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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1
香港著名企业家安子介年轻时也写过科幻小说！
但在书中又提到，这不是一次直接创作，而是所谓“译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从美国早期科幻作家赛尔维斯的《第二次大洪水》说起。
G.P.赛尔维斯（1851-1929）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他曾任报社编辑，还是美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写过大量的天文科普文章，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提高了他们对天文学的兴趣。赛尔维斯自称是儒勒・凡尔纳的追随者，但他的科幻创作并不算多，计有5部长篇和1部中篇，分别是《爱迪生征服火星》《月亮金属》《太空哥伦布》《太空海盗》《第二次大洪水》《月球少女》。
赛尔维斯在《纽约太阳报》供职期间，深受同事爱德华・P・米切尔的影响。米切尔也是美国早期科幻作家，在1895年创作了《大洪水的故事》，给赛尔维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从事《第二次大洪水》的创作。
《第二次大洪水》是赛尔维斯最后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科幻小说，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他最好的一部科幻小说。该作自1911年7月至1912年1月连载于《骑士杂志》，1912年出版单行本。这是一个现代“诺亚方舟”的故事：一名科学家预言洪水即将来临，为了保留文明的火种，他主持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以拯救一批人类精英。
《第二次大洪水》刊载和出版之时，年轻的安子介才刚刚出生。
安子介（1912-2000）是香港著名企业家，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担任香港地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安子介年轻时，是美国科幻杂志和图书的忠实读者，当他读到赛尔维斯的《第二次大洪水》之后，随即决定与好友艾维章一起将它翻译成中文。
但在开始翻译之后，两人便加入了创作的成分。按照安子介本人的回忆：“因为当时我们一边有删，一边有加，不是直译，简直是重新写作。我钟意加油添酱，他喜欢简洁短句，结果他写了七八万字，我写了十二三万字。”此外，安子介还感慨于原著中没有中国人，所以自己加入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李孑民，此外还加入了一个为科学研究自我牺牲的中国学者黄铭。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2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将在9月19～26日举行，据官方预计全国将有3500多项科普活动与社会公众见面，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8500万人次。虽然国家一直在加强科普工作，但很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当下的科普现状并不乐观。
比发达国家落后二三十年
三年前一项由中科院等机构完成的调研报告指出，在中国，2人中有1人迷信求签：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梦。然而，50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二三十年。
赵致真接受《新世纪周刊》访问时，对中国的科普现状颇为感慨：“中国科普在某些方面也有发展，但和各行各业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实在太不相称了。看看这十几年国民经济增长了多少?大楼、公路修起了多少、电脑手机翻番了多少?特别电视频道新开了多少?一方面媒体急剧膨胀，一方面科普逐渐萎缩。”
在国内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其实也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在他看来，中国科普作家普遍素质较差。“中国的科普写作长期以来是由一批非专业出身，甚至本身就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靠东抄西凑在维持着，立场之模糊，观念之糊涂，知识之陈旧，水平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也难怪许多伪科学的著作都被当成科普著作风行一时了。”
因为中国科普创作水平与美国差距实在太大，以翻译引进代替创作就成了中国科普出版的大趋势，但在方舟子看来，这种翻译趋势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许多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平庸著作，甚至是在美国恶评如潮的劣质著作，也被当作是优秀著作引进。真正的优秀著作，也因为翻译水平太差而被糟蹋了。
依靠市场，又不能全靠市场
与此相对的，美国著名的两家科学电视频道――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不光是在本国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主流媒体，国家地理频道还在145个国家用超过25种语言播出大量科教纪录片节目。在中国，《神奇的地球》、《狂野周末》是非常受欢迎的两档科学节目。
国家地理频道的副总裁史博恩介绍说：“我们是有115年历史的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性科学与教育组织――国家地理学会的分支机构。我们有科研机构，有频道，有杂志，有地图，有书，电视节目，冒险的旅游项目。传播地理知识，进行科学教育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既有盈利的项目，也有纯粹的公益项目”。
尽管如此，“无钱寸步难行”，除了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他们还在市场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将之回馈到需要大量资金的科学传播事业。市场的压力下，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把片子拍得有故事性和娱乐性，尽可能多地吸引付费观众。该频道60％以上的收入就来自于这些收看电视的家庭，而只有不到40％的收入来自广告。
发达国家科学媒体的成功显示了市场的力量，方舟子比较赞同发挥市场的力量：“科普创作还是应该以学术界、民间和市场为主导，政府如果直接插手很容易变样，出版社如果从政府那里要来科普出版经费，没有赢利的压力，就没有推销的动力，变成为关系稿出版服务，即使有优秀作品也被埋没了。政府科普资助应该主要用于科普场馆方面。”
在赵致真看来，市场并不是全部：“即使西方也没有完全把科普到市场大潮中任其自生自灭，许多国家都在政策上给了科普诸多的优惠和倾斜。科普属于教育的范畴，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公益事业。科普作品具有商品属性，也必须走向市场，但买主应该是国家，通过市场机制投放资金和选购科普产品。公众对它的消费则是无偿的。”
《2007中国科普报告》披露的数据，2006年，四级财政对科协的补助中，科普经费总额13亿元，这还是比上年增长52％之后的结果。
“永远不应该指望科普成为厚利行业。这和科普的根本宗旨和属性是背道而驰的。”赵致真说。
重视科普创作
发展科普事业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家，赵致真说：“老一辈科普作家越来越少了，再说，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何况这些铁会随着时间生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现和扶植青年人。”
中国为什么缺少优秀的科普作家?“科普在中国的地位很低，被当成了‘小儿科’，在人们的心目中，科普创作是面向少年儿童的”，方舟子说，“说某人是科普作家，就跟说某人是儿童文学作家一样，要比真正的作家低一档次。”
方舟子分析了中国科学家不愿从事科普的原因，“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经费是向政府申请来的，公众没有发言权，因此中国科学家们不觉得有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的必要，而把科普工作当作是浪费时间。”
“从体制上看，美国学术研究的经费由民间机构和政府提供，而政府的资金来源，又最终来自纳税人，要受到纳税人的监督，所以从保障自己这个领域的研究基金的角度出发，美国的科学家有必要让公众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美国的科研机构，都把让公众了解科学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
“从传统上看，西方学者历来有普及意识，许多大科学家都同时是著名的科普作家，甚至作为作家的名声盖过了作为科学家的名声。他们创作的科普著作，不仅知识准确、观念新颖，而且文笔优美、生动，深受读者欢迎，发行几十万册乃至上百万册都不罕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科普市场，由此带来的声誉和利润又吸引了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科普创作，形成良性循环。”
“对现在的中国而言，科普的重要性丝毫不比科研低。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进程，科学理性应该成为社会主流，而科普正是在推动这一进程。”方舟子说。
办一个真正的科技电视频道
赵致真最大的愿望是办一个科技电视频道：“电视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电视节目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好多显微镜、内窥镜、红外紫外线下的景象都能形象地层现出来。我十几年来多次担任各种国际科技电视节的评委，亲眼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普电视节目的产量之多、质量之高、题材之广、知识之新。中国科协作为科普的责任单位，应该有权掌握和使用最先进的手段电视，不能将科协的手段限制在科技馆，甚至乌兰牧骑式的大篷车、橱窗和展板。”
“我在1999年第二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做过一个大会发言，呼吁建立电视科技频道，李岚清副总理曾经当场表态支持，又是8年过去了。中国天空的电视频道增加到了上百个，卫星资源也更加富富有余。但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科技频道。这次周光召院士给《科技与奥运》题词，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真抱歉，当年没把科技频道搞起来。’”
赵致真认为央视10套办得很好，很有文化品位。但却并不是大家当年呼吁和渴望的科技频道。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3
教学的第一环节是备课。生物教师要挖掘生物知识中的“兴趣点”和“兴趣因素”,就必须多学、多看。可以订阅有关杂志,定时收看动物世界节目,学习新知识,了解新信息。对收集到的植物、动物、人体的有趣资料,在注意其科学性的同时,进行整理归纳,缩写成教学卡片,在备课过程中,能够结合教材适当使用这些卡片。通过导言设计、设置悬念、图表展示等方法,引导学生的多向思维,加深理解,强化记忆。
二、精心安排实验,激发学习兴趣
实验是生物课的优势,多数学生盼望上实验课。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做。”凡是教材中要求教师做的演示实验,都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学生自己动手。具体要求是提前布置实验内容,让学生适当做一些准备,一次做不好的,帮助他们再做一次。例如,在植物课上讲种子结构时,可让学生提前两天把玉米、菜豆种子浸软,上课时带来观察,在教师的启发下,他们能准确地辨认出胚根、胚芽、胚轴的位置,并且能找出单子叶与双子叶植物种子的结构区别。再如,细胞吸收水分的实验也让学生提前动手,上课时把自己在家里做好的,用清水和盐水浸泡的马铃薯拿来比较,一个变得硬挺了,另一个软缩了,从现象中找出细胞吸水与失水的原理,并通过比较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些简单的实验,如鉴定种子的成分,测定种子的萌发率,验证茎的输导作用等,则可以让学生人人动手独立完成,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三、在讲解上穿插运用兴趣因素
1.有的章节没有实验,但这并不是说无法实施兴趣教学。可利用讲课前一两分钟,讲一些与教材有关的小故事,使学生对所讲内容充满好奇,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例如在学脊椎动物这个内容时,笔者首先提出如下问题:“你相信断头蛇能咬死人吗?”“为什么断头蛇会咬死人?”问题提出后,先让学生思考,接着讲述一些相关的小故事,并介绍一些生活中的具体实例加以佐证,让学生们感到新奇,产生疑问,积极思考。学生们反映,由此得出的结论,记忆最深。2.联系教材介绍世界之最。在植物、动物、生理卫生教学中,有目的地向学生介绍世界之最,不仅能激发他们对生物课的学习兴趣,还能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促使他们对动、植物进行生态保护,提高他们对生态平衡的认识。例如:在讲鸟纲“鸟类的多样性”这个内容时,他们一般只能回答出世界上最大的鸟是驼鸟,这时我们可以给他们补充介绍如下知识:世界上最小的鸟是非洲的麦粒鸟;飞得最快的是印度的雨燕,每小时飞171公里;飞得最远的是的燕鸥,可飞行2万公里;最好斗的是拉丁美洲的霸翁鸟,它能制服比它大十多倍的老鹰等等。再如:在学习“内分泌系统”时,课前让学生利用网络媒体收集世界上最矮的成年人、最高的人的高度,同时把最高、最矮的原因与内分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3.穿插介绍生物界名人趣事。在一些章节中,有选择地介绍生物学研究的名人,如达尔文、李时珍、华佗等的科研轶事,既传授知识,又能激发学生对科学家的崇敬之情,为激发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用现代高科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近年来,生物学领域内高新技术成果不断涌现,以生物遗传工程、基因科学、仿生学、中医中药学为理论基础的生物技术产业正在形成。美国科学家用基因重组方法已培育出蔬菜新品种,还首次获得改变遗传性状的玉米植株。中国科学家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首次观察到脱氧核糖核酸的细微结构,丰富了人们对生命物质的认识。美国生物化学家创造了一种只要化验分析几滴血,就可确诊癌症的简便方法,准确率可达100%,为人类征服癌症展示了美好前景。对于这些新知识、新技术,可以结合有关章节内容,用初中学生能够理解的深入浅出的语言作些概括介绍,学生们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例如,在讲解皮肤的再生时,向学生介绍我国治疗大面积烧伤取得的成就,这项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可增强学生对高新技术的了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生物世界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4
艺术·美景·浪漫——这就是烟霞洞。
这里，除了禅坐洞中吴越时期及宋元时期佛教造像艺术；除了峰岩叠翠，绿荫蔽日的自然美景。更为浪漫的是，这里曾有一段“犹如神仙生活”般风花雪月的故事。我喜欢他当时在这里写的那首诗“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归来……”
烟霞洞边的清修寺，在1923年6月从上海来到杭州，曾密会尚在杭女师读书的“表妹”曹佩声。他来到这里租到了大殿东边的两间小斋房，与曹佩声开始了他们一个暑假的同居生活。
当年，徐志摩来杭州游玩，发现了的“秘密”，曾经调侃那一段时间的是“返老还童”了，并鼓励他要“革命”，但遭到的却是江冬秀的“菜刀舞”。徐志摩为之写诗空叹：“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恩意，为恐东厢泼醋瓶。”也自我安慰：“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但是，在烟霞洞与曹佩声一起生活的时光让铭刻一生。
曾在日记中写到：“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当年山中的桂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三十几个轮回了。也没有再回到美丽而伤心、埋藏着他一生秘密的烟霞洞去看看。在那3个月的“神仙生活”中，写了不少的诗，其中很多是为心中的“娟”所写的，比如关于“梅花”的诗，这个“娟”小时候以“梅花”自比。这些诗后来结集为《山月集》，一直没有公开出版。
今天，在这座寂静的空山，我们还能找到默默地陪伴着烟霞洞，陪伴着当年住过的那个老屋。不过，我们再也看不到亲笔写的白话诗，当然也找不到、曹表妹留下的任何爱情痕迹，听不到他们当年在这里的欢声笑语。廊柱上，我只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读来亦是耐人寻味。
和曹佩声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2月的上海，即将离开大陆，当时曹在复旦。两人从此天各一方。她被调到沈阳农学院，1958年退休，1973年在安徽乡下去世。一生没有出嫁，在凄凉中离开人世，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杨林桥边的小路旁，因为那是回家的必经之路。到死她都不知早已在十多年前去世，巧合的是，他们相距11岁，两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活了71年。
的这段情缘，也许已经随之而去，也许永远留在了烟霞洞的静夜里、月光下、空山中……
（2）
除了，烟霞洞附近留有太多名人足迹。
民主义士任鸿年悲愤投井的壮举；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数学家胡明复、乐清人化学家朱昊飞的墓地；郭沫若与美女徐亦定那段无果而终的爱情故事；上海滩“文妖”张竞生只因“文人相轻”而无辜被捕之遭遇；名厨金复三居士的素疏席以及与之间名扬中外的“国共西湖会谈”……这里的每个故事都让后人津津乐道、回味不已。
沿洞东侧崎岖的小路上南高峰，山路两旁的奇岩怪石上遍布前人题刻，虽大多漫不可识，但细细读来，仿佛也有故事。向上攀登不一会，竟于山腰处“巧遇”明复墓，墓碑上有字：“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一日，中国科学家胡明复葬于此，敬（题）”。墓茔甚简朴，四周环境也杂乱。
然而，站在此处东望，钱江美景尽收眼底……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5
幸福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没有预告，没有通知，10月5日晚间，像往常一样，85岁的屠呦呦在北京的家里，与老伴儿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一段画外音竟传出自己的名字，“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屠呦呦与来自日本、爱尔兰的两位科学家，因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共同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作为抗疟疾“中国神药”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对于获奖，屠呦呦表示，“有些意外，却又不是很意外。”
事实上，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此病，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染病死亡率很高，平均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正因它如此重要，且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屠呦呦成为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科学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人，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本期“封面文章”就让我们来看看和疟原虫“斗”了一辈子的屠呦呦如何用小草拯救世界。
抗疟“奇迹”中国造
屠呦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史上第12位获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女科学家。事实上，在她之前，中国科学界与诺贝尔奖之间已纠缠了几十年。
20世纪中期以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共计8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崔琦、高锟，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和李远哲，以及药学家屠呦呦。这8人中，前6位为外籍华裔，李远哲生长于台湾，只有屠呦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内地本土科学家。
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书香门第，名字典出《诗经》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意为鹿鸣之声。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以此取名的屠呦呦正是用诗句中的这株小草影响了世界。
说到屠呦呦的研究，还有一段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是否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影响战争局势的关键因素。美国等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越南则求助于中国。
1967年，一个旨在援外的紧急项目启动了。项目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有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也是机缘巧合，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作为研究课题组组长，成为该项研究的关键人物。
长期从事中药学研究的屠呦呦决定带领科研团队从历代医学典籍、本草和偏方入手，进行实验研究。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最终，屠呦呦和课题组以鼠疟原虫为模型，发现了中药材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其他几家科研机构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经过那么多次失败，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遍查典籍，多方分析，直到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绞汁而非煎服，温度成了关键。由此出发，研究团队试着采用低温提取，首次以乙醚为溶剂，制备出具有明显抗疟效果的青蒿提取物。
在此基础上，屠呦呦团队又分离纯化出青蒿素，并与全国多个研究团队一起展开深入研究，这一项提纯，竟做了190次。1971年10月，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证明，该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经过不懈努力，青蒿素、双氢青蒿素、蒿甲醚、复方蒿甲醚……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至此，我国利用青蒿素抗击疟疾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株小草影响了世界
历史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4次颁发给疟疾防治领域的科学家。
1902年，毕生研究热带疾病的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因为发现疟疾通过蚊虫而传播，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07年，法国医生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因为找到了疟疾的病原体――疟原虫而获得了诺奖。
1948年，瑞士化学家赫尔曼・穆勒因为在DDT杀死昆虫、控制疟疾等虫媒病中作出的重大贡献而得到了第3个和疟疾有关的诺奖。
时隔数10年后，屠呦呦及其研究得以诺奖青睐，主要是因为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并成为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而她发现的青蒿素，为每年数百万感染相关疾病的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疗新方式”。
那么，青蒿素到底是什么药物？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疟疾。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人类对疟疾的记载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疟疾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3大死亡疾病之一。
在我国，疟疾就是民间俗称的打摆子或寒热病，是一种由疟原虫感染导致的寄生虫病，主要通过携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人群而传播，有4种疟原虫会使人类感染疟疾，包括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3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疟原虫感染人体后，先后寄生于肝细胞和红细胞内，主要致病阶段则是红细胞内期的裂体增殖期。
疟疾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其独特症状为间歇性发冷发热、出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如不及时治疗，可通过破坏对重要器官的供血而致人死亡。
上世纪60年代，由于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全球100多个国家、两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攀升。感染和死亡者主要集中在相对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随着青蒿素药物走出国门，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最贫困地区的儿童。
2004年5月，世卫组织正式将青蒿素复方药物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英国权威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显示，青蒿素复方药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7%。
目前，以青蒿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疾标准疗法。
世卫组织认为，青蒿素联合疗法是目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抵抗疟疾耐药性效果最好的药物。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扬・安德森评价说，得益于屠呦呦的研究，过去10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50%，感染率降低了40%。
说完疟疾，就来聊聊青蒿素。青蒿素最初是从一种名叫青蒿的植物中提取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药物。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或苦蒿，是我国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通常长在山野地头，外表朴实无华，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的蒿指的就是青蒿。
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非洲一些地区治疗疟疾普遍采用奎宁，但这种药物对肝肾功能损伤较大，而且出现了抗药性。青蒿素是和其他已知抗疟药完全不同的新型药物，能迅速消灭人体内疟原虫，与西方药厂生产的同疗效药物相比，青蒿素类药物不良反应轻微、治愈率高且价格便宜，被许多非洲民众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研究显示，其治疗原理可能是青蒿素作用于食物泡膜，从而阻断了疟原虫营养摄取的最早阶段，使疟原虫较快出现氨基酸饥饿，迅速形成自噬泡，并不断排出虫体外，使虫体损失大量胞浆而死亡。
拯救生命的力量
每一届诺奖都会有争议环绕，或者是功劳归属，或者是名分，或者是其他话题，屠呦呦获得诺奖也不例外。尽管她第一时间向外界表达获奖感言时就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但还是引发了又一轮中西医之争。
事实上，青蒿和青蒿素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医学理念。青蒿是中药，代表着中医药研究的思路；青蒿素是西药，提示着研究中医的方法。青蒿素的发现，源于中医。屠呦呦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最终用低沸点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而产生的成果则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也就是说，青蒿素成果是中西医携手合作的产物，单是西医或者是中医，都极难在这一领域取得世界级奖项的肯定。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范文6
研究人员选了20岁左右、视力在1.0～1.5的人，作为实验的被试。他们每天会接受1个小时的视觉训练。两个星期过去了，绝大多数的被试视力都有所提高，甚至有的人视力超过了2.0。5个月之后，经过复测，他们仍然保持了“超常视力”。
正常人的视力一般只能达到1.0～1.5。如果拥有一双视力超过2.0的眼睛，那么，虽然不可能目视千里，也配得上“千里眼”之称了。如今，中国的两个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方法，有可能让正常成年人的视力大幅度提高，达到2.0甚至更好。
这两个研究小组，由中国科技大学的周逸峰研究员、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张雨东研究员带领。研究的成果发表在自然集团在线学术期刊《科学报告》上，相关技术也获得了两项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人眼结构，可以变完美
故事可以追溯到2008年8月。周逸峰应邀到了中科院位于成都的光电技术研究所。在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室，他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设备，可以让人眼的光学系统变得近乎完美。这个设备名叫“人眼自适应光学矫正仪”，周逸峰立马对它产生了兴趣。
在构造和功能上，人的眼睛相当于一架“相机”。它是一个光学系统，但并不完美。比如，角膜、晶状体就像是一个镜头，要想看得更清楚、更远，理想的角膜应该呈一个完整的球面，晶状体也应该有着完美的弧度。但是，人的角膜都会有微小的凹凸，晶状体的弧度也不理想，这对视力多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视光学专家认为，如果把角膜、晶状体等矫正到完美状态，那么，正常人的视力应该能达到2.0～2.5，甚至更高。然而，角膜上的凹凸、晶状体的弧度会不断地变动，这不可能通过戴眼镜来矫正，于是，一个用于天文学上的“自适应光学系统”被引入了。这一系统会打出一束半导体激光，根据反射情况找出人眼中的缺陷，矫正仪就通过计算、实时调整出具有弹性的镜片，帮助人眼达到理想的光学状态。
不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矫正之后，视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这让专家们十分不解。
黑白条纹，练就千里眼
周逸峰猜测，这一现象也许与视觉神经系统有关。
他认为，大脑的视觉神经系统，与人眼的光学系统是“相互串联”的。人眼的光学系统不完美，那么，视觉神经系统的发育也会有缺陷。因此，要想提高正常人的视力，除了让光学系统变得完美之外，与此同时，还得改善视觉神经系统的功能。
周逸峰一直在研究成年人的弱视。人之所以会弱视，是因为大脑的视觉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一些观点曾认为，对于8岁以后的弱视，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过，周逸峰设计出了一种训练模式，他让弱视的人在电脑屏幕上看一些特殊的黑白条纹。这些黑白条纹有一个学术的名字，叫做“高空间频率光栅”。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视觉神经系统的功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即使已经成年，弱视患者的视力也提高了。
于是，一个念头从周逸峰的大脑中闪过：在矫正仪将人眼变得接近完美之时，再配合这样的视觉训练模式，也许正常人的视力就提高了。他的想法得到了光电所所长张雨东的认同，一份联合实验的协议就这么达成了。
研究人员选了20岁左右、视力在1.0～1.5的人，作为实验的被试者。他们每天会接受1个小时的视觉训练。渐渐地，他们能看清更细的黑白条纹，能完成更有难度的分辨任务了。两个星期过去了，绝大多数的被试视力都有所提高，甚至有的人视力达到了2.0。5个月之后，经过复测，他们仍然保持了“超常视力”。
超常视力，不能拯救近视
与视力正常的人相比，更迫切想提高视力的，恐怕是数量众多的近视者了。人类一直在挖空心思，想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11世纪，阿拉伯的科学家、医生伊本・海塞姆在通过一个玻璃的球缺体看物体时，物体神奇地被放大了。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了光的折射。此前一些史学家认为，古罗马皇帝尼禄透过一枚绿宝石观看斗剑士表演，是想以此增强视力。但在认识了光的折射后，科学家们指出，绿宝石并不能改善视觉，尼禄只是为了让眼睛不受强光的伤害。
放大镜一度被用来帮助阅读，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眼镜。没有人说得清，世界上的第一副眼镜是谁、在哪一年发明的。
威尼斯的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佛罗伦萨的阿曼迪的萨尔维诺・达马托，眼镜的发明者。”达马托是意大利的一名修道士，大约在13世纪80年代，他将带框眼镜传播于世。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将“眼镜发明者”的头衔扣在达马托身上。17世纪的意大利学者认为，眼镜的发明者另有其人；此人名叫斯皮纳，是一位僧侣。也有人说，发明眼镜的人住在比萨，是一个装玻璃的文盲。当时的眼镜，是两个带手柄的单片，是由一颗钉子铆合的，用起来需要手扶。几百年过去了，人类甚至已经学会了用激光手术，来帮助自己看得更清。
此次，中国科学家对“超常视力”的研究，能不能为近视的人带来新的喜讯？很遗憾。对近视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训练效果并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