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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都是向阳花范文1
————题记
我耐不住对家的思念和对孤独母亲的担心，回到了家里。
没有了父亲的家，就好笑缺失了什么。地里的禾苗不再旺盛青翠，低垂着头，无精打采。院子里少了噼里啪啦的劈柴声，也少了昔日欢快的笑语。空旷的房间里，只有母亲默默地望着黑黑的灶台，摩挲着在房间里寻找着过去的点滴。
擦干紊乱的泥泞脚印，仿佛越过了几个年轮。在淡淡的槐荫清凉中，我想起了从小陪伴我的父亲。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出门。每次回来，他的头发都乱糟糟，但衣服的补巴却横竖相间、齐整别致，变色的解放鞋面上看不到一丁点儿泥巴，口袋里总是鼓鼓的——那是我们的希望和欢愉。我们几个小孩子围在父亲身边，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翻着，拿出向阳花（土家语，葵花）、瓜子、花生什么的，放在用废旧报纸铺得满满的桌上。然后，父亲一粒一粒地分配给小伙伴和我。我总是很委屈，为什么我得到的总是比别人要少那么几颗。又一次，我哭述着反对这种分配制度的不公。父亲告诉我，因为我年纪小、认的字又少，所以才得的少了。为了证明自己能念很多字，我将皱巴巴且并不完整的报纸，小心翼翼地抹平，面对着父亲，从头到尾诵读起来。从那时起，熏黄了的报纸，成了我认字和寻找答案的记忆。
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关于父亲小时候的故事。解放前，在父亲大概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特穷，他只好跟随别人光着脚丫、背着草鞋，迈着一尺多深的积雪，从云阳、万县一带贩盐来卖。有一次，同伴受伤了，他放下担子，将同伴背了三十多里，找到歇脚地后，再去挑同伴和自己的担子。等挑完同伴的担子，再去找自己的担子时，天亮了，担子也不见了。后来，他们两人一副担子，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家。东家以为他们途中私卖了，用扁担捶打他直到晕死过去，父亲没有哭、也没有争辩。从此，我有一种父亲为人软弱的印象。
在大办钢铁的年代，父亲成了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在一次炼钢铁的时候，木架垮塌下来，将父亲和一个社员压在木头下，父亲用身体顶住木架，保护了社员。从那以后，父亲背上永远地烙下了疤痕，右手拇指也从此残缺不全了。社员说，是父亲“钢铁一般的身体”救了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钢铁”会留下疤痕，还会断了手指。
上小学以后，打猪儿草（土家语，割猪草）成了我的常事。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去打猪儿草，由于贪玩，打的草少，我们反复试想了一个办法，将背篼（背篓，土家族用来背装杂货的竹篾框）用小树枝从中间穿抬起来，背篼下面疏疏松松的，上面的草料却满满的。回到家，我故着镇静地唱着歌儿、哼着曲，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仿佛看穿了我，眼盯着背篼，没有平时的笑颜，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理了理他那依然蓬松的头发，将树枝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顿时，草料沉下了篓子，浅浅的背篼暴露无遗。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再唱歌哼曲了。
再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别人家地里打了猪儿草。第二天一大早，人家便找上门来，硬说是我“打了刚出土的洋芋苗”。来人走后，委屈的我将整背篼的草全倒在地上，一根一根地数给父亲看，父亲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卖了小猪崽，买了肥料去赔给人家。那以后，更加深了我对父亲软弱的印象。
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考了中专。正值教育改革年代，从初中时的几十块钱学费，一下子陡升到数千块，我的第一笔中专学费成了家庭有史以来的天文数字。村里人凑了三天，加上父亲卖光家里的猪、牛和山上的树等所有值钱的东西，也还差两三百块。父亲冥思苦想了几夜，才想到早已搬至数百里外、曾称他为“钢铁”的社员兄弟。来回几天，父亲用坚硬的脚板，替我凑足了学费。因为脚伤，他请一位亲戚替他送我到外地上学。临行前，他笑着对我说，走出去就好了。我渐渐感到，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还未来得及去构思今后的梦想，我们又遇到了一大坎坷。那是我学成就业的一个春节早上，我晨练回来。匆匆赶来的邮递员送给我一份加急电报（那时候电话都是奢侈品，电报是主要的及时通讯工具）：“家已烧完，速回”。短短的几个字，让我云里雾里，不知何意。但“速回”两个字，让我寒意顿生，“家里出大事了”。我匆匆赶回家，看着依稀暖暖的家成了烟雾缭绕、残墙断垣的废墟，看着目光呆滞、一脸黝黑而又似乎从未见过的父亲，我忍不住大哭。父亲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只用手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
收拾了残余的粮食，搭建了简单的宿营，不久，我回到了单位。虽然上班，可微薄的薪水怎么也没有办法积蓄起来支持家里，我也渐渐地担心起父亲和母亲的身体来。好不容易熬到年底，我回到久别的“家”，远看着熟悉的斑驳老槐树下，立起来两间岩房。同行人告诉我，那就是我们的新家，只是“还未搬去住”。到家了，父亲的头发还是那样蓬蓬松松、乱极了，身体也低矮了许多，走路蹒蹒跚跚的，仿佛随时要摔倒下来，但他坚持不拄拐。我与父亲周周地看了一遍我们的新家，又看到他残缺的拇指似乎又短了一截，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父亲还是那种无所谓的感觉，他说，“家建好了，就好了”。
有了家，就有了欢乐，更多了我们谈论的话题。老槐树下，些许阳光、些许清风，时而暖暖、时而清凉，父亲和我面对面地谈论起他的一生，也让我第一次真实地看清了他。
社员都是向阳花范文2
芦家是近城边的公社，一条溪，周围十多个大队。公社所在地芦家，村街短，有邮局、供销社、棉花厂，还有农具厂、饮食店，看上去挺像一个镇子模样。
知青插队的时候，公社每个大队都有十多个知青。到这里的知青有两种人，一种是城里的，说本地方言；另一种是附近一个大型化工厂的子弟，说普通话。城里知青集中东边几个队，工厂子弟在西边几个队，离他们厂近。
开始一年，城里知青和工厂子弟知青很少往来。想一想，似乎也不为什么，就觉得讲话的口音啊，言谈举止啊，不一样。讲普通话的洋气，举手投足大派，而说土话的俗，完全一个小城里的贫民。所以，一到公社开知青会，城里的知青坐会场一边，工厂子弟知青坐会场另一边，有点泾渭分明的意思。
夏小惠是工厂子弟知青，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和她认识的。
70年代初，我们县城北面正修建一个中型水库，这个水库50年代初就开始建，但建停几次。这一次是趁成立县革委会上报省里批下来的。这是好事，建成的话，能解决整个县北部黄土丘陵一二十万亩田地的用水。县里决定每个公社派民工百人，一个公社组建一个连。当时，全县二十多个公社，来大坝工地的民工有数千。山垭口上，一百多米长、四十米高的大坝两边，红旗招展，推车担土的民工密如蚁群。
我们连由十多个知青组成一个宣传队。是到水库淹没区内的村子宣传演出，帮助移民。这天，一到驻地宣传队就开会，讨论分工。先要写标语、画宣传画。五六个女知青坐一边窃窃私语，抿着嘴笑。六七个男知青，你推我搡的，不清楚谁写字画画有能耐。宣传队长贺鹏，工厂子弟。他知道我在公社出过大批判专栏，又能刻蜡纸，就问我。我没自荐，见问到才点头，说还得派个助手。贺鹏说那你先去连部一趟。他带了其余的人开始打扫住处。
打扫住处的任务不轻。那是座仓库，中间有一大堆木料，后面还搁一副棺材。两边木板房，里面也是杂物。一些年深月久的废旧农具，满是灰尘。他们要在两边木板房清扫腾出地方，一处睡男知青，一处睡女知青。我去连部是问宣传队的具体安排，还要领些笔墨纸张颜料。走到村街拐角处，一个厂里女知青从后面追上来叫我的名字。
她就是夏小惠。圆脸童发，眉如淡月，人小巧玲珑。我站住脚，等她跑过来，问干什么。她说，帮你呀，做你助手。又说，你不认识我，我知道你。她的声音很甜，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和她一前一后到连部。连长是公社武装部长，高个方脸，他一口就叫出刚进门的夏小惠名字。我则和连部其他公社干部打招呼，看得出他们和夏小惠也熟。贺鹏、夏小惠他们插队在公社所在地。贺鹏是公社知青中有影响力的，夏小惠和他们咋这样熟呢？
拿了笔墨纸张回来，仓库在贺鹏指挥下已清扫得差不多了。这会儿宣传队的知青正在擦拭桌子，两边板房的地上还横七竖八搁着铺盖包。我在仓库中间一张木桌子上铺开红色绿色的纸，夏小惠这时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碗，倒上了墨汁。我挥毫泼墨，照着县里的口号标语一气写了四五张。怎么？一会儿桌边就围起五六个人了。他们眼睛看地上摊开的标语，又注视我写字。小惠则发话，别踩脏标语，站这尽妨碍人。
第二天，贺鹏带宣传队的人抬糨糊桶、拿刷子到村里各处贴标语去。这个村大，村民的话是难懂的方言。那时，幸亏移民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在村里祠堂开几个大会就行。否则，沟通交流怎么办？我和夏小惠则拿着笔墨颜料到祠堂。祠堂五开间，空荡荡了。有天井，有戏台。梁、柱木材粗大，还有文饰（牛腿）。最大的几根柱子，要两小孩合抱。连长说，戏台正面墙上要画个像，然后是一轮红日，碧波大海，金光万道，这样开会有气势。
夏小惠给我递颜料、洗笔，然后就站在我身边。画头像时，她那双眼睛看看画，又注视我，说还像一回事。又跑下台，往后站，仔细看，说真像他们厂里人画的一样。我被她说得不好意思，怎么能和你们厂里的人比，你们厂有全国各地的人才。不过，心里却美滋滋。她认为我不领情，就说，真表扬你，你别假谦虚。说着，又用眼睛看我。我急忙忙向她说好话，她却蹲下身子背对我洗笔。脸盆里的清水随着笔泛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下午是写标语。空荡荡的祠堂，有八块墙。每块墙面都要写一段语录，真是不易。我先用直尺、铅笔画好长方形框和一个个的格子，然后写字，基本上一气呵成。我们两人并排站在一张小学生的长桌上，夏小惠挨着我。桌子不大，我想一个人站着自由，好写字一些，就让她到下面去。她说好，在下面站了一会，又跑回住处用瓷杯端水过来，问我喝水不。看我一次次弯腰倒墨汁，后来又站到桌子上挨着我给我端墨汁碗。
站桌子上画画写字本来蛮累，但那时却不觉得。前后两天多时间很快过去。有一次，我们还坐到天井边石阶上。聊天中，我知道了她父亲是厂技术科的，化工厂建厂时和母亲（那时还是同学）从天津过来，家里有兄妹仨。我告诉她，我父母是小手工业者，有弟妹四人。我的普通话不纯，说话中常不自然。午后的村里静悄悄。村民老小都去割稻子，这是最后一次收割庄稼，明年这里将是一片泽国。
贺鹏来过祠堂一次，是把表演的群口词拿过来，让我改句子。我和他是宣传队后台兼编务，两人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我还要打锣鼓。宣传队组建时，我们自誉是库区的乌兰牧骑。贺鹏把稿子递给我后，就对夏小惠说，那边等你去排练呢。贺鹏说完问我怎么样，又看看夏小惠。我说没关系。夏小惠说让她们先练。这边一个人上上下下弄颜料、写字，影响进度。贺鹏说，这也是，但那边排练又不能耽搁下来。
我和贺鹏正犹豫，夏小惠问什么时候到各村演出？我说，连部说下周一开始。夏小惠说，这还不好办。这两天集中时间各人把自己唱的歌记的词背熟，等我去再配动作。贺鹏和我听了想问什么，但前台唱唱跳跳得听夏小惠的。我们两人，贺鹏拉二胡不懒，刘天华的良宵、阿炳的二泉映月，拉得有板有眼。我二胡是凑凑数的水平，笛子吹吹常见的歌曲。我来宣传队主要是编排工地战报、快板书一类。
两天后，祠堂里就传出了二胡、笛子和锣鼓声。前台五个女知青、五个男知青，在夏小惠和另一个女知青编排下，一会儿“八”字，一会儿“一”字，队形整齐简单，动作优雅大方。因为来的人多少有歌舞基础，很快就排出洗衣歌、天安门前留个影、老房东查铺、社员都是向阳花等小歌舞。夏小惠能歌善舞的才能让我开了眼界。她还和另一个男知青演《白毛女》中扎头绳，不知用什么东西塞到鞋子里，硬是踮着脚做了几个像样的芭蕾舞动作。
可惜我笛子吹得蹩脚，差点跟不上，幸亏贺鹏板胡声音响亮，竟然帮我掩饰过去。特别是水库工地劳动结束那次，宣传队还排了《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我拉了区宣传队的知青，把后台搞得有声有色。在常猎户“八年了”之后，夏小惠一声“爹”，催人泪下。那段“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唱腔，让夏夜河滩上数百民工，兴奋得像过大年。外村打火把来看的村民，一路津津乐道。据说有两个还跌在稻田里。为啥？谈着谈着，不留神，脚没踩到田塍。
那是一段流金岁月。有七八天吧。每晚，宣传队要到库区的村子演出。从驻地沿溪边的路随着河流弯弯曲曲，两边是深蓝的群山，有几处芦苇丛生，上面芦花似雪。傍晚的夕阳，慢慢给远方的蓝天抹上金黄。我们宣传队一行数十人，在公社宣传委员带领下，背挎包，拿二胡，抬锣鼓，迤逦出发。一路上欢歌笑语，行走半个小时或四五十分钟罢，就到目的地。村里给我们准备好了晚饭。肉片手工擀面，大蒜葱油调料。吃食好得哎。
饭后，我们简单化妆。先打粉底，再画出弧状的眉毛。一般队员不在眼睑画上眼线。夏小惠和另一个女知青是主角，要刷一下睫毛，这会让眼睛有增大的效果。最后是刷腮红，就用大刷子在脸腮上淡淡刷一下。宣传队员都是各自给对方化妆，夏小惠一两天后要我给她化妆。到后来，她竟然等我。大家化妆到尾声了，她还低头坐在那里。我赶紧走到她身旁，她轻轻说，怎么这么晚？
化妆的时候我们互相对视，就这样尽情地看着。有时，我甚至感到自己心跳，也仿佛感觉到她的心跳。她矫羞的脸任凭我的一双手摩挲，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可爱的眼睛，透出热情，充满百依百顺。那种感情，仿佛告诉我一定会有某种极重大极神秘的事情发生。进进出出宣传队里的同伴好像注意到了。我有点尴尬，有次故意找件事走开，想让她找另一个女知青化妆。但她执意坐在那里，说快一点，等你。
贺鹏有次和我说，夏小惠和你很接近，你说的话她听。我知道宣传队中有时要闹一点儿小别扭，比如具体工作安排，往往会和青年男女情感交织在一起，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其实后来我才看出，贺鹏对夏小惠有意思。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注意了。在一次到连部开会回来的路上，我对贺鹏说，我支持你配合你。贺鹏愣了一下，明白了，给我一拳头。
六七天的演出结束，之后是帮助移民。宣传队两人一组，刚好男女搭配。俗话说，有意栽花花不发。你盼望的却未必遂愿，你想避的却又避不了。不知怎么地，这次，夏小惠又和我在一起。那天，我们宣传队六辆独轮车一字排开。女知青在前面拉，英姿飒爽；男知青在后推独轮车，如同农夫。因为体力有别，开始大家前前后后没有分开，三五里之后，都拉开距离了。你想，我们是推移民拆下来旧屋架的梁柱，目的地可是三十多里外的邻县啊。
别看夏小惠矫小的个儿，但她体力不错。有几处桥涵地处上坡，也有几处田塍有流水的口子，我都推车不稳，她就会使劲一拉，让我的独轮车平稳推上去。不过，开头两天也有几次翻车的。她摔倒在地上，坐在那里，却笑得用手掩住了眼睛。我赶紧地走过去拉她，她双手伸过来，让我拉她，站起来没有姑娘那种矫情。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带在路上吃的东西我们对半分，我水壶水没了，她会把她水壶递给我，然后自己喝。
每天，我们上午出发，下午回来，到驻地已经日落西山晚霞飞。中间，我们会在一个小村镇歇脚，去小店吃点什么。连部每天都给一点补贴，我想节约下来。因为我姐妹多，家里条件差。夏小惠却拿出够两餐的钱来，说她累了，要我跑腿。我说，为女士服务本是责任。她却用眼睛看着我，又望望热闹的小店，然后胳膊肘子搁在桌上，两手捧着腮帮，说这样的知青生活真好。
一个多月的水库工地生活很快过去。大部分公社的民工要撤回，我们公社也在撤回之列。连队撤销，宣传队解散。看得出，宣传队队员之间有点依依不舍。那天，大家连个像样的告别都来不及。宣传队的回程随同各自的大队，上午一下就走掉了七八个知青。公社要我留下，等我从连部回到驻地，那个曾经睡过的仓库，已经只剩下零乱的铺床稻草狼藉一片了。
后来，公社推荐了三个知青上大学。贺鹏和我名列其中。填表格的时候，我和贺鹏手握得很紧，有快一年没见面了。到公社拿表格的时候，我的手都有些颤抖。走出公社大门，我们同走了一段路。有几次我想问什么，但踌躇着没有开口。眼看就要分路，我们都站住了脚。贺鹏显然想等我说什么，那眼光意味深长。我低下头，又抬起来，眼光有点狡黠，你和夏小惠……他却笑笑说，你的影响太大。我们不再说什么。不过，这一切已成过去。
贺鹏还是客气地邀请我进他们知青点去坐坐。站在那粉白墙垣前，看着那简易的木门，门内有十多间两排对称的知青屋。一年来，我有几次到公社开会，经过这里，是那么想走进去。有两次我甚至都跨进去听到了知青们的笑声，却还是退了出来。不知道为了什么，是因为我曾经的承诺，还是天性中的怯懦和忍耐？我很轻声地说，算了罢。贺鹏说，是的，还有表格、盖公章的事还早呢，先把这些事办好再说。
我和他告别。这时，院墙门内知青房子那边，走过来几个女知青。有人好像要向门边的我们招呼，但却被一个人拦住了。那人好像是夏小惠啊。是的，圆脸童发，眉如淡月，人小巧玲珑。我本想站住脚。但是我已经和贺鹏告了别，就没有理由再停下。倏忽间，我眼睛的余光再一次看到她，她也看到我。她脸上露出素不相识的神色，与那几个女知青嘻嘻哈哈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