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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农李绅范文1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城镇化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要地不要人。”……两会上，新型城镇化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不能让土地城镇化快过人的城镇化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74亿人，但他们中许多人“身在城里，脚在村里”，享受不到城市的同等待遇，没真正变成城里人。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到2020年实现两个城镇化率目标，意味着今后的城镇化更注重质量。要有土地的保障，要有产业、就业的支撑，要有人口的聚集，还要有公共服务，不能让土地城镇化快过人的城镇化。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共识。“户籍制度改革是突破口。”江西省赣州市市长冷新生代表说，长期以来，养老、医疗、教育等政府公共服务附着在户籍上，造成城乡不统一。农民进城成本大，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鼓励各地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提高居住证的“含金量”，保证外来人口能够公平享受到城市各项基本公共服务。
“有房住，才能留得住人。”河南省三门峡市委书记赵海燕代表说，要保障农民买得起房，地方政府应bI财政补贴、金融服务等诸多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同时扩大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实现居者有其屋。
钱从哪儿来？代表委员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人地钱”挂钩政策，有利于形成成本共担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
张桃林说，还要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让农民进城真正无后顾之忧。
不能只盯着大城市，避免没有产业建“空城”
代表委员们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只盯着大城市，要优化城镇布局，更加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小城镇和特色镇。
“发展中小城镇是今后主攻方向。”张桃林说，中小城镇一头连着大城市，一头连着农村，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可以与大城市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多层级城乡体系。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能够容纳农民工就业创业，让他们挣钱顾家两不误。
“新型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避免一哄而上建‘空城’。”赵海燕说，人的城镇化关键在就业，中小城镇离不开产业支撑。在空间上，要通过建设产业区、特色商业区吸引产业聚集；在结构上，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生态农业，带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
发展中小贼镇，重量更重质。“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引导优质公共服务向中小城镇配置，加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让生活更美好，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协调。”张桃林说。
不能冷落了农村，应推进城市资源流向农村
代表委员们认为，5年后城镇化率达到60%，还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冷落了农村。
张桃林说，补农业农村短板，不能就农业补农业，必须跳出来，从更宽视野、更长远发展谋划，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发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作用。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公共服务的城乡并轨。采取更有效的财税政策，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加快由城市向农村聚集，不断拓展农民就业新空间，开创农业发展新业态。
悯农李绅范文2
西陕县位于秦岭南部,林业资源丰富,加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应各种食用菌的生长,永丰食用菌公司响应西陕县政府“建设农业大县,菌果强县”的号召,不断开拓创新,已经发展成为西陕县食用菌行业很有影响的企业。
1987年,高中毕业的张殿钦加入到香菇种植的队伍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凭着农村汉子的坚韧与执着,他很快掌握了香菇的种植技术,第一年喜获丰收,成为远近闻名的种植大户和技术能人。
不久,他就瞄准了菌种市场,成立了永丰食用菌公司,专门从事菌种的研制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他发现人工装袋,往往由于力度把握不均,生产出来的菌棒虚实不一,影响食用菌的生长,降低经济效益。能不能发明一种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呢?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然而一个农民没有专业知识,要发明出这种机器谈何容易!
从那以后张殿钦就开始不停琢磨,试验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半夜醒来有了一点灵感他马上翻身下床;有时正吃饭,他会放下饭碗,投入到试验中。他对发明近乎痴迷的态度让家人不解,但又无可奈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一名高材生高健的大力配合下,张殿钦终于收获了第一次成功的喜悦。“当第一台机器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一样”回忆起第一台机器诞生的场景,他至今仍然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那天他亲自合上电源,不到一分钟,一根坚实的菌棒就生产了出来,但是每根菌棒成型后不能自动掉下来,怎么才能让菌棒自动掉下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张殿钦。他每天除了忙碌的业务外,就是围着那台凝聚着无数心血的装袋机转。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揭开谜底的钥匙。
2006年三月的一天,有朋友约他外出办事,在他拉开面包车门的那一刻,终于从车门滑道上找到了揭开谜底的钥匙。他立即赶回厂里,在机器上增加了一个滑坡式滑道,菌仓在菌棒成型后在外力作用下,顺着滑道慢慢打开,菌棒就不由自主地掉在了地上。试验成功后,张殿钦高兴得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将自己的成果投入到生产中,原本一天需要十多个人装的原料,现在五个人就能完成,工人们连连称赞,张殿钦也觉得无比的自豪。
张殿钦发明了自动装袋机的消息很快就在圈内传开了,那时每天都有许多同行前来参观学习。他们对这位善于思考、充满智慧的同行十分钦佩,大家希望他赶快申请国家专利,让这台自动装袋机早日批量生产,投入市场。不久之后北京一家机械设备厂商慕名而来,准备50万购买这一技术,然而张殿钦觉得机器刚刚问世,有些地方尚待完善,还没有申请国家专利。于是他婉言谢绝了对方。
悯农李绅范文3
【关键词】宁德 ; 农产品深加工;农民持续增收;对策研究
如何探索和破解宁德市农民增收问题,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摆在宁德市政府及农业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解决宁德市农产品深加工能力,则是破解宁德市农民持续增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就提高宁德市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出一些思考。
一、宁德市农产品加工业现状
近年来,我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积极采取政策扶持、招商引资、优化环境、强化服务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09年我市农产品加工企业(除水产品、竹木加工企业)5890家,产值达137.56亿元,年平均增长18%,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6%,比2005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增值率达到60%。
2、规模企业不断壮大。各级龙头企业通过增资扩产,规模越做越大,实力明显增强,带动能力增大,市场辐射面扩大,显示出较强的扩张能力,成为我市区域经济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2009年规模以上企业109家,比2005年净增31家,实现产值51.78亿元,是2005年的1.9倍,其中宁德南阳实业有限公司成了我市第一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3、科技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市各级农产品加工部门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引进,改造、新建,引进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先进生产工艺和生产线,推进了农产品加工由作坊式粗加工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系列化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如福安市林芝茶厂新建一条坦洋工夫红茶工艺造型生产线;古田山花食品有限公司在原有日产500kg珍珠银耳茶生产线的基础上,引进一条日产800kg珍珠银耳茶生产线。同时通过产业联盟,宁德投洽会、福建项目成果交易会和“院市合作”的机会,许多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一些企业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培育和吸纳了一批高层次的技术人才。
4、区域特色的加工产业体系逐渐形成。几年来,各级农产品加工业部门发挥资源优势,选准项目,基本形成了茶叶、食用菌、粮食饲料、畜产品、果蔬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体系。一是福安、福鼎等地已初步形成区域特色茶叶产业集群。福鼎市白茶加工基地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福鼎市星火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区和福安市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区被评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二是食用菌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古田县玉田农产品加工区按照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逐步构建了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纽带,联结商贸拓市场、联结基地带农户、联结科研出精品的新型产业链,带动了农户、基地和关联产业发展,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5、产品竞争力不断加强。我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多年来通过开发新产品,不断调整,优化产品结构,逐步形成了产业多元化、产品系列化的良好态势,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一是开发新产品。如南阳实业有限公司依托生猪养殖基地,发展饲料加工、大米加工和肉制品加工,形成了多元化的经营格局,拉长了产业链,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福鼎好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根据市场需要,开发了六大系列槟榔芋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销售区域不断拓展。二是培育品牌。通过技改,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涌现了一批省级名牌,树立了企业新形象。全市已有48个绿色食品,53个产品通过了无公害产品认证。
6、社会贡献不断加大。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了17万人的就业岗位,每年支付17亿元的工资报酬,平均每年为每个农村劳动力增加近1000元的收入。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市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主体力量,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宁德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起步晚,与其他设区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农业产业化龙头组织的有力带动。虽然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近几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带动全市各乡村农民共同致富的要求来看,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只有宁德南阳实业有限公司成为我市第一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多数企业仍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龙头企业整体带动能力有限。此外,农户与龙头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尚未建立,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由此导致农产品加工明显滞后,产业的出路和增值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的能量还比较有限。
2、缺乏科技的有力支撑。虽然近几年“科技兴农”在全市上下已形成共识,各种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农产品加工企业科技水平也有一定提升,但在对外农业技术合作等方面路子不宽,尤其是在宁台农业合作上虽有地利之便,却未能有大的进展;在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农产品深层次开发和综合利用上也进展缓慢,精品不多,农产品附加值低。
3、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持。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很难得到信贷部门支持,而农村信贷机构又存在网络不完善、贷款利息较高等问题,导致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经营大户特别是分散农户信贷困难,农民投资创业艰难。资金缺乏,投资乏力,是当前制约宁德市农产品加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也是制约农民投资创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4、缺乏信息的有效服务。由于区位条件限制,农村信息闭塞,获取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供求信息及新产品、新设备、新科技信息等渠道狭窄,手段方法简单,难以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生产、销售及升级换代形成有效服务,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壮大。
5、缺乏人才的智力支持。我市农产品加工业总体上处于初加工多、水平低、规模小、综合利用差、耗能高的初级阶段,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实力不强,家族式管理模式随处可见;企业缺乏规范的制度和科学的管理,其中关键是缺乏职业经理人和中高级技术人才。但由于条件的局限,要面向更广的区域求聘人才,显然极为困难;而本地的人才又囿于政策的局限,未能充分得到利用。
三、提高我市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对策思路
提高农产品深加工能力、破解农民增收难题,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是当前宁德市政府及农业部门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宁德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为此,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各有关部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必须共同努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快速、稳定增收。
1、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建立,可以加大营销力度,改善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同时可以改变农产品大量集中上市,价格下跌的境况,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建议宁德市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税费减免、贴息贷款、产销信息引导等鼓励和扶持政策。并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增加对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的技改投入;各级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等,要重点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基地建设、科研开发、技术服务、质量标准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科技、农业、乡镇企业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科技开发资金、教育培训资金,应有一定比例用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外经贸部门应加大对农产品加工制品出口的支持和协调服务。同时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控股等方式,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结和重组,促进有益资产的优化组合,打破以往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实现从产品到资本,从产品运作型到资本经营型的经营模式转变,促使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尽快成长起来。
2、培育农产品加工示范区,提高品牌知名度
应充分发挥我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着力建设一批食用菌、茶叶、畜禽、果蔬、粮油食品加工示范区,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鼓励和支持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实行原料生产基地、科研开发、生产加工、营销服务一体化经营,建立一批农产品加工一体化示范工程。鼓励企业开展“三品”认证,积极申报名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提高企业的品牌知名度。
3、完善农产品加工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信息体系建设,利用“969155”服务热线和农村信息网,建立农产品加工信息平台,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及时。鼓励成立农产品加工专业协会。引导协会根据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培训、管理、信息等各方面的服务,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组织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县级管理机构到省外先进地区参观学习,拓宽视野、更新理念,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4、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标准体系
应加快制定符合我市实际和国际惯例的农产品原料和加工制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尽快形成完善的农产品加工业质量标准体系,把推行农产品和加工品质量安全标准与建设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起来,逐步建立标明产品的产地、质量、标准的等级标识制度。鼓励和推进企业积极推行GMP和HACCP、ISO质量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等认证,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建立对世界有关标准组织动态跟踪的制度,鼓励和积极采用国外的先进标准,推进我市农产品加工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5、优化人才环境、筑巢引凤
农产品加工企业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对有技术、愿意返乡自主创业的优秀大学生,通过申报审核,开设绿色通道使其挂靠有关科研单位,以便解决其创业期间资金往来、评定职称等困难。对高薪引进的人才,要在更新知识、提升能力方面给予提供方便,要营造一个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的软环境。对多数人才来说,待遇虽然是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成就事业的环境。目前我市不少乡镇不同程度存在人才部门所有、人才流动不畅、人才使用排资论辈等问题,建议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人才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为一些人才流动到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
6、充分发挥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
应对农产品加工产业链的经营方式进行创新,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形成“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鼓励农户通过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与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交易,形成稳定的、比较公平的利益关系,保证稳定的、规格和质量符合标准的加工原料供应,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及各类专业协会等,发挥它们在技术推广、培训、管理、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加强规范管理,使其带动农户遵从市场规则,维护农产品生产、加工、贸易中各个方面的利益。
7、积极开展宁台农业经济合作,促进我市农产品加工业的升级转型。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煊的产业演进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加工制造业向外转移和传统产业升级步伐加快。由于两岸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台湾加工制造业的外移和传统产业升级迫切需要祖国大陆的支持。宁德与台湾具有“五缘”优势,更应紧紧抓住机遇,主动积极地与台湾开展农业经济合作与对接,汲取台湾地区先进的农业发展技术及利用高新技术对农产品进行深层次开发和综合利用上技术的先进经验,引进台湾农业产业富余的资金、设备及人才,促进农业的深度合作与对接,为我市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升级转型服务。
参考文献:
[1]“2009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综述”《红旗文稿》2009年第24期。
悯农李绅范文4
2011年，浙江省农业厅和浙江农林大学开设“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即农业“MBA”班），专门培养“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学费全部由省财政承担。报名条件是：在农业经营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并且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经过各地农业部门筛选，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试合格后，根据成绩单独招生。
2月25日，由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省农业厅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现代农业经营领军人才提升班”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的69名负责人成为了该提升班的首批学员。这69名学员都是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后择优录取的，分为专科和专升本两个班次。其中37位具有高中文凭的社长，被录取为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生，另外32位具有大专文凭的社长，录取为经济学专业的专升本学生。在接受完为期两年半的学习并通过考核后，他们可以拿到国家承认的大学学历证书。浙江省农业厅农业教育培训中心工作人员胡晓东表示，开办这个班的目的就是改变原来对农业人才的粗放式培训方式，通过实际技能培训、案例教学和专题讲座等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向他们传授现代农业营销知识，目的是培养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有知识、懂经营、善管理的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浙江农林大学校长周国模教授表示，这个试验性质的提升班才刚刚开班，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教学管理模式，今后将不断完善。同时，今后提升班的选拔范围将逐步放开，除农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主外，还将探索向普通农民放开的途径和方式，让所有农民都能够受益。
事实上，从2004年起，浙江就正式启动了“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目的是要把广大农民培育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004年到2010年的7年间，浙江省财政投入农民培训补助资金3.5亿元，带动各级政府投入资金25亿元，已有1002万农民兄弟接受了各类培训。2004年，慈溪市新浦镇余家路村69岁老农罗伟章走进镇成校开办的丝瓜络专业“绿证”培训班。当年，他家6.5亩丝瓜络获得空前丰收，收入整整增加了10倍。2009年，临安龙岗镇前山下村农民阮银军，在杭州市千家农村青年网店培养计划影响下，开始尝试网上营销山核桃。2010年，浙江省首家“农民学院”在湖州开学，首期200多名农民大学生入学，学完全部课程并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大专文凭，还可升入浙江大学有关学院继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七年来，许多原本过着“种粮吃饭、喂猪过年、养鸡换盐”小农经济生活的浙江农民，实现了人生蜕变。
为期7年的浙江“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圆满收官后，新一轮“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迅速铺开。浙江省农办有关人士表示，此轮培训，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目标之高，前所未有。据了解，仅“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浙江省级财政预计就将投入8500万元。“让更多农民成为自主创业者、稳定就业者和进城落户者是浙江进入‘十二五’之后新一轮农民大培训的目标。”而浙江农林大学这个开班不久的农业“MBA”班，只是这一拨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未来，这样适应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各类高素质农民培训将在浙江大地更深入地推开。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景淼说：“浙江近几年来都在着力打造‘现代农民’，因为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民’，这是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2. 云南“农文网培学校办学模式”全国推广
2009年5月22日，云南省文化厅组织召开全省农村文化信息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启动建设“农文网培学校”（即云南省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的工作。同日，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两碗乡文化站建起了全国第一个直接服务于“三农”的农文网培学校。目前，全省已建成855个农文网培学校，1800个农文网培分校，累计开展各类农民素质教育培训活动1万多次，培训农民群众80多万人次，服务农民群众200多万人次。按照计划，“农文网培学校”将于年内覆盖云南省所有乡镇，力争2013年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
2011年4月20日至21日，由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组织召开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经验交流会在昆明举行，推广云南省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工作模式。
【图表说明】对比河北邢台、浙江以及云南三地的新型农民培训可以发现，其共同点都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其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对象以及培训结果四个方面。通过对比三地的经验做法，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我国在新型农民培训方面的各种有益探索，以为各地开展相关培训提供借鉴和帮助。
“农文网培学校”的运行模式主要为，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海量信息资源作为教材，利用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的活动场地作为课堂，利用文化站/室的管理人员作为辅导员，通过在文化站（室）建设“农文网培学校”，下设“电子阅览室”、“农民培训教室”、“图书室”等设施，采取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与现场培训、流动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培训。这种模式，整合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设备设施、人员和信息等多项资源，创新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的运行方式，在开展农村实用人才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下一阶段大力推广和推进的重要模式之一。
“农文网培学校”主要有四个特点：它是一所直接服务于“三农”的农民学校，通过“文化乐民”服务农村、“文化育民”服务农民、“文化富民”服务农业；它是一所全覆盖、开放式、社会化的“无围墙”学校，实现了共享工程建设到哪里学校就开办到哪里，农民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农民什么时候需要学校就什么时候开放；它是一所为农民免费提供终身文化服务的学校，采取科技化的学习手段、个性化的学习形式、信息化的学习内容，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它是一种破解当前基层文化站“不活”难题的有效方式，解决了文化站服务单一和功能萎缩的问题。
悯农李绅范文5
【关键词】 社会认知理论 农民工子女 身份认同危机 处理策略
一、引言
2013年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农民工子女状况研究报告》中表明，城乡农民工子女规模达到3581万，比2005年增加超过四成。由于农民工子女大多随父母务工进入城市，因此他们是被动进入城市。这种被动进入城市的状态容易造成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困难和出现心理问题。研究证明，农民工子女是脆弱、敏感而自卑的，不愿意和他人交流沟通与合作，有被歧视的感觉。在较多负面情绪的包围下，农民工子女还易出现负面行为，甚至是行为。研究表明，造成农民工子女充满负面心理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被动进入城市之后，农民工子女面对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难免出现焦虑和不安。甚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还会影响其健康人格的形成。
同时，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大多为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很少有时间和知识储备帮助农民工子女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有学者认为造成农民工子女身份危机的根源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社会排斥。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这种排斥既体现在宏观的经济、文化和制度三个方面，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因此，当农民工子女觉知到这些排斥后，其社会认知便较易发生冲突，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内化状态。不同的身份内化状态，将影响农民工子女的行为表现。因此，有必要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分析并解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
二、社会认知理论视角的农民工子女群体身份认同
1、费斯廷格的社会认同理论
费斯廷格认为个体的每一种认知结构都是由诸多基本认知元素构成。认知是认知结构中的“元素”，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可以用诸如思想、观念、态度或信念等来表示。认知元素之间既可以相互独立也可以相互关联。当认知元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又同时处于不一致的情况下，将会导致不协调（out of tune）。这种不协调反应在认知层面上就是“认知失调”。当个体出现了认知失调时，往往会从三方面出发来应对。第一，改变行为。使主体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认知。第二，改变态度。使主体的态度认知符合其行为认知。第三，引进新认知元素消除不协调感。费斯廷格通过实验证实在改变态度方面，小诱因比大诱因更起作用，小报酬在推动人们从事一项活动方面比大报酬作用更大。费斯廷格的社会失调理论作为强化理论的对立面，在促进个体从认知层面作出更改是非常具有效应的。我国传统的教育观倾向以借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中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来促进个体的行为变化。但是，这种形式却忽视了个体认知心理规律的功能。
2、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成因
刘欣在构建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认同理论中，认为流程儿童的城市社会认同是一个由内及外环环相扣的层次结构。其中，农民工子女城市认同的最外层是行为趋同，中间是情感归属，而最内在核心则是核心价值。因此，改变农民工子女认知时，不能够简单地局限在其行为是否改变，更应该从农民工子女的情感归属和核心价值来看。考虑到核心价值是群体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们有必要探讨农民工子女群体身份认同危机成因，就无法回避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与其同伴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同伴关系会给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造成影响。杨福义和梁宁建在对青少年内隐自尊的影响中指出，同伴关系对身份认同有影响；史丽君则认为和谐的同伴关系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树立起社会角色的正确认知；郑友富和俞国良则认为同伴交往对儿童的身份建构有重要作用；戴丽敏等人则认为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会使农民工子女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怀疑，进而增加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也必然会影响其同伴关系。研究表明社会认同程度高的个体会更愿意和主流群体在一起，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越更强。也有人认为，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状况差，身份认同易模糊，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出现“低人一等”的念头。这样的念头使农民工子女在面对城市儿童，往往容易出现自卑情绪，不容易进入到城市儿童的群体中。雷有光也认为，正是由于农民工子女的边缘化地位使其在同伴交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农民工子女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和城市儿童成为好朋友，但由于他们的自卑情绪和弱势地位，使其容易认为城市儿童是不友好的。最后，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融入尝试受挫后，便会选择放弃融入城市生活，转向和其他农民工子女交往。范兴华等也认为，老家认同严重的农民工子女不愿意和城市人群接触，甚至会排斥城市人群。而城市认同则让农民工子女愿意融入到城市中，愿意和城市儿童交朋友，有更亲密的互动。
3、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的处理策略
大量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倾向将自己视为城市的“外来者”。研究者通过城市中第三方视野得出的结论也验证了农民工子女对自己的定位和看法。其中，白文飞通过对社区居民和学校老师的调查中也从第三者的视角验证了如上结论，他们认为，在城市社区居民和学校老师的眼中农民工子女是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员”。显然，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符合身份传播理论所认可的双向评价原则，即，农民工子女目前的身份认同现状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造成，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整体的环境造成的。这种双向影响必然造成农民工子女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歧视知觉明显，最终使农民工子女形成封闭式的小群体。
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因此其身份认同危机也会延续到班级认同中，并形成群体交往危机。其中农民工子女班级认同危机主要有五个表现：第一，与非农民工子女交往的贫乏；第二，班级活动的参与度不高；第三，班级归属感的缺失及各类心理问题的产生；第四，分割的个人群组出现；第五，班级认同的转移。在以上五个表现中第一点和第四点特别引起注意。目前，大多数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都实行将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安置在一起的混合教学班级模式。这种模式原本的目的在于保证班级中成员结构合理和多元，并促发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的相互了解与交融。但目前已有调查表明，在问及是否主动和城市儿童交流时，有28.9%的农民工子女表示仅“有时”会和城市儿童交流；18.2%的农民工子女表示自己“偶尔”会和城市儿童交流；5.9%的农民工子女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和城市儿童交流过。显然，农民工子女的在班级中的表现有悖于班级划分时教育理念设计的初衷。同时，班级中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欠缺的沟通将必然导致两类群体间的误解和分歧增加，最终也将造成彼此的相互疏远。而第四点则意味着在班级中存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亚群体。农民工子女在班级中无法获得归属感时，他们便会转而相互“抱团”形成可以寄托精神的班级亚群体。已有调查认为，24.9%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儿童表现出了较强的敌意，并发出自强宣言或口号，所以在班级中存在农民工子女的亚群体也是情理之中的。这种亚群体虽然可以使得农民工子女暂时找到依靠，但是从班级整体上来看，它却可能会造成整个班级的分裂。甚至会出现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对抗。
因此，受费斯廷格社会认知协调理论的启发，在处理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危机时候，从农民工子女最重要的生活情景――班级生活出发，设定出具体促进方案来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现象。在如此视角下，班级身份成为一个自然而方便的切入点。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强化农民工子女的班级身份，将能够解决在农民工子女认知结构中原本存在的“城里人”与“老家人”的对立失衡得到矫正。在中观的群体层面上，从班级整体层面出发，进一步地增进班级中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的交流，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并非两类人。可以说，班级成员身份作为一个桥梁，连接了农民工子女在心中原本分离的两块似乎完全不同的疆域，并使其能够从一个更高和更宽广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身份。最终，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都会因为班级身份的强化而意识到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班级中，就是“一家人”，应该和睦相处。
三、展望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所出现的群体身份危机似乎是由其城市生活不适应所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该问题表露了城市建设中对流动人口管理的缺失与忽略。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危机时，应该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多管齐下。第一，在微观层面，应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农民工子女的群体身份认同问卷，科学地对农民工子女可能存在的群体身份认同危机做出定量化的测量和评估，并依据评估得分进一步地对农民工子女可能存在的身份认知失衡进行调整。第二，在中观层面上，应该从班级群体层面出发，制定出保证班级整体和睦相处的活动方案，通过该方案能够确保农民工子女一方面更好地适应城市班级生活，另一方面也为其接受差异文化打下基础。第三，在宏观层面，应该建立起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保证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后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城市并融入其中，进而减少其身份认同危机发生的可能。
（注：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罪错青少年群体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L11DGL013）；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项目“基于传统哲学的社会治理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20151s1jdwt-37）。）
【参考文献】
[1] 陈阳：农民工子女助人行为特点及促进：基于群体身份认同视角[D].辽宁师范大学，2015.
悯农李绅范文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译文：又有谁知道盘中的饭食，每颗每粒都是农民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呢？
2、《朱子家训》清代朱柏庐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
3、《悯农其一》唐代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