“鱼水”深情中还夹杂着猜忌与防备，但诸葛亮对蜀汉二主绝对是忠贞不贰的，这也是诸葛亮能万古流芳的根本原因。我觉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经天纬地之才”（徐庶语，第三十六回）{22}，而在于他的“忠”，惟有精神和人格才是最打动人的。
有人说诸葛亮的忠是“愚忠”，但我不这么认为。沈伯俊先生在《诸葛亮是“愚忠”吗？》一文中认为，诸葛亮对国君的态度不是个人盲目、毫无原则、毫无主见地逆来顺受，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他报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国家的宏图大志，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应该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区分开来；而对于刘备、刘禅父子，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二主有言行不当之处，他总是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谏，毫无“愚忠”者的猥琐和卑微，因此“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23}。我非常赞成沈先生的观点。
注释：
①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527页.
②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0页.
③李殿元，李绍先著.《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4页.
④李厚基，林骅著.《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65页.
⑤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6页.
⑥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⑦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8页.
⑧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2-243页.
⑨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⑩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3页.
{11}{1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4页.
{13}李殿元，李绍先著.《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4}{15}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页.
{16}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17}李殿元，李绍先著.《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8}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04页.
{19}苏斌，郭爽编.杜甫诗全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0页.
{20}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21}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22}罗贯中著.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2页.
{2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参考文献：
论文
［1］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6卷，第12期.
［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
著作
［1］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1版.
［2］李殿元，李绍先著.《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3］李厚基，林骅著.《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三国演义罗贯中范文6
这句话出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意思是“既然有我周瑜在世，为什么老天还要一个诸葛亮啊?”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周瑜对自己的才华比不过诸葛亮的一种叹息，是一个褒义词。三国演义这本小说是著名的褒蜀、抑魏、贬吴的文学作品。自《三国演义》之后周瑜形象以及在世人心中的历史功绩大打折扣，而诸葛亮成为了一个近乎于神的传说。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人。洛阳令周异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东汉末年东吴杰出的军事家，通军事、善音律。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徐州琅琊阳都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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