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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杨善洲范文1
《综艺》：相比去年暑期档的“冷启动”，你怎么看待今年暑期档？
于超：“冷”也好“热”也罢，业界首先要明确“暑期档”的概念：“暑期档”是“舶来”词，泛指每年6-9月的电影档期，主要受众群体为学生观众。国内最早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应该是2001年黄建新执导的《谁说我不在乎》上映，当时海报上打出“中国第一部暑期档娱乐片”的标语。此后，国内暑期档逐渐发展成一个与贺岁档比肩的黄金档期，“暑期档”这一营销概念也逐步为业界和观众接受、认同。
5月开始，数部进口大片的上映提前预热今年暑期档，6月上旬预计会出现一波低幼龄观众家庭观影高峰，我相信这期间票房的窜高会为暑期档开个好头。相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稍显低迷的票房成绩，预计暑期档票房“井喷”应不为过。
《综艺》：今年暑期档你特别关注的影片有哪些？
于超：我个人关注的影片挺多，今年暑期档数部大片各有特色、“卖相”颇佳。《建党伟业》气势很足，堪称国产片“龙头”；以《变形金刚3：月黑之时》和《哈里・波特与死亡圣器：（下）》为代表的进口大片主打续集牌，观众基础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以《杨善洲》为代表的一批献礼影片，我觉得《杨善洲》是今年暑期档最有特色的片子，该片类似于经典人物传记影片《孔繁森》《焦裕禄》，受到国家政策高度支持，应景应季――这正是献礼片的优势所在，相信会有良好的团体票表现。
《综艺》：首都电影院今年暑期档会推出哪些营销手段来吸引观众？
于超：根据特定节假日、档期等时段开展特色活动助推观众观影热情，是包括首都电影院在内很多影院的常态营销手段。
今年暑期档期间，首都电影院会相继开展两个较大型的互动活动――“开放日”与 “可乐文化展”。这两个活动是我们影院相对创新且有一定传统和操作经验的互动项目。在“开放日”，我们会邀请一批观众参观影院各种硬件设施、体验电影放映方式、见证爆米花等卖品的制作过程等。借机宣传影院，同时借助观众的口碑传播、提升影院形象。影院方面也在积极联系中小学校，促成学生团体的参观。“可乐文化展”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到8月，影院整体都将布置一新，处处可见清凉的“可乐”形象，并辅以喝可乐比赛等游戏环节，令观众有新鲜的观影体验，同时谋求两家公司的双赢。
《综艺》：如何看截至目前电影市场的表现？
于超：近几年国内票房成倍增长，市场各方都乐见；影片类型丰富多样，不仅有量的突破，更有质的提升；影片宣传手段增加，更易引发社会热点话题。这是片方、院线、影院更加注重整体营销的表现之一；数字化发行趋于普遍，这也是目前电影发行环节最突出特点之一。但影片档期难确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这是产业链不够完善的表现。总的来说，电影市场化程度还不够，但在日趋成熟。
电影杨善洲范文2
但必须清醒看到，今年二季度的票房主要是进口片贡献的。这也是由市场决定的：电影好看就会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所以提高国产影片的质量是关键。本来4月底上映的《关云长》很有大片潜质，业内普遍看好，但宣传方面欠妥，影响了票房。比如，预告片突出姜文和甄子丹的“断背”，引起某些观众反感，到宣传后期打击“网络水军”，更加游离了影片本身。当然，此一阶段集中上映《战国》《倩女幽魂》和《关云长》三部题材类似的大片，也会造成彼此的票房分流。进口片也如此，《加勒比海盗4》与《功夫熊猫2》如果档期拉开一些，各自的票房会更高。所以，建立电影的排片协调机制刻不容缓。
除了几部大片外，二季度上映的中小影片也很多。比如4月8日同天上映了《里约大冒险》《探佳人》《万有引力》和《往事》4部影片，影院分配给每部影片的场次肯定有限。《探佳人》与《万有引力》又题材相似，其结果可想而知。除了档期的选择，中小成本影片的质量也很重要。比如最近上映的惊悚影片，从头到尾就是几个穿着暴露的男女在树林里跑来跑去，还不时发出自认为很恐怖的尖叫。这样的影片怎能期待有好口碑、好票房？观众上当一次，再也不会买票进影院了。
二季度的“黑马”应是4月份上映的《里约大冒险》和正在上映的《动物总动员》。这两部影片的市场表现很好，而且没有任何的炒作。宣传和营销只能吸引第一批观众，首批观众的口碑将决定之后的观众数量和影片的最终票房。这两部影片依靠观众的口碑成功延续生命周期，市场需要这样的电影。
电影杨善洲范文3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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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杨善洲范文4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
我局及时印发了《粮食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三严三实”要求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组织全体干部会议进行集中学习，全面传达3月9日下午在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寓意深刻、意义重大，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准则，是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彰显了我们党一鼓作气抓作风、驰而不息改作风的坚定决心和恒心。
局党总支强调，全体干部要把“三严三实”作为检验党性原则的一把尺子，为人为政的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查一查，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谋事创业的实践中，坚持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狠抓落实，勇于担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用实干谱写粮食事业发展新篇章。
二、精心组织，严格落实方案要求
截至目前，我局组织学习了关于“三严三实”有关论述和系列讲话精神、同时，认真学习了焦裕禄、牛玉儒、沈浩、杨善洲、王乐义、吴仁宝以及“中国好人”李宏祥等七位同志的先进事迹，组织观看了《焦裕禄》、《杨善洲》、《吴仁宝》等电影。
在集中学习过程中，我局还切实抓好意见建议的整改落实，围绕“三严三实”要求，安排党组成员开展“窗口帮办日”活动，做到边查边改、边学边改，以工作作风的实际转变检验学习活动成果。
三、强化措施，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一是领导带头贯彻落实。局党组就学习贯彻三严三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组成员带头亲自撰写学习体会文章，积极开展对照检查；中层干部还积极开展自学，记笔记、写心得、查问题、抓整改，互相开展学习交流。
电影杨善洲范文5
一袭黑底白点连衣裙，一条宽腰带束出腰身，一双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严歌苓的新书《老师好美》会现场，仅能容纳百人的屋里挤进了约500人。
读者们抱着书，在空调很足的书店里汗流浃背。严歌苓出现的时候，带出一串女生们的窃窃私语“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苍凉，覆手繁华”的文字建筑起来的。
严歌苓在拥挤的人群中，安静地看着读者，遇到目光相对，她定会报以一个眼神明澈干净的笑容，这一笑瞬间荡漾起读者脸上的一抹笑容。
严歌苓说自己是个“谨慎”的人，但是作为小说家反而非常大胆，这是她独特的写作方式。“在小说中，我会诚实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让我写散文，我就会直面我的读者，严歌苓就是严歌苓，很多话人家就会说那是严歌苓说的，不会说那是严歌苓的人物说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狡猾’地要写小说。”她说完，停顿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归来》热映一个月后，严歌苓携新书《老师好美》从德国柏林的旅居生活中归来，在北京和上海为新书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写着：“亲爱的读者，你在吗？”
1.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的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他（导演）的创作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歌苓很大气，对于文中需要删除的部分不抗拒，给予理解。她对他人尊重，并没有因名气愈来愈大而耍大牌，有着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与严歌苓相识近10年，“她聪明，但不精明。”严歌苓对待写作不讨巧、对待友人和善有加，“就连相貌也与10年前别无他异”。周晓枫认为，当下许多人都追新求变，而严歌苓的多年不变使她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力量、内心更有定力。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2011年，严歌苓在北京开会，将《陆犯焉识》拿给严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间，二人没有单独的时间就这部小说交流过，直至《归来》上映。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的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个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赌博;她写《小姨多鹤》，3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着走出去，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待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总会混杂着市民们复杂的情感。严歌苓说北京不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围城。人都是这样，回来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宁静和稳定，但出去久了却想回来，想念这里的繁华和人情。而且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变化，听到丰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对北京的爱就加深一分。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东方传统，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于多年旅居国外，严歌苓说自己在国外用母语写作会稍感“恐慌”：“虽然我写的是汉字，但英文环境的影响潜移默化，可能自己并不知晓。所以我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李商隐诗集》，每次写作之前先看几行诗，感受中国文字独有的节奏韵律。”
在严歌苓看来，中国的文字是最干净、最惜墨如金的，这跟所有西方的写作都不一样。她认为西方的著作叙事方式极具“油画式”的立体性，浸润其中数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这让我很想用来滋养自己的中文写作，有时候会苦于中文为何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中文与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也会‘偷’英文中的一些说法放进去”。
“比如我常举例说‘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气，英文里我看到一个表达，将之形容为‘一双的眼睛’。”严歌苓认为英文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这也是自己在国外写作比较得意的地方。
而在严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经超出了他的期望值，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严歌苓都称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2.多读书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这样把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中的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刻画出来。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用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7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巨大的压力之下，学生需要母爱，但母亲的爱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是沟通、懂得、同情。”她说。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说，自己只是一个“提问者”，而不是“给答案的人”。
她觉得文学不应该是解答生活中的问题，“文学应该使人们去思考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思考当中试着去解答，每个人会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严歌苓认为，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编故事，是严歌苓幼时“最喜欢的事”。小时候，在“四面为书”的家庭环境里，严歌苓4岁识字，有意识地养成阅读习惯。父亲萧马引导严歌苓阅读鲁迅短篇译文，母亲要严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这些在还是孩子的严歌苓看来非常无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唐璜》。“那本书有插图、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着说，“只有给了孩子玩具一样的书，孩子才能跟着感觉和兴趣阅读很多。”她说起自己当年读文学经典《红楼梦》，也是挑自己有兴趣的内容看。“像宝玉黛玉闹别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直到自己在美国教《红楼梦》时，她才第一次把这本巨作彻底读完。
12岁时，严歌苓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读书之于严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无意中在一片桃林后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小说。那些早已发霉的图书软得像抹布一样，却令两个女生眼前一亮、爱不释手。“那时的军裤很宽大，我们就把书绑在腿上偷偷带回去。”为了掩人耳目，严歌苓将这些“闲书”的封面撕掉，特意换上了《选集》的皮套，由此开始一段偷书之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接触了对她的一生有特别影响的《拜伦传》。她对那位因为暗恋的女生一句话而坚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伦）十分敬佩。“那种铁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须坐在写作台旁，这种内在的自律就是源于这本书。”《拜伦传》在严歌苓心中留下了这样一种信仰：想实现的东西，一定会实现。
“我认为多读书的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从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淀自己的风格，读书让严歌苓开始了解作家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个都值得去写。”严歌苓谈起自己写作素材的选择，透出一股特别的“固执”。“故事背后若没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种意向，那我就不能动笔。”她也强调，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发自内心的认同，也没有办法下笔。
严歌苓对写作的“强迫症”还表现在动笔前的准备。2014年1月，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妈阁是座城》。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门花钱下赌、和赌徒聊天，赢了并不惊喜，输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赌博，不懂的话根本写不好赌徒。”然而，她坦言自己现在因为剧本写作并不满意自己的写作节奏。尽管自己为《妈阁是座城》也做了不少准备，“但如果是过去，我想我会再娴熟一点，能摸得再准一点”。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赶”的她表示，“由于影视和文学写作之间不断的关系，其实我的从容正在失去，所以我准备捍卫我文学写作的自由”。
3.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放学的女儿回来。
长期旅居国外的生活使她隔绝了“谋杀人的创作力的社会活动”，留给她“大把宁静的时间”，这些时间给了她非常大的思考空间。
严歌苓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的。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她给自己一些使命感，她想把一百多年近代历史对人的生命的影响写出来。
“我写个人命运是怎样映照了这一段近代史，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想写，我觉得我这辈子不写我会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她说。
“我觉得，职业作家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写什么像什么，要扎扎实实学会一样东西。”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获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午夜热线”。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里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1988年，严歌苓初到美国，过着忙碌而辛苦的留学生生活：每天读十四五个小时的书，每天打工4小时来赚取房租，花6个月时间专心学英语。
除了经历过生活中的困苦，严歌苓在舞蹈和写作方面的刻苦也令人惊讶。为了克服腰腿很硬这种不利条件，她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写作出名后，严歌苓每天依然写作6小时。为了兑现别人的稿约承诺，“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
《陆犯焉识》从50万字删到40万字左右。就在校对审核了两遍之后，严歌苓又给编辑送去了修改稿。书名也依次修改为《浪子》《无期》《陆犯焉识》。“歌苓写文章是难以想象的认真。”担任过严歌苓多部小说责编的张亚丽这样评价。
她也记得人生中很多美好的片段――
“家里新买了炉子，可以在室外烧烤、炒菜，还可以点篝火。过几日叫朋友来吃饭。”
“去年在屋前挖了个游泳池，上面覆着塑料布。从外面看，像极了蔬菜大棚。”“有了游泳池，我们以后不走了。”
“陪老公轻轻说话、陪女儿慢慢长大、陪小狗壮壮尽情玩耍。”
……
生命因为这些时刻而有力。
[附]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其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为主，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她甚至把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人物经历
1958年，严歌苓生于上海，父母离异，她和哥哥严歌平留在安徽。
1970年，严歌苓考入，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8年发表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
1980年，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仅仅只有二十余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6年，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遇到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
1989年，严歌苓与李克威离婚。
1992年，严歌苓与美国人劳伦斯在旧金山结婚。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同时，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合作的电视剧《新大陆》登门让严歌苓做编剧。那一年严歌苓用所得到的3万美元，在劳伦斯的陪同下回南京买了公寓给母亲居住。
2004年，美国外交部的政策松动，劳伦斯被“召回”复职重新做外交官。严歌苓跟着复职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感情深沉、知识广博，并且艺术观念新颖。
2009年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钗》，这又将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新高峰。
影视改编
电影剧本《扶桑》《天浴》（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美国影评人协会奖、金马奖七项大奖）《少女小渔》（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电影展六项大奖、电影主演为台湾女演员刘若英）。创作主要着墨于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
2008年年末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严歌苓参与编剧。
2011年中国导演张艺谋将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拍摄为电影，在电影中跨国合作部分，注明严歌苓为美国。
2014年上映的张艺谋的电影《归来》由编剧邹静之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
名家点评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著名评论家 雷达
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被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小姨多鹤》这部作品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恤暖与柔情的光晕，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
严歌苓有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
――著名评论家 施站军
人物家庭
1.祖父――严恩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厦门大学教书，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位中文译者，在对时局的失望中自尽。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跟她祖父的经历有密切联系，小说最真实的部分来源于她祖父的经历。严歌苓曾经透露“他是一个神童，十六岁上大学，二十五岁读博士，之后有着长达20年的大西北监狱生涯”。
2.父亲――萧马（1930.11.18～2011.10.10）？摇原名严敦勋，厦门人，作家。1946年加入上海市立工专学校学习。1948年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即赴苏北解放区。先后在华东革命大学、皖北区党委农村工作团等部门从事文化工作。1957年后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现为安徽省文联委员、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作家等。解放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哨音》《破壁记》等。
电影杨善洲范文6
李雪健和于海丹相爱时，两人都是空政话剧团的演员。1980年，他在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一举夺得了“梅花奖”。在团里，他还是出了名的大好人，谁家修房子、换煤气、储藏大白菜，只要他碰上了，都会热情帮忙。就这样，他的良好表现赢得团里大美人于海丹的芳心。
李雪健和于海丹在亲友的祝福下幸福地结合了。“梅花雪中健，珊瑚海之丹”，这是他们结婚时，一位好友书赠给他们的一个条幅。此后的日子，两人就像条幅所祝福的一样，对事业和爱情皆非常执著。
1989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拟拍摄电影《焦裕禄》，李雪健非常想接，可有人认为他的外形不像。在妻子的支持下，他最终争取到了这一角色。为了让自己瘦下来，李雪健不吃米饭，于海丹就为他做可口的白菜汤，这白菜汤一喝就是三个月，硬是让他减去20多斤。他说，虽然我外形不像，但我会格外用心去演。妻子为他找了很多书，供他参考，并对照剧本反复琢磨，给他提建议。电影《焦裕禄》让李雪健的事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一举获得金鸡奖与百花奖两项大奖。
后来，李雪健又出演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的男主角宋大成，出外拍摄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妻子独自操持家务。在《渴望》快拍摄完时，妻子累病了，为了不影响他拍戏，她一点口风也不透。等到李雪健拍摄完回到家，妻子正发着高烧，他心中万分愧疚，急忙将妻子送到医院。病床前，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难过地说：“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妻子说：“你在外面拍戏也不容易啊！”妻子的这次付出让他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接着，他又拍摄了《唐山大地震》《横空出世》等，每部影片都成了经典。
也许是天妒好人，2011年11月，在拍摄电视剧《中国轨道》时，李雪健的脖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嗓子很难受，没几天又咳出了血。可他并没在意，直到一个月后，被确诊为鼻咽癌。后来发展到连水都咽不下，人一动就头晕，呕吐不止，让他觉得死了比活着好。
李雪健的病情引起领导的高度关注，想让他暂停拍摄。妻子对领导的关怀表示感谢，可她想到，丈夫爱戏如命，一个月前咳出血时，本该去医院好好检查，可他却只在药店买了几瓶消炎药，就赶到了西安外景地。她对领导说，谢谢领导的好意，但让雪健停止拍戏，他会难受的。
于是，李雪健上午由妻子开车送到医院化疗，下午赶到拍摄现场拍戏。在拍摄最后一场戏时，李雪健连说话都比较困难了，可他努力坚持着，直将一大段台词说完，并做到了一气呵成，声情并茂，在场的人都听得热泪盈眶。
与其说是让李雪健的意愿得到满足，毋宁说是妻子独自在与意志较量。为了不至于损害李雪健的嗓子，医院决定不为他做切除手术，化疗过程却痛苦异常，几次他都提出放弃。他难受，妻子更痛苦，她曾多次说，愿意以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但痛苦的她却一点儿也不能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实在是忍受不住了，她就找一个借口离开，到一处地方偷偷哭上一会儿。
一次，她正躲在医院厕所中抽泣，突然听到走廊中一个小女孩哭着说：“我真想去求李雪健伯伯，让他到妈妈面前笑一笑，我的妈妈和他得的是一样的病，可妈妈不想治疗了。”于海丹一听，更为伤心，女孩并不知道李雪健同样也想放弃治疗。但她很快意识到，要是能说服丈夫去见女孩的妈妈，会同时让两人坚强起来。于是她擦干眼泪，叫住小女孩，说：“我答应你，和你一起去见李伯伯。”
不一会儿，李雪健就来到了小女孩妈妈的病房，送上了自己美好的微笑。此后，他的眼前经常会闪现这一幕，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因为他明白，观众需要他，信赖并期待着他。
在拍摄完《中国轨道》，住院治疗一年，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后，他又再度回到镜头前，参与拍摄了《至高无上》《历史的天空》《暖流》《命运》《杨善洲》等影视剧。奇迹出现了，尽管他一直坚持拍戏，身体却痊愈了。
当说起自己的抗癌经历时，李雪健说，我就是喜欢工作，越工作就越高兴。主治医生对他说：“高兴本身就是一服药，心情愉快，新陈代谢就快。”工作上满足了就高兴，满足是一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