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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杜甫传范文1
关键词：王昌龄；籍贯；生年
“七绝圣手”、“诗家天子”，王昌龄，字少伯，是盛唐著名边塞诗人，誉世称有王龙标、王江宁，在《王昌龄集》中存诗有一百七十余首。王昌龄生年早于李白、杜甫、高适、王维等人，他诗名很大，可史料记载无多，加大了对他研究的难度。近年来学界对王昌龄及其诗歌展开了各方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于他的籍贯以及生年仍是众说纷纭，本文根据前人研究，以李云逸注《唐诗小集·王昌龄诗注》[1]，试图对他的籍贯以及生年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述。
一、王昌龄之生年
关于王昌龄的生年，由于资料甚少，今学者中有诸多说法。闻一多在其《唐诗大系》[2]中，推测王昌龄的生年在公元698年，其根据未有陈述。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3]从闻一多之说，未有新论。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4]沿袭其说，推测出生年为公元690年。有胡问涛《王昌龄年谱诗系》[5]中认为生年为公元692年。后蒋长栋《王昌龄评传》[6]在谭、傅二人推论中推出生年应在公元695年。
以上诸家对王昌龄的生年均有考证，关于王昌龄的生年，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内证。
王维在《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中称昌龄为“江宁大兄”，王维生于公元701年，则王昌龄生年早于王维，应在公元701年前。王昌龄有诗《代扶风主人答》，诗中先有描述自己西北边塞从军之行，从边塞归来，抱负未展，郁郁不得志，后诗人借扶风主人之口劝慰，“少年与运会，何事发悲端。天子初封禅，贤良发羽翰。”《旧唐书·玄宗本纪》[7]记载，玄宗封禅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冬，“初封禅”应在此后不久的公元726年间。此时，诗人刚从边塞归来，被主人称之为“少年”，这时他年龄应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若是生于公元690年或692年，此时已有三十多岁，若生于公元698年，当时则有二十八岁，称少年尚且合适。
又有王昌龄有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孤城海门月，万里流光带。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该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此时诗人年近五十，再加上诗人年少家穷，身体不佳，年过半百早已白发苍苍，与诗中的“空老”也极为相符。
再有闻一多在《岑嘉州系年考证》[8]中提到，岑参作诗《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送王昌龄，该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诗中有“白首”二字，或见当时诗人年纪不小。昌龄生于公元698年，此时已有四十二岁，年近半在，说“白首”亦合适。然傅璇琮《王昌龄事迹新探》[9]一改旧日之说，认为岑参诗中所说“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只是一种设喻，说生逢明时未能得用，那就即使白首攻文，也是徒然。傅先生认为以“白首”证其生年并不严谨准确，因此，对王昌龄生年的推断大致可以确定在公元698—公元701年之间。
二、王昌龄之籍贯
关于王昌龄的籍贯，历来说法有三：
“京兆王昌龄”见《旧唐书·文苑传》卷一九〇与《全唐诗》卷一四〇。
“太原王昌龄”见《唐才子传》与《河岳英灵集》。
“昌龄字少伯，江宁人”见《新唐书·文苑传》卷二〇三、《唐诗纪事》、《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诗品汇》。
史料对王昌龄记载并不详细，关于其籍贯且多有出处。今人根据史料多有研究，尚未有一定论。分析诸家之说后，可以认为“江宁”只是王昌龄官谥，既不是其郡望，也不是其籍贯。这一说法，现在研究者中多数赞同。
“太原王昌龄”之说，胡问涛先生否认了太原是其籍贯的说法。胡问涛先生在《王昌龄年谱诗系》中指出：《河岳英灵集》提到‘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义’云云，均不指籍贯。且认为昌龄是客居在太原，《洛阳尉刘晏与府椽诸公差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旧居太行北’，系指客居并州（山西太原）、潞州（山西长治）而言。” 胡先生否认了王昌龄太原人之说，认为诗中一个“旧”字，是诗人在客居他乡时对过去的追忆。与王昌龄同一时期的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中记载是“太原王昌龄”，谭优学在《王昌龄行年考》中认为，殷璠是不会将王昌龄这样著名诗人的郡望写错，而且谭先生指出在当时是有用郡望作为称呼的习惯。蒋长栋先生在《王昌龄籍贯郡望辨》[10]中认为，“旧居”之“旧”，当“旧”到王昌龄父祖之辈或更为久远的岁月，因而也认为“太原”是王昌龄的郡望。但这一说法同样遭到了否定。
《唐才子传校注·王昌龄》[11]中否定了“太原似亦非其郡望”一说，依据为王昌龄在诗《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提到的侍御弟王玙，昌龄与王玙属一房，因为在《旧唐书·王玙传》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12]记载，王玙为琅琊望族，王昌龄“当亦同此”。这个观点同样也遭到了质疑。傅先生论证时有举出一佐证：唐人传奇的《博异志》有称：“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博异志》毕竟为“传奇”，作为史料证据，其可信度远不足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的记载，此其一。其二，王昌龄与王玙是否有关，这点史料记载无多，没有确信的证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王玙乃琅琊望族，身出豪门贵族，王玙父王绍，记载中只有玙一子，王昌龄若系王绍所生，作为朝庭命官，他也是不应该被遗漏。王玙的祖父王仲连、曾祖父王宠、高祖父王羲，也无法证明出与王昌龄的祖父同属一房而且，如《郑县宿陶发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非为渔戈故。无何穷困耕，且欲驰永路。”王昌龄在诗中曾多次提及家境贫寒，与王玙的家境相差甚远。因此，王昌龄与王玙是亲兄弟的可能甚微。
再回看《宿灞上寄侍御玙弟》，这首诗作于公元734年，诗人任职江宁丞间，因公事暂入长安，而此时的王玙已是身居要职。诗人才高位低，字里行间不乏在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借古讽今，直言无忌，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仕途晋升，而攀附权贵，寻族认亲，与王玙称兄道弟，这在门第之风依然盛行的唐代，并不少见。
王昌龄籍贯，应为京兆长安，这在他的诗中多次有证：《郑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本家蓝溪下”，蓝溪即是灞水。《别李浦之京》“故园进在灞陵西”；《灞上闲居》“鸿都有归客，偃卧滋阳村”；《独游》“时从灞陵下，随钓往南涧”；《题灞池》“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水经注·渭水注》：“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也，是谓之霸上。”在王昌龄的诗中“灞水”、“灞陵”、“灞上”、“灞池”多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都会是具体的一个点，可以推测出王昌龄的家乡应是在长安东南灞陵以西灞水以北的滋阳村，因此籍贯应为长安。
参考文献：
[1] 李云逸.王昌龄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唐诗大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 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M].唐诗人行年考.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 傅璇琮.王昌龄事迹考略[M].唐代诗人丛考.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 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J].南充师院学报(哲社版),1984,4.
[6] 蒋长栋.王昌龄评传[M].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7] 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8]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岑嘉州系年考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 傅璇琮,李珍华.王昌龄事迹新探[M].收入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5.
[10] 蒋长栋. 王昌龄籍贯郡望辨[J].怀化师专学报,1990.
[11] 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旧唐书杜甫传范文2
唐代统治者重用人才。摒弃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完善了隋的科举制度,通过这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文人士子依靠满腹学问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卢照邻生于贞观九年。在这一年,唐太宗和他身边的大臣谈起治国理想:“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生于斯,长于斯,年幼的卢照邻自然是乐观的。
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贞观二十年,也就是作者十二岁的时候,之扬州江都师从曹宪。贞观二十三年,十五岁的他自扬州北上洹水,从王义方受业。这二人都是当时着名的大学士,卢照邻师从他们,学习《苍》、《雅》及经史,对其文化底蕴积淀的作用不可谓不大。少小离家,寒窗苦读,向往的是通过科举取士顺利走上仕途。
从文学方面讲,卢照邻少而有才。《旧唐书》本传载照邻初受邓王府典签,王甚重爱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之相如也。”从典签这条路走向成功的有司马迁、司马光、班家三口等,此时意气风发的他希冀自己如同前人那样有所作为。
在一些赠答诗中,也流露出作者希望有人荐举而步入仕途的心理。如《至望喜瞩目言怀贻剑外知己》:
旧唐书杜甫传范文3
（1）锦州——魏颢《李翰林集序》
（2）广汉——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新墓碣》
（3）巴西——《新唐书·文艺传》
（4）山东——《旧唐书·文苑传》
（5）陇西成纪——李阳冰《草堂集序》 范传正（笔者认为是裴敬）《李公墓碑》
（6）其先世谪居条支——李阳冰《草堂集序》
（7）其先世一房被窜于碎叶——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8）其先世以罪徙西域——《新唐书·文艺传》”【1】
经不断地考证，对于李白的生地主要有三种说法：（1）蜀中说；（2）山东说；（3）西域说。松浦根据对现存相关史料的客观研究，认为李白在5岁左右从西域某处移居蜀地的论断大致是唯一有说服力的说法。
对于李白的家系约有三种不同的看法：（1）追认基本史料的记载，认为李白是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凉武昭王李的子孙；（2）对基本史料予以批判，认为李白出身于西域的少数民族；（3）认为李白出身于汉民族而非李子孙。松浦的观点是西域异民族说，他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其家庭是异民族，这就决定了李白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在与传统的士人社会的关系中，，特别容易产生由所谓的‘参与愿望’和‘疏离感’复合而成的独特的感觉和心情”【2】，。
松浦认为李白在蜀中生活的时期是形成其客寓意识的关键时期。从五岁到二十五六岁李白在这里度过的二十多年是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对李白客寓意识深化的是其父亲的异民族移居者经历，其父一生没有正式的汉人名字，一直被人以“客”这一通称来称呼，在蜀中的生活体验中，身为少数民族之子、商人之子而被科举拒于门外无疑深化着李白的客寓意识。李白有显赫高贵的门第却完全生长在一个富商的家庭里，高贵与低贱这一对矛盾在他身上差错地统一在一起，连名字也不能公开的商贾的父亲以及讳莫如深的家世又给李白进身士林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而松浦认为最能鲜明地表明李白的客寓意识和基于此而形成的客寓的诗思的，是两度长安生活中天宝初年的长安体验，特别是以“谪仙”称呼为内核的李白诗风，以及将这种文学的社会的体验在言行上的自觉性。“谪仙”是贺知章对李白的赞誉，“谪仙”意即“因得罪而从道教的天界被谪往地上的仙人”。“谪仙”这一意象本身的属性有三点：一是“才能的天才性、超俗性”【2】；二是“对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2】；三是“言论举动的放纵性、非拘束性”【2】。这一称呼与李白的内在性格特征相合，为李白所接受并引以为豪，这从李白创作的诗歌中大量使用“谪仙”这一称呼即可看出。“谪仙”的称呼强化了李白的客寓意识，同时成为李白诗歌中以及其他人的文学作品中的李白形象。
“谪仙”的称呼在给予李白压抑作用的客寓意识加以质的转换时发挥了极大作用，“作为基本的压抑和郁屈要素而持续发挥作用的客寓意识，由于与‘谪仙人’这一有荣誉的‘具体性’的观念形象联结在一起，因而转化成具有更多自由和放恣、放纵的要素而发挥作用” 【2】。这也是李白何以如此挚爱这一称呼的本质所在。加上李白卓越的才华、孤傲的性格、深受道教的影响更使这种放纵性达到极端。这种放纵性不仅表现在李白创作的多首《谪仙歌》，还表现在李白在朝廷中更为彻底的放纵言行。比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旧唐书·文苑传》、“时公已被酒于翰林中，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然而这种极端的放纵性，给了李白心理满足感的同时，却并不能消除李白作为一个伟大才子的孤独。李白一生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以期赢得在朝人士的欣赏、推荐、提拔。但仕途上处处碰壁，加之其天赋的才华、浪漫的豪侠个性使他常有自命不凡的特异感和优越感。这种“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的孤傲使他从自我意识上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化出来，独来独往，天马行空，卓然独立，但同时也使他深感阳春白雪和者寡的寂寞，走向世无同类的孤独。客寓意识下被边缘、成为“他者”、政治抱负的一次次破灭、自命不凡的孤傲让他在孤独中挣扎，向“自我”寻求救赎，在“有我之境”中寻求解脱。
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叙述的角度总是以第一人称居多，“我”“余”“吾”等字眼常常以惊人的频率出现：“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古风·其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古风·其十九》）“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毋庸置疑，李白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他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分不开。蜀地是中国唯一的宗教——道教的发祥地，四川大邑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城山是天师道发源地，并成为中国道教的主干。李白早年深受道教影响，以至终身学道，孜孜不倦。炼丹，受箓。甚至“尝学道穷冥梦，梦中往往游仙山”。
“作为一种宗教文化，道教割断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使个体摆脱了对他人及社会群体的依赖，从而有了走向自我的可能”【3】李白作为一个道教徒，独特的生地和家系、漂泊不定的漫游经历、卓越的才华使他更容易走入自我，而且“道教又突破了道家的限制，不仅不再是对自然规律一味地顺从，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力图超越于生老病死等自认规律之上”【3】 。当时的道教徒在人生追求上，既摆脱了儒家所提倡的个体向群体的归依，也背离了道家所倡导的个体生命对自然规律的顺从。
作为自我意识最强烈、个性色彩最突出的诗人，李白更是高扬个体的自我意识，生存在“有我之境”里，始终不能超越自我，与他人、外界和谐相处。客寓意识下他的极端放纵，恃才傲物，又使他在政治上连遭挫败，受到权贵们得排斥挤压。这种不得志反过来又加剧他的孤独感，致使孤独成为李白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
参考文献：
[1]《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15页
旧唐书杜甫传范文4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2、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
4、有志者事竟成。——《后汉书·耿列传》
5、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明·吕坤《语·卷上》
6、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
7、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8、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
9、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曹学《蜀中广记·上川南道彭山县》
10、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罗大经《鹤林玉露》
11、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屈原《卜居》
12、千经万典，孝悌为先。——《增广贤文》
13、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14、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
15、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16、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曹植《赠白马王彪》
17、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18、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序》
19、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吕氏春秋·诚廉》
20、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
21、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训俗遗规》
22、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
23、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24、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
25、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
26、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
27、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尚书》
28、丈夫不报国，终为贫贱人。——陈恭尹《射虎射石头》
29、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
30、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刘备语
31、命为志存。——朱熹
32、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旧唐书
33、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34、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格言联璧·处事》
35、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
36、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
37、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38、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39、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
40、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
41、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诸葛亮
42、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
43、志当存高远。——诸葛亮《诫外生书》
44、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劝学》
45、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46、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47、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迁
48、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魏徵
49、祸兮，福之所倚；福兮，锅之所伏。——《老子》
50、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盖棺。——陆游《病起》
5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52、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夫》
53、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陆游
54、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5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汉乐府古辞《长歌行》
旧唐书杜甫传范文5
“环肥燕瘦”这一成语的来源，也与杨贵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身材是丰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身材是清瘦的，这两位历史上有名美人的胖与瘦，被苏轼老先生用来比喻书法作品风格各有所长，据苏轼的《孙莘老求墨妙言诗》言：“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瘦谁敢憎。”美人的胖瘦本与书法隔着十万八千里，居然也被苏老先生联系到了一块，真是够别出心裁。此后，“环肥燕瘦”这一成语也就流传开了，不过慢慢跟书法毫无瓜葛了，回归到它最本真的含义，说的就是女人的身材。
另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虽说对杨贵妃肥与不肥没多的描述，但一句“温泉水滑洗凝脂”，可让人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杨贵妃的丰腴。
周的“簪花仕女”，被称作是“唐朝女子的符号”，也让唐朝女人的壮硕与丰美，如一朵恣意盛开的花，鲜活、饱满地养了无数唐代人的眼睛。而且，唐朝不仅女人肥，男人也肥，杨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就是其中的一个，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晚年益肥胖，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三百三十斤，居然跳《胡旋舞》还能疾如风，真不可思议。更让人疑惑的是：唐人为何以肥为美？丰腴的杨贵妃缘何受宠？
唐朝是个富有的朝代，杜甫有诗记载“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国家繁荣昌盛，人们丰衣足食，大多可放开肚皮畅快淋漓地吃香的喝辣的，具备了身强体胖的外在条件，也就保持了健康丰满的体格。
“环肥”之美，兴于盛唐，起自北方。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李唐王室由鲜卑游牧部落的关陇军事集团起家入主中原后，依然是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一些习性的，喜欢欣赏牡丹，热爱肥臀大马，崇尚壮硕之美。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需要的就是剽悍、健硕的体魄，丰腴的杨贵妃受欢迎，得到宠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唐人自信，无忧患，当时的唐代是高度开放的国家，与130多个国家交往着。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都城，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旅行家、学者和不同信仰的宗教徒。譬如波斯就与唐朝交往很是密切，唐长安城里有着大量的波斯人居住。
旧唐书杜甫传范文6
关键词 李白 长安 考辩
“长安”这个繁华的都市使具有满腔抱负的一代才子李白在壮年时期直接体验了光荣和失意。李白的一生理想是建立经世济民的儒家式功业，而后期带着隐逸求仙的道家道教式的自由，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想转变与其第一理想的实现场所“长安”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结合众文献差异，人物生平及李白诗风转变情况，对李白“入长安次数”予以考证。
一、一入长安时间考
李白一入长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李白生平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关于一入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尚存在许多差异。现主要有以下几种：（1）稗山先生的约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期间说。（2）郭沫若提出的开元十八年说。（3）乔象钟提出的开元二十三年冬说。（4）郭石山提出的开元二十五年说。（5）胥树人提出的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说。虽然众学者都同意元年间曾有一次入京，但具体时间上，存在较多分歧。
关于这次入长安的经历在李白的许多诗中都有所体现。如：《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和《流夜即赠辛判官》这两首诗的内容都是回忆李白少年时游宴的时间，地点和情境。时间是“风流少年时”，“夫子红颜我少年”；地点是“京洛事遨游”、“昔在长安醉花柳”，从这两句诗句中我们可以得知李白少年时期的活动场所是长安。“脱余北门厄”，“章台走马著金鞭”这两句诗记载下了当时长安的具体街道。至于“北门”一址，据瞿、朱二先生考： 唐之北军为皇帝私兵，以屯于宫之北门，故以北军为号。疑李白一狎游之故，为北军中人所窘，幸遇陆调以宪府之力脱之。可见“北门”之地在长安。在《汉书・张敞传》中说：“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因此得知，“章台”乃是古时长安一街道的名称。这两首诗中的时间、地点及事件叙述的如此具体、详细，可见李白在少年时期曾经真的到过长安。在两首诗中作者说的时期都是“少年”时代。关于李白少年时代在长安的生活，除以上两诗之外，在李白的《少年子》《白马篇》等诗中均有体现。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诗作《饮中八仙歌》中描述了包括李白在内的“八仙”在长安之游。据考证，“酒中八仙”指的是李白、苏晋、等八人（《新唐书》本传）。《旧唐书》中记载苏晋早在开元二十二年就已经去世。由此可知，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应为开元二十二年前，从而得出，众说当中只有开元十八年说与其时间相符。李白三十岁时正是开元十八年。从而确定了李白一入长安的时间应为开元十八年的结论的正确性。
二、二入长安时间考
关于李白的二入长安问题，学术界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之说。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举家迁往南陵，往游越中。吴筠奉诏入京，在朝中推荐了李白，于是有了李白奉玄宗诏入京之说。在两《唐书》中均谓吴筠推荐。元年秋，李白奉诏入京。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都有所体现。关于李白这次奉诏入京的过程，在经历不足三年的宫廷诗人的生活之后，因朝内倾轧而离开长安。
三、三入长安的误区
“三入”之说，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一九八三年，李从军先生在《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中首次提出“三入”之说。他提出在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后，在天宝十二年春李白幽州之行归来时，李白还有一次长安之行，即所谓的“三入”。
李白的《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诗。安旗、胥树人等学者都把它看作是李白“三入长安”的依据。他们以天宝十一载冬哥舒翰曾入朝为依据，认为李白此诗应作于其入朝在长安时。他在《李诗辨疑》中曾云，此诗不仅内容与诗题不合，而且更重要的是，李白天宝十二载自梁园南游宣城，行迹历历可考。如果他在天宝十一载时有过长安之行，那为什么要出此言呢？因此詹瑛先生在《李诗辨伪》中决其为伪作。
再如《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赠别》一诗，安旗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中也以其作为“三入长安”的依据。但这首诗已有人依据开元二十二年始停官祭赠太子敕而断为李白开元年间首次入京所作。安旗先生举出天宝六载所下诏令，安旗先生根据此合诸太子庙为一庙的诏令，得出惠庄惠庙有复置的可能，并依据此诏令支持“三入”说。这里对材料的理解是不正确的。根据此诏令我们可以知道庙令或丞因合庙则只能有一名，所以惠庄太子庙令与丞连同原先的惠庄太子庙都不复再有了。又因为，诏令中说是合诸太子庙为一庙，因此，根本不能由这一诏令而推出惠庄庙仍有复置之可能的结论。退一步说，即便对材料的理解无误，仅仅以惠庄庙仍有复置的可能，便用它来作“三入长安”的依据，这样无论怎样的论辨，都是不足以今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由于李白“三入”长安，即天宝十二年春幽州之行归来，又一次入长安之说误区较多，且考据不足及理由牵强，所以“三入”之说不成立。即李白入长安的正确次数为二次。即开元十八年为寻政治出路初入长安和天宝元年奉诏入京二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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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辩[J].中华文史论丛，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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