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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1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2
一、国学是什么？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魏、晋、唐、宋又多次出现。但这些“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曾先后被称为“中学”、“国学”、“国粹”和“国故”。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应该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也有学者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还有学者认为“国学”主要指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研究。随着“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国学”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等。“国学”已成为学术界一个研究的热点，更成为全球化时代华夏儿女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和学术问题。
二、经典知多少？
经典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按照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我们把国学经典划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等部类，国学经典主要包括以下著作和篇目。
一是经部，包括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著作。如《左传》、《论语》、《礼记》、《诗经》、《周易》、《孟子》、《尚书》等。
二是史部，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如《战国策》、《国语》、《史记》、《三国志》、《晋书》等。
三是子部，包括诸子百家的著作。如《道德经》、《庄子》、《荀子》、《列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墨子》、《韩非子》等。
四是集部，包括各种体裁的文学著作。如《全唐诗》、《全宋词》、《李太白全集》、《乐府诗集》、《文心雕龙》、《文选》等。
五是其他，主要有“蒙学”。所谓“蒙学”，是对我国传统的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这里专指启蒙教材。如《千家诗》、《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等。
三、读法有哪些？
阅读国学经典就像在同伟人和大师们对话交流一样，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如何才能做到高效阅读呢？
一是精读与泛览相结合。精读有利于提高阅读的深度。对于高考涉及的国学经典，要做到细品精读。例如，对于教材指定背诵的国学名篇，要做到熟读成诵。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贴近作品，吟诵出作品的思想美、艺术美、情感美、生活美，力争在反复吟诵中达到“目视其文，口发其声，心同其情，耳醉其音”的艺术效果。同时，在美读鉴赏的基础上，还可以以读导写，以写研读，读摘结合，用书面语言同国学经典中的伟人和大师“对话”，产生思想情感上的共鸣。泛览有利于提高阅读的广度。为了解决高中学生时间紧与国学经典浩繁之间的矛盾，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粗读泛览，阅读原著只需了解其大意即可，不求甚解，可以借助导读资料，只初步了解其主要内容、艺术特色等。如果把精读与泛览较好地结合起来，阅读国学经典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课内阅读与课外延伸阅读相结合。联系高中学生实际，阅读国学经典要做到由课堂内向课堂外延伸，由语文课本（必修）向语文读本延伸，由教材向教材以外的经典延伸。对于风格相同、题材相似的作品，比较鉴赏时要突出其不同点；对于风格迥异、题材不同的作品，比较鉴赏时要突出其相同点，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许多国学经典与现行语文课本联系紧密，在延伸阅读时可以将其对应起来读，联系起来读，比较起来读。横向比较异同，纵向深化鉴赏，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三是应试阅读与素质阅读相结合。高考涉及的课文大都选自国学经典。经典性课文是高中学生必须精读细赏的。而素质阅读旨在为培养学生的良好素质、帮助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为传承国学经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奠定基础。因此，素质阅读较之应试阅读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如何让广大学生通过阅读国学经典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呢？首先要发挥国学经典中励志名言的教育作用。如“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学记》）它形象地告诉我们即使有最好的道理，但不去学习，就不知道它的益处。教育我们通过学习知晓道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它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否则就会收效甚微。“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它激励我们只要充满信心，就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大展宏图。“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它说明，只有多读书，知识才不会枯竭，才思才不会间断。它激励我们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像这样的励志名言在国学经典中处处可见，不胜枚举，读者可以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要发挥国学经典中名人形象的启迪作用。如屈原的政治家兼诗人形象，孔子的至圣形象、孟子的亚圣形象、烛之武的谋臣形象、荆轲的侠客形象、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杜甫的“诗圣”形象等等。第三要发挥国学经典中艺术技巧的感召作用。国学经典，美不胜收。仅就中国古代诗歌的风格而言，它就能让我们赏鉴其美，受益终身。风格是诗人艺术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如曹操的诗慷慨悲凉，陶渊明的诗朴素自然，王维的诗诗画一体，孟浩然的诗清丽优美，高适的诗悲壮苍凉，李白的诗豪放飘逸，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王昌龄的诗雄健高昂，柳宗元的诗峭拔瘦劲，李商隐的诗朦胧隐晦，杜牧的诗清健俊爽，温庭筠的诗绮丽香艳，孟郊的诗清瘦简约，李清照的诗缠绵悱恻，陆游的诗悲壮爱国......这些大诗人的经典之作是国学经典百花园中的一朵朵奇葩，显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给后学者以巨大的感召作用。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3
那么,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如何渗透德育教育呢?
一、阅读能力训练中的德育渗透
阅读能力训练中的德育渗透,凭借的主要是课文。教师讲好课文,学生弄懂课文,是语文德育的有效途径。
1.预习中的德育渗透
在上课前,教师可让学生通过阅读图书报刊、网络查询等途径,搜集整理有关爱国主义主题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生平事迹资料,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受到感化,进而得到深刻的教育。如《荷塘月色》的作者朱自清,晚年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在课堂反馈中,同学们对朱先生体现的中国人的骨气无不油然而生敬意。这样在预习中就进行了德育渗透。
2.授课中的德育渗透
教师表现出来的鲜明爱憎,会深深地影响学生,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教师发出共鸣。因此语文课可以通过生动的活动,设置特殊的情境,来进行德育渗透。首先,巧妙地导入,可以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调动学生内心的积蓄、隐藏的情感,从而认真地去阅读、体会,进而得到思想上的升华。其次,在读讲中抓住课文主题思想的阐述进行德育渗透。最后,在答疑解惑中有针对性地进行德育渗透。文章的思想性是内含在精心组织的语言文字中的,所以语文的德育思想必须通过分析具体的情节、人物、事件来实现。如:教学《岳阳楼记》一文时,我让学生讨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同学们不受限制,自圆其说即可。通过此次讨论,学生最终认识到要做一个关心天下百姓的疾苦、注重民生的人。
3.课后推荐阅读中的德育渗透
课外阅读是语文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有利于知识技能诸多方面的积累,而且有助于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师可引导学生阅读课外自读课本及中学生必读书籍,使学生通过阅读鉴赏得到自我教育,了解到应该珍惜目前所有,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如阅读《朱自清散文全集》,学生既可以感受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又可以从中体会他那深厚悠长的亲情。再如阅读《呐喊》与《彷徨》,学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先带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又如阅读《唐诗三百首》,学生可以在李白那浪漫奔放、神采飞扬的诗篇中领会他蔑视权贵、向往自由的情怀,可以在杜甫那沉郁顿挫、博大精深的诗篇中感受他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可以在王维、孟浩然等田园诗人那秀丽明净的诗篇中领会他们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之情,可以在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那雄壮慷慨的诗篇中感受他们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二、写作能力训练中的德育渗透
学生写作总要表达思想情感。俗话说“文如其人”,写作和做人相一致,教文和育人相统一,因而,在写作能力训练中渗透德育教育是有效途径之一。
1.在写作主题中进行德育渗透
作文与做人密不可分,“吾手写吾心”,教师在作文中培养学生积极向上、乐观心态、与时俱进的思想,对他们的一生发展都有很大帮助。教师应让学生在写作中思考人生,识别“社会现象”中的真善美、假丑恶,在作文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现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追求崇高人格,塑造健康自我,设计美好未来。
2.在写作指导中进行德育渗透
老师的作文指导首先要激起学生的写作兴趣和欲望。兴趣是动机产生的主观原因之一,教师可以把握这一点,因势利导,将兴趣自然地引到预定的目的上来。其次要将时代热点作为选题让学生去调查、研究。社会形势和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形成一定的潮流,成为人们在一个时期的某种追求和时尚。青少年学生更爱赶时髦、赶潮流,很愿意去认识潮流产生的社会背景,老师通过正确引导,可以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最后,教师应指出,作文必须符合调查报告的要求,宜实不宜虚,宜活不宜死,要先“调查”后“报告”,反对大话、空话、套话。如果教师能进行恰当的指导,就可以给学生在写作前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3.在写作改评中进行德育渗透
一方面,教师要有耐心、热心和诚心,帮助学生进一步认清形势,以达到共识,另一方面,要多给学生以表场和鼓励。对于学生的调查报告,哪怕其中只有一点闪光点,教师也不要忘记给予表场和鼓励。这样可以让学生在下一次的调查报告的撰写中更加充满热情和信心。当然,中学生年龄毕竟不大,阅历尚浅,认识事物、分析形势的能力不强,许多人往往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时,语文教师就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在鼓励的同时及时地指出其中的不足。
三、听说能力训练中的德育渗透
学生听说能力训练,是在口头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实现的。这个过程是学生接受各种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因而也是进行德育渗透的有效途径。
1.开展朗读和表演
学生通过生动的朗读,能把文中内在的深刻含义和丰富情感表达出来。在朗读前,教师应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情感,提示朗读的要求,再加上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很容易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自觉地感受作者寄寓在语言文字里的思想感情。有些课文剧情性强,表演相对容易、方便,教师可让学生分角色表演课文,通过对角色的理解和参与,把文中人物的思想品质和自己的价值取向发生联系,把自我转化为文中人物,与其同爱共恨,在迁移中完成对思想的洗涤。
2.开展专题活动。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4
［关键词］《菅家文草》 口语词 双音化
［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1－0075-02
所谓口语词，主要指流行于民间，人们日常生活所常用，具有通俗易懂、简洁亲切、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词语。日本学者松尾良树在《平安朝汉文学和唐代口语》一文中指出，唐代口语资料主要有7个来源，即敦煌之部、小说之部、笔记之部、史书之部、唐诗之部、私典之部、域外之部。唐诗是我们研究唐代口语不可或缺的资料，域外汉籍也是研究口语的重要资料。在日本汉诗文中，《菅家文集》是研究唐代口语在域外传播的珍稀语料。通过调查发现，《菅家文集》蕴含着大量的唐代口语词汇，仅松尾良树在《平安朝汉文学和唐代口语》一文中就列举了近百个口语词，如：阿娘、阿爷、一向、一种、一般、纵教、纵使、商量、触事、呵呵、衙头、何似、软脚、年纪等等。松尾良树对《菅家文集》的有关词汇进行了初步整理，尚未进行源流考辨。同时，也有许多遗漏，如三五、七八、七条、恼杀、此间、当时、向前、向后、街头、多许、夜来、晚来、厮儿等。本文选择以下诸词略作考述，以展示唐代口语词汇在日本的传播轨迹。
“夜来”“晚来”：蒋绍愚先生在《唐诗语言研究》中指出，《春晓》中的“夜来”是口语词，“夜来”的“来”是词尾，可以放在名词、形容词后面，构成表示时间的词语。《唐五代语言词典》中也收录了“夜来”，列举有两个义项，昨夜和夜间。《汉语大词典》中的“夜来”有四个义项：一是入夜。例子是杜甫《遣怀》诗：“夜来归鸟尽，啼杀后栖鸦”。二是夜间；昨夜。例子是孟浩然 《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三是昨天。宋代贺铸《浣溪沙》词：“笑捻粉香归洞户，更垂帘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四是魏文帝爱妾薛灵芸的别名。
据调查显示，“夜来”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鲍照《夜听妓诗》：“夜来坐几时，银汉倾露落。澄沧入闺景，葳蕤被园藿。”唐代承其用，张说《岳阳早霁南楼》：“山水佳新霁，南楼玩初旭。夜来枝半红，雨后洲全绿。”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夜来”在唐诗中出现频率较高，仅在白居易诗中就出现了12次，是一个流传比较广的口语词。在《菅家文草》中，“夜来”出现3处，主要表示夜间、夜里的意思。
《践别同门故人各着绯出宰》：悔不当时千万谢，应烦别后夜来梦。
《伤巨三郎，寄北堂诸好事》：偷谥贞文为汝诔，夜来窥得巨门星。
《九日侍宴，同赋仙谭菊。各分一字，应制》：夜来月照光明见，晓后风凉香气起。
“晚来”一词《汉语大词典》亦有收录，意思是傍晚，入夜，所举用例为杜甫《题郑县亭子》诗：“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其实，“晚来”早见于初唐李百药《雨后》：“晚来风景丽，晴初物色华。薄云向空尽，轻虹逐望斜。”王昌龄《赵十四兄见访》：“晚来常读易，顷者欲还嵩。世事何须道，黄精且养蒙。”在《白居易全集》中，该词更是频频出现，而在《菅家文集》中亦有两处出现：
《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聊命春酒，同赋雨洗杏坛花。应教一首》：“晚来春酒终无算，花色人颜醉一般。”
《叙意一百韵》：“红轮晴后转，翠幕晚来褰。遇境虚生白，游谈时入玄”。
“晚来”“夜来”都是口语词，“来”字虚化，没有实际意义。王云路《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中指出：“‘来’的含义都虚化了，其主要作用是构成双音节时间词”。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王力《汉语史稿》：“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连绵词；（二）词根加词头、词尾；（三）仂语的凝固化。”“来”作为时间名词后缀，在《菅家文集》中还出现了“春来”“秋来”“夏来”“近来”等词。同时，在《菅家文集》中，“来” 还有动态助词的功用，如“添来”“饮来”“归来”“往来”“分来”“怀来”“适来”，又有用作形容词词缀的“新来”“怪来”等。
“厮儿”“厨儿”：“厮儿”，在《汉语大词典》中列有两个义项，其一：轻蔑的称呼，犹言小子。例子是宋代吕居仁《轩渠录》：“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婶笑云：‘原来这厮儿也不识字，’闻者哂之。”其二：小男孩。例子是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一本楔子：“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江蓝生先生《唐五代语言词典》中收录了“厮儿”：“对奴仆的称呼。”举例《变文集》卷三中《燕子赋》：“如今会遭夜莽赤推，总是者黑厮儿作祖。”以及卷二《庐山远公话》：“此个厮儿，要多小来钱卖？”《唐五代语言词典》还收录了“小厮儿”：“小孩”，举例《变文集》卷一《张义潮变文》：“莫怪小男女哆语，童谣歌出在小厮儿。”《汉语大词典》的义项缺失并且例子较晚。王季思对《西厢记》中的“厮儿”校注：“元人称男孩曰厮儿”。厮儿不是元代才有的对男孩的称呼，唐代就有，并且“厮儿”是对奴仆的称呼这个义项在《菅家文草》中得到了证实。
在《菅家文集》中，“厮儿”一词出现了两次：
《依病闲居，聊述所怀，奉寄大学士》：厮儿闷见鱼生釜，门客笑归雀触罗。身未衰微心且健，医治有验复如何。
《叙意一百韵》：鱼观生釜，蛙咒聒阶砖。野竖供蔬菜，厮儿作薄。
“厮儿作薄”。“”是粥，作稀粥的是“厮儿”，也就是奴仆。“门客”与“厮儿”对仗，“门客”是寄食于贵族门下并为之服务的人,“厮儿”相应的也就是为主人服务的奴仆。《唐五代语言词典》的举例都是敦煌变文，在唐诗中并没有发现“厮儿”的用例，《菅家文集》的例子丰富了诗歌语言中口语词的用例。
提及“厮儿”的，还有唐代《寒山子诗集》序：“州曰：‘苍天，苍天！’山曰：‘这厮儿宛有大人之作。”’“厮儿”一词发展到后来，还有了“假厮儿”“秃厮儿”。“假厮儿”出现在金代，海陵时宫中扮男装的女性，称假厮儿。《金史•后妃传上•昭妃阿里虎等诸嬖》：“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秃厮儿”在《中原音韵》中提及，释义为小沙门，也就是小和尚，小沙弥。
《菅家后草》中还出现了“厨儿”一词：
《雨夜》：架上湿衣裳，箧中损书简。况复厨儿诉，灶头爨烟断。
“厨儿”也就是厨师。《汉语大词典》并未收录“厨儿”，《唐五代语言词典》《全唐诗语词通释》等词典也未收录。《全唐诗》中没有出现“厨儿”。检索汉语语料，也未见有“厨儿”一词，只有“厨下儿”的用例，如《三国志•吴志•甘宁传》：“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菅原道真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晚唐，“厨儿”一词有可能是日本词语。查阅《日本国语大辞典》也并未收录此词。在《菅家文集》中仅出现了一次，也许是菅原道真模仿“儿”缀而创造的新词吧。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词尾‘儿’是从唐代开始产生的。”“又比如‘牧儿’‘庐儿’‘侍儿’‘歌儿’‘僮儿’等，其中的‘儿’虽不直接用作本义，但却表示一类人，因此不能认为是后缀。”《菅家文集》中出现的“厮儿”和“厨儿”是词汇双音化发展的结果。在《菅家文集》中还出现了“莺儿”“黄雀儿”等后缀语素。在《全唐诗》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儿”词，用于鸟兽虫类后面，如青雀儿、青鸟儿、黄莺儿、白鹭儿、鹿儿等。
“几许”“多许”：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卷三：“许，估计数量之词”。“少许、多许、一许，皆估计数量之辞。无事诠释。其习见着则为几许”。松尾良树在《日本书纪和唐代口语》中把“几许”视为数量疑问词，同时把“几许”与“几多”归为唐代口语词。他指出：白居易的诗歌中“几许”出现了16次，“几多”出现了11次，两者都是数量疑问词。
“几许”也就是多少，若干，早见于《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陶渊明《杂诗•其五》：“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南朝民歌《读曲歌》：“逋发不可料，憔悴为谁睹。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缓几许。”谢《赠王主簿诗》：“含笑解罗襦。余曲讵几许”。“几许”按照出现的时间来说是汉代的口语词，不应该是唐代口语词。但是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收录了“几许”，江蓝生《唐五代语言词典》中亦收录此词。
在《菅家文草》中“几许”出现的次数不多，只有一例：
《晚春，同门会饮，庭上残华》：荣枯物我自应知，春晚残花几许枝。人有同门芳意笃，鸟无比翼暮栖移。
“几许”在《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较多，有八十余次。因其在唐代诗歌中大量使用，所以认为是唐代词语。白居易诗歌中出现“几许”多达10次。
“多许”：犹众多。《汉语大词典》的例子是宋代王《唐语林•赏誉》：“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其实，“多许”一词早见于唐代，应该属于唐代的口语词。白居易《自题》：“功名宿昔人多许，宠辱斯须自不知。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随例未量移。”在唐代《佛本行集经》中，也多次出现“多许”一词。例如：“我今独自不能淹消食多许金，即便携将五百钱，直还向兵将婆罗门边。”（卷40）“若不能办多许钱物。则汝自然不离家居。”（卷45）“集聚多许阎浮檀金。造作女形。”（卷47）《菅家文草》中出现了一例“多许”：
《早春侍内宴，同赋无物不逢春，应制》：诗臣胆露言行乐，女妓妆成舞步虚。侍宴虽知多许事，一年一日忝仙居。
“多许”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较少，仅在白居易诗歌中发现一例，所以《菅家文集》中的“多许”是较珍贵的例证。“多许”与“许多”两者的意思基本一致，都是众多。“许多”较“多许”出现的时间早，例子也多。《寒山诗集》：“如许多宝贝，海中乘坏舸。前头失却桅，后头又无柁。”张说《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绕殿流莺凡几树，当蹊乱蝶许多丛。春园既醉心和乐，共识皇恩造化同。” 常非月《咏谈容娘》：“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许多”与“多许”都是唐代口语词，但是在《菅家文草》的诗文中只使用了“多许”，没有“许多”的用例。
《菅家文集》作者菅原道真明显受到白居易的重要影响，口语词使用较多。《菅家文集》中还有大量的口语词，正如松尾良树先生在《平安朝汉文学和唐代口语词》中所阐述：动词+助字是口语用法的特征。动词+助字所构成的词语在《菅家文集》和白居易诗歌中的例子较多，例如：《菅家文集》中“破却、忘却、谢却、厌却”，白居易诗歌中有“减却、除却、忘却、失却、抛却”。《菅家文集》有“恼杀、恨杀、笑杀”，白居易诗歌中有“笑杀、爱杀、消杀、愁杀、欺杀、恼杀、悔煞、思杀、忍杀、热杀”。王云路在《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中提及了“取”字作词缀，并指出“取”在双音节动词中含义逐渐虚化，处于附属地位，其作用主要是使动词双音化。《菅家文集》中有“算取、闻取、咏取、分取、结取、看取”，白居易诗歌中有：“听取、记取、收取、看取、留取、聊取、换取、买取、想取、闷取、巡取、忍取”。菅原道真学习并模仿白居易，从这些词语中可以显现出来。附加式的双音化在诗歌语言中发展较快，《菅家文集》中“来”“杀”“却”“取”等例子丰富了口语词语料，并且展示了汉语在域外传播的部分面貌。
【参考文献】
[1]川口久雄校注本.菅家文集.岩波书店,1966.
[2]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3]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4]松尾良树.日本书纪与唐代口语.和汉比较文学,1987年,第3期.
[5]王云路.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
[6]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5
【关键词】色彩；诗歌创作；空间意识；时间意识；境界
色彩本是个绘画术语，它只能通过视觉来辨别，作为诗歌语体的语言，虽不能像绘画那样直接地以色彩描绘客观事物，却可以通过色彩词的运用艺术地表现事物的方位、层次及远近距离变化，描摹出迫在眉睫的实景来。并且诗歌语言可以披上色彩的外衣，以想象为翅膀，穿越时间的帷幕，自由地遨游于现实、过去和未来之间，营造出更加丰富、更加瑰丽的想象之景。简言之，诗美艺术往往通过先“色”夺人，设“彩”造境，以给予人们直觉的审美愉悦。
一、诗歌通过色彩描写突出空间意识的距离感
诗人利用色彩的透视规律表现空间意识的层次距离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当乘上火车眺望远处的山峦时，只见一座座山峰像是一层虚幻的薄幕蓝纱横挂在地平线的上空，这是远山。山快到了时，我们隐约可以看见朦胧在紫灰色中的山村、树木和梯田。到了山脚，我们才清楚地看到绿树红花，这就是自然界的透视现象。光与色彩在地球的大气中有透视问题，一般规律是近暖远冷，近纯远灰。中国的山水画家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通过设色以显示绘画的层次、韵味、立体感，诗歌同样也可以运用色彩词写出不同距离景物的层次变化。如“北姹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王维的《北姹））诗歌前两句写近景，杂树和朱阑历历分明，朱阑在诗人眼中呈现红色，说明它是视距较近的景物。因为物体若在远处，视距很长，不仅色彩的观感大为削弱，而且色性也偏于冷寒。后两句写中景和远景，中景是一片青林，远景则是视觉中更远的南川水，明灭在青林之端，色彩迷蒙。王维运用朱、青、迷蒙的灰几种色彩所产生的视差效应，把视距较近的朱阑、视距较远的青林和视距更远的湖水各自的形象都渲染得十分醒目。再如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仅诗歌中颜色词的对仗非常工整，而且这些不同的色调会引起人们对距离感觉上的差异。两句诗像是一幅图片，黄、翠、白、青四色，由近而远，点缀得错落有致；由点而线，排列得层次分明，这里的色彩描写同景物的远近距离是完全吻合的，色彩本身就生动地体现了物像的层次感和画面的空间性。
另外，诗人可以利用色彩的浓淡法表现空间的远近变化。南宋画论家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说：“有烟雾暝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1]可见绘画中可以利用浓淡色的交互变化表现空间距离，其规律一般是近景色浓，远景色淡，再远则似有若，有时也相反。绘画的这一规律在古代诗歌的色彩描写中也有生动体现。如“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王维《新晴野望）），诗人精选了明暗交错的四层色调，把眼前的绿色稻田，田外的白水，水外的青山，山外的碧峰色彩由浓到淡一层层烘染开去。这一切，比平时不只是更具色彩、更具度，而且还更具层次，更有格局。又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眺》），山在近处为绿茵葱郁状，中景的山呈蓝绿青翠色，远山较之近山，明度高而色性偏冷，其色淡蓝如天，更远则更浅，影影绰绰，似有若无。诗人通过色之浓淡表现出由于距离渐远而形成的物像的轮廓形态、明暗色调的变化。而韩愈的《早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却显示了正好相反的规律，即近景色淡，远景色浓。诗中第二句写小草沾雨后的景色，描画出了远看似青，近看却无的朦胧景象。“草色”一句体物极细微，于远近有无间直摄早春之魂，同时非常符合色彩浓淡变化带给人的视觉感受。所以前人曾夸赞说：“景绝妙，写得亦绝妙”（朱彝尊《批韩诗》）。还有“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王维《终南山》），“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王维《书事》）等，这些作品中由远景到近景之间，出现了或明或暗、或迷蒙或光亮的各式各样的色彩，皆因色彩点染造成了画面远近虚实的层次，使自然景色有了一种若隐若现、氤氲流动的朦胧美。
二、诗歌通过色彩描写突出时间意识的流动感
每当我们读到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红绿相向的美丽画卷，而在这红绿之间却横生了“流光”这一抽象的概念。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的表现。艳彩浓墨绘云山，是画家和诗人的共有情趣。但是绘画显示的只是被凝固了的客体瞬间的色彩形象和画家短暂时空中的色彩感受，诗歌显示的却可以是流动着的色彩景象和诗人更为丰富独特的色彩感受。因此诗歌的色彩常常可以表现为一种时间流程，显示时间意识的持续性和动态性，使整个诗歌作品成为一个整体和谐运转。如大家熟悉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用得绝妙。因为一个“绿”字，既有色感，又有动感，顿时让山峦叠翠，峻岭铺绿，山山水水似乎也为之鲜活、灵动起来，写出了江南春草的颜色，也写出了小草在春风的吹拂下持续转绿的变化过程。还有“片霞照仙井，泉底桃花红”（钱起《石井》），“轻云未扑霜，树杪橘初黄”（钱起《江行无题》），“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都用色彩的转移显示出自然界的时序变换。这些诗例都是用一个色彩词暗示出时间的持续性，有时诗词还会以两种色彩的并列来表现时间的流动性。如《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诗句，诗人敏感于“往”与“来”中时序的变迁，以绿柳和白雪的对比显示季节的流动并生发出沧桑之感。如“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王淇《春暮游小园》），作者不直接写时序的改变，而通过写梅花的红色渐变成梅叶的绿色，梅树上花渐凋零而叶渐繁茂，海棠上又出现了新鲜的红色这一现象，突出色彩的动感，在色彩的过渡变化中显示出时间的流动性。
三、诗歌通过色彩描写营造空灵的意境美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2]意境的创造是中国古代诗歌重要的审美特征，而意境必须以其存在的广延性，以其空间位置呈现出来，即在诗歌中都必须以描写空间意象为条件。“色彩是视觉最响亮的语言”，诗歌的色彩描写能真实地描摹出再造意象的具体特征，营造空灵的意境美。
诗歌中的色彩对意象的视觉效果有着强烈的显示功能，把色彩巧妙地应用在诗中，可以使意象鲜活，而如果色彩的调和对比能够符合色彩学的原则，就能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诗人为了描绘一个全新的境界，有时用单一色来渲染画面，从而加强了读者的视觉印象。如绿色是春的主宰，它伴随着春天的旋律，舞出淡绿、翠绿、碧绿、墨绿等等姿色，深浅相宜，明暗相称。“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李白《春思》），“鸟鸣桑叶间，绿桑更柔柔”（王建《采桑》），“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王之涣《宴词））等，单用绿色就汇成一个吐绿滴翠的欣欣世界。诗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渲染出一幅夕阳照枫林的红系列画面。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又描绘出一幅雪花漫天飞舞的白色画卷。有时诗人还用两种色彩的对比来营造意境，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上句漫收近景，绿树环抱，下句眺望远景，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其中通过绿与青同色系的柔和对比，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如许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写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这里又是通过冷暖色的强烈对比来营造广阔悠远的审美意境。有时诗人也运用多种色调来刻画意境，如徐元杰的“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湖上》），在红花绿草的背景中，加了莺黄的过渡色，鹭白的中间色，对比得到冲淡缓和，使画面更加赏心悦目。杜甫的《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浓彩重墨渲染了一派怡人风光，山青翠，花红艳，鸟翎白，碧波绿，景象清新，赏心悦目。还有“丁宁红与紫，慎莫一时开”（韩愈《花源》），“红树青林外，黄芦白鸟边”（殷尧番《郊行逢社日》），“紫塞别当秋露白，碧山飞入暮霞红”（徐夤《鸿》），“赤叶黄花随野岸，青山白水映江枫”（李端《送濮阳录事赴忠州》）等，都是通过丹青妙手般的色彩点染营造出五彩缤纷的优美意境。
色彩不仅赋予了诗歌时空意识的呈现，境界美的提升，同时也饱含了诗人浓郁的情愫。在诗里，读者可以轻易地发现作者通过色彩的摹写而营造出的情感氛围。如取暖色调可以造成欢乐、热烈的气氛，像红、白、金显得气焰光彩、高贵华丽，红、黑、金则隐耀富贵庄重；如取冷色调可以给人安详、悠然的的氛围，像蓝、绿、白的结合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蓝天、湖面、远域的森林；如取灰色调可以带来浑厚、持久的感受，像米灰、紫灰、青灰显得从容和沉静，而土黄、土红、土绿及褐色则点染淳朴、稳重之姿。所以聪明的诗人莫不抓住朝夕更替的瞬间，以色彩相互的敏感，去把握协调的色彩构图，书写出独特的情绪体验。无怪乎狄德罗这样断语：“素描赋予人与物以形式；色彩则给它们以生命。”诗歌中的色彩打破了传统绘画色彩只能给人感官刺激的原始功能，而触及到生命的脉搏与呼吸，在转瞬即逝的歌唱中介入了心灵的色彩与美，驱动诗歌真正进入诗美的艺术形态。
注释：
[1] 转引杨春燕.《论中国古典诗歌色彩描写的空间意识》，《写作》，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期，第4页。
[2] 王国维著、吴洋注释.《人间词话》，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参考文献：
[1]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艾青.《诗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4] 王国维著、吴洋注释.《人间词话》，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