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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积极分子范文1
关键词：公路工程；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方法
现阶段，公路行业快速发展，各地区积极推广PPP模式，以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拓宽基础设施资金来源渠道，进而不断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化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侧结构改革步伐，有着积极的作用。基于此，加强此课题的研究，有着必要性。
一、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的背景
现阶段，各地区不断加强公路信息化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建设，以提升公路服务水平。随着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对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此类资产会计核算管理力度，有着必要性。
二、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现状
公路基础设施指的是为社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路工程全部设施，具体包括道路、安全配套设施等。此类资产具有使用年限长、资产价值高等特点，使用权与管理权是相互分离的。从管理实际情况来看，部分资产还处于资产管理外。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一）核算主体与管理主体相互脱节。按照新会计法的规定，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主要是由交通局负责，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会计核算管理计入“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从普通公路建设项目实际来说，项目建设管理主要是由公路局负责，按照财政体制改革相关要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直接入到公路局财政账户，交通局不管理资金，易造成资产管理不到位问题。（二）会计核算科目设置不完善。新会计制度中未设置“公路基础设施资产”，对此类资产进行河段。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通常纳入到基建账目中进行核算，依据基础建设会计核算制度相关规范，进行成本核算。当完成基础设施建设验收后，在“交付使用资产”科目中进行核算，并非公路基础设施资产。基于此，此类资产通常作为统计数据，通过公路局统计年报，进行统计汇总。（三）资产价值核算难度大。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包括征地拆迁费用、补偿费用、直接成本等，通常公路部门主要负责直接成本，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征地拆迁与赔偿费等，资金不经过公路部门直接支付，使得公路部门核算数据信息不够全面。加之部分项目是由政府部门与行业相关部门共同投资检查，建设成本独立核算，难以准确核算资产价值，落实会计核算管理的难度较大[1]。
三、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方法
（一）借鉴管理经验。我国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改革，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受到体制与其它因素的限制，难以确保核算管理的效率，对此要积极借鉴管理经验。公路基础设施资产管理主体与方式较为复杂，缺乏统一要求，资产属性尚未明确划分，主要分为以下类型：1）由财政投资、公益性基础设施资产，均不进行资产价值核算。2）对经营性资产进行资产价值核算，具体指的是由社会资本与国有企业投资的基础设施资产，在核算方面，要明确核算主体与对象。3）既具有公益性，也具有经营性的资产项目，可采取的管理方式方法多，加之缺乏具体规定，因此管理难度较大。基于此，可以积极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由政府推动，加强行业管理力度，合理划分企业经营权资产以及基础设施实物资产。从相关管理经验来看，通常将公路基础设施资金确认为固定资产，以此避免资产损坏与浪费。按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规范，公路基础设置资产应该纳入到行政事业资产，这需要加强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责任意识，行业主管部门则需要做好协调配合工作，将基础设置纳入到行政事业资产范围内，做好准备工作，按照《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管理规范，对公路基础设施资产，实施价值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实施资产价值管理，必须要厘清管理体制，明确产权归属，规范委托管理内容。基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特点，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央与地方政府均有所投入，按照地方公路局管理模式，来准确划分资产核算主题，实现委托关系。（二）明确会计核算管理主体。现阶段，我国公路主要分为经营性型收费公路、非收费型公路、政府还贷型收费公路，若想不断提升公路基础设施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水平，必须要明晰公路固定资产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与核算方式，要落实到具体，包括土地使用权记账方式、路桥设施记账方式等，要明确单独记账或者统一记账，在核算过程中做好全面核算[2]。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要细化基础设施资产核算内容，按照线路划分，设置明细核算，基于此再设置明细科目来核算，比如初始成本与新增成本等。对此交通基础设施资产所属工程的直接成本，依据竣工决算数据，以项目初始价值入账，在后期运营的过程中，若通过大修，增加路基宽度、改变路面结构等，则相应的增加资产成本。考虑到公路基础设施资产具有长期延续性，因此不进行折旧核算，采取细化核算的方法，对提升资产管理水平，有着积极的作用。准确明晰的会计核算，可以提升行业管理水平，为管理部门提供完整的数据参考，对公路资产评估与工程预算定额的修订等，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三）构建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基于当前公路行业发展实际，构建公路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有着必要性。利用资产管理系统，能够提高公路资产核算效率，确保资产核算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同时利用此信息系统，能够给公路建设与养护的投资，提供大量可靠的信息，为综合决策，提供支持平台。依托信息系统，能够推动各项公路工程有效落实，提高资产管理效率，配合采取PPP模式，极大程度上能够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四、结束语
对于公路基础设施资产核算管理所存在的问题，要系统的分析，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加强会计核算管理，以提升资产利用率，更好的推动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
作者:郭艳辉 单位:石家庄市公路桥梁建设集团
参考文献：
工会积极分子范文2
评价盈余预增公司（“预告其盈余将增长50%以上的公司”的简称，下同）是否具有投资机会，分析“预告当日及其后的走势、并与预告之前走势之对比”将是其中的关键。对此，我们针对公告的预计2001年盈余将增长50%以上的公司”、“预计2002年中期业绩将增长50%以上的公司”、“2002年中期预亏公司”，分别设计了“2001年预增指数”、“2002年中期预增指数”、“2002年中期预亏指数”，分别反映此类公司的整体走势。
在“2001年预增指数”构造中，我们以“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为样本，以2000年12月29日为基点，以总股本进行加权。这种指数构建思路与“上证指数”基本类似，目的是使其与“上证指数”具有可比性。同时，为方便将“2001年预增指数”走势与“上证指数”相对应，比较时须同一化处理，于是假定上证指数基点为2000年12月29日，其数也为1000，定义为“上证综指”，其值为上证指数实际数与2000年12月29日实际数之比再乘1000（其余指数的计均按此原则）。
（一）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走势明显强于大盘
通过事后构造的“2001年预增指数”来回溯“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的整体走势（详见图1），并与“上证综指”对比可以发现：
附图
1、在2001年5月以前，“2001年预增指数”与“上证综指”走势也基本同步，投资该板块的公司的超常收益率（指“高于上证指数或大盘的收益率”，下同）也极小。
2、2001年6月之后，“2001年预增指数”明显强于“上证综指”，且之间的差额有放大之势，这与部分公司的业绩增长信息在2001年中报中有所反映相关。
3、盈余预增公司的超常收益率随大盘的上升而有所放大，这从“2001年预增指数”与“上证综指”在2001年7月至2002年1月、以及2002年2月至今的两个时间段的走势可见一斑。
4、“盈余预计大幅增长”信息披露后，“盈余预增公司”投资仍具有超常收益，其走势强于大盘，并有放大的趋势。
因此，仅从“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的整体走势来看，其收益明显强于“市场整体”，特别是在“强市或上升市道”中，获利效应更加明显。
（二）2002年中期预增公司、预亏公司与上证指数对比
为进一步评估业绩预增公司是否能带来超常收益，我们对2002年中报期间的“2002年中期盈余预增公司”与“2002年中期预亏公司”在预告之后的整体走势，除相互之间进行对比外，还结合同期上证指数走势进行分析。从中可以发现：
1、“业绩预增”公司的走势强于“业绩预亏”公司，并强于大盘
在2002年第1季度，“2002年中期业绩预增”公司的整体走势并未强于大盘（本文中，大盘均指上证指数），预计与其业绩预增信息并未被市场认识有关。但从2季度初开始，部分公司开始披露其“2002年中期业绩大增”，该板块开始走出明显强于大盘的独立行情，而且随时间的推移，其整体的超常收益率也逐渐提高。
“2002年中期预亏”公司的整体走势则略弱于大盘，而且由于58.32%的公司在2001年末已出现亏损，因此使该板块在2001年底至2002年第1季末的走势大大弱于大盘。1月末，受银广夏等问题股的带动，亏损公司、问题公司、ST公司等均有较大的反弹，使其与大盘走势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但是，中报披露之后，“2002年中期预亏”公司的整体走势再次明显弱于大盘。
2、业绩变化是能否获得超常收益的重要基础
从“2002年中期预亏指数”、“2002年中期预增指数”与大盘走向的比较上看，在部分时间段可能出现的“预亏公司”有较大的反弹力度（如2002年1月中旬至2002年2月中旬）。但在大部分时间中，其与大盘相比的超额收益基本为负，与“盈余预增公司”相比，其收益率也要低得多。因此，可以认为“业绩仍是股价的重要支持，能否增长是获得超常收益的重要因素”。
二、盈余预增信息能带来超常收益
（一）盈余增长预告当日的股价走势特征
1、盈余增长预告当日股价涨多跌少
盈利增长信息公告当日的股价走势备受关注，“见光死”似乎已被广为接受，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公司出现“高开低走”。但是，“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在预告当日平均涨幅达到3.50%，其中有85.37%在当日有不同程度的涨幅；“2002年中期业绩预增公司”在业绩预告当日也有65.52%出现上涨。但是，由于预告业绩增长的时间差异、所处市场环境差异、以及盈余增长信息在非正式渠道的可能提前等因素影响，各公司在公告当日走势的差异较大。如在“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中，有超过15%的公司在公告日出现“涨停”。
2、公告当日仍具有明显的超常收益率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当日的涨跌，可能还会受大盘（或行业、板块）整体走势的影响，会使其上涨动力受到抑制或推动，因此其当日的涨跌可能未真实地反映“业绩预计增长将达50%以上”对股价的推动。于是，需要计算超常收益率，即“上市公司股价涨幅”减去“同期大盘的涨幅”（本文所有的超常收益率均采用此算法）。
统计结果显示，“2001年盈余预增公司”在公告当日有90.24%走势强于大盘，平均超常收益率达到4.06%。预告当日各公司的超常收益率差异较大。其中，2001年业绩预增公司，在预告日当日超常收益率最大值达到11.75%，而最低值则为-2.94%，“四成以上”业绩增长公司在预告当日的超常收益率在3-6%之间。
（二）盈余增长预告后的短期走势特征
盈余增长预告是否会对上市公司股价“正常”走势产生影响，需要对“预告”前后的股价走势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大致表现出如下特征：
1、盈余增长预告前的股价走势对“盈余增长”已有所反映，特别是在预告前1日，股价有明显异动。这从股价平均涨幅与超常收益率的变化上可以看到这一点。
2、盈余增长预告后，上市公司股价在短期内仍会有小幅上涨，超常收益率有所下降（但仍具有超常收益率）。
3、盈余预告会使当日股价走势出现明显异动，反映出有相当多的投资者示能提前获得（或关注）有关信息。
（三）盈余增长预告后的中长期走势特征
上市公司股价在盈余增长预告后有明显异动，其整体超常收益率也明显提高。
通过对预告前1个月、预告后1个月、预告后3个月的股价走势与大盘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盈余增长预告”后的股价中长期走势特征（详见表2）：
1、“盈余增长预告”公司在预告前后的走势均强于大盘。
2、“盈余增长预告”后1个月的“超常收益”最高。如，对“预告2001年业绩增长”的公司，在“预告”1个月后的整体超常收益达到6%，但3个月后的超常收益只有5.14%。
3、对披露“年报业绩增长”的公司的认同度，高于披露“中报业绩增长”的公司，预计与中报不经审计有一定关系。
4、大盘上涨期间预告“业绩增长”的公司，所具有的超常收益相对较高。
三、盈余增长预告后股价高低点的时间特征把握
（一）中期投资点与风险点的分布
“盈余增长预告”的公司，在预告后1个月（中期）的股价走势明显强于大盘，但是何处是低点与高点，其可能的超常收益范围大致是多少，则是根据公开信息选择投资时机的重要依据。
对“盈余增长预告”后股价走势中的高低点分布特征分析，可以发现：
1、大部分公司的高点出现在“预告”之后的19-20个交易日，其中有42%的公司在这两日出现高点。但是，应注意的是此类公司中有近一半公司的预告时间在2002年1-2月，此时上证指数相对处于低位。
2、大部分公司在“预告”日后数日出现低点，其中有30.49%的公司低点出现在公告当日，21.95%的公司低点出现在公告次日。但是，公司基本面的改善，对中期股价走势仍有较明显的支持，因此其后的超常收益率有明显提高。这一结论与前文的“在预告后，距预告日越近，超常收益率越低”的结论基本吻合。
（二）长期投资点与风险点的分布
我们以预告日之后的3个月作为“长期”。
对“盈余增长预告”之后的长期高低点分布分析，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特征（详见表3）：
(1)距公告日越近，出现低点的概率越大，其超常收益率越小。特别是盈余预告后2周内，出现低点的概率最大。此判断与短期走势中的高低点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2)“盈余增长”预告后的第3周开始，出现高点的上市公司数明显增加，同期的平均超常收益率也明显提高。估计从此时开始，因“盈余增长预告”造成的股价“冲高回落”之后，开始走出低点。
四、盈余预增公司的差异分析是谋取超常收益的关键
从整体上看，投资于“盈余预增公司”可以取得超过大盘的收益率，但是各公司股价走势的分化相当严重，既有相当多的公司涨幅明显，也有部分公司出现下跌。其中，于2002年1月29日盈余大幅增长预告的深宝恒(000031)，其后60个交易日的涨幅达到58%以上，但浪潮软件(600756)在2002年1月22日盈余大幅增长预告后，股价很快见顶，投资该公司的超常收益率（60个交易日）为-24.12%。
附图
分析处于“股价涨幅、超常收益率”最低与最高“两极”的上市公司，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基本面改善带来的业绩增长，产生更高的超常收益
“主营业务明显改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见效”等因素是公司基本面实质性转好的重要表现。如果公司的业绩增长能来源于此，则对取得超常收益会有直接支持，其中如粤华电、如意集团、江铃汽车等公司。但是，部分公司（如银基发展、金融街）的业绩增长与补贴收入增长密切相关，部分公司（如轻工机械）因为出售不良资产带来非经营性收益增加，并由此带来业绩大幅增长，但其“业绩增长预告”之后股价走势仍弱于大盘。
（二）预告前股价累计涨幅的差异影响后期的超常收益
信息不对称、不同投资者对非正式信息（或业绩增长前兆）的敏感程度或判断差异，仅有部分投资者能优先利用业绩预增信息，并造成预增信息前股价涨幅较大，但这会使“盈余增长预告后”的超常收益率明显下降。如宁波的韵升、江苏吴中、盐田港等公司在业绩增长预告前1个月分别上涨10.18%、-0.06%、4.16%，对应的超常收益率达到17.05%、16.42%、15.31%，这使得业绩预告之后的走势明显弱于大盘。但西安饮食、湖南投资、丽珠集团、中国高科等公司，在业绩增长预告前1个月内股价下跌24%-33%，较上证指数多跌去9%-16%，但业绩增长预告后的1个月内股价上升都在30%以上，其平均超常收益率也在20%以上。
（三）行业环境变化也影响后期超常收益
行业环境发生转变并预期能够持续好转，此时“业绩预计增长”将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强支持。其中，一汽轿车在预告业绩将出现大幅增长后，其1个月与3个月的超常收益率分别达到6.35%与20.54%，其在第一季季报中披露的业绩增长原因是“如果第二季度轿车市场仍能保持良好的势头，预计公司本年中期利润水平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可能达到50%以上”。从股价走势上看，投资者对一汽轿车业绩增长前提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中兴通讯在2002年1月24日利润增长将在50%以上预告（来源于第1季报），但全球通讯市场变化、通讯类上市公司股价下跌，其业绩增长预告并没有带给投资者的超常收益（在4月份其拟赴境外上市的消息尚未明朗，暂还未对股价走势产生明显影响）。
（四）后续“正面信息”披露对后期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工会积极分子范文3
关键词：公共物品；环境公共物品；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2-0064-04
环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但与一般公共物品相比来说，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不但是维持正常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公共物品不是单一的纯公共物品，由于其自然性质多种多样、各种环境要素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不同，而且人为参与的力度不断加强，环境的性质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并且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对这样一个特殊公共物品的认识以及科学地对环境公共物品进行分类研究，是公共物品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公共物品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
(一)公共物品及其分类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书中定义公共物品时指出：“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1］以此为基础,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在《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甚至可更广义地理解公共物品,即把它理解为社会和个人生活及追求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的条件。”［2］与公共物品相对应的物品为私人物品，它是指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公共物品有2个基本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公共物品在需求方面，人与人之间无须为争夺公共物品的消费权而竞争，即一个商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人们不能被排除在使用一种公共物品之外，任何一位公民都可按既定的法律程序消费该物品，任何人包括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都不可能阻止他人享用公共物品。
关于公共物品的分类，美国经济学家james指出，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3］。在此基础上，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可以将物品分为4类，见表1。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称作准公共物品或混合物品。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物品进一步可以分为以下3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险和非竞争性，如国防、环境保护等；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共图书馆、公共电影院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俱乐部产品；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产品恰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公共资源。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资源产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二)环境公共物品及其分类
环境公共物品通常是指各种环境物品以及环境服务。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因而环境是公共物品。环境物品作为公共物品，同样也具有2个基本特征：第一，环境公共物品存在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己消费不能阻止任何其他人免费享受该环境物品的消费。例如，即使某人自己出资治理了城市的大气污染，他也不可能阻止其他居民免费“搭车”。第二，环境公共物品存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某环境物品的消费完全不会减少或干扰他人对此物品的消费。如大气环境，某人呼吸新鲜空气不会影响他人对新鲜空气的吸收［4］。
对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一般是按照它作为一种特殊公共物品所包含的2个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即根据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有无把环境公共物品分为3类:第一类是纯环境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大气、生物多样性、臭氧层等；第二类是指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园、公共体育设施等；第三类是指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做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是以公共物品分类作为依
据，但是环境公共物品与一般公共物品在一些方面存在着差异，所以关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也要考虑到这些不同。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形式的自然和社会的存在,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开发自然能力的提高和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各种自然性质，环境公共物品呈现出包括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多种特性。因此，对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分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三)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环境物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给人类安全有效地使用环境造成了更为严峻的威胁。如何合理地使用环境，在满足时人使用环境公共物品的同时，保障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对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分析和分类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内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分析是研究环境公共物品的基础，也是研究公共物品的基础之一。
1.充实公共物品理论的内容
公共物品理论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公共物品是公共物品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以及相关方面的研究，对于充实公共物品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2.科学有效地使用环境公共物品
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进行研究，有利于科学有效地使用环境公共物品，减少不可再生环境公共物品的消耗，促进可再生环境公共物品的循环利用，科学有效地使用和保护环境公共物品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于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的分类分析
(一)环境的属性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中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也就是说，环境是指人们周围的境况以及可以直接和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包括自然因素中的各种物体、现象和过程以及人类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成分等。按照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类，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环境是自然环境的发展。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影响着人类的活动，所以自然环境也是指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自然环境的分类比较多，按照其主要的环境组成要素，可分为空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等。
2.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人工环境和人类在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社会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社会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加工和改造了的自然物质、创造的物质生产体系、积累的物质文化等所形成的环境体系，是与自然环境相对的概念。社会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又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可以说自然环境所包含内容之外的东西均是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内容。社会环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宗教、风俗以及人类建造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其他形态和作用的人工物品等要素。社会环境包括如自然条件的利用、土地使用、建设设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宗教、医疗教育、生活条件、文物古迹、旅游景观、环境美学和环境经济等众多内容［5］。
(二)环境公共物品属性分类
基于环境的属性分类，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和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宜人的生态景观、舒适的旅游环境等天然的自然物。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含关于环境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它的生产主要由社会完成,具体地说是由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来完成的。
1.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
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括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一切,如阳光、空气等,它们的产生变化和消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能靠市场机制随意进行生产和
费。但是人类在对这些物品使用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对这些物品产生了一些影响,如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对空气、水的直接污染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原始特征。
尽管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大部分是由自然界提供的，不同于经济学所阐明的公共物品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概念，但是从客观方面来讲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可以根据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的基本特性对其进一步分类，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纯环境公共物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阳光、大气、生物多样性等；第二类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可以做到排他,如原始森林公园、海滨沙滩等；第三类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无法有效地排他,如水资源、草原等。第二类与第三类可以称为准环境公共物品。这3类自然属性的环境物品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所以保护好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2.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
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不同于自然属性的公共物品。首先它不完全是由大自然提供的，主要是由政府、企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其供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利用环境、创造环境，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包括社群环境、经济与生活环境、社会外观环境3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它们反映了社会环境的结构、功能和外貌。社群环境主要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状况、社会约束与控制系统，以此反映社会群体的特征和结构；经济与生活环境主要包括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环境、生产环境和市场环境及其结构和功能；社会外观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景观，即自然与人文的有形体与环境氛围配合的系统。从狭义角度说，社会属性的公共物品指的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条件，是与人类基本生活条件有关的环境，如居住、交通、绿地、噪声、饮食、娱乐、文化教育、商业和服务业等。许多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也体现出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特征。通过为城乡居民提供舒适、清洁和便利的公共物品，从而提高社会环境质量［6］。因此，可以根据环境公共物品的不同表现形态进一步分类,社会属性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实体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人文景观、绿化工程、城市环保设施等；第二类是文化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环保活动、绿色文化等；第三类是服务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如文体教育、商业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居住条件等。
三、结语
根据以上对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分析可知,环境公共物品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基于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分类的概念，在分析和总结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按环境属性分类的方法，把环境公共物品分为自然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和社会属性的环境公共物品，并对这两类环境公共物品的组成进行了探讨。环境公共物品及其分类的分析有助于对公共物品理论更全面的认识、对环境公共物品更深入的思考，从而指导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实践。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胡代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
工会积极分子范文4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失业率 ；GDP；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244.2；F042.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国内对是否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率影响效应和经济发展效应上。最低工资的提高会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在生产技术没有出现革新之前，一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无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供求情况，最低工资极有可能导致企业缩减劳动力需求以保持利润，导致失业人数增加的几率变大[1]。在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低于地区经济发展可承受的最低工资水平时，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不会对失业率产生太大的影响。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社会效应，许多学者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Bell[2]使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工业企业制造数据，发现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国的失业率影响不同。Lemos[3]利用巴西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巴西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都存在负向效应。罗小兰[4]使用面板数据，对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存在阈值。
无论是用面板数据还是时序数据研究，都无法避免指标之间即最低工资与失业率（或者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最低工资的上调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可能会对提高最低工资产生压力，从而减缓最低工资的上调。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最低工资与失业率指标之间。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它不需要设定特定的回归结构，重点考察两两变量之间的路径依赖方式和相互影响方向。本文将采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对27个省的最低工资与失业率及经济发展进行回归研究，探讨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社会效应。
二、最低工资标准的失业率效应
VAR模型估计假设失业率与最低工资标准互为内生变量，实证首先需要对失业率和最低工资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确定变量是否需要差分处理，然后根据AIC、HQIC、SBIC以及FPE等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最后进行VAR模型估计。27个省份的VAR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最低工资标准对失业率的影响在不同省区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北京、上海、辽宁和广东4个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在任意一期中对失业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在控制失业率为目标的前提下，该4个省份的最低工资可能控制在最优范围之内。
其余省份的最低工资在不同的滞后期中对失业率影响不同。天津、河北、山东、重庆、甘肃和青海6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滞后期内对失业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样本年份内，上述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在相当稳定的一段时期内会增加省区的失业率。如果以控制失业率为目标，上述6个省份都应适当下调最低工资标准。
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广西、贵州、陕西、宁夏和新疆9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对失业率的影响在大部分滞后期内都显著为负。说明上述省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在相当长的政策效应期中都能有效降低城镇失业率。仔细分析发现，上述省份都处于中、西部地区，属于劳务输出大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上述省份可能过于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因此适当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竞争力，降低失业率。
其余省份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率的影响在不同滞后期显现出不同的影响。在这些省份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失业率的影响并不稳定持续，政策效应转化较快。
三、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为了进行最低工资标准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VAR模型测算，使用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检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即期和滞后效应。见表2。
最低工资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述省份每提高一个单位的最低工资时，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都会降低经济增长速率。部分省份（如天津、黑龙江和重庆等）在滞后两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会显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部分省份提高工资标准后，基本在所有滞后期内对经济增长都是显著的负向效应，如上海。这一类型省份超过所有省份的60%，也就是说，对大多省份而言，提高最低工资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最低工资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增强产业竞争力，最终有可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类包括河北、内蒙、吉林、安徽、河南、广西和贵州7个省份，上述7个省区在滞后一期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滞后两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看，提高最低工资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我们注意到，上述7省绝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如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至于超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可承受的范围，那么在较长时期内是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
第三类是湖北省，湖北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在模型允许的滞后期内，对地区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总体来讲，不同省区经济增长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冲击响应效应是不同的。东部绝大部分省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低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使得最低工资长期位于正常水平之下，因此上述省份在提高最低工资后，虽然短期内会使经济发展产生下滑的风险，但是从长远来看，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对于中西部的部分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财政负担相对较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必须更加谨慎，否则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四、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并借鉴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与收入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模型，可建立以下实证模型：
lngc=a+blnmws+cln gur+d ln ssspc+εit
1.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的高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所重点考虑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对基尼系数产生影响[5]。
由于受统计数据的约束，计量方法在时间序列的处理上无法满足大样本的要求，所以此处使用面板数据这一刻画与事实更贴近的方法。对于基尼系数（gc）这一系数，数据选取的是1997年到2010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而刻画基尼系数所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用此方法计算基尼系数，一方面可以刻画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可以更科学地得出比例关系。
2.最低工资标准。
由于中国各个省份、直辖市都根据本省（市）自身情况制定了多个档次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各个省份调整时间也不尽相同，存在相互影响，但并不一致。我们在这里采用罗小兰[6]和石娟[7]的做法，使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档次，且使用加权平均法来处理不同省份公布的调整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北京市2009年最低工资标准为800元，2010年7月调整至960元，使用加权平均法来计算北京市2010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800×6+900×6）/12=880元。
重庆市直到1997年才被列为直辖市，为保持一致，此处计算为1997-2010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面板数据。湖南、福建、海南和由于没有搜集到完整的数据而被剔除掉。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人事网和劳动咨询网。
3.城乡差距水平。
城乡收入水平是基尼系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主要描述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所以，在研究重点上比较的是工资这一收入标准，对于城乡差距水平这一系数（gur），主要依据收入差距水平进行测算。同样使用1997—2010年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此系数用历年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历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差来表示。
4.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中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着东中西各个地区间的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总量不足和不均的情况。总量的不足和地区差异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和基尼系数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这一系数，我们采用的衡量数据为全国1997-2010年度各地区（27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省级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与年度人口总量的比值。
数据说明：为了更合理地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城乡差距水平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也为避免使用时间序列无法满足大样本数据的要求，此处均使用1997-2010年度中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来解决小样本问题，以提高估计精度。重庆自1997年划分为直辖市，海南和由于数据的缺失而不列入面板数据中。最低工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人事网和劳动咨询网，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各地区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
最低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3。
如表所示，模型1使用的是pooled ols 并把最低工资标准的一阶滞后纳入进来，最后只得到最低工资标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城乡差距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我们考虑到各省的个体差异，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不一以及城乡差距水平的原因不一，进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把个体效应控制住。如表中模型2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最低工资标准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城乡差距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使用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各解释变量均有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趋势，所以可以考虑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控制个体效应同时控制住时间效应。表中模型3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最低工资标准的一阶滞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城乡差距水平依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考虑到前几期的收入分配情况可能影响到当期的情况，所以我们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模型4所示。在模型4中，把基尼系数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1阶滞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城乡差距水平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三）结论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来看，城乡差距水平对基尼系数影响最为显著，系数为0.7～0.9之间，即城乡差距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而基尼系数将会增加0.7～0.9个单位，城乡的差距扩大将非常不利于收入分配调整，城乡之间的差距增大可以代表整体经济大部分的收入分配不均的扩大，而城市和农村内部差距只能解释少部分的经济整体收入分配的扩大。
从动态面板模型来看，上一期的基尼系数的程度对当期的基尼系数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上一期的基尼系数的系数为0.4左右，过去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确实影响着后期的收入分配调节，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低收入（或高收入）有着惯性作用，现实情况中存在着对低收入人群进一步提高收入的障碍。尽管可能是该收入者的主观性作用，如懒惰；也有可能是制度，如要素的获得。
从几个模型来显示的情况看，最低工资标准的系数为-0.05至-0.15左右，即最低工资标准每增加1个单位，基尼系数降低0.05～0.15左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够轻微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但是影响是轻微的。造成此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受益者为城市低收入者和部分农民工。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所能带来的收入分配调整效果甚微，且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数为弱势群体，不能很好地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从几个模型可以看出，最低工资标准的滞后1期对当期的收入分配影响不明，且并未完全通过检验。同样，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明，目前不能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失业率、经济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为克服指标间较强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了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分省份对上述前两种效应进行了测度，同时使用动态面板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单纯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利于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片面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和经济效应在不同省份以及不同的政策滞后期内影响各异。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中部和西部的部分省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会释放低工资对劳动积极性的压力，增进就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不适当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又可能使由此产生的成本负担对经济发展产生下滑的风险；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对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必须更加谨慎。相比而言，东部省份的最低工资大致处于合理范围内，并且鉴于最低工资在较长政策期内会显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在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具有正面作用，但影响轻微。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对农民增收收效甚微，受益者多为城市低收入者和少部分农民工，尤其是在城市工作中常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受益更少。城乡差距代表了大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的大部分原因，目前尚不能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04（4） 68-79.
[2]Bell.The impact of Minimum wages in Mexico and Colmbia[J].Journal of Labor markets，1997，15（3）：102-135
[3]Lemos S.Minimum Wage Effec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Z].working Paper，2006：89-111
[4]罗小兰.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J]. 财贸研究， 2007（4）：1-5.
[5]王祖祥，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6（4）：73-88.
工会积极分子范文5
关键词 腹壁 会阴 子宫内膜异位症 病理报告
资料与方法
2001年6月～2006年6月收治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40 例，会阴内异症8例，年龄23～41岁，平均29岁；孕产次1～5次，平均孕次1.83次；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40例，均有剖宫产手术史；会阴内异症8例，6例有会阴侧切史，2例位于阴道前壁，无会阴侧切及外伤史；腹壁及会阴切口内异症首发症时间距手术7个月～5年，平均2年；发病至手术时间平均2.5年；足月妊娠行剖宫产术39例，中期妊娠行剖宫产术1例；会阴侧切足月产6例，其中术后1～2年发病24例(60%)。
临床表现：①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40例均诉月经周期腹壁切口瘢痕处疼痛，并可触及不规则、质韧、有不同程度压痛的肿块，并渐进性疼痛加重，以月经前后显著。肿块大小随月经周期而变化，经期明显增大，经后缩小；肿块直径1～6cm，其中1～2cm 9例，2～3cm 13 例，3～4cm 9例，4～5cm 6例，5～6cm 3例。主要症状为月经期进行性加重的腹壁病灶疼痛，腹部原切口处出现逐渐增大的触痛结节或包块，月经后疼痛缓解，肿块缩小。检查可见腹部手术切口瘢痕处有孤立或多个结节，1～6cm，形态不规则，质硬，活动差，压痛，可影响工作和生活。本组单发病灶28例；多发病灶12例，其中15例病灶累及筋膜，3例深达腹膜。发病潜伏期与年龄呈正相关。②会阴内膜异位症：6例位于会阴切口处，均诉月经周期会阴切口瘢痕处胀痛并可触及不规则、质韧、有不同程度压痛的肿块，并渐进性疼痛加重，以月经前后显著。肿块大小随月经周期而变化，经期明显增大，经后缩小，肿块直径1～3cm，其中1～2cm 4例，2～3cm 2例，另外2例中的1例为无意中发现阴道口包块，检查发现阴道前壁近尿道口有结节直径1cm，压痛不明显；另1例为腹腔镜卵巢巧囊剥除术后1年，出现经期阴道胀痛伴尿频、排尿困难2个月检查：阴道前壁中下段有3cm×4cm包块，张力大、压痛。
诊断：本病症状较典型，一般较易诊断，个别可误诊为缝线肉芽肿、脓肿、疝、皮下囊肿、淋巴结病、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淋巴瘤、脂肪瘤等。局部超声检查表现为皮下或肌肉层内低至无回声区，边界清楚但不规则，内部未见血流；CT检查示软组织影，其内可见液平，47例患者根据病史、典型症状与体征做出临床诊断，仅1例术前未明确(无症状)。术后均经病理证实，符合诊断。
治疗：腹壁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确诊后均行单纯病灶切除术。采用硬膜外麻醉6例，局麻10例，静脉麻醉+加局麻18例，静脉麻醉6例，病灶区检灰褐色或灰黄色结节行手术切除，切除范围距肿块1～2cm，常规冲洗缝合切口，关闭空腔，如间隙较大予皮片引流。切口均Ⅰ期愈合；会阴内异症8例：6例病灶位于皮下，行会阴内异症切除术，另2例均位于阴道前壁黏膜下，其中1例行病灶剥除术，另1例患者拒绝剥除术，仅行穿刺抽液，抽出巧克力液15ml，注入无水酒精。术后定期随访，13例口服孕三烯酮3个月，其中1例2个月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停药，35例未服药物治疗，随访0.5～2年均无复发。
结 果
48 例中，46例有与妊娠分娩相关手术史，并具有与月经周期同步的周期性疼痛、发作性肿块的临床特点。另2例位于阴道前壁，其中1例无周期性疼痛，无会阴侧切或剖宫产史。均行手术治疗，效果良好，未见复发。
讨 论
发病机制：文献报道，原发内异症可发生在脐部、外阴、腹股沟和四肢[1]。血清CA125 检测对本病的诊断价值不大，可能与病灶局限，对体内激素及各种因子表达影响不大。局部穿刺细胞学检查可作术前辅助诊断，并可排除恶性病变[2]。
诊断：本组资料表明，腹壁会阴内异症常具有比较典型临床表现，剖宫手术、会阴侧切后切口或周围出现结节或包块，多数肿块有与月经周期相关的疼痛，超声检查示腹壁下有低回声结节，无明显包膜，根据其典型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多可确诊。
治疗：本组病例分析结果显示，抗炎、理疗等治疗无效，手术是腹壁会阴内异症首选治疗方法，甾体激素对不同部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作用不同，腹壁、会阴切口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效果最差。
防范措施：预防本症关键是避免和减少子宫内膜组织和间质成分散落和遗留在手术切口上的机会，降低剖宫产率，严格控制非医学指征的剖宫产。
参考文献
工会积极分子范文6
一、建立工会积极分子的机制制度
建立工会积极分子队伍，发挥工会积极分子作用，这是工会组织的一项职责，也是工会开展工作的基础。针对北京建工集团深入改革，机关工会专职人员减少，而工作难点逐渐增多，工作领域愈加宽广，工会工作的专业性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仅仅靠专兼职工会干部是难以胜任的，需要积极分子的支撑和帮助。
建立吸纳机制。北京建工集团机关工会始终将发展工会积极分子作为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广泛吸收热心、组织能力强、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会员作为积极分子。吸收一部分企业中职能部门的专业人才负责工会工作中政策性、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让他们担负起一定的工作责任，提高对开展工作的信心，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适应新时期工会工作发展的需要。北京建工集团机关工会共有积极分子26名，他们分布在机关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会工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建立激励机制。机关工会十分重视积极分子队伍的激励机制建设。在评选优秀工会干部的同时，积极组织开展评选优秀工作积极分子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标兵，在各方面工作中树立榜样和典型，逐步摸索出一套培养、使用、评选工会积极分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
二、在实践中培养和使用工会积极分子
注重能力培训。搞好工会工作仅有工作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会积极分子熟悉工会的一些基本知识，有关法令政策，掌握联系群众的基本方法，组织活动的技巧，以便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工会工作。机关工会注意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支持他们参加各种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活动，使大家有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通过开展活动，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的骨干力量，不断提高积极分子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加强实践锻炼。评判工会工作成败的主体是广大会员。他们直接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工会积极分子，最有发言权。机关工会始终将积极分子的使用贯彻工会工作全过程，并委以重任，使他们独立承担组织开展活动的任务，在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中接受历练，增长见识，开拓视野，进一步提高对工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会工作的本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从事工会工作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三、高度重视工会积极分子的纽带作用
工会积极分子是工会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工会组织联系广大会员的重要纽带。也可以说，工会积极分子是专职工会干部的左膀右臂，由于他们具有不脱离本职岗位、与职工融为一体的工作特点，在开展工会工作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普遍性，在会员群众中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北京建工集团机关工会按照“群众事情群众办”的要求，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纽带和示范作用；开门办会，通过积极分子的工作，把群众的需求作为工会活动的内容，把职工的意愿作为工会工作的重点，把群众的评判作为检验工会活动的标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工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